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树东的新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研究》于2018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继他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超越的追寻：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分析》《黑土文学的人性风姿》之后的又一部学术专著，分量颇重。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现代性研究在国内早已成为遍布文史哲等诸多人文学科领域的一门显学，相关学术论文、专著、译著车载斗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对现代性反思的相关研究显得相对薄弱，难免有几分边缘化之意味。
然而，汪树东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反现代性的学术专著，填补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相关空白，是目前学术界研究反现代性问题的一部力作。众所周知，现代性是贯穿20 世纪中西方最重要的发展方案，而反现代性在很多人眼中变成了保守、落后、逆历史发展潮流的前现代的代名词。其实不然，建立在工业革命、科技理性之上的现代性方案绝非完美无瑕。事实上，就在国内外有关现代性理论大行其道、如火如荼之际，即有人对现代性潜隐的诸多局限性，提出了深刻质疑和反思。
单就国内的研究界而言，在现代文学的反现代性研究这个领域，从1990 年代中后期至2000 年初，最早一批关于反现代性研究的文章开始散见于学术刊物之上，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比如：张钊贻的《鲁迅与尼采反“现代性“的契合》、逄增玉的《略论现代中国的“反现代性”文化思潮》、李怡的《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杨联芬的《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沈从文研究》、杨厚均的《中国现代乡村小说的反现代性倾向》等，都颇具问题意识和启发性。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散点式的研究显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未能更全面细致、客观辩证地对反现代性问题进行学理性的阐释。
汪树东自2000 年初就开始持续关注反现代性、生态主义理论。截至目前，他已发表了《论迟子建小说的反现代性立场》《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书写》《论穆旦诗歌的反现代性》《立足于道家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风范——中国现代文学的反现代性价值取向研究之一》《“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重塑中国文学的绿色之维》等系列学术论文，并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以及《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等学术专著，形成了富有实效且颇具特色的学术探索实践与研究重心。
在笔者看来，此书的重要价值以及最突出的亮点，应该在于丰富开阔的学术视野、客观严谨的理论思辨和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的有机结合。不可否认，当下从事文学研究的很多学者大都倾向于从理论到理论，其局限性在于容易导致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相互疏离，而该书将抽象枯燥的理论思辨与深入细致的文本解读有机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理论与文本阐释相脱节的不足，让文学理论研究真正落到了实处。
该书分别对文化保守主义、审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文学的超越精神等五个方面的反现代性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辨析和阐述，对文化保守主义、审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异同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厘清。不过，最让笔者感兴趣以及深受启发的主要是该书清晰辩证地阐明了反现代性这一价值倾向的内涵、意义及其局限性。同时，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解读也非常精彩而富有新意，不少观点颇有创见，独到而深刻，现将令笔者眼前一亮的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的分析做一点扼要的述评。
在第一章文化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中，汪树东从哲学、美学的理论高度，分别对“学衡派”的坚守传统、立足于儒家道家传统的反现代性取向进行了论述。该书对陈忠实、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迟子建等多位作家的小说中的反现代性的价值取向的分析阐述很有新意，相比较以往的研究成果，显然把问题挖掘得要更加充分和深入。例如，论者认为，能够把儒家传统张扬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价值取向的作家作品并不多，真正值得一提的也许就是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而小说中的白鹿精灵就是白嘉轩、朱先生所彰显的那种儒家文化传统，白鹿意象无疑是文化保守主义对儒家文化传统最美好的文化想象。论者进一步指出，“正是确立了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白鹿原》才展开了对历史的全新叙述。无论政治立场有多么大的区别，国共两党都追求现代性，都试图使中华民族摆脱内忧外患，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在《白鹿原》中，从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国共党争变成了没有原则、崇尚暴力、充满罪错的权力斗争。”
汪树东指出，面对战乱的时世，白嘉轩超身世外，他“最关心的只是白鹿两家的祠堂和乡约，朱先生最关心的只是白鹿书院和修滋水县志。当国共两党利用白鹿原戏楼斗争政治对手时，朱先生和白嘉轩把白鹿称为‘鏊子’。这就是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的历史叙事。这种历史叙事无疑是对现代性的历史进步论的质疑和抗拒。从白嘉轩和朱先生的道德立场看来，白鹿原的现代历史根本缺乏进步可言，充斥的乃是混乱动荡、是道德世风的每况愈下，是人心不古。”。因此，“从白嘉轩的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几乎不可能理解现代性价值谱系在白鹿原出现的意义和价值。”相反的，“何德治县长所说的民主无疑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谱系，他对封建专制弊政的分析也是一针见血，直击要害。但是白嘉轩始终生活在中世纪的儒家文化传统里，他能够接受的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道德政治秩序，而不知道现代性的民主、平等价值究竟为何物。”而朱先生虽然思想相对开通，但“也只是沉迷于儒家传统，以为终极真理已经完全囊括其中，对现代新学不感兴趣。”
汪树东由此将问题引向深入，做了更为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儒家文化在古典中国，和当时的政治体制、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提供完备的意识形态支撑。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急剧的现代化变革，国家权力开始下沉到最底层的乡镇，家族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渐趋崩溃，儒家文化也因为无法较好地和现代性价值谱系相衔接，无法避免被抛弃于时代列车之后的悲剧命运。像朱先生的白鹿书院已经英雄无用武之地了，白嘉轩的宗法权威也已经无法整肃人心，对儒家文化的固守只能施展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上了。因此，《白鹿原》对白嘉轩、朱先生的道德理想化塑形，存在一个鲜明的历史前提，就是儒家文化保守主义已经丧失了对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发言权和参与权的前提。这也是儒家文化保守主义要不断地强调高调的道德理想的根本原因。”“《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朱先生这样的儒家文化保守主义，也因为退出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其“最后一个”式的稀缺性和悲壮性成为历史中的道德和人格的衡量标准，而且竟然也能映照出现代性方案的残缺和畸形。”在此意义上，“指望儒家文化传统给白鹿原带来真正的希望也只是一种后现代式的幻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问题而言，几乎无济于事。可以看出，汪树东的分析论述逻辑缜密而又富有思辨色彩，书中时常能够见到引人信服和深思的论断。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立场？汪树东做出了客观辩证的分析，他认为，无论是废名、沈从文、贾平凹、迟子建式的立足于道家文化传统之上的反现代性价值取向，抑或是陈忠实的那种立足于儒家文化传统之上的反现代性价值取向，在现实中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当都市化、市场化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基本生存境遇时，沈从文对边地湘西的道家审美营造，最多也只能感发旅游工业的粗糙神经，却无法给现代中国人带来真实的灵魂感动。”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书写，对现代性而言，只有提出问题的能力，却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汪树东毫不避讳地指出，一些人曾寄希望于沈从文、汪曾祺式的那种道家文化底蕴抑或儒家文化传统的再次激活进而作为拯救或重铸民族品格的这一途径的不切实际。同时，他还提醒道：“文化保守主义者每每发现现实困境时，总是归罪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溯源于传统文化的断裂和失落，就像沈从文小说总是归罪于都市，美化湘西乡村一样。这种思维模式，无疑是对文化和人性的真实处境的双重遮蔽。”可以说，汪树东的这一观点犀利而又深刻，直指问题的要害。
由此观之，汪树东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研究》将有助于学界从更为丰富开阔的学术视野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流变历程中的某些复杂面相与特质，进而对当前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激活作用，利于催生新的学术生长点。该书不仅较好地厘清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纠葛，能够引导人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价值立场，辩证地看待启蒙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因素，同时，通过此项研究也能够为学界对现代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乃至为现代性进程中所遇到的某些问题提供有益的参照与启示。与此同时，在这本书中，我们还能深刻地体会到汪树东所一直秉持的忧患意识与人文情怀，其冷静的谛视与深刻思考，追问真理以及求实探索的治学态度与精神品格尤为令人敬佩。
事实上，包括现代性在内任何一种方案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自然也就需要人们从更为开阔的多维视角客观辩证地思考其利弊，以探寻到更加优化的、有效的方案。如果参照全球化进程——尤其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城乡社会发展现状，就能够更加充分深刻地理解、体会到汪树东该书中有关反现代性研究的深层动因与深刻意义所在。联系当下诸多实际现象，不难看到，市场经济时代大众文化消费盛行，欲望膨胀、功利世俗、生态危机、道德失范、价值真空、乡土文明的全面衰颓、现代性进程中滋生出的新的异化以及同质化等问题层出不穷，日趋严峻，让人忧虑不已。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研究》中探索的问题将在很长时间里不但对于当前作家、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我们理解自己的社会历史状况也具有极好的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