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益农

　　

　　

　　

　　时代孕育着机遇，时代也无情地摧毁原本生机勃勃的生命。地方国营温州电机总厂，这家曾经生产过舰用电机和民用电机，在浙南闽东享有盛誉的电机行业龙头企业，终究抵挡不了“国退民进”的历史大潮而落幕。

　　温州市工业和能源集团座落于市区东龙路。由于温州国有企业改制，所有工业企业主管部门都被撤销，现在其善后事宜交由工业和能源集团处理。其集团常务副总经理邓德胜原先就是电机总厂铸工车间的工人。

　　穿过管理有序整洁的集团大院，在办公楼三楼的办公室里我采访了他。“你作为电机总厂出来的干部，现在又是负责全市原先八大工业总公司这一块的领导，你应该知道电机总厂最后改制时的情况吧？”

　　他一边给我倒茶一边说：“温州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对产品无生命力、无法继续经营、没有生存能力的国企，采取整体处置职工劳动关系，即‘关门走人的方案。第二种方式是对产品还有生命力，尚具一定赢利能力的国企，国有资产全部退出，政府支持企业重组。因为当时财政资金紧张，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至今没有改制。”

　　“那电机总厂就属于第二种模式喽？”我知道电机总厂的一些情况。

　　邓德胜不假思索地说：“是的，电机总厂改制属于第二种方式，即‘重组模式。”

　　“那这两种模式处理方式上有什么区别呢？”多年未见，即将退二线的邓德胜肚子有点微突。

　　邓德胜说：“重组模式与第一种方式的区别是，凡是有产品，有市场，有生存必要的，改制以后以優惠价在工业区给一块土地，企业职工集资，原企业的所有无形资产都留给他们，包括技术图纸，销售网络。”

　　因为国家决定在非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实现“国退民进”，国营温州电机总厂与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在改制完成后的第二天，已经灰飞烟灭，现在只是放在工投集团下属改制企业托管中心档案袋里的一叠档案。虽然市政府在龙湾扶贫经济开发区以优惠价给了一块20多亩地的厂房，最后这块地连同上面的厂房也因种种原因卖掉了。

　　当年温州国有企业改制像一场波澜壮阔的浪潮，席卷浙南大地，尽管经过各种改革努力，温州电机总厂还是无奈走进“国退”企业的队伍。但是温州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是无情的，其进步的脚步容不得任何人阻挡，可谓是“顺其者昌，逆其者亡”。民营企业从此在温州大地飞速发展。

　　温州电机总厂前身是地方国营温州电机厂，原本是温州重点骨干国有企业，也是浙江省电机行业龙头企业。这么好的企业说消失就消失未免有点可惜。难道当时就没有继续生存的可能和必要吗？怀着对历史的探究之情，我们不妨穿越时空，回到62年前的温州，追寻电机厂的前世今生。

　　艰苦创业，为发展社会主义

　　电机工业添砖加瓦

　　新中国成立初期，温州先于全国解放，欣喜若狂的温州人民欢欣鼓舞。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八届中央全会，提出要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将发展重工业作为提升工业化水平重点。时代的大浪一波接着一波，1958年地方国营温州电机厂应运而生。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这首上了岁数的人耳熟能详的歌曲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坐在我面前的是现年83岁的原电机厂老工人邓国华。他就是1958年第一批进厂的工人，虽然现在岁数大了，但身板还硬朗，高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年岁大的人都一样，昨天的事记不住，年轻时的事历历在目。

　　邓国华说：“前温州的手工业很不发达，都是一些师傅带徒弟式的个体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工业合作小组，有生产竹筷的、纽扣的、伞篼的和伞料的。温州电机厂的前身是小南门轮船码头的温州动力机厂（后来的温州冶金厂）电机车间。1958年电机车间独立出来后成立地方国营温州电机厂，为了发展经济、便于管理，同年又将市区三牌坊的温州市手工业生产合作总社电机厂及温州机械制造合作工厂并入温州电机厂。合并后的地方国营温州电机厂，于1959年1月1日正式挂牌生产。”

　　短短时间内，温州工业经济由私人手工业经济向公私合营经济，再由公私合营经济向地方国营经济提升，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快速大幅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短时间内快速提升生产关系，只能是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就进入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为日后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邓国华说：“我15岁时进温州算盘厂工作，算盘厂当时在温州还是算比较大的厂，有1000多人，可能是公私合营企业。”

　　据查，温州电机厂是当时的温州工业局于1958年4月17日发文组建的，拟这份文件的是当时局秘书章英杰，即后来的市机械局局长。据查文件号为第1547号。1959年上半年电机厂搬到位于城郊三板桥的新厂房。新组建的温州电机厂有员工500多人，新厂房占地40多亩。一开始摊子就铺得这么大，足见政府对发展温州重工业的重视程度。

　　邓国华给我介绍当时电机厂情况时，两眼发光，显得有些兴奋。他说：“当时的设备很简陋，车床的车头就放在水泥墩上。好的设备不多，如山东产的C616和C620，好的车床就3台。1960年市里分配到3台西德进口的精密机床，给冶金厂2台，电机厂1台，可见电机厂在市里的地位。”

　　当时温州电机厂还只能生产一些小电机，如2.8千瓦和4.5千瓦的电动机。

　　邓国华因为在算盘厂的简易车床上学过车算盘子，生产过程跟车床差不多，所以到电机厂后被安排在金工车间加工电动机的机座。因为工作好，思想表现好，邓国华进厂的第二年9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党员，邓国华严格要求自己。

　　当时的生产条件比较差，夏天没有电风扇，热得要死。粉尘满天飞，虽然规定做车床时要戴护目镜，但满天的粉尘和不断下滴的汗水搅和在一起，模糊了他的镜片，他索性摘下护目镜不戴，但产品加工时的铁屑还是溅进了他的眼睛，顿时眼角膜脱落，痛得要命，双眼视力降为0.4。我们并不是要求提倡学习他的违规操作行为，而是他到医院洗干净了眼里的铁屑和粉尘后，不像其他人那样先休几天病假，而是立即上班的这种精神。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嘴里不说，心里想共产党员跟其他人比就应该不一样。

　　这就是60年代的中国工人，很多人都这样，并不是只有他一个。那个年代风清气正。

　　邓国华对国有企业改制一直想不通，偌大的好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一定要改制？改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邓国华感到惋惜。

　　德全老师住市区珠冠大楼，我在他家对面的市总工会大楼约他采访。

　　德全老师姓郑，今年83岁，看过去比以前胖了许多。德全老师年轻时也是一个很帅的人，大眼睛、高鼻梁，乌黑的头发。采访单刀直入，从郑德全的车床技术是怎么学来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初期，郑德全的父亲开了一家机械加工工场，专门加工或修理碾米机、冲床等机件。郑德全14岁在家里做小车床，他一边在他父亲的工场里做工，一边读初中夜校，因此认了不少字，这对他以后自学车床技术带来不少便利。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郑德全和他的父亲一起将家里的工场并入公私合营温州市第一铁器生产合作社。这家合作社当时有80来人，父亲工资50多元，郑德全月工资39元。这在当时也算是高工资了。郑德全的父亲因为解放前收旧铜旧铁出身，开保险箱也在行，因此有一手做钳工的好手艺。1957年5月，一铁拆分为温州机械制造厂和温州机械修理厂两个厂，郑德全和他的父亲留在温州机械制造厂。1958年温州机械制造厂并入温州电机厂。

　　因为郑德全车床技术好，在全市闻名，温州的报纸差不多每周都报道两次。厂里把最好的车床指派给他操作，也就是那台西德生产的C620车床。

　　当时厂里的技术改造郑德全都有参与，全厂的金加工工时定额都由他来计算确定。在全市车床切削技能比赛中，螺纹车刀、割刀两项技术郑德全都获得全市第一。大跃进时郑德全有时要日夜待在厂里，专门负责解决技术难题。真是名副其实的“金工靠德全”。郑德全与其他工人一样都沉浸在大跃进的热情中。

　　大跃进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工业快速发展，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某些方面反而欲速而不达，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难。中央不得不进行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电机厂也不例外，生产任务明显减少，原材料严重缺乏。为了填补生产缺口，部分工人不得不从事热水瓶外壳生产。这种情况也难以为继，1963年企业不得将人员不精减，规定1957年12月31日前进厂的部分人调外单位工作，1957年12月31日后进厂的部分人回农村工作。精减后电机厂只剩下100多人。

　　早期的温州电机厂多少干部职工为企业的起步做出过无私的贡献，他们吃苦耐劳、无怨无悔。看到国家经济困难时，他们没有抱怨，为了顾全大局，他们含着眼泪被精减，携家带口回到农村去。这种精神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做到。因此我们后人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人种树，才有电机厂后来的蓬勃发展。他们都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是时代的楷模。

　　再创辉煌，温州电机厂事业

　　兴旺、行业地位提高

　　1965年下半年，中国经济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经济逐步恢复。温州电机厂也跟全国其他企业一样，获得又一个发展的机遇，特别是十年动乱之后，温州电机厂获得快速发展。

　　周康民是上海人，今年也是83岁，他家住在市区南浦八区的老旧小区。看来当年温州民营经济萌发时，他也没有接上活，一副老知识分子孤芳自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样子。他的妻子亡故多年，但他就是不愿意续娶，现在一个人住。有时他孙女放假回来陪他住几天。家里很小，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既是书房又是餐廳，还兼会客室。桌子上柜子里摆满了书籍和古董，可见主人的爱好。我上他家采访时，他给我展示许多当年电机厂的照片，极其珍贵。

　　周康民1961年毕业于的浙江大学电机电器系。那时候全国各地基层单位大学生都很缺，电机厂技术科也都是些中专毕业的技术员，没有大学生。那年浙江省政府向国务院要求浙江大学这一届的毕业生百分之七八十要留在浙江。因此，周康民与同系的五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温州电机厂技术课。那个时候工厂行政不设科，叫课，局里设科。周康民说那个年头大学生毕业要服从国家分配，没有什么犹豫的，真的是打起背包就出发。

　　周康民刚来温州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只好借住于同学董刚淘的家里，一住就是两年。那时候厂里政治学习抓得很紧，每周都有一次读报会，温州话自己又听不懂，只好对照着报纸，逐句逐句地辨认，慢慢地也就听懂了温州话，这对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周康民对我说：“那时候我负责研发变压器，其他两位同志负责研发电动机。我们来之前电机厂的产品模仿人家的比较多，我们几个大学生来了之后，开始自己研发。图纸也自己画，数据也自己测算。1981年我们开始生产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在温州电机厂工作37年，我们都见证了电机厂的发展过程。每年都出新产品，电动机的千瓦数越做越大，品种越来越多。从Y系列到Y-H船用系列，到YT-H舰用系列。”

　　周康民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叠发黄的旧照片给我看，如数家珍，他都能记得照片里那些当年风华正茂的技术员，谁的名字，他们干的是什么工作。这时他那双双眼皮的眼睛里透出深邃的目光，炯炯有神。

　　周康民兴奋地说：“温州电机厂生产舰用电机系列是电机厂事业达到顶峰的重要标志。部队对舰用电机的生产要求是很严格的。技术上把关很严，每台出厂舰用电机都要由军代表来厂验收签字。那年开052舰Y-J舰用交流电动机鉴定会，来了满满一屋子人，可严格了。该产品也获得1988年省机械工业厅科技进步三等奖和1990年度中船总公司（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据介绍，当年温州电机厂的技术力量仅次于杭州发电设备厂，成为全省的龙头企业。员工人数达到779人。1987年全省电机行业协会成立，温州电机厂是秘书长单位。全省14家会员单位，温州处于领跑地位。温州电机厂成为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生产中小型电机的专业企业，是省机械厅重点企业。难怪邓国华对电机厂的改制感到不满。

　　周康民的话我在施根生那里得到佐证。我采访施根生是在一个周四的下午。

　　施根生住在市区银都花苑14幢的三楼，他家南窗的地板居然跟外面楼与楼之间的平台一样高，他干脆把窗户改成了门，就从窗户这个地方出入了。平台上施根生种了好多蔬菜和花木，足见是个闲不住的人。

　　施根生家面积大概80多平米的样子，桌子上摆满了杂物，好像是在研究什么东西。施根生说这房子是他原先电机厂分的宿舍被拆迁时安置的地方，也有十几年了。

　　施根生是杭州人，今年79岁，60年前中专毕业于浙江机械工业学校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国家分配他到温州电机厂工作，先后在厂检验科、生产科、技术科、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劳务公司和特种电机分厂工作过，是一位在多个岗位工作过的老科长。

　　施根生说当年他与省机械厅联系最多，因为1981年省里决定要把原先由杭州发电设备厂生产的500千瓦以下发电机移交给温州电机厂生产。他接触最多的是省厅生产处、技术处和供销处。要把杭州发电设备厂的产品图纸、半成品材料和工模具接收过来。施根生见证了温州电机厂发展的全过程。望着施根生灰暗脸皮上的寿斑，我不由得肃然起敬。

　　无奈改革，尝试走出国有

　　企业发展新路子

　　1956年中国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逐步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这种只有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各种消费品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才能实行的经济模式，却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施行了。这样做虽然没有积压，但容易造成短缺。因为各种原因，计划很难满足需求。因为企业的多次合并和生产关系的快速提升，那些刚刚从私人手工业小作坊挑选出来的管理人员，来不及培训就随企业的迅速扩大就到了大企业的管理岗位上，普遍显得力不从心。这时国家经济实行严格的计划，全国像一个大工厂，材料的调配、计划的衔接，各个企业之间的生产进度得不到有效控制，计划控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企业没有成本控制，不亏损才怪呢！十年动乱曾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1979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决定，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又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征程。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模式逐步退出，国有企业面临着全面改革的压力。温州电机厂也不例外。

　　因为温州建国初期企业生产关系快速提升，根植于手工业或公私合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其管理能力明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生产流程优化、均衡生产、成本分析和成本控制都不懂，造成生产过程得不到有效控制。企业亏损和交货期延误经常发生，进而造成流动资金短缺。这些国有企业的通病，温州电机厂也几乎都有。

　　从1984年开始，温州国有企业开始大力度的改革，相继推出成本管理、质量管理、生产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新举措。温州电机厂也相继成立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标准化管理办公室、企业成本管理领导小组等机构。目的是促使企业很快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本来这是一条正确的改革道路，但是受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影响，除了国家各大央企之外，中小型国有企业尝试着向“国有民营”经济模式转变。

　　温州电机总厂厂长李士生就是温州国营企业“国有民营”试点的承担者。

　　李士生今年73周岁，挺直的身板得益于他行伍时的历练，从他斑白的鬓角和略显浮肿的眼袋透露出他曾经的艰辛。我们的采访是在李士生家的客厅里进行的。

　　李士生说;“要说电机厂这段历史，我是几天几夜都说不完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个私经济的发展，温州国有企业全面亏损，一些能人都选择下海经商办企业，国有企业厂长的位置已经到了没有人愿意干的地步。这个时候李士生却逆向而行，被人从原先温州冶炼厂厂长助理的位置上拉到了温州风动动力头厂当厂长。在当时温州国有企业普遍亏损的情况下，扭亏转盈是每个厂长的主要任务，李士生也一样。温州风动动力头厂是温州机械工业总公司即原先的机械局属下的国有企业，说是动力头厂，实质上生产的是低压电器。当时來说，乐清的个私低压电器生产正蓬勃发展，从机制上来说，温州风动动力头厂没有办法同他们竞争，这就是温州风动动力头厂长期亏损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李士生胆敢走马上任，可见他的胆量。李士生接手温州风动动力头厂厂长并不是为了图个人利益，他是出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关注和艰难时刻勇于一试的冲动。

　　李士生曾经在温州风动动力头厂厂门口来回踱步，他发现温州汽车西站与动力头厂只有一墙之隔。而东面不远处的妙果寺市场和白马服装批发市场生意之所以这么好，就得益于与汽车西站距离近。动力头厂为什么就不能走三产支持二产之路呢？到任后李士生立即召开厂务会议，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在市政府和主管局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温州动力头服装批发市场终于如期开业。所收的租金和摊位押金足够动力头厂二产的资金周转和员工工资的发放。

　　李士生在动力头厂的改革成功惊动了主管局的领导，在全市机械工业国有企业普遍亏损的压力下，局领导提出刚刚扭亏转盈的温州风动动力头厂与温州电机厂合并，在企业利润方面削蜂填谷，以减少全市国有企业的亏损面。

　　听到这里，我好奇地问李士生：“你是1990年到温州风动动力头厂当厂长的，企业刚刚扭亏转盈，第二年就让你主持两个企业的合并，你没有觉得太仓促了吗？”

　　李士生说：“匆忙是匆忙了点，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不服输，什么事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再说两个厂合并也有好处，我可以把动力头厂的二产移到电机厂生产，动力头厂的厂房全部腾出来搞市场。”

　　原来李士生心里有这个小九九，李士生就是个办市场的能手，他的心里早有兼并其他厂的算盘。

　　1992年1月1日，温州电机厂与温州风动动力头厂两家原先亏损的国有企业合并组成温州电机总厂。按照计划，李士生对电机厂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三年后实现了微利。1994年4月，市政府决定在温州电机总厂试行“国有民营”，李士生以自己历年所得的奖励金和全部私人财产作为抵押，与国有资产的代表单位温州市财政局和市机械工业总公司签定了为期五年的“国有民营”合同书。李士生与主管局的关系由原来的委任关系，转变为承包关系。承包期到1998年12月31日终止。在李士生的领导下，电机厂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五年来，温州电机总厂固定资产平均每年增值222万元，所有者权益从186万元增加到2123万元，资产负债率从93.9%下降到57.17%，五年合计实现利润900.5万元，税收720万元，三产税收及个体摊位上缴工商管理费2000多万元。职工收入从每年5400元增加到每年11891元。当时的《温州晚报》作了头版报道。市长钱兴中说，温州电机总厂的改革之路为温州其他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

　　李士生完成了五年扭亏转盈的任务，温州电机总厂的工业总产值却从承包前1994年的1042万元，下降到548万元，二产比例明显减少。或许李士生三产助二产的好戏还在后头，或许市里根本没有要求他把二产搞上去的要求，把或许就留给今后的历史去评判吧！

　　本来“国有民营”的做法也没错，本质上就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也是西方国家普遍施行的企业管理制度，仅仅是出资人性质不同，他们是私人出资，我们是国家出资。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就是这样的国有企业。即投资人设立董事会，对企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进行设定，对职业经理人落实董事会决议和确定发展目标落实情况进行监督。现在西方的大企业都实行这种制度，只要把国有企业财政补助和银行特殊照顾这条路断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可以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尽管当时地方的国有企业几乎享受不到财政的补助和很少有银行的特殊照顾，但是2002年“国退民进”这种负有历史争议的政策决定还是来了。

　　果断改制，为温州的民营

　　经济发展让路

　　从1984年开始，温州的国有企业在减人增效政策的驱动下，出现了“停薪留职”热潮。据当年新华社记者张和平报道，1996年9月温州市有关机构对全市2383家国营、集体企业下岗情况调查表明，在册职工总数17.88万人，其中下岗职工7.4万人，占职工总数的41.38%，高出全国的平均数。他这里所说的下岗职工即停薪留职职工，还没有包括后期改制买断工龄职工。

　　这些人比后期改制时被强制性买断工龄而自谋生路的人要幸运得多。因为时处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将要结束，市场经济已经在全国蔓延，全国的消费品市场基本还处于短缺状态。只要你敢于下海，基本上是投资什么赚什么。温州电机总厂也一样，其金工车间有个叫陈雅敏的年轻人，温州机械技校毕业，他投资创办的制鞋厂比温州电机总厂还要大，年产值达到几个亿，固定资产也上亿。可见国有企业不是没有能人，只要政策对头，你给他阳光他就会灿烂，给他雨水他就成长。

　　而2002年温州电机总厂企业改制买断工龄后，自谋职业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时候的温州民营经济已充分发展，城乡商品经济发展无所不有，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投资空缺的地方了，想挤进去已经很难，除非你资金雄厚、经验丰富。为了能反映温州国有企业改制后的情况，我采访了几位电机厂工龄买断后自谋职业职工的境况。

　　金工车间的徐延华住在市区马鞍池新村34幢5楼。这一带都是砖混结构的老房子，距今已有40来年了。看上去是那么的破旧，好像是都市里的贫民窟。这是1982年温州电机厂向市里申请用于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福利房，住了50多户人。在過道里我见到了几个当年的老工友，如果那时我不去读书，转换职业，我可能现在也要跟他们一样生活在如此艰难的环境。看到他们我不免有些心酸。

　　接到我的电话，徐延华早早就在楼下等我了。徐延华这套房子建筑面积才32.14平方米，当年徐延华一家四口就住在这么狭小的地方。这在当年人均住房面积只有几个平方米的时代已经算是宽敞的了。现在两个儿子都已搬出去住了，只剩下他们两个老人住。从他的房间摆设可以看出来，家具还是40年前的老家具，紫檀色的油漆已经班驳掉落。徐延华今年69岁，退伍军人，1971年在部队入党。1973年部队回来被安排到温州电机厂金工车间当磨床工。这人诚实忠厚，朋友不多。我之所以选择采访徐延华是因为听说他企业改制买断工龄后是靠开出租车维持生计。所以一坐下来我们的话题就从出租车入手。

　　“您在野战部队当炮兵，回来后在电机厂干磨床技术，企业改制工龄买断后您为什么不自己投资买台磨床开个机械加工作坊？”我好奇地问。

　　“一个人选择什么道路，往往具有偶然性。当年驱动我去开出租车主要要两个原因。一是我有两个儿子，负担重。二是我的邻居工友云周是开出租车的，看着也挺羡慕的。再说他的舅舅是车管所的，办起事来也方便。”他说。

　　“那您就决定开出租车了？”为了把他的话套出来，我引导他说话。

　　“当时在他们的指点下，我花了9000元买了一辆破旧的有出租车牌照的车子。在汽车培训学校培训了一个月拿到了驾照。刚开始工友开日班，我开夜班，因为我厂里还要上班。”他说。

　　“后来我停薪留职开出租车就为了多赚点，因为这车太破旧了经常修理，所以赚来的钱都贴到车子里去了。”徐延华无奈地说。

　　“听说你开出租车没有赚钱，出租车牌照涨价倒是赚了一笔？”我说。

　　“是的，我一生没有赚过什么大钱，最后出租车牌照这块烂铁皮涨价倒是赚了100多万，想都想不到。”徐延华宽心地笑了。一直以来两个儿子大了要买房的事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这可是一笔大资金啊。他是在55岁那年企业改制时买断工龄拿回来几万块钱，但能派什么用场？还好他终于在有生之年高高托起这个家的负担，完成了两个儿子的婚娶，就靠这块破铁皮。

　　徐延华2013年因脑血管狭窄得了中风病，夫妻俩退休工资合在一起才9000多元，还好老伴身体好还可以照顾他，现在有病请保姆，工资全部给她都不够。

　　市区烊儿路86号“世红房产中介”老板是原电机厂下岗买断工人贾锡虎。自从2003年11月从企业买断之后，贾锡虎就失业了。为了自谋生路，贾锡虎拿着3.6万元工龄买断的钱，做起了房产中介生意。贾锡虎之所以瞄上房产中介行业是因为这个行业投资少、风险也小。选个好地段，邻近居民区就行。

　　烊儿路地处原先的城郊接合部，随着温州城市建设的不断向外延伸，附近各种楼盘多了起来。贾锡虎就租下了烊儿路狭小弄堂里一间破旧的小店面，在这儿扎营立寨。这一干就18年，附近楼盘和旧居民区房屋的市场价格和租金价格他一目了然，而且对政府的各种房地产政策能够熟练掌握。

　　贾锡虎是1978年从温州工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温州电机厂的，1998年12月在电机厂入党。这个曾经专心学习机械加工技术的中专毕业生，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退休之前还要从事房产中介业务。什么房屋的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楼盘的容积率等等，与他学过机械知识简直风马牛不相及，他曾经为此而感到迷惑和惘然。

　　在我采访贾锡虎时，不断有人进来咨询房产的事。贾锡虎总是耐心地解答或仔细地登记。

　　这间不到10平方米的店面里，摆了四张单人椅和一张三人沙发，两张办公桌。可见其鼎盛时期客人还是比较多的，工作人员也不止他一个。从这些被磨破皮的沙发扶手上我们可以看出，以前这里生意的兴旺。

　　贾锡虎说现在经济不好，房地产生意也差了许多。现在他经常到社区居委会去兼职。白天卫生检查，夜间治安巡逻，赚点劳务费贴补家用。

　　企业改制后境况比较差的要数电机厂的王中平了。

　　王中平原住市区环城东路，听说身体不好中风了。家境一直不好，房子政府拆迁后他就搬走了。与工友基本没有来往，所以打听不到他现在的下落。王中平1982年入党，他父亲是南下干部，曾经担任过温州市劳动局局长。王中平被分配到电机厂后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他曾经毫无怨言，也没有要求他父亲给他调整一个轻松的岗位。2002年企业改制下岗，他不得不离开他工作的钻床。离开企业后自谋职业，他也寻不到门路。听说他搞到了一辆没有牌照的人力三轮车骑上了。因为是“白卵车”（即没有牌照的车），王中平整天提心吊胆，躲着警察。白天不敢出去，晚上骑到很晚才下班。老婆又生病，由于劳累他晚年也中了风。

　　温州市市长钱兴中当年在参加全国两会接受媒体记者询问温州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情况时曾自豪地说：“温州下岗静悄悄！”意思是说，温州国有企业职工没有因下岗而闹事，它靠的是温州民营经济强大的容纳力。这事在全国引起何等的轰动，谁能知道温州国有企业职工为温州国有企业改制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和忍受过巨大痛苦的。

　　温州电机总厂从1958年建厂到2002年改制，历时44年。其间，有邓国华、郑德全这些为温州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欣欣向荣而感到兴奋不已的老工人，也有周康民、施根生等技术骨干为了国家电机工业发展，而远离家乡服从国家工作分配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温州电机行业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还有林毓根、徐定钱、赵人和这些为电机厂改革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厂长。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特别是作为温州电机总厂首任或最后一任厂长的李士生，风云际会，命运把他卷到温州电机总厂改制的风口浪尖上。凭着他的胆识和冲劲，他成功了。在完成主管局确定的承包指标后，他拿到了自己应拿的部分。但是工人们想不通，厂里的业绩都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为什么你拿这么多？本来五年承包结束他是可以离开温州电机总厂厂长位置的，但在主管局领导的眼里，他还是厂长，国有企业改制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了他的头上。这下可好了，工人對改制的怒火和对李士生承包电机总厂所得几百万的不满，一股脑儿发泻到李士生身上。贾锡虎就是那个把李士生关在办公室里的愤怒者。

　　尽管温州电机总厂的改制仍然有争议，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温州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城市建设规模，是改革开放前30年所无法比拟的。尽管温州电机总厂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漫漫记忆中，在市区三板桥原厂址上，现在建成的只是一块供人们游玩的白鹿洲公园，但温州电机厂的工友们不会忘记它。虽然历史的大江大海仍然潮起潮落，永无止境，但历史不会忘记在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温州电机总厂。

　　责任编辑/孙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