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旭

　　2008年完成《我是我的神》之后，已在文坛声名鹊起的邓一光移居深圳，从武汉到深圳，南中国炫丽的万花筒使得这位早年深耕革命历史题材的“硬汉作家”，也开启了一场文学迁徙，“城市文学”“深圳作家”逐渐成为附着于作家邓一光之上的又一标签。也基于此，《人，或所有的士兵》这一洋洋洒洒77万余言长篇的问世，更显持重，这是“逃离”战争十年，醉心“深圳书写”十年之后，邓一光“回归”革命历史题材的匠心之作。

　　建国以来的红色经典，对于历史、英雄、革命等的叙述进行规范，神性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人性占据了高位。1980、90年代以来，随着人道主义的重启和物质浪潮的涌聚，抗战叙事中对于人性的反思与彰显在得到更大程度、更丰富层面呈现的同时，新历史、新现实等的冲击，也使得人性愈加与世俗性相勾连，抗战叙事中人性的表达似乎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处于欲说还休的尴尬境地。“从90年代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走出来，身心却并不切入和拥抱极富诱惑力的当下世俗的现实，在心灵与情感历程上，邓一光走的是一条逆向之旅，他远离当下而拒绝世俗，重返文学曾以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构筑的神圣殿堂。……同出生于50年代的一些作家相比，……他的创作更加倾向于传统，更具有古典意味的感性激情的张扬。但同时拒绝世俗、向往崇高，追求理想主义和精神主义，使其在文学再一次被重写，也正是他能够在90年代的经济背景中凸起的最真正的原因。”但邓一光不仅仅是上世纪90年代的邓一光，其战争叙事也在不断地丰赡中寻求新的突破，《人，或所有的士兵》就是其最新的思考成果。

　　在邓一光的小说中，“普遍的人性”才是其关注的重中之重，无论是战争叙事还是城市故事，无论是英雄形象的塑造还是城市奋斗者们的勾画，无论是粉饰以爱情的外壳、生死的框架还是架构起过去的回望、现在的表达。战争只不过是邓一光最谙熟的人性表演场，他曾一度将这“斗兽场”迁移至城市之一隅，但在2019年的这个冬天，重返“战场”。

　　《人，或所有的士兵》，以战之名，秉持理性批判与人文关怀的双重立场，呼唤悲悯与敬畏，从而烛照人性。

一、精神指向的变与不变

“从抗战爆发——1949以后——‘文化大革命’这四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战争因素深深地描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尤其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因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军事生活、把战时军队生活方式视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等等，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战争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作为50后，作为革命者的后代，作为成长于火红的后革命战争年代的邓一光，其成长无法彻底排除“战争文化心理”的影响。更何况邓一光的家庭背景所给予他的成长环境和童年经验，如此深刻地塑造了他。基于此，叙述、思考战争，或许就是邓一光对自己的成长经验的表达。显然这样的思索一直延续了下来，并在邓一光的战争叙事系列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具有顽固向心力，但也经历着不断嬗变的精神内核。不变的是通过战争书写思考人性，表现人类在战争这种非常态，甚至可谓是极端境况下的精神与信仰，变化的是其思考内容的具体精神指向和内涵。

　　邓一光2019年底出版了长篇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不禁让人忆及他1997年问世的《我是太阳》和2008年出版的《我是我的神》。三部都是长篇，都是战争叙事，几乎都间隔十年。尤其这后一个十年，既是时间的沉淀，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十年，更是作家邓一光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不断进行调试的十年。当然，从1997的《我是太阳》到2008的《我是我的神》，这种精神指向的变化已经渐露端倪，到了2019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这种转变更为彻底。具体而言，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的相关作品，再到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邓一光的战争叙事对人性表达的精神指向大致经历了革命历史激情式的言说、主体自我的张扬、理性诘问人性三个阶段，并且，几乎都与社会发展、文学潮流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共振，使其小说能在文学艺术表现力和现实意义双重层面上获取价值。

　　从小说的题名《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便可窥见作者的野心，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呼号着“我是……”。虽然句式前面的主谓结构一致，但后面宾语的不同嵌入，昭示着这两个句子，乃至这两部小说在精神指向上迥异的质地。《我是太阳》问世的上世纪9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年代，在横流的物欲面前，信仰的根基被动摇，迷茫、惶惑在人们的神经中争先恐后跳跃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是太阳》俨然如一颗熊熊燃烧、冉冉上升、灼灼放光的太阳一样，照亮着迷途。邓一光用《我是太阳》毅然扛起崇高与精神信仰的旗帜。小说中的关山林作为“战神”所向披靡，战功卓著，似乎没有什么困难能击倒他。正如小说中所言：“他们是太阳，真的太阳！没有什么能击倒他们！就算击倒了，第二天黎明，他们还会不屈不挠地升起来，继续燃烧他们的生命。”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贯穿着小说，与其说人性，不如说邓一光借关山林，借与关山林类似的这些勇往无前的革命者形象的塑造，建构了一座不朽的、充满钢铁般意志的精神丰碑。在那样一种时代语境中，在那样一种不断消解的文学创作潮流中，《我是太阳》所传递出来的精神力量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2008年出版的《我是我的神》与此相关却又颇具反叛意味，如果说《我是太阳》是在超验的父辈世界中再一次建构意义，寻求精神支柱话，那么《我是我的神》便是子辈想要挣脱乃至消解父辈精神的裹覆，而理性反思所谓的“神性”，从而追寻自我主体精神的建构。在小说中，作为解放军高级军官乌力图古拉的后代，莫力扎、乌力天健、乌力天赫、乌力天时、乌力天扬，再加上收养的战友们的遗孤，总共八个孩子，尽管都生活在精神力量极其强大的父辈们的规训中，却几乎相继走上了与乌力图古拉意愿相悖的道路，甚至会产生冲突。子辈们高呼“我是我的神”，反叛着“太阳神”父辈，试图搭建自己的精神王国，走出自己的人生轨迹。个人主体精神的极度张扬，急切想要挣脱规训与规范，侧重呈现爱情婚姻、人生道路等的选择，把“神”拉下“神坛”，置放于世俗的滚滚红尘之中。于是从《我是太阳》到《我是我的神》，邓一光战争叙事小说中的精神不仅经历了从高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到生命主体意志觉醒、张扬主体自我的深幽变化，更是于人性的表达中，完成了从崇仰“神性”到呈现“世俗性”的潇洒转身。

　　与《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不同，《人，或所有的士兵》从题名就显示出作者思考的某种变化。“我是……”句式，是完整的主谓宾结构，而“人，或所有的士兵”，在语法层面而言并不完整，只有主语或者宾语成分。这绝不是邓一光随意为之的结果，背后蕴藏的是时间沉淀后的理性思考结晶。“我是……”结构，是情感色彩十分强烈的判断句式，有一种不容置喙的坚定与强调，与小说传递出的精神指向相一致。而“人，或所有的士兵”如上述只是完整句子的某一部分，带有一种商榷或后退。但这不是退让，“无知者无畏”，这恰恰是作者更加成熟、理想的明证。另一方面，“人”和“士兵”虽然都是集合名词，构成了一种名词性的并列结构，但“士兵”只是“人”这一集合中的某种身份，在语义层面而言二者并不能在同一层面并列。显然，邓一光有其深意，虽然是在战争背景下展开故事，虽然描写的是战争环境中，士兵们的各色“演练”，但最终指向的并不仅仅是士兵，而是借这一具有特殊身份的人，透视整个人类，凝视普世的人性。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邓一光此次交出的《人，或所有士兵》将视点聚焦在了一个战俘身上，并且是一个以世俗眼光来看软弱、彷徨，没有坚定革命信仰的俘虏。这样的一种身份设定与《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中无论是勇敢无畏的“战神”父辈，还是敢于挑战，勇于突破的子辈，至少在个人气质上大相径庭。原因就在于作者创作精神指向的嬗变，正如邓一光自己所言：

　　“这个故事不是赞美人类的，不是鼓励人们的，它的暖意是黑暗中的点点萤火，不会放大，而且我一直警惕它们被放大……它只想告诉人们，人最可贵的不是英雄品质，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法器，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拥有捍卫恐惧的权利，人类才能继续前行。任何光明的结尾，都与这个旨意想悖。”

　　从推崇毫无惧色地挑战人生和命运的“太阳精神”，到审视乃至对抗这种“太阳精神”，建立起主体意识明确、自我至上的子辈崛起精神，再到正视更重视人性的软弱与底线，呼唤恐惧与敬畏之心，这期间，不仅仅横亘着三十年，更是作家创作主旨精神的裂变。几十年间，邓一光一直深耕战争文学反思人性这块宝地，变化在于随着时间的沉淀和阅历的积累，作者思考的方向在不断进行调试。精神指向的变与不变，构成了邓一光战争叙事价值观念的立体面。这种持续的差异性呈现，并非作者不成熟或者轻慢文学，恰恰相反，正体现了邓一光愈加地下笔审慎。这种持续不断的创作新变，也是邓一光对现实不断进行探察的体现，他与时代发展、文学创作主流的共振，不在于唱颂歌、赞歌，而在于始终于时代主潮中保持一种警惕，秉持一份警醒。这样的理解或许更能抵近邓一光通过战争叙事反思人性，又照耀当下的精神深度。

二、英雄主义价值内涵的重塑

“如果说邓一光过去的作品是在硝烟弥漫和枪林弹雨的战场中，张扬一种英雄主义的话，那么《我是我的神》则可以说是在动荡的历史进程和难以掌控的命运沉浮中，建构一种抗争与不屈的英雄主义，是一种在迷茫中冲撞、在沉沦中崛起、在彷徨中觉醒、在毁灭中涅磐的英雄主义。”而《人，或所有的士兵》则完全颠覆了上述路径英雄主义的价值内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小说以1941年12月8日，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几个小时后又发动了对香港突袭为主要背景，尽管当时多个国家联合组成了香港守军，但因“各怀鬼胎”，在经历了18天的抵抗并付出了惨重伤亡代价之后，香港沦陷。时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需官的郁漱石，没有及时撤离香港不幸被日军俘虏。随后，他被投放在位于燊岛丛林中的D战俘营，并在非人的生活状态下坚持了三年零八个月，后成功逃出。郁漱石和他在战俘营中结识的众多战俘“同僚”们，共同颠覆、重塑了英雄主义的价值内涵。

　　不仅与中国文学史当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英雄不同，甚至也不同于邓一光自己以往战争小说中的那种大无畏、威武、阳刚的军人形象，以郁漱石为代表在战俘营中艰难求生的一众战俘们，更多呈现出软弱、怯懦的特点。郁漱石的软弱首先表现在对父亲的顺从上，他原本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业优秀，被导师视为得意门生，被校长接见和奖励，且有了情投意合的恋人日本少女加代子。但他父亲无法容忍国家在遭受战争打击的时候，自己的孩子继续待在国外，因而言辞激烈的给郁漱石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他立即回国投入抗战。并且，如果郁漱石拒绝归国的话，他将视其为弃国，届时他将亲自赶去在郁漱石脑门上射出一个窟窿。无奈，原本热爱文学的郁漱石不得不回国并投身抗日。不情不愿被逼着卷入战争，在担任何种职务的时候，郁漱石更将其软弱一面暴露无遗。他甚至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去处，他的家人们“强烈反对他离开苦难深重的祖国，去任何一个嗅不到硝烟味的国家逃避现实。他们认为他这样做事可耻的逃兵，不配做炎黄子孙，也不配做郁家人。他们激烈地要求他去华北、华中或别的战场，去挡住日寇的子弹，把一腔热血洒在苦难的国土上。”家人对郁漱石的期望，也正是世俗意义上对英雄的定义，也是历来文学作品中呈现英雄，尤其是战争英雄的重要方式。但郁漱石不同，“他们是家国栋梁，我不是，我的一腔热血只对我自己有用。”并通过一个接待郁漱石的旁观工作人员的视角，形容他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口气干巴巴的，显得有些冷漠”。显然，无论是从参战动机还是主观感情来看，郁漱石都不具备所谓的英雄气概，他只是不得不服从父亲的指令而以。在工作中，郁漱石给同事的印象也是“性格有些孤僻，不爱聚众，总是一个人打发工作之余。”甚至被俘后，在战俘营中盘踞着各方势力，有中央军的、游击队的、亲日派的，甚至还有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等，郁漱石几乎不受各方待见，因为郁漱石软弱，且与管理战俘营的日军走得很近。

　　但事实的真相却并非如此，显得软弱，是郁漱石选择的生存策略使然。他不像韦黾灶那样和日本人硬碰硬，不像游击队那样是多人紧密连接的组织，也不像中央派那样按照上级命令行事。郁漱石的行动准则很简单——正常人之本心，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何谓正常人之本心？就是喜怒哀乐，就是惩恶扬善，就是扶弱助穷，就是爱自己也爱别人，等等。他帮助军医老曹获取草药，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就是希望战俘们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的得到医生的帮助；他冒着生命危险带吃的给孖仔，不是为了想让监视他的仔仔替他美言，就是一份年长者心疼少年营养不良的心；他肯定了337翻译的补鞋匠老文辱骂日本人的话，使得老文被杀，不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是他知道那是老文故意为之，老文一心求死，他是怜悯并且理解饱受折磨的老文……他还默默为战俘营，为战俘营中的各种人办过很多事，很多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是郁漱石为他们办的事。涉及到食物、医疗、娱乐等多方面。郁漱石从不宣扬，甚至因此被误解、被打骂。郁漱石不是战俘营中唯一挨揍的军官，但却是挨揍最多的军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会被揍，而且为什么每次都被打得很惨。郁漱石用一己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众多的误解、责难、非议、孤立，尽管他没有满腔热血，尽管他并未参加过正面战场的战斗，更遑论建功立业，尽管他离“战神”之名实在隔着相当一段距离，尽管他显得孤僻而阴郁，尽管他在战俘营默默耕耘的看似都是些在寻常不过的小事，但这正是普通人在不普通环境中展现出的，回到人性本位的英雄主义。不仅如此，郁漱石甚至专门撰写文件，上交活动计划报告，建议成立战俘军乐队；列出木球、七人制小型足球和马上游戏这三项团体运动项目；开设战俘学校，分高级、中级、初级班，分别开设哲学、音乐、文学、戏剧科目，科学与公民、海洋生活经验、印度与中国古老文明科目，农林、制作、缝纫、日语课程等。他并不满足于在战俘营争取基本的生存物资，更是思考到关于正常人生存发展的精神层面的问题，他们不仅是战俘，更是人，“人，或所有的士兵”在本质上都一样。

　　郁漱石呈现出来的英雄主义，不仅仅是让英雄回到人的本位，他对英雄的追寻，更事实上触及到了现代中国一个十分重大的文化主题，亦即怎样看待中日之间的战争的问题，怎样处理民族感情的问题。邓一光寄予在战俘郁漱石这一人物形象上的英雄主义之表达，是以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定义英雄，来重塑英雄主义的价值内涵，或许英雄主义不是战争专有的精神力量，也不特指在正面战场上勇敢无畏抗敌的军人气质，更不是无所畏惧的代名词。相反，在邓一光看来，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在郁漱石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主义，那就是有所畏惧、常怀敬畏。这样的定义或者解读显然与既有的中国文学中关于英雄的塑造，关于英雄主义的建构大相径庭，但这也正是《人，或所有的士兵》之于中国文学，之于中国当代战争叙事的重要贡献与价值。战争之所以成为人性之恶的斗兽场，就在于，在这样一种非常态的、极端环境中，人性脱了缰，失去了畏惧与敬畏之心。显然，在这个意义上，《人，或所有的士兵》丰富了英雄主义的价值内涵和边界。战争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是人与人性中失去底线、敬畏之间的对抗。这是一种既回归人之本性，更有所畏惧、常怀敬畏的英雄主义。

三、关于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

关于邓一光的身份，似乎总也无法完全下一个确定的、斩钉截铁的定义。祖籍湖北麻城，出生在重庆，又长期生活、工作并成名于武汉，最后甚至在功成名就后迁居深圳。在身份认定层面，这关于自我生命历史的追溯，是对一个人根的指认。“很长时间以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认定我的故乡，我不知道我该算哪儿的人”，“无论我的籍贯，出生地或者生长地，如今都和我的生活无关，都和我眼下的生命无关，它们好像从来都不曾在我的生命当中出现过，它们留在我生命当中的只有干鱼鳞片一样的梦，太阳下水渍印一样的记忆”。汉蒙血统，是关于邓一光身份的又一重指认。在《我是我的神》中，作家就明显呈现出对于蒙族血统的追溯与隐喻式表达。重要的是，这不仅仅强调着一个作家身上承接而来的不同血脉，更重要的是，这或许也潜藏着某些遗传基因，或者民族心理积淀，从而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一定的价值倾向或者情感指向。除此之外，“红军后代”更是标注邓一光身份的重要注脚，一方面，这一层面的身份体认着重呈现的是父子关系的特殊性，被镀上了革命历史的浓墨重彩，另一方面，也跨越父与子的血缘连接，连通阶级性身份。当这样的身份进行审美置换，涉及到作者文学创作的时候，成长环境对于心理、心态、价值观念塑造的影响便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显然《我是太阳》充分体现了对父辈革命经历、英雄精神的推崇和自豪。《我是我的神》又体现出在革命后代对于父辈的反叛，和主体意识的觉醒。特殊的身份造就独特的生长环境，从而形成特定的文化心理，在影响作者生活的同时，更能将其思维方式、性格气质投射于文学创作中。邓一光本身就具有上述多层身份，《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作品分别在不同层面就有过类似表达，但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关于自我与世界的认知上，显然有十分显著的变化，这也是他带给中国文学重要的新变和可能性。

　　整个小说交织着两条线，亦即郁漱石被俘前的生活、工作经历，和他在战俘营中的囚徒生活。在这两条几乎平行推进的情节线索中，又纠缠着三重身份认知：个人血统、民族文化身份、普世人性的确认。战争成为他瞭望这三重身份的窗口，战争不是目的，反思战争，呼唤和平，烛照人性才是。

　　在战争叙事，尤其是抗战叙事中，对于中日之间战争的表达，很容易陷入民族仇恨的窠臼。但《人，或所有的士兵》不同，从个人血统和文化身份两个层面入手，冲破了创作模式乃至思想观念的沉疴。从个人血统层面来说，郁漱石是个顶复杂的个体，尽管父亲是国民政府防委员会高级参议，后被授予上将军衔，但他是私生子、生母不详。更特殊的是，据说他的亲生母亲是姓冈崎的日本女人。“如果我说不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又怎么可以煽动起报国的激情？我该报生父的国，还是生母的国？我能为它，为它们做什么？或者相反，它和它们能为我做什么？或者我和它本来应该做，但我们都没有做没有做到，不肯做？”从一开始迫于父亲的威严回国，到回国后找寻不到报国的信念依凭，郁漱石复杂的个人血统身份注定了他参与到战争中来的动机就不会是单纯的民族仇恨。甚至在战俘营中，郁漱石答应参与到冈崎小组的研究，也是因为冈崎也是其生母的姓氏，他想借此寻找到生母的下落。不仅如此，抛开个人血统不论，在民族文化层面，郁漱石也找不到对日作战的理由。他最好的朋友阿国是日本人，他美好的恋人加代子也是日本人，他在日本接受了高等教育并结识了一众要好的师友。他与导师畅谈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他在日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日子。这样的身份与境遇设定，使得郁漱石很难从民族仇恨层面认同抗战。但最终，郁漱石找到并坚定了对日抗争的理由。在战俘营中的艰难求生，使他看到了人性中可怖的一面，这场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对抗的不单纯是某一个民族或者国家，而是站在普世的人类的角度，与人性中没有准则与底线的兽性的那一部分进行的对抗。所以，在见识到战俘营中日本人的兽行后，“我浑身发抖，我无法想象这是我认识的日本人。不，这不是！我曾经认为我认识他们，在京都皇宫的甬道上、东京浅草的樱花下、帝国大学的课堂里；在阿国加代子兄妹、浅野早河先生身上，我认识他们！现在我知道，我错了，那不是他们，这个创作出人类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民族，这个拥有多情俳句、缠绵和歌和悱恻能乐的民族，怎么会有这么至深的憎恶和残忍？我不相信这是人的世界，但它的确是，韦黾灶是人，D营的战俘们是人，八太郎也是人，可是，人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做到？”所以郁漱石后来坚定了对日斗争，他的战场不在枪林弹雨中，不在炮火连天中，而在正面战场的背后，贯穿他被俘前、战俘营、逃离战俘营后的整个人生历程。这一战场就是为战斗提供物资，为士兵提供粮食和医疗保障的后勤补给战场。

　　《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冲破血缘身份和民族文化设定的同时，在解构的同时，也试图建构。思考为什么日本人会发动这场战争，思考到底是人性中的何种成分作祟。郁漱石在与冈崎研究小组的交流中，明确亮出了自己的看法，或许，这也是邓一光借郁漱石之口道出的他的思考：“长期深陷恐惧的民族，因为不安全感，对世界抱有敌意，除非确认世界被它控制，否则很难把恨意转化为友善这种情况，反而促使深陷恐惧的人民，因为确认血缘归属的需要，暗示自己不但是民族的一分子，而且是民族精神的一分子，必须征服一切敌人，最终成为冈崎学者说的勇敢的士兵。”正是对于自我与世界的认知挣脱了理性的束缚，失去了敬畏之心，恐惧变成了脱缰的野马，人性之野兽被放了出来。而“恐惧来袭时，最害怕的不是黑暗，而是阳光下人的影子，甚至我们自己的影子，它比一百个魔鬼更令人害怕。”

　　从失败走向胜利，虽然过程艰难但结局光明，是战争题材小说典型的情节套路。但《人，或所有的士兵》反套路而行之。这场旷日持久、牵涉甚广的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当然以胜利告终，法西斯集团被摧毁。但，人心呢？人性呢?战争结束了，对于人性的反思与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留在人类心中的震颤与创伤永不磨灭。郁漱石最终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正如他在遗书中所言，也许就算找到了加代子他还是会死。这是邓一光最后投掷的一枚重磅炸弹，是后现代的关于人性荒诞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