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娟

　　对于“文学批评有效性”的讨论，几乎贯穿了新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实践，这个话题的热度本身，既带有文学评论家的自省与反思，呼吁更加健康的生态和新的构建，同时也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段、面对更加复杂的文化景观之后，必然的不适和焦虑。尽管这已经不是新的话题，但是对于所有从事文学批评的研究者而言，却越来越成为一种自觉的、甚至是本能的自我诘问。这也是40岁的《长江丛刊》在今天再次以“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为题发起讨论的价值所在，正是因为大家对这个话题不再陌生、不觉新鲜，反而需要这样的适时提醒，让从事文学批评的研究者时刻保持对自我的反思，保持对文学现场的积极介入，并且在评判作家和作品的时候，包含了——甚至是首先包含了对自我的评判，警惕潜在的“文学法官”意识，也警惕文学批评无用论的退缩姿态。

一、笼统的“有效性”也是一种“无效”苛责

在这个话题将近十年的讨论中，对于文学批评之无效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过度阐释”“庸俗社会学批评”“以文化批评代替审美批评”“知识硬块过多”“理论话语空转”“文体意识薄弱”等几个方面，当然，在作家的抱怨中，还有“不懂创作”和“没有指导性”的指摘，持“无用论”者也不在少数。虽然这是对于文学批评作用的不同认识，不能一律视作文学批评本身的罪状——如果将问题的范围无边界扩展，反倒失去了针对性和具体性，不能形成真正的对话，也无法切入问题的核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无效性其实是可以泛指一切不当的评论、一切写不好的评论文章，成为对当前文学批评弊病的笼统概括。

　　那么，在今天，除了以上的归纳之外，如果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地（或者说狭义地）来思考“有效性”的问题，不妨给它一些相对明确的指向。

　　比如对象性。通常来说，在文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划分中，相较于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研究，文学评论显然更有大众性和广泛性，更具个体性和体验感，在规范与个性、系统与精准、材料与感受的天平上，它显然是向后者倾斜。它的边界没有那么清晰，它的规定性更少，它更加开放、活泼、直接，它对于权威性和准确性没有太多的顾忌，它要勇敢地去发现和判断。因为它包含了无数的可能性，所以从实践主体也好，文体也好，语言方式也好，都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从一部规范的博士论文，到一篇千把字的读后感，都可以视作文学批评；从批评主体到读者对象，内部的差异性非常之大，大到了根本无法对话的程度。所以，当我们讨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时，确实要考量对谁的有效性——作家？读者？还是研究者？读者当中也是千差万别。当然，理想的状态或者个别卓越的评论家，或许是可以兼顾的，比如李健吾先生的文学批评，从高中生（文学修养较高的）到作家、学者，都可以从中受益。他既是“科学的分析者”，也是“灵魂的冒险者”，正如他自己所说，“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从他的批评中，我们真正体会到“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但是，对大多数评论家而言，还是要有个相对明晰的（但不是刻板的）对象意识；同样，对于文学批评有效性的质疑，也不宜无限泛化——在对文学批评无效性的讨伐中，本身就存在很多的相互抵牾，那些埋怨评论家“不说人话”的，是否是因为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同？那些以“读后感”讽刺文学评论浅薄的，如果自己写起文章来，是否又成了其他人所谓的“不说人话”？打个比方，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方式对非专业读者来说，是有效的吗？报纸的短、平、快和期刊评论的长、专、深，能决出那种更有效吗？对专业读者而言，理论的深邃、通透难道不是一种智慧与美吗？因此，我们在讨论“有效性”的时候，还是应该将不同类型的文学评论稍作区分，不要将判断的标准单一化，文学作品有不同的风格、层次，文学评论同样也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针对专业领域的状况，而不是试图满足所有人，试图解决所有问题。“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的微妙差别，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学术性的诉求，一种专业精神——谁都可以写文学评论，只是质量优劣有区别；但是，当我们使用“文学批评”的时候，它的主体却应该是评论家或者说研究者。

　　比如“时效性”。夏志清先生在《人的文学》自序中写道：“讨论一个古代作家，我们对他文学史上的地位心里有数，评断总不会太离谱。但话说回来，后人书写我们这一代的文学史，他必需参考的资料也就是我们所留给他的序跋、书评、论著。评介当代人的作品，虽不免有所偏失，但一方面也为后来的文学史家供给了参考资料，这份努力我想不是白费的。”这段体会中，其实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评介的“介入性”，这是我们基本上都能注意到的，我们对有效性的不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认为对文学现场的介入不够；二是评介的“时效性”，而“实效性”中又包含了“及时”和“不过时”两方面的要求。在讨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时，我们鲜少从时间的维度——尤其批评对于未来的意义——来考虑。但实际上，现在的批评，即是未来的历史。还是以李健吾为例，他对于同时代人的批评，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对这些作家和作品的认识，影响着我们从事批评的方法，而不是仅仅作为“当时的”评论，仅仅具有文学史价值，这是他的文学批评“有效性”的重要体现之一。还可以茅盾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为例，他以五句话概括当时的创作现象：“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这篇特别具有“当下性”的漫谈文章，既为我们保留了这一年的创作中非常具体的实例、数字，而且做出了极大的概括性。直到今天，当我们要描述1960年的儿童文学状况时，都在延续这样一个判断，甚至它已经漫过1960年，成为一个时期儿童文学的问题所在。更近一些，当路遥还没有被推至今天的焦点位置时，评论家李建军的《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人们为什么怀念路遥》（路遥十五年祭）等文章，非常有先见地意识到了路遥的“未来性”，甚至可以说提前解读了十多年后的今天文学界对路遥的另一番态度。评论家孟繁华也不止一次表达这样的观点：对经典作品的评论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对当下的作家作品做出判断。比如，文学界一直在忧虑文学人物的问题，认为作家没有创作出“新人物”，没有具备代表性的青年形象，孟繁华反思说，这些人物在作品里并不缺乏，缺乏的是评论家如何把这些人物从作品中拎出来，描述和概括他们，给他们命名。

　　所以说，一个批评家是否具有预判性，他的结论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是否仍旧有效，这也是我们考量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弱化理论性并非文学批评的正途

经历了各种理论的狂轰乱炸，我们逐渐开始从“理论崇拜”中走出来，新世纪以来，对西方理论话语和文化批评的反思，成为重要的声音。我们对于文学批评的不满，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各种理论对文学批评的介入，“过度阐释”“理论话语空转”“知识硬块”“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翻译腔”“文化批评取代审美批评”“枯燥乏味”“切割文本验证理论”“一知半解”……如果追溯到源头，所有这些问题几乎都指向文学批评的“理论性”。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太多的研究者尤其是年轻学子，毫无节制地将大量西方思想理论套用到文学批评当中，文艺学的且不说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哪个学科的理论都可以用来阐释文学问题，令人生厌。但是，这些罪状要落到思想理论的头上吗？要归咎于跨学科研究吗？当然不是。你不会用刀并不是刀犯了错。但现实情况却是，我们不自觉地生出对理论性、学理性的“轻视”（也可能是畏惧），似乎为了要讨好谁，而刻意降低文学批评的门槛。

　　实际上，良好的理论素养和审美能力是文学批评最有力的支撑。我们的文学研究本来就不是特别擅长理论思维，在教育背景中也普遍缺乏系统的理论训练，理论性的准备本身就很薄弱，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味强调印象式的、顿悟式的批评，无益于文学批评有效性的提升。我们对文学批评在审美能力上的羸弱心存忧虑，但审美能力并不能依靠理论性的降低而自然提升。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并不冲突，感受能力和阐释能力也不会此消彼长。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审美能力，都应该是一个批评者的内功，而不是直接搬出来表演给人看的花拳绣腿。我们要提倡的，是强大的理论消化能力，是融会贯通的能力，是从知识到素养、思维乃至最终的思考能力、阐释能力的转化。自己想通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判断，自然就可以用简白的话讲清楚了，否则，我们对于作品的批评基本上都首先是对自己的批评——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没有创新能力，严重的同质化，陈词滥调，缺乏时代精神，缺乏深刻的思想性……这些时常见诸评论家笔端的对作家作品的不满，是不是也同样都可以视作文学批评本身的弊病？夏志清先生在《追怀钱锺书先生》中毫不留情地说：一个人文学作品读得极少，“感受力”和“洞察力”极弱，不管他借用任何最时髦、最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因为无法成为一位批评家。又在《劝学篇——专复颜元叔教授》一文中抱怨说，现在文学批评这一门当然术语也越来越多，是否真的我们对文学的本质、文学作品的结构将有更确定性的了解，我十分怀疑。艾略特写文评，从不用难字，一生就用过两个比较难解的名词：“客观投射”和“感性分裂”，而且客观投射仅用过一次。不料研究艾略特的人，对这两个术语特别感兴趣，因为看起来比较“科学”。由夏先生这些话中，我们能感觉到，对“术语”的热衷、对理论的机械使用，并非自今日起，也非是大陆文学界才有的通病。但是，我们经由这样一些话语，也不可就此认为理论素养不是一个批评家必须具备的，恰恰相反，在夏志清的著作里，我们分明能够感受他系统的学术训练，他内化于心的思想理论修养。更切近一些的例子，是我们现当代的一批史学、哲学、社会学大家，著述如作文章，讲究辞章，讲究文法，讲究通达自然。比如在我们的评论文章引用率极高的《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的论述简白如话，极少用到生僻词句，但这薄薄的小册子背后，是一个怎样磅礴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系统在支撑？因此，文学批评如果贸然抽去理论的筋骨，学人因此轻慢理论学习和思考，是南辕北辙的误解。

三、批评家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悟同样值得重视

文学批评文章的千人一面，毛病首先是“一面”，即思想资源、表达方式、行文风格的严重同质化，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千人”也是一个问题所在——随着中文学科的发展，专业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并非一种兴趣的偏好，而是职业的选择。一旦成为职业，就多了一份工具性、模式化、机械化的味道，职场立身，就有了一些职场的规矩，对研究者而言，首先是学术期刊的规范或者说做派。就是说，你操练起来，起码要有个花架子，要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儿。我始终认为，对于一个专业人士而言，这种训练或者说基本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它是对思维能力、阐释能力的磨练。问题在于，大家在现时代的生活经验本身就高度雷同，教育背景高度雷同，本身就是“批量”生产出来的学子，如若不是有天赋的才华，或者有幸遇名师，怎么可能跳出窠臼？在日复一日的职业性写作中，他会越来越驱逐自己的个人经验，忘记了自己也有个活泼泼的灵魂，好像只要拿起笔来，就是顺便端起了架子，套上了面具，哪怕在生活中是个生动、有趣的人，从他的字里行间，也透不出丝毫的生气。

　　我们要革除文学批评的种种弊病，这当然是一种可嘉的勇气、可贵的自省，但我认为它始终是理想的愿景，是我们要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从现实情况来说，不能太过虚妄地报以乐观。但是，我们通过讨论，能重新重视起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去克服自身的难题、时代的难题，确实非常必要的。比如说，评论家的“自我”与“对象”的关系问题，重视评论家的生活经验，重视评论家的个体经验与被评论对象之间的对话，鼓励评论者将在文学批评中更自觉地敞开自我，是否可以一定程度上去除评论文章的艰涩、冰冷？哪怕是带有个人的偏好、甚至偏见，但只要真切地袒露，而不是包装在术语和“客观”的套子里，这偏好也未尝不是一种有价值的判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难道不是处处可见个人偏好？但是这偏好非但不是损毁，反而形成了影响后世的审美判断。但前提是，这样的偏好要建立在大量的作品阅读基础上，是在甄别和研究中形成，而非像普通读者一样任性、随意。

　　李健吾先生认为文学批评应该“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陈思和先生和李健吾先生的学术道路、批评方式不尽相同，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也曾提出过相同的看法，他谈到文本细读的意义和方法时认为，“我们阅读文学，是一种以自己的心灵为触角去探索另一个或为熟悉或为陌生的心灵世界”，“欢愉地、投入地、感性地阅读作品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文学”。而我们现在最为缺乏的，是批评者本人的态度，他对作品的臧否经常只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而看不到一部作品在他的心灵中引起了什么样的悸动。这是我们对文学批评“客观”“公正”标准的误解。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认同陈思和先生提出的“直面作品”，在文学研究中不要忽视自己隐秘的经验，同时也不要任意肢解文本，而是将自己的阅读心得与文本的内在逻辑合二为一。王先霈先生在本次研讨会上也提出，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也要向好编辑学习，重视他们在编辑工作中对作品的判断，有经验的编辑能够从有明显瑕疵、并不成熟的作品中发现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作品，能够摒弃一些看上去圆熟、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他们的审美直觉、判断标准，本身就是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实践。

　　因此，增强文学批评中经验的、个性的、感性的因素，不失为提升文学作品有效性的一个方向，毕竟，评论家也好，作家也好，说到底，“都是在面对生活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