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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所有士兵的战争叙事——邓一光长篇新作评述

时间:2023/11/9 作者: 长江丛刊 热度: 11216
■蔚 蓝

  《人,或所有的士兵》,书名依旧是邓一光式的风格,他喜欢将自己的意念用充沛的激情化之于天下大道。在读完这部77万字的巨作之后,再度回望品味,可能会对这一题旨有更深刻的了悟。题旨恰切地概括了邓一光想要表达的一切,士兵多与战争、战场相关联,是邓一光喜欢书写的文学形象,变化在于“所有的士兵”,他的关注点逾越了阵营边界,不以敌我相区分。尤其是前面以大写的“人”来冠总,这是邓一光从大写的“人”出发,来完成的含括所有士兵的战争叙事,籍此表达自己对战争所做出的不同以往的认知与思考。而若是想对小说做更深入的透彻理解,还需以上个世纪90年代邓一光享誉文坛的英雄叙事作为对比参照,将小说放置在邓一光整体的战争文学叙事中去进行审视观照,才会更清楚地看到邓一光在战争叙事上所发生的变化或是正在出现的转折点。

  的确,从邓一光个人创作的角度去看,这本书与他以往的有关战争、军人的文学叙事完全不同,基本属于对战争题材的另路书写。不论这次的文学表达是否符合读者一以贯之的对邓一光的期待,或是觉得不如既往而有所失落,但我可以肯定的说,邓一光的这次书写在对战争文学的认知理念上是超越了自我的,在对小说的叙事方式和技巧的操作上是下了功夫的,这部小说的构架以及对战争所做的形而上的思考,使他走出了以往对炮火硝烟的战场、对拼搏厮杀的魔魅,而进入到世界体系的有关战争批判的话语之中。

一、非宏大叙事,却展现出宏阔的视野

《人,或所有的士兵》,主要是通过一个人,一个战俘的故事来进行战争叙事,背景是弹丸之地的香港。小说所表现的香港战争,从1941年12月7日起延续了18天的香港保卫战,到3年又8个月的香港沦陷后的日治时期,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大知道的,一是相对于中日之间持续多年的战争,香港只是偏于一隅的局部战场。二来也与当时香港特殊的英属地位有关。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后几小时,就发动了进攻香港的战役,守军总司令是英国人莫德庇,史料记载后来维湾两岸各战俘营所关押的战俘中英军有5072名,印军3829名,加军1689名,华人和混血士兵357名,从这些数字中大致可以看到守军士兵的主要构成来源,所以香港战争多被看作是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常常是与新加坡、菲律宾、马来半岛等战役相提并论,几乎未进入人们对中国现代战争的关注视野。对香港战役,我稍有点印象的是在有关萧红的描述文字中曾涉及到这场战事。在香港将被攻陷的那些天,萧红病困交加,动了手术需要人搬动,为避战乱在各处移动,临死之前萧红说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不甘,不甘。因为萧红,也因这一场景的描述让我对这场战争稍存记忆。可以说,很多人对香港战争鲜于了解,不清楚那18天的战争中香港受到怎样的破坏,有多少人死于炮火中。而沦陷后的那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香港人又经历过什么。小说不仅把这场战争的轮廓清晰地凸显出来,而且细致地描述了战争期间香港在一个个具体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件和社会现象,这种有感的史实性的文学描述,很容易给读者留下关于香港战争的印象,而且也在提示读者,香港这个事情应该知道并且记着,过去这场战争曾经被淡忘,现在需要铭记于心。

  小说体量虽然很大,却没有采用战争文学叙事中惯有的宏大叙事的方式,就像我们读过的一些中国当代的战争小说,如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王火的《战争和人》、都梁的《大崩溃》《亮剑》等,这些写不同政治阵营的战争小说都是在一个大的历史线段和地域空间中展开故事,塑造了众多的具有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人,或所有的士兵》却是通过一个战俘的命运,架构起一部有关香港战争的叙事,虽说不是宏大叙事,但却有着宏阔的视野和旷达的构思,就像书名《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从大写的人的角度,从所有的士兵的角度去写一场中国的局部战争,这是一个宏大的视角,也体现出邓一光在战争认识上的提升,他现在对战争的审视,不是只着眼于局部,而是立足于一个更高的视点,像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家在纠结到底应该是8年还是14年,若从芦沟桥事变来算是8年,而以9·18事变为开端是14年。而邓一光则拉开到71年,以甲午战争为起始,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原来站在更高的视点去看中国跟日本之间的战争,就不光是现在大家熟悉的14年的抗日战争和书中描写的香港之战,而是会在一个更大的战争历史框架中,看到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与日本之间所发生的战争,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割让出去的领土和国家利益,多少人的死亡和耻辱,这是个非常宏阔的视野。

  邓一光属于那种激情一来必须一吐为快的作家,但是这次他显得非常理性。他写的香港战争,不全是具象化的叙事,而是在形而上的思考中具体演绎着自己有关战争理念的一本作品,在小说中他没有多写正面战争,写的是战俘营事件,写的是战争结束后的法庭审判。他借战俘郁漱石之口在质问,这个战争到底谁要负责?是哪些人要最后承担责任?这其实是邓一光在追问,这也是他对战争正在思考的问题。邓一光他已经走过了创作的青春岁月,开始用中老年睿智而冷峻的眼光来看战争,强调要怀揣软弱和恐惧之心来对待战争。这个软弱和恐惧,我的理解不是真的软弱、恐惧,而是要回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个部分,那就是人性,人之初性本善,那才是我们最要保持的东西,就如邓一光所说的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的法器,正是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拥有捍卫恐惧的权利,人类才能继续前行。在小说中,我最看重的部分,是他站在战俘或说是人的视角来对战争的本质所做的思考,人类之间血肉之躯的互相厮杀到底会带来什么?战争最大的结局只能是对人的命运、人性的扭曲和改变,身心的杀戮不仅是在具体的战场上,而且在战后这种伤害并没有结束,这种思考提升了生命体验的深刻性,也为作品增添了理性的光芒。邓一光不再着迷于对战场的具象化的描述,而是通过人物和其他,去叩问战争的前提和结局。他在借小说演绎着自己的思考,与历史产生对话,让自己进入到世界的战争话语体系中去反思战争,正是这种思考成为支撑小说创作的理念和认知。

二、怀揣软弱,以人为尺度的叙事

《人,或所有的士兵》的主人公是郁漱石,在小说中他是唯一的主角,从始至终贯穿全书。多数人物给读者的印象几乎都是碎片的,他们多是被叙述的,而不像郁漱石有那么多的内心挖掘。他们的存在,在小说里来来往往,就是为了陪衬和铺叙郁漱石这个人物,为他做说明和辩护。郁漱石被俘前是兵站总监部军需官,虽然身世存谜,生母去向无踪,只知道是个日本人。虽说是养子,但家境优渥,养父是民国的高官,养母任职于中国红十字会,善良通达,收有多个养子。这个自小软弱、内向、少言而显得有些忧郁的孩子,总让人产生怜悯。但作为个体存在的人,郁漱石无疑是优秀的。他曾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也就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爱文学爱诗歌,多愁善感,这样的人在正常境遇中与军人是有很大距离的。如果不是战争,他会和最爱的初恋女友阿国加代子结婚,会找到妈妈,但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个玩笑,成为军人或是滞留香港对他都是阴错阳差,他因为香港战争而成为军人,没有在内地任何战场上作过战,没有发过一枪就成了D战俘营第131号战俘。这种人物身份的设定与他最后悲剧地死去,更易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哀伤。

  我无从知道郁漱石这个人物在现实中是否有原型,但围绕这个人物,小说中所涉及到的在香港发生过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的踪迹,大都有史料做为支撑。也就是说即使这个人物是邓一光虚构想象出来的,但围绕他展开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曾是真实的存在。在创作之前,邓一光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阅史籍,为此他读史47部,深入地研读各种文献资料,也去看各种影视、图像资料,这成为他创作的前提和依据。他更多的是循史而进,从史册的文本资料中,去发现和开掘那些可用的有关战争和历史的记载和数据,以及经历过战争的当事者的个人记忆去进行想象和构思。小说围绕法庭对郁漱石的庭审,再现了香港一幕幕历史场景,从中牵出一个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郁漱石实际上是邓一光表达战争观念的直接发声者,在法庭的庭辩中为邓一光作代言。在小说开头郁漱石就说了,我应该活着,我不应该为这个承担交付出生命。由于美国空军的误炸使D战俘营几百名战俘消失于火海中,而导致误炸的原因则是郁漱石在战俘营操场上用石灰画出的矩线,这原本是做体育运动用的,却被当作日军的零式飞机跑道被美军误炸,而真相却是日方在借美军之手“消灭痕迹”,之后又是美军为遮掩事实而遣散日方管理者。所以郁漱石才会在法庭上一遍遍地说这不是我的错。的确,一个中尉军需官,在战俘营被轰炸时他并不在现场,而且他一直站在抵抗者的阵营中,甚至我觉得他也应该算是个英雄,总是在最危险的时刻发挥作用,诸如排除万难地运回美国支援的飞机,拼死去修复香港的供水设备,去弄回粮食,借传译告知外界战俘的境遇,这么一个人物为什么要对战争负这么大的责任?最终是无辜者承担了罪责。在看似严谨的香港战争司法审判体系背后,有多少真相被黑幕所遮蔽,这正是战争的荒诞和无理。

  《人,或所有的士兵》是战争小说却没有去写通常意义上的战场,邓一光所感兴趣的是在战争这个大背景中活动着的“人”上,是想通过写人来诠释战争,以战争来印证人性,以个人化的观念来评述战争。他关注的是战争中作为普通个人所独有的故事,以及抗争命运的生命冲动,小说基本是在按人物的生命线在走,一直到死。所以在这部有关战争题材的小说中,能让人记住的不仅是郁漱石这个忧郁的有点故事的人物,还有邓一光的战争观念。郁漱石是个内涵丰富的人物,不论是血统还是身份都很复杂,身为军人,内在却更像个学者、诗人。在他内心有很多柔软的地方,他的内心独白,法庭外的供述,他给生母写的令人伤感落泪的信,他与初恋女友阿国加代子之间的诗意交往,这些很柔软的、很忧郁的描述让人很感伤。其实郁漱石这个人物才真正体现了邓一光生命的底色。忧郁、敏感、不断地受伤,邓一光其实赋予了这个人物最本色的东西。很多人觉得邓一光是硬汉、英雄,喜欢血雨腥风、对面厮杀,那是他的父辈。邓一光和郁漱石一样,属于内心很柔软的那一类人,爱流泪,内心很脆弱,他其实就是一个怀着柔弱、恐惧之心的人。显然。选择郁漱石这样一个历史中无名的小人物,邓一光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因为他更多地是看到了那些被历史遮蔽掉的众多的无名,比方说我们看到的战争统计数字,二战中中国的死亡人数是2000多万,那些有名有姓的是少数,多少无名者就像蚂蚁一样地死去,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什么,郁漱石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是在战争中被消耗掉的一个人,天性善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极好的个人修养和素质,有强大的工作能力,让这样一个优秀的人背负莫名的战争罪名死去,实在令人感慨。自然地愈痛惜他,也就愈痛恨战争。

三、另辟蹊径,寻找新的战争文学表达

邓一光对香港战事的叙写,填补了中国战争文学地理场域书写的空白。但在战争文学叙事上,邓一光则是有意地舍弃了曾成就了自己并且得到读者广泛认可的叙事路数,甚至避开了成就了他的一些标志性的符号,诸如英雄、硬汉、战场。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他尝试着在用新的表现手法去写一场自己陌生的战争,一场没有父辈的战场经历和间接体验做叙事支撑的战争。邓一光是擅长于写战场的,他创作的10部长篇、30多部中篇中很多涉及到战争,大一点的是解放战争中的沈阳战役、锦州战役、四平战役。还有小一些的战场,像父亲邓声连的山海关守卫战、东北剿匪,关山林的张北长城之战、青树坪之战,桂全夫的百丈关战斗、赵得夫的潜山突围、关京阳的自卫还击战等等,基本是些战争或战役局部的战场。但是这次邓一光的战争文学的写作,书写对象是陌生的香港,在有关香港战事的史事片断和现象中,可以看到他创作上的转向和提升,即从过去主要以具象化的战场描述,而转向到对战争做更多的形而上的思考,从对英雄的叙写到关注战争中的无名和无辜者。

  邓一光在打开自己的战争文学叙事,他不光是写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战争,也在尝试着去写其他表现类型的战争文学,就像《人,或所有的士兵》更像是法庭派小说,有法庭、名律师、“罪人”、证人等。在叙事的笔法上是虚实结合,采用了虚构与非虚构杂糅的文体,大量的篇幅是法庭外调查、律师陈述,用到了各种法律条例、案卷、卷宗、证词等相对客观的材料,它增添了小说的历史感和事件的可信度,这完全改变了人们对邓一光战争文学的印象,但对他来说,这种改变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类型化往往会限定住作家的思索与感觉,尤其是已经被证明获得了成功的类型化写作,往往会使作家在一种不自觉中陷入创作的惯性操作中。而打破旧有创作自我的意义,不仅意味着在创作上要打破各种限定和被限定,就如写《人,或所有的士兵》,邓一光就需要去进行战争文学观念的再度建构和文学书写形象的重塑,而且这也意味着对已经熟悉的感知方式和书写策略的变更。创作上的另辟蹊径有时会很艰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自己过去创作的质疑和否定,但开创新路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获得建构新的战争文学的可能性,对自己也是再度去发掘新的创作能量的一个机遇。

  战争文学的套路,离不开对轰轰烈烈的战场的描述,这已经成为作家和读者所共同认定和接受的模式,也自然地会把炮火硝烟、厮拼搏斗、尸骨成堆、血流成河这种极端的战争状态视为战争文学的根本。过去邓一光很会用这种极端状态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常用这些来设置人物场景。邓一光对战争、军人,有着超乎一般人的领悟力,凭借他人经临的战争,以自己的穿透力及感悟才能,他把并不归属于他的战场写得轰轰烈烈,创造了邓一光式的战场具象,输出着属于自己的战争的生命体验。邓一光喜欢描写那种面对面的厮拼,马嘶枪鸣,鼓角相闻,血雨腥风的战场气氛和生死相搏的战斗气势,战场上的胜负,大起大落的戏剧性的变化,为邓一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但《人,或所有的士兵》却不提供这样的空间,虽然写的是战争,却没有细致正面地去展开战场,香港沦陷也只是“响彻港岛的枪炮声突然稀疏下来”,“更激烈的抵抗发生在维多利亚湾海上”,之后便是守军停止战斗向日军投降。其实小说中最主要的战场是没有硝烟的法庭,对峙的是辩控双方在法庭内外的激烈角逐。而武器枪炮则是收集的各种证据、司法审判的条例,律师的辩词,虽然看不见炮火,却可以置人于死地。所以这次没有他惯常书写的无畏的胆魄,威猛的力量,而是怀揣着软弱和恐惧之心前行。通过辩控,可以看到他不仅在对战争的认知上有了质的飞跃,而且以一种极宏观的思维触角,从人性的、哲学的、人类学和生命哲学的角度,去观照和辨析战争,正如小说扉页上所题的,“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显著的成长,也让读者看到了他为了阐释自己的战争理念,在充分的史料爬梳和思想修炼上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而支撑这一切的,是他对战争境遇中人类共同命运的真切关怀,所表达的是对人的大悲悯和大钟爱。

  《人,或所有的士兵》另辟蹊径,塑造了另类的士兵,但不论是哪种士兵,对他都是一种切己的生命体验,无论是走向一个新的高度或是回到新的起点,对邓一光来说都具有同样的意义,只需听从内在生命的召唤往前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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