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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婚姻辛苦”说

辛苦是爱情婚姻的宿命。经营爱情婚姻好辛苦！年轻时是疯颠的爱情婚姻——辛苦，中年时是吵吵闹闹的婚姻，谈不上爱情——也辛苦，年老时唠唠叨叨的婚姻，没有爱情——还是辛苦。长篇小说《大树小虫》中的男男女女，无论是愈思语与钟鑫涛，钟永胜与高红，愈亚洲与任菲菲或者是愈爷爷与愈奶奶，因为强烈的直觉，彼此相见的那一刻，在爱情多元化伴侣的选择中，他们并没有因为美丽的邂逅而迷失自己，同样将各自放在掌心中紧紧相握，传递着彼此的温暖，那时，他们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情。

　　爱情是个新鲜、刺激的把戏，既能稍稍洗涤风尘，净化心中的俗气，使整个人轻松起来，也能从添加的生活情趣中，看到自己备受重视，让自己的灵魂飘飘然飞上青天。两厢无扰的对视，冥冥中，心底从不曾说出口的无言的信息，穿越时光的隧道，摄人心魄的奔向彼此。在那一刻，当浓浓的芳香扑鼻而来，当深沉的爱意抵达心间，他(她)们用尽了全身的勇气，固定着生命的感动，流着泪张开双臂奔向彼此！然而，爱情终究经不住时光的磨洗，时过事迁，他(她)们并没有演出一幕超乎世俗的精彩人生。时光让他(她)们的爱情一天天地消耗殆尽，两个曾经相爱的人，最终只能隐忍时刻相守的噩梦。故事中的男女，几多龃龉、几多惆怅，几多疼痛；给人震撼、促人深思——相爱难，相守更难！弯弯曲曲的爱情之旅，弯弯曲曲的人生之路，岁月怆惶，挣不过命运缠绕。

　　池莉是相信命运的。她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隐秘的力量，一种当下被科学家称之为量子纠缠的力量可以左右人的命运。爱情婚姻的命运，人生的沉浮，往往由不得自己，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被历史拖拽，被时代裹挟，懵懵懂懂地跨过爱情，走到婚姻的终点，走完人生的旅程。也许，婚姻的真相可能就是像陈文茜说的那样，是为60岁以后相伴而准备的，而在这个年龄之前，两个人必定要耗尽全部激情。

　　米兰·昆德拉感叹道：“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是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男人可以将性、爱、婚分得清清楚楚，可女人正如西蒙·波夫娃所言：当女人倒下来的时候，注定是要受奴役的。这句话仿佛印证了《大树小虫》中大部分女人曾体验过的感觉，女人的天地只不过是一张床那么小，谁让女人天生就没有尾巴，再怎么地还是只能隐忍做人。

　　西蒙·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坦言女性意识在豪情四溢的男性话语霸权面前被完全地忽略、遮蔽、藐杀。即女性形象的自主意识业已被压抑、转换、重组且致使女性的基本生存权利、愿望、期盼被男权主义所抹煞、剥夺、置换和淹没并继而导致了女性形象“自我”的空洞化体征。为此，女性的性别角色内容渐趋被功利化、规范化、合理化、模式化、程式化而普遍匮乏人文情趣。《大树小虫》中的女性虽然踏上中产阶级的台阶，同样也逃不脱世间女性的共同宿命。

　　乔治·艾略特说：“我们做的事是我们给自己铸造的镣铐，虽然那铁是社会给我们的！”女性看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以及她们对性与生育功能的看法，都与她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钟氏家族的“造人计划”“造人工程”是这个家族几代人的共同事业，他们历尽艰辛把“造人计划”“造人工程”做到了极致，其精密度堪比“人类奔月工程”；其内容最大限度的涵盖了传统+现代、秘笈+科学。它是古老“造人计划”的4.0版。毫无疑问，钟氏家族神秘的“造人工程”，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中国文化是一种没有超越，没有拯救的文化。一般的老百姓只关心世俗中的烟火相续、儿孙满堂、多子多福，即使是中产阶级钟氏家族，大多都还是知识人，他们的生活理想也是一种“身体化”的理想：享受天伦之乐、让富贵荣华代代相传。正是这种世俗理想，使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

　　婚姻的诗意从来都是人们为了让自己认为活得还像一回事，主观臆造出来的，婚姻本来就没有诗意。当代青年人把婚姻只是看作一个旅馆，能住就住，不能住就出走。而受传统意识束缚的人却把婚姻看作是一间铁屋子，哪怕感觉沉闷、无聊，也要强迫自己住下，并且希望永久。纯粹的爱，似乎从来不是她们生活的主角。而钟氏家族的女人，无论是愈思语、高红、任菲菲还是愈奶奶，都是要把一个强有力的男人，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或者把婚姻作为她们爱情的唯一的归宿，这条捆绑她们的绳索，最后的一个“结”，始终没有解开。

　　长篇小说《大树小虫》中的女性,是当下的富裕阶层中的知识女性,她们的生活精致、唯美、优雅、浪漫，看上去很诗性，而实际上却徒有诗的形式而缺乏诗性内涵。她们像精心修饰自己的身体一样修饰生活，但无论是修饰自己还是修饰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日益物质化、空洞化、格式化的生命，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贷偿。她们压根儿没有那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更没有想到要走出男权阴暗笼罩的世界。她们不是那种紧紧追随启蒙思潮而“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她们不可能如钟欣婷那样，正视女性所处的外部社会关系，勇敢地向女性的内心世界深入。而是以极其现实的姿态，也是生活本身为女性准备的理性姿态生活着，十分明智地消费着、时尚地爱着。因此，钟氏家族中唯一一个有着清醒女性意识的女孩——钟欣婷在这个家族中显得特别光彩夺目。这是池莉在自己的女性文本中，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书写的不同女性的命运和真相。在爱情、婚姻、事业、教育、人格，以至生活形态上，我们都能在池莉的叙事文本中挖掘到深刻批判的意义。

　　法国作家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人之所以经常产生荒诞感，是因为这个世界无法满足我们对意义的寻求。”爱情的意义肯定存在，然而它只能出现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既听不到它的声音，亦看不到它的容颜，在世俗、平庸的世相中，人们无法与爱情相伴，只能像走失的孩子一样踽踽独行。可是话说回来，爱情真的出现在她们面前又如何呢？她们会发现，身后仍然存在着无限深邃的未知，那里仍旧是一片混沌与迷蒙。我想，这既是西西弗命运的意义，也是人类自身命运的意义吧？令人悲哀的是，加缪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洞察了人类的荒诞和虚无，而这种洞察依然让今天的读者，一次次张大嘴巴，恍然大悟。

女性身体政治学

在有关人类堕落的神话里,夏娃不仅由于她的过失导致了人类祖先被逐出伊甸园而备受谴责,而且被认为她生性就低劣于亚当。这个隐寓女性生来就低劣的故事，不只反映了那个时代男性对女性的看法,也反映了女性对自身的认识。经过千年时光的淘洗，经过无数智者的清污，遥远古老的故事，渐渐被漫长岁月所淹埋。但是，关于女性的社会位置、社会属性和社会权力版图与边界的讼争，至今依然困扰着现实中的男人和女人。在实际生活中，女性主体性探寻和建构的全部困难、全部复杂性和难以言说性，都凝聚在“女人是什么”这个类似同义反复的判断句里面。没有谁能说清楚作为人的女人究竟是什么？即使是意识到了人之为人的女性，也不一定能够说清楚“我是什么”和“我不是什么”。女人是什么？这不仅仅是愈思语和她婆婆、奶奶的困惑,也是人类社会的困惑。

　　近百年来，中国女性的解放，也仅具备主体的表演性而没有真正的主体实质性，所谓男女平等喧嚣的后面，骨子里仍是传统女性观念的混浊泛滥，当代女性至今仍然缺乏走出灰暗生存地带，建立一种新的生存界域的启义、目的和能力。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同样不能将千年重障下的女同胞，拯救上真正属于女性的新大陆。在长篇小说《大树小虫》中，池莉对女性身体的认同对象，是她模拟和凝视女性自我所需要的原型。在相当程度上，池莉的书写是把女性身体当做集体想像来处理的：女性身体在总体压抑中所汇聚到的迷茫，被阐述为焦虑、歇斯底里甚至疯狂的状态。小说现场的各种女性形态，事实上都可以在这一视角中获得更进一步的解读。

　　钟氏家族的“女性身体政治学”版本，是中国古老农耕社会“女性生育工具论”的现代版。传宗接代、延续家业和财富，是钟氏家族唯一的政治正确。在钟氏家族，传宗接代是统领一切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强制性、辗轧性的软暴力。爱情婚姻链接着顶层国家的安危、民族的祸福，底层家族的兴衰、财富的延续。生或者不生，生少或者生多，从来不是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彼一时的“独生爱国论”，此一时的“二胎爱国说”以及传承千年的“多子多福论”，都是国家利益的宏大策略。因此，在他们眼里，“女性身体政治学”是国家利益与家族利益相结合的唯一的政治正确。

　　尼采说:“妇人的一切是迷，同时妇人的一切只有一个答语，这答语便是生育。”叔本华也认为，女人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人类的繁殖的需要。传统伦理秩序下的“母爱神话”在部分程度上是父权制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生育功能的道德包装，女性的生存意义被“母爱神圣”轻易地覆盖了，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的，母性是使妇女成为奴隶的最有技巧的方法。虽然在百年以来的女性写作中，女作家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对父权文化所设置的“母亲神话”进行了拆解，对女性生育和母亲生命角色进行过本能的拒绝，还原了生育不再是女人存在的唯一使命的社会位置。但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传统生育秩序的崇拜，仍然还难以挣脱自己亲手打造的锁链。庆幸的是，钟欣婷们的爱情婚姻价值观已经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侵略性，正在猛烈冲击女性身体政治学的堤坝，而长篇小说《大树小虫》，也许就是中国古典女性身体政治的一曲挽歌。

　　中国文化的现世取向，使钟氏家族把生存的意向集中在世俗的得失中，摈弃了所有“超越”“拯救”与“忏悔”的因素，他们不惜一切所追逐的，是如何在这个世俗的社会，打造一条永葆家族财富代代相传的铁链。钟氏家族的现实感，使他们只着眼于实现实际利益的最大化，着眼于在世俗中获得财富延续这个最现实的考虑。体现于他们的生活意向中，就是倾向于排除一切影响实现世俗理想的障碍，这就使他们在自己所有行为的背后，都有一种来自内心的神圣性——“造人工程”福系千秋，作为强大的驱动力。当然，在他们的身上，也不是完全没有灵与肉的冲突，但她绝然没有原罪意识，甚至连道德罪感也是苍白的。他们总是在不断地肯定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正义性。

　　长篇小说《大树小虫》在对女性命运充满深情关注和深刻理解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难以释怀的无奈。愈思语找不到自己的适当位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改变这一切。在内心深处有着难以排遣的茫然和无奈,甚至是情与理、爱与欲的分裂,却又无力摆脱自己的命运。作为“造人工程”的直接执行人，愈思语是孤独的,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往往体现为一个冥想的片刻,有时也不经意的泄露在故事的背景中。萨特认为,“逃避存在,依然是存在。存在是一个无法脱离的充实体。”克尔凯郭尔同样认为真正的存在是“孤独的个体”,长篇小说《大树小虫》充分展示了女性个体存在的绝望、恐惧和孤独,以及努力摆脱和实现精神超越的可能性。

　　池莉以“生活实录”投身于文学创作，悟化了人与世界真实、厚重、契合的生命关联。多年以来一直关注底层女性命运的池莉，现在又将注意力投向中产阶级女性的日常生活。长篇小说《大树小虫》剥开了人性的一道道残缺来呼唤人性的真善美，从人性的深处审视灵魂，审视人性中不可克服的缺陷和有限。在拷问“他者”的同时拷问女性的灵魂，写出了中产阶级女性艰难行进的精神步履，因此便具有了更加开阔的知识分子视野和更加丰盈的人文情怀。

　　长篇小说《大树小虫》，是池莉女性写作臻于成熟老道的重要标志。小说不仅仅是爱情婚姻的叙事和呢喃，更有品味人生百味的悲悯情怀和大爱。池莉站在坚实的大地上，站在芸芸众生里，触摸着时空变幻后漂移的爱情和婚姻，那往往是最容易破碎的爱情和婚姻。《大树小虫》让我们看到了沉淀在生活深处的爱情婚姻现场。看到了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的真实、身心的煎熬和精神的困境。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作家关于女性命运和时代生活最沉重而清醒本质的反省。

“生存世相真实”论

“生存世相真实”是池莉小说写作不可动摇的核心理念。从成名小说《烦脑人生》开始，之后所有小说写作，她都是在为实现自己记录“真实世相”的理念而努力。在长篇小说《大树小虫》中，池莉所做的事情，就是记录当代女性哪怕是中产阶级知识女性，仍然被置于男性话语权力之下，生育权力被家族利益专横褫夺的生育现实。池莉赋予其笔下女性以鲜活的生命，揭示了她们被传统婚姻价值观霸凌遮蔽的内心世界。

　　《大树小虫》不是真实世相的简单呈现，它的成功奠基于对真实世相的美学透视和哲理探索，小说深入到生活的“肌理”，使写作成为洞幽烛微的真实世相中独特镜象的发现者。池莉力图在真实世相的审美呈现中，去发现人与生惧来的必然和偶然、主观意志与人生宿命的悲剧性，并展现了中产阶级女性在悲剧命运中的抗挣与无奈。文学是生活的渐近线，但它永远不可能是现实生活本身。它不可能像戏剧美学那样去完全设计生活、组装生活，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对生活袖手旁观。文学是人类用形式的永恒去克服岁月流逝的原始的需要。池莉反感以“戏剧性”支配小说写作，厌恶虚假的悬念设置、情节巧合，她义无反顾地坚守着文学记录现实本质，还原生活真实的写作路径。

　　在池莉以少有的清醒和理性编织的钟氏家族故事中，作者以优雅的叙述格调、温婉的女性话语，准确表述了作品中的女性对于传统父权机制的边缘感受。池莉不是仅仅站在狭隘的女性立场，而是立在人性的制高点上，俯视两性关系中东方文化氛围的种种尴尬，凸显了女性文本中所隐含的现实女性，以及隐含在现实女性心灵深处的阴性荒凉内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相信池莉的女性文本，亦含载着各种叙述复本，以及叙述复本的模拟面貌。在心理层次上，池莉的书写深入女性的潜意识层面，将其力比多转移到文本之中，把女性压抑指向集体潜意识，因而勾勒出当代中产阶级女性的尴尬处境，让我们认识到写作本身并非是可以随意控制的意识活动，而是潜意识的，连作者本身亦无法预料自己的写作会把她引向何方。

　　在池莉的小说写作中，她特别重视从人物真实世相的言行中去复现生活的哲理，重视真实世相的细节。长篇小说《大树小虫》就是通过真实世相细节的再现，来揭示生命固有的悲剧性，从而显示出真实世相对于敞亮艺术和人生本真的重要价值。在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的艺术观念里，真实世相就是“每个人每天的平凡的世俗生活”，它原本应该是哲学和艺术从中发现价和值意义的场所，由于形而上学的等级的制造，哲学和艺术都不再关注真实世相，也不再关心普通的生活着的人。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艺术与生活脱离的危机，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家杜威也极力呼吁，真正的艺术应该“回到普通和平凡事物的经验中去寻找富于这种经验之中的美学价值。”

　　长篇小说《大树小虫》在艺术上是“记录生存真实世相”的上乘之作，它摈弃了现代主义那种对真实生存世相的粗暴侵扰的惯常行为，从真实世相的经验中去发现“活动的真理”，而不是抽象的真理。海德格尔强调：“正是在这种最无足轻重、最无关宏旨的日常状态下，‘此在’的存在才能够作为赤裸裸的‘它存在着，且不得不存在’绽露出来。”海德格尔要强调的是，哲学和艺术中的真实世相呈现即人生真理的敞亮。池莉“记录生存真实世相”的文学写作，正是海德格尔艺术理论最忠实的实践文本。

　　长篇小说《大树小虫》没有气势如虹的宏大叙事，没有高大丰满的主题雕塑，没有无懈可击的情节设计。但是它有追问、透视灵魂的自觉和力度，有对个体灵魂细致入微的关怀。池莉还通过“造人工程”不断实施、不断失败的过程描写，辛辣地黑色幽默了一次钟氏家族的“顶层设计”，揭示了高度物质化、信息化和程序化的现代社会都市人的虚无性、疏离性以及命运的荒诞性和不确定性；传达了都市人心底的孤独、寂寞、无奈和感伤，同时不动声色地提醒：你有没有为了某种功利性目的或主动或被动地抵押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你的灵魂是自由的吗？

　　池莉以女性的视角观察女性、理解女性，讲述女性的故事、解读女性的命运、阐释女性的人生，并对她小说中的女性，充满了怜爱和同情。长篇小说《大树小虫》讲述的是个温柔的故事，也是个疼痛的故事，甚至还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故事。池莉虽然写的只是生活中的爱情婚姻，爱情婚姻中的生活，这里面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穿越时间的深刻。小说写得大含细入，如锥画沙；议论不温不火，谈言微中，间或还流露出佛禅意趣的哲理韵味，特别耐人咀嚼，引人回味。

　　长篇小说《大树小虫》打开的是个体生命史，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大时代”，更是浮沉于“大时代”沟壑中的人的境遇与选择。池莉关注的是历史背后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由具体的个体命运所反映出来的不可摆脱的矛盾冲突，以及生命美丽而忧伤的终结、“造人工程”彻底失败的无奈，是人生具体的悲剧境遇与悲剧情愫，这其中也深深渗透着叙述者升华悲剧的努力。池莉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人性的丑恶纠缠和贬损。

　　长篇小说《大树小虫》不仅蕴含着鲜活的都市气息、真挚的生活体验、细腻的情感倾诉。而且语言清新流畅，自然率真，妙语联珠，洋溢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叙事个性。池莉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睿智、鬼魅和残酷穿越两性历程，用诗与思的精神观照生命，勘探存在，将一个个鲜活女性的灵魂裸露在我们面前。我不相信哪一个男作家能有这样的观察视角、有这样的艺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