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不表现为具体的形态和物质存在。而其传承和延存则有赖于各种形式的物质载体，进而使这些载体具备了档案的意义，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档案。各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作为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内质的固化载体，其本身亦是架构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因素。
档案自身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仅具有记载、贮存、积累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现下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传播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马晨璠在结合传播概念的基础上认为非遗档案传播是以非遗档案为载体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收和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功能，探索这一功能发挥的形式和路径，以实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在民族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充分推动文化传播、扩大文化受众和市场的效果，具有较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刘三姐”作为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标签，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刘三姐歌谣”作为“刘三姐”文化的结晶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刘三姐歌谣”档案在其文化保护与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分析刘三姐歌谣档案的传播路径，扩大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域，对促进区域精神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对地区文化、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建设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刘三姐歌谣”档案在推动民族文化传播方面的价值体现
参照赵林林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广义层面的定义，本文所研究的“刘三姐歌谣”档案视域涵盖所有与“刘三姐歌谣”有关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档案材料。它应当包括“刘三姐歌谣”活动的道具、实物，以及对“刘三姐歌谣”进行记录和保护过程中形成的文字记载、声像资料等。作为一种特殊的档案形式，它在推动民族文化传播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体现。（一）“刘三姐歌谣”档案是壮族民间文化的固态记忆
能歌善舞是壮族的重要民族文化特征，“刘三姐歌谣”正是这一文化特征的重要代表。其内容涵盖生活、生产、爱情等7大类别，生动地描绘了壮族特有的稻作文化、审美理念、婚嫁建房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突出的民族意味。另一方面，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刘三姐歌谣”又衍生出不同的语言、载体形式，包括现存的用古壮族文字字编写的《刘三姐》《壮族民间古籍集成》《嘹歌》等文献，和广为传唱的汉语歌曲，共同记述了民族文化的内容，也是壮族、汉族两个民族交互影响的重要见证。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刘三姐歌谣”档案，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熔铸成书籍文献、歌曲艺人等固态的民族记忆，使得民族文化在光阴的洗礼之下始终能清晰明辨。（二） “刘三姐歌谣”档案构成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动态保护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有着密切联系，传承是一种纵向的传播，又奠定了横向传播的基础。“刘三姐歌谣”档案包含多样态的文化形式，囊括了民族文化的多方面的重要内容，如文化传承人所独具的唱法、歌词中体现的民族发展史迹、歌谣本身变化所体现的民族交流融合的发展以及前人对此研究所形成的文字资料等，在丰富民族文化的同时记录收存了包括民族风俗的体现和相关历史的记录等丰富的文化内容，构成了对民族文化的一种持续的动态的保护。（三）“刘三姐歌谣”档案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凭证
历史的一维性导致关乎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争议颇多，而争议的存在势必会制约一种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传播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广东、江西等8省区61个县声称刘三姐为当地或曾在当地传过歌，并为此争论。而“刘三姐歌谣”档案则在其归属的追根溯源上提供历史的支撑和凭证，使得这一文化依托更具原生性，也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肯定。如《庆远府志》（今广西宜州）有：“刘三姐是唐时下枧村壮女，性爱唱歌。”的记载，且经过调查与研究得到证实。“刘三姐歌谣”档案以特有的原始记录性成为“刘三姐歌谣”文化发展历史的重要凭证。（四）“刘三姐歌谣”档案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任何文化的传播都需要借重于文化媒介，“刘三姐歌谣”档案是民族文化交际沟通的重要介质。在长期形成演变和拓展丰富的过程中，“刘三姐歌谣”档案融汇了民族文化诸多方面的内容，如对风俗的体现、重大事件的记述、劳动技术的总结等等，成为了解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基于“刘三姐歌谣”档案的文化价值，“刘三姐歌谣”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为地域民族文化传播搭建了更广阔的领域，已成为了广西地区壮族文化呈现在世界舞台最重要的媒介。二、“刘三姐歌谣”档案传播民族文化的主要路径
（一）文字汇编
“刘三姐歌谣”档案包括卷轶浩繁的文字资料。早在1981年，广西宜州当地歌谣爱好者蓝建辉就自发搜集整理了下枧河畔劳动人民千百年来传唱的山歌并汇编成《刘三姐故乡山歌选》。此后，宜州当地部门、“刘三姐歌谣”传承人、学者等多个主体多次进行了“刘三姐歌谣”的搜集整理，运用录音、录像、抄写等手段将口头传唱的和靠歌本传唱的歌谣进行了记录，形成了大量原始的宝贵材料，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了《刘三姐传世山歌》《情醉歌乡》、《三友歌集》《男男女女作唱——刘三姐歌乡百姓山歌选录》《嘹歌》《壮族布洛陀麽经》《壮族道德传扬诗》等多部歌谣文化著作。这些歌谣汇编作品，以文字的形式打破特色文化传播在时空上的限制，以其自身特有的文化吸引力，让更多喜欢少数民族文化的人了解“刘三姐歌谣”文化，也借此将广西地区的风俗物事呈现在世人眼前。（二）文化实体展览
刘三姐文化实体展览是促进民族文化有效传播的重要路径之一。2018年6月8日宜州刘三姐文化博物馆正式揭牌开放，以实物加3D观影的形式展示了许多“刘三姐歌谣”唱本、“刘三姐歌谣”活动服装、道具等。而宜州刘三姐文化传承中心正在积极筹备的“刘三姐歌谣”展示馆，将展示种类和数量更丰富的“刘三姐歌谣”档案，从而更集中展示“刘三姐歌谣”文化。此外，更有民间收藏家谢中国历经19年，将千余件与刘三姐相关的珍贵藏品收集起来，于2016年4月在广西博物馆举行了“美丽南方·经典魅力——刘三姐文化收藏展”，展示了与刘三姐有关的书刊、歌本、歌片、海报、年画、节目单、邮品、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工艺品等10大类100多个系列1 000多件散落于民间的藏品，得到了公众、学者、甚至老一辈刘三姐文化传承人的热烈回应。这类展览活动，对民族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三）媒体宣传
20世纪20—60年代是“刘三姐歌谣”文化以戏剧形式登上舞台走向公众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杂志、报纸等媒体在推动“刘三姐歌谣”档案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29年《戏剧》杂志第4—6卷刊载了欧阳予倩的歌剧剧本《刘三妹》，引起世人对“刘三姐歌谣”文化的关注；1959年8月，《柳州日报》和《广西日报》全文刊载彩调剧《刘三姐-第三方案》剧本，并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制了37万册的单行本，助力广西全区在此后半年兴起排演《刘三姐》的文化高潮。如今，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以数字照片、音视频为主的“刘三姐歌谣”档案借助互联网、博客、微博、微信等新的媒体形式，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和文化感染力。三、“刘三姐歌谣”档案传播民族文化路径的制约因素
（一）“刘三姐歌谣”档案资源管理问题突出
“刘三姐歌谣”档案在管理上的不足成为制约其通过多种路径传播民族文化的首要因素。（1）资源普查工作迟滞。据调查，最近一次“刘三姐歌谣”资源的全面普查是10年前由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导开展的。而“刘三姐歌谣”档案是动态发展的，普查工作迟滞会使相关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2）档案资源分散。已搜集和整理的“刘三姐歌谣”档案资料在空间上比较分散，缺乏集约型。如宜州档案馆、宜州非遗保护中心、宜州刘三姐文化博物馆等分别保存了申报资料以及影像、文字资料，很难集约化利用。（3）管理人员档案开发意识欠缺。部分档案管理人员不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眼界，对档案的管理利用方式保守，不足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造成被动的资源浪费。（二）传统与现代路径形式衔接不畅顺
当前，“刘三姐歌谣”档案参与传播民族文化的路径形式仍以传统的文字汇编、文化展览为主，这种形式在聚合原始材料、开展专题文化研究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这一形式也逐渐表现出内容单一，传播力有限，传播受众范围小，公众的体验动力不足等弊端。在网络、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等信息传播渠道日益丰富的今天，利用现代多媒体拓展路径形式开始受到较多的关注，但“刘三姐歌谣”档案在以上途径的传播存在主体意识缺乏，传播动力不足的现象。如以“刘三姐”和“刘三姐歌谣”为关键词进行微博用户、微信公众号检索，基本未发现基于“刘三姐歌谣”档案的相关信息，大部分的“刘三姐歌谣”档案资料，并没有实现向现代化的转换。这无疑会造成在推动民族文化传播方面的较大限制。（三）文化传播路径的参与主体单一
“刘三姐歌谣”档案的推广宣传大多由政府机构或者学者组织发起。参与推动民族文化路径发挥作用的主体也都较多的集中在这一部分人群中，公众的参与往往是被动的，处于边缘化的甚至根本游离在相关活动之外。但公众才是文化的创作发展和接受的主要受众对象，当前“刘三姐歌谣”档案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路径之所以存在种种限制，究其根本，还在于参与主体单一，无法使公众的创造性和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掘，仅靠“独木”撑起的建筑，必然在稳定性上有所偏颇。四、“刘三姐歌谣”档案推动民族文化传播路径的优化
（一）管理缺陷的补足与调整
以有效的管理推动“刘三姐歌谣”档案文化的整理与整合，为更好的发挥资源优势，提供资源保障奠定良好的基础。如定期进行“刘三姐歌谣”民间资源普查，对原生、次生文化包括相关研究资料进行整编汇总。既要避免口头文学精粹因一些文化传承人的离世而湮灭，也要为发展文化产业等提供充足的资源资料。同时，加快引进档案学科专门人才，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改进方案，提高资源利用率、拓展利用形式，使更多的人藉此了解壮族民族文化，促进广西省的整体发展。（二）充分利用好传统和现代路径的多种形式
以文字汇编、档案实体展览为主的传统文化传播路径因存在稳定且能带给人们更直观的体验而不可取代。要充分挖掘“刘三姐歌谣”档案的原生和次生资料，使汇编成果更加多元化，同时，结合举办数量、频次更多的实体展览活动。在满足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满足公众相关方面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也要以数字资源建设突显新兴传播路径优势。通过互联网、微博等媒介，增强刘三姐文化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将“刘三姐歌谣”相关照片档案、未正式出版的汇编书籍、实体展览等进行信息化加工，加快“刘三姐歌谣”文化活动录音、录像等原生文化活动数字资源建设，让更多的人直观感受到“刘三姐歌谣”文化，真正发挥新兴传播路径优势，进而实现传统新型路径形式的交互共生，提升传播效果。（三）提升公众参与度
在充分发挥“刘三姐歌谣”档案推动民族文化传播作用的过程中，要深挖资源优势，结合时代特征，积极迎合更广大范围的受众的文化需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公众更多、更积极的参与到“刘三姐歌谣”文化的学习和传播的活动中去，如相关活动的组织举行可以通过听证会、公众建言献策的方式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创造力和生产能力，增强“刘三姐歌谣”档案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为支撑点，实现“刘三姐歌谣”档案推动民族文化传播形式与路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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