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敏

　　夏炜小说《铁观音》以清代闽南斗茶风俗来编织情节，小说里的“斗茶”从头斗到尾，诸事端皆为茶起，也为茶收。“斗茶”斗得引人瞩目，扣人心弦。中国小说———涉及到“斗”，往往有了看点，《铁观音》也是如此。小说里不论是文斗还是武斗，它们都是关于人类冲突本性的原型意象，一种文化冲突的隐喻，一种关于争斗行为的叙事性显现。

　　《铁观音》写作秘诀之一就是作者擅长借助安溪两派三种茶叶主人为使其茶叶获得茶王、成为帝王认可的贡茶展开矛盾交织、惊心动魄的斗技、斗术、斗勇、斗智。借助“斗”来展现爱与恨，亲与仇，贫与富，贪与廉，尊与卑，贵与贱，国民性在“斗”中得以显现，同时，小说也借助“斗茶”的历史叙事，来反讽现实人生，寄托作者内心深处对超越世俗的精神渴望。那是一种“一不慕官，二不羡财”的“茶人风范”(22章)，一种超绝俗世的精神乌托邦。

　　小说把“铁观音”借助斗茶得以闻名放到所谓“康乾盛世”的历史语境中展开。通过从民间评选茶王的“斗茶会”比赛到官方遴选贡茶的“品茶会”，从殿廷内的中日双方的茶道角逐到文人雅士“斗茶”游戏，把隐含在制茶、饮茶、戏茶里面的国民性，在“斗茶”的各种矛盾中呈现出来。小说同时把言情、武侠等十分容易引起读者兴趣的小说叙事融入其中，心与心的较量，力与力的博弈，都伴随着斗茶而进行。

　　小说中由“斗茶”引发的各种“斗”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游戏性的角力(如几个茶人各备茶叶斗胜取乐，安溪县一年春秋两次节日般热闹的“茶王”赛)，这种角力明显带有超越日常的“狂欢”的意味；二是以争名夺利为目的的跻身“贡茶”行列的各种“茶王”赛，里面隐含了复杂的交易、善恶的较量、人性的冲突，它从安溪斗到北京，斗到杭州，再斗回到安溪，作者在这“斗”的各种矛盾冲突中，既让读者看到了我们的族群在世俗的纷争背后的各种性情表达，同时也通过这“斗”的矛盾营造及其化解，把读者的阅读兴奋点带到故事冲突的波峰与浪谷，这成为小说《铁观音》罗列情节、编织故事的重要手段。

　　在讲求中庸平和的中国文化表面宁静致远的背后，从来没有停止过“斗”的踪迹。中国小说一向喜欢表现“斗”的情节，这与中国社会周而复始的朝代更迭和战争纷起不无关系。如果说《三国演义》是政治实体与政治实体之战，《水浒传》是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战，《西游记》是通过神鬼之战反映人间的善恶之战(孙悟空因其善斗妖魔获得“斗战胜佛”的名号)，那么《铁观音》则借助“斗茶”的民间风俗的叙事展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之战。中国小说的“战斗母题”充满了游戏和想象，但它的背后却支撑着中国战争文化的许多“遗传密码”，透露着古代兵家思想的许多文化信息。

　　《铁观音》写到“斗茶”风俗，本来根源于社会群体的利益、心理、情感和文化的冲突。“斗茶”斗出了事，说明看似游戏的背后有很多世俗利益的交错在里面。干净的斗茶，体现着不干净的斗争。所以“一个小小的品茶会，闹出这多事情”(23章)。只要是世俗社会，谁都无法回避周而复始、从不间断过的群体性侵犯、复仇、较量的矛盾冲突。生活信条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利益关系不同、文化需求不同，都会可能引发人与人的争斗。矛盾在“斗”中展开，社会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也在“斗”得到了充分的再现。斗有斗的游戏规则，“斗茶”的通常规矩是“比形、比香、比色、比味”，三五人的斗茶游戏还有博取物品为乐的特点。小说中王士琅与珠露、与玉萱之间的斗茶都有物品赌注。它没有地位差异和性别歧视，只追求娱乐游戏中的公平对等原则：“陈三贵和魏饮的女儿，可是咱们这里数一数二的斗茶高手!”(9章)乾隆得知闽南三种名茶同时进京，如此感慨：“这三样茶是互不服气，一直斗到我的皇城里来了!”(19章)这样的斗茶都有强烈的游戏特征。

　　小说中最高境界的斗茶是超越名利的。也是作者寄托自己价值判断和心灵家园的所在，它不在俗世里的斗茶纠葛，而是超出这些纠葛，是作家精神的乌托邦。茶之雅，是不在乎人间好争输赢之举的。例如魏饮指出：“茶是水中君子，不可以这样计较输赢。”(10章)玉萱评价陈魁制茶难有好茶时说：“陈魁制茶，总想一鸣惊人，所以内心之中，必含个‘名字，有了此字，又如何能静心静气地焙茶？”；钱半厘反问王士琅：“难道没得茶王的名头，就不是好茶了？”县令庄成告诫日本人龟田：“净心净心……这可是每一个茶人都该有的品性啊!”珠露劝戒其父陈三贵：“斗茶是我们这里历来的风俗，可您也不能把这茶王看得太重呀!历来的茶书茶经，都在传达纯正、雅和的心境，我们品茶、评茶，目的应该是进一步交流大家的茶艺茶技才是。”(13章)小说中，人工栽培所得的茶王被原料为野山茶的铁观音取代，暗示了高雅之士对野趣淡泊的崇尚。所以，斗茶的目的是“无斗”，是放弃“斗”，是“和”，只有“和”了才能使人回归本真!庄成如此总结：“茶者，贵在一个和字，你们陈、魏两派能如此和睦，何愁我安溪之茶不能名扬四海？”(17章)王士琅进一步表达自己对待茶文化的态度：“只要百姓，这次的胜负并不十分重要了。茶如人生，正所谓有人求名，却名不符实；有人趋利，却惟利是图!而另一种人一派真我，终是实至名归；抑或风骨淡泊，而知足常乐……这后两种人的境界，不也是品茗之道的所显示的真正精神吗？”(36章)

　　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从来没有间断过，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的定期复现，使许多中国的小说家热衷于把“斗”当作群体冲突记忆的一个部分，而把消解冲突的种种策略、伎俩托付并集中体现在某些个真实或虚拟人物身上。他们仗义执言、以少胜多、智勇双全、善斗巧打，无往不胜。于是出现了“斗茶”的正面群像和反面群像。期间也难免有些许脸谱化倾向。《铁观音》中的王士琅、纪晓岚、珠露、钱半厘、县令庄成都被塑造成挑战邪恶的正义化身和斗士以及冲突的化解者，他们直接成为展示天生善斗、忠君爱国、公平正义思想的文化隐喻。所以这些人被小说家给理想化了。小说甚至通过乾隆的形象塑造，凸显了一个明君和好皇帝的社会作用。这种清官意识还存在于朝廷重臣纪晓岚、安溪县令庄成身上。庄成曾发誓：“我非把这不和的两地和在一起，共同发展我们安溪的茶叶，让安溪之茶，走出闽南，走向全国”(8章)。王士琅也明确表示：“只要是斗茶赛上的茶王，我一定把它送至北京，请皇上品尝”。(8章)“我想把全县的好茶都记录下来再推广出去，叫铁观音、韵美人等等我们闽南的乌龙茶名传大江南北，造福全县茶农百姓!”(10章)他在重新获得《焙茗秘笈》后决定找时间把它“抄录成大字，把它张贴到揽翠堂的大厅里面，共我县全乡茶农享用!”(14章)

　　有了上述的所谓正面角色，必然有反面角色作为衬托。两者在同时出现在故事中，民间社会的“斗茶”故事便真真正正成了正义与阴谋的较量。这样的理念引导了作家夏炜，夏炜也如此复制、炮制、策划了小说中的所谓正面人物；他们秉持正义，但也不是在斗茶中无能为力的人。小说很好地运用了文学的想象、把中国古人用兵的常识诉诸于各路茶人“斗茶”策略上。作者通过假想性的“用兵”，使得中国“茶”文化在冲突中得到展现，使得中国人消解冲突的手段得到再现，进而使得中国的战争文化，以及以善制恶的“中国方式”获得了汉语读者的认同，它成为读者对小说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蕴藏在“斗茶”背后的各种“兵法”可是不少。阅读《铁观音》，我们不难觅见茶人解决争斗的种种方式。中国兵书里的许多战争哲学都在“斗茶”中被民间化。有些手段是符合游戏规则的，是道德手段。比如王士琅相信“邪不胜正。不是我做下的，早晚都会证明我的清白。”(16章)表达了他对公平正义比赛的信奉。有许多场斗茶并不是靠茶人莽力取胜的，但是心理上不退缩，强调以好心态论输赢。王士琅设计用不成熟的茶青到金大头处卖用的就是“虚以示弱”、“趁人不备，一鸣惊人”的障眼法。

　　“斗茶”中也充斥着大量的道德批判和现实隐喻。当游戏填充进功利争夺的时候，斗茶已经渗透了相当的世俗的功利对抗。所以，小说展现了这些游戏规则被颠覆的时候，冲突真正开始了。陈三贵父子、和坤、高得进、程金牙作为“斗”的规则的破坏者也走进了作家的视阈，并得以很好的表现。小到陈三贵为夺茶王而大动手脚，大到各地茶商为得贡茶之名勾结官府。这样的“斗茶”是背离游戏规则的，是不道德的。陈三贵深知斗茶不能轻敌，他说：“自古以来，兵家因轻敌而招致最后兵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商场如战场”(17章)24章王贵宝嘲笑道：“你们这些茶商，一年四季辛苦奔波，不为利，就为名!”“江浙两地茶商众多，有一些是和我姐夫呀、高大人呀、巡抚大人呀、知府藩台大人等等有生意往来的关系户，这些人的茶，也总得照顾照顾”。精通斗茶之道的王士琅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历届斗茶赛，总有人不能公平参赛，以至于如今，造成了魏溪乡和陈家庄的不和”，“斗茶，也是斗实力、斗银子”；民间传闻，“陈家庄的陈老爷为这次都茶会，还捐建了一座揽翠堂和一处宣香坞，又借此让陈家小姐认做庄大人的干女儿”；这陈三贵一向在斗茶活动中拉拢权贵，精心密谋，采取不正当手段(如在别人的盖瓯里抹上明矾)损人利己，其结果是“茶在下面品都是好好的，怎么一到台上，就变了味道？”。尤其是日本人龟田、陈家庄陈三贵为获得《焙名秘笈》时不惜使用各种卑劣于段，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盗宝型”民间故事。民间的斗茶甚至成为贪官专权、大行腐败的好时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藐视民间风俗，正如高得进所说：“这届斗茶会，没有我主持，斗出来的茶王不算!”于是我们看到，和坤、高得进、陈三贵、程金牙等人在斗茶中，工于心计，畹茗(纯子)讽刺高得进等人：“茶本是和合清寂之物，没想到让你们弄得如此劳民伤财!”（23章)。

　　因受儒家文化“贵和尚中”的影响，中国文化表面上讲求平和、非争，反对抗、反冲突、求一团和气在中国文化史上永远盖过了主动的出击、拓殖。可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周而复始和恶性循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频仍战争，加之民间社会把社会、阶层、民族冲突通过想象演绎成善恶、好坏、神鬼的战争，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主题。关注《铁观音》里的“斗茶”，似乎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化提示功能：即作者笔下的斗茶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实现文学想象的，读者所以能被书中的各种惊心动魄的“斗茶”所吸引和认同，全在于这假想的斗茶、热闹的游戏，也多多少少附着了茶人的文化禀赋和智慧。表现了作者“托茶言志”的心态，显现着作者试图摆脱过度世俗化的东西，寄托了将日常生活超功利化和审美化的精神诉求，说到底，作者的脱俗叙事努力是为了更好地呈现他的人生理想，一种精神乌托邦!

　　【责任编辑 黄哲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