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琼

　　

　　题目原先想叫《后半场的邵丽》，后来一想，不对，后半场有美人迟暮之嫌，而对邵丽而言，这时间轴上的后半场恰恰得分率最高，是重要的半场。邵丽创作的前半场当然也精彩，但近十年的作品，包括小说的各种类型，几乎篇篇落地有声。创作主体的艺术追求更加鲜明主动，题材和角度变化迅捷，经验和思考以一种令人意外的姿态呈现。后半场的邵丽，不再只是一个中原作家——虽然她依然在故乡的天花板下写作，不再只是一个女作家——雖然才貌双全。抛弃了很多标签，邵丽的写作进入了“无限型”序列。这相当不容易。当代作家的写作，有限写作甚至固步自封者，不在少数——包括许多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邵丽这十年在不断地大幅度进步。

　　河南确实是片神奇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人和故事如此微妙、多义甚至神秘，让在乡和离乡者都沉溺其间，获得极为丰富的写作资源。从这块土地走出去的作家，几乎都不愿，也不会抛弃故乡视角。不愿，是情感使然;不会，是文学创作的需要。离乡者以写《故乡面和花朵》的刘震云为代表，在乡者以写《羊的门》的李佩甫为代表。邵丽属于今天河南在乡写作的主力。同样是受中原文化哺育，邵丽却用文字凿出了自己独特、标致的风格和模样。

　　以她最近发表的中篇小说《黄河故事》为例。《黄河故事》是中篇的体量，在故乡的天花板下，她居然积聚了极大的力量，砸出了长篇的动静。动静有多大，不说了。我感兴趣的是，这部中篇到底好在哪里？有哪些不一样或特殊表现？

　　关于这部作品，有很多话可以说。一层一层来剥。先说小说的题目“黄河故事”。这个题目属于开宗明义，指出小说讲述的地理空间，同时也指出文化空间。古老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形成了民族集体无意识也即共同记忆。但黄河两岸水土流失，生态恶化格外严重，河水泥沙含量大，在中下游形成悬河。历史上黄河数次决堤，也留下了苦难深重的民族记忆。著名作家李凖的《黄河东流去》，以抗战时期花园口决堤给黄泛区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为素材的书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黄河与两岸人民的关系非常特殊，既紧密相连，又充满苦难，可以说是爱恨交织。以“黄河故事”为题，小说“先天”预设了这种复杂的情感和美学底色。事实上，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是爱恨交织，复杂、微妙、暧昧。

　　黄河作为一条地理意义的河，是导致父亲溺死或自杀的那条可恶的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奔流不息的黄河在过去的岁月留下了饥饿、屈辱、死亡的悲伤记忆。“我的父亲叫曹增光，他生于黄河，死于黄河，最后也将葬于黄河岸边。他再也不是我们家的耻辱，我要完成的正是我父亲未竟的梦想”，这是小说的最后一段。青春期时愤而出走的女儿回到家乡，重操父亲做餐饮的旧业。

　　黄河作为一条情感牵挂的河，是母亲客居深圳十年后挂在嘴边的家门口的那条河。正是由于这种牵挂，小说开头就写到母亲动议为父亲寻找墓地，“我”因此回郑州办理此事。此间是不断闪回的记忆、补叙。小说结尾，死去多年未曾入土的父亲获得安葬，在岁月的照拂下，牵肠挂肚、寝食难安的黄河故事获得了似乎圆满的结局。

　　再说这篇文章的题目，“下半场的母亲”。黄河故事获得和解的关键是母亲。小说中的父亲是讲述和记忆的对象，真正的主角是母亲。母亲决定了夫妻情感的方向，甚至也决定了整个家庭命运的方向。“下半场的母亲”，是字面上的“晚年的母亲”——这是时间维度上的母亲，也是实指，象征寓意更加广阔深邃。小说里实指的母亲，一个受过旧式家教的中原女性，通过包办婚姻嫁给不爱也不认可的丈夫，生了四女一男五个孩子，丈夫中途意外死亡，五个儿女在母亲独力抚养下成家立业。按照想象的生活逻辑，小说里的母亲形象应该伟大、坚强、忍辱负重;但邵丽解构了这个人设构成，一反模式化逻辑，从晚年母亲的谅解开始，借由“我”的视角，回溯作出巨大牺牲和付出极大心力的母亲为什么会让父亲紧张、两个女儿痛苦，“我”甚至离家出走，其他三个孩子在母亲的影响下也各有各的不如意。

　　中原是孔孟文化的大本营，中原作家对于“家文化”具有特殊的书写敏感和探索热情。比如作家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邵丽这部中篇，重点也是探讨婚姻和人性。在母亲和父亲的婚姻里，母亲占据主导地位，是强势方。父亲世俗生活的无能、拘谨懦弱的性格，包括贪嘴爱吃，与母亲对一个养家糊口、成家立业男人的要求相差甚远。母亲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随着对丈夫从鼓励到失望到绝望到嫌弃，母亲也从一个受过中学教育的类闺秀人物蜕变成霸道、横蛮、偏执、势利、冷漠、强势的母亲，这是母亲的上半场。

　　终其一生，母亲对父亲其实不认可，更没有爱情。虽然小说最后也出现了母亲珍藏的一只纳好的鞋底子，但我宁愿把这个细节看成作家的一厢情愿。因为贪嘴和无能被妻子严重嫌弃的父亲离家出走后，掉进黄河，意外死亡，成为横亘在两个女儿与母亲之间的毒瘤。这个毒瘤，被下半场的母亲亲手剪除。作家在讲述母亲和父亲的关系时，铺垫了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物质供给困难年代，故事的表层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但小说已经触及更深的认知。母亲和父亲关系的形成，虽然有因物资匮乏产生苦难的因素，但本质上是“三观不合”。在母亲眼里一钱不值的父亲，在儿女的记忆里，是温文尔雅、具有特殊技能的父亲。生于中医世家的父亲，拥有特殊的秘方，具有特殊的烹调技能。五个儿女，最终都是通过从事餐饮获得了经济上的翻身。特别是“我”，在南方获得事业的成功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这当然是传奇式的写法了——唯有这点让我出戏。黄河边一个普通家庭几十年的生活变迁，在这部中篇里得到了令人难忘的呈现。

　　其实我最难忘的是这部中篇的副产品。小说写五个儿女的婚姻颇费了一番心思，但除了离家出走到深圳的“我”的婚姻是童话式的幸福，其他四人基本上被安排了悲剧或失败结局。大女儿的婚姻，是父母婚姻模式的翻版，内里疮疤可想而知。大女婿的头，被大女儿压得几乎要“低到尘埃里”。二女儿的婚姻虽然和谐，但在作家的安排下，她不仅失去公职，没有孩子，本人还得了绝症，二女婿则早年因公致残。深得母亲欢心的四女儿因为母亲近距离的干预而离婚。老五是唯一的儿子，却入赘做了强势无理女人背后的小男人，似乎也是父母婚姻的另一种翻版。“我”的童话式婚姻是唯一的亮色，善良勤劳的灰姑娘被开朗年少的王子苦苦追求并终成眷属。如前所言，在整个现实主义风格语境下，我其实是存疑的。我更多地把它看成作家的叙事平衡。

　　总之，上半场的苦难和悲剧气氛越浓郁，下半场母亲的结局和释放越深刻。这是叙事的用力。前戏做足，后事才有发展动力。母亲是作家着意塑造的形象，包括几个女儿的书写，也是对母亲形象的侧面补充。

　　《黄河故事》是邵丽的题材转向。邵丽的笔下，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是重要而特殊的角色，似乎始终有一个“父亲”的形象在俯视。以母亲为主角的《黄河故事》，塑造了一个既背负着生活的苦难重担，又背负着思想包袱的母亲形象，表面上是角色的性别变化，其实具有很深的文化反思意味。我甚至认为，这是邵丽对于中原文化也即传统文化反思的一个重要表达。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这部小说某种意义上具有欲言又止的象征意味，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风格——也许是我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