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　子

　　对一个生长在大山中的人来说，外面的世界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有人说，打工的生活就像行走江湖。当我满怀憧憬，汇入浩浩荡荡的打工潮流后，在这些年的游历闯荡中，终于领会了“江湖险恶”的真切含义。残缺记忆，记载着不谙世事的伤痛和淡淡的遗憾。

　　初到江苏的浑小子

　　1997年夏天，我只身一人跑到江苏溧阳市，去投奔在那里打工的同乡阿吉。

　　阿吉在一家鞋厂做事，两班倒，每天上十二个小时，很辛苦。我去的时候，他正好上夜班，下班后回到宿舍就呼呼大睡，中午饭都不吃。

　　我本来想进他们厂，可他们厂又赶上淡季，不招工，我只好一个人顶着烈日自己去找工作。不过，我可以进出他们的宿舍，吃住没有问题。

　　溧阳市虽然也是江南富饶之地，但靠近安徽郎溪和广德，经济不怎么发达，工资低不说，工作也很难找。有一次，我去一家化工厂面试上了，招工的人要我过两天去看通告，我就老老实实安心地等了两天，不料，通告提前出来了，上面也有我的名字，但我不在，有人顶替我的名额上班了。

　　那时找厂真的比较困难，做个普工还被问是不是熟练工。我在家里除了耕田种地，外面的工厂连门都没有进过，所以，被太阳晒得人都黑了，还是没有厂门能为我开启。初来乍到，我的普通话说得让人生涩难懂，找厂犹如叫化子到大户人家去乞讨一般，得随时准备接受呵斥和嘲笑。

　　有一天，我到一家家具厂去应聘。其实，那时我只不过是在大路边走过，看到那个家具厂大门边立着一块木牌，上书“招油漆工、木工”字样。我当时心里想：油漆工这活不就是用油漆来涂家具的么？俗话说，吃不到猪肉也见过猪跑路吧？反正也不怕再一次被拒绝，于是，我在这个家具厂门口来回踱了几圈子，鼓足勇气走了进去。

　　这间工厂是两兄弟开的，规模小，没有专职的人事管理人员，到办公室等了一会儿，二老板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说我是来应聘油漆工的，家中老爸是木工，我经常帮老爸打下手，对油漆家具这些事不算陌生。二老板只是笑了笑，叫我交了身份证和两张一寸相片，我就成了这个厂喷漆部的一名员工。

　　喷漆部是一个技术部门，比批灰、打磨、木工这些部门工资高、干净、劳动量轻。刚搬进集体宿舍的时候，有工友问我在哪里学过喷漆，我说我没有学过什么，他们就认定我肯定跟厂里的什么人有关系，不少人还带着羡慕和嫉妒。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喷漆部有什么优越感，相反，在家时自由散漫惯了，对工厂的严格规章制度和辛苦的工作均抱有怨言。

　　对待工作，我缺乏主动性和必要的热情。喷漆师父叫我帮他搬家具放到架子上去，我才慢吞吞地做事，每次上班下班扫地，也是他自己在忙碌，我这个打杂的学徒工，反而像他的师傅似的。有几次，主管到我们部门查看，见我抱手抱脚的坐在墙边，而那些老喷漆师父，却在认真地整理工具，摆放家具，扫地。

　　做了十几天，我就被调到打磨组去打磨。打磨组的工资是计件的，对产品质量查得很严格，我打磨的家具返了几次工，都还没能过关，一天下来，生活费都没有赚到。第二天，我干脆不做了，去领了几件家具，就和周围的人聊天，该下班时就下班，该吃饭时就吃饭，一心想等拿到在喷漆部工作的那半个月工资就走人。

　　不料，过了几天，二老板叫我到办公室去，结算工资叫我走人。他说：“你太让我失望了！本来，我看到你人还算机灵，也老实，就安排你去学喷漆，好好培养一下，你却不好好做事。怕辛苦还打什么工？回家种地去吧！”

　　我分辩说：“我知道您对我好，但我是进来喷漆的，不是去打磨的。”

　　二老板挥挥手，有些厌恶地对我说：“我不想再跟你说什么了，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

　　此事虽然隔了很久，但二老板那失望和气愤的表情却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让我无地自容。

　　溧阳路边饭店的打手

　　出了家具厂以后，实在没办法，我只好到一家私人介绍所，花了50块钱，他们就给我介绍了一份饭店打杂的工作，每月只有300块钱。事到如今，我只好先将就着，吃饭要紧。工作人员开了一张介绍信，带我去车站坐车，并交待售票员到了时记得叫我下车。

　　中巴车左弯右拐就驶出了市区，向郊外开去。车上很拥挤，看不到沿途道路两旁的景物。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车子停下来，售票员说：“到了！”叫我下车。

　　我迷迷糊糊地下车，车子开走了，把我扔到了荒无人迹的大路上，我顿时有种被介绍所卖了的感觉。

　　我的眼前只有一幢孤零零的两层楼的平房，中间是一个大厅，两头有厢房。院子很宽敞，靠近路边停着一辆摩托车，没有人。整幢房子就像以前农村的供销社一样，只是少了一块招牌。饭店后面是低矮的山坡，树林郁郁葱葱。公路两边，不远处只看到一两家简陋的补胎店。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起张曼玉主演的电影——《新龙门客栈》中的情节。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路边饭店和“新龙门客栈”一样黑，就只差没有杀人放火。

　　我提着装有几件衣服的小包，犹豫地走进大厅。大厅里有一排排的桌椅，宛如大工厂的员工食堂。我看见一个平头大汉在柜台后面算账，把介绍信给了他，说明来意。他只瞟了我一眼，就带我去厢房住下。

　　饭店是为了接待长途客车而设的，提供快餐和小炒。每份快餐贵得要命，10块钱一份，按当时的物价来算，一份快餐的成本还不到两块钱。小炒5~20元不等。当时我的工资才300块钱一个月，做一天才能买到这个路边饭店的一份快餐呢。但是，饭店的生意好得出奇，每天有近1000人次在这里用餐。

　　除了三个老板，这里面有六名不同省份如我一般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我们六个人包揽了饭店里的所有工作，包括撵客、充当打手、用剩菜剩饭饲养小猪。

　　我们每天把洗菜、切菜、炒菜、扫地等一切工作完成后，就在大厅里打牌，或在公路上闲逛，等候大客车的到来。

　　这条公路是104国道，是湖北、河南等地通往浙江省的交通要道，每天有不少满载乘客的长途客车经过。

　　固定在这个饭店吃饭的长途客车有20多辆。不知道饭店的老板是怎么和这些长途客车司机联系上的，总之，这些固定牌照的客车必须在这里吃饭。

　　门口放着的摩托车就是监督这些长途客车的。开车的人叫李如平，和饭店的三个老板同是浙江丽水人。他在饭店里什么事情也不用做，就专门在门口等车，发现有要求在我们饭店吃饭的客车经过，他就招手，指引客车在院坝里停靠。有极少数的客车没有停下来，他就骑上摩托车去追赶，一般情况下，都能把客车追回来。听他说，以前有一辆车没有追回来吃饭，后来，在经过丽水境内的时候，晚上被几个人从山上扔下石头砸得千疮百孔。

　　客车在饭店院落停下，我们就被老板叫出来撵乘客，先把乘客全部撵下车来，让他们都进入大厅，有上厕所的人就指点他们去上厕所，有的乘客说不想吃饭，我们就用好话跟他们说：“进去坐一会儿嘛，吃不吃饭是一回事，不要在外面东一个西一个的站着，会影响我们的生意。”不想吃饭的人就会抱着跟随大众的想法进去了。

　　乘客全部进入大厅后，就由两个人站在门口守着，其余的人在里面把乘客往柜台前推搡，强迫叫他们买饭吃。对不想买饭吃的乘客，我们就吓唬他们：“不想吃饭是吧？那你就别走了，呆在这里！”那些乘客见站在柜台里的高大威猛、横眉瞪眼的三个老板，和饭厅里五六个年青小伙子，瞧那不同寻常的架式，都乖乖地掏钱买饭。

　　这些快餐都是我们这种不是厨师的厨师炮制出来的，谈不上什么味道，好多乘客只吃了两口就不吃了。每辆车的乘客走后都有两大桶剩饭菜，拿去后院喂猪，猪长膘很快。

　　有些乘客经历过类似的遭遇，知道我们饭店的劣质，就想躲藏在厕所里不出来，我们就到厕所里去赶，女厕所我们也照样闯进去，到里面拉人。

　　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两个人没有在饭店里面吃饭，一个是一哑巴，叫他吃饭时，他比比划划的，我们也跟他比划手势，这种滑稽的情景让老板们不停地笑，就放过了他。另一次是个女孩子，叫她买饭吃，她就一个劲地哭，说她是去舟山找不到工作，回家的车费都不够，还是司机出面证实，我们才没有再逼她。

　　到这里来的客车司机则会受到很大的礼遇，有专门的厨师给他们炒菜，想吃什么就给他们炒什么，啤酒任喝，还有名牌香烟拿。至于他们有没有其他的分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比起在工厂做流水线工人，我们的工作要轻松很多。空闲的时候，老板就带我们到后面山坡树林里打沙袋。树丫杈上挂着用汽车轮胎装的沙袋，每天三四点钟的时候，在上面叭叭地瞎打，打累了就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睡觉。饭店老板一心想把我们都练成饭店里强有力的打手。

　　在我们当中，最出色的是一个湖北的小伙子，我们都叫他“湖北”。湖北很冷酷，推搡乘客去吃饭的时候很少说话，巴掌在乘客的背上死劲地拍打。夜晚来车时，他的手就往女孩子的身上摸。从来没有他赶不动的乘客。他是二老板在浙江丽水的旧伙计，很受二老板赏识。他的工资也比我们多，350块。除了开摩托车的李如平外，在我们面前，他以老大自居。平时洗菜、切菜等工作，他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就跑去睡觉了，推给我们做。

　　我到“平安饭店”一个多月后，赶上农忙季节，外出打工的人大幅度减少，饭店的生意清淡了许多。老板放出话来，说要裁减人员。以在这间饭店的资历和撵客的能力，我估计十有八九自己要被扫地出门了。结果大出意外，老板让湖北走。不过，送他走的时候，二老板买了两斤香蕉给他，算是深情厚义了。

　　湖北走后，我们就以开摩托车的李如平为首。他长得高大潇洒，皮肤黑黑的。他虽然和饭店老板是同乡，但他是丽水地区大山里出来的农家子弟，没有读过书，认识的字可能只有他自个儿的名字和一些阿拉伯数字。其实，他为人正直，也善良，常为自己做这样的工作而自责，苦于找不到别的事干。我和他的关系一直很要好。整个夏天，我和李如平骑上那辆饭店的摩托车到天目湖去洗澡。天目湖是溧阳市小有名气的风景区，青青的山，绿绿的水，鸟语花香。

　　有一次，李如平追车的时候出了点意外，受了伤。大老板不仅没有过问伤情，还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通。他想，呆下去也没多大意思，就提出辞工回家。老板说，回家可以，但你要赔偿我们为你办摩托车驾照的3000块钱。

　　有一天晚上，李如平就上了开往浙江的长途客车，悄悄地走了。

　　在这个“平安饭店”做打手，别看整天狐假虎威的，其实，我们心里也不好受。过了几个月，我就辞工回家了。

　　深圳工厂的罢工事件

　　2002年，我随着同乡到深圳特区南山西丽镇的一个五金厂做工，不久就赶上了“非典时期”。

　　我们厂是一家五金加工厂，负责工艺品的来料加工，工资不高，一直以来都是按小时计算。记时工资制度久了，员工对待工作就没有多大积极性。后来订了一张大单，时间催得紧，老板责令主管和组长想方设法进行有效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务必确保准时交货。

　　刚开始，这些领导给我们规定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产量，完不成任务的，继续做完为止，不多给工时工资，做得快的，可以提前下班，算一天的工时。头两天，有些人猛干，每天提前两三个小时下班。那些下早班的员工都很自豪，喜气洋洋的。可是，后来产量就渐渐加了上去，想下早班越来越吃力，加上经常被那些做得慢的工友们谩骂，做得快的心灰意冷，干活的兴致也提不起来。不多久，工厂又恢复了以前散漫的工作态度。

　　经过开会讨论以后，厂部决定实行计件工资，每道工序的价格由组长制定，报请主管批准。这次生产的工艺品是新产品，工艺复杂，程序多，单价是不大好定，但老板根据利润的比例给了个总价钱，然后组长按照不同工序的难易程度等情况来调节。刚开始，每天的记件工资都不如记时工资高，做每道工序的员工都向组长诉苦，要求加工价，尤其是做最后组装成品的，又大又重，比来比去才能确定焊接的位置。但老板给的总工价定死了，组长只能在工序间稍微调整一下。为了多挣钱，我们顾不上去埋怨，一心一意地工作，每天看到公告栏里贴出来的收入，才是最实际的。

　　俗话说，熟能生巧。做了几天以后，我们慢慢地摸索出了门道，速度越来越快，本来愁眉苦脸的，现在有了笑容，整个车间的员工干劲十足，热火朝天，干活的热情空前高涨。可是，组长和主管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因为价格的制定是他们建议的，我们的工资拿高了，他们就怕老板责备。到了赶货中期，工资最高的竟然每天达到200以上，最少的也有八九十块。领导们实在挂不住，就叫我们开会，说要降低产品单价。一时间，全厂群情激奋，怨声载道，上班的时候全部打开机器，弄得“噼噼叭叭”的响成一片，但没有人在做产品——集体罢工了！

　　一个小时后，老板急忙驾车赶来，当场表态：产品单价不降。还说：“你们只管放心做事，你们拿得多，我也同样高兴，只要有本事，每天拿个千儿八百的，我也照给——这点钱我还是给得起的！”老板说完话，就到车间去看我们干活，和陪同的主管指指点点一番，走了。

　　那段时间，我们吃一餐饭大约只要20来分钟，不用管理人员吩咐，就提前做事了，每天都干到晚上10点左右才睡觉。

　　等到产品做完，准备发工资的时候，厂里出了个公告：鉴于雪人系列产品价格制定的失误，经厂部研究决定，六、七月份的工资按80%的比例发放。

　　产品都出货了，我们没有了讨价还价的物证，再说，按这个比例计算，这两个月的工资比其他月份的也高了许多，员工们虽然有些微词和不满，但还是默默地接受了，没有发生吵闹和罢工事件。

　　黄江的特别新年

　　这些年，我跳了几次槽，把目标锁定在更能发挥我所长的岗位，盲目地追求所谓的自身价值和高薪，可是，依然一事无成。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有意无意地成了他人的帮凶，欺负着别人，也被别人欺负着。

　　我去东莞黄江的原因，只不过是那里的老乡比较多，这几年一个人孤单单地到处奔走，实在不容易，没有亲情、友情的日子，很难受。

　　我在一家塑胶厂做了一个多月，就放假过年了，发到手里的工资只有几百块钱。因为钱少，权衡再三，我决定不回老家。

　　虽然打工好几年，但还没有独自在外面过年呢，想想大过年一个人的滋味，不觉忧从心中起。工厂一放假，我就急忙联系那些近距离的老乡，人多好过年嘛，找了几个，都说还没放假呢，再说吧。我百无聊赖地到镇上闲逛，碰到了在附近工业区的远房表哥，他来买DVD和音箱，说自个儿租了间房子，要把过年搞得热热闹闹的，才像样子。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帮他扛音箱，到他那里入伙过年。

　　穿过工业区，进入长长的小巷，拐弯抹角，肩膀扛着个大音箱，避来让去的，好不容易才到表哥租住的地方。那儿是一排排低矮的瓦房，杂乱无章，阴沟里散发出屎尿的腥臭味，到处是成堆的方便面纸盒和烂塑料袋。这片当地村民搬进新居后留下来的老房子，几乎都住满了外地打工者。窄窄的过道晒着还在滴水的工厂制服，修炉子的，熏腊肉的，打扫屋子的，铺床的，乒乓响，乱七八糟的，像大灾之后的安置所。

　　我们放下买来的电器，收拾房间，重新布置，试了试效果，就商量着应该再买哪些生活用品。我们去买油盐酱醋的时候，顺便买了几张歌碟，我很喜欢刘德华唱的歌曲，专门找了几家地摊才找到满意的，要趁过年这几天好好锻炼一下歌喉，以后到工业区里的歌吧去唱两首，让那些靓妹们也刮目相看一回！表哥还要买张“招财进宝”的字画去贴房门，我讥笑道：“想在那儿长住呀？”表哥说：“好多人都买呢，图个吉祥嘛。”

　　回到出租屋，果然如表哥所说，好些人买了门神和对联，还有挂红灯笼的。各种不同口音的人聚集在一起打麻将、掷牌九、赌金花，好不热闹，一副喜气洋洋的场面。我迫不及待地装上歌碟，调好音量，就放声高歌。房间小，回音大，音箱也不错，自我感觉很好，我唱了一首接一首，后来又和表哥对唱，嘻嘻哈哈的，直闹到深夜才心满意足地睡觉。

　　第二天，我们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草草吃了午饭，又开始练歌喉。唱了一会儿，我们停下来休息喝水。就在这时，忽然闯进四个20多岁的人来，当头的一人快捷地把我们放在菜板上的一把菜刀拿在手里，另外两人抽出雪亮的砍刀，分别架住我和表哥的脖子，喝令我们不准出声，最后进门的把房门锁上，打开我们的音响，然后搜查我们身上和床铺，里三层外三层地乱翻，连挂在墙壁上的衣服也逐个摸索。

　　他们刚闯进来准备摸我的口袋时，我下意识地站起来想挣扎，因为我的西服口袋里有一部刚买的手机和五六百块现钱。就在这时，胁迫我的人砍了我两刀，一刀在脚背上，一刀在膝盖骨上，他还用刀压着逼我坐回床上。我惊慌失措，大脑一片空白，嗫嚅地说：“有事好好说，好好说……”

　　我的手机和钱自然被收去了，他们翻腾了一会儿，快速离去，并关上门。表哥见他们出去，赶紧站起来冲出去拉门，门已经打不开，这个出租屋门上有个外插锁，那些人走的时候顺便把我们反锁在屋里了！我惊魂未定，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出租屋的窗子又高又小，外面又有房子挡着，看不见任何景物和人。我们侧耳细听，外面静悄悄的，根本没有人走动和说话的声音。

　　我的情绪稳定下来后，想站起来走走，忽然发现我的皮鞋里湿淋淋的，我忙脱下来一看，里面装满了鲜血！原来，砍向我脚背的那一刀砍穿了我的皮鞋，还把我的脚背砍开了一道口子，血液还在往外流呢；膝盖骨那一刀好像只是用刀背敲的，没有伤口，只是一片青肿。

　　我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问表哥：“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表哥一边安慰我，一边贴近窗子听外面的动静，大约十几分钟后，外面传来了脚步声，表哥大声喊：“老乡，老乡，帮开开门！”外面的人疑惑地靠近门倾听。表哥补充说：“帮我们开一下门，有人开玩笑，把我们反锁在屋子里了。”

　　门开了，表哥扶着我去工业区的小医务室包扎伤口。我询问表哥：“要不要去报警呀？”表哥叹息说：“自认倒霉吧！大白天都有人在路上明抢呢，现在那些劫匪跑哪里去了我们都不知道，有用吗？”

　　伤口包好后，我就回了自己工作的工厂。一个人过年就一个人过年吧，只求平安了。此后，我再也不敢到表哥所在的工业区去玩。

　　樟木头的书店老板

　　过完这个惊险的新年，我辞去了工作，到樟木头镇上一家小旅馆住下，只想在镇上繁华明亮的地方随便找一点事情做，小工业区的治安隐患使我胆战心惊。但事情并非如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没有文凭没有技术不说，自己又长得呆头呆脑的，酒店、超市根本不会要。我每天早上出去转一圈，看看附近有没有招工的厂，下午就呆在旅馆里看电视。

　　住的时间长了，和旅馆老板的关系熟悉起来，他对我很信任，看我找不到工作，就让我做服务员，可我没有答应。

　　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有个朋友要回家了，想转让书报亭，问我要不要。我本来就性格内向，平日里没有其他爱好，对书情有独钟，如果能守着一个书报亭也不错。我马上跑去看了书报亭，在十字路口，又靠近汽车站，地理位置比较理想，于是就取钱盘了下来。

　　现在，我的书报亭生意做得不错，因为我能了解不同人群的需要，对所订购的报纸杂志有比较合理的选择性。我这艘孤帆漂泊数载，终于在樟木头这个打工人聚集的地方靠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