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创立，标志着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起步，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中国高职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8 年教育统计数据，我国共计有1418所高职（专科）院校，在校生人数总计11337005 人，同期本科院校共有1245所，在校生人数总计16973343。 从量上来看，高职教育已经占据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19 年初，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第一句话就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就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明确的定位。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适应了国家产业结构、人才结构、教育结构转型的趋势，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繁荣富强的国家战略。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首要议题，再一次拷问高职教育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高职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高职教育“立什么德”“树什么人”就成为其发展的逻辑起点。沿着这个逻辑起点演绎，高职教育发展首先要解答的是高职教育的目标性、人才培养的方向性、教育举措的针对性的问题。
一、高职教育的目标性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伴随着人的产生而产生，是人类社会生存、繁衍、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其价值在于“作为客体的教育以其特有的功能或属性满足你作为主体的个人和社会的特定需要的关系”，［1］即是说人们对于教育价值的追求就是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满足人类及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的价值追求应是其目标设置的内在依据。从我国高职教育演进及高职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研究来看，其发展目标定位经历了“技艺性强的高级操作人员”“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高端技能人才”“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的演变过程。［2］这种教育目标的演变过程，实则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类自身的发展及教育教学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在高职教育价值追求过程中的现实反映。从这个演变过程来看，有两个核心的目标要素，那就是服务于个人及社会的发展，即高职教育的个人价值目标与社会价值目标。关于这个价值目标的确立的问题，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了“生活教育论”，认为“教育过程在他自身以外无目的，它就是自己的目的。”［3］而教育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却主张“在我们每个人之中，造成一个社会的我，这便是教育的目的。”［4］
这种学术争论一直存在，其根源是每个人高职教育价值的追求是无法达到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在价值取向日趋多样的当下。笔者认为，这不应当是一个一元论的问题，高职教育的个人价值目标与社会价值目标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得关系，在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两者是内在统一的，即是说我们所设置的高职教育目标应当是追求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
人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是“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这种全面发展是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及社会需求的。
二、人才培养的方向性
我国高职教育本就为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而生的，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布局的调整下，社会发展对人才结构的需求也不断发生着变化，现代社会的职业岗位结构有相对稳定转向一种动态，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的兴起，对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决定了高职教育在教育目标的设定、功能定位、办学形式等方面要更法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行业企业发展相适应。在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实践过程中，也明显看到适应行业企业变化而成立的高职院校及开设的专业，例如机械类、交通类、安全类、旅游类、师范类、管理类、纺织类的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等。而追求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逐渐主导了高职教育的价值取向，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成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绝对标准，高职学生的就业率、专业（职业）对口率提高了，但职业素养逐渐降低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学生在职场缺乏常识与职场道德、不善人际交往、社会适应相差、职场心理脆弱、诚信问题凸显等问题。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中，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总体要求与目标是“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员工的沟通能力、团队意识、服务意识、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心理承受能力、对企业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等更加受到重视。经过多年发展，国家、社会、企业对高职教育的定位逐渐明晰，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也当是二元一体的，重技术技能，更要重视综合素质。
三、教育举措的针对性
既然企业有上述的用人标准，那么高职教育就需要将企业文化、岗位标准融入教育教学过程，而且企业文化与学生职业素养本身具有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政治方向、环境等内在的一致性，也为高职教育教学融入企业文化与岗位标准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高职教育既肩负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兼顾着个人实现价值的需求，既要满足用人单位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要满足其综合素质的高要求，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教育教学、学生管理、校园文化、综合服务等全方位体现出个人成长与适应社会、企业发展的需求，体现出职业素养的培养要求。四、职业素养融入高职实践育人全过程实践探索
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明确指出“把实践育人工作摆在人才培养的重要位置，纳入学校教学计划，系统设计实践育人教育教学体系，规定相应学时学分，合理增加实践课时，确保实践育人工作全面开展，并分类制定工作计划”，实践育人成为新时代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对高职学生端正职业态度具有引领作用、明确职业责任具有强化作用、弘扬职业精神具有辐射作用、提升职业技能具有促进作用。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在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紧扣高职教育的目标性、方向性、针对性，注重将学生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相结合，秉持“用行业企业的文化引导学生，用行业企业的规范要求学生，用行业企业的标准培养学生，为行业企业输送合格的学生”的育人观，突出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职业素养的培育，深耕实践育人，校企深度介入职业素质培养全过程。学院从办学开始，就依托强大的国企办学背景，主动与具有深厚行业背景的重庆轨道集团、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重庆索道集团、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大型国企、央企主动联系，开展了“铁路春运、暑运社会实践”“轨道红马甲”志愿服务、重庆车站“暖冬行动”等10 余个社会实践项目，每年参与师生人数达到5000 余人次，目前已经与校企合作单位共建社会实践基地4 个，聘请企业一线师傅11 人担任学生德育辅导员，“成铁春运社会实践”已建成为重庆市有影响力的品牌实践育人活动，校企共建“重庆轨道红马甲”以正在形成重庆市志愿服务示范，“列车上的春晚”“春运车站快闪”“乘着绿皮火车追寻铁路文化”专题调研等活动引发各大主流媒体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取得了团中央、全国铁道团委、团市委等颁发的诸多荣誉，“列车课堂”入选重庆市思政教育“十大金课”，列为“学习强国”学习内容。全院师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增长才干，拓展视野、关注社会、培养家国情怀，职业素养不断得以提升，社会实践已经成为学院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学院每届毕业生有超50%的学生进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重庆轨道集团、贵阳地铁集团、中铁二局、中建四局、华侨城等大型国有企业，其中有90%以上的学生在校参加过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在2019年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副司机提职班座谈交流会上，12 名校友都反映在校期间“春运”“暑运”社会实践对其现在的职业发展影响最大。
五、职业素养融入高职实践育人全过程思考
一是高职实践育人须紧密结合专业，实现与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素养教育的高度融合。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素养教育是二元一体的，是同一教育教学过程的两大主体目标，二者不可偏废。要统筹实践育人安排，基于学生专业设置与学院校企合作的分析，深度挖掘企业的育人资源，拓展实践育人平台，深化实践育人基地建设，从实践育人方案的制定、前期实践学生的培训、实践过程中企业师傅岗位标准的融入、实践效果的评价指标设定等全过程融入职业素养的内容，在技能提升的同时，不断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引导大学生树立职业理想、端正职业态度、提升职业技能、明确职业责任、遵守职业纪律。二是巩固实践育人成果，全面提升学生职业素养。探索社会实践成果转化成为学生职业素养的规律，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提炼职业精神，将职业素养教育化抽象理论为具体行为，促进学生职业素养不断提升。例如开展“每日品读”、“精彩主题班会”等活动，将职业素养内容形象化予以呈现；在校园内，通过直接引用行业企业员工培训教材，开设交通服务礼仪、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等素质教育课程，将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岗位标准和工作规范融入课堂教学；聘请职业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专家担任“德育辅导员”，用先进事迹和榜样示范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推行职业纪律检查，每日提前5 分钟到课，推行“座牌制”“无手机课堂”等，实现“上学如上班，上课如上岗”，推行班级企业化管理，增进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培养学生的职业纪律、职业责任、职业态度等职业素养。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http://www.moe.gov.cn/s78/A03/mo e_560/jytjsj_2018/qg/.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③卢敏.企业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研究［D］.南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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