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

　　在传播平台如此纷繁而便捷的时代，每一本传统文学刊物都即将面临或正在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表的园地”，或“交流的平台”早已难以涵盖现代刊物的存在内涵，她必须承载起与时代的审美气质相熨贴呼应的风格，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从作者到编者，再到读者，这种传统的三位一体的办刊模式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简而言之，如果我们不能从这种传统模式中走出来，就很难讲，她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现代意识感的文学期刊，因为一切都在发生变化，譬如说作者，在自媒体的催生之下，他们已经成为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群人，“人人都写得好”仿佛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再譬如说读者，早就已经被碎片化阅读摧残成了一群面孔模糊的人，饥饿与饕餮并存，虚弱与傲慢共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深深感觉，办好一本文学期刊的难度不仅巨大，而且是一种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

　　《长江丛刊》已历40载，辉煌人皆尽知，艰辛不足人道。作为她的同行和同道，我有幸参加过丛刊编辑部组织的几场“下基层”活动，让我对她的编辑团队和办刊方略有了重新的认识。首先，在我看来，《长江丛刊》有极其明确的自我定位，立足荆楚却不拘囿于门户之见，突出基层却又不断提升着境界和视野，在作品与理论并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明晰的面貌。这种机动灵活的办刊思路，化劣势为优势，成功地体现出了这本刊物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活力。其次，编辑团队的构成也可圈可点，年轻化，一线意识，主动性……这些都极大地保证了刊物既定方略的执行力。在我参加过的几次讲座活动中，《长江丛刊》在活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召唤能力，也正是这些年来我极力推崇的现代性刊物特征之一。一本刊物只有拥有了这种强大的召唤力，才有可能扭转文学的颓势，把文学的理性和理想之光根植于读者荒凉而丰沛的心灵世界，从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新鲜的种子。

　　我一直觉得，这世上只有这种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才是值得一做的事情。值此之际，祝贺《长江丛刊》在不惑之年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