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小说整体文本有关的结构评点理论总结
（一）《红楼梦》的网状结构评点理论
《红楼梦》虽然人物众多、头绪纷陈，但作者依然能有条不紊地将各情节娓娓道来，使全文看起来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既归功于作者强大的文字驾驭能力，同时也得力于《红楼梦》自身的网状叙事结构。在《红楼梦》中，故事情节虽然头绪万千，但却都和宝黛薛爱情悲剧这一主线、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家的盛衰这一副线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于是就由很多大的网眼再生发出许多小的网眼，人物的悲喜遭遇、四大家族的兴衰变化就在这大网眼和小网眼中体现出来。著名红学家哈斯宝在《红楼梦新译》的点评中用“结纽”这一概念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冯紫英家请客”这一情节是“实在的结纽”，具体而言，“第七回中李嬷嬷说要把袭人‘拉出去配一个小子’，是本段的前文。第四十回上，‘弄得个袭人真无死所’，是本段的结尾”，“嫁给琪官儿的事，岂可平平淡淡写过，便在本回连结定局。在本回连结定局，又岂可使琪官儿平平易易地同宝玉见面，于是由冯紫英出场接引。”哈斯宝认为，在冯紫英酒席上，蒋玉菡行令时的酒底是“花气袭人知昼暖”，此句一出，既暗合前文，又“连结定局”，提示和安排了袭人嫁给蒋玉菡的结局。由此可见，“结纽”和“网眼”一样，引导和规定了情节的发展方向，人物的悲喜的遭遇就在这其中体现出来。（二）《三国演义》评点中以编年体和纪传体相结合的结构评点理论
如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中所言，“《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且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为一篇”，一方面，《三国演义》采取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相结合的叙事结构，以时间发展为经，以人物和事件为纬。另一方面，《三国演义》也有创新的一面，也就是“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为一篇”，通过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方式，使各相关人物都在其中展现出来，合为一个叙述整体，使之“相联属”，而不是将各人物分开，独立叙述。（三）《水浒传》楔引法结构评点理论
正如金圣叹在回前总评所言，《水浒传》“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他认为《水浒传》的作者大量地运用了楔引法来建构总体情节，用一个事件或人物的出现引出另一个事件或人物的出现，使得全书的情节得以持续进行下去，因此这种方法具有着较强的因果联系。如果把叙事序列视作叙事文学作品的基本组成单位，那么楔引法就可以形象地阐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叙事序列前后连接，第一个序列的最后一个功能又是第二个序列的第一个功能，表现出一种首尾接续式的复合序列。二、与小说局部段落有关的结构评点理论总结
（一）穿插法
《红楼梦》脂砚斋评点非常重视穿插法，如其在第27回写黛玉不理宝玉，来园中找中姐妹作饯花会；“由不得从后面追了来”。宝钗、探春“见黛玉来了，三个一同站着说话儿。又见宝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宝哥哥，身上好？整整三天没见了。’”脂砚斋认为这段“横云断岭，好极，妙极。二玉文字原不易写，《石头记》得力处在兹”，因为“若无此一岔，二玉和合，则成嚼蜡文字”，若曹雪芹真的将贾宝玉追上林黛玉后的二人对话写出来，倒缺乏了含蓄蕴藉之味，也很难写得精彩绝伦，倒不如留白，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穿插法在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中也被称为“横断云岭法”，指的是主要线索犹如山脉连绵，插叙的事件宛若云间白云，从而产生似断实连、形断神连的艺术效果。如《读三国志》中所言，“如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此文之妙于断者……文之长者，连叙则惧其累坠，故必叙别事以间之，而后文势乃错综尽变”，作者在描写一段时间跨度比较大的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在其间开辟了一条岔路，插入其他的支线故事，使之对这段时间跨度较长的故事情节起到补充、调节的作用，显得小说行文节奏收放自如、跌宕有致，避免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拖沓无味。
（二）伏线法
伏线法指的是小说后边写到的人物和事件在前边要有所提及，而前边所提及的人物和事件则要在后边有交代和呼应，使文章机构更加严密紧凑，“人情物理一丝不乱”。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中的“草蛇灰线法”与伏线法的功用很相似，“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在金圣叹看来，作者多次提及“哨棒”，是为了与后来武松“抡棒打虎”、“棒折两截”的情节相呼应，提醒作者注意“哨棒”。同样地，作者多次写到“帘子”也是为后来潘金莲叉帘子时，不小心将叉竿落在西门庆头上的这一情节埋下伏线，达到“伏脉千里”，助推情节发展、增加情节内在联系的目的。（三）照应关锁法
照应关锁法指的是作者在小说的构思过程中，以两个或以上涉及的人物不同，但相似性较大的情节分别安排在小说的开头、中间、结尾处而形成的一种结构方法，这种方法能达到相似情节彼此呼应的效果，同时也能使小说作者想表达的某种观念以及价值取向贯穿于全文。这一方法是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提出的，他认为，“《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卷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照应既在首尾，而中间百余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则不成章法矣。于是有伏完之托黄门寄书，孙亮之察黄门盗蜜以关合前后…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已成全篇之结构者也。”同时，“作者之意自宦官妖术而外，尤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以自附于《春秋》之义。”由此可见，毛宗岗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以汉灵帝倚信十常侍这一情节放在小说开头，又以刘禅、孙皓均宠幸宦官一事安排在小说结尾，是为了小说情节的前后照应，同时，为了让这种照应显得更明显，中间又以伏完委托宦官寄信、孙亮察觉宦官盗蜜等相似事件安排在小说中部，使小说前后显得浑然一体。最重要的是，毛宗岗还认为这种结构方法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继承了《春秋》“严诛乱臣贼子”这一惩恶劝善思想的集中表现，充分展现了《三国演义》作者以修史的方法来作长篇小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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