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禾

　　路疙瘩

　　何谓疙瘩?《辞海》云:“亦作‘疙疸。皮肤上突起的或肌肉上结成的小硬块。”这里说的路疙瘩,就是路面上突起的小硬块。这硬块是干涸了的水泥沙石堆,小的有巴掌大,大的则有米箩宽的一片。初初想去,是在路边施工剩余的水泥沙石浆,没有及时清理,黏在路面,凝固而成。

　　我从江滨路由西往东走,约3公里,有上百处这样的路疙瘩。

　　这路疙瘩让人不舒服。一是不好看,平坦光洁的路面上,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的路疙瘩,就像女人修长而美丽的大腿上结出一块块丑陋的疤,让人不忍细看。二是不利安全。这些路疙瘩虽然大都在路边,但行人,特别是小孩,容易被绊倒,车子走急了也会出问题,我骑自行车就差一点绊倒过,就是不被绊倒,突然跳一下,也够烦人的,有心脏病的,还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就不用说是摩托车了,危险性更大。

　　这路疙瘩其实是很不应该有的,施工之后,把剩下来的水泥沙石浆清理一下,是举手之劳的事,施工者就是不清理,他们的心中没有行人的安全,他们只对验收人负责。而那些验收的人只验收施工的项目,比如埋电缆,安水管,树电线杆什么的,也不管放在路边的水泥沙石浆。他们的心中也没有行人的安全。这样的路疙瘩不应该有而有了,有了也没关系,其实也很容易把它清除掉的,只要一个人,拿一把锤子,一把铲子,一把扫把和一担笨箕,就能把它清理掉了。可是,就是没人去清除。

　　有时我想,我去吧。又一想,不行,我去了,人家会怎么看我?此人怎么成了活雷锋了?或许,神经是不是出了一点毛病?我不想当活雷锋,也不想被人视为神经病患者,不能去。

　　那么让谁去?

　　首先得弄清楚,这事归谁管?路政吗?也许是,也许不是。环卫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不清楚。我们假设是某个部门。那么,这事儿怎么管?属于何种项目?如果什么项目都不属,就应该先立项。立项得领导批。而领导一般都很忙,而且,他们一般抓大事。这样的路疙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大事,“摆不上议事日程”。所以,这样的路疙瘩就要存在下去。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

　　和其他事情比起来,路疙瘩的确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因其小,所以没被重视,所以得永远存在下去。就像一个人,肠子里有点小毛病,肠壁上有点小疙瘩,吃照吃,通照通,没人把它当病,上医院去照光,去做“磁共振”,没病找病。就像我们的机关部门,有一点小毛病,比如,某个办事员态度不大好,某个科长处长喜欢刁难人,机关照样运行,政绩照样明显,无碍大局,没人去理它,最多,有人发发牢骚。牢骚多了,人家还说你,这人就是“厚毛”。“厚毛”是漳州话,现在用的人少了,意思是多嘴,没事找事说。

　　然而,这路疙瘩就这样让它永远“疙瘩”下去吗?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远”,绝对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路疙瘩就可能消逝。

　　比如,一位相当级别的领导,到本地微服私访,一时兴起,到江滨路散步,看到这些路疙瘩,觉得不舒服,不雅观,不安全,不和谐,让秘书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有关部门接到首长秘书的电话,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传达,并把清理路疙瘩当成当前的一件大事来抓。几天后,路疙瘩就消逝了。这件事还上了报纸,上了电视。

　　比如,一辆摩托车被路疙瘩绊倒了,撞到了在路边玩耍的小孩,把小孩的脑壳撞破了,流了许多血,当母亲的大声哭叫。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位从北京,或省里来的记者,把现场拍了下来,放到报纸上。于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舆论哗然,对有关部门形成很大的压力,于是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对路疙瘩进行清理。

　　第一种可能有点杀鸡用牛刀和用大炮打麻雀的味道,想起来有点好笑,可在当今中国,杀鸡不用牛刀,打麻雀不用大炮,还真有点不行。第二种可能则有点残酷,代价大了点。可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付出代价,仿佛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有人把它当“学费”解。这也是一种创新。古今中外,有这样交“学费”的吗?过去没有的,外国没有的,我们有了,不是“创新”是什么?

　　我们再来设想一下另一种可能,来点浪漫和美好。比如,有几位大学生从江滨路走过,他们发现了路疙瘩,和我有同感,但他们比我更热情更勇敢更无私,他们组成志愿者,不但把江滨路的路疙瘩清理了,还把全市所有的路疙瘩都清理了。他们的事迹上了电视,上了报纸。他们因此被评为“优秀团员”“优秀党员”“三好生标兵”,他们毕业的时候,许多单位都抢着要。在当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他们成了让人羡慕的“亮点”。

　　当然,最大的可能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这些路疙瘩依然在路面上“疙瘩”着。这也无关紧要。谁会整天去低头看那些不起眼的东西呢?高楼大厦你不看,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你不看,车水马龙你不看,歌舞升平你不看,“到处莺歌燕舞”你不看,你有病?

　　英雄花

　　我们学校有几棵木棉,老图书馆(现在的艺术系)前面三棵,老学生公寓边上一棵,大都有七层楼高。每到三、四月,便开花,一树红花,十分壮观。

　　木棉,也叫攀枝花,英雄花。知道木棉和攀枝花的人多,知道英雄花的人少,但我喜欢叫它英雄花。木棉轻飘飘的,与实际不相称,而攀枝有一点,花的确挂在高高的树枝上,但“攀”字难听,有点攀龙附凤的意思,好像那枝有多高贵,其实,木棉是落叶大乔木,别看它高高在上,那枝是很脆弱的,一打就断。

　　开在这样脆弱枝杈上的花,在我看来,却很有一点英雄气概。

　　一树的花,以蓝天为背景,红红火火,热热烈烈,潇潇洒洒地把壮丽呈现在人间。她们几乎是一夜之间,你呼我唤,一起从树枝中冒出来的,把天空的一角染红,把人们的眼睛洗亮,仿佛一群穿红衣裳的女孩子,一起跳到高高的树上,向人们欢快地大叫,我来了。

　　你看到她们来了,就知道春天来了。不是悄悄地来,是轰轰烈烈、火火爆爆地突然展现在你的眼前,进入你平庸的视野。

　　她们的来,绝不拖泥带水,火红的,赤裸的,说来就来了,不需要绿叶的扶持和帮衬。不信,你抬头看看,这一树的红花,千朵万朵,却没有一片叶子。不是说“好花也要绿叶扶持”吗?红花也好,白花也好,黄花也好,花有叶,显得弱不禁风,鲜艳娇媚,让人心疼。而她们,根本不用绿叶的参与,无叶更灿烂,无叶更辉煌。这一树的红花,就像一支巨大的火炬,屹立在绿树丛中,探向无边的天际。不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是万绿丛中一团红。红得那么显眼,那么抖擞,那么雄辩,那么气魄,只要远远地看上一眼,就让你终生难忘。

　　她的来,她的在,与众不同。而她的走,也走得很干脆利落,悲壮有声。

　　一般花的凋零,是从花瓣开始的,随着风,随着雨,一片一片地散落,依依不舍,凄凄楚楚,一步三回头,落到了地上,还要不情愿地颤一颤,抖一抖。而她,不。她是整体坠落的。拳头大的一朵花,从二、三十米高的枝上坠落下来,“叭”的一声响,惊心动魄。落到地上,她还是一朵花,一朵完整的花!她不是凋零,只是位移,那枝的软弱把她遗弃了。她悲壮地跳了下来,累了,有点伤感地躺在地上。她依然是一朵盛开的花,你从她的花瓣上看不出一点衰败,清亮而鲜嫩,就像还在树上。只有当人们无情的脚板将她踩过,或机械的车轮将她辗过,她才会趴在地上。趴在地上的她,把残红的花瓣贴在地面上,却把她的花托高高翘起,表示她的不屈。

　　而她们的离去,却把生命还给了母亲———树的驱干和枝杈,换得一树翠绿,一树葱茏。无数的树叶从此生长,生机勃勃郁郁葱葱地迎接盛夏的来临,给人间以阴凉,给人们以清爽。

　　这样的英雄花曾经不止一次地打动我的心。不仅是她的来,她的在,更是她的走。

　　二十年前,我调到高校,第一次看到我们学校的英雄花,第一次体会到她的存在与离去。那个时候,我正当中年,对生命的沉重与执着有了一点感悟。我对个体生命的感悟是比较迟钝的。年轻时整天跟着别人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很轻率地不把死当回事。正是英雄花的坠落,从一个新的角度给了我一点小小的启示。我在小说《过午的阳光》中,借一个中年教师临死前的感受这样写到她:

　　“他摔倒在路边的水沟里,一刹那间,他的神志十分清楚,企图支撑前后左右任何可以支撑的地方,不让自己倒下,但他没有成功,他倒下了。他分明听到一声沉甸甸的着落声,然而,那不是他。他看到一朵火红的英雄花从高高的树上掉下来,落在灰白的坚硬的水泥地上,他为它感到疼痛。对着教室的是高大的英雄树。春天来了,灰白的树枝上缀满鲜红热烈的花朵,一边开着,一边便零零散散地落着,“啪,啪,啪”单调而沉重。每一声,都是一次自由的解脱,每一声都是一个美好的破碎,每一声,都是一个永恒的新生。他站在讲台上,不时可以听到这动人心弦的声音。”

　　十年后,我依然对他的坠落耿耿于怀,我在另一篇小说《这事不怪我》中借主人公女学生的感受又这样写到:“高教授用诗一般的语言开始讲演。他的讲演很精彩,既条理清晰雄辩有力,又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正听得入迷,被一个意外的声音吓一跳。我立即意识到,那是窗外英雄花的落地声。我们学校有许多英雄树,也就是木棉树,每到五月,便会开出一片英雄花,把校园的天空染红。红红火火的一朵拳头大的英雄花,从高高的英雄树掉下来,摔在硬梆梆的水泥地上,叭地一声响,惊心动魂。”

　　这就是英雄花,我的英雄花。

　　我想,一个人的来是由不得他自己的。而他的在,他的走,是可以由他做主的。他在,应该火红亮丽,热情奔放;他走,要走得响亮,走得尊严。

　　【责任编辑 朱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