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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哀,不忍弃——论周芳的疾病书写

时间:2023/11/9 作者: 长江丛刊 热度: 9106
■杨 倩

  湖北作家周芳根据亲身陪护经历创作出《重症监护室》与《在精神病院》这两部带纪实性质的日记体作品,前者侧重生理疾病,熔铸了作者在孝感市中心医院做义工期间的所见所闻,书写危症重症对生命的折磨、人在病痛中对生命的渴望;后者则聚焦精神疾病,直面身处孤岛般的精神病院患者的生活困境,揭示出个人病症背后所潜伏的家庭矛盾和生活危机,反映了普通人所面对的生存之困和精神之伤。两部作品在书写疾病上形成互补和呼应,分别透过病患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摹写人间的生老病死、变态疯癫,潜入“生死场”,挖掘疾病之下人顽强的生命力、人对于生命尊严的渴望。

一、生之哀

生之哀,在于疾病的残酷,在于人面对疾病等诸多不幸时的万般无奈,也在于生活世界里的种种隔膜和失调。周芳的疾病书写由“生之哀”的困局展开,走向“不忍弃”的生命姿态,凝视深渊却不沉溺于深渊,不断捕捉个体历经伤痛却仍拥抱生命的坚强意志与活力。

  《重症监护室》中不乏对病痛的直观描述。71 岁的肺结核患者王桂香除了咳痰、咳血之外,还出现了谵妄症状,在幻觉中看到了“血人”;“当红美女”王佳璐病后逐渐呼吸衰竭,靠服用“免疫蛋白球”提高肌体免疫力;农村许多病重的老人怕给家里增添负担,走投无路会找他们的三个儿子“药儿子”“井儿子”“绳儿子”,即喝药、投井、上吊……有时,杀死或拯救一个人的往往不是疾病,不是脑死亡,而是家人。离休干部晏楚林老人病情稳定,完全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但子女仍把他丢在重症监护室不管不顾,“反正药费都能报销”。但老人的精神逐渐萎靡,很少开口说话。疾病面前,有的家庭苦于没时间,还有的家庭苦于没钱。医院催费单上的数字总是不断更新,有些家属每天醒来就为药费发愁。“这世上的钱怎么就不能平均分配一点呢?”亲情是治病的良药,在医药费面前却又比纸币还单薄无力。

  生理上的疾病往往由生命自然的衰老、不可控制的天灾人祸引发,而精神疾病的成因则十分复杂,有偶发、遗传、环境、个人等多种因素。通过《在精神病院》中一个个真实的病例,作者提出了严肃的社会问题:精神疾病的防治非同小可。一个六年级的孩子,看《花千骨》看得着了迷,苦苦地追问着为什么她的白子画不爱自己;一位医生,神经内科主任,以一分之差竞选副院长失败,从此就有了疑心病,害怕有人往自己饭菜里投毒……精神疾病伴随的往往是强烈的对自我或他人的不合理怀疑和严重的孤僻倾向,无法信任他人,更无法信任自己。

  无论是升学考试、就业谋生,还是人情往来、婚恋风波,都可能是压断人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作者并没有指明种种精神疾病的诱因,只是以观察者和进行精神病患护理工作的“介入者”的姿态,通过个人化的讲述,将遭际各异、病状不同的患者的生命状态一一呈现。这样的写作方式体现了创作者对人类不同精神状态与生存境况的尊重。精神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的一种映射,社会的众生相与社会的心灵之伤、精神之痛、生活之困都在精神病院这一方天地里特殊人群的种种“变态”“脱轨”的精神症候与行为举止中彰显出来。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更加多样的生活选择,而沉重的社会压力桎梏人的心灵,造就了普通人日益沉重的精神枷锁。当以财富和权力为核心的庸俗成功学转化为一种非良性的所谓“上进”的压力,在恶性的竞争和盲目的追逐中,缺乏自我信念和健全人格的个体很容易走向迷失和扭曲。复杂的社会环境里,个人有缺陷的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会加剧精神状况的恶化。《在精神病院》一书中,不乏年幼且尚未形成独立人格的学生患者。比如从小就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孙中恩,高中进入化学竞赛班,一心想通过化学竞赛冲刺清华,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谁知他沉迷题海后成绩却一落千丈,从此认为旁人都笑话自己。而医生毛国庆年轻有为,在竞选医院副院长失利后从此认为自己被人陷害,疑神疑鬼,数次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失业又离婚,从前的社会关系不复存在。这位曾经的神经内科主任在幻听和幻想的世界里独自徘徊……求学、就业、晋升、婚恋成为了人生道路上的一道道关卡,一旦不能按照既定的社会范式与标准的人生复刻、推进个人的生活,就开始怀疑自己,直至崩溃。这根本上是因为没有顽强的自我信念和自我确证,所谓的信仰实际沦为了流行的社会成功学的代名词又或者不过是按世俗的眼光来定义了所信的内容。

  许多精神病患者心理上始终是一个被害者而非主动方,仿佛诉求得不到满足的孩童。书中的精神科医生莲花章指出:“在一个长期病患家里,你分不出谁是患者谁是家属。”遗传因素可能为精神疾病埋下种子,而畸形的家庭环境和不合理的教育方式则会损害人的心灵,过度宠溺纵容可能会造成孩子独立性缺失,漠视心理健康则可能使孩子误入歧途。被母亲纵容嫖娼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蒙栋良与痴迷化学竞赛而母亲一心为其学业服务的孙中恩,正是缺乏科学引导的典型。新一代与旧一代所要面临的现实是不同的:旧一代人由于教育水平和生活圈子的局限,将自己多年来的生活经验合理化,忽略潜滋暗长的精神问题;而新的一代则要在自我觉醒和社会巨变中面临更多挑战。很有可能新一代的心智水平和领悟力高于其父辈,他试图破除病症的影响,但这种超越反而是激发病症的原因之一。

  长期“偷偷地病着”,精神失常者的身体欲望、情感诉求难以得到满足,缺乏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可的“病”者也被剥夺了尘世的幸福。心灵的干涸往往伴随着躯体的麻木,精神的焦灼往往体现为身体的渴望,这两种状态在一个精神病患者身上总是交织共存。“疯子”蒙栋梁的母亲为了满足儿子的生理需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允许蒙栋梁去嫖;余怀和的母亲则不断地为儿子物色合适的妻子人选,替儿子去求亲。然而,结了婚的余怀和在抗精神症状药物和性欲之间挣扎,停药后变得脾气暴躁、多疑,甚至暴打妻子。自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实际生活能力的缺失导致精神病患者在追求个人欲望时要面临种种障碍。

  让“疯”加剧的,还有各种风言风语。外界的偏见、人情的冷漠往往会使精神病患陷入更加无助的境地。年轻女孩王佩在怀孕后被婆家发现了精神病史,全村都开始议论纷纷:“生的小孩会不会也是个疯子?”婆家人生怕孩子吃了母乳,长大变成“疯子”;娘家人则一味地叫医生给她打针。王佩没有选择住院还是回家的自主权,她不能识别家人态度的转变,只是依旧甜滋滋地傻笑着。书中不乏像王佩这样不幸的女性,疾病发作时无法控制体内的“小火车”,流言来时又无法回击,她们掌控自我命运的力量因为疾病愈发削弱了。

  一颗心要得到疗愈,终究不能缺少抵达人心深处的关怀和个人的自我确证。精神病院里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关照中包含着博爱和职责,然而这种治疗与被治疗的关系与亲密关系相比终究尚浅。要使精神病患的生活走上正轨,还需要建立一种深度关系,需要家庭乃至社会等多方面的理解和支撑,而实际上被隔离者缺乏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的滋养,缺乏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所以女一病区的患者寇心怡不禁要问:“人难道是要住在医院里的吗?”疗救不一定只能在医院内发生,治疗心病的不只是药物。因此身为义工的“我”也一直在思考现有治疗办法的合理性:“我不愿意接受‘里面’,这一定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当病人们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沐浴着阳光种植瓜果蔬菜时,精神病院便不再是“疯人院”,不再是一座孤岛,而成为一个共同的家园。当精神病患者逐渐拥有行动力并找到归属感时,疗救会更有效。

  当个人真正理解每一个平凡的个体在躯体和心灵上所承受的痛苦,理解身不由己的困境,才能深切体会“生之哀切”。

二、 “病”与“非病”

在书写“病态”的同时,周芳开始反思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带着全新的视角描绘疾病之外的人群,这其中有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有焦头烂额、忧心忡忡的病人家属,还有作者自己生活圈内对医院日常不甚了解的普通人。这些人与患者在“我”眼中的世界共存,构成了一种“病”与“非病”的对立统一。

  “病”与“非病”,从人群角度指有病的人与非病态的人,空间上即病室内外。实际上,生理有病的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未必是病态的,而精神患病的人,其思想世界未必就是一片漆黑。在周芳笔下,患者身上也有充满阳光和诗意的部分,医院里也有着人间烟火的气息。肿瘤科的一位老太太在病房放满了家人的照片,临终前还在亲手制作礼物送给家人;将父亲脑袋当“恐怖分子化身的苹果”砍下的李鹏程,偏偏对卡夫卡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刻的见解;待字闺中靠吃药维持稳定的陈丽娟,在孤独中写下一篇篇日记,喊着自己“亲爱的”……作者带着悲天悯人的情怀看待每一位患者,身患绝症的病人反而会以平静的心态面对生死,而精神病患者对世界同样有自己的态度和表达方式。

  “病”与“非病”之间的关联,还体现在医患关系上。《重症监护室》中,一个“八床”患者的儿子,时时携带录音机,紧盯着医生护士;刘军兰的父母担心医院会随时取走女儿的器官,变得十分敏感……“从什么时候起,接待家属,成了一件技术活,不仅要客观公允地让家属知晓病情和相关治疗,更要保证自己的每句话不成为日后被家属告上法庭的证据。”面对种种怀疑,医护人员还是要始终保持关怀、注意分寸;明知病人家属无法承担进口药的费用,医生还是会告知家属每一种药的价格和作用,提供全面信息以供家属自主选择;对于昏迷的病人,护士也会细心地为他擦拭身体、处理大小便……而《在精神病院》中,医生“莲花章”一颗菩萨心肠,对待患者循循善诱、乐于倾听,甚至常常半夜接到患者的电话;护士刘美美面对患者的无理取闹总是笑脸相迎,她甚至主动提交申请,请求医院开辟了一片农场,带领患者下地种田感受劳动的乐趣……这两部作品呈现出了充满正向力量的医患关系: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之间必定会存在距离和矛盾,但医护人员终究以守责之诚、关爱之心、专业人员之德照顾病患的身心,挽救病患的生命,维护患者的尊严。

  在《重症监护室》中,作家花了不少笔墨描写自己在监护室外的家庭生活和社交状态,《尾声·我有我的体面》中直接吐露了“我”在不同身份和场合之间切换时所感到的分裂:“在重症监护室的日子,我苦痛,我辗转反侧,我不能做个言说者,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是指那些尚且还被光鲜包围的人。”作者关注的不仅仅是“病”者的生命状态,还有“非病”者面对疾患、陈述疾病时的立场;在重症监护室的义工工作进入尾声时,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手术、旁观生死,“我”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开始出现头晕耳聋眼花等躯体症状,甚至对“重症室”“急救室”等字眼感到不适、抗拒,不得不在医院的“加八床”接受治疗;在精神病院,回顾起女病区,作者选择从自己的外甥女敏开始写起,“还是写吧,从自家人开始写,就像把自己推到绝路”,同情和恻隐之情在此处上升到一个高峰,“我”感到自己灵魂深处也有着脆弱的震颤的部分,自己周围的环境中也有着激发病症的土壤。“我”的亲身经历也说明:无论是在躯体上还是心灵上,“病态”和“正常”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正如作者在《重症监护室》中所写:“生,需要尊严;死,也需要尊严。”

  医院隔离区与外界实则紧密相连。作者以“重症监护室”“精神病院”两个特殊的医疗场所作为自己观察和写作的出发点,看到人情冷暖,走向市井民间。《重症监护室》中,在目睹潘爹爹的子女们为了老人的丧事左右为难后,“我”开始反思自己对母亲的坏脾气;21 岁的刘军兰车祸后家属决定将其部分器官捐献,“我”不禁要思考个人的生命该如何在世界上延续;在看望出院后的“特九床赵婆婆”后,“我”也由衷体会到柴米油盐的幸福……“赵婆婆”是无数渴望关怀的老年人的一个缩影:她总有讲不完的话,盼着有人来做客,陪她过年过节。这种热情背后有着无限渴望:倾诉的渴望、行动的渴望、被包围的渴望以及活着的渴望。在医院的种种见闻使得作者更珍惜人间烟火的气息:“我开始喜欢上菜场。”当她看到菜市场里一个泡在鱼腥味里卖鱼杀鱼的女子时,不禁感叹:“我曾经设想过她的生活,我为她抱屈,怜悯她。现在,我怜悯我自己。我的弱不禁风,我所谓的悲花叹月。面对她的硬朗,我感到惭愧。”。这份惭愧出于比较,而比较的终点是一种众生平等的关怀意识:在“病”与“非病”之间,柔弱与硬朗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高下之别。

三、恐惧之外

《在精神病院》与《重症监护室》围绕疾病展开却并不止步于病痛与恐惧,记录了患者的不幸遭遇但却并不局限于书写苦恨别离,而是在死亡的边缘寻求生机,在疼痛的伤口处寻求治愈,在迷茫的困境中寻求救赎之路。

  在“我”进入监护室的第一天,护士长意味深长地说:“你要看到恐惧之外的东西。”护士小玉一边给昏迷中的病人擦拭身体一边说道:“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走得平静,走得有尊严。”面对大小便不能自理又倔强难缠的患者,医护人员也从来没有怨言。伴随疾病的不只是恐惧,还有对生命的尊重与渴求、绝不轻言放弃的乐观精神、对不同生命选择的理解、不灭的生命信仰……这些正是“不忍弃”的力量,穿透病痛,超越恐惧,带来希望。

  王美丽,向来被做猪肉生意的丈夫宠爱着,安心做一个优哉游哉的主妇,在丈夫“高兴”遭遇车祸以后,她选择操持整个家。她从来不会在病床前以泪洗面,反而到处拉家常,总是笑着跟昏迷的丈夫聊天。“我们要是愁死了,谁来照顾家里人?”这种乐观与活力,是普通人面对困境时的一剂良药。王美丽就是重症监护室的一道流动风景线,看似没心没肺,实则通透坚强。

  有人拼命求生,也有人一心求死。“铁人张”的大儿子张海风,坚守35 天,换来了父亲张老汉的苏醒。然而,老人在清醒二十几天之后便选择投水自尽。“你让我死,让我死,活着丢人现眼。”要强的老汉不能接受自己的病躯弱态,觉得自己丢掉了做人的尊严。而张海风本来还准备给起死回生的父亲包个大红包,就盼着一家子能过个好年。“至少他清醒了二十多天,他了解我们为他做的一切,知道我们孝顺他。”张老汉求死,是为了一生的尊严;张海风一心挽留父亲的生命,是出于爱的羁绊。生命力正体现在不同人的挣扎中。“生之哀切”是悲剧所带来的直观感受,而“因其哀,不忍弃”(周芳《重症监护室· 用绳子把自己系在树桩上》)是深知生命不可承受的沉重与哀恸仍选择坚守生命的姿态,犹如无休止地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

  宗教情怀与对生命信念的坚守也为人的心灵的救赎提供了途径。一位母亲在自己的儿子变成植物人后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她不辞辛苦缝制布袋子,只是为了挂在那些昏迷的患者身上,使他们尽可能舒服一点。信徒们在教堂里祷告:“人间抛弃了我,是你把我从尘埃中高高举起,高高举起。”在中国民间,为了求得病人的健康,亲属们常常会选择烧香拜佛,许多人为了身体痊愈,选择吃斋念佛,并跟着“师傅”一起抄经参会。而书中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又不同,遭受磨难的家属已经不再祈求幸运的光临,“信”的意义就在于净化自己的心灵,洗去心中的痛苦。

  正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都与我有关。”在寻求救赎的不仅是被疾病和不幸折磨的那些人,其实每个平凡的个体都在这条道路上跌跌撞撞又一意向前。不论是坚持做义工和记录所见所闻的写作者,还是面对病患的各种要求都充满耐心的医护人员,他们在见证他人的生命历程的过程中坚定了自我的选择:“我们被人需要,依靠。我们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饱满。”不同的生命因为相互连接而不再畏惧痛苦、孤独和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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