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

　　

　　题记：八十多年前，延安，这个让无数爱国志士梦萦魂牵的地方，扭转了中国历史;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延安，用一行行绿树、一片片森林，用一份执着的延安精神写给世界一份绿色宣言——昔日贫瘠的黄土高坡，今日披上葱茏绿装，真正将“陕北的好江南”变成现实！

　　失血的圣地

　　春种一面坡，秋收一袋粮。恶劣的生态环境让贫困犹如一道如影相随的咒语，一代代、一辈辈，萦绕在这片黄土地人们的头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西和延安时，曾明确指出：“生态环境整体脆弱是其发展的明显制约。”

　　生态啊生态！

　　朋友，你到过延安吗？

　　延安，那是一个让多少人梦萦魂牵的地方啊！20世纪40年代，多少仁人志士不畏艰难险阻，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延安，有他们的信仰;延安，有中国的希望！正如贺敬之在《回延安》中所写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到延安去，成为那个火红时代最热切的呼唤！

　　延安，是延安人的延安;延安，是陕西的延安;延安，更是中国的延安！作为红色圣地，通过很多影视剧、照片、文字，延安，成为每位中国人内心的精神高地。没有到过延安的朋友，或多或少看到过延安的照片。几十年过去，几乎每个中国人提起延安都能说出一二：宝塔山、杨家岭、枣园，一排排窑洞……還有，拥抱着延安的一道道沟来一座座山！在我们的记忆中，延安是以黄色为底色的。正如《信天游》所唱的“风沙茫茫满山谷 ”，杭天琪唱的“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大风从坡上刮过……”这些歌从侧面反映了陕北黄土高原曾经的风土地貌。

　　我们通过一份奏折来回望一下旧中国的陕北吧。

　　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花无锦绣，狂风骤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窑洞茅屋，省上砖木措上土，夏日晒难透，阴雨更肯漏，土块砌墙头，灯油壁上流，掩藏臭气马粪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

　　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纱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

　　客到久留，奶子熬茶敬一瓯，面饼葱汤醋，锅盔蒜盐韭，牛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罢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

　　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一步入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

　　清光绪年间，翰林院大学士王培棻受皇帝委派到陕北考察。想那王培棻也定是在黄土高原上经过了一些时日的认真走访“调研”，否则，他不会写出这么形象的一份折子《七笔勾》来。这份奏折从山川地貌到衣食住行，素描一般把陕北说得一无是处。《七笔勾》，即勾销七笔，意即否认此地的七个方面。陕北人定然不喜欢这样一份折子。换做任何人都不会喜欢。如果有人把生你养你的家乡否定得如此体无完肤，你也难以接受。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位清朝官员笔下的《七笔勾》与我们昔日在照片中看到的陕北，还是有几分相似之处的。

　　当然，想要读懂这份奏折，就必须知道王培棻写这份奏折的动机。清末，外国侵略者向清政府索要地盘修筑教堂，进行宗教文化侵略，他们将魔爪伸到陕西榆林地区。光绪皇帝决定派巡察官员、朝内翰林王培棻到陕北视察。王培棻到陕北后，看到这里地瘠民贫的凄凉景象，于是建议朝廷把“三边”割让外夷;既然要“割让”，也就不妨写得深入一些，才能让皇帝忍痛割爱。但后来此事被榆林老百姓知晓，无不怒火中烧。庚子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避祸西安，靖边县令丁锡奎等人专程去告御状。众怒难犯，光绪不得不宣布《七笔勾》奏折无效，并将王培棻贬为七品县令。

　　今天看来，站在旧中国的陕北，这个奏折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们脑海中的陕北是什么样子？尽管这里是红色圣地，但这并不能改变一片悲凉苍茫的黄土高原，一排排依黄土山峁挖凿的土窑洞，还有穿着羊皮背心、扎着羊肚子手巾、唱着《信天游》的羊倌，领着羊群行走在黄土高原这样的景象……

　　八十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描述这里的黄土高原景象：“这一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景象——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犸，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冈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

　　采访中，80后这样描述他们记忆中的延安：记得小时候上学，总是刮风。那风可不是春天刮刮，而是一年四季刮，一刮风，黄土、沙尘遮天蔽日。山扛不了风，地保不住水……

　　吴起县退耕还林展览馆的讲解员张蕾回忆说：“我第一次跟同学来吴起，都不敢下车。车窗外，到处是黄尘。脚一落地，黄尘就把脚淹没了。我同学抱歉地对我说：‘下车吧，不下也不行，因为哪里都是这样。”

　　当地人回忆，“过去我们这里的人，男的不敢穿白衬衫，女的不敢穿白裙子。出去转一圈，回来就成土色了。过去家家门后都挂着个掸子，进门头第一件事就是拿了掸子在门口掸土。”

　　由于长期以来的生态破坏，地处黄土高原的延安与西部很多地方一样，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20世纪末，延安水土流失高达2.8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22.8%，年入黄沙量2.58亿吨，约占入黄泥沙总量的六分之一。

　　在吴起县退耕还林纪念馆，我也看到了这样的描述：“‘山是和尚头，沟是千丘丘，三年两头旱，十种九难收。光秃秃的黄土高原一片悲凉的苍茫。百姓盼望下雨，又害怕下雨。下一场大雨，一座座山脉脱一层皮;山里沟里，全是泥河。这还是次要的，每逢下雨，就会有泥石流发生，一眼眼赖以生存的窑洞在滚滚泥石流中无言倾倒，随之传来的是悲苦的流离失所的哀鸣……”

　　1934年，刘志丹、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发现，一户人家即使拥有200亩地，都不能算地主。为什么？广种薄收下的黄土高原，即使有200亩地，也打不了多少粮食。

　　由于连年过度放牧、乱垦滥伐，导致陕北森林面积大幅缩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整个黄土高原地区森林覆盖率仅为3%！

　　1969年，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他们惊讶地发现，许多地方的粮食产量亩产只有70斤，春种一面坡，秋收一斗粮，有时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

　　让外界很难想象的还有，素以干旱著称的黄土高原上，许多人却有着“跑洪水”的记忆：没树没草的秃山留不住雨水，一下大雨就暴发山洪，连牲口都能冲跑。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延安，几乎每个村子都安有大喇叭，一下雨，村里就有专人在喇叭里通知村民“跑洪水”。50年前的夏天，志丹县永宁镇李玉秀的婆姨就在一次山洪中被冲走;1993年的夏天，裴渠村村民高同芳13岁的儿子再也没有回来……

　　难怪望着满目的苍黄沟壑，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摇头兴叹：“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条件！”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多少年来，延安没有试图改变过吗？

　　1956年，毛主席发出“绿化祖国”号召，掀起延安造林绿化的第一次高潮。1978年，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在延安启动，拉开了第二次造林绿化的序幕;1979年，共青团、林业部第二次在延安召开全国青年造林大会，再次掀起了新一轮植树造林的热潮。

　　然而，三次造林热潮后，这块失血过多的土地，为什么“年年造林不见林”，还是“旧模样”？

　　朴素的愿望

　　植树就能过上好光景——张莲莲家训

　　按照延安市作协、延安市林业局的安排，我第一个采访的人是张莲莲。

　　张莲莲是安塞区金明街道雷坪塔村村民。她坚持种树38年，获得了全国劳模、全国绿化奖章等荣誉。

　　车出延安，沿包茂高速在子午岭中穿行。延安那份举世瞩目的绿色宣言，被铺写在延安大地上，随处可见。尽管是萧瑟冬日，一片片树木如一行行文字，非常壮观。你无法想象，此时此刻是行进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那些连绵不绝的树木会混淆人的判断。因为昔日光秃秃的黄土高原，留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

　　陪同我的延安市林业局生态修复科副科长高健，不时地指着那些树给我介绍：“李老师您看，这一片是刺槐，刺槐耐旱。从这些树的生长规律您就能看出，这些树都是人工栽下的。也有‘飞播的，‘飞播的树成长不规则。能人工栽种的地方就人工栽种，实在不能人工栽种的地方，才使用‘飞播。你看远处，那里是一片油松……”

　　提到延安的绿化工作，高健显然是兴奋的，也是骄傲的。

　　此行的目的地是安塞。而安塞几十年来，一直是延安地区的“生态重灾区”。

　　提到安塞，我脑海里闪过的是安塞的腰鼓。看过一张照片，一群头扎白毛巾的男人，踏着黄土高原厚厚的黄土，把腰鼓敲得山响，双脚飞舞，前进、后退、踢脚、转身，辗转腾跃，激荡起万丈黄尘。滚滚黄尘裹着骤雨般的鼓声，如黄河波涛一泻千里激荡大地。只有厚重的黄土地，才能托得起安塞的腰鼓;只有黄尘弥漫的黄土高原，才能让安塞腰鼓更豪迈，更为气势磅礴。

　　我说到安塞腰鼓时，高健立刻说：“现在安塞腰鼓可是不容易看到了。”

　　我问：“为什么？”

　　高健说：“因为安塞几乎把裸露的黄土地都绿化了，没有黄土地，显示不出安塞腰鼓黄土漫天的气势来。有一次，中央电视台来拍安塞腰鼓，后来还是在别的市找了一块黄土地才完成了拍摄。”

　　当年的“生态重灾区”真的会绿化得甚至没有了一块可以让安塞腰鼓敲起来让黄尘迷漫的黄土地了吗？

　　下高速，我们的车与一辆带路的车会合后，拐上一条水泥乡村公路。

　　来之前，我看了一下张莲莲的事迹材料。38年，她用坏了100多把?头，穿坏了三四百双鞋，4代人植树20多万棵，把村庄周围1750万亩荒山变成了林海。

　　我的理解是，张莲莲是新中国成立后延安地区第一位民间自觉的植树人。今天她头上的光环，源于她38年的坚持，源于那一片扼守着延安北部荒山的莽莽绿洲。一个女人，近2千亩树林，38年时光，这确实不容易。

　　车在一个水泥平台上停下来。平台的西面有一个院子。一下车，映入眼帘的就是院墙上的一行字：“植树就能过上好光景 。”那是张莲莲家的家训。

　　张莲莲迎了上来。68岁的她瘦弱而朴素，黄褐色的脸颊印刻了岁月的风霜，头发斑白。

　　张莲莲是如何走上种树之路的？这要从1981年说起。在娘家，张莲莲是长女，弟弟妹妹多，她没能上学。16岁，她嫁到了雷坪塔村。在娘家时，她还可以吃到玉米面;但到了婆家，累死累活，一年四季，锅里蒸的只有糠窝窝，就这还吃不饱。这样的苦日子一直熬到1981年。

　　张莲莲指着脚下一蓬枯黄的野草说道：“那时候，我们这里有吃的没烧的，有烧的没吃的。很多时候，要做饭了，到山上砍柴，连芨芨草都挖不上。”

　　“为什么连荒草都没有？”我追问。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难道黄土高原不长草吗？

　　“我们这里家家喂羊，不等草长起来，一群一群的羊过去，就连草根都没有了！”

　　“那，你们这里不养羊行吗？”

　　“1981年，我就開始种树了……”

　　1981年，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在这里实行，张莲莲家分到了30个牛工（约30亩）山地。张莲莲的丈夫王耀武会木工活。农闲时，给别人家打个柜子、箱子，也能挣点钱贴补家用。谁家不需要个箱子、柜子啊，这让张莲莲看到了商机。张莲莲算了一笔账，当时一斤豆子运到西安卖0.45元，而做一对木箱子卖60元。土地承包后，如果她做农活，丈夫腾出手做木箱，一个月做五六对木箱，三年下来，家里就可收入过万。想到未来的幸福生活，张莲莲一阵兴奋。但丈夫给她当头泼了凉水：想法好是好，哪来的木料？如果依靠买木料做家具，利润会非常小。

　　张莲莲的脑海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土地分给了咱，为什么不自己种树？

　　“那粮食问题怎么解决？”丈夫又问。

　　“可以留些吃粮食的地，再说，种了树的地还可以套种粮食啊。”

　　张莲莲的父亲张静当时恰好担任延安市林业局副局长，关键时刻，他对女儿的想法给予了肯定和支持。父亲告诉她：植树造林肯定能过上好光景。

　　1981年春天，一棵刺槐树苗4分钱，张莲莲花光家里积蓄买来几千棵树苗，她提着水桶、扛着?头走进了山峁沟壑。从此，她把自己的日子与种树绑在了一起。为了把种下的树种活，她需要每天挑40担水，从山泉到山梁上。这年，全家的粮食够吃了，仅谷子就打了35担，家里终于有了余粮。而让她更高兴的是，她栽下的树，都活了。

　　一年一年，树越种越多。为了把山林连成一体，后来她甚至把自己的好地换了别人的山地用来种树。30亩承包地种满树之后，她又承包了村里没人要的荒地。

　　十年树木。似乎转眼之间，第一茬栽下的刺槐已有了碗口粗。张莲莲家的树引起了木材采购商的注意，栽树本来就是为卖的，夫妇俩一商量，办了400方木材采伐许可证。当木材采购商拿着尺子和油漆来测量和划定需要购买的刺槐时，看着一棵棵自己亲手栽下的树，张莲莲却舍不得了。她栽种照料这些树木付出的感情，像养育儿女一样，听着砍伐树木的声音，她心疼得直掉眼泪。迫于生计，夫妇俩忍痛卖掉了200方木材后，再也不卖了。张莲莲在砍掉的刺槐旁补种了新树苗后，他们有了种果树的想法。

　　1995年，国家第二轮土地延包和四荒地经营权拍卖中，张莲莲一次性承包了村里上百亩荒山地，这一次，她给这些荒山栽上了苹果、桃和杏树。几年过后，果园进入盛果期，一年收入就有20余万元。她深深记着父亲的“植树造林就一定能过上好光景”那句话，从30岁到68岁，每天起早贪黑，终于让周围几座山头、1750亩荒山披上绿装。今天的雷坪塔村，放眼望去，再也不是昔日的漫山黄土，满目苍凉，而是满眼绿色，生机盎然。

　　因多年劳累，张莲莲的膝关节出了问题。2010年，她不得不置换了膝关节。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停下种树的步伐。

　　2015年，眼看着100亩的苹果园到了老龄期，夫妻俩就建议大儿子在林下养鸡，守住这份家业。于是，儿子王军、儿媳李红卫子承母业，先买来5千只北京油鸡，放养在苹果树下，让这些鸡在苹果树下自由地吃草、吃虫子，秋天吃果树上掉下来的落果。这样一来，第一，不用人工为果树除草，节约了劳动力;第二，减少了农药对苹果的污染;第三，鸡也有了天然绿色的饲料，而且在户外活动觅食的鸡鸡肉紧实，味道更好。果然，“莲花鸡”和“莲花鸡蛋”一上市，立刻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不仅年出栏量高达3万只，鸡蛋更是远销西安、广州、上海等全国各地五十多家超市。一家人不断延伸产业链，在安塞县城开了“莲花鸡”饭店，建起了小杂粮种植基地。

　　老两口带着儿女起早贪黑开路打坝、修蓄水池、铺设管道，既满足了果树灌溉需要，也让全村人吃上了甘甜的泉水。

　　我們参观了位于千亩林海中的鸡舍。远远的，成群的鸡在鸡舍外的场地觅食、徘徊。冬天，果树下没有了鸡的食物，需要喂养，新的鸡舍也建了起来。刚买回来的小鸡需要保暖，鸡舍里还准备烧锅炉。张莲莲说，明年，她准备再出10万只鸡，让“莲花鸡”和“莲花鸡蛋”走上更多人家的餐桌。

　　无心插柳柳成荫。张莲莲在植树之余，带领儿女们成功建起了一座农养结合、产供销一条龙的万只莲花鸡生态农场，走出一条新的致富路。

　　儿媳李红卫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嫁到张家的第二天，就跟着我妈上山种树了。我就是想把我妈的创业精神与优良的家风代代传承下去。”2019年，李红卫获得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张莲莲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植树造林之路。富裕起来的她逢年过节给村里的困难户送去肉、鸡蛋，对有小病小灾的贫困村民给予三五百元的接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除出资为村民拉通了电话线，解决了人畜饮水、电路照明外，在政府的支持下，他们还修通并硬化了雷坪塔至大南沟3公里的乡村道路，施工过程中的全部费用由张莲莲家无偿提供。此外，张莲莲还为东营小学改善了教学及文体设施，为表谢意，学校给她赠送了“爱洒校园处处绿，真情永驻师生心”的锦旗。

　　张莲莲的故事在安塞乃至延安成为一个传奇。从绿化荒山到发展绿色产业，张莲莲赢得了社会的尊重。2000年，被誉为“延安植树英雄”的张莲莲登上了“全国劳模”的荣誉舞台。

　　老人指着满山的树告诉我：“你看，现在树都栽起来了，下雨也不会冲得一道壕一道壕了;再一个，树栽起来，天气都好了，不像过去，风沙大，而且比起过去，也不那么干旱了。你看那个时候发洪水，现在林造起来，洪水都不发了，大河里水都清了。”

　　今天的雷坪塔村95%的荒地都种上了树，村里还发展起了6000多亩经济林，2018年人均收入超过万元。

　　在延安，像张莲莲这样的“民间植树”有识之士，并非个例。延川县贾家坪乡刘马家圪塔村一个叫刘世杰的村民，为改变家乡贫困面貌，采取“以面还地”的方式，为全体村民提供三年口粮（13岁以上每人每月30斤面粉，13岁以下每人每月20斤面粉） 以及代交全村三年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换来了全村1.5万亩坡地30年的使用年限，他把换来的土地全部退耕还林或者还草。

　　这些有识之士，为黄土高原今天的绿野捧出了自己的一片绿叶深情。

　　“退耕还林”第一县——吴起

　　开一片片荒地脱一层皮

　　下一场场大雨流一回泥

　　累死累活饿肚皮……

　　——《信天游》

　　如果说张莲莲是民间第一个自觉开始植树造林的“个人英雄”，那么，延安集体性进行退耕还林的地方又是哪里呢？

　　答案在吴起县。

　　吴起，是一位被写入中国历史的战国名将。他一生作战，几无败绩。吴起县因其在此屯兵而得名。

　　吴起县被载入史册的还有一件大事。1935年10月19日，吴起镇迎来了翻越雪山、越过岷山草地之后的一支身经百战的雄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在这个当时只有7户半人家的小镇里胜利会师。

　　尽管从井冈山出发时的10万红军，到达吴起时仅剩7000人。然而，就是在吴起的黄土高坡上，伟人毛泽东放眼苍茫天地，满怀纵横历史的激越之情豪迈地写下了对世界的宣言：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是啊，谁能想到，仅仅14年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横渡长江，直捣黄龙，中华人民共和国至此成立！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63年后，舉起“退耕还林”大旗的，竟然还是位于延安北部自然条件最恶劣、被称为“延安屋脊”的吴起县。

　　吴起县具有陕北黄土高原典型的地貌特征。吴起县土地面积3791.5平方公里，而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7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97%。当时吴起的山山峁峁到处被开垦成耕地，1997年底，吴起全县虽只有11.8万人，但农作物种植面积却高达185万亩，人均拥有15.7亩耕地。而同一时期，全国人均耕地面积才1.56亩。

　　成群的羊群在山上散牧，几乎看不到一片绿色的植被。这里每年平均要刮19次5级以上的大风，以至于吴起土壤侵蚀模数每年每平方公里达1.53万吨，全县平均每年侵蚀土壤厚度1.2厘米。1997年，全县的林草覆盖率为19.2%，森林覆盖率仅8%。“天不下雨，就是干旱;天若下雨，就是灾难”，是对退耕还林前吴起县的真实描绘。

　　1998年之前，吴起县与延安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年年造林不见林。据说，当时，吴起造林用的是山桃、山杏种子进行植播，但常常不等树苗长出来，羊群就爬满了山坡……

　　我们都知道羊肉吃起来很鲜美，又有多少人想到过，漫山遍野的山羊，“嘴是一把剪，蹄是四把铲”，本来植被非常稀少，漫山遍野吃不饱肚子的羊群在啃光了地表少得可怜的草木之后，就开始刨食埋在土壤下面的草根树根。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山羊的肉质低劣、个体变小，另一方面，又给山上植被恢复造成致命的创伤，把本就恶劣的生态环境一步步逼向了绝境，从而陷入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越荒越牧、越牧越荒”的恶性循环。

　　在吴起县采访时，我听来了一个小故事。一个记者采访一个正在放羊的小娃娃：你每天都在干什么呀？娃娃回答说：放羊。记者又问，放羊为了什么呀？娃娃说，挣钱。记者接着问：挣了钱呢？娃娃回答：娶媳妇。记者继续问：娶了媳妇呢？娃娃回答说：生娃。记者打破砂锅问到底：生了娃呢？娃娃似乎不解地看着记者，回答说：放羊啊，还能做啥？

　　不仅小娃娃不解，就是成年人也会不理解记者的疑问，在这片土地上，生了娃娃，除了放羊，在漫无人烟的黄土高原，还能干什么？ 小娃娃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他的父亲是放羊的，他的爷爷是放羊的，他爷爷的爷爷也是放羊的。在陕北，祖祖辈辈放羊，这样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就像黄土地上的农民懂得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海边的渔民日日出海捕鱼一样，早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子会打洞”。

　　这个故事让我难以忘怀。这不是笑话，放在二三十年前，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为什么这里的人祖祖辈辈放牧？这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在安塞那天中午，我吃了一碗羊肉面。饭未上来之前，我以为安塞的羊肉面与我的家乡乃至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羊肉面即一碗面上面浇几块羊肉而已。孰料，当面端上来时，我彻底傻了眼：那是一大碗羊肉，足足有一斤多。当然，面也有一碗，一小碗，仿佛面是为羊肉当佐料而存在的。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延安以“边陲之郡”“五路襟喉”有其特殊战略地位。查一查历史就可知道，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里属于游牧民族的聚集之地。秦昭王在延安一带置高奴县，这是延安筑城之始，其城垣至今犹存。秦统一六国后，大将蒙恬统兵30万在此北击匈奴，吴起县的烽火台至今犹在。可知，当时这里曾经生活过匈奴人，抑或，很多今天的延安人说不定就是匈奴的后代。汉虞诩在《奏复三郡疏》对此地“水草丰美，上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描述也说明，早在汉代，放牧就是这里百姓的一种生存方式。三国时期，延安更是为羌胡所据。东晋义熙三年（407），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在此建立过大夏国。由此可知，作为军事重地的历史中的延安，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居，农业与牧业并存。无论农业的开垦，还是牧业的放逐，为维持基本生存，人类不断向荒山进军，与山林争地，开荒种地，倒山种地、过度放牧，无限度开垦、掠夺式向大自然索取，其后果都是对黄土高原植被的巨大破坏……难怪有人说，人类农业文明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毁林开荒的历史。

　　其实，延安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之前，多年植树造林运动多少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一代代眼巴巴需要粮食喂饱肚皮的“人口”、需要草地喂养的“牲口”和烧火做饭的“灶口”，“三口”之刚需使几十年植树造林陷入了一个“边治理，边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恶性怪圈。据统计，延安市养羊数量最多时高达230万只。而吴起县，新中国成立后，山羊存栏数由18.5万只猛增到了49.8万只！

　　没有了植被保护的黄土高原流着浑浊的泪，眼巴巴看着一层层泥土顺黄河而去。那不是一层层黄土，而是黄土高原的血肉。“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好转与恶化并存”的黄土高原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扭转。

　　1997年之前，吴起县的支柱产业就是山羊养殖。这一年，他们邀请世界粮农组织的专家前来考察当地畜牧业发展。他们的本意是想请专家支招，把山羊养殖做大做强。但专家实地考察后却忧心忡忡地摇头：吴起的生态太过脆弱，养羊对植被的破坏太严重。对吴起本已很脆弱的生态而言，这不啻为一场灾难，所以，吴起人再也不能再放羊了！

　　支招变否定，仿佛一盆冷水迎面泼下，但也给吴起县的领导敲响了警钟。这让吴起县的决策者终于幡然醒悟，这种“靠山吃山”的日子决不能持续下去了！

　　穷则思变。但“十年九旱、靠天吃饭”，广种薄收的农业和放养山羊的畜牧，是吴起乃至延安市两大支柱产业，一下砍掉两个支撑当地百姓生存的产业而另辟蹊径，谈何容易！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林业局坚决要求退耕还林;而为了托举地方经济，畜牧局坚持要扩大畜牧业生产。在一次下乡调研时，两个局的领导坐在一辆车子里，争吵不休，但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因为上下几千年，人老几辈子，吴起人都沿袭着“倒山种地、广种薄收”的老习惯，羊也是满山跑着散放，谁能改变得了？

　　1998年春，就在时任吴起县县委书记郝飚为吴起未来的发展茶饭不思时，吴起县一个放羊人的做法吸引了他。这个人叫许志洲。

　　许志洲，這个普通的农民，被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办誉为“中国舍饲养羊第一人”。

　　许志洲是吴起县新寨乡杨庙台村人，与很多黄土高原上的娃娃一样，他从十多岁就开始放羊，除了放羊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1994年4月，许志洲在二道川听人说甘肃元城子有一种怀羔母寒羊，一只能卖3200块钱。他一寻思，既然羊价这么高，不如我也养一两只来试一试？他东挪西借到1300块钱，买回一公一母两只小尾寒羊。羊买回来了，可家里儿子小，两个女娃娃又不便放羊，他只好把这两只羊半喂养半放养。后来他发现，如果把羊圈起来，羊粪还可以积攒在圈里，种地要靠肥料啊，这既省了人力还积攒了肥料。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那年9月，羊下了4个羊羔。有人给价600元想买他的羊羔，他没舍得。就这样羊生羊、羊生羊，3年后，许志洲家羊存栏数达到29只，当年卖羊的销售收入达到了7000元。

　　随着圈养的小尾寒羊越来越多，为保证羊的饲料，许志洲把50亩山地改种沙打旺、紫花苜蓿和燕麦。1996年他又将30亩耕地改种仁用杏。他把玉米秆、高粱秆、沙打旺、紫花苜蓿都拿来铡碎喂羊，解决了羊的草料问题。

　　羊还可以圈起来养？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件新鲜事。最主要的是，许志洲圈养羊，还挣了钱，挣了大钱！7000元，这在90年代的农村绝对是一笔惹人眼馋的巨款。许志洲养羊致富的消息在吴起传开了，很多原来放羊的人都来找他了。

　　听说许志洲的故事后，县委书记郝飚急匆匆来到了新寨乡杨庙台。他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你这咋个喂呢？”

　　许志洲回答说：“就像喂牛一样，盘个槽，用钢管挡住。羊钻不进去，但头可以伸进去吃料。”

　　郝书记笑着点头：“你这叫‘舍饲养羊。”

　　后来，许志洲接受各路记者采访时说：“‘舍饲养羊的说法还是郝书记给我取的。”

　　他给郝书记还介绍了一只羊能长多大、有多重、能杀多少肉，一年能下几只羔，一只羊羔能卖多少钱。农民最讲实际。一只土种羊卖100多块钱，一只小尾寒羊卖1000多块钱，养哪个划得来？这个账，大家都能算过来。

　　郝飚忍不住赞叹：“太好了，你的做法值得在我们吴起县全县推广啊。”

　　1998年5月16日，吴起县召开九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封山禁牧、舍饲养羊问题。6月1日，吴起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关于实行封山禁牧大力发展舍饲小尾寒羊的决定》，全县整体实行封山禁牧、舍饲养畜，并确立“封山禁牧、植树种草、舍饲养畜、林木主导、富农强县”的发展战略。至此，结合吴起县实际，吴起县“封山禁牧、退耕还林”的大旗高高举了起来。

　　这无疑是一次颠覆陕北人传统生存观念的历史决策。要把4000多养羊户的近50万只山羊圈起来养，在当时绝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禁牧之初，很多农民跑到县委，寻死觅活，把郝飚堵在办公室里质问：“凭啥老祖宗几辈辈放羊，现在不让放了？不放羊、不种地，吃啥？”有人甚至扬言，不能上山放羊，就把羊群赶到郝飚的办公室里。面对群口质疑，郝飚苦口婆心地给大家慢慢算账：以吴起当时的环境，18亩天然草场才能养一只羊，但人工种植的草场，一亩就可以养两只羊，这相差了几十倍啊！他问那些群众：“你说老祖宗几辈辈放羊，那你富了吗？你要富了，就按你的路子走;你要没富，就按我的方法来！”

　　今天看来，当年吴起县委县政府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做却要冒很大政治风险。上级领导的反对意见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就在十多年前开展“三北”防护林工程时，与吴起县紧邻的榆林靖边县也曾采取过“封山禁牧”的举措，但后来封山禁牧竟演变成一场在陕北地区留下深远影响的“杀羊运动”，大批养羊户进京上访，一直闹到了天安门广场……

　　面对重重阻力，郝飚承受了巨大压力。但对于“退耕还林”工作，郝飚铁了心。吴起县确立了“退耕一步到位”和“一季退耕、两年治理、三年完善提高、五年初见成效”的奋斗目标，通过打坝、兴水、造田、避灾，大力推广“修一块田、建一片园、种一块草、蓄一窖水、通一条路、开发一项产业”的“六个一”治理模式，开始进行山水田园路综合治理。

　　为使封山禁牧得以顺利推行，吴起县委县政府通过奖励、补贴的方式鼓励农户卖羊或者改良羊种，采取疏堵结合，既不能让农民上山放牧，又要给养羊寻找出路。许志洲舍饲小尾寒羊的做法给吴起羊子养殖提供了思路。此外，吴起县还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发展了一批实力雄厚、带动能力强的沙棘、畜草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让企业带领农民共同闯市场，而种草、养殖、打工的收益远远大于种地的收入。

　　为保证封山禁牧的效果，那时候，吴起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几乎天天蹲守在村里。有的养羊户偷偷在晚上放牧，被抓后被罚了两三百元甚至更多。处罚并不是目的。当时的百姓很穷，干部们这样做其实很不忍心，但不处罚又不行，否则封山禁牧就搞不下去了。最后，一些干部干脆就住在百姓羊圈门口守着。这样一来，一些养羊户只能把羊卖了。

　　也有一些心存观望心态的养羊户，他们把羊送到周边县亲戚家中，等待有一天能再接回来继续放牧;有的农民虽然表面在造林，实际上故意把树倒着栽，希望树活不了，这样以后就可以继续耕作。

　　历史给了吴起将封山禁牧进行到底的契机。1999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了延安并提出了“退耕还林、以粮代赈”。只是，这时候一些百姓还是持怀疑态度。退耕地那么多，国家哪有那么多粮食补给农民。自古以来，只见过农民每年给国家交粮纳税，从没听过国家每年给百姓发粮。再说当时只提以粮代赈，但具体怎么补，补多少粮，并不明确。

　　退耕还林之初，为从根本上打消群众的顾虑，郝飚还亲自带头，与农户“结对子”，号召每个干部积极参与，只需一次性出资数百元，每年就可分得1只羊羔，如此算下来，基本上不到两年时间就可以收回成本。很快，吴起县饲养小尾寒羊的农户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到1997年年底，有480多户。

　　尽管封山禁牧推行得很艰难，从1998年5月到当年12月，吴起县在努力保证农民人均2亩基本农田的基础上，还是一次性退掉了25度以上的坡耕地155.5万亩，一次性淘汰出栏当地土种山羊23.8万只，实现了全县整体封禁的目标。

　　为验证“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是否可以取得成效，吴起县在164个行政村中留下10个行政村，没搞退耕还林，羊随便放，地随便种。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黄河中上游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贴粮食200斤，另外每亩每年还有20元管理费，连续补贴8年。

　　2000年年底，延安市全面实行“退耕还林”， 吴起县开始给1999年退耕的农民兑现粮食，但需要验收造林成果。如果造林通不过验收，就兑现不了粮食。看到别人领粮食，这让很多没有好好植树的农户后悔不迭。而那10个没有搞退耕还林村子的村民看到邻村村民领了粮食而他们没有，争先恐后地要求也搞退耕还林。

　　吴起县的老百姓从粮站把粮食领回去后，发现比他之前种三年的还多，退耕造林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了，老百姓甚至晚上点着马灯在山上造林。因为苗木有限，很多乡镇还争抢树苗。1999年，延安市下达给吴起县的造林任务为10万亩，吴起县自己增加到20万亩。县林业局在年终检查时，尽管执行了较以往更加严格的验收标准，实际查实，吴起造林面积竟然超过了30万亩。

　　三年植树，不如一年禁牧。吴起县的山山峁峁再也找不到山羊的踪影，长期困扰这片土地的散养山羊的陋习基本得到杜绝。与此同时，吴起县的畜牧业发展反而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全县养羊户由过去放养山羊的3960户，变成了舍饲圈养小尾寒羊的5983户。

　　1998年7月13日，吴起县经历了一场6小时内115毫米的强降雨过程，幸运的是，大水竟然没上公路。而在四年前，一场同等程度的降雨，曾导致县城被淹。

　　1999年8月，当朱镕基总理来到延安，延安市全面打响“退耕还林”之战，吴起县的“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已实施了一年多时间。吴起的实践为延安市的退耕还林工程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20多年过去，吴起县累计退耕还林244.79万亩，林草覆盖率从1997年的19.2%提高到今天的72.9%，成为全国退得最早、最快，面积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县，一跃成为“全国退耕还林试点示范县” “全国退耕还林先进县”。吴起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812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12022元。

　　2009年9月，全国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十周年总结大会在吴起县召开。9月13日，全国第一个退耕还林森林公园也在吴起县正式开园。

　　2019年12月18日，我来到吴起县。我的目的地是吴起县退耕还林展览馆。当我看到路标上“吴起退耕还林森林公园”几个字时，心里对这个与中国革命命运紧密相连的小县城油然而生敬意。

　　我没能在森林公园走走。北国的冬天，水瘦山寒，但郁郁葱葱的松柏还是让人可以想见夏日这片森林旺盛的绿意。后来我在资料上看到，吴起退耕还林森林公园是以县城为中心向外延伸的，总面积100平方公里，有城市十里森林长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大吉沟树木园、袁沟休闲度假园、沙棘产业化种植示范园、饲料林草高效种植模式示范园、退耕还林生态修复完善区七个主题公园，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退耕还林展示等多项功能于一体。其中，大吉沟树木园规划栽植北方同纬度适宜生长的各类树木两万余株、近两百种。

　　退耕还林展览馆仿佛一条时光隧道，我看到了吴起举起“退耕还林”大旗的那段历史，看到了昔日黄土漫漫的吴起，也看到由黄变绿崭新的吴起。

　　为了总理的嘱托

　　1998年夏天，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致使全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直接降低了2%。人们痛定思痛，终于把目光转移到了森林植被稀缺与水患的因果关系上。全社会认识到了水土流失带来的巨大危害。

　　为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以粮食换生态，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修复之路。

　　1999年，退耕還林还草工程率先在革命圣地延安轰轰烈烈拉开序幕。

　　摸着石头过河的吴起县县委书记郝飚在吴起县艰难推行“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时，他并没有想到，有一天，“退耕还林”会成为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当时也没人想到，“退耕还林”这个让很多人感到有些陌生的名词会在两年之后，随着国家总理朱镕基的延安之行，成为之后20年来延安最火热的词语。

　　1999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视察了西南、西北六省后，于8月5日专程来到延安，视察调研延安的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建设工作。

　　1998年8月6日，天高云淡。在宝塔区燕沟流域的一个山峁上，朱镕基总理动情地说：我为什么要来延安，我是来落实中央“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来的;我是来“还债”的。因为延安是老革命根据地，当时延安这么一点地方，这么一点点人，养活了那么大的革命力量！

　　他对延安人民承诺：“我把粮食调给你们吃，你们就种树，把树种好了，把黄河治理好了，下游所增产的粮食比你们种这点（粮食）要多得多，所以，现在延安地区的人民，陕北的人民，要把过去我们革命时代的‘兄妹开荒改成‘兄妹造林。”

　　就是这次延安之行，朱总理提出了振聋发聩的 “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十六字方针。

　　时任延安市市长王侠当场承诺：我们一定把这项工作做好，请总理三年后再来。

　　一诺何止千金，这样的承诺需要勇气。然而，英雄的延安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承诺。

　　几乎一夜之间，朱总理的“十六字方针”迅速传遍了延安千家万户，一场绿色革命的熊熊烈火由此点燃。

　　送别朱总理后，延安领导层迅速在延安展开了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延安市委市政府在总结吴起县1998年封山禁牧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实行封山绿化舍饲养畜的决定》《关于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决定》《延安市山川工程规划纲要》，确立了“以退耕还林工程为主的生态建设统揽农业农村工作全局”的新思路。

　　延安市抓住“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历史机遇，在全市掀起了以退耕还林为主的生态建设热潮。电视、报纸等媒体展开了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广泛宣传，使广大群众的思想得以解放，提高了农村百姓参与退耕还林的自觉性。

　　一场声势浩大的退耕还林决战打响了！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来退。经过研究，延安决定对全市禁牧工作分三种情况稳步推进：北部8县区到2000年底;南部5县区到2001年底全面实行封山禁牧;次生林区林草较好的区域，可采取轮牧方式，适度发展养羊业。同时坚持“三个先退”原则：即25度以上坡耕地先退;人均达到2.5亩基本农田地方先退;致富产业形成规模效益的地方先退。

　　1999年秋天，在各级干部的耐心说服下，当年全市退耕还林164.8万亩。2000年底，国家兑现了“以粮代赈”的粮食，百姓仿佛服下“定心丸”，一时间，为完成朱总理的嘱托，披星戴月、星夜兼程，在总结吴起“封、改、退、还、建”五字经验基础上开始大力实施封山绿化、舍饲养畜、天然林保护、农田水利、经济林和移民搬迁六大综合治理工程。我们以移民搬迁工程为例，延安市对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的18.7万户、65万人进行了易地搬迁，实现了搬一户人、退一块地、绿一座山。

　　2001年6月5日，时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来延安调研退耕还林工作后，应延安市委、市政府请求，向朱镕基总理提交了《延安要求扩大退耕还林试点的报告》。朱镕基总理亲笔批示：“建议各国务委员同意段应碧同志的建议，支持延安开展扩大退耕还林。”

　　3年后的2002年7月16日，朱镕基总理如约再次踏上延安的土地。朱总理依旧走上了燕沟流域。三年过去，漫山遍野的牧场、新栽的刺槐，满目葱茏。很多地退耕了，树变多了，山变绿了。故地重游，朱总理欣慰地说：“看到（延安）水土情况有很大改变，确实很高兴。现在看来（你们）贯彻得很好。干这件事，起码要坚持10年。3年初见成效，我相信10年以后会大有成效。”

　　正如延安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占金在《红色圣地上的绿色崛起——延安市退耕还林20年创新实践》中所言，“这是一场不间断的接力跑！这是一条绿色回归之路！这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这也是一条自力更生之路！”

　　2002年，延安在全市范围内全面禁止放牧。

　　2004年9月至11月，延安市抽调市、县、乡2000多人，用两个多月时间，开展了一次深入细致的退耕还林农户普查，对退耕户逐户调查，逐村分析，一户一户提出巩固成果应对措施。同时，把封山禁牧列入年度考核，实现一票否决制;并全面推行舍饲养畜，扶持农民建设圈舍、人工种草和饲草加工。

　　2005年3月25日，延安出台《延安市退耕还林成果巩固办法》，明确了基本农田建设、产业开发、最低生活保障、封山禁牧、管护体系建设的具体扶持办法和工作措施并逐项落实。市财政每年列支3000万元补贴用于农田基本建设，把保人均2.5亩基本农田同保干部工资一样对待。坚持25度以上陡坡地不修、植被好的地方不修、退耕还林地不修。退耕前，延安耕地总面积1400多万亩，其中坡耕地占83%，粮食产量低而不稳。退耕后，通过新建、改造基本农田和大力发展新技术新品种等方式，延安在退耕还林500多万亩的情况下，保证了粮食总产量的基本稳定。

　　2005年9月20日，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在延安市召开了西部地区退耕还林现场会。这次会议对6年来延安退耕还林工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给予了肯定，认为延安市退耕还林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五个一”：一是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二是有一个有力的协调机构，全权负责退耕还林规划的实施和落实;三是落实了一套好的措施，通过建设基本口粮田、发展后续产业、建设沼气、生态移民和封山禁牧、舍饲圈养，解决农民长远生计问题;四是创造了一种好模式，实行梁峁沟坡统一规划，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五是体现了一种精神，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尝到了生态建设的甜头，从2013年起，延安市自筹资金，在全国率先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计划用3—4年时间，将全市剩余25度以上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实现陡坡全绿化，林草全覆盖。

　　2018年，国家启动实施上一轮退耕还林森林优化抚育项目，对市内区域全部实施森林抚育，进一步改善了林木生长环境。

　　2018年12月1日，延安出台《延安市退耕还林成果保护条例》，延安由此成为以法律形式保护退耕还林成果的第一市。从1998年到2013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延安在“退耕还林”为主的加快生态修复的探索中，始终走在全国最前列，为全国提供了可以复制的经验。

　　2019年12月20日，高健带我来到延安城区东28公里的宝塔区薛张流域。放眼望去，陕北高原雄厚的气势铺面而来。冬日萧杀，但一片片树木犹在，可以想象春暖花開时的树木葱茏，生机盎然。高健满怀激情地指点江山：“你看，山顶上种的是针叶林和阔叶林，山腰是百姓经营的梯田和果园，山下是鱼塘和大棚。你看四周的树木，我们采用了针阔叶搭配。原来的树种比较单一，为增加林分稳定性，2013年我们逐年采用了行间混交、条状混交和块状混交等模式，通过补栽常青树种和乡土树种，合理搭配了油松、侧柏、山桃、山杏、火炬等树种调整林分结构，以达到‘四季常青、三季焕彩。”

　　薛张流域退耕还林面积6355亩，按照“整体规划、项目捆绑、资源整合、集中打造”的总体思路，采取山、水、田、林、路“五位一体”的综合措施，改造基本农田4000余亩，建成果园2500亩，发展温室大棚53座，新建鱼塘3座，配套硬化道路16.5公里，修建排水渠3.2公里，2013年被延安市政府命名为全市退耕还林示范精品流域。

　　高健充满感慨地说：“这里原来都是荒山荒坡啊！”

　　昔日黄土高坡，今日绿色家园。据不完全统计，20年，延安人民共栽苗木30多亿株，约600万人持续参与了植树造林运动。这是怎样一幅轰轰烈烈的“兄妹造林”的场景啊！

　　陕北农民“解放了”

　　退耕还林改变了延安人民的生态和人居环境，绿水青山催生的生态经济模式在延安的落地生根。依托退耕还林培育的绿色资源为发展森林旅游、乡村旅游、休闲采摘新型业态提供了条件。

　　退耕还林解放了自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纷纷由第一产业转向了第二三产业，百姓对过去温饱的要求转向了多元化追求。

　　退耕还林还草，从某种意义上讲，退出的是广大农民传统保守的思想观念，退出的是广大农村长期粗放落后的生产方式。

　　我们的车在黄土高原行进，目的地是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我没有想到，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之间会藏着一个山水风景区。

　　在黄土高原上，南沟是一个大村。村总土地面积48平方公里，辖14个村民小组320户1320人，今天村里的主导产业是苹果种植业、养殖业和旅游业。依托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山花这些资源，2018年，南沟村发展起了旅游业。

　　2018年3月，南沟村决定成立吴起秦风水韵文化旅游发展股份公司，由前任支部书记闫志雄担任董事长，将村子开发成生态度假村。他们以秦风水韵文化旅游发展股份公司为经营主体，采取购买入股、定价流转、资源折价入股形式，集中整合水域使用权、土地经营权、林地使用权和固定资产所有权，全部折价以股权形式入股旅游公司。还在充分尊重民意基础上，宣传动员党员、能人大户带头，把农户（贫困户）的土地、资金及其劳动力作为股份加入到苹果专业合作社，共筹资入股130万元，全村167户850人农民变为股东（其中贫困户13户75人），26户群众入股土地300亩。南沟村旅游文化股份公司定股100个，其中村集体股占51个，归全体股民（村民）所有，其他购买、流转、资源折价、现金等入股占股49个。集体年收益30%用于股民分红，40%用于滚动发展、30%用于公益事业。同时，年底分红首先优先贫困户，保证贫困户达到脱贫标准。在这次“变革”中，每位村民都是受益者。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沟的农村，他们没想到今天还可以不用放羊、种地，而作为景区股民吃上旅游饭，转变农民身份。

　　退耕还林之前，南沟村村民人均收入660元，2018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4613元。

　　身材高大的闫志雄走路带风。回忆往昔，他说：“我家兄妹6个，我是老大，可以这么说，小的时候，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那时候种地，捉住（保住）苗了，能收点;捉不住苗，就只能重新返种，种荞麦。累死累活地干，有时候一场大雨，冲得什么也没有了……在这黄土高原上靠天吃饭，那是真苦！”

　　退耕还林之初，为确保树栽下去能成活，吴起县在充分发挥群众投工投劳的基础上，建立了专业的造林队，从苗木质量、整体措施到栽植技术各个环節监督把关，苗木达到一级壮苗标准，实行抗旱造林技术，以确保苗木成活。

　　闫志雄适时成立了吴起县林海有限公司。这是一个专业植树造林队，有一百多号人。他指着周围连绵的青山说：“现在一满（全部）都是绿色。从这里望得见这些山，都是我们村里的。山上的林子，都是我们村民一棵一棵栽起来的。在延安这样干旱缺水的地方，种树很难一次成活，三年需要经过五六次补种才能长起来。一片林子往往是‘爷爷孙子五辈树。”

　　为了种树，延安人付出了艰辛和努力。春、秋两季是一年中种树的主要季节，而这时的天气往往很冷。在延长县一个陡峭的山崖上，我看到很多有规则的孔洞。我不明白这是干什么用的，高健解释说：“种树或者种草用的。”我一阵唏嘘。延安人真是恨不得见缝插针进行栽种。

　　为了在陡峭的山崖上种树，农民们把树苗放在背后的背篓中，匍匐着身子，手脚并用地爬上山脊。在滴水成冰的天气里，农民不仅要来回多趟背树苗，还要在几乎直立的山崖上挖坑、种树。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啃个干馍。就这样，一座座刚出锅“黄腾腾”的大馒头，终于改变了颜色。

　　我们跟着闫志雄来到景区一个至高位置——秦长城的烽火台。他介绍说：“这烽火台不仅是景区的一角，也是一个瞭望哨。你看，站在这里，随便哪里的树都能看到。如果一旦有火情，我们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种树不容易，保护好种下的树尤为重要。”他踌躇满志地指着远方给我介绍说：“那时候，这些山几乎都是秃的。去山上种地，连一棵能遮阴的树都找不到。你看，现在，那一片是果树，那里是110亩荷花池……你夏天来，那可真是美得很！”

　　从2018年3月公司成立，半年时间景区建成了休闲廊亭、水上乐园、110亩荷花池、文化广场，儿童娱乐中心、黄河水车、垂钓园、72孔128张床位的陕北特色民俗窑洞等休闲项目。在这里，春看桃、杏、梨花美景，夏观牡丹、芍药名贵花卉，秋天可到苹果采摘体验园，冬日可以登烽火观景台，一览历史风云。这里确实有不同于昔日陕北的四时风光。2018年8月1日景区试营业，半年时间，收入100多万元。

　　闫志雄用浓浓的陕北话告诉我：“你知道退耕还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是把我们陕北农民解放了，改变了农民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是啊，退耕还林为这里百姓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活。在延安，像南沟村这样吃上旅游饭的并非个例。今天的延安，共建成省级以上森林公园8个，自然保护区7个，打造了10大森林疗养、体验、探险基地，开辟了12条生态旅游线路。生态旅游、乡村旅游蓬勃兴起，黄陵、劳山、子午岭、黄龙山等国家公园成为人们休闲养生的好去处。2019年，延安市森林旅游年直接收入达1.2亿元。

　　在闫志雄的旅游公司，我偶遇一个叫高玉东的村民。他的家就在水上乐园边上。高玉东现在是一名泥瓦工，“哪里有人盖房就去哪，没活儿干就歇着，不固定。”高玉东告诉我，今年他已经累计做了100多天，赚了3万多块钱。

　　高玉东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陕北庄稼汉，家里有72亩耕地，分散在不同的山头，最远的距离家里2.5公里，山路难走，去一趟要花将近四五十分钟。到了秋收季节，山上打好的粮食要用人工和驴一袋袋往山下背，一天得来回跑十几趟。那时候，他和妻子每天起早摸黑到地里干活，中午就在地里吃点干粮，真正是“把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

　　高玉东还养了20多只羊，经常要赶羊上山吃草。退耕还林前，山上草很少，要让羊吃饱，高玉东就得早早出去，摸黑才能回家。到了11月底，庄稼收完了，还得上山备柴火，山上光秃秃的，找柴火也不容易。一年到头忙碌，他哪里还有精力出外打工。

　　上山一对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当时，像高玉东一样，整个吴起县的农民基本上都处于这种状态。

　　1998年，吴起举全县之力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高玉东咬牙退耕了58亩地，只留下14亩地种粮食。因为禁牧，高玉东把原来的土山羊也卖了。农活一下减少一大半，他又坐不住，就想着出去找点活儿干，便学了泥瓦工。现在南沟村里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在外面打工。

　　1999年，高玉东因为树种得好，如期拿到了粮食补贴。当时他退了58亩耕地，其中36亩纳入国家计划，可以领7200斤粮食。之前，他种72亩，累死累活，年景好的时候，一亩也才能打100斤粮食。他没想到，现在，不用一年四季守着大片土地耕作，不用那么累，还有那么多粮食吃，同时还能打工挣到活钱。他说，正是因为有国家钱粮补助，他才能安心出去打工赚钱。

　　按照国家政策，从2004年起，每年每亩200斤粮食补贴改成140元现金。这样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到粮店购买粮食。8年后第一轮补贴结束，2007年，国务院又出台政策，把补贴再多延续8年，每年每亩70元，给农民更多补偿。

　　在延安，像高玉东这样的农民还有很多。退耕还林后，延安很多农民因为土地少了，不用一年四季守着土地和羊群，慢慢开始适应出门打工的生活。退耕还林不仅仅改变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广种薄收难温饱”的生活状况，还改变了农民几千年来的生存思路，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开始向二、三产业转移，使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得到快速调整。

　　退耕还林助推脱贫攻坚

　　退耕还林的初心是生态修复和保持水土。然而，20年的退耕还林给延安带来的不仅仅是山变绿了、水土流失得到遏止、入黄泥沙量显著减少、人居环境等生态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退耕还林还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快了延安老区脱贫致富的步伐，取得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依托退耕还林，今天的延安，以山地苹果为主的林果业、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设施大棚为主的现代农业、红色资源为依托的生态旅游业等多种产业蓬勃发展，延安农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退耕还林生动实践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今天，在全国很多农贸市场中，都可以见到红艳艳的延安苹果。

　　退耕还林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生态，但退耕还林与百姓直接挂钩的是农民收入问题。在退耕还林的基础上如果做不到农民增收，国家给予的8年钱粮补贴到期后怎么办？没有了收入的农民必然会反对退耕还林，而一旦重复之前的生存方式，那么退耕还林就是失败的。

　　考慮到长远发展利益，延安市委市政府未雨绸缪，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修复为起点，以培育产业、农民增收为目标的多元发展之路。

　　退耕还林，让延安更多的农民变身成了果农。

　　1999年，宜川县云岩镇辛户村党支部书记张延刚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带领村民种苹果，他自己带头先种下了60亩苹果。

　　一开始，村民们忧虑重重，栽果树头几年是没有收入的，怎么生活？退耕还林的补贴解决了挂果空档期的收入问题。2003年，张延刚的果园收入超过10万元。村民们看到了实际收益，辛户村的苹果树越种越多。

　　朱镕基到延安视察后的2000年，宝塔区柳林镇南庄河村村民周锦慧在荒山荒坡上栽下了25亩苹果树。2019年，周锦慧给自家苹果套了6万个袋子，产了1万多斤苹果，卖了8万余元。周锦慧说，目前，因为果园新旧交替，收入还不算多，苹果产业调整之后，苹果论个卖，效益会更加可观。

　　1999年，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退耕还林了5590亩地，发展起山地苹果981.2亩。梁家河村民张卫庞家过去种40亩地，一亩地年产100多斤粮食。现在他家的地大部分都退耕了，只保留了10亩地种苹果。2017年，10亩果园为张卫庞带来了40万元的收入。看到栽种果树带来的实惠，张卫庞兴奋地说：“我会继续种苹果树，再种上一些桃树、杏树、核桃树，把我们这里变成真正的‘花果山，那我们农民的日子就美得很了！”

　　20世纪40年代，延安开始种植苹果。到60年代中期，延安发展苹果3000亩。2018年，全市苹果总面积达到了380.2万亩，产出苹果89.2万吨，产值128.7 亿元，全市农民人均苹果种植面积达到2.4亩，人均苹果产量1.83吨，苹果对全市农民可支配收入贡献率达到了40%以上。延安成为全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今天，宝塔、安塞的山地苹果，延长、宜川的花椒，延川的红枣，黄龙的板栗、核桃，成为当地退耕群众的重要收入来源。延安以花椒、核桃、红枣为主的干果经济林发展到244.5万亩。延安林下经济年收入达8.1亿元。

　　2010年12月20日，我来到宝塔区冯庄乡康坪村。村委的门口赫然悬挂着金色的“延安市宝塔区冯庄乡康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牌子，这说明康坪村的村民也成为了股东。

　　冯庄乡党委副书记白喜军迎了出来。简单自我介绍后，他告诉我，冯庄乡总面积186平方公里，退耕还林7.9万亩，25度以上山地有5万平方公里，全部退耕还林，森林覆盖率在90%以上。其中康坪村退耕还林1357亩，保留基本农田888亩。今天冯庄乡有苹果园15000亩，蔬菜产业园7600亩。建成生态宜居美丽乡村12个，清洁乡村21个，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1.5万元，相比退耕还林之前增收8000元。

　　康坪村距离延安市20公里，全村有150户524人。近年来，康坪村坚持以“弘扬延安精神、建设美丽乡村”为主题，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农业产业、人居环境、乡村旅游相结合，率先闯出一条民宿旅游带动产业兴旺、农户增收、村集体壮大的乡村振兴之路。

　　他说：“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果蔬大棚吧。”

　　我们走进河南小伙儿施文辉经营的大棚。大棚里种的是草莓，一排排草莓长势喜人，红艳艳的草莓果儿伏在覆膜纸上，令人垂涎。

　　我很纳闷，为什么河南人在这里种大棚。冯书记解释说，这大棚是小伙儿流转本村村民林海涛家的。林海涛71岁，老伴脑瘫需要照顾，这样一来，老两口就没有了收入。于是，林海涛就把自家的大棚交给小伙经营，一年保底收入8000元，三分之一分成。

　　我恍然大悟，问他：“那你能挣到钱吗？”

　　小伙腼腆地回答：“能，一年能挣三四万吧。”

　　我忍不住赞叹：这个方法真好！解决了没有劳动力贫困户的经济收入问题。

　　尽管是冬日，张继玲的蔬菜大棚里暖意融融。嫩绿的小苗正撑着劲儿生长。张继玲在熟练地给小瓜（甜瓜）疏枝。

　　我问她：“你的种植技术从哪里学来的？”

　　她没有抬头，手在一株株小苗上起落：“是农业局、蔬菜局统一培训的。”

　　她告诉我，小瓜是10月育苗的，到正月就可以上市了，一斤40元， 这一大棚瓜，一年可收入四五万元左右。到农历6月卖完，7月份整地，接着就可以种下一年的果蔬了。

　　2017年，村里组建“康坪村农村经济合作社”，将碎片化土地流转整合后，通过争取项目建成了高效能连栋温室大棚 150座，大弓棚25座，基本可达到户均一座大棚，使贫困户成为股东，让有劳动力的贫困户有产业，以“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方式，农民以土地折股分红，在打造全域旅游基础上，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走上了一条集科技示范、特色观光、采摘体验为特色的综合产业之路。

　　为确保菜农种得好，卖得好，他们在延安城区设立冯庄果蔬直营店，“共享果树”便利店，对蔬菜产业进行后整理，提高了冯庄果蔬知名度，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我参观了康坪村知青故居和村里的民宿小院，得知这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个农村团支部的诞生地，14名北京知青曾经在这里插队落户、生产生活。

　　2017年，康坪村以知青文化为契机，建成宝塔区青年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培训基地和宝塔区户外拓展训练基地，带动乡村旅游;借鉴江浙一带发展民宿旅游的成功经验，整合村上黄叶娃、刘大伟等闲置窑洞50多孔，每孔每年2400元，统一流转到村集体旅游公司，将“死”资源变成“活”资产，引进延安德耀旅游开发公司，整体打造具有“陕北记忆、乡村味道”特色民宿小院，用于发展民宿旅游。

　　土地少了，粮食够吃吗？答案是肯定的。在一份资料上我看到这样一段话：延安以退耕还林为契机，不断加大对“三农”投入，通过基本农田建设和治沟造地，精耕细作、普及良种和增产技术等措施，农业生产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全市粮食产量近10多年都稳定在70万吨以上。延安市120多万农民集体告别了“广种薄收难温饱”的历史。

　　位于薛张流域内的泥沟村与冯庄乡康坪村一样，积极发展设施蔬菜产业，建成标准化日光温室大棚53座，优先保证退耕还林户户均一座，每棚收入2.5万元，农户人均收入1.3万元，其中蔬菜收入达9000元。此外，依托城乡旅游资源，泥沟村打造休闲垂钓基地，建成休闲驿站1处，蔬菜苹果精品采摘园2处，鱼池3座等，开发组织了“山林游”“烧烤节”等活动，预计年综合收入可增加90万元，真正实现了“山川换绿，农民获利”目标。2018年，流域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万元，取得了生态改善、农民致富双赢的效果，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道路。

　　据延安市林业局统计，20年来，延安市累计发放退耕还林补助112.8亿元，全市80%以上的农民受益。到2018年，退耕户户均获得补助3.9万元，人均9038元。

　　生态兴则百业兴。只有做到生态养民，才能巩固退耕还林的成果。延安的绿水青山，不仅扭转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生态巨变促进农民脱贫致富，还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站在延安的山峁上，远远望去，远山是生态林，近山是经济林。正如一位记者所描述的，荒山“盖了被子”，农民“有了票子”。特色经济林和林下经济已经成为延安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护绿使者罗军理

　　三分造，七分管，相比植樹造林，保护管理的工作难度和责任更大。一把火，足以让一片森林毁灭殆尽。森林火灾是森林资源安全最大的威胁。

　　采访过程中，看到一则新闻。这则新闻的题目是《两千岁古柏成功移植 ，树龄、总重量及移植技术难度均堪称世界之最》。

　　2009年，延安市南沟门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然而，该水利工程淹没区范围内黄陵县阿党镇史家河村的一株古树拦住了工程的步伐。这株古树有多古？据考证，有两千年以上的树龄。也就是说，这株古树几乎见证了我们国家公元纪年的历史。

　　这是一株侧柏，地径3.05米，高度18.5米，是我国罕见的特大古柏，当地称其为“武帝柏”，又名“老君柏”。

　　如此古的树自然不能任其被淹没。经过招标，2009年，浙江森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实施移栽。你知道移栽这棵古树用了多久吗？历时482天。经过前期空洞修补加固、平衡修剪、断根伤口修复等一整套准备工作后，2011年3月26日，这家公司租用国内最先进的650吨履带吊车和164轮十轴液压板车起吊和运输移栽这株古树。当时掘起的树根土球直径达9米，实际起吊重量达450吨。无论从树龄、总重量还是移植技术难度，均堪称世界之最。

　　新闻中说，古柏为汉武帝所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北征朔方，得胜而归， 在桥山筑“九转祈仙台”祭祀轩辕黄帝陵后，闻知古商道葫芦河有“老君庙”，商贾云集，香火旺盛。武帝遂亲至史家河村老君庙焚香祭拜，并在庙前亲植柏树一株，以此为志，弘扬国道。相传，武帝植柏之时，忽见紫气东来，祥云缭绕，大臣将士百姓们纳头便拜，皆言此柏乃受老君之灵气也！武帝大喜，遂赐名“老君柏”。今天，“武帝柏”在新的土地——黄陵县南沟门水库前川庄村生长旺盛。

　　在这则新闻中，我看到了延安人对一株古老树木的敬重，或者说是对历史的一种敬重。

　　而这样的古树，在黄陵县黄帝陵、轩辕庙，是成片生長的，那些古树粗壮的年轮，带给人的是极度震撼——那是中华始祖的根，是中华之根、中华文明之根！走近那些古老苍劲扭着身子不屈生长的古树，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也瞬间明白了，罗军理肩膀上的分量！

　　罗军理，现任延安市森林公安局政委、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这是一个什么职务？这个职务的责任有多重？

　　延安原来有多少森林？延安退耕还林了多少林草？罗军理必须熟悉每一片森林，因为，他得对这千辛万苦栽种起来的树木负责，他不能让一点儿火星儿落在珍贵的森林资源上。所以之前两天，高健就建议：“你应该见一下罗主任，他是延安森林的‘活地图。”

　　联系到罗军理那天，他在宜川县。晚上他从宜川赶回延安，我们见了一面。

　　罗军理大约50多岁，国字型脸上并没有30多年为警的职业严肃。他微微袒露着的笑意拉近了我与这位森林警察的距离。这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

　　说起来，罗军理是一位“林二代”。1955年，罗军理的父亲从林校毕业，响应当时支边号召，从陕西扶风县来到延安，成了延安市林业局一名职工。我看了一下罗军理的简历：1986年，从陕西省延安林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市林科所工作;1989年，调入延安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他与林业的缘分，其实是从父亲那一辈便结下了。

　　我们就从他的雅号说起吧。他说，那是2019年4月5日，黄龙县白马滩着了火。因为熟悉地形，指挥得当，仅用了半天时间，就扑灭了。都说亏了他这个“活地图”。他这个雅号——延安“活地图”传遍了陕西森林公安系统。

　　熟悉地形，这一点，需要消防员走遍森林草场。30多年，罗军理走遍了延安市所有森林草场。他说，作为一位森林防火指挥，这是要务和必须。只有熟悉森林长势、布局、道路交通情况，遇到火情时，你才能迅速判断该从哪个方向入手扑救，哪里能占领优势地势，可以迅速切断火源。如果不了解地形和道路，可能就会延误火情，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直到今天，罗军理还是没有节假日地行走在延安各县。他笑着对我说：“我去哪里，从来不跟下边打招呼。我就是想不定期出其不意地检查各地消防防火情况。有事没事下去转转，让大家时时刻刻紧绷那根弦，才能起到警示作用。”他看着我，有些自豪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出门，马上就会有人打小报告：‘罗主任去你们县了，大家一定注意，做好防火各项工作，千万别出任何问题。”

　　什么是指挥得当？罗军理给我讲了一个诀窍：他指挥救火，要求消防战士必须4点起床，4点半出发，5点到达火灾现场。这是一天气温最低的时候，如果是秋季，草木还有露水，是救火的最佳时间段。如果7点起来再去火场，太阳出来了，露水也退下去了，大火早已烧得烈焰熊熊，还怎么能靠近火场？

　　然而，罗军理也有深深的遗憾。

　　对于家庭，罗军理是愧疚的。30年，他没有在家里过过大年，没有与一家人吃过一次除夕团圆饭。每年除夕，他需要值守到新年钟声响过，迎接新年的鞭炮声逐渐沉寂，各县区报上来防火消防情况，他向市委市政府汇报过消防情况，才能回家。如果一旦有因放鞭炮引起的火灾火情，他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那么这个新年的夜晚，他就只能在紧张的处置火情中度过了。即使是大年初一，消防战士也是不能休息的。这一天，单位司机休息了，他就自己开车转，到他认为隐患稍微大的县区进行监督检查。

　　他扳着手指头：“每年的10月1号到次年5月31日，都是森林防火关键时期。你看我们国家的几个假期，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五一节和国庆节，都在防火期内。所以这30多年，我没有陪家人过过节，也没陪家人出外旅游过一次。只有下大雨或者下大雪之后，我们才可以稍微松一口气。有一天清晨，我爱人拉开窗帘，看到外面纷纷扬扬大雪飘飞着，兴奋地喊我：‘军理，你今天可以在家过年了！”

　　对于女儿，他是愧疚的。因为防火工作，他没有接送过女儿上、下学，没有给孩子开过一次家长会，从小学到大学，没参加过一次女儿的毕业典礼。

　　对于母亲，他是愧疚的。母亲87岁，腿脚不便，不能行走，罗军理兄妹6个，每人看护母亲10个月。他不能做到床前尽孝，只能每月花2000块钱请保姆来伺候母亲。为了能让母亲常常见到自己，罗军理给母亲的房间装了一个摄像头。那天，就在我们聊天时，罗军理打开了手机视频。他对着屏幕喊：“妈、妈，我想你了！”视频中，坐在沙发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缓缓抬头，答应着：“儿子，我知道你们在防火期，你忙着了吧？”罗军理说，他还是9月份女儿结婚时见过一次母亲，这一次，又隔了四个月了。挂断视频时，罗军理眼睛湿润了：“其实，我也盼着什么时候可以卸任，去陪陪我母亲。我担心一天也尽不了孝……”

　　对于父亲，罗军理是愧疚的。2011年8月，罗军理的父亲去世。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去世8年了，年年清明节是防火关键期，他离不开，也因此没有给父亲上过一次坟。

　　2011年4月30日，罗军理的外婆去世。消息传来时，罗军理在宜川县一个火灾现场。那次火灾扑救了4天，之后又守了4天火场。直到大火完全被扑灭，罗军理才对着老家的方向，含泪给外婆叩了几个头。

　　2014年4月14日，罗军理接到二妈去世的消息。父亲调任延安后，罗军理曾经在二妈家住过几年，与二妈的感情颇深。他请了假往老家赶，下午1点，他刚坐动车到西安，电话来了，是时任延安市副市长杨宵的电话：“罗主任，你在哪里？南泥湾着火了，还不赶紧回来？！”南泥湾的知名度让其成为森林防火的敏感地方，他赶紧往回赶。路上又接到宝塔区书记、区长电话。他只能一边往回赶，一边用电话实时掌握处理火情。那天风很大，但因措施得当，下午六点，明火被扑灭。第二天，他带领消防队员检查火场，之后又蹲守了一周，方才离去。而这时候，他的二妈早已经入土为安。

　　我陪罗指挥到黄陵采访时，亲眼目睹了管护这片中华之根的守卫者是如何工作的。那天是星期天，但每一个卡口都有人执勤。他们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手中拿着铁锹，巡逻在古老苍劲的大树间。

　　黄帝陵管理局管护科副科长李小军带着一种深深的敬意，悄悄对我说：“我们罗主任厉害太着（很厉害）哩！”

　　李小军大概给我讲了那天的执勤情况：20名战士现场值班，40名战士进山巡视，大家共同筑起一道防火墙;视频监控系统24小时监控着管辖区情况;水库建立有应急机制，保证一小时50吨水，9支水枪同时可用。他微笑着说：“不瞒你说啊，黄帝陵的每一棵树，我们都有管护责任人;每一棵草，我们都知道长在哪里！”

　　罗军理说，对于黄陵县森林防火设施设备，可以说“武装到了牙齿”。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根”，真的“伤不起”！

　　之所以有这样严格的防护措施，因为曾有过“火的教训”。1995年5 月6日，一个外来挖药材的人，漫不经心地在林区丢下一个烟头。就是这个小小烟头引发了黄陵县桥山林区一起特大森林火灾。那次火灾过火面积2404公顷，受损森林面积1986公顷，其中大部分为油松林。

　　罗军理说：“那次火灾，真的特别恐怖。那片森林全是油松，火势大，蔓延快，树上的松果如同火焰弹，能隔条沟飞抛十几米，落到哪里都会引发新的着火点。当时还没有火场无人侦察机，为了查看火场情况，我就带领林场职工一直深入到距离着火点很近的现场。你也知道，一般林区没有道路，我们就从山崖攀爬上去。后来我才发现双腿和胳膊多处被树枝划伤，衣服和鞋子被烧破。我们只能从山梁绕道行走。当时还没有专业的森林消防队，扑火工具是扫帚铁锨，仅有极少数量的风力灭火机，人力扑救难度很大。为了阻止火灾蔓延，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挖防火隔离带。”

　　那场大火经过6昼夜全力扑救，才因5月12日天降大雨最终被扑灭。那场火灾惊动了国务院。火灾之后，罗军理等人连夜起草文件《关于中、省领导对黄陵县桥山林区“5·6”森林火灾批示的落实意见》，提出了加强林业公安体系建设和森林专业消防队建设的意见。延安政治地位特殊，生态建设成绩突出，森林防火尤为重要。1999年12月，延安市委市政府正式组建市森林公安局，这是陕西省第一个市级森林公安局。延安四大林业局正式组建起了120人的专业消防队、7000多人的护林队。

　　今天，延安市林业用地面积4338.6万亩，占全市总国土面积的78.1%，森林覆盖率达53%，加上35.86万亩湿地和遍布全市各地的18.8万株古树名木，以及林地中活动的野生动物等等，防火工作尤为重要。

　　为了护佑延安森林体系，罗军理先后主持起草了《延安市森林防火管理办法》《延安市森林扑火队伍建设及管理暂行办法》《延安市森林防火工作考核办法》《延安市处置森林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延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森林防火工作责任，严防森林火灾发生的实施意见》等10多项规章制度，为森林防火工作有序、依规开展提供了制度遵循。而为确保这些制度、措施落到实处，2006年春季，他花了整整3个多月时间，带队对延安市13个县区、4个市直林业局，171个乡镇、63个国有林场等森林防火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了督查检查。

　　2013年春，延安市政府决定从市财政每年拿出1000万元，县区分别拿出100～200万元，累计投资1.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和林区防火通道建设，再此掀起了延安市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以来，延安市先后争取国家森林防火项目9个、资金达到1.04亿元，先后建成森林防火指挥中心19个新建、改建瞭望台63座、列装火场无人侦察机38架，布设视频监控点123个、红外线抓拍仪189个，装备各种森林防火专用车辆699辆，扑火机具、防护装备、指挥通讯设备、风力灭火机等各类设备32157台（套），在重点林区初步形成地面巡逻、瞭望监测和空中巡查有机结合的立体式管护网络，在全市范围内构建了集中指挥、统一调度、机动作战和专业半專业队为主、群众为辅的森林火灾扑救格局，初步具备了“灭小火有把握、扑大火有保证、跨区域扑火有基础”的能力。

　　随着森林面积的迅速扩大，林木蓄积不断增长、林下可燃物增多等因素，森林防火形势日益严峻。如何强化日常管护、有效预防火情发生，以及发生火情后，如何及时组织扑救和有效扑救，等等，这些都是森林防火人的职责所系，使命所在。他们必须按照每天都是第一天、全年都是防火期的高度思想认识和超常规措施，切实抓好森林防火工作。

　　延安这片绿海之所以恣意汪洋地茁壮生长，还真是离不开这些森林公安。

　　罗军理笑说：“我与森林有缘，你看，我的车尾号是49，办公室电话尾号719，QQ号后7位3404119，很好记，‘山上没事119，很有意思吧！我给我的微信取名叫‘护绿使者，因为这一生，我都在做这一件事。”

　　负责延安市森林公安局治安法制工作期间，罗军理指导或参与侦破2382起各类森林案件，无一起退查复议。在他负责延安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工作期间，延安市连续19年无大的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夺得全国森林防火工作先进单位“六连冠”、连续5次名列陕西省第一，为全省乃至全国森林防火树立了样板和典范。

　　2019年6月，罗军理被中组部、中宣部授予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公务员”称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是延安唯一一名、全国森林公安系统唯一一名获此殊荣者。

　　对于国家、对于延安的每一株树木，罗军理说，他感到很欣慰，因为他亲身参与并经历了1999年以来延安这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也为自己实践、捍卫延安林业生态建设高速推进、陕北黄土高原由黄变绿的沧桑巨变而感到无比自豪。

　　这样一群守护人

　　守好天然林，为当代提供好的生态产品，为后世留下物质资源、物种资源，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这是林业人共同的追求。

　　2019年12月19日，我来到位于延安市富县的延安市桥北林业局，见到了他们的局长贾生平。这位几十年从事林业工作的老局长一开口，便透出了一腔对森林养护的执着和偏爱。

　　“你知道为什么红军长征最后会选择落脚陕北延安吗？红军抵达哈达铺，毛泽东从旧报纸上得知陕北也有红军，才决定改变原先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当时，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兴奋地对叶剑英说：‘这张报纸来得太及时了，中央已决定下一步到陕北去，去找刘志丹！”

　　他深情而充满自豪地说：“你知道刘志丹的队伍当时在哪里活动？就在我们富县的子午岭一带。这里有大量原始森林，便于部队隐蔽和发展。如果没有这片森林，刘志丹的队伍也许早被国民党消灭了，也就不会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了！”

　　贾生平为延安子午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和存在找到了另外一个关节点——如果，没有延安子午岭原始森林，就不会有刘志丹的红军队伍，中央红军也许就不会选择来到陕北，延安也就不会成为红色圣地，甚至，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会发生改变。

　　从1979年建局到2019年，桥北林业局管辖着富县境内454万亩天然林。这片天然林占富县面积的70%，有森林、灌丛和草地3个类型20个群系，森林覆盖率达88.3%。这片原始林西靠子午岭主脊，北临毛乌素沙漠边缘，南接渭北平原，地处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腹地，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地区，有陕西省“一叶肺”之称。如果没有这片天然林，一旦有风沙入侵，西安乃至整个渭北平原将会受到风沙长驱直入的威胁，所以这里可谓陕西生态安全“桥头堡”。

　　这片天然林有两个重要自然保护区，子午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和柴松省级自然保护区。我跟着桥北林业局工作人员向子午岭国家自然保护区进发。

　　一路上我们经过直罗林场、槐树庄管护站、神灵寺管护站等地方，我发现这些林业工作人员几乎清一色的男性，几乎个个以林为家。他们的办公室是宿舍，是卧室，也是厨房。这些男人几乎都会做饭。

　　药埠头国有生态林场神灵寺管护站站长任育林与其兄任建林、其弟任成林，三兄弟全部是林业职工。他们的父亲父亲任泰祥就是林场工人，所以他才为三个儿子取了这么有林业色彩的名字，也是寄托了一腔培育建成林木的希望。

　　带着一股粗犷之风的任育林带着我来往管护站外面，指着远方一处低矮的小屋说：“那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冬天门都能冻住。我在林业上干了28年了，家里的活儿老婆什么也指不上我，也就不再指望我。我现在回了家反倒不习惯，我就喜欢拿一把铁锹到山上转悠。我还是好的，你知道吗，我们林场职工，三分之一都离了婚！”

　　他的话让我很吃惊。陪同我的桥北林业局办公室主任高占雄解释说：“这是真的。”林业人常年在外顾不了家，家里家外靠女人一个人，也难怪女人会闹离婚。

　　一身迷彩服，一把铁锹，干粮加水壶，这是护林员的标配。在寂静的森林里逡巡，什么样的情况也会遇到。野兽、毒蛇、野蜂，至于冬天冷风吹，夏天烈日暴晒，或者暴雨忽然而至，都是家常便饭。

　　尽管如此，任家还是把护林的责任传到了下一代。任成林的儿子任强，义无反顾加入了林业工人队伍，成为了一名林业无人机“飞手”。

　　现任岔口林场纸坊管护站站长职务的谷传忠也是干了快30年的老林业工人了。他首创了每日巡护实行手机定位科学化管理的新模式，全站上下做到了定时定点巡查到位，不定时抽查巡护任务完成情况，对辖区内重点区域了如指掌，确保了辖区森林资源的安全。

　　前往子午岭八面瞭望塔的路那么遥远。在一个管护站我们换了一辆越野车，继续向密林里行驶。几天前下过的一场小雪，密林深处的背阴处雪还没消融，越野车在狭窄的山路上几次打滑，非常惊险。陪同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一旦下了大雪，八面窑的瞭望员下不来，送补给的工人也上不去，所以守卫八面窑的杨永岗非常辛苦。

　　八面窑在子午岭密林深处古老的秦直道的东面。路边还有几处坍塌的老窑洞，据说是秦直道上的驛站。当年熙熙攘攘的车马大道如今却隐没在森林之中，只剩下一条依稀可辨的遗迹。

　　我们到八面窑那天，碰巧杨永岗的妻子来探亲。一头长发身着红衣的女人正蹲着院子里给杨永岗洗衣服。

　　杨永岗看起来木讷而憨厚。我问在这远离人烟的地方怎么吃水，他说如果天气好，山下会送水给他用。如果下了大雪，知道水送不上来，他就收集大雪在水窖里，这样也可以吃上一段时间。

　　这里没有电。一个老式的电视靠院子里一块巨大的太阳能发电板做电源。他妻子说：“我昨晚看了一会电视就没电了，毕竟发电板只能发这些电。”

　　20多年前，父亲就是林业工人的杨永岗进入林场工作，8年前，他来到八面窑瞭望塔做瞭望员，开始在荒无人烟的野外生活。他说他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主食面条，蔬菜土豆，甚至一开始连太阳能发电板都没有，除了鸟鸣和山风，就是森林广阔无边的寂静。这样的沉寂中，他渐渐爱上了摄影。山里有无限美好的风光。他常常在山路上会撞上狍子、赤狐，还遇到过野猪。然而，2012年的春天，瞭望台附近的摄像头拍下了华北豹从此经过的影像，从此，杨永岗不敢擅自出瞭望台了。

　　在任育林、谷传忠、杨永岗等一代代林业人的守护下，子午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直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一起火情、盗伐盗猎事件。他们舍弃小家为了国家精心护卫，让黄土高原稀有的天然次生林生态系统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得以持续恢复。

　　2014年，桥北林业局结合实际，先后投入300多万元专项资金，在全省林业系统率先将无人机、视频监控等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到了森林资源管护中，以“互联网+智慧林业”推动管理体制创新，实行“大面积视频监控，重点区域无人机巡查，事发地段稽查队快速处置，日常工作派遣责任制管理、易发案点抓拍仪死看死守，工作场景微信愉快拍发”的现代管理新模式、新体系。原来骑摩托和步行需要3天才能完成的巡护任务，今天，用无人机10分钟就可以完成，因为森林防护有了“天眼”。

　　按照“优化场站布局、改进管护手段，突出管护重点、提升管护效率”的原则，桥北林业局撤并了17个管护站，成立了19支巡查队，配备了巡护车辆，使管护队伍得到整合，人员实现了合理搭配，这里的森林资源管护更加专业化、精细化。

　　2017年，桥北林业局获得了“中国智慧林业最佳实践案例50强”之荣誉。

　　延安——退耕还林第一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2019年9月5日，全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用一串数据概括了中国这项超级工程的庞大体量与巨大综合效益：1999年以来，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5.08亿亩，4100万户农民参与实施退耕还林，1.58亿农民直接受益。中央累计投入5112亿元，退耕还林还草每年在保水固土、防风固沙、固碳释氧等方面的生态效益总价值达1.38万亿元，相当于中央投入的近3倍。涵养的水源相当于三峡水库的最大储水量，减少的土壤氮、磷、钾和有机质流水量相当于我国年化肥使用量的四成多。退耕还林取得了生态改善、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绿色扶贫的巨大综合效益，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创造了世界生态建设史上的伟大奇迹。

　　退耕還林是国家在延安投资最大、实施期最长、覆盖面最广、群众得实惠最多的生态建设项目。20年，延安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1077.5万亩，植被覆盖度从2000年的46%提高到2017年的81.3%。在卫星遥感图上清晰可见一条绿色的分界线与行政边界相吻合，标志着“绿色延安”已经形成。延安，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

　　延安的变化有目共睹。

　　这里的山变绿了。今天的延安，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片郁郁葱葱。延安13个县（区）均被列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县。

　　这里的天变蓝了。延安空气优良天数由2001年的238天增加到了2018年的318天。“圣地蓝”成为延安新的名片。

　　这里的水变清了。昔日“一碗水半碗泥”成为历史，退耕还林工程每年涵养水源6.0亿立方米，固土1044.1万吨，每年黄河泥沙由整理前的2.58亿吨降为0.31亿吨，降雨量达到了550毫米。

　　这里的人变富了。退耕还林后，在主导产业支撑下，延安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8年的1356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10786元。

　　这里的城乡变美了。退耕还林让延安群众思想观念和生产方式发生的深刻变革的结果，是劳动力大量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今天，延安城镇化率达到了62.3%，944个生态村、466个美丽宜居示范村、16个全国绿色村庄让延安获得了国家森林城市、园林城市等桂冠。

　　这里的生态变好了。随着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改善，华北豹、豹猫、山鸡、赤狐等珍稀动物也回来了。华北豹的发现是延安生态环境得到了根本性改善的最好证明。华北豹是华北森林生态系统顶端物种，只有其生存的生态系统和食物链得到良好的恢复，才能支撑豹群有效繁衍和发展。

　　2017年12月18日，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以塞罕坝林场、右玉沙地造林、延安退耕还林、阿克苏荒漠绿化这些案例来看，只有朝着正确的方向，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生态系统是可以修复的。

　　2018年，延安实现整体脱贫，这标志着延安人民在“退耕还林”这个战场上打出了生态治理和脱贫攻坚两场大胜仗。

　　2019年9月4日，新华网刊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实践——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20年成就综述》一文，高度肯定了延安的绿色革命：“延安市累计退耕还林1077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19个百分点。昔日‘山是和尚头，水是黄泥沟的黄土高坡，如今变成了山川秀美的‘好江南，实现了山川大地由黄变绿的历史性转变，成为全国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建设的成功样本。”

　　是的，20年，延安人民用延安精神创造了山川大地由黄变绿的历史奇迹，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道路，为世界范围提供了一个短期生态修复的成功样本。

　　天地之间，延安呈给世界的这份绿色宣言，厚重而耀眼！

　　（责任编辑：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