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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蓓：张劲帆老师，感谢您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接受这次访谈！作为澳洲新移民作家，您丰富的生活经历是一代人和一个时代的经典缩影，你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回城大潮、恢复高考、出国留学，亲身体验了经历过那段特殊年代的青年人的迷茫与挣扎，追寻与奋斗，又汇聚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历经挫折与成长的心灵史，这使得您的创作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真实性和生活性，但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者对于您生平经历的介绍和文学成就的研究所涉不多，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

　　张劲帆：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本是江西省万安县的一个农家子弟。1953年，留学法国学习桥梁工程的父亲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回国支援祖国建设，后被分配到位于武汉的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担任工程师。1955年我出生在武汉市的汉阳区。文革发生时我正在汉阳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读五年级。1971年我刚满16岁就下乡了。我下乡插队的地方是湖北省当阳县，就是张飞喝断当阳桥、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的地方。我基本上什么农活儿都干过，插秧、割谷、犁田、挑担子，农闲时还作为民工出外参加水利、公路建设。农村是人类的生活原点，也是我们家族的生活原点。下乡插队的经历让我见识到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培养了我的平民情怀，我不会像一些城里人那样对农村人怀有偏见和歧视，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情感，既有同情又有共情。那个时候我开始尝试写作，先是写一些现代诗，后来逐渐写散文、小说。1974年，我经推荐回城到武汉市公用局技校学习钳工，算是回城较早的一批知青。1978年我考上了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情报资料室后调至文学研究所，工作之便接触到一些海外的资讯，着实打开了自己的眼界。1990年我来到澳洲，先后就读于国际英语学校、澳大利亚高等戏剧艺术学院和新南威尔士商业学院，直到1995年正式拿到了永居身份，生活和工作才逐渐稳定下来。来澳洲后，我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进行文学创作，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断了的琴弦》。后来1995年澳洲《自立快报》举办首届澳洲中文创作文学奖征文活动，我投稿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散文《狗崽与猫崽》被评了优秀散文奖，短篇《不尽的旅程》和中篇小说《初夜》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写的。

　　裴蓓：您的作品散见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报刊杂志，且体裁多样，包括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剧本、纪实文学和文学评论。您对生活的艺术化和文学式再现具有强烈的“真实”指对性，即对中国和澳洲生活经验的原生态描摹，请您具体谈谈这种写作的深度“真实性”。

　　张劲帆：“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当然这种真实性需要通过艺术化的提炼展现出来，而不是照搬生活，所谓原生态描写，我的理解是细节必须来自于生活中的原生态，情节可以虚构，但是必须符合生活的逻辑，一篇作品必须要有它的精气神，譬如一首诗要有诗眼，一片散文要有能提携全篇零散材料的中心旨意，一篇小说要有独特的视角，仅仅情节引人入胜还不够，还要能发人深思，我写作品一定要找到有些新意的意涵才会动笔写，这种意涵可以是生活的、社会的、政治的、乃至哲学的，即从形象下导致形而上，这样的作品才有回味，当然这绝不是说文学可以忽略形象思维和艺术技巧。譬如我还没写完的“抱抱传奇”系列，粗看有很多插科打诨的东西，你单独看一篇不一定能看出我想表达什么，但是等我把这个系列写完，读者就会看出我想刻画一个人物从非法制社会过渡到法治社会的思想和行为的转变，从开始藐视各种规则到后来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这就是生活的教育，生活终究会教会他一切。

　　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源自生活经验，很多人物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早期《断了的琴弦》就是以邻家大哥为原型，讲述一心想要成为小提琴家的青年被命运掐断了艺术生命之弦的故事。《朝朝暮暮》男主人公的原型是我的室友，刚结婚7天就被迫和妻子分离，孤身来到澳洲，后来终于拿到身份与妻子团聚。而后两人为了实现更长远的幸福，不得不再度分离，丈夫回国做生意，妻子留在澳洲学英语，最终他们的婚姻以破裂收场。人们为了追求所谓“更长远的幸福”而苦苦坚守，对身边唾手可得的幸福生活却视而不见。理想的坚守者最终发现自己滑向了理想的反面，那是一种变质的“幸福生活”和悲剧性的徒劳。《初夜》的创作契机则来自我身边的友人。这位朋友原来是国内电视台的播音员，年轻漂亮还未婚。来澳后她一直想解决身份问题，而且是爱情和身份问题同时解决，后来总是找不到同时满足于这两个条件的适婚对象，最终移民去了加拿大。借由这个原型，我反观中国的传统观念，即对于女性而言，性只能与婚姻一致，思考这种观念是否深刻地制约着中国女性的日常行为规范？即使到了国外，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否还持续发挥着作用？所以《初夜》这个故事我从中国人的贞操观念切入，探讨了身在西方的中国女性的贞操观念是否与西方的社会文化格格不入？中国女性视为异常珍贵的东西在西方是否能得到等价的尊重？这种观念的坚持和坚守是否是徒劳的努力？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把自己下乡插队的生活感受，在国内读大学和出国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串联起来，以母女两代人的情感和生活故事勾连起中国大半个世纪以来重大的政治运动、社会变迁，最后落脚于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形成了《初夜》这部作品。

　　裴蓓：2004年，您的短篇小说集《初夜》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评论您的创作是“澳华文学的经典表述”，请问您如何理解“经典”？

　　张劲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作品足以称为“经典”。郜元宝是我的好友，《初夜》出版前我邀请他代写序言，他的序写得很好。但是序言中的某些观点我并不是完全赞同，《初夜》出版时却保持了序言的原貌，对于郜元宝的点评我心怀尊重和感谢。我认为他所说的“经典”实则是一种较为婉转的批评，可能他的意思是我写的题材大多数人也写过，经典性实为普遍性。我的看法是，文学作品即使涉及同一个社会问题、同一个类似题材，不同作家的理解、诠释和写法是迥然相异的。文学毕竟不是社会学，已被揭示的问题旁人不是不能再提或再揭示，不同作家的切入路径和创作技法各自相异，衍生出的文学产品也是千姿百态的。例如对于所有来澳的新移民和留学生，他们必将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身份问题、与家人配偶的分离问题、打工求学的艰辛等等，这些生活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澳华作家作品中必然或难免会涉及的题材，我不可能避开。

　　裴蓓：流散文学是一种基于地理空间撕裂的情感叙事，早前也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您用“东方/西方”的地理叙事串起回忆与现实，编织成多重声音的复调。您的小说中多次出现悉尼和中国乡村、城市的风景话语，其不仅为情节推进建构地理坐标系，又牵涉出丰富的意义指向。请您能谈一谈这种“对写”是否蓄意为之？

　　张劲帆：是的，有蓄意为之的意思。我在中国生活了半辈子，在澳洲又生活了半辈子，作品中很多人物就像我一样有在中国和澳洲的生活经历，所以我在写他们的故事时必然会涉及到故乡和异土，也会很自然地把两个国家的风景、人文、制度等进行比较，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的创作中，有些故乡与异土的对写是蓄意的，另有一些则是无意识而为之。比如《不尽的旅程》，画家秦越为了采风独自驱车漫游澳洲大陆，在一个叫蔷薇谷的村庄偶遇一对澳洲母女，寄住在她们家，他自然而然地忆起二十多年前自己下乡插队所寄住的人家也只有母女俩，这就是蓄意地将人的两种生存状态进行有意地对置和对比。又像《云与鸟》，就是比较自觉地使用一种错位方式来叙事，一个西方人迷恋中国文化，一个中国人追求西方生活方式，两个错位式的人物又结成夫妻，最终留在了各自的异乡，我想通过这部作品来讨论人的文化观念和移民的情感经历，蓄意地错位和对写则赋予作品的阐释空间更多的张力。

　　而且，我对“故乡”这一概念的设置比较模糊，没有刻意写某个地方，更没有特意写到家乡武汉。这种书写的模糊性在于上世纪80、90年代来澳的留学生和新移民们大都来自中国各地，如果在作品中刻意强调某个地方或武汉的城市记忆和风景，难免视角偏窄且不具有普遍性。所以，我致力于表述一个“大写”的故乡概念。

　　裴蓓：澳华文学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活跃于90年代中期。澳华作家张奥列曾指出，澳洲本土多个作协的成立，使澳华文学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多元的群体力量，而澳洲华文报刊杂志更为华文文学提供了空间和土壤，澳华文坛终于形成了一个有队伍、有园地、有著作、有凝聚力的文学景观。澳华文学这株绿苗终于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视野且正在逐渐改写世界华文文学的版图。您作为现任的新州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可以介绍一下协会的历史沿革、文化传统、作家成员以及日常活动吗？

　　张劲帆：原先我们这批上世纪80、90年代来澳的新移民作家大多加入的是老一辈台湾诗人黄雍廉发起成立的悉尼华文作家协会，后来一些大陆籍作家自觉在创作思想上与协会主流存在着差异，难以合拍，所以这批大陆籍的作家于1995年成立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华文作家协会，简称新州华文作协。

　　新州华文作协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不问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不介入任何帮派体系，不限制年龄和性别的海外民间文学性组织。本协会的宗旨是以文会友，交流写作经验，互通文学信息，提高写作水平，促进澳洲华文文学发展，力争澳洲华文文学得到澳洲主流文学界的了解，促进澳洲多元文化的发展，并使澳洲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本协会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即提倡会员以各种文本，不同题材，多种风格写作。新州华文作协注册过的会员有93名，比较活跃的会员40人左右，虽不乏一些港台和东南亚背景的作家，但主体是大陆籍的新移民作家，他们大多具有高等学历，不少会员在来澳前已是在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他们是澳华文学的中坚力量，几乎可以说是澳洲各作家协会中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

　　本协会会员写出的长篇小说或长篇纪实有陶洛诵《留在世界的尽头》《生之舞》、毕熙燕《绿卡梦》《双色眸》、曾凡《悉尼的四个夏天》《麻将岛》、夏儿《望鹤兰》、抗凝(林达)《金融危机600日》、大陆《悉尼的中国男人》、冰夫《远去的群山》(长篇叙事诗)、凌之《半壁家园》(纪实小说)、瑞门《医道碰王道》、梁军《悉尼追梦录》《移民代理》、何玉琴《人生四百度》、易安《梦激浪》、唯韬《迷洲》。

　　本协会出版了两本会员作品集，收录了众多会员的短篇作品，是会员写作成果的群体展示。有许多会员在居澳期间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专集或合集，如西彤《昨夜风雨》、冰夫《海、阳光与梦》《黄昏絮语》《冰夫文集》《信笔雌黄》、施国英《午后阳光》、千波《旅澳随笔》、张奥列《悉尼写真》《澳洲风流》《飞出悉尼歌剧院》《故乡的云，异域的风》《澳华名士风采》《澳华文人百态》《澳华文学史迹》、袁玮、楚雷、赵川等《悉尼八怪》、雪阳、璇子《观彼世界》、李富祺《玫瑰与人生》《美与爱相约》、萧蔚《澳洲的树熊澳洲的人》《雨中悉尼》(与其父合著)、赵川《海外·人》、张劲帆《初夜——张劲帆小说集》、海曙红《在天堂门外》《水流花落》《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澳洲艺术》、田地《田地短篇小说集》、小雨、凌之、施国英、王世彦、西贝、林达、莫梦《她们没有爱情》、凌之《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第一集》《夕出阳关》、凌之、毕熙燕《桥上的世界》(凌之后来离开了本作协)、刘放《人生话短长》、何玉琴《爱的补丁》、抗凝《女人天空》、胡仄佳《风筝飞过伦敦城》《晕船人的海》《从悉尼到苗黔山》、西贝《静守百年》、禄天峰《静静流淌的心河》、李琳《小花校·竖海》、贾虹《藏在这里只为遇见你》、黄冠英《南溟秋兴》等。

　　协会许多作家经常在大陆和港台地区发表作品。冰夫、西彤、张劲帆、赵川、雪阳、璇子、陈积民、进生、萧蔚、施国英、西贝、陶洛诵、莫梦、田沈生、小雨、李景麟、巴顿、田地等作家曾多次在海外华文文坛发表作品。女作家林达(抗凝)的小说《天黑之前回家》和《最后的天堂》曾分别刊登在大陆具有权威性的大型文学杂志《收获》和《花城》上。

　　协会日常会组织举办一些文学活动，如会员作品讨论会、文学讲座、接待来访的海外作家、学者，郊游活动等，例如“澳洲中文创作文学奖”获奖作品讨论会，田地、黄惟群、张劲帆、凌之、苏玲、梁军等人的作品讨论会，访澳文学评论家张绰教授讲评澳华作家报告会、访澳大陆著名作家刘心武文学交流会、杨显惠访澳恳谈会等。

　　协会和澳洲主流的文学组织和传媒关系密切，冰夫、西彤、雪阳、璇子、陈积民、施国英、赵川、王世彦、莫梦、田沈生等曾应邀出席澳洲英文作家节，在文学晚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同时，协会与世界华文作家交往密切，多次接待来澳访问的华文作家、学者和文化人士，如施叔青、符兆祥、赵丽宏、李辉、应红、焦桐、晏明、刘心武、洪洋、宋雅姿、伊玲、张绰、田新彬等。

　　裴蓓：国内的澳华文学研究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很多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都有赴澳经验，有点类似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澳华文学传播的局限性和国内澳华文学文本的资源匮乏，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张劲帆：交流不畅和文本资源匮乏和滞后是澳华文学研究中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研究任何一种学问，首要条件是充分地占有资料。早前我写过一篇名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文章，提到了怎么搜集文本资料、有哪些搜集资料的途径以及从哪些角度去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我感觉中国学术界对澳华文学比较陌生，有些研究文章列举的有些澳华作家在澳洲文坛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只是他们比较懂得向中国宣传自己而已，而真正在澳华文坛有影响的作家没有被中国学术界注意到，这当然不怪中国的学术界，还是因为占有资料的匮乏。

　　我的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主动与澳洲华文作协联系。我这里指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作协，而是尽可能多地与当地的每一个作协建立联系，请作协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提供作家的基本信息，如有需要可以通过电子邮箱直接与作家取得联系；二是与澳洲华人报刊杂志联系，询问一些他们较为熟悉却没有加入任何作协的独立作家的情况。但现实中当地的华人报刊杂志人力资源有限，很可能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去应对这类咨询，所以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三是关注澳洲相关的华文文学网站，如“澳华文学网”(www.aucnln.com)，对澳华文学感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可以直接在网上浏览作品和评论文章。如果做到以上三点，对于文本资料的占就比较全面了，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澳华文学文本在国内的传播和资源共享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联合国内高校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共同开发并建设“澳华文学数据库”。既然国内学者提出了如上问题，作为澳洲的作家协会我们乐意为国内学者提供一些研究上的便利条件。上月我与武汉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黄忠教授就共建“澳华文学数据库”的问题展开讨论交流并达成了初步意向，拟将于今年开展数据库的共建工作。

　　另一方面，我也鼓励我们的作家把作品发到国内的期刊杂志上。澳华文学要提高影响力，澳洲的华人作家和作协一定要发挥主动性。华文文学的主要传播和研究阵地在国内，要想引起国内文坛对于澳华文学的关注和重视必须要积极主动地与国内学界建立联系，自我宣传是必不可少的。前段时间我一直忙于整理国内期刊的联系方式和投稿方式，同时又把国内一些澳华文学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积极地与作协成员共享。我想让那些在澳洲的华人作家了解国内学界对我们的评价和建议，完善创作上的不足之处，继续努力和提高，因为不仅是澳华作家，整个海外华人作家群体中普遍存在作家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

　　这里我还有一个建议，主要是给澳华文学研究者们，那就是一定要读原作。严肃的学者一定要掌握第一手的原始资料，通过亲身阅读感受得出自己的结论，当然可以参考海外评论文章中的观点和资料，但又不能局限于别人的点评文章和观点。海外华人文坛的圈子很小，免不了人情面子和亲疏差别。亲者宽，大多重点介绍且必多溢美之词；疏者严，哪怕作品再好也一概不提或者极力贬低。这都需要国内学者仔细鉴别，而除了读原作外，别无捷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要充分认识到海外作家与中国作家存在着许多观念上的差别，不要用中国尺度衡量一切。做海外华文文学评论，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还要尽量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更多的了解。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对于国内学者而言，某种程度上不是愿不愿意研究、想不想研究的问题，而是极度匮乏的资料扼杀了研究者的热情，杜绝了研究的可能。我对别的国家不怎么了解，但是对于澳华文学还是比较了解的。在澳洲，很多华人作家的创作是非功利性的，他们的作品一般发表在本地的报刊杂志上，仅此而已，并没有刻意地去打入中国文坛，或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或出版成册，毕竟文学创作对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兴趣爱好，而非谋生工具，所以导致了两国之间文学文本的传播渠道不甚畅通。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是在中国大陆却鲜为人知，例如林达(抗凝)的小说就具有很强的现代感，像《天黑之前回家》《最后的天堂》还有《金融危机600日》；刘海鸥(凌之)的作品非常厚重，这种厚重的历史感在她花费几十年时间写就的长篇百年家族史《半壁家园》中可见一斑，但是她的作品只有部分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另外一些在海外出版，甚至有些作品或书都算不上正式出版；还有黄惟群，他写散文还有小说，主要发表在本地和香港的一些报刊杂志上。他的作品很少谈论社会和政治，但却极其讲究文学技巧。他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文学评论家，由于本人是作家的缘故，他的评论总有些不同之处，他强调作者对作品的控制，讲究每一个细节和每一句话的用心，强调故事背后的逻辑性和文字使用的精炼性。

　　裴蓓：国内有很多青年学者对澳华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仅凭图书馆资源和网络检索找到的文本和资料却非常有限。非常高兴获悉新州华文作协将与国内相关机构共建“澳华文学数据库”，也感谢您为切实推进澳华文学的传播与交流做出的积极努力。

　　裴蓓，武汉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7级博士、武汉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体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