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辞
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歌的秘密，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情牵华夏，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当叶嘉莹用饱经沧桑的声音吟诵出流传千年的诗篇，当龙门石窟飘雪披白、庭院竹林翠影闪烁，古典诗词所讲的意境，就这样呈现在观众眼前。
已经96岁高龄的叶嘉莹，近年来依然孜孜不倦于古典诗词的教育与传承，但已绝少出现在公众面前。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的导演陈传兴谈到拍摄叶嘉莹传记电影的创作过程，如同翻越重重大山大河。
“拍摄一开始，叶先生就问我的动心起念是什么。所谓初心，就是回溯到诗的源头，回溯到古典诗词，谈到古典诗词，叶先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心。”陈传兴说，“叶先生的一生，几乎完全投入古典诗词的研究，她本身写古典诗词，她的古典诗词的教学推广，等于维系着古典诗词的命脉和薪火，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她个人的存在，是在诗词里面开展的。”
“为了和叶先生谈苏东坡、谈辛弃疾，我的提纲经常会做到二十几页，提前半个月给叶先生。她会帮你批改，她首肯了，我们才能过去采访。我也经常被叶先生批评，因为总是在谈诗词的时候出纰漏，闹笑话。”
最后一个章节，没有名字，以塑造一个空的境界：“这个空有几层意义。一个是在现实层面上，她北京的老宅不见了，已经被拆了，加拿大的房子也拆了，台湾住过的房子，虽然在也非常残破且被别人居住。也就是说，叶先生经历过的这些人跟事都已经消失掉了，对她来说，通过诗词已经穿透了这些层次，不为这些东西所困，已经达到空的境界。”
生命中如此多的苦难，很难说，叶嘉莹是上天的宠儿。“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在美学上为朱彝尊词的幽约之美作出的独特诠释。“‘弱德之美不是说你软弱就是美，是说你要坚强地持守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自己把自己持守住了。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尽到了我的力量、尽到了我的责任，我觉得我有‘弱德之美，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弱者。”
书香门第诗女孩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门第，自幼生活在古诗词的氛围中。在北京西城察院胡同一户门口挂着“进士第”匾额的宅院中，幼年的叶嘉莹在家中父辈的指点下读书，一直到五年级的年龄才外出上学。直到晚年，她仍然记得父亲与伯父的壮声吟诵，还有母亲与伯母的低声吟哦。
深秋的黄昏，看到院子西边花池前面的地上落下一只白蝴蝶，她写下第一首诗《求蝶》——几度惊飞欲难起，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夏日，花草满庭，看到池中荷花，她写《咏莲》——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怎么会去想‘度苍生？”这大概与叶嘉莹从小就目睹太多的痛苦与灾难有关。
“七七事变”发生时，她读初二，“清楚地听到卢沟桥的枪炮声”。在北京，她经常看到从各地逃难来的百姓，甚至冬天去上学，在巷口拐弯处就能见到冻死、饿死的人。所以，她就想“如果莲花真能拯救世人，我愿天下开满普度世人的莲花”。
“旧时家里古典诗词的氛围，确实对我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我的知识生命和感情生命都是在这里孕育的，这大概是我为什么会终生热爱诗词，并一生从事古典诗词研究和教学的原因吧。”叶嘉莹说。
在口述回忆录《红蕖留梦》中，她回忆：“因为我从小就已习惯于背诗和吟诵，所以诗歌的声律可以说对我并未造成任何困难，我不仅在初识字时就已习惯汉字四声的读法，而且在随伯父吟诵诗歌时，辨识了一些入声字的特别读法。”
由于惯于吟诵，在11岁时，她便以伯父所出题目，写下第一首七言绝句《咏月》。也因为经常在家中大声吟诵，引起了当时租住她家的一位客人——北京辅仁大学教授许世瑛的注意。多年之后，当叶嘉莹随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丈夫渡海到台湾，职业无着时，已在台大教书的许世瑛先生，介绍她到彰化女中教书。
真正将叶嘉莹引领上古典诗词之路的，是她在北京辅仁大学的老师顾随。诗词大家顾随，不但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大家一样，学贯中西，而且讲课精彩纷呈。90多岁的叶嘉莹回忆起老师当年讲课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大二那一年上顾随的课《诗选》，他上课从来没有什么稿子，也没有什么讲义，从来没有这些个东西，他上课就开始讲，一边讲一边写，所以他都是从课堂这边走到那边。顾先生上课，写四个字或者几个字，与诗完全无关，然后就从此发挥，上天入地，随地触发，见物起兴。”
诗词对叶嘉莹自己，意味着什么呢？在詞作《蝶恋花》中，她写道：“爱向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诗词，首先是她的生活方式，“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同时，诗词又是她人生情感的出口。诗词纾解了她的苦难体验，如同烛火，为她照出明亮，这明亮不经意间又照亮、温暖了更多人，于是，诗词更成了她生存的价值所在。
如果说古典诗词对于青年时代的叶嘉莹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浸润和熏陶，那么对她后来饱经忧患的人生则更加成为一种安慰和解脱之道。
天以百凶成词人
在过去长达90余年的生命里，叶嘉莹曾遭遇各种难以言说的苦难，而这些重要的事情她都记录在了诗词里。
成长于战乱年代，她的父亲又因为当时的政策和工作原因，与家人聚少离多。
母亲身患肿瘤去天津开刀，最终因为病菌感染，在归途的火车上离世。
叶嘉莹在《朗读者》上说，当时她写了《哭母诗》共八首，这是她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无常以及死生的隔离。
婚后不久，叶嘉莹随丈夫来到台湾，却因丈夫的身份深陷牢狱之灾。
那是1949年的平安夜，天还没有亮，就有一群海军的官兵来敲门，他们进门后，先是把房中翻了个底朝天，接着就把叶嘉莹的丈夫赵钟荪抓走了。
原来，他们怀疑身为海军的赵钟荪有“思想问题”。
之后不久，叶嘉莹怀抱不满周岁还在吃奶的女儿，也被抓进了监狱。虽然她很快就被释放了，可已经无家可归。没有去路的她，只好带着女儿投奔亲戚。
当时，亲戚家里也很挤，叶嘉莹只能睡在走廊里。大家午休的时候，叶嘉莹怕女儿吵闹，只得忍受高雄夏天的炎热，把孩子抱到远处的树下。每天晚上，她先把女儿哄睡了，而她自己，则要等到其他人都睡了，才能在狭窄的走廊上铺一个毯子，打地铺睡下。
直到1952年，丈夫赵钟荪才被释放出狱。
原以为苦尽甘来，谁知生活却露出另一副狰狞面孔。对于叶嘉莹来说，她的人生噩梦才刚刚开始。出狱后的赵先生，性情大变。长期的囚禁，改变了他，杀死了他的温柔，释放出了暴戾。丈夫经常酗酒，无端地发火。好不容易找到工作，没干多久也很快被辞退。
为了养家，刚刚生下小女儿的叶嘉莹，不得不兼带沉重的课程。她产后身体虚弱，又患上了气喘病，每天下课回来，好像气血精力全耗尽了，连呼吸都像被掏空了。可是经常失业，无所事事的赵先生，却很少做家务。如果万不得已做了家务，那也是摔锅砸碗，怒气冲天。
那时的叶嘉莹，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遍体鳞伤，母亲要接她回去，可是所有的房门，都是紧锁的，哪个门她都进不去。蓦然惊醒，只留下满怀的悲哀和怅惘。
在叶嘉莹的人生忧患中，既有狂风暴雨式的摧残打击，又有日常的、琐碎的侵袭和耗损。夹在生活中窒息，在最悲苦、最绝望时，叶嘉莹也想过开煤气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那只是她脑子里的想法，她并没有那样做。她坚韧地活了下来，宁愿承受苦难，也不肯倒下去。
这样的婚姻，既要独自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还要忍受无限的委屈和暴力，放在别人身上，也许早就离婚了。可是身为知识女性的叶嘉莹却没有这样做。
她的一辈子，是苦难的，但也因为一辈子爱诗歌，她获得了活下去的支撑。
叶嘉莹说：“我是在苦难之中成长起来的，而伴随着我的苦难，给我理想、给我力量的，就是中国的古典诗歌。”
叶嘉莹曾说自己没谈过恋爱，而她女儿说，妈妈与诗词谈了一辈子恋爱。
1969年，叶嘉莹得到去北美教书的机会，经历了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的短期教学，终于得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书。正当她觉得现世安稳之时，却在1976年收到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离世的噩耗。
承受这个晴天霹雳的她，在人前顶多是“眼圈一红”，她纾解痛苦的方式仍然是作诗。她走出痛苦的方式是走出“小家”：“我一辈子吃苦耐劳什么都忍受，就是为了我的小家，我一定要从‘小我的家里面跳出来。”“我要回国，我要回去教书，我要把我的余年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
和叶嘉莹对谈时，陈传兴也会问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比如她为什么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为什么不重新成立新的家庭？
叶嘉莹没有直接回答，但从她的人生选择中可以得出答案，“后来家庭或许已经不再是所谓的枷锁了，婚姻这种形式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诗歌，已然成为她的另一个归宿。
心纯志高育后人
1969年到海外教書之后，叶嘉莹发现台湾当时流行一种风气，认为用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为好，可在他们的研究中，常有将古典诗词扭曲的现象。这让她产生了一种文化传承的责任的醒觉：“我觉得我们既然从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文化传统，到了我们这一代如果没有传下去，是一件令人愧疚的事。”
在很多人的眼中，叶嘉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动者，是一位知性的女学者。
作为老师，她用英语，给金发碧眼的洋人讲中国诗词，讲李商隐、苏东坡，讲杜牧。哪怕语言不通，语境难以表达，她也能通过自己的讲述，让外国人感受到诗歌的魅力。
当叶嘉莹穿着旗袍，提着书袋子，从亚洲系很有风范地走到布坎南楼上课时，那简直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的一道亮丽风景。
叶嘉莹讲课很精彩，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单正平描述过她讲风花雪月时的情形：她吟花，我们看见花在摇曳绽放;她咏水，眼前立即有水回环流荡;她说雾，只觉得四周一片片岚霭迷茫;她唱风，我们能感到秋木枝叶在寒气中颤动飘扬;她念到黄鹂黄莺，我们好像听到真有鸟儿在窗外鸣啭欢唱……
在叶嘉莹的课堂上，不仅讲诗的意境，也讲人物，那些唐宋诗词中的人物，都在她的讲述中活了过来。
叶嘉莹的学生，著名诗人席慕蓉，这样描述老师的讲课：
当她介绍李白的时候，李白就很骄傲地出来了;当她介绍杜甫老年诗歌的时候，杜甫就真的老了。
老师一开始讲辛弃疾，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有一种雄浑的气势逼人而来。好像，就是辛弃疾的本尊来了，跟我们说他的蹉跎一生。
在无数次的演讲中，叶嘉莹不断用诗词来表达报国之情：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在中国古诗中，常用雁排成人字来表达对人的思念，而这种思念不应是小我的、私人的那一点感情，而应该是对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更博大的情谊。”
1978年，叶先生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1979年，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教书，不久后她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
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她就飞回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4年，她决定不再越洋奔波，选择了定居南开。
在她回国后的30多年，叶嘉莹往返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等几十所高校讲学。九十多岁高龄的她，在授课和演讲时依然坚持端正地站立，她说，老师就应该是站着讲课的，这是对学问的尊重。
一位学生在南开大学听过叶嘉莹讲课，他描述道：
“叶老师穿一身紫色开襟长衫站上讲台，婉拒了递来的椅子。讲起诗词来，全程没有任何停顿，没喝一口水，没弓一秒背。一口气讲了两堂课，长达90分钟。”
“我在假期自费回国教学，一分钱都没有拿国家的，完全是尽义务。”叶嘉莹说，“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我的选择，留在加拿大温哥华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从1945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在讲台上站了整整70年。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
她说，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教育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我想在我离开世界以前，把即将失传的吟诵留给世界，留给那些真正的诗歌爱好者。”叶嘉莹说。
2016年至2019年，叶嘉莹将历年稿酬及出售北京、天津房产的收入约3600万元，慨然捐赠予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推动诗词教育。“君子忧道不忧贫。”叶嘉莹说。
“我不知道还能活几年，也许是旦夕之间的事情。”96岁的她依然愿意“剩将余世付吟哦”“我留下的这一点海上的遗音，也许将来有一个人会听到，会感动。现在的人都不接受也没关系。反正我就是留下来，就这样。”
“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她深信，明月夜潮中，微波送微辞，天涯阻隔，千秋异世，有人会聆听到沧海遗音，这是她渺远的期待与笃信。在古典诗词中，她一直在执着寻找，纵使知音稀少，却不曾妨碍她孤帆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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