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尧

　　这些年似乎有个变化，大学老师和研究生的关系亲近，与本科生的关系疏远。八十年代不必说博士生，即便硕士生也很少，老师和本科生构成了基本的师生关系。现在我一直不习惯、也制止研究生称自己是什么“老板”。“老板”这个词在今日大学的流行，正是大学世俗化的表现之一。那时，我以“辅导员”的身份带本科生，这一经历成为我深刻的青春记忆。

　　送走1982级学生，系里给我重新安排工作。“你把这一届学生带好，我给你磕头。”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时如是说。我新带的这个年级，据说是“文革”恢复招生后最难管理的两个年级之一。我在带82级时，和这个班级的一些同学有所接触，已经感受到这一届同学和我这一代大学生的差别，用传统的说法，调皮捣蛋的学生特别多。偶尔和学生会干部去宿舍楼查卫生状况，这个年级的男生宿舍总是最脏的，很多学生喜欢踢足球，床上、脸盆里散乱着臭袜子和衣服，而不少女生宿舍的桌子上也从来不缺瓜子壳。别的年级男生宿舍很少有女生，而这个年级的男生宿舍常有做客的女生。系科不赞成男生到女生宿舍，但没有明确不赞成女生到男生宿舍，所以班主任很难管理。当时，我还年轻，一副学生模样，如果去女生宿舍看学生，也会被管理宿舍的人拦在门外盘问，后来我只好带上工作证，这样可以自由通行。传闻中，这个年级的一个女生，一次在操场从口袋里掏香烟时，竟然掉下一只避孕套！这一传闻传了许多年，有一天当传闻中的这个女生站在我面前时，我的感觉特别复杂。

　　领导说，把这样的差班交给我，是考虑我思想比较解放，可能与他们容易磨合。此时的我，思想观点也确实处于转型之中。当时我们还不习惯区别个别行为和思想品德的差异。而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成长背景中，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思想方法的转型，我更多的是以宽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由这些学生的表现，看到了自己过去分裂的自我。我们是在传统的尺度规范下成长的，先有这个前提，才有后来遭遇到的变革，在变革之中，我们逐渐打破了一些陈规，因此和变动中的秩序没有尖锐的冲突和对立。而我此时面对的学生不同，那把传统的尺度在他们身后，不在他们身上，他们首先习惯的是变革，不是既有的秩序，于是我们看他们，总以为他们脱序。我的这些想法被视为“异端”。在学校关于学生思想工作的研讨会上，我常常毫不掩饰地发表自己的这些想法。后来有人提醒我，你的这些想法并无不妥，但不适宜在会上说，这样让领导很为难。这个提醒尽管善意，但反而让我和我的学生一样“逆反”。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几个部门都集中在东吴大学时期的一幢红色小楼，我很少踏进那幢楼。暑期学校通常组织政治辅导员去外地考察，我也从来不报名参加，因为我听到了太多在窑洞或者什么地方通宵打牌的故事。而我则选择去北京、上海、南京的图书馆查资料，当时，我的兴趣集中在写一本《中国当代散文史》的书。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当时的政工系统中是非常不合群的。将近二十年后，我意识到，我当时的不妥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

　　现在看来，我的那些想法并无高明之处。这可能与自己的阅读有关，而自己的专业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承担了众多“先锋”思想的文学影响了我自己做学生思想工作时的思路与方式。八十年代文学中的话语资源，和我承担的工作其实存在话语冲突。在学生个性觉醒，文化的选择已有多样化端倪时，我们只强调主体价值的一面，忽略了选择的多样性，而主体价值又在整合之中。即便现在，我们在面对学生时仍然存有我在八十年代的困惑，尽管有些规定和制度已经发生变化，调整也多。我在的这所学校，从禁止恋爱到不提倡恋爱再到前两年不仅允许结婚而且同意学生请产假，这是一个怎样的跨度。但是，在深层次上应对学生思想问题的方法还承袭了八十年代变革、争议中妥协的那一套方案。我们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但我们又同时背负“革命传统”，而现代化史和革命史之间，价值系统是有差异的。我的想法在文学研究中是正常的，而在思想工作中则被视为非正常。这样的落差因为学校的格局显得突出，如果是在别的大学，也许不会视为问题。1988年3、4月的“蛇口风波”也波及到我们学校。学校有关方面为了统一思想，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座谈会，辅导员、“两课”教师都参加。这类会议通常是资深的老师发言，根本不需要我这样的青年教师说什么。但在听了三位老师发言后，我有些憋不住了，特别是有位老师说“蛇口哪里像社会主义”这样的话。第四位老师要发言，我说你等一等，我先讲。我说：我非常奇怪，如果离开改革开放的环境，离开学生的思想实际，我们能讨论什么？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用一个人塑造一代人的做法已经不可能。这样的时代过去了。我只说了这样两句话，会场突然死寂。随后，会议的发言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主持人总结时说，有些辅导员的想法是很危险的，要端正思想。

　　虽然我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主持人的话还是让我难堪。那时，我已去过多次寒山寺，可从未注意过禅宗公案里寒山与拾得的一则对话录。许多年以后，在“三讲”活动之余，我陪教育厅和学校领导去郊外一处寺庙参观，无意中发现一面墙上书写了这段对话：“拾得曰：世间有人，笑我骂我，诽我谤我，辱我打我，嫉妒我，中伤我，非礼我，以及种种不堪我，当如何？寒山对曰：只是听他任他，忍他让他，躲他避他，漠然他，不理他，一味由他。再待几年，汝且看他。”我们一行人都面壁良久不语。

　　“疏导”这个词，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学是使用得比较多的，“对话”是后来才出现的。我记不清楚这个年级是怎样稳定下来的，我又是如何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在价值观上，我始终不会放弃自己的坚持，但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对待生活琐事上，我一向宽容。

　　逃课，在大学里是常有的事情，因为没有实行完全学分制，逃课便是违纪行为，累计课时达到一定数量就是旷课，轻则给予警告，重则留校察看甚至开除。这个年级让老师和系领导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逃课学生多。课代表点名无效，班长点名无效，任课老师点名也无效，系领导说你去点名吧。我去了，有些效果，逃课的同学赶紧找我检讨。但我不可能经常去点名，这也不是办法。我开始听课，查点名簿，发现只有少数几门课常有逃课的学生。有一门选修课，任课老师几乎每周都来找我反映缺勤情况，希望我整顿。我去听了一节课，我对系领导说，如果我是学生，我也想逃课，但我是听话的学生，我会约束自己不逃课。可是，不是所有学生都听话，怎么办？可见，学生缺勤的原因，与老师的上课有关，而不只是学生的问题。我建议领导也要找任课老师谈话，检查老师上课的准备情况和教学质量。这位老师非常敬业，在我教学科研之初，也曾给我关心，但我不得不说他的知识结构陈旧了。这样的情况在现在的大学也不是个别的，学生能够选择的课程太少。我虽然这样对领导说了，但在教室面对学生时，我还是强调纪律，强调学生对老师劳动成果的尊重。我同时也婉转地说了，我们老师也要提高教学质量。我问同学，难道你们每次都要让我来点名吗？有几位同学事后找我说，既然你认为老师的教学质量也要提高，我们就不逃课了。想必是领导也找任课老师谈了，他再也没有向我反映学生的缺勤问题。多年以后，这位老师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在他的灵前鞠躬时，想起二十年前这件小事，我有些责备自己当年对学生管教不严。

　　谈恋爱的同学，在当时被戏称为“地下党”，因为学校不允许，谈恋爱的学生往往是“偷偷摸摸”。我在带毕业了的那届学生时，就已经碰到因谈恋爱而产生的棘手问题。某天有位女生班干匆忙找我，要我跟她一起到医院去，说某女生肚子痛住院了，医生让我去。班干领我到了妇产科，一个中年女医生严肃地对我说：你是她的班主任吗？我说是。你知道她出问题了吗？我说不知道。你的学生怀孕了。你要好好教育。这样的事情在1986年的大学，当是严重的问题。医生的一番话几乎让我觉得自己都有些问题。这位女生平时性格温和，成绩优秀，无论如何让我想象不出她会犯规到这个程度。我搜索自己的记忆，突然想起，有几次晚上我从办公室出来，在同一层楼面的大教室，遇见她和一个男生并肩出来下楼梯，由服装便知这个男生是体育系的。女生班干告诉我，这个女生的男朋友是体育系的学生，我想，就是我遇见几次的那个男生了。这事让我十分棘手：按照学校的规定，如公开，处理会非常严重，而这个女生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处理的结果不仅影响到她的分配，而且因为有处分的材料在档案中会影响到她的未来，那时我们在观念上还不习惯未婚先孕，更不必说宽容学生恋爱期间就怀孕了；但如果不作处理，难以教育别的学生，万一校方知道了，处理的问题还是不能回避。我思考再三，第二天找到系里分管学生的领导，汇报了这个学生的问题和平时表现。我的想法是：如果不处理，对各方面不好交代，但处理重了，又会影响她的分配。因此建议，取消这个女生优秀毕业生的资格，这样既可以教育这个女生，以后如果学校知道了也好交代。领导是个长者，同意了我的建议，并商量由她和女生谈，我和体育系的男生谈。男生到我办公室时，紧张得手发抖。我说，你知道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吗？他说，知道，我不对。我说，我今天是想问你的态度，你能不能对我们这个女生负责，对你们的未来负责？他说，我能负责，老师放心。我说，既然你能负责，这次就放过去。他鞠躬后慌张地走了。他走后，我有点释然，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不能负责就是品德问题了。稍后我自己也清醒过来，我这样的问题必定有这样的答案，关键就看这个男生是否诚心了，出了学校门，他能否负责，我已经无法约束了。几年以后，我到这个女生工作的县城看实习学生，她知道了一家三口来看我，丈夫就是那个体育系的男生。孩子已经会说话，男生也像父亲的样子。她让孩子叫我“爷爷”。

　　可现在这个班级的同学谈恋爱几乎是公开的，常常成双结对在校园内外出没。有时在街上走路，也会看到同学手挽手散步，突然和我相遇时，会羞涩地松开。我后来常常说到这个细节。我知道，唯一管不住学生的事情就是谈恋爱，但他们晓得羞涩，又让我释然，知道羞涩，表明他们还是纯洁的。

　　有个同学逃课很多，但酷爱写作，大一时就发表小说。我找来看了，觉得有些才华。领导对我讲，对这样的同学训话太多了，以后会在小说里把我们当原型写成坏人。因为这句话，我一直没有追究过他缺课的事情。他和同年级的女生谈恋爱也是公开的，两人还会一起在男生宿舍抽烟。有次被我撞见了，非常狼狈。他以为我会发火，可我什么也没说。从宿舍出来时，他跟在我后面，我站在楼道口对他说：如果两人真的熬不住了要抽烟，请到我的宿舍来。在我做这一届的辅导员后，我再也没看到他发表过什么作品。一次，我问他，你以前不上课，说是在写小说，你现在干吗呢？他说我和女朋友分手了。我当然鼓励他写小说，但我不会为了他写小说鼓励他再在学校谈恋爱。大学毕业后，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有次他突然跑到学校来找我，说想考研究生，但上大学时没有好好读书，需要准备一段时间。我问他还写作吗？他说现在只想做个好老师。后来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碰到他的同事，说他的语文课上得很好。他工作的学校离我不是很远，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前年，我突然听到他工作的那所学校学生春游时出了严重的车祸，师生都有伤亡。最终的消息说，他坐在那辆车上，在一刹那，他出事了。我落泪了，想起他黑黝黝的面庞，但我没有去送他。去送别的同学告诉我，和他谈恋爱的那个女生也去了，哭得很厉害。

　　我住的宿舍楼，是以前的学生宿舍，我带的学生就住在我后面的一栋。我去食堂打饭时，也有学生端着饭盒到我宿舍一起吃饭。一次，一个男生说：老师，我们吃过你们这栋楼老师的咸肉、咸鱼、香肠。我很惊讶。他说，你们老师春节后从老家带回来的这些东西都挂在窗户外面，夜里我们用竹竿子挑下来，到外面找地方煮了。另外一个坐着的男生说，我没有吃。吃了和没有吃的男生给我印象很深，吃的同学高个子、头发蓬松；没吃的同学从来衣冠整齐，而且戴着戒指，这在当时很少见。戴戒指的同学钢笔字特别漂亮，我常常让他帮我誊写稿子，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印的东西也很少。他有时会到我的宿舍帮我誊写，如在晚上，我会去买几个茶叶蛋。一个冬天的晚上，他跑到我的宿舍，带给我一个茶叶蛋，说是从北校门买的，不能总是吃老师的。我读大学时，就有个中年妇女在北校门搁了个煤球炉卖茶叶蛋，已经多少年下来。他说，我看那个妇女在风中哆嗦的样子，真想把那一锅子茶叶蛋都买下来，可我没有那么多钱。这个学生心中的暖意让我在那个寒冷的晚上温暖。后来，他许久不到我宿舍，问他，他说最近功课很紧。有天，他突然和班上的一个女生一起到我宿舍，坐了很久，说天南地北，兴奋不已。这位女生品学兼优，而且心性很高，不合群。又过了几天，女生来找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谈恋爱了，你反对吗？我说你要告诉我是跟谁谈，我才能说自己的态度。她说，某某。这个名字出乎我的预料。我这才知道，他不到我宿舍来不是功课紧，而是在谈恋爱。我回答她：你们结婚时，不要忘记请我吃喜酒。

　　我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不时听到他们的消息，孩子也生了，但还分居两地。我有次出差，去中学看了这个男生，他说：王老师，没有你那句话，也许没有我们的婚姻。我听说，女生的父母当时不是很赞成这件事。他说，当时没有给你喜糖，这次送你水蜜桃。过了几年，等我有机会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癌症晚期住院了，同班的同学说，你还是不见他好。我的那位女生，也就是他的太太，在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听到她的声音，是在这位男生去世后，她从外地给我打来一个电话。

　　九十年代以后，有机会到香港、台湾的大学访问，我一直留心这些大学的学生社团活动，常常把学生社团活动的资料带回来给学生会的同学参考。我总觉得没有学生社团的活跃，大学便是一潭死水。我客座东吴大学时，常在课余去参加学生的社团活动，有时看到校长也坐在台阶上和社团的学生聊天，这样的情景在内地大学似乎少见。或许，与自己对现代史的看法有关，我理想中的社团不仅是专业的延伸、兴趣的发展、能力的锻炼，其实也是知识群体的摇篮。我到学生社团常讲的一句话是，五四时期的“新潮社”不就是几个大学生组织的吗？

　　中文系的学生历来是大学里活跃的群体。一所大学的校园，如果没有一批活跃的中文系学生，这个校园便少了勃勃生气。“东吴剧社”、“弄潮社”、“熹微社”等都是从八十年代活跃到今天的学生社团。我不会演戏，指导不了剧社，但常常被邀请做文学社团的指导老师，有时还答应给学生的刊物写些短文。现在手上的文学社团几本杂志，还有我凑趣的文章。那时成天和学生在一起，文章的口吻也像学生那样。给“弄潮”社写的题目是《写在“马尾巴”上》，那年是马年的岁末，因此用了这样的题目。

　　那时年轻的我非常期许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引导青年学生成长的老师，既想做“经师”也想做“人师”。凡是学生邀请的活动，我都尽可能参加。1989年4月的一个周末，校园里樱花烂漫。我在新教学楼的301大教室做了一场“百年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讲演，这是系学生会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做父亲，所有的心思都在等待那一声啼哭。可当学生会的同学来邀请我做讲座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今天，只要是学生邀请我参加活动，我从不拒绝。当时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做准备，写了详细的讲演提纲。

　　我很诧异有那么多的学生来听。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教室后面的阳台上也站满学生。这间阶梯教室东临运河，驳船机器的轰鸣声不时传来。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做这样大规模的讲座，我从众多的听众那里获得了虚荣和满足。那时我还不太懂得谦卑与虔诚，所以才敢选了这样一个大的题目来说话，即使在今天，我也不敢用这样的题目在学生面前来做什么讲演。那是一个思想躁动渴望思想的年代，即便是能肤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对我和我的学生来说已经是一种幸福。这场讲演的提纲，在几年以后成为我主持“百年中国知识分子”项目的蓝本，我约了好几位朋友，合作撰写了十卷本的《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但最终还是流产了，而百年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则一直缠绕着我，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将近20年后，当想起我在掌声中走出教室时的自得心情，我意识到了自己当时的浅薄。可是，我又意识到，这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从浅薄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