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芳

　　回首我的创作历程，难以忘怀给予我真挚关心帮助的老师、编辑和领导。是你们的呵护、指导，伴着我一路走来。值此《长江丛刊》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我想到了贵刊的几位编辑老师。在此，追述两个故事，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老师们朋友们。

　　故事一：

　　就这样，我被劈开，一分为二，两半，晓得不，两半。说着，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我起来走路。从门口走到窗口。从窗口走到门口。

　　他起身给我递茶。我不喝。我急于倾诉。他摸了摸茶杯，说，不烫，来喝，喝了再说，喝口茶。

　　您知道那种痛苦吗？两股力量一左一右，拉扯我撕裂我。

　　哪一项有难度的写作不充满痛苦呢？他反问。反问得像慈悲，又像纵容。纵容我在他的斗室里继续“发疯”。他甚至拉开办公室里的另一张椅子，让路面开阔。

　　我的疯我知道。当我心手分离，当我连心都不知道安放何处，我就疯。疯了便一个人关在自己房间狂走。

　　可是，这一刻，我在他的地盘上疯着走着。

　　大概，大概眼前这个人也有如此的写作“顽疾”。他便懂了。或者他没有，但他也懂——反正是痛苦。在这世上，每条命都是为难的。为难之命还想要发出一点声音，不痛苦如何可以？

　　天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并非天要降大任的那条命。一点小任罢了，我却是辗转反侧，耿耿难眠。

　　我偏好这苦。苦，终究也是一番滋味，远胜了无苦无味。你看，死亡的坟茔上开出春天的花，谁说这苦不会演绎出万般人生呢。

　　更更何况。

　　世上爱这苦的，懂这苦的，不只我一人。

　　眼前这个人，递给我不冷不烫的茶杯，又递给我一支笔。他轻言细语，来，理一理。

　　我写：2018年9月17日，关于深入房屋征迁指挥部生活的若干最新想法。想法来源，《长江丛刊》社长、主编刘诗伟老师。

　　这一天，是第一次来杂志社。郑因老师下楼迎我。迎进一个满腹激烈之气的人。问候夜鱼、陶令、李诗德等几位老师后，郑老师说去吧，刘社长在隔壁办公室。

　　三分钟后，无辜的地板无端端地承受了疾走。我陈述，质疑，沉默。诗伟老师反问，阐释，微笑。我们曾在电话里反复交流过的词语得以澄清凸显。

　　——人。对人的体恤，对人的善意。

　　诗伟老师说城镇建设房屋征迁这些硬梆梆的事件中，使其柔软的，唯有人间情义。

　　两个月之后，在一次会议上，我和诗伟老师再度相见。老师问我，近来写作顺利吗？我说，现在暂且可以不疾走。老师说随时欢迎，我们便都笑了。

　　第二个故事：

　　2015年10月22日，我到精神康复中心作义工。很快，我就几近崩溃：这世界怎么啦。赤身裸体的女病人，走廊里边跳边唱。男病人在幻听的指使下，杀死他的父亲，还言之凿凿说他父亲在老年活动中心打麻将。十七岁高三男孩子，没日没夜趴在病房里计算化学式，他要练出神丹，拯救世界。

　　人，人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我痛苦不堪。

　　我想对谁诉说我难忍的心酸。我对谁说呢。我无法开口——我不想听到人们说：你怎么去到那群疯子中？

　　对，许多人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疯子。

　　我不愿意这样的称呼。我想说些别的什么言语。那得有一双倾听的耳朵。

　　11月17日，郑因老师出差到安陆。我去寻她。寻她当然不只是为了问一声好。那时，我的心重得很。

　　我记得那样的一个晚上。

　　开端是，郑老师问我写完重症监护室后，打算再写哪方面。我欲言又止。郑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她说，累了，就歇一歇。她的眼里装着无数的关切担忧。

　　我歇不了。他们就在那里，自说自话，但每一句都像是说给我听。得有人听他们说。得有人听得懂他们说。

　　她长叹一声：谁不是父母生父母养，谁生下来不是抱在怀里，搂在胸口，谁不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啊。

　　我听清楚了，郑因老师叫这群人宝贝。

　　写吧，写下来，写下人的苦难，人的爱，人的信念。郑老师说。

　　窗外，深秋寒风呼啸漫卷。在这长夜里，只有郑老师握住我的那双手是温暖的。郑老师说生命的疼痛有多么深重，生命的质感就会匹配多么的坚挺。

　　人间，生命，情义。这些闪亮的词镶嵌在两个故事里，她们也必是我写作的来路和去向。这便是我从《长江丛刊》里获得的教益。

　　我知道，无论我写至何方，写至何时，她一直都会与我同在——那份体恤，关切，那种在惶惑之中一声棒喝一杯热茶。

　　祝福《长江丛刊》。

　　祝福人间情义长长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