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尔芬

　　一、神话

　　2006年国庆前夕，导演江小鱼建议我到四川阿坝桃坪羌寨走走看看，说“能激发你创作的灵感。”当时，我正在浙江桃花岛参加电视连续剧《鹿鼎记》的开机仪式，刚跟张纪中他们侃了一通什么是“侠”，听说桃坪羌寨有上千年历史，而且非常神秘，就欣然从杭州飞往成都。在成都，我受到龙泉驿区文化体育局副局长刘晓双的热情接待，《成都商报》专刊部主任周劲松怕我寂寞，找了一个四川音乐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刘执武陪我同行。我们有幸住在四川省羌族学会副会长龙小琼家，住在龙家的“梯子”里，品尝龙家饮食，参加龙家的锅庄舞会。整天看古寨、爬雕楼、钻巷道、听羌笛、访羌民，倒也其乐无穷，更重要的是见到了会法术的释比和他能唤醒记忆的羊皮鼓。

　　正是黝黑发亮的羊皮鼓，激发了我创作《人皮鼓》的冲动。我所见到的羊皮鼓其实很简单，尽管它在释比的手里是不可缺少的法器，能将敲击的人记忆的大门打开。羊皮鼓在羌语中称“侧拜举”，单面、圆形，用山羊皮绷制而成。羊皮鼓来自于天庭，是天神阿爸木比塔送给释比的祖师阿爸木构的。阿爸木构返回人间时在雪隆包上睡觉，皮鼓和泥土相触的那面便腐烂了。但因为是天神所赐，故缺少了一面后仍能知凶吉、占卜未来。鼓身则微微发黑，皮面发着青冷的光，和鼓槌放在一起显得典雅庄重，等待敲击的样子散发着远古的气息。

　　事实上，人在生活中是离不开神话的，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牛郎织女、天女散花、八仙过海……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何等敏感，封建文化又何等黑暗，假如人生不是被一种超越世俗的光辉所普照，我们的祖先还有什么办法来承受这残酷的人生呢？岂止是中华民族，按照尼采的说法，古代希腊人对神话的热爱，正是因为他们特别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生存的可怕威胁。换句话说，正是死亡恐惧，导致敏感而富于艺术想象力的希腊人创造出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从心理学来说，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神话的存在首先是由于有愿意相信神话的人群存在。神话是对宇宙人生不同于现实原则的一个解释系统，就寻求对社会人生作出可以接受的解释而言，神话与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神话的解释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并且符合某些古老的原则；而科学的解释则建立在事实、逻辑与理性的基础上。

　　作为对绝望与毁灭的反抗，神话并非在揭示世界人生的真实面貌，相反，恰恰是在掩饰世界人生的真实面貌。然而，正是这种掩饰，显示出神话的永恒魅力，暗藏着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一方面彰显人性的需要，另一方面标识历史的基因。也就是说，人是离不开神话的，人类生活的一个任务，就是编造新神话、修正旧神话。

　　实际上，神话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传承现象，反映了特定时空范畴内人们的世界观。许多民间神话往往是以祭祀神灵、驱除鬼邪，以及行为和语言避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古人趋吉避凶的愿望、内心压力的缓解，都寄托在神话身上。天旱不雨，要祭龙王；治病疗疾，要祭药王。把眼光从现实转到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信仰神话很深的国度。中国并非一个无神论国家，而是一个泛神论国家。泛神论的实质是：一、具备某一种品格的历史人物将被神话，比如孔子、关羽、妈祖；二、神不是全能的，而是像官员一样分工明确，比如送子观音与财神爷；三、神话与鬼邪混淆，比如孙悟空，到底是神还是妖？莫衷一是。

　　在世界一隅的崇山峻岭之间，一些小山寨的生存状态几乎与世隔绝，他们的精神生活根本没有纳入主流神话的话语体系，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神话，尽管没有女娲补天的神圣，也缺乏嫦娥奔月的优雅，甚至有些肮脏，有些丑陋，比如蛊惑。所谓“蛊”，按汉代郑玄的解释是“虫物而病害人者”。但是，蛊惑产生的源头却是跟古希腊神话高度一致的，那就是：生存的可怕，死亡的恐惧。

　　二、蛊惑

　　蛊惑结合了力量、血腥、怪异和愚昧等神秘要素，形成了非常完美的恐怖氛围。在我看来，蛊惑类似于流传在加勒比海岛国海地的神秘宗教“巫毒教”。巫毒教最早发源于西非斯拉夫海湾的埃维族人，随着黑奴的输入传到了海地而发扬光大。传说中，巫毒教的巫术和咒语可以令死人复活，然后被驱使来做各种繁重的劳动。

　　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对蛊惑的恐惧是普遍而持久的，并非我的老家所独有。民间传说，蛊惑是在四川省的偏僻山区养成的，渐渐流传到湖南、福建、广东各省。传说，蛊惑能使养它的人暴富，可是如果得罪它，则会使养它的人发生祸害。因此，主人假如无意继续供养它，那就要准备一只小箱子，放些金银财宝，把盅惑垫在里面，然后将这只小箱子撂在三叉路口，听凭有意接手的人把箱子携走。这就叫做“嫁蛊”。如果谁斗胆只拿走箱子里的钱财而抛弃蛊惑，那他将大难临头。我老家就有“请蛊容易送蛊难”之说。

　　蛊惑绝不仅仅是“民间传说”，权威的主流文化载体也有对蛊惑“真实可靠”的记载。殷墟甲骨文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对蛊毒的制作作了象形的“图示”，即在一“皿”形容器中放有多种毒虫。后世的造蛊之法，多与此相类似。史料显示，放蛊是一种古老的黑巫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左氏传》中就有关于蛊的记载。《隋书?地理志》清楚地写着：“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在《本草纲目》的“虫部四”，李时珍引唐代的陈藏器原话说：“……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宋代的郑樵《通志?六书》记载说：“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宋以后的史载，凡记载有蛊毒的，多因袭了这个说法。

　　民间放蛊害人的事也常在刑事案件中引起朝廷注意。宋朝对于民间有过放蛊和养蛊前科的人管理非常严格，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下令将永州(湖南省零陵县)养蛊的人326家移往当地的穷乡僻壤，不准他们进城。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仁宗翻看福建奏报朝廷的刑案时，发现民间常有人放盅害人，仁宗非常难过。又一次，福州有一个叫林士元的医生用中药治疗蛊毒，很有效果，仁宗告诉身边的官员：可将林士元的治蛊药方交给宫中的太医审查，连同太医们苋集的治蛊秘方汇为一编，印成专书颁发各路，转发各地民间使用。

　　既然养蛊放蛊是谋财害命的严重犯罪活动，历朝历代官府就针对制造蛊毒的行为制订出非常严厉的刑律，将它列为严厉打击对象。《汉律》中有“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的条文；唐宋以至明清的法律，都把使用毒蛊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处以酷刑。中国没有解剖学，却有比解剖学还精致的人体解剖技术，就是中国酷刑中的“凌迟”。犯人要惨受一刀一刀的痛苦，而心脏又不停止跳动，头脑也不发昏，这需要何等的解剖学、心理学、脑科学知识、技能啊!明代，壮族地区的“峒官”提陀潜抓到“草鬼婆”后，将她的身体埋在地下只露出头部，再在她头上浇上蜡汁点火焚烧。在写作《人皮鼓》的过程中，我时常想，那些由邻里指证产生的“草鬼婆”竟然要承受如此残忍的处罚，官府岂不成了制造冤案的机器？

　　所以，民间放蛊巫术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历代志书史记，关于蛊毒的记录数量虽然不少，总是寥寥数语，并且语焉不详，这就使蛊婆与蛊毒变得更加诡秘。

　　三、恐惧

　　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对某种东西的恐惧经常会导致宗教崇拜般的思想和仪式化的行为。对蛊惑就是这样。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心怀恐惧的，有记忆的，也有现实的。有人恐高、有人恐血、有人恐水、有人恐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只是有的人了解自己的恐惧，有的人不了解。你可能听说一个诗人不敢杀鸡，你听说过希特勒也不敢杀鸡吗？你可能听说一个婴儿惧怕巨响，你听说过林彪晚年也惧怕巨响吗？

　　我认为，恐惧如影随形，注定要伴随我们终生。当别人比我们强的时候，我们的恐惧是无处立足；当我们比别人强的时候，我们的恐惧是好景不长；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的恐惧是饥寒交迫；当我们富裕的时候，我们的恐惧是一贫如洗；健康的时候，恐惧是疾病；疾病的时候，恐惧是死亡。恐惧能摆脱吗？答案是：不能。

　　对小说而言，人类的两种基本欲望只需极小的代价便可以挑动起来，那就是恐惧与性欲。把恐惧带进我们的生活，真的不难，有一种方法极其简单：你可以躲在暗处，出奇不意地向某个路过此地的人大吼一声，你的目的就能达到。当然，前提是他不知道你要玩这个把戏。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莫名地害怕？为什么在人群中也会觉得不安全？为什么最简单的事情也做不了选择？这些正是恐惧在我们内心结着的厚茧使然。它源自每个人的童年，又控制着我们的现在。

　　不要轻易把灵魂出窍、梦境再现、巫师“魔咒”、“白痴超人”等离奇虚幻的故事斥之为荒诞、迷信，甚至欺骗。弗里兹?李曼这样说：“恐惧的基本形态含义深远，它并非我们避之惟恐不及的祸害，而是我们幼年时期成长的重要因子。每当恐惧的巨大阴影笼罩心头，表示我们正处于人生关卡，面临重大的挑战。躲避恐惧形同不战而降，只会削弱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先行接纳，并且尝试克服恐惧，新的力量将在我们身上萌生。每战胜一次恐惧，我们就淬炼得更坚韧。”

　　问题是，恐惧是人类不可战胜的宿命，因为人类面临死亡的威胁。死亡的不可逆转性、绝对性导致世间的每一个人对死亡怀有难以克服的恐惧。为了能够延续自己的生命，人们愿意承受一切代价，包括苦行修炼、建功立业、生儿育女。求生的欲望是一切欲望的核心和焦点，生死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母题。

　　我六岁那年祖父去世，七岁那年祖母去世，请的是同一个葬师；这个葬师还主持了我父亲的葬礼，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已经改为火葬了，葬师却还是这个人，虽然他已是垂暮之年。因为村里只有他一个葬师，而年轻人都不愿意跟他干这一行。我曾经以葬师为原型，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绝活》，发表在《厦门文学》，后来被《传奇文学选刊》转载。其实我心中有数，葬师的经历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绝不能“大题小用”。这次为了创作《人皮鼓》，我在好朋友吴尧生和周健的陪同下，再次采访了葬师。葬师的儿子在厦门从事体面的工作，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婚事，葬师交代我不要透露他的真实姓名。但是，我要在这里感谢他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葬礼细节。

　　我在多部小说中出现葬礼和葬师，不是因为它和他让我难以释怀，而是因为葬礼最能表现人的精神面貌，葬师最能表达人的内心恐惧。葬礼与葬师最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不愿意提及的潜形象：鬼魂。

　　四、鬼魂

　　死亡既是生命的终结，也可以说是生命的归宿和最后阶段。死亡就像是一道黑暗的河流，把此生与彼岸隔断了。人们希望了解死亡，了解人死之后的情况，因此，死亡一直是最有魅力、最为古老的话题。弗洛伊德说：“鬼的制造，是人类的第一项成就。”地狱里的阎罗王、冥河、奈何桥、望乡台、迷魂汤、油锅、牛头马面等，其实都是穿越生命关口的属世象征。有意思的是，不同国度、不同种族对地狱的描述却是惊人的相似，离不开“不灭的火，不死的虫”，按荣格的说法，这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投影。让恶人有恶报，在地狱里接受最后的审判与惩罚，满足了全人类超我的正义与道德期待；然而，地狱里惨绝人寰、永无止境的酷刑，则是在满足个人本我的攻击与仇恨情结。只有满足全人类期待，又满足个人情结的地狱，才是让人恐惧又让人传诵的地狱。

　　中国的鬼话异常丰富，从《墨子?明鬼》中的“杜伯报冤”到清代笔记小说中的鬼故事，乃至现代关于鬼的传闻，鬼话蔚为大观。鬼话的主题是死亡。鬼话所表现的就是对死亡的一种解释，各式各样的鬼代表的是各式各样的死亡。

　　在鬼邪世界里，什么奇思异想、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可能出现，人们的自由天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恐惧、喜悦、悲愤、痴心、好奇，各种各样的思想情绪都可在这里得到发泄。这个世界因而显得更为奇妙多姿。在中国原始神话中，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人鬼与自然界的精灵混杂难辨。随着人间的两极分化，鬼神世界也相应而变，上层为神，居于上天或美景之中；下层为鬼，居于地下或荒野。中国古代的鬼神文化典籍，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

　　《楚辞》是包含鬼神掌故最多的一部古代诗集，屈原的诗歌所立足的是重巫鬼的楚文化，他从民间祭神的巫歌中吸取养料。鲁迅说：“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从《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这类孔子语录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人死后的鬼魂世界采取了回避态度，同时也说明孔子在这个问题上是个不可知论者。当然，孔子的回避是有原因的，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类话可以推论，孔子关心的是人，不是鬼；是生，不是死。他关心的是：人如何在这惟一可见的尘世里，以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来实现对不朽的渴望。也就是说，孔子是个现世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但不是唯物主义者。这样一来，地狱与鬼魂在中国就只是民间话语，主流话语对此是暖昧与含混的。

　　在这个声光科技的时代，多数人也许不再阅读笔记小说，他们观赏的是电影这种人类最后艺术形式的“新影像”。那些骇人而又充满魅惑的影像，不只是在撩拨我们的神经而已，它们还在召唤我们的潜意识，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温习了古老的、有关死亡与鬼魂的记忆。

　　不管中国或西方的鬼故事都像一场心理治疗，它由三部分构成：一是重现我们心中的恐惧，二是提出宽慰性的解释，三是提供治疗对策，消除我们心中的恐惧。

　　五、小说

　　读者很容易看出来，《人皮鼓》其实是新瓶子装旧酒：在鬼魂联想的背后是对十年浩劫的反思。只是我的反思采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神话、蛊惑、恐惧、鬼魂，总之，都是人性中极为隐晦的一面。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描写文革的小说都存在一个问题：作家在一种愤怒的情绪中，对题材进行了粗暴的处理，也就是以粗暴的姿态对待他所痛恨的粗暴现实。比如对红卫兵进行脸谱化的描写，比如以受害者自居。如果每个人都是受害者，那么谁是施害者呢？在一个忏悔缺席的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以受害者自居，真正的受害者就永远沉沦了。

　　时光并不能愈合真正的创伤，因为创伤是生命的一部分。

　　人对人的残忍行径自古有之。明史记载，民族英雄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处以极刑“凌迟”，游街后执行。当时京城百姓万头攒动，争相购买一片袁崇焕的肉，目的是要吃他的肉。可见，残忍不是统治者的特权，而是人性的阴影。无疑的，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拉长了人性阴影，因为兽性的统治培训了兽性的国民。正如《马克思致卢格的信》中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如果说发现人类的愚昧无知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接连不断地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热情，进而促成狂热的政治行动则是20世纪最悲哀的政治现实。这些行动总是以人类的崇高事业为口实，结果却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暴政。这就引发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真诚的社会政治热忱，竟会导致极其悲惨的结局？由此还可以追问下一个问题：人的本性承担得起对人类品德的信任吗？

　　《人皮鼓》采用了悬疑小说最基本的套路：从一个封闭的环境开始。但是，我写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悬疑故事，如果是这样，就违背了自己的文学追求。在我看来，中国很少有力度的悬疑小说：巧妙地让读者进入作者设置的圈套，然后一击而发。中国的悬疑小说虽然有的在技术上很精致，但故事的精神指向却是模糊不清的，这是因为作家缺乏对犯罪根源的挖掘。恐怖的根源在哪里？作者害怕的到底是什么？作品究竟触动了读者人性的哪一部分？假如没有精神支撑，小说不过是些廉价的恐怖花招罢了。我以为，一部好小说一定是凝聚着对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深刻反思，小说中的恐怖来自作者内心深处的惧怕与惶恐。我不愿意把小说写成大呼小叫的阴森诡异，因为一个人的荒芜之地，不可能是另一个人的主题公园。

　　《人皮鼓》用图采自《中国表记与符号》、《中国民俗百图》、《中国民间禁忌风俗》、《中国古代鬼神文化大观》、《中国民间游戏与竞技》、《中华丧葬》、《巫觋：人与鬼神之间》、《民间性巫术》、《避邪趣谈》、《中国人的心灵图谱：魂魄》、《中国民俗文化：剪纸》、《西羌文化》2001年第2期等书刊，只是这些剪纸大多来自民间，而且各类书刊相互引用，弄不清谁是哪一张图的作者，我在这里只能谢谢大家。

　　主题先行是一个作家的致命伤，但是，我仍然试图用一部小说来表达一个坚硬的话题。如果说《九号房》表现了罪的普遍性，《姐妹》表现了金钱对人性的强暴，那么，《人皮鼓》则要言说恐惧是如何折磨我们的。

　　读者朋友，我做到了吗？

　　编注：作者的长篇小说《人皮鼓》即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 黄哲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