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雪

　　周芳在《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两部作品中围绕着两个空间——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展开叙述，直面日常生活里大多数人避之不及的两个命题——“濒危的生命”和“异常的精神”，并投入其真诚的情感，进行真实、细致的描写。其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她以义工的身份深入到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进入看似远离我们、实质只是被遮蔽的生活一角，并以日记的文本形式记录所见所思，剖露两类病人身处的困境；同时将两个空间向读者敞开，使其感同身受，产生强烈的真实感和在场感。有的评论家认为周芳的作品是“以自己‘在场’的切身感知和体验，呈现出一种零距离的现场感”“以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式结合小说的修辞叙事技巧，注重细节描绘，呈现被遮蔽的底层深层的真实经验”。

　　一

　　两部作品的叙述空间——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呈现出强烈的隔离意味。在重症监护室里，病人被呼吸管、引流管、导尿管等现代医学器械控制在病床这一方寸之地，即使是在有限的探视时间，他们和家人之间也往往隔着一层玻璃窗。同样，精神病院这个空间也带有明显的隔离性特征：作为一个城市的部分却被城市所隔绝。周芳在作品开头就特别指出，她做义工时所在的川城精神康复中心被安排在这个城市的最西郊，远离健康人群的文明之所，这意味着从地理位置上精神病院已然是“孤岛”般的存在了。同时，生活在“孤岛”内的病人被精神病院的五道铁门隔离着，他们被限制了活动范围，在相当程度上被切断了与亲友、与社会的纽带，以社会的“异类”身份游离于正常的文明秩序之外。

　　“隔离”成为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两个空间的共同特点，也成为身处其中的病患所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隔离中，“失去”成为他们无法逃避的残酷现实。在周芳的笔下，我们见证了一个个原本鲜活的生命在疾病面前变得无力，看到疾病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一个又一个作为“人”的个体。疾病首先破坏的是人的身体器官和基本的生理功能，使其在生理意义上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作者写了遭遇重大交通事故的马庆生：他在这场车祸中不幸地失去了右眼和左腿，剩下的右腿最后也要被截肢。马庆生对这个残忍的现实感到愤怒、不甘，然而最后也不得不妥协，因为活着重于一切，即使他要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作者写了重病患者王佳璐：曾经是城区当红美女的王佳璐因其容颜和职业风光无限，但这一切在疾病面前不堪一击。患上重症肌无力后，“王佳璐”便不存在了，她的身体已经“死亡”，不能运动、不能呼吸、不能吞咽……她仅拥有着清醒却难以向外传达的情感和思想，彻底沦为“生活的一个虚无影子”。周芳描写病患在病房内的当下处境，同时穿插他们以往在病房外的生活经历，将其从“病人”这一单一身份转化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在强烈的对比之下凸显疾病带给生命的痛击。

　　疾病吞噬的不仅是病人生理上的完整性，还有他们与亲人、与社会的交际，以及“人”的体面和尊严。周芳说，病人这个身份“把一个人所有的东西剥掉，只给你一个数字”，正如病房内的“周芳”成为了八床，“刘浩云”成为了一床，“李向学”成为了二床……这些简洁直接的代号不仅剥夺了病人的身份，更是隔绝了他们和亲属好友、和这个世界的关联性。因此，当刘浩云不再是医护人员口中的“一床”，而重新被人称呼为“浩”“浩浩”“浩云”时，这意味着他成功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重回热闹的人世间，回到了“亲属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病房内的一位老红军，曾经历过枪林弹雨，体会过九死一生，却敌不过疾病带来的羞辱——无法自理的事实“比死亡更让他羞耻”。“铁人张”张得贵老人曾因身强体壮而活得风生水起，年老后却成了他最不愿成为的“废人”，不得不提着尿袋生活，最后两度自杀以死亡来结束尿袋的羞辱。由此看到，在《重症监护室》这部作品里，周芳除了关注“活着”本身，还探讨了与“活着”相关的重要主题，即人的体面和尊严。对某些人来说，生命的尊严重于单纯地作为一个生命体“活着”本身。作为旁观者，周芳对活着还是死去两种选择都无力表达偏向或加以指责。对于生死线上与死神抗争最终重回正常生活的人，作者敬佩于他们的勇气，欣喜于他们的新生；对于那些选择走向死亡来结束绝望、羞辱感、无法以自由意志把握生命航向而产生幻灭感的人，作者尊重他们的决定。正如她在补记中所说：“生，需要尊严；死，也需要尊严。”周芳对个体的生死抉择、生命态度所表现的那种摆脱了绝对论的容纳性态度与温厚的理解深蕴着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

　　二

　　《重症监护室》主要讲述人的生理疾病和生理死亡，而《在精神病院》则是关注人的精神疾病和“灵魂的死亡”。《在精神病院》一书并不有意彰显批判的姿态和表达社会启蒙的观念，而是亲自深入精神病患者这一群体当中，关注他们在精神病院内和院外真实的生存状态，探寻精神病人在生理、情感、思想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丧失”。

　　精神疾病也如黑洞，它“吞没掉许多人。如同死亡带走”。一些患者失去正常的睡眠功能，只能借助药物入眠；一些患者失去了情绪管理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随时会做出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还有一些患者丢失了灵魂，眼神空洞，再也找寻不到自我……精神病患者面临的不仅是生理、思想层面的“失去”，还有社会关系的丧失，作品对于后者剖露了多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精神病本身可能影响病人的交际沟通能力，从而导致病人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关系。二是精神病院作为城市里“孤岛”性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精神病人与外界的交流互动。此外，精神病患者面临着“他者”身份的困境，常在日常生活中被视为异类，成为正常世界的脱轨者。《在精神病院》中多个精神病患者的故事呈现了这一群体面临的现实处境。

　　当有亲属被发现精神异常时，家人首先选择的是隐瞒。王婆婆和老伴察觉到儿子李鹏程的精神出现问题，他们选择的是掩盖真相，避免让人知道，也拒绝送他入院治疗，因为“一旦入院，就贴上了标签，真正成了疯子。这才是他们最不能承受的”。正是因为有太多的“王婆婆老两口”，许多精神病患者如敏、如陈丽娟、如吕红梅只能“偷偷地病着”，造成的后果是病情愈发严重。在家人终于将家中的精神病患者送入精神病院治疗后，不少病人最后面临的也是家人的放弃甚至排斥。江立山的父亲、毛国庆的哥哥等人每年按规定缴纳住院费，却拒绝接他们回家，因为“正常人”有自己的生活。王佩和程大侠，同样作为母亲，却在被送入精神病院后失去了母亲的权利：王佩的家人拒绝孩子喝她的奶，以免被“传染”上和她一样的疯病；程大侠的毛衣织了整整十年，装满两个柜子却无人来取。作为社会中的“他者”，精神病患者始终无法避免被他人投以异样的眼光，他们游离于正常人的生活之外，对话和有效的社会交际常常因为他人的拒绝而被取消。文中的一个餐饮店老板评价精神分裂症患者蒙栋良：“他们这种人，就是个犯人，被判了终身监禁”，被社会排斥和隔离，这正是大多数精神病患者的“囚徒之境”。因此，六进宫的余怀和就成为了这一群体中特殊而幸运的存在，因为他还有一个妻子。“妻子”的存在意味着他和这个社会中的许多正常人一样，是一个拥有婚姻关系的人。

　　三

　　周芳聚焦于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两个具有隔离性的空间，并以开放的姿态写作，在客观叙述事件的同时加入主观感悟，着意于打破两个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的阻隔，实现封闭空间和外部世界的联通。在两部作品中，作者都怀着浓烈的情感书写了自己在义工与病人两个身份之间转换的经历，因此，她不仅是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两个空间内的观察者，还是两个空间的融入者和体验者。《重症监护室》中，当作者以病人的身份成为病房里的“加八床”时，她从日常的生活空间被拉入至封闭空间内，成为了直面疾病和死亡的一员。《在精神病院》里，作者一度“翻病”，和精神病院内其他人一样，陷入深渊。恰如周芳所说的：“我们每个人体内都住着一个死”，淤泥也并非一个人深陷。在这个层面上，作者使空间内部和外部发生关联，消除了空间内的病人和自己、和“我们”的界限，“正常”的我们随时有可能像“那里面的人”一样遭遇生理和心理上的异常，也随时可能被他人“他者化”，成为他人眼中的“疯子”。因此，对于疾病、死亡、精神病，我们无须避之不及，也切忌认为它们过于遥远，而是要认识到人之“异常”恐怕就是一种人生常态，是所有人必须要面对的处境。作者将生活真相向读者揭开，打开凡人心理与认知上的暗区，使我们以平和、从容的心态面对“异常”，在学习“活的经验”的同时学习“死的经验”。

　　在阅读《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两部作品虽然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疾病、死亡等残酷话题，却又不令人绝望。周芳有意于从深渊里发现微光，在真实呈现“人”之困境的同时关注“人”的尊严与价值，彰显生命的韧性与活力，引领我们感受生活的美好。

　　周芳说：“重症监护室里，死亡眨眼就到……他无声无息，是唯一的主宰”，但就在这个被死亡主宰的空间里，仍然充满着温暖、希望和生机。这里，有着从死亡深渊里艰难逃离出来的“勇士”，他们温热的体温、微弱的呼吸，他们身体对于水和食物本能的需求无不是“活着”的证明。这里，有着“神经外科一道流动风景线”的家属王美丽，她没有被丈夫不乐观的病情击倒，而是满怀希望地过好每一天，并将她的“希望”传递至病房的每一处。当周芳从义工的身份脱离，回归于日常时，生活本身的意义在她眼中显得更为真实和珍贵。她感受到热闹的生活场景蕴含着的鲜活气息，体悟人们习以为常的“活着”背后所蕴涵的可贵和幸运。因此，在清晨走出重症监护室后，她向见到的人问好，向湖水、柳树问好；她开始喜欢乱哄哄的菜场，用心感受这里的叫卖声、呼吸声……这是热气腾腾的人世间。

　　在周芳的笔下，《在精神病院》一书中的精神病患者是“病人”，是社会的“他者”，同时也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他们和正常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渴望温暖和关怀。李鹏程是个收割人头的精神分裂患者，却是位谈起卡夫卡就神采飞扬的卡夫卡“专家”。作者特别转述了李鹏程认为的《变形记》和《变形计》两种翻译传达的不同意义，观点独特而深刻。还有毛衣富翁程大侠，她是待在精神康复中心二十一年的“老人”，但和其他母亲一样，都有着一颗爱孩子的心，十年来一直坚持为儿子织毛衣毛裤，时间“没有抹杀掉一颗母亲的心”。《在精神病院》的正文最后以《种一颗白菜或风信子，是一件很好的事》作为结束，描写刘利军、徐欢欢、毛国庆等人在精神病院内的一块土地上开垦开心农场的过程。刘利军种下老家每到春天就栽的杨树苗，李鹏程、毛国庆等人种瓜、种豆、种白菜，徐欢欢细心地照料着铜钱草……“孤岛”上的这群人拥有了一隅属于他们的“开心农场”。这片绿意盎然的农场带给了他们生机，同时寄寓着他们对生活的期冀。作者在此也送上真挚的祝福，祝福这一群身处“深渊”的人能像杨树苗、西红柿苗一样，在阳光的照耀下向上生长。可见，周芳写重症监护室、写精神病院，其根本目的并非着力渲染生活的绝望，也无意让我们孤苦无依地凝视深渊而被其吞噬，而是通过疾病、死亡等话题向“死”而“生”，重新确认生活的意义和生命本身的价值。

　　约翰·多恩写道：“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为我，也为你。”在这个70 多亿人口共同生存的地球上，人类的命运是共通的，“我”在人类之中，人类包含众多的“我”，同一个时空下的我们同呼吸、共悲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周芳的两部作品《在精神病院》和《重症监护室》均表现出强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它们向读者敞开封闭而隔绝的空间，描写“濒危的生命”和“异常的精神”，并将空间内的生活向社会延伸，将空间内的人和外面世界的人关联起来。因此，生与死、濒危与异常不仅关乎文中个体，也与整个人类密切相关，周芳是在为马庆生、刘军兰、刘利军等人而写，也是在为我们所有人而写。周芳以这样一种人道主义情怀来写作，通过文学将人与人彼此的情感相连、命运相连。无论空间怎样隔绝，文学始终叙述着人类命运中共有的生老病死、悲欢喜怒，探讨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带来人类精神与情感的共鸣，对人类命运表达深切的关怀。这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也是文学具有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