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燕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厦门市“对市民营业”的大菜馆屈指可数，最大者乃“绿岛酒家”。我之所以特别标明“对市民营业”，是为表述正确起见，因为我不知道与此同时“官方私用”的还有什么“楼堂馆所”。据后来披露的内部资料显示，事实上几十年来全中国“社会高层”里吃喝玩乐的“蛇孔水窟”是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它们便“不存在”了。

　　我说“绿岛酒家”是因为它当年为厦门市餐饮业之老大，更因为我表哥是这酒家的“大厨”。表哥从事餐饮业说来很意外。他上了一两年小学就自己“减负”了，大舅是泥水师傅并不以为不读书有什么大不了的。表哥从小就“畅游”筼筜港摸鱼捉蟹、海阔天空。及至长大了，发现不能就这么踩海涂过一生一世，想到了“就业问题”。当时如果愿意当泥水匠，大舅的建筑公司是可以照顾老工人给名额的。但是大舅不肯：“桐油桶还装桐油？！”泥水匠的苦处大舅吃够了，他坚决反对。恰好此时“绿岛酒家”要办“半工半读”学校培养新厨师，向社会招生。“半工半读”的性质与时下的“职高”类似，绝不同于郊区林边那种学员都是“准罪犯”的“工读学校”。好在那年代(60年代)招生文化程度无大要求，也好在那年代厦门人不太欣赏子女去“学煮吃”，表哥顺利入学并且去上海培训，后来成为“厦门著名的大厨”。表哥的“著名”我们是通过别人的嘴巴知道。这些嘴巴有的是自费去领略表哥之“著名”的，更多的是用公费培训的“美食家”。这些人中有相识者一听说我是表哥的表弟立即伸大拇指：“你哥？他是你哥？！厦门头手的！”

　　而我们家人(含大舅一家人)是从来没上过“绿岛酒家”去专程品尝表哥之“著名”的。大概是因为穷。

　　我是去过，仅有两次。第一次是1979年秋，小妹因车祸身亡。为答谢亲友们的慰问，表哥为我家安排了两桌丧酒。第一次在大名鼎鼎的“绿岛酒家”落座陪客居然是我最失魂落魄的时刻！第二次来到这里，是我回到厦门工作的第二年的1983年。那时节全市中学美术校际组的新教师仅有我一人是“本科学历”，老教师“退后二线”，山中无老虎猴子我当家。以文凭为标准，上面强按我的头当“组长”(一年后我以儿子出生为由赶快辞职)。恰逢省里“检查团”来指导美术教学工作，临走前我们几位“领导同志”自己凑钱由我出面找表哥，在当时厦门最伟大的“绿岛酒家”为他们饯行(当时一桌酒食不过60元)。对此事的热心我另有一份私心：我的恩师、老版画家、老地下党员、解放后厦门大同中学首任校长、老右派、牛鬼蛇神、福建师大长年养猪的老教授吴忠翰老师是领队人物。

　　从此我不再去过“绿岛酒家”。“绿岛酒家”也在日后“冰雪融化”了。表哥受聘去外轮上“做西餐”，几年后回来竟然改了行……

　　大同小学对面的“劳松扁食”多年闻名。据说上午不到10点不开市，下午卖完不再做。店面不大而人气十足，老板早已不必“亲自”操劳了。不但衣食住行宽裕而且每年携老婆出国旅游一趟，连埃及都去过了！(我嫉妒得想打他)。不单如此，老板还玩上了摄影，照相机好几架、器材一大堆(花钱我替他心疼)。

　　我是不曾在“劳松”那里品尝“人人叫好”的扁食的。我一听“劳松”二字就摇头(厦门话“劳松”就是肮脏嘛！)，别人为什么一看见“劳松”招牌就往里钻？我的老朋友漆线雕国家大师蔡先生是老板的大舅子，他介绍我认识了“劳松”的老板。见面后才知道其中彼此的“社会关系”还有点复杂：老板不单是蔡先生的妹夫，老板也是我一位朋友的中学同学、蔡先生的一位弟弟也是老板的中学同学(老板正是利用这种方便把自己变成妹夫的)。蔡先生这弟弟文革期间在我家理头发(那时大家都学会这一手，我至今剪刀拿得相当好)，笑闹间被我哥把耳尖剪下了一小块！更重要的“社会关系”是：老板极严肃、极真诚、极动情、极郑重地对我说：“我有今天，是你表哥成全我的！”

　　老板原来学的是机电专业，个体单干后吃了几种饭都没一样吃好的。我表哥教了他“做扁食”的秘诀居然把他养肥了！“女怕嫁错郎，男怕干错行”，“劳松”老板怎知道自己合适哪一行？“青瞑鸡仔啄到虫”，他的“虫”竟然不是他寒窗苦学多年的“机电”，而是我表哥一次不经意的引导。小店“劳松扁食”老板不知是否“五行缺肉”，一旦幸运有贵人指点沾上了肉腥味便“猴子穿衣变成了人”！而我表哥，当年厦门“著名的头手”到今天一无自己的馆店，二无当年的名声。表哥自己五行缺的是什么呢？

　　“劳松”怎么与我表哥认识的，我不知道，也没问。厦门就这么大，要碰上什么好人坏人、好事坏事都是很容易的。

　　【责任编辑 苏惠真】

　　摄影/肖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