《浮躁》发表于1987年，被认为是从整体上对时代情绪、文化心理的准确概括。孤独作为一种心理症候在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得以完美阐释，自出版之日起，就被人冠以“中国人的千年孤独”之称谓。在大数据大经济时代，电子通讯替代了纸媒书写，网络社交拉近了人们的空间距离同时也让心灵距离愈发疏远。现代人享受着生活的便利同时面临着心灵孤独的困境，甚至有一部分人在金钱权利面前游离着浮躁着。两部“预言”式写作既是那时代的情绪书写也是这时代的情绪书写。
一、以《浮躁》看浮躁
《浮躁》是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中的第一部，文中的州河被作者称为“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萧乾曾说：“我刚打开这本书，就先对‘浮躁’这个题目感到蹊跷。然而很快就发现这两个字不是硬安上去的，而代表作者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风貌的概括。”［1］小说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在改革大潮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为背景，通过主人公金狗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描绘了历史转折期中国农村古老心灵所产生的亢奋与躁动。贾平凹在与金平的对话中坦言，“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浮躁着，我们的社会浮躁着，由国家、社会的浮躁引得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医生说了是健康的人）都不安、都浮躁。”［2］金狗的浮躁在于用不正当手段换取功名的机会。金狗为了走出乡下利用英英，靠出卖自己的感情争取到了进州城报社当记者的机会。不少人将他和司汤达塑造的于连形象做对比。二者都是利用女人不断的向上爬，而金狗的功利和于连的功利又是不同的。二者皆出身底层，但金狗功成名就后并不像于连一样杀害了曾深爱过自己的女人，他努力做好记者这一职务应承担的责任，和于连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这一切源于小水的神性拯救，他曾将小水视做神。当他与英英保持着婚姻关系时，小水的形象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在州城和石华也有过一段感情，遭陷害入狱时在石华的帮助下出狱，但心里爱的仍是小水，觉得天下只有小水是干净的神。金狗的浮躁在小水神性形象的感召下最终走向的是正道。
雷大空是被生活穷怕而迎头赶上经济潮流的人。卖老鼠药不成便投机取巧做生意开公司。生意表面风生水起背地里靠的却是空买空卖牟取暴利的行当和贿赂官员的恶劣行径。贾平凹曾经说过:“怎样看待《浮躁》中这些人，比如金狗、雷大空、小水、石华等，要评价这些人物当然只能用现代意识，就是当代意识，当代意识严格讲里面也包括一种历史的眼光，不能就事论事来看这个东西，所以，不能仅仅用道德，尤其是过去的道德标准来评价，如果仅仅用道德来评价，只能导致黄世仁和白毛女的模式。”［3］如果用过去的道德评判标准，那么雷大空做的首先就是损害人民利益的事。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他曾为小水剁下田中正一根脚指头而惨遭入狱，发达后仍尽心尽力帮助小水，死前留下的笔记本也为金狗扳倒官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正如刘震云所说，在创作作品时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台阶上，用同样的心理进行创作。［4］我们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评价人物的功过得失，应当给予历史的眼光，人物形象性格的塑成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作者给雷大空的形象设定是为欲望付出了代价，让他做出最后选择的是人性回归，道德拯救。
反观现代人生存方式，追求功名利禄者比比皆是，利己主义者大行其道。甚至于文艺创作者也不能避免，一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及的“浮躁”问题。如果说浮躁的本质是人的原欲的话，那这样的情绪在千百年来是否都有迹可循，又是否有将其改变或升华的办法呢？浮躁是利益使然，而人性回归，道德拯救是作者给人们提供的一种生存方式。小说以金狗又回到农村当农民，州河的第二次发大水结尾。时代更迭，循环往复，人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究竟是河水浮躁后的平息还是静待时机寻找第二次的暴发？这一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二、无话可说是孤独
刘震云以为，孤独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生存体验，不应以身份地位为限制，在作家而言，感受芸芸众生的迷惘与孤独，是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通道。［5］《一句顶一万句》以“找话”的形式默默诉说着“中国人的千年孤独”，小说分为《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上下两卷，一出一回，延宕百年。吴摩西为了找回丢失的养女巧玲走出延津，直到逝世再没回过延津，而他养女曹青娥（巧玲）的儿子牛爱国也为了寻找“那句话”走向延津。“延津”这一地域场及那句可以顶一万句的“话”构成了这一出一回的桥梁。小说主人公杨百顺改过几次名字，跟了老詹叫杨摩西，“嫁”了吴香香叫吴摩西，而最终因为喜欢爱喊丧的罗长礼在走出延津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罗长礼。杨百顺作为个体的存在是孤独的，从家里逃出来后孤身一人，为了适应社会，保留自身存在连名字都可以“放弃”。尽管和吴香香组成了家庭，但吴摩西精神上仍是孤独的。他和吴香香说不上话，卖馒头时也不愿与人说话，吴香香因为和隔壁老高说得上话，两人跑了。吴摩西和吴香香的女儿说得上话，却在假找中把巧玲弄丢了。下卷中曹青娥的儿子牛爱国和妻子庞丽琴说不上话，庞丽琴和说得上话的老尚跑了。最后牛爱国仍在寻找，一个人孤独的踏上“找话”之旅，寻找和他说得上话的章楚红。一出一回表面上看是在讲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个人的历史，但通读之后细细咀嚼与回味才会明白这是在讲两代人“孤独”的历史。祖孙之间为了“一句话”走上假找之路，独自完成这段孤独之旅。“孤独”不仅是个体存在的孤独，也是精神上的无所归依。从杨百顺到牛爱国，作者只写了一个家族的三代人。不同时代，相同原因，“孤独”世代相传，祖辈的故事在后辈的身上重演，后辈也同样在探寻“孤独”之路。
孤独的不可摆脱和心灵的自救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6］刘震云在答编辑问时说，《一句顶一万句》里有两个杀人犯（这里的杀人是从心理角度来讲的）一个想找到另一个，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说一句知心的话。自己把自己杀死了，把自己与世界隔离了，再去找和自己一类的人。小说情节设置围绕“话”而展开，当今社会亦然。孤独感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生存体验之一，也是自我对外在世界的防御机制。“话”从来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失去它的效用，尽管现代沟通方式更多样化而我们仍处于找“话”中，孤独亦伴随左右。
三、结语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法制不健全，存侥幸心理者则利用法律的空子。社会阴暗处，权力制衡交错，暗流涌动，官商勾结、行贿受贿、仗权欺人等等已不再是稀奇事。［7］几十年后的今天，经济快速腾飞，网络日新月异，给人们带来思想上生活上的双重冲击。伴随着向上的发展，向下的“产业”也应运而生。文学亦无所幸免，快餐娱乐文化以物质优位视角进入现代人的视野，文学艺术日益浮躁，他们被打上商业化、复制生产的烙印，物质优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消费意识形态衡量一切、表达一切的出发点。［8］在浮躁的大熔炉下还潜藏着人们内心的孤独，欲望的不可诉求滋生了孤独感的萌芽。网络便捷虽能实现云沟通，但人们的精神思想并不相通。浮躁的社会情绪下，传统的诚信、淳朴的人性道德和有序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和破坏，如何实现个人和心灵的高度自由仍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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