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伟

　　

　　

　　

　　引 言

　　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从共和国领袖到开国将军、从科学家到海外归来的学者，从工程技术人员到大学生，从工人到家属……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奔赴边远山区或大西北，艰苦奋斗，披肝沥胆，造出了“两弹一艇”，为强国威、振军威奏响了一曲曲神奇的乐章；几十万核工业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他们勇于创新、敢于担当，铸就了“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

　　从发现铀矿到探明铀矿床，从采矿到冶炼，从爆轰试验到原子弹成功爆炸，从秦山核电站到华龙一号……“两弹一艇”精神代代相传。

　　一段特殊年代的特殊历史，一群特殊人物的特殊经历……

　　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们是“干惊天動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

　　壹、国家的宝贝

　　北京故宫西侧，红墙外，长安街；红墙内，就是著名的中南海。

　　中南海，国家中枢，令世人倍感神秘的地方。

　　新华门大门口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门旁站岗的哨兵威严挺拔，洞开的大门里，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

　　刘杰一行来到门前也被哨兵拦住了。

　　堂堂一个部长，带这么笨重的物件进中南海，有谁见过？

　　刘杰自己想想都觉得滑稽可笑。他带着两个人，一人背一块三公斤重的石头，另一人扛一套像机关枪一样的仪器。

　　难怪哨兵要层层盘查。

　　尽管他是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可身后那两件玩意儿太吓人了。

　　那块三公斤重的石头，可是刘杰的宝贝啊。不，是国家的宝贝！

　　一路上，刘杰的视线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块石头。他还不时叮嘱，小心啊，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这块石头可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一块铀矿石。

　　刘杰曾经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兼工人工委书记、政协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

　　刘杰说：1952年夏天，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已经提到要不要搞原子弹及核武器的事了。地质部是成立较晚的一个部。当时李四光要回国，美国不让他回来，总理得知李四光回国的决心，就说：李四光不回来，暂不成立地质部。当时有人不了解怎么能为了李四光，地质部都不成立。不久，李四光回来了，任地质部长，何长工和我任副部长。

　　李四光回来，影响很大，带动了一批旅居海外的科学家回国。

　　1954年4月，李四光和我研究，征求了当时在地质部担任顾问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库索奇金的意见，决定成立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专门负责筹备铀矿地质勘察工作。我们发现苏联专家中有一位是搞铀矿的，我们要发展原子弹，首先要解决原材料问题，就向他请教如何找铀。刚解放，我们掌握的地质资料不多，就组织查阅资料，从中找到两份有关铀矿的资料。一份为伪满时期日本人富田达记述的辽宁海城发现有铀，一份是南延宗、吴磊伯记述的广西富钟县有放射性矿物。

　　同年7月，地质队去了海城，从花岗岩中找到铀，经过计算，这个矿的铀只有800公斤的储藏量，价值不大。

　　后来又去了广西，在富钟县花山区一个叫杉木冲的地方，发现这里铀的矿藏很丰富，他们采集了一块铀矿石，把标本带到了北京。

　　铀矿石，稀罕之物啊，新中国还是第一次发现。

　　看到广西铀资源调查的初步成果，刘杰异常兴奋，他马上将这一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刘杰后来回忆说，1955年1月14日下午，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和我应约到了周总理办公室，研究中国核科学及铀矿资源问题。钱三强向总理讲了核反应堆及原子弹的原理。

　　总理说，你召集找矿的技术人员，明天就向主席汇报。

　　1月15日下午，我按时到毛主席的菊香书屋，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以及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都到了。不一会儿，钱三强、李四光也到了。

　　原来这是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他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上课，讲讲原子能的问题。李四光讲完之后，我让地质人员把从广西带回来的铀矿石打开，露出一块灰不溜秋的石头。

　　铀矿石就放在主席的桌子上，毛主席凑过身子看了看，指着石头问我，你怎么能证明它就是铀矿石呢？

　　我端起仪器靠近石头探测，放射性物质使仪器发出“嘎嘎”的声响。

　　我说，这个仪器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组装的我国第一台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是专门用来检测铀矿石的，铀的含量越高，发出的响声就越大，就证明我国地下埋藏有铀矿。

　　毛主席高兴地说，哈，我们终于发现铀矿了！

　　在场的中央领导都感到十分新奇和兴奋，都赞成搞原子弹。

　　一

　　原子弹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

　　通俗地讲，原子弹就是核武器，是核武器中的一种。

　　核武器中，主要利用铀235等重原子核的裂变反应原理制成的武器叫做原子弹；利用氢等轻原子核的聚变反应原理制成的武器叫做氢弹。

　　一千克铀全部裂变释放的能量，比一千克TNT炸药爆炸时释放的能量大2000倍。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17秒，美军朝蒂贝茨上校驾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广岛居民当天即被炸死7.8万人、被炸伤和失踪者5.1万余人。8月9日，斯威尼少校驾驶轰炸机将另一枚原子弹投掷在长崎上空。美国战略轰炸统计局估计，约有2.3万人死亡，4.3万人受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条款。

　　显然，原子弹轰炸的威力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

　　世界上的人们几乎都是在第一次核轰炸后才知道了原子弹。

　　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的军事作用大得惊人，尽管这样的大杀器不会轻易用于军事战争，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把原子弹当做一种军事威慑手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世界上流行这样一种观念：核武器是现代化的和唯一真正具备决定意义的军备，一个国家要是没有核武器，就意味着低人一等。

　　原子弹成为了军事强国炫耀的资本。

　　核威胁是中国不能不面对的时代考验。

　　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

　　要拥有原子弹，首先必须找到铀矿！

　　没有铀，原子弹就是扯蛋！

　　找铀，全民找铀！偌大一个中国，难道就找不出铀矿来？

　　那天，毛泽东主席说，只要我们大规模勘探，我相信，我们中国一定会找出很多的铀矿来，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送刘杰到门口，毛主席握住刘杰的手，笑着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啊！刘杰，要好好干啊！

　　这块铀矿石是“命运之石”！

　　有人说，毛主席把这决定国家命运的重担托付给了刘杰。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如今，这块铀矿石完好地保存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里。

　　那是一块石头，但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是一块带有美丽的黄色花纹的铀矿石，是新中国第一块铀矿标本。它见证了中国核工业的起步与发展，它为中国发展原子能建立核工业打开了希望之门。因此，它被誉为中国核工业的“开业之石”“希望之石”。

　　正是由于有了这块铀矿石，坚定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搞原子弹的决心，作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拉开了中国核事业的序幕。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真的是一穷二白，百业凋零，百废待举。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一年之际，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

　　可是，就在华莱士写这封信之前，美国的第七舰队已经进驻台湾海峡，美国的飞机已经多次侵入中国领空，美军的炸弹已经扔到了鸭绿江边。

　　早在这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爆发，美国一直扬言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看看，谁才是世界的悲剧！

　　这一年，毛泽东主席一连三次观看兵器展览，后来又视察了组建不久的人民海军。

　　毛泽东主席说：“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

　　1951年，杨承宗刚好四十岁。他决定回国。

　　约里奥？居里夫人和法国的许多科学家都极力挽留他。

　　时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先生问杨承宗：“为什么你非要回国？”

　　杨承宗回答：“我出国是为了祖国，回去也是为了祖国。”

　　杨承宗是江苏省吴江县八坼镇人，二十出头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从事放射化学研究工作，任副研究员。1947年，杨承宗在严济慈的推荐下，来到法国的巴黎大学镭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工作，成为小居里夫人的爱徒。世界最顶尖的原子能科学家都汇集在那里，杨承宗从事放射化学研究，获得博士学位。

　　1951年6月21日，杨承宗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就接到了钱三强欢迎他回国的信函，同时托人给他带去3000美元，请他代购一些原子能实验室的资料和仪器设备。

　　杨承宗激动之余，深感责任重大。

　　当时，中法是敌对国，采购原子能实验室的资料和仪器设备相当困难。好在他得到了恩师小居里夫人的大力支持，采购了很多东西，整整装满了13箱。小居里夫人还派助手布歇兹一路护送，杨承宗才得以将东西安全带回国内。

　　正是这些资料和器材，成为了中国原子能研究的基础。

　　杨承宗临行前，小居里先生认真地说：“你回去后，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这年秋天，杨承宗一回到北京，便向钱三强报告了小居里先生请他转告毛泽东主席的这番话。

　　原来，小居里夫妇也是钱三强当年的导师。

　　钱三强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杨承宗回国后担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所）放射化学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室两个研究室主任。

　　1952年10月3日，英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澳大利亚蒙特贝洛沿海的船上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那个时候，美国倚仗手中的原子弹，多次对我国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形势逼人哪。

　　1954年国庆的时候，毛主席邀请赫鲁晓夫来北京观礼。

　　会谈时，毛主席说：现在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赫鲁晓夫楞了一下，说：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还有困难吧。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个核保护就行了，不要大家都搞。

　　很明显，赫鲁晓夫是要把中国放在他们的核保护伞下，一切都得听他们的。

　　毛主席偏偏不信这个邪，下定决心要搞原子弹。

　　三

　　面对美国等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毛泽东的回答是：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

　　毛泽东还给原子弹取了一个很形象也很别致的名字——紙老虎。

　　1955年1月，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援助的声明。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刘杰向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这实际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

　　刘杰随即采取“倒排计划与顺排计划相结合”的方法，编制综合进度计划。所谓“倒排”是以最终完成日期为准，反过来看存在什么问题，借以暴露矛盾；“顺排”则将任务和矛盾进行分解，分系统、分方面、分层次协调平衡，逐项解决，借以落实计划。

　　刘杰进一步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16字工作方针。

　　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中央专委由总理、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组成，周恩来任主任。从此，周总理担起了“两弹一艇”研制攻关行政决策和组织指挥的重担。

　　那是一个寒冬，更是一个内外交困的时刻。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原子弹计划也处在了上马还是下马的两难境地。

　　1963年1月9日，毛泽东主席写下了激情豪迈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这首词风格雄浑壮伟，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帝反霸、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志，洋溢着快人快语的激愤。

　　对国内外的困惑和质疑，毛泽东主席以这首词作了响亮的回答，誓要让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抗争史。

　　弱国无外交，知耻而后勇。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一个道理：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民从来不是吓大的！这个世界是用实力说话的。”

　　中国也要制造原子弹，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大政方针已定，原子弹的理论研究是在北京西北的一栋房子里起步的。

　　四

　　最早到来的是留美博士邓稼先。

　　有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去，对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邓稼先马上就明白，大炮仗就是原子弹。

　　那是个火红的年代，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优秀的工人、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官兵，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中国核工业这面旗帜下，以身许国。他们或隐姓埋名、或舍家弃子，青春的足迹出现在茫茫草原、戈壁大漠、深山峡谷、矿井坑道……

　　就在原子弹理论研究艰难攻关的同时，原子弹的外场爆轰试验也在悄然进行。在长城脚下的工程兵试验场，科技人员在老式的木桶和廉价的硬纸模里铸成了用于试验的炸药元件。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西北浩瀚的沙漠上，轰地一声巨响，腾起了烈焰翻滚的巨大蘑菇状烟云。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这是一个令所有炎黄子孙激动和难忘的时刻！

　　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世人宣告：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

　　那一刻，刘杰泪流满面。

　　那一刻，站起来的中国人总算扬眉吐气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从事氢弹理论先期探索的队伍转入中物院理论部，和那里的科技队伍汇合，形成强有力的科研攻关拳头。

　　理论部科研大楼，每天晚上灯火辉煌。

　　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科学家的报告一个接着一个，报告厅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刘杰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上午7时，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72号轰炸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瞬时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壯观的“太阳”。

　　中国的氢弹试验又取得了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原理突破，美国用了七年多，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半，而中国仅用了两年零两个月。

　　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速度！这就叫中国速度！

　　那一朵惊世骇俗的蘑菇云，那一颗神奇壮观的“太阳”，不就是“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么？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几十年间，铀、原子弹乃至核电站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2018年5月28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很多院士都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厚情怀，都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

　　从国际背景到中央决策，从北京到湖南、从江西到兰州、从青海到新疆、从浙江秦山到广东大亚湾再到福建福清……从发现铀矿到探明铀矿床，从采矿到冶炼，从爆轰试验到原子弹成功爆炸，从秦山核电站到华龙一号……从中央领导到开国将军，从科学家到工程技术人员，从铀矿工人到家属……为造出“争气弹”“争气艇”“争气站”，几十万核工业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创造了一个个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展现了一幅幅悲壮动人的历史画卷，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历史不应忘记他们！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贰、寻找矿石中的“玫瑰花”

　　中南海，丰泽园。

　　毛泽东主席问刘杰：“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刘杰回答：“据专家们初步考察，我国南方包括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有可能找到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

　　毛主席点头赞许，说：“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接着又说，“我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我们也要发展原子能。”

　　汇报结束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还起身送刘杰到菊香书屋门口，毛主席握着刘杰的手说：“刘杰呀，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哟，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好好干！”

　　会议气氛很热烈，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

　　毛主席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情。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毛主席请参加会议的人吃饭，他平时不喝酒，这时也拿起一瓶葡萄酒，显得十分开心地说：来，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胜利，干杯！

　　刘杰曾多次表示，主席的这句话，让他感受到自己肩负的重担。

　　“责任比天大”啊。

　　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刘杰说：“现在想来，‘决定命运一点都不为过，核武器和核事业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有了原子弹，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在欢呼。”

　　多年以后，刘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感慨不已。

　　一

　　长沙，窑岭，一个曾经充满神秘与传奇的地方。

　　不知是刻意，还是巧合，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窑岭社区恰好位于韶山北路、曙光中路、人民中路三条干道的交汇处。

　　韶山——曙光——人民！

　　一段灿烂辉煌的中国历史正深深暗合了这三个名词。

　　让世界瞩目，令世人惊叹。

　　1955年3月，一支秘密队伍进驻这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长沙市东大路（后改为韶山路）窑岭新建起一座楼房，这是红砖红瓦的三层楼房，显得相当气派。

　　一天，细心的人发现，这里悄然发生了变化，门前加了岗哨，一边站着一个公安军，再想往里看，嗬，哨兵给拦住了。

　　六十三年后，这里早已成了繁华、喧嚣的闹市区。

　　“我是那年8月到的三〇九队。”八十一岁高龄的陈金陵老人说起那段往事，说话就有些急促，“那一年，我在长沙市一中初中毕业，本来想读高中的，我成绩好啊。可是家里穷，正好中央地质部第三局招工，我就懵懵懂懂进去了。我在核工业工作整整四十三年。”

　　这就对了，我几次到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采访，宣传处长曾昭武和已退休的副巡视员文子亚都跟我提到陈金陵这个名字。曾处长说：“陈爹今年八十多了，身体还好，又很会讲，他是三〇九队的活档案。他就是找到第一个铀矿的人哪。”

　　爹，本来是父亲的意思。在湖南，对年纪尊长的男子，姓氏后边连着这個爹字，“爹”就变成了“爷爷”的意思了。

　　我兴奋起来，恨不能马上见到他。

　　攀谈中得知，曾处长是湘乡人，1965年生人，核工业华东地质学院放射性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毕业，一直在核工业系统内工作，从野外探矿到铀矿区域调查、勘探工区全都干过，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早几年在湖南省核工业技校当党委书记、校长。五年前调到省局任宣传处长。

　　说起湖南核工业，他也是门清啊。

　　我们是老乡，采访就更显顺畅了。

　　曾处长真是个热心人，当场就帮我打电话约陈老，陈爹家里有客人，那就改天吧。

　　8月28日，正是三伏天，热得很。我和陈爹坐在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七楼会议室里，开着两台柜式空调。陈老高个子，单单瘦瘦，穿一伯灰色短T恤，米色长裤，头上短发全白了，看上去精神精致。刚才上楼的时候，我要扶他，他还不让哩。

　　陈爹告诉我，当年省立清华在河西，原先还叫一中清华哩，省立一中在清水塘，到1953年9月合并叫长沙市一中。现在的长郡是长沙市第二中学，长沙三中是明德中学，四中是周南中学，五中是雅礼中学。

　　是的，对于一个采访者来说，这些东西无关紧要，但我得细心听，认真记，生怕漏掉一个细节。听得出，陈爹思维很清晰，也很健谈。这正是我所喜欢的。

　　我家里九口人，父母和奶奶，六姊妹我老大，父亲是木匠，那年月有门手艺饿不死。我高小毕业时，父亲就要我学木匠，我不肯，母亲讲，伢子会读书，就让他读个初中吧。这样我才读到了初中，高中是没办法上了。

　　陈爹说，那时三〇九队招工可严哪，得审查你祖宗三代，得要根正苗红表现好的。我是因为家里负担太重，由学校推荐的。只晓得是中央地质部好吓人的名字，三〇九队是个什么单位？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一概不知。那个时候的人好单纯，能找个工作，有饭吃有工资就心满意足了。

　　我忽然又想起了文子亚。

　　文子亚比陈爹小十岁，也是老中核人，1969年从长沙地质学校结业，从三〇九队最基层当排长到团委书记、党委办秘书、副主任、省局办公室主任、再到副巡视员退休，他曾经写过一本反映核工业历程的书《沧桑道》，1995年由时代出版社出版。文子亚说，要讲中国核工业，首先就要讲三〇九队，那是中国原子能工业的第一个实体单位。当时是绝密单位，听说只有省委书记一人晓得。配备的干部级别都相当高，好多是南下干部。

　　据曾经担任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党组书记、局长的陈书山回忆：这支不到200人的队伍显得参差混杂，有朴素粗犷的汉子，有白净文弱的书生，也有威猛孔武的军人。他们每天主要在院子里活动，走出来也是行色匆匆，少有言辞。外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单位。但是从他们的神色和戒备森严的警卫，加上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社会氛围，足以让人们感觉神秘。

　　二

　　我在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档案资料上看到：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

　　1月20日，中国与苏联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为此建立中苏委员会。

　　2月25日，经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批准，负责铀矿勘查工作的中苏委员会指派刘鸿业、郑宏等到长沙组建三〇九队。

　　这是最高国家机密，中央只通知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

　　周小舟放下手头工作，秘密接见了从北京来的特殊客人。

　　劉鸿业向周书记报告，中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决定在中南地区组建第一支铀矿地质队队伍，全称为中央地质部三〇九队，队部就设在长沙，从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调入干部193名，即将报到。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三〇九队的办公场所和苏联专家的住宿问题。

　　周小舟当即表态，在长沙组建三〇九队，是中央对湖南的信任，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办公场地我们尽快想办法解决。

　　很快，湖南省把刚建好尚未使用的省合作干部管理学校让出来，作为三〇九队部机关，使用面积有6400多平方米。苏联专家暂住省交际处，选派的干部也按时到位。

　　3月25日，三〇九队在长沙正式成立。周小舟书记出席了成立大会。所属一、二、三分队同期组建。

　　5月，三〇九队四分队（航测队）在湖南衡阳成立。

　　同年7月15日，周小舟收到中央组织部的电报，对三〇九队党的领导问题作出暂行规定，三〇九队成立党委会由湖南省委领导。要求“为保密起见，除由省委书记处指定一位书记或副书记领导外，可责成二、三位处长以上干部负责与该队日常联系。”周小舟对这份电报非常重视，让省委书记处各位同志传阅了电报，决定由自己来过问三〇九队的工作，并确定了日常联系人。按照中组部建议，提请省委决定，由曾在省委机关工作过的三〇九队副队长郭之泉同志担任党委书记。次年5月30日，中共三〇九队第一次党代会在长沙召开，周小舟书记派人出席。会议选举出以郭之泉为书记、六人为委员的党委会。

　　三〇九队的苏方人员不断增加，最多时超过一百人，有的还带着夫人和孩子。他们住在省委交际处，差不多住满了，距离三〇九队部有两公里还多，没有足够的车接送，很难按时上下班。

　　三〇九队党委请求中苏委员会，准备在队部腾出原合作干部学校的学员宿舍二楼做苏联专家宿舍。周小舟书记得知情况后，来到三〇九队，在党委书记郭之泉和政治副队长高中陪同下视察了现场，感到那里环境设施都比较差，不适合做专家宿舍。他在院内走了一圈，指着南面一块地说，你们可以征用这片地嘛，把苏联专家宿舍和职工生活区一起规划。

　　书记拍了板，落实行动快，苏联专家宿舍建成了，还修建了高标准的游泳池、幼儿园，十多栋职工宿舍楼也相继建起来了，大院面积达120多亩。

　　8月16日，三〇九队四分队在衡阳盆地边缘大浦街车站附近发现航测异常。

　　9月9日，三〇九队四分队在郴县金银寨发现航放异常。

　　三

　　陈爹从布包里拿出几张报纸、几本小册子，还有两份复印件，他扶了扶眼镜，笑着说，我怕记性不好，这上面有我写的文章，带给你做参考。

　　我心头一热，多好的老头啊！

　　我认真翻看了一会，连连说，这些都很好，对我很有用。请您继续讲吧。

　　陈爹的思绪又穿越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

　　记得刚报到的那天晚上，开欢迎会，三〇九队副队长高中讲话。讲了些什么不记得了，只晓得他是南下干部。我们在底下嘀咕：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我们当时五十一个人，只有四个姑娘。从长沙、岳阳、浏阳等地招来的，都是共青团员，我是1955年3月入团的。

　　第二天晚上，我们五十一个人全部到长沙火车站坐火车，拉到郴州宜章白石渡（现在叫坪石），晚上九点多了，一下火车又拉到宜章老汽车站，其实就是一块空地。

　　三〇九队二分队队部就设在这里。

　　那时的宜章县城一点点大，我们一去，把全县城里的旅馆全包了。

　　第二一早就把我们叫起来，到旧汽车站集合，昨晚天黑，没看清楚，这是什么鬼地方，破破烂烂的房子，竹篾子编的墙，听说是日本鬼子修建的，早就废弃了。我们来干什么也不知道，又不能问。真叫我们憋着难受。

　　突然，来了一个大个子，高鼻子，是个苏联人，身边还跟着一个翻译。二分队队长叫李贵，也是个南下干部。后来我们才知道，三〇九队的干部包括小队长，统统都是南下干部。李队长讲，你们都是从长沙来的，很辛苦，欢迎你们。把你们拉到大山里来，是有任务的。这几天请苏联专家给你们上课，然后再分配下去。

　　第三天上课，苏联专家搬出一台操作仪器来。说到这，陈爹翻出一个小纸包，打开是一叠照片，邮票大小，都发黄了。

　　那时能有这种照片已经是难得喽。陈爹指着其中一张说，喏，这就是伽马操作仪，上面是俄文字YP-4M。

　　学习了两天后，李队长讲，今天把你们分到各小队去实习每个小队工作人员上十人，都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报务人员，你们跟他们好好学。

　　一个分队有二三台苏联嘎斯车，第一次坐这种车，心里感觉蛮威风的。

　　我们五十一个人分到四个小队，我们十个人分到一小队，在桂东庙冲。一看才晓得，朝鲜战场上下来的那帮人也都才二十多岁。当然我们才十六七岁。

　　嗬，小队队长张连庆也配着手枪。

　　郴州属南岭山脉，群峦起伏，连绵百里。

　　第一天上山，一个背仪器的师傅，一个公安军，再就是新来的操作员我，我们三个人一组。公安军战士背着步枪（有的是三八马枪），四颗手榴弹。真个是荷枪实弹，那架势让我觉得挺新鲜。

　　说到这，陈爹说，为这事还闹出过笑话哩。

　　那时刚解放，当地老百姓警惕性高，看到荷枪实弹的人在山里转悠，以为是特务，一声喊叫“有特务，抓特务啊——”，附近群众纷纷奔跑过来，把三个人抓了，我们的人怎么也讲不清，老百姓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人扭送到公社。

　　好家伙，公社干部警惕性更高，一见到我们，如临大敌。摆开架势，准备大干一场。把我们三个人隔离开来，来回审问。

　　有个当官模样的人问我，你是干什么的？老实交待，我就饶你不——

　　我听见旁边有人叫他部长。我想，他大概是公社武装部长吧。

　　武装部长把“死”字说到嘴边，赶紧咽了回去。

　　他摸了摸后脑勺，改口说，你们是哪部分的？从哪来？要到哪去？

　　我觉得这人好笑，一副装腔作势的样子，有意气气他，眼睛翻着白地说，你想知道什么？

　　武装部长板着个脸说，把你所知道的统统说出来。

　　我忽然想起曾经在书上看到的土匪黑话，故意拖腔拖调地说，天王盖地虎！

　　武装部长一楞，眉头紧锁，躬着身子问我，你说什么？

　　我嘿嘿地冷笑着说，你应该说“宝塔镇河妖”。

　　武装部长反应过来，气鼓鼓地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少跟我打马虎眼。

　　突然有人进来，在武装部长耳边嘀咕了几句。

　　武装部长一下子换了个人似的，满脸堆笑地说，哎呀，同志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哪。

　　这个人就像演戏一样，我被他搞得云里雾里。

　　后来才晓得，我们有规定，限时没回去，担心出事，派人去找。打听到我们被公社抓了。我们大队一个电话打到省委，省委直接再打电话下来，把公社的训了一顿。

　　原来是个误会，但还是不能讲我们是干什么的，只能告诉老百姓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工作的研究人员。

　　晚上回来小队就开会，小队长张连庆训话，从部队来的都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老同志，共产党员，你们新来的都是共青团员，都是高素质的人。三天以后，你们就得单独操作了，今天晚上进行保密宣誓。然后他说一句，我们跟着说一句：一是严格保密，二是爱护仪器……

　　小队长张连庆说，这个仪器是苏联进口的，是我们中国多少车皮的鸡蛋兑换来的。仪器前面的计数管最容易碰坏，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能碰，碰坏一个就是一车皮鸡蛋。哎呀，听着好吓人喽。

　　后来，我们私底下开玩笑，就把那仪器说成是“一车皮鸡蛋”。

　　我们照样上山，找什么呢？找铀矿。铀矿又是什么呢？不知道。只晓得要记住一点：一旦计数管碰上有铀矿的地方，就会有反应，计数值高的地方就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我们用的是日本鬼子用的地形图。你还别说，有一点真叫我们佩服，他们人到哪里，航拍就跟到哪里，马上绘制成地图，每个村庄、每条公路都清清楚楚。

　　有时我们私下也嘀咕，我们背的是苏联的仪器，用的是日本鬼子用的地形图，后边跟着公安军，难怪人家把我们当作敌特搞。

　　天天这样在山上找呀找，海底捞针一样，搞么子名堂嘛？

　　不能乱说话，违犯纪律。

　　慢慢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问的事不问。

　　九月中旬，我们从庙冲转到桂东敖泉圩工作两天后，小队长宣布：今天不上山了，分队会派车把我们接走，送到另一个地方。

　　又是苏联嘎斯车，把我们拖到了郴州马头岭。

　　我一看，四五顶帐篷，一二十张帆布行军床。我问操作组的张组长，这又要到哪里去呀？

　　张组长没好气地说，你不要问，跟着走就是。

　　来了好多当地民工，把那些东西抬进山里去。

　　我们走在前头，公安军在后，山里路都没有，全是茅草和荆棘。到了一个大山窝里，有一个茅草棚，有人说是放牛用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小队长已经换成了伍锡祥。伍队长说，到了，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开始搭帐篷。

　　我们哪晓得搭帐篷，老兵带着我们干，公安军也一起干。找到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把荆棘砍倒，把杂草刨开，把帐篷扎起。

　　炊事员搬来几块石头垒成灶台，生火煮饭、做菜，记得有青椒炒肉、荷包蛋。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当地武装部要派一个排来搞保卫，排长带队，实际上也只有十多个人。县政府要保障供应。

　　伍队长扯开嗓子喊，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今天大家都累了，早点休息。明天早上六点，吹哨子起床。

　　南下干部一个个都这样，说话简单干脆。

　　一个帐篷里五张行军床，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清早，哨子一响，大家都起来了。

　　我们用标准源校正仪器，看看正常不正常。

　　然后，由队长分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测线，我们几个组像手指摊开梳头一样齐头并进，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左右探测，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这叫苏联网络法找矿。

　　中午我们都要带饭上山，到黄昏才能回来，晚上还要开会。

　　四

　　正是盛夏季节，太阳大，天气热，汗流浃背，一天下来，身上衣服就没干过。

　　九月十五日，张组长对我讲，小陈，你个子高点，今天走一条难测的线。

　　我满口答应，觉得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

　　李班長和我走一条工作路线。李班长是公安军，也是警卫。

　　李班长叫李九斤，比我大四岁，河南扶沟人。

　　我忍不住想笑，问他，你为什么叫李九斤？

　　李班长说，父母起的名儿，我生下来九斤重。

　　我自言自语地说，哦，你爹娘真逗。

　　李班长似乎听到了我说话，追着问，你刚才说什么？我爹娘真丑？你又没见过我爹娘。我爹娘才不丑哩。

　　我赶紧解释说，我是说他们真有意思，不是说丑。

　　这下他哦了声，客气地说，你以后就叫我九斤吧。

　　我？我摇摇头说，这不好吧。

　　他却急了，没关系，都这么叫，习惯了。你们叫我班长，我还不习惯咧。

　　这时我才发现，他憨憨的样子，一口一个“我”，听起来像“鹅”或者“饿”。

　　我又想起一首诗来，一边走一边吟诵：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九斤侧着脑袋问我，你们读书人真有味，什么白毛绿水，还什么波？

　　我忍住笑，真诚地说，没什么，我念几句诗图个快活。

　　九斤不作声了。

　　我们那天的线路特别难走，上了山，又要下河沟，根本没有路。

　　我一时兴起，大声说道，世上本来没有路，因为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哎，小陈好厉害，说的这么好。李九斤鼓起眼睛望着我。

　　我嘿嘿笑了笑说，鲁迅先生讲的。

　　他摇了摇头，不作声。

　　我有几分小得意，心里说，多读点书就是不一样啊。

　　大约是到了中午，测点记到2300米地段时，我们要趟过一条小河，河沟里有块大石头。我感到奇怪，这石头怎么来的？

　　我挽起裤腿，河水齐膝盖深。

　　我想从旁边绕着上去，突然，耳机里响起“嘎嘎”的脉冲声，原来是手里的伽马计数器碰着石头了。我吓了一跳，还以为仪器坏了呢。

　　我赶紧把伽马计数器举起来，咦，声音小了。我把仪器移向别的地方，不响了。再放在大石头上，又响了起来。

　　奇了怪了。我们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告诉李九斤，我们要记住这块石头。

　　李九斤习惯性地响亮回答：“是！”

　　过了河，又走了半小时，快接近山顶了。一条约200米长的硅化带，如同一条天然屏障横在我们面前。

　　我俩商量了一下，手拉肩扛，沿着悬崖峭壁慢慢地往上攀爬。

　　突然，耳机里又传来熟悉的“嘎嘎”声。

　　我忙把仪器探管举向天空。

　　李九斤问：“你干嘛？”

　　我兴奋地说：“九斤，我们找到大异常了。”

　　李九斤抡起右手抹了一把汗，定睛一看，高兴地说：“对呀，是有点像河里那块大石头嘞。”

　　我沿着石壁探测了50多米，“嘎嘎”声响个不停。那仪器上脉冲数值一档是一千伽马，二档是两千伽马，三档都挡不住啊。

　　李九斤把步枪背带解下来，用枪托举上去，还是到不了顶。

　　我一惊，真找到大异常啦！

　　我用地质锤敲打石壁，想敲下来一点做标本。那石头太硬，敲不下来。

　　李九斤不服气，说：“我来！”地质锤敲在石壁上，发出“呯”的一声，石头没敲下来，锤把子却断了。

　　我俩乐得叫了起来：“找到啦，找到啦。”

　　到底是不是呢？我俩谁都拿不准。

　　一看手表，快下午两点了。我俩还没吃午饭哩。

　　李九斤望着我说，我不饿，你年轻还是先吃点东西吧。哪晓得，他话没说完，肚子出卖了他，咕咕叫了起来。

　　我俩找了个地方，草草地吃了带的午饭。

　　下得山來，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

　　夕阳快要下山了，天边的云霞像是火烧着了似的，映照着远处的景物格外好看。可我们都无暇多看一眼，快步往前走，我们心里只想着快点把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向上级汇报。

　　回到驻地，我顾不上换下汗湿了的衣服，直奔张万松组长帐篷报告。我大声说，我们找到异常了，我们找到大异常了。

　　张组长从凳子上弹了起来，抓着我的胳膊说，什么？大异常？

　　我使劲点头说，嗯，是大异常。

　　张组长迟疑地望着我，忽然像个孩子似地跳了起来，又抓住我的肩膀，急促地说，今晚去得么？

　　我说，没有路，不好走，今晚去不得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小队的人齐聚一起，由我带路，张组长背着仪器测听，地质员万勤茂忙着画地形地质素描图，李九斤提着一桶石灰，浩浩荡荡去找昨天那个地方。

　　找到了。找到了。

　　伍队长要我把他带到山顶上，叫李九斤把石灰撒了一个大圆圈，以示定点。

　　当天晚上，小队的人都在帐篷里面开会，四周有公安军放哨。

　　伍队长压低声音说：“同志们，我们队这次立功了，小陈发现了大异常，这就是造原子弹的铀矿啊。”

　　啥？原子弹？铀矿？李九斤的粗嗓门叫了起来。

　　我们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接着就一阵欢呼起来。

　　“小声点！”伍队长严肃地说，“这话只能我在这里说，你们谁也不许对外讲，包括父母老婆孩子都不能透露。这是机密，国家机密！大家进行过保密宣誓的，决不能泄密。”

　　机密，国家机密！李九斤在一旁嘀咕着。

　　喜讯传到了二分队，分队领导和几个苏联专家第二天就赶来了。

　　技术队长吉林捷夫用俄语说：“杰好那索，杰好那索。”

　　翻译告诉我们，苏联专家的意思是很好，很好。

　　李贵队长在我肩上擂了一拳，高兴地说，这里就是飞机在天上发现的异常，也就是郴州地区航测五号点，所以把你们派到这来找这个具体位置，真让你给找着了。

　　我顿时感到热血沸腾，不晓得说什么好。

　　李贵队长说，这里叫金银寨，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金银寨，金银寨，金银寨！我在心里默默地念了三遍。

　　找到铀矿了！主席家乡找到铀矿了——

　　喜讯传到了北京，听说中央领导都特别高兴。

　　……

　　陈爹说的云淡风清，我听得津津有味。

　　就这样，陈金陵成为了第一个找到铀矿的人。

　　陈爹笑着说，这事嘛主要还是归功于四分队航测的好，我嘛只是运气好一点，让我碰上了。

　　1956年5月，三〇九队二分队授予陈金陵甲等先进工作者称号，发了600元奖金，那相当他半年工资哩，还晋升了一级工资。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何等的荣耀啊。更让陈金陵兴奋的是，同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他才刚满十八岁。

　　找到了铀矿就等于找对了方向，找到了原子弹的“粮仓”。

　　找到了原子弹的“粮仓”，搞原子弹就有了希望、有了保障。

　　中国找到了铀矿，就找到了国家强起来的曙光。

　　叁、令世界惊奇的金银寨

　　一个不妙的消息，从莫斯科传到北京。

　　1959年6月底的一天，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马列打电话给二机部副部长刘杰，说有一份绝密文件，与核问题有关，让他马上去看一下。

　　刘杰赶紧要车去了。原来是一封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落款日期为1959年6月20日，6月26日那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列柯夫送交周恩来办公室的。此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到庐山开会去了，周恩来电话里嘱咐让刘杰先看一下。

　　信的內容大致是：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中国，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正赶上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考虑到西方国家如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就很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防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只能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将来如何共同行动，两年以后看局势发展再定……

　　刘杰接过信函，默默念着，默默记着，看过一遍，再看一遍。由于这种绝密的东西不能带走，也不能抄写。那时候都这样，都习惯了，一般看两遍，只要不长，都能记下来。刘杰把信函还给马列，说，记下来了。看过信，刘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由于当时苏联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谈判禁止核试验之事，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苏联就找了这两个理由，说是两年以后，实则是无限期推迟给中国的援助。

　　回到部里，刘杰马上把这个意思讲给了宋任穷，党组赶紧开会研究，做出了一个估计：看来从这封信开始，苏联在原子弹方面对我国援助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这封信怎么处理呢？毕竟是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

　　宋任穷电话里请示在庐山开会的聂荣臻。聂荣臻感到事情重大，让宋任穷、刘杰、万毅择机上庐山当面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聂荣臻听完汇报，表示：“苏联不给，我们就自己搞。”

　　周恩来最后的意见是：“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一

　　七月石榴红似火，火红的太阳更是炙热。

　　从郴州火车站到七一一，大约15公里，一路的柏油路。开车的小梁说，现在的路可不是原先的路，过去难走多了。

　　李平书记一见面就说，欧老师这几天的采访由刘部长负责安排。

　　刘洪君是华湘社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部长，是个壮实的大个子。

　　刘部长有些为难地说，我们这里不比城里，就是住宿条件太那个……

　　李平书记解释说，是这样，我们只有一个老招待所，不巧正在装修，还有半边老房子勉强可以住人。看欧老师意见，如果住郴州城里，我们可以派车接送。

　　我说，只要基本条件具备，这天气太热，有空调就行。

　　李书记说，这样，刘部长带你们先去看看。

　　从楼上下来，是个俱乐部，广场上一块巨大的景观石，上面镌刻着刘杰部长题词：全国第一功勋铀矿。

　　直走不到一百米，有一个红砖围墙院落，一看就是那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层房子，院内正中一个圆形花坛，一棵雪松巍然屹立，遮天蔽日。还有一些香樟树、桂花树。院落的确破败，墙上还残留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忽然有种穿越时空地道，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

　　来到二楼，打开房间一看，除了电视机、空调还可以，床铺、柜子、被子、床单等都是破烂不堪，尤其是床单上还有明显的污渍。楼道昏暗，走到尽头才有一间厕所，男女洗澡间紧挨着，是那种没有门的围墙隔开。刘部长皱了皱眉头，说，现在这里已经承包给了个人，如今生意不好做，住宿的人不多。要不……

　　我犹豫了一下，说，就住这里吧，反正我也不是来旅游的，更不是来享受的。

　　刘部长难为情地对服务员说，快去把床上的东西全部换成干净的。这可是省里来的客人。

　　说老实话，这样的招待所，我还是二三十年前住过。

　　其实，我也看得出，刘部长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敦敦实实的个子，皮肤黝黑，一见面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这就是彭云太，一个原七一一矿的井下工，部级劳模。

　　从梁部长给我的资料上了解到，他是1951年出生在常德桃源县农村，1971年招工进七一一矿，一进矿就下井，一直干到1994年封井。

　　彭云太说，我先到郴州鲤鱼江362部队，学习了一个月，本来是做工改兵招的，哪晓得工改兵没搞成，就作招工了。

　　我问他，你在井下干什么工种？

　　彭云太说，井下四大工种我都干了，打钻、放炮、推车、支柱。不过我主要是打掘进为主，采矿打突击。现在想起来都可怕，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往下讲。

　　我们七一一比别的地方不同，井下都是热水，水的温度有五十多度，特别是顶板上热水滴到身上烫着痛。纤头要是掉到水里边，摸上来还得快点，不然手受不了。我们在前面作业，后背专门有一个人拿着水管往身上冲凉水，穿着衣裤一身湿，有很多人干脆光膀子，或者什么都不穿。有个女工程师才三十多岁，经常下井来检查采矿情况。有的男的没穿衣裤，见她来了就赶紧躲。她大大方方地说，躲什么躲，又不是没看过？

　　有一次我在井下采矿，刚刚放炮不久，就要进去检查，漏斗上面顶板上一块几吨重的矿石砸下来，只差一点点，我就被砸死了。

　　还有一次我在井下打掘井，80米中段打水包冒顶，离冒顶的地方不远，几吨重的岩石砸下来，把钻机、风管、水管都砸坏了，我们四个人在掌子面作业，人在前面，冒顶在后面，把我们堵住了。好不容易我们才爬出来的。

　　在井下作业，出事是经常的。

　　我们上了井洗澡以后，两腿抽筋，这是经常的。因为作业时汗水流得多，凉水冲得多，引起人身体变化，好难受。我们大部分人都有风湿病，坐骨神经痛，腰椎间盘突出等一些疾病。

　　我问，你们当初工资多少？

　　一级工才三十一块五，保健每天六毛钱。

　　你们知道铀矿石是做什么用的吗？

　　我们知道是做原子弹的。听说在我们之前参加工作的人，好多不知道，保密厉害得多。

　　你是什么时候评上劳模的？

　　我进矿第二年，党组织就培养我入党。1975年我当青年掘进队队长，当了好几年。1977年评上矿先进标兵，1979年评上矿劳模、二机部劳模。我觉得劳模是大家干出来的，我当不当劳模，工作一样干！

　　你现在的待遇怎样？

　　我上井后在电化厂干了几年，2004年退休，那时退休工资是六七百元，现在是二千五百元。市里省里每年都有一点补贴、医药、慰问金什么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吧。

　　组织上一直没有忘记我给了我很多，我知足了。彭云太说，1977年4月，我到黑龙江大庆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表彰活动，那是七千人大会，受到华国锋主席的接见。5月再到北京，我们湖南代表好风光，又受到华国锋主席单独接见。1977年5月13日，我们所有参会代表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参加劳动，那一个上午的劳动，让我终身难忘。我明白，这不是我一个铀矿工人的光荣，而是我们整个核工业人的光荣。

　　二

　　我去七一一，点名要找张贵元采访。

　　上次在湖南省核工业局，他正参加纪念核工业六十周年节目调演碰头会。他听了谢明珍处长的介绍，立马说，好事啊，歡迎你来七一一采访，我尽量帮你。

　　听说你是一支大笔杆子，写了不少文章。

　　张贵元笑着说，我那是写着玩儿的，不像你们作家。

　　第二天早上，他就赶到了矿里，接受我的采访。中等个子，身板笔直，头发半白，看上去也就六十出头吧，怎么也看不出他已75岁了。

　　他是常德人，1959年从长沙地质学校毕业，分配到七一一矿，一到矿上就下井，在井下干了三年，找对象、结婚、生子、提干，直到2000年在矿工会宣教部长位置上退休，从没有离开过七一一矿。

　　张部长说，我学的是机电专业，那几年运动，搞武斗、造反。矿上部分停产，一直到1995年。我基本上就没有从事技术工作了，我在基层任五工区工会主席，整天就是开会、写标语、写大字报，后来我写点文章都是写大字报锻炼出来的。说着，他难为情地笑了笑。

　　他从一个布袋里拿出几本书来，一篇篇翻给我看，他写过七一一矿矿歌（歌词）《光荣的铀矿工人》，是当时俱乐部乐队队长、现在华湘社区管委会主任谢启亮作曲的；他到北京采访过七一一矿第一任矿长李太英，写下《艰苦的创业，难忘的岁月——回忆在七一一矿十四年的矿山生涯》……他翻开原子能出版社《秘密历程》中的一篇《金银寨下的花环——记我国第一座铀矿山的创建》，兴奋地说，这里面二十多篇文章，写的全部是中国核工业的的第一个，我能登上去很不容易了。看得出，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了，他在目录上还用红笔画了杠杠哩。

　　他在工会干到退休那些年，可谓是风生水起，搞了不少活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本人也荣获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工会优秀职工文化工作者”称号。

　　张部长，七一一是个英雄的矿山，涌现出了不少的英雄人物，听说当年矿里发生过一次大的矿难事故，有三位矿工牺牲了。我直截了当地问。

　　张部长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这件事我印象太深了，那是我们矿最大的一次事故。1984年6月16日，这个日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七一一矿的人永远也忘不了。

　　那天下午2时58分，矿长室传来急促的电话铃声，井下透水了，井下透水了，矿井淹了，矿井淹了。快、快、快救人啦！

　　梁启昌矿长放下电话，又拿起电话，下达一个个指令：赶快下井救人！

　　警笛呼啸，人声鼎沸。80多台消防车、救护车齐聚井口，一群满身泥浆的矿工和各路人马都涌到了井口……

　　井下的热水直往外涌……

　　梁矿长带领一支抢险队直奔井下。

　　抢险队下到八十米中段，前方有人大声报告：梁矿长，涌水太大，水泵房、变电所顶不住了。话音未落，变电所就被淹了，井下一团漆黑。

　　梁矿长果敢地喊道：快，救人要紧。

　　大家借助微弱的手电光，把救出的十多人放进罐笼送出井口。

　　梁矿长和抢险队员继续在井下摸索，身子在热水里淌着，边走边喊：有人吗？有人吗——

　　井下听不到一点回声。

　　这时，水泵也停了，热水还在一个劲地往上涨。

　　梁矿长等人刚摸到罐笼口，信号也断了。几个队员出现了晕厥现象，情况越来越危急。

　　梁矿长命令大家，每人拿一根铁棒敲打罐笼和管道。顿时，咚咚咚——响声雷动。

　　罐笼缓缓上升了。梁矿长却晕倒了。到了地表，众人把梁矿长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

　　井口的空气快要凝固了一样。

　　忽然有人喊：还有袁光杰、李佑根在井下没上来！

　　人群中冲出三个人来，我们去救人！

　　刘天富、周自立、黄海清三个人背着两个汽车内胎、一捆绳子，急速地向井口冲去。

　　有人在一旁喊，去不得啊，热水都涌上来了，这样下去危险哪。

　　刘天富回过头来大声说，去不得也要去，我们不能把兄弟们丢下井下不管！

　　我也去！人群中又冲出来一个人，他叫朱金龙，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有人说，金龙啊，你还小，就别去啦。

　　朱金龙笑着说，你们都有老婆孩子，我没有，我就没有后顾之忧啊。说完，跟着三个人向坑口走去。

　　罐笼载着四个人降落到井下，坑道里漆黑一团，热浪滚滚。人在罐笼中，就好比在蒸笼里一样，脚一挨着水就烫得不行。四个人只好划着两个轮胎在巷道里摸索着前行。

　　“袁光杰——李佑根——”

　　“李佑根——袁光杰——”

　　越往前走水流越急，水温越高，空气也越稀薄。他们开始感到恶心，出现呕吐。他们呼喊的声音也越来越弱。

　　突然，朱金龙、刘天富晕倒在轮胎上。周自立大声喊叫着：“天富——金龙——”两人已经没有了回应。

　　周自立对黄海清说：“海清，挺住，我们不能倒下！”说完，他就倒下了。

　　黄海清一见，晕晕糊糊也倒了。

　　抢险队员们把他们救上井来。

　　朱金龙、刘天富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周自立还有心跳，大家把他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时他已不行了。

　　英雄走了，英雄背后的故事更让人唏嘘不已。

　　兩小时前，天富正在淘米。刘天富的妻子哭着说，听到淹井的消息，本该抓把绿豆放进锅里，他却抓了一把苦瓜丢进去……现在望着那碗苦瓜粥，她伤心欲绝。是啊，刘天富才35岁，就这样丢下妻儿走了。

　　两天前，朱金龙在入团志愿书上写道：我要听党的话，为了党的事业，我要做一个坚强的、毫不畏缩、能够自我牺牲的人。他用行动和生命兑现了自己的誓言。

　　四天前，是周自立38岁生日。在矿工兄弟生死关头，他挺身而出，只留下一句：“挺住，我们不能倒下！”

　　在华湘社区食堂吃过午饭，张贵元部长说要回去，他家住在郴州市区。气温高达三十八摄氏度，我极力挽留他休息一会再走。他执意要走，楼下那台银灰色电动车是他的坐骑。他得意地说，这台新大洲电动车是我儿子几个月前给我买的，这是我的第六台专车了。我骑小毛驴二十多年了，你放心，没问题。他戴上枣红色头盔，白色长袖衬衣映衬着，那张可爱的笑脸就像一朵花。他熟练地发动了电动车，挥挥手说，后天见。

　　烈日下，他的背影像一团火。我久久地望着，心生感动。

　　三

　　我在七一一采访的第四天上午，如约来到郴州市区同心小区董贞泉家里。

　　张贵元是个热心人，他说，井下透水事故，可以说是给矿上带来了灭顶之灾。最终解决排水问题的专家董贞泉就住在我家楼下。

　　走进董老家，第一感觉是整洁、温馨。

　　董贞泉是重庆人，今年85岁。他的夫人汪民伟是海南人，今年81岁。要不是看到二老满头白发，我是猜不出他们的实际年龄的。

　　汪民伟阿姨十分好客，总是不停地张罗着泡茶、水果、点心。

　　董贞泉和汪民伟是1960年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的同班同学，双双分配到了北京中科院地质研究所。

　　别说是那个年代，就是如今，也是令人艳羡的一对啊。

　　可是没过多久，组织上找他俩谈话，说是军委要人。

　　啥？军委要人？

　　是核工业、国防科工委急需要专业人才。

　　可我不是学这个的呀。话到嘴边，董贞泉咽回去了。

　　那时候，虽然不知道到底去干什么，但他心里清楚，革命知识青年必须要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安排啊。怎么能跟党讲条件、讨价还价呢？

　　于是，这对革命情侣，怀着一种革命热情，半是明白半是懵懂地离开了京城，南下衡阳，到中南矿冶公司报到。第二天，来到20公里外的新华材料厂，当时不叫272厂，只知道叫湖南41号信箱。两人对家里都不能讲，保密。

　　1962年春天，他俩一同来到了湖南二矿。

　　张贵元插话道，郴州的七一一矿，那时叫湖南二矿。衡阳的七一二矿，那时叫湖南五矿。

　　董贞泉是湖南二矿工程技术组副组长、主任工程师。其实就是在基层从事生产。

　　汪阿姨笑了笑说，我们两个刚来时，因为都搞技术的，矿上的人经常搞错，以为他那个是我，以为我那个是他。

　　哎，慢点。我被搞糊涂了，怎么他那个是你，你那个又是他呢？

　　汪阿姨说，是我们两个的名字。

　　哦——我恍然大悟。

　　董贞泉老人说，她那个时候是矿里地质测量科科长，我是设计室主任。七一一矿的整体设计是苏联专家设计的，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撤走了。七一一矿有10个中段，有8个中段是我设计的。可以说哪个坑道我都去过。

　　采矿过程中，大矿体中还小矿体，要解决生产勘探，目的是解决细小盲矿，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七一一矿是全国第一个铀矿，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我们只有边摸索边生产，最终解决了生产探矿手段，节约成本达到百分之五十、甚至七八十以上，节约了时间，节约了人财物。

　　我问，当年的淹井事故，您是怎么解决的？

　　董老意味深长地“噢”了一声，不急不慢地说，当初是这样的，事故出了，还死了几个人，惊动了北京。我们的意见，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堵，怎么堵？注浆封堵。部里、省里、中科院地质研究所都来了人。其中地质研究所我的同学也来了。开会讨论，谁都讲堵不住，没办法。

　　大家都知道，堵不住就完了。

　　董老边讲边做手势，爆破，距离地表205米深，打出水点注浆。可问题是，瞬间涌水量每小时达到了一万多立方米，平常只有五千立方米。

　　别人都说没办法，的确，历史是没有过。可这是关系到七一一矿的命运，关系到我们要早日拿出铀矿石来，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啊。拿现在的话说，我是压力山大啊。我这个人有股子倔劲，偏不信这个邪。越是说不行，我越是要把搞成。

　　那些日子，我真是茶不思饭不想睡不安哪，做梦都在想如何把井下的水堵住。

　　我想起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来没有路，因为走的人多了，所以有了路。牺牲在井下的矿工英雄们，死都不怕，我们还怕困难吗？

　　想啊想，我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我真的是豁出去了。

　　我和同事们一起，终于想出了一个土办法。举个简单的例子，用大小套钻，大的168mm、小的127mm钻孔，一共打了9个孔，套钻要一层层不偏不倚、反反复复地试验。

　　记得我们发动全矿职工到郴江河里捡卵石，不能太大，大了下不去，小了不顶用。先用钢丝压下去，像开花状，一朵朵缠绕在一起，再下石头，下了七天，再下浓浆。不停地测水流，一旦水流量减小，水速就会加快。我们就再加泡沫，又注浆，再次封堵。

　　前前后后，反反复复，我花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堵住了。

　　部里在北京召开了“七一一矿注浆封堵技术鉴定会”。那么多专家一致认为这次封堵是成功的，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汪阿姨从房里拿出几本证书来，其中就有核工业部颁发的“部级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为表彰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者董贞泉，获奖项目：“七一一矿井下大突水”动态水注浆封堵技术。

　　我认真地翻看着，还有董贞泉和汪民伟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证书；董贞泉的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国务院頒发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张贵元说，1986年2月，七一一矿全面恢复生产。

　　汪阿姨叹了口气说，那次堵水他实在是太累了，水堵住了，他却病倒了。医生检查结果很不好，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心律只有37次，最高血压205，低压115。医生说，大概只有三至四年的生命了。后来到海军401医院、青岛418医院去疗养，去了好几家大医院，医生都讲，没治了。而且，和他同时得这个病的人都死了。

　　我感慨地说，奇迹啊，董老是创造奇迹的人！您也是再造奇迹的人！

　　那个时候，我爱人正在一旁悄悄地抹眼泪。

　　我担心董老一下子讲那么久太累了。我起身在房子里看一看，真的是窗明几净，收拾得井井有条。我看到墙上一张全家福照片，一大家子个个满面春风。汪阿姨指着给我介绍：我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董飚，1962年生的，1980年进七一一矿，一直在井下现场采矿，是三工区青年突击队的。他也是矿上最后一批上井的人。后来查出得了一级矽肺病，身体状况比较差，如今还住在七一一矿那里，在华湘社区当管道工。

　　张贵元说，他们对子女教育得好，思想好，从不搞特殊化，又孝顺。

　　董老说，为什么干部的子女就不能在井下干呢？

　　我由衷地说，你们二老真的心态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啊。

　　送我们到门口，汪阿姨突然说一句：我们两口子都没有入党，民主党派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呢？我问。

　　汪阿姨说，我们只想干实事，听党的话，跟党走。

　　我发现，董老用手扯了一下老伴的衣襟。

　　那一刻，大家都似乎有种什么东西堵在心口，欲言又止。那种感觉，我似乎在很多场合遇到过，总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刺痛。毕竟要分手了，离别的伤感和客套扫去了瞬间的沉默，我也没再问下去。

　　据了解，1986年5月，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刘天富、周自立、朱金龙三位同志为革命烈士。

　　五岭巍峨，郴江激荡。在一个红日高照的上午，我来到郴州市烈士公园，公园内建有一座“湘南起义纪念塔”。那七个金色大字为邓小平同志所题。360块花岗石拼贴出了中国共产党党旗，正面是萧克将军撰文并书写的碑文，南北两面为“湘南起义”与“建立政权”的两幅群体浮雕，反映了当年湖南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革命风暴席卷湘南的情景。在长达百米的烈士长廊上，镌刻着从土地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7339名烈士的姓名。我看到了刘天富、周自立、朱金龙三位同志的英名。

　　我想起英国诗人雪莱的诗：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

　　英烈们不正是用自己的担当和生命，为后来人开辟了一条走向未来的通道么？这样说来，未来也同样属于逝去的英烈们。

　　肆、铀矿山的儿子

　　提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刘杰的眼里就放出光来。

　　采访过刘杰的人都说，刘杰记忆力惊人。

　　据刘杰讲，聂帅还透露一个消息，军委马上要任命张爱萍为国防科工委常务副主任，同时他的副总参谋长还兼着，但主要精力放在抓原子弹和导弹上。

　　在会上，我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要调的126人名单，都是李觉要的中、高级专家，需要他们到青海研究基地去工作。

　　张爱萍一看名单，说最难的是调人，你一下子就要126个专家，而且还要人家到青海去。

　　聂帅说：再难也要调，爱萍，调人的事就由你负责，尽快协调办理。

　　中央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刘少奇同志要罗瑞卿写出《关于建议成立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

　　1962年10月30日，罗瑞卿向中央呈送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报告，罗瑞卿这时是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

　　11月3日，毛主席看了罗瑞卿的报告，在上面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

　　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中央专门委员会及成员名单，周总理任主任委员，全面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专门委员会的15人有：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国防工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薄一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陆定一（副总理兼中宣部长）、聂荣臻（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赵尔陆（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王鹤寿（冶金工业部部长）、孙志远（航空工业部部长）、段君毅（机械工业部部长）、高扬（化学工业部部长）、罗瑞卿和我。

　　11月29日，我在专门委员会上提出原子弹研制的人才缺乏，总理当场决定从各方面调集力量。我们先后从各部门选调优秀科研人员500名。

　　一

　　在我的记忆里，王建江是一个无法抹去的名字。

　　事实上，他早已离开了人世。

　　“王建江矿长对七一六整体搬迁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七一六能搬到长沙来，能有今天，搭帮王矿长咧。”

　　是的，在很多个场合，我听到很多个七一六人说过这样的话。

　　我决意要采访一下王建江的爱人。宋照玲告诉我，他爱人就住在我家楼下，她去北京帮女儿带孩子了，等她回来，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8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我犹豫了一下，如今骚扰电话太多，防不胜防。我一接，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欧阳老师，我是宋照玲。

　　我“哦”了一声，说，你原先不是这个号码哪？

　　我有两个号码，这个不太用。宋照玲笑着说，杨姐回来了，听说过几天去郴州一趟，又要回北京。看你最近几天有时间么？

　　有有有。我一连说了三个有字。

　　宋照玲在那头说，她回来几天了，我们天天在一起，玩嗨了。差点把你交待的事给忘了。

　　这又是一次迟来的约定。和以往许多次约定一样，让我心里暖暖的。

　　8月10日上午，我在长华社区见到了杨瑞英大姐。

　　有了宋照玲先前介绍，我和杨瑞英大姐的交谈便少了许多客套，直奔主题。

　　杨瑞英快言快语地说，我与他都是七一六子弟，从小学就是同学。

　　我当然知道，她所讲的那个他就是王建江。

　　杨瑞英说，我父亲是1958年从山西阳泉煤矿调到七一一矿的。我妈带着我和弟弟是第二年过来的。王建江的父亲是1963年从首都钢铁公司调到七一一矿的。我和王建江同年，都是1955年生的。上学时我们从不讲话，1973年招工进矿，他在二工区下井，当支柱工。他好像只在井下干了一年多，就到矿团委工作，后来当了团委书记，一直干了差不多十年。他这个人老实肯干，又肯钻研，上级把他送到中央团校、省委党校学习过，回来当过劳动服务公司经理、车间党总支书记、矿党委宣传部长，1987年当上代理副矿长、副矿长。直到1995年军转民，他到华湘工程公司当总经理。1999年5月，王建江到七一六礦当矿长。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七一六矿已经是非常困难了，军品没有了，民品又上不去，退役治理压力大，又面临搬迁。矿上当地人多，裙带关系复杂，社会治安环境也不太好。他一个人过来的，人生地不熟，一直睡眠不好，抽烟抽得越来越厉害。

　　他来没多久，正赶上七一六矿搬迁的事。

　　搬迁可不是小事，关系到矿上几百户几千人的命运。

　　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国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核原料需求开始减少。到1994年，矿区军品终产，转民维艰。七一六矿数千名职工不能不谋求新的出路。

　　1997年，七一六矿被纳入国家“九五”三线脱险搬迁单位，搭上了三线脱险搬迁政策的末班车。

　　当时的政策要求，就近搬迁。也就是说，七一六矿可以直接在宁乡县城选址建房。事实上，许多矿二代已经在长沙工作。

　　刚开始，矿上领导意见不一，准备从黄材搬迁到宁乡。宁乡也想留住七一六。

　　王建江想得远些，宁乡毕竟是个县城，发展空间有限，若是能搬迁到长沙，省会城市，好处多得多，特别是对下岗人员再就业、子女就业都大有好处。

　　当地人多，宁乡人多，还是想留在宁乡，意见分歧很大。

　　阻力大，压力大，加上他一个人吃住在招待所里，经常是对付着过，日子过得一团糟。

　　王建江只好分头做工作，要大家看远些，为子孙后代着想，还是搬迁长沙好。

　　1999年，七一六矿召开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正是这次会议，改变了七一六矿的命运，职工代表全票通过了《关于七一六矿三线搬迁长沙的报告》。

　　搬迁长沙，谈何容易。

　　当时国家配套搬迁资金只有1000万，可光在长沙买地就花了1900万。

　　矿里自筹了2000万，按照当时的预算，整体搬迁至少需要5000万，剩下的部分只能靠职工自筹。

　　当时长沙的商品房均价已经达到1200元/平方米，经济适用房也要950元/平方米，而七一六矿考虑职工生活困难，房价定价为620元/平方米，尽管远低于市场价，还是有一部分职工买不起。第一代矿工大都是部队转业的，有一位老职工算了一笔账，他从1959年退伍转业到七一六矿，到1994年退休，这一辈子所有的收入也只有6万块钱，买一套60平米的房子需要4万块，他养家糊口外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买不起房就意味着不能从宁乡搬到长沙来。

　　王建江说，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为大家筹钱。

　　矿党委提出了新的方案：每个职工可以向矿里借钱，无息贷款，最多可以借一万块，三至五年后还清。

　　为了筹钱，职工们还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帮村民双抢，到林场伐木，甚至还有的职工自己压面条去镇上卖……

　　只要什么能来钱，什么都抢着干。

　　杨瑞英说，我一直在七一一矿医院当护士，后来做B超，2000年调到七一六矿医院当B超医生。我刚到七一六矿时也很不习惯。

　　我一来就发觉王建江有些不对劲，他身体状况很不好，老是抽烟咳嗽，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他原先在七一一矿时人还好好的，没什么问题。我要他去检查，他还不肯去，说忙过这阵子再说。

　　王建江咳嗽得越来越厉害，我们还以为是肺部感染。后来，他出现两次大出血，我才硬把他送到长沙附三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晚期。我一听，当时就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王建江已经做了彩超、肝穿检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

　　医生说必须马上住院治疗。

　　王建江却还想着七一六矿搬迁的事，他坚决不肯住院。

　　礦上老领导周书记派人来做他的工作，要他住院，接受治疗。

　　王建江苦笑着说，我原先在华湘工程公司，和工人们一起修路、打隧道，有次病倒了，都说我不行了，我也以为自己快死了，一检查结果是劳累过度，没事了。

　　王建江能吃苦，我是最清楚的。在七一一矿，那时修电视塔，他是副矿长，很多人在工地上背水泥沙子，他也去背，肩上的皮都磨破了，回到家就趴下了。我说他，他却说，人家辛苦干得，我也得干。当领导的就得和工人打成一片。

　　他是山东人，直率又固执。从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从不奉承人。他工作太认真，脾气不太好，有时喝酒为了工作他会当面拍桌子。他当领导，材料都是自己写，白天工作晚上写，边写边抽烟。都说他是工作狂，家里的事根本不管。我们只有一个女儿，都是我一个人带大的。

　　女儿回来，他遇上了就问一句：这次考第几？

　　女儿说：第一。

　　他就笑笑。

　　如果女儿说：第二名。

　　他就把脸一沉说：怎么回事啊？

　　我们的父母都在七一一矿上，他也顾不上。他的心里只有工作，只有工人。

　　王建江到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医院住了两个月，矿上要安排人来陪，他坚决不同意，只要我一个人陪。他说，大家都那么忙，来人还得花钱。他犟得很，说一不二。他总是说，我住院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钱，浪费国家的钱啊。他还对我说，我死后不开追悼会，直接火化。

　　回到长沙附三医院才三天，2001年元月7日就去世了，他才46岁啊。

　　杨瑞英大姐哽咽着说不下去，我以为她会哭出来，她摇了摇头说，我的眼泪早已哭干了。

　　室内开着空调，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映在杨大姐的脸上，憔悴中透着坚韧。

　　杨大姐用手理了一下额前的头发，强带笑容说，七一六矿最终能搬迁到长沙，是集体的功劳，当然与王建江的坚持、拍板是分不开的。

　　我说，据我了解，你们七一六是那一批铀矿中搬迁得最好的。

　　我还听说，王建江矿长去世时，七一六矿好多人都哭了。男女老少都自发地来到王建江灵前，送他最后一程。

　　七一六人告别了黄材，搬到了长沙城，就是现在望城坡街道办事处的长华社区。

　　杨大姐欣慰地点点头说，也算了了他的心愿，了了大家的心愿。

　　二

　　送走了杨瑞英大姐，进来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奶奶，她叫赵玉芳。

　　赵奶奶说，我是山东汶上县人，老头子是1926年生的，也是山东汶上县人，他叫李连登。

　　李连登？我忽然想起来，宋照玲好像说过，她的公公叫李连登。

　　我试探着问：赵奶奶，宋照玲是您儿媳吗？

　　赵奶奶抬头望着我说，是啊，你们认识？

　　我说，我先前采访过她，听她说过公公是李连登抗美援朝回来的。她还说，婆婆今年81岁了，还会玩微信哩。

　　唉——赵奶奶叹了口气说，小宋是个热心人，都是苦命人哪。

　　赵奶奶说，我爱人比我大11岁，1960年从部队转业，到衡南县8矿，那里没正式上马就下马了。到了七一二矿，干了两年，1964年调到了七一六矿，就是黄材工区。

　　李连登在工区当教导员，那时干部每个星期要参加三次劳动。

　　那天是7月14日，大热天。我在家煮了绿豆稀饭等他回来吃。

　　突然，广播响了，哇啦哇啦，听不清讲些什么。

　　好多人在边跑边讲，好像是出事了。

　　最后是矿党委书记方金栋带了一班人到我家里，我才知道我爱人出事了，出大事了。

　　李连登和几个干部到野外参加劳动。一个机修工，一个四清工作队的，还有一个安装水泵的没来，电工又来晚了。

　　李连登帮他们拉电线，上高压线。

　　不料，发生了触电事故，一下撩倒了三个。

　　那是380伏的高压线哪。

　　倒在稻田里的四清队员醒了过来，打电话到医院。医生赶到时，李连登和那个机修工已经不行了，手脸都是乌黑的。

　　那是1966年，我才29岁。我们有了四个孩子，楼梯蹬子一样，大的男孩才8岁，小的才一岁三个月，中间两个女儿。好像天都塌了下来，叫我一家子怎么活啊。

　　赵奶奶哭了，她抬起右手，掏出一条手帕来，揩了揩眼睛。我赶紧递上两张餐巾纸，她接过去放在桌上。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她每次揩眼睛都是用那块手帕，手帕是那种白布的，好像是手工制作的那种，上面有个图案，好像是一只猪。

　　我饶有兴趣地问，赵奶奶，您这手帕是自己做的吧？

　　赵奶奶好似愣了一下，手里抓着手帕说，不怕你笑话，这手帕是我用老头子的旧衣服做的。

　　我肃然起敬，接着问，您老伴的衣服？

　　赵奶奶平静地说，我老头子的衣服我一件也舍不得丢，全都留着哩。

　　你都做了手帕？

　　我不管什么布料，什么颜色，都可以做，够我用一辈子。

　　您那上面绣的是？

　　虎，我老头子属虎的。赵奶奶低了一下头，好似有点羞涩地说，我不会绣花，就绣了那么个意思，留个念想呗。

　　哎呀，我差点说是猪了。心想，还好没说出来。

　　我指着手帕上另一只小动物问，这个呢？

　　那是我，我属牛。

　　天哪，这哪里是一头牛？倒像是一只羊。

　　赵奶奶说，老头子要是还在，今年92岁了。我每天拿着手帕，就好像他一直在我身边。

　　我把手帕拿在手里，仔细端详，咦，是有那么点意思，像，像老虎！像牛！

　　那是一只威风凛凛的老虎，那是一只会说话的老虎，那是一只幸福的老虎，那是一只专属赵奶奶的老虎！

　　旁边则是一条温柔的、多情的、执著的牛啊！

　　她抬起头望着天花板，一会儿又把头埋下来，吐了一口长气，接着说，二机部通报了这次事故。电工受了处理，劳动改造。征求我们家属意见，我就说，人都死了，再处理也没什么用啦，还是给人家留一条活路吧。

　　开追悼会时，有上千人，没有不掉眼泪的。

　　矿领导请求我的意见，问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说，人死不能复生，不能让矿上为难啊。

　　我爱人在部队上是营职干部，那时工资算比较高的，一百多元一个月。国家给我补助，我不要。矿上给我安排工作，先是当话务员，后来到图书馆，我要凭自己的双手劳动得来的，我才心安些。

　　矿上安排一个姓莫的女干部到我家来照顾我和孩子。小的邻居帮我带，就是现在的党委书记陈汉斌的妈妈。那时候，矿上的人真好，都想方设法来帮我，到什么时候我都忘不了啊。

　　七一六矿党委书记方金栋是个老革命，后来调到北京去了。他只要回到黄材，总要带上一瓶酒，到我家老李坟头，陪他喝喝酒、说说话。

　　方书记说，老李啊，可惜你走得太早了，留下老婆孩子一大堆，孩子又小，你怎么就舍得呢？你要不走，我可能也不会回到北京。我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好好干一番事业哪。

　　方书记从坟山上下来，又来到我家里，和我拉家常，他说，老李是个好同志，1945年7月在东北煤矿上参加革命，在山里打土匪，条件太艰苦，他当过王震将军的警卫员。1951年他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光荣负伤，大腿上枪伤都长疽了，回到广东佛山解放军42军养伤，大腿上还残留着一个指头粗的枪洞啊。

　　我有些奇怪，就问：方书记，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方书记说，我们都是枪林弹雨走过来的，知根知底啊。

　　我说，那天早上，连登出门前对我说，你把钥匙放好，家里的还有办公室的都收好，别让孩子们弄丢了。哪晓得，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就这样走了，死得那样惨，我都不敢让孩子们去看他最后一眼。

　　方书记还说，老李没有死在解放战争上，也没有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却死在了天灾人祸上，才40多岁，真叫人痛心哪。

　　不瞒你说，那些年，我心里一直难受得不得了，整个人总是恍恍惚惚，我是真不相信李连登就这样没了。

　　赵奶奶又掏出那块手帕来，在眼睛上轻轻地抹了几下。

　　后来，我想通了，老李走了，四个孩子还小，这是我们的孩子，这是我的命。为了孩子，我得挺住，不想吃也得吃，我下定决心要把孩子带大。

　　我问，你想过改嫁吗？说不定有个人帮帮你就会好些。

　　赵奶奶叹口气说，那时候我还年轻，有好多人劝我改嫁，帮我做介绍。我也不是没想过。可后来我还是打消了。我自己四个孩子，找个别的男人，他也有孩子，很难相处的，弄不好大家都难受。我自己受点苦不算什么，孩子还小，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孩子受委屈，我会更痛苦。我要一心一意把他们拉扯大，让他们好好读书，成为有用之才，我要对得起老头子，报答党和人民对我们一家的关心和照顾。

　　我关切地问，你的孩子们都好吧？

　　赵奶奶告诉我，劳保条例上明确规定，工伤牺牲的子女在矿上招工时优先录用。我四个孩子都读到了高中。老大招工进了七一六矿钻探队，后来又到了化验室工作。老二下放到宁乡铁冲茶厂，后来也招工到七一六矿当会计，再后来到深圳去了。老三老四也在矿上工作。老大老三已经退休了，如今我有两个孙女、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我每月有2300多元退休工资，我知足了。

　　我又问，后来孩子大了，你还是可以找一个伴啊？

　　赵奶奶说，孩子一天天大，我就一天天老。那么大岁数了，也不好找，怕在孩子面前站不住。再说我的孩子都孝顺，还是自己妈好，他们也怕我受别人的委屈。我一直给孩子们讲，我们的父亲走得早，那是天灾人祸，我们只得认命。我们能有今天，搭帮共产党！有这么多好人帮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感恩过去的点点滴滴，有能力了也要尽力帮助別人。

　　后来我在七一六矿志上看到：1964年5月12日，经中共益阳地委批准，由方金栋、单国富、任芳文、路宽、李连登等五人组成矿临时党委会，方金栋代理临时党委书记。

　　原来李连登是矿党委班子成员，与方金栋是老伙计啊。

　　三

　　这是一次漫长的采访，从初春到深秋，我的心情一直很复杂，因为我的采访对象大多是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核一代，而且更多的是井下采矿工和其他一线工人。他们大多是八十岁以上的耄耋老人。

　　看到他们，我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我与采访单位领导说好，尽量找一些身体好点，思路还清晰，能讲的人。

　　我说，实在走路有困难的，我就上门去。

　　三妹说，他们怕家里乱，对不住你，非得要来看你。我拗不过他们，只好由他们喽。

　　有的老人蹒跚着赶到社区办公楼来接受我的采访，有的是坐着轮椅来的，有的是儿女扶着来的，有的拉着我的手半天不松开，动情地说，你一个外地人，又不是我们系统的，还来看我们，写我们，感谢你啊。

　　七一六社区指导委员会党委书记陈汉斌告诉我，核一代大多是八十岁上下，这批人是越来越少了。你是在为我们做抢救性工作哪。

　　陈汉斌祖籍河南登封，出生在湖南株洲，是核二代里下过井的。他的父亲1936年生人，十五岁当兵，三年后转业到湖北省设备安装公司，后调到株洲。1965年选调进了七一六矿，那年陈汉斌三岁。

　　陈汉斌在黄材长大，上子弟小学，在工人村玩。在他的印象中，那时条件相当艰苦，好多时候开会都是在家里开，小组会、生产会、安全会。1979年他高中毕业，正赶上全民招工，他就进矿当了工人。分到二工区下井。井下有四个工种：采矿、掘进、运输、打眼放炮。

　　在井下四年，陈汉斌四个工种都干过，还当过班长。那段经历不算长，他却一辈子也忘不了。

　　最早一批进矿的前辈们，条件特别苦，却特别能战斗。陈汉斌对我说，他们只想着多出矿，出好矿，思想特别单纯，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上班下班，工地上吃饭，河沟里洗澡，住的是工棚，没有星期天，没有加班费，夫妻两地分居，一年到头只能回去两次，生理上心理上都是一种折磨。那时的共产党员就是共产党员，那时的共青团员就是共青团员，有困难就上，有危险就上。井下冒顶的事故我也经历过，共产党员总是自觉地冲在最前头。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没有一种精神支撑是不可能做到的。

　　陈汉斌说，我算是体会了老一辈矿工们是怎么过来的，他们那种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影响了我一辈子。不论我的工作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能想办法克服；再苦再累，想想井下就不觉得苦了，也不去计较得失，许多事情也能放下了。

　　张荣国和陈汉斌都是七一六的子弟，如今又是搭档。与陈汉斌比起来，张荣国要小十岁。陈汉斌是最后一届班子成员，张荣国那时只是办公室主任，张荣国没有下过井。还有一点，张荣国是顶职进矿工作的。

　　张荣国说，我父亲是从衡阳县激兵镇农村招工进的七一六矿，到1989年退休，当时还没到退休年龄，主要是想让我顶职，分配到了晨光化工厂。唯一给我留下的是一口箱子，里面放了一本共产党章程。他没说什么，我也没问，有意思吧。我父亲刚退休的第二年春天，就住进了衡阳415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我去求医生，差不多要下跪了。我说，我爸才五十四岁，请你一定要治好他啊。医生告诉我，治好不是癌，是癌治不好。我把父亲送到长沙肿瘤医院，医生还是摇头。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1990年12月5日，我正在上班，收到加急电报，等我赶回衡阳老家时，没能见到我父亲最后一面。

　　张荣国写得一手好字，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厂党委书记看中，调到厂部当了秘书，从一线工人成了机关干部。他肯学肯钻，脑瓜子灵活，当上了销售科长，又被矿党委书记点名要去，当了矿党委秘书，后来当团委书记、党政办副主任、行政办主任，再到长华社区指导委员会主任。

　　在七一六，说起如今这个班子，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罗信凯，长华社区指导委员会纪委书记。

　　其实我与罗书记见过几次，听他说话快言快语，走路也是风风火火，要不是他头上露着一半的白头发，还真看不出他也是年过半百的人哪。

　　罗信凯说，我只比陈汉斌书记小一岁，我们都算是核二代吧。

　　我的老家在衡阳，父亲是1958年结婚，第二年再去当兵的，1964年退伍进的七一六矿，就是那一批进来的。那时候，大多是半边户。也就是自己在厂矿吃国家粮，妻子和孩子还在农村，是农村户口。

　　我父亲进矿就是采矿工人，开始搞露天剥离采矿，后来调到食堂当会计，再到热处理厂当会计，一直干到退休。

　　不是叫苦，他们那一代人真的是吃尽了苦头，没享过一天福啊。

　　我父亲退休不久就发现身体不对劲，呼吸越来越困难，到医院一查，肺心病。我们核工业系统得这种病的多，都说是铀辐射的影响，可是又拿不出依据来。到后来，我也进矿参加工作了，成熟了，我有不同看法。他们那一代人，说起来只是拿了几十块钱工资，论生产环境落后、生活条件艰苦，比农村还不如。加上他们文化不高，对核辐射不懂，脑子里根本没这个概念。

　　他们一年只有一个月探亲假，交通极不方便，坐汽车还得转几次车，路上去了几天，回到家里一家老小好多事等着他去做，来去匆匆，不想走也得走。他们都是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对他们生理、心理上都是压抑，甚至是摧残。没有经历那样的折磨的人是难以理解的。

　　这是这次采访中，我第一次听到作为晚辈对父辈的另类解读。我对他肃然起敬，他身上有一种光明磊落的博大胸襟，一种由己及人的悲悯情怀，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罗信凯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异样，笑着换了种语气说，我是恢复高考后考取的，衡阳地区卫校，是中专学校。我学的是放射专业，那次正是面向衡阳地区县区级医院，解决放射人员紧缺的问题。

　　说来也巧，那年暑假我到七一六矿上去看我父亲，听说我是学放射专业的，正好矿医院也需要，加上我又是矿子弟，更符合根正苗红的标准，政治可靠，专业对口。矿上出面，找了省二机局向衡阳卫校点名要人。就这样，我毕业就进了七一六矿职工医院，当了一名放射科医生。

　　我连连点头，自言自语地说，难怪啊，医者仁心，医者仁心。

　　罗信凯说，我当了8年放射科医生，后来当了副院长、医院党支部书记。

　　说实话，我对井下情况不是太了解，但是对矿工死伤治疗，我是见证者。我父亲有个好朋友，是个采矿工程师，山东汉子，他儿子是我发小。采矿工程师也经常要下井的。那天到下午了，他还没回来。他儿子就去找，我晓得了，也跟着去找。快天黑了，才在井口找到他父亲的值班记录。叫来矿上好多人，在井下找到了他父亲的尸体，早已是血肉模糊了。原来那是个垂直天井，他父亲就是从这个井口掉下去的。他父亲死的时候，还不到40岁啊。

　　我那个时候就知道，井下是很危險的，生怕我父亲出事。

　　还有一次，我刚提副院长不久，一个姓吴的矿工，在井下被掩埋了。我是抢救小组副组长，可是我们医院医疗条件差，只好到益阳地区人民医院请来脑外科专家，没有呼吸机，只有呼吸气囊，几个小兄弟轮流按压，一直坚持了5天，每个人的手都酸胀得不得了，小兄弟一边按压一边盯着他，边按边喊，边喊边哭，最后还是没能救活过来。姓吴的才19岁，他父亲是下井的，他顶父亲职才进矿的，哪晓得进矿还不到一年就死了。

　　有人说，他要是不进矿就不会死。

　　也有人说，这就是我们矿工的命啊。

　　那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感到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无奈。

　　直到七一六破产后搬迁到长沙，2003年我到了长华社区指导委员会，当安全保卫部主任、党群工作部主任，再到党委副书记，兼任长华社区党支部书记。我一直干到去年，我才主动退位，让年轻人上。

　　我说，就是现在的书记向宏伟吧。

　　他说，是的，小向不错，其实也不年轻啦。

　　向宏伟身形魁梧，国字脸，头发过早稀疏了。

　　我听张荣国、陈汉斌他们说过，向宏伟也下过井。这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少见的。

　　向宏伟告诉我，我父亲他们这辈人造孽哩。为了让子女顶职，只好提前退休。他们内心是极不情愿的。我顶职后，我父亲一直闷闷不乐。我曾经看见他躲着哭。

　　为了子女，他们作出了最大的牺牲。

　　我是矿上72个顶职那一批的。我被分到三工区，一进矿就下井。听说井下死人的事，对自己的生命和前途，都有一种恐惧和担忧。

　　我们那时在井下，正常情况下，一个班只放一槽炮。有时我们为了赶任务，一个班放三槽炮。上午十点吃饭，中午不吃，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才能回家，才有饭吃。家属区离工区有6公里路，骑单车要二十多分钟。回到家里有时站都站不稳。可一端起饭碗，就大口大口地吃。

　　父母在家等着，把饭菜热好，只有看见人把单车推进家门口那一瞬间，他们的心才能放下来。看见儿子这个样子，他们就偷偷抹眼泪。

　　谁不怕死啊，谁都怕死。像我们这种人，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矿工子女，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就是干活舍得死，让别人没话讲。表现好了，也许就有机会调出去。我就是这样，在井下干了三年，调到测量班了。

　　我上来没几年，三工区闭坑了，矿山停产了。

　　下岗还得上岗哪，我们得重新找出路。

　　在矿领导这个层面，熊运钊属于另类。

　　他是专业技术人员，从基层干到了副矿长。

　　熊运钊个头不高，头发花白，胡子也白了。

　　他是永州冷水滩人，1969年从衡阳矿冶工程学院化学专业毕业。在校期间，曾经到七一二矿劳动锻炼，下井采矿。毕业分配到七一六矿，那批来了二十多个同学。专业不同，采矿的、机械的、冶金的、化学的都有。

　　熊运钊说，后来，我的那帮同学大部分调走了，如今还健在、还在七一六社区住的只有5个了。

　　熊运钊不急不慢地说，那个时候，我们大学生分到矿上，男的都得下井，女的就留在食堂。先劳动锻炼再说。

　　我在二工区采矿班，打眼、放炮、出渣、架棚子，什么活都得干。那时年轻，体力又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似的，只知道干活，不想别的。

　　在井下干了一年多，我就到了矿化验室、废水处理车间。一年回收铀产品好几吨。一方面减少了污染，另一方面创造了经济价值。后来我当了废水处理车间主任、科技科科长。

　　那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我们开始搞民品开发了。矿里成立了一个氯酸钾厂，我当厂长。刚开始，只是个试验厂，规模小，危险大，产品质量也不过关。只有一年多就下马了。

　　怎么办？那么多工人要事做，要發工资。

　　我是厂长，又是科研所长，高级工程师，肩上担子重，压力大啊。

　　我们调整思路，搞二氧化硅产品，HGY—I型干凝硅胶。与天津理化工程研究院合作。我一直在一线搞研发，做试验。

　　搞了一年多，终于成功了，年产干凝硅胶200多吨。

　　1984年，这个产品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产品对路了，规模扩大了，起了个新的名字，叫湖南晨光化工厂，还是我当厂长。

　　说起这个事，当中还有故事哩。

　　当时实行竞争上岗，矿上招标。每个参与竞争的人都得拿出施政方案，怎么搞？怎么发展？

　　那可是新生事物，都没搞过，更没经验。

　　参加竞争的不少，竞争蛮激烈的。

　　我也没想那么多，还在工地上与工人们一起试验、安装，经常加班到凌晨。我爱人也是永州人，是矿医院妇产科医生。她经常带着孩子送饭到工地上。

　　结果，我竞选上了，当了厂长。

　　我们在宁乡历经铺建成了年产三千吨的二氧化硅厂。

　　那些年，军工企业实行保军转民，搞民品的一窝蜂，成功的不多啊。

　　我们还好，搞成了核心产品，占领了一定市场，效益也不错。又为矿里解决了上百个下岗工人再就业。

　　1995年我去北京参加表彰大会，我被评为核工业总公司劳模（部级劳模）。

　　回来后，我就调到七一六矿当了副矿长。

　　其实，我还想继续在晨光当厂长，把厂子做大做强。我并不愿意当这个副矿长。那时候，七一六矿已经破产了，副矿长能干什么？

　　接着就是搬迁。

　　正好上面有政策，号召提前退休，让位子。

　　我一气之下，干脆退休算了。

　　唉——说起来，提前退休也不合理。退休了，工龄就少了好多年，养老保险也要受影响。算算实在划不来。我如今工资才3400多元。还不如外边一个机关守大门的。

　　算了，不说了，反正人老了，有了这些养老金，生活也还过得去。再讲我都不好意思了。

　　四

　　从陈汉斌和张荣国的口中，常常听到老矿长刘新田的名字。

　　4月12日，在长华社区二楼网监室，我采访了刘新田。

　　刚一说明来意，刘矿长就握着我的手说，感谢欧阳作家，核工业这一块由于它的特殊性，过去宣传得很少，外界基本不知道。其实我国铀矿人核工业人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感人的故事啊。

　　刘矿长个子不高，敦实稳健，快言快语。他把一包黄芙蓉王香烟往桌上一放，我赶紧掏出烟来递上去。他摆摆手说，不客气，一样一样。自个抽上了。我平时不怎么抽烟，采访中我总带着烟，先问对方抽烟不？如果对方抽，我也陪他抽一两根；如果对方不抽烟，我是绝对不会抽的。

　　好像先前听三妹也说过，刘矿长故事多，最会讲。

　　果然，刘矿长一打开话闸子，就是不一样。他说，我先说，说到哪里算哪里。然后你再问，我来答。行不行？

　　好啊，当然好。我点头说。心中窃喜，遇上这种采访对象，是我的福气。

　　刘新田是郴州人，1972年高中毕业下放到郴州桂阳县共和农场。当过知青组长、生产队副队长。两年后被推荐上了中南矿冶学院采矿专业学习。也就是工农兵大学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

　　刘新田说，我们是国家科工委委培生，政审特别严格，还得按手印。

　　我毕业那年，正好是恢复高考。中央直属统一分配，我被分到了七一六矿。当时我并不知道七一六矿在哪里，到湖南省核工业局才晓得七一六矿是保密单位，在宁乡8号信箱。

　　我被分到一工区当技术员，第二天就下井。这哪里是什么矿山，简直就像农民自发挖煤一样的简陋，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工具，全靠人肩扛手推，下井一看，全是黑乎乎湿漉漉的烂泥巴，比小煤窑还差。那时候，七一六矿所有矿井都是斜井开采，在斜坡道上行走，条件相当艰苦，每天上早班是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冬天从被窝里爬起来，走到工地，把所有的内衣内裤全脱下来，再换上湿衣服，每个人只有这一套工作服，头天湿了没干，冷冰冰的。走下斜井，再爬上大约有二十米高的天井，没有梯子，只有四角马钉，我们就像玩杂技一样，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那时就这个条件，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爬上去干什么呢？用风钻打炮眼，然后装炸药，点火爆破。电雷管可能随时引爆，真是每一项都很危险。

　　老实说，那一刻我是心灰意冷。大学实习时，我到过广东、广西、内蒙古、湖北有色金属，还有湘潭锰矿，却没有见过这样的矿山。

　　打天井是往上打，总有碎石掉下来，身上砸伤是常事，小口子也不包扎，只要打不死，照样干活。

　　有一次，打了天井后，没有人敢上去了。为什么？刘矿长一边说着，一边用桌子上的香烟、打火机、茶杯演示给我看：天井是1.8米×1.8米，突然有块大石头随时可能掉下来。怎么办？我说，我上去。在场的工人师傅说，你是技术员，你不能去，要去也是我们去。他们死活不让我去。我特别感动。当然我也不能让他们去冒险哪。

　　毕竟我是大学毕业，学的是采矿专业，机中生智，利用四个角，用钢钎顶住，用黄泥巴把炸药粘附在石头上，把导火线拿下来，人再下来，再引爆。呯——成功了，石头碎了，人没事。工人们一阵欢呼。有人抓着我的胳膊使劲摇，大声说，你这个技术员好啊！吃得苦，不怕死，有办法，我们佩服。

　　与其说他们被我感动，倒不如说是我被他们感动了。我知道，他们都是来自农村，大部分是从广州军区那批来的兵，大部分是党员，体质好，素质高，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心里只想着早出矿多出矿。其实，铀矿是最需要有保障安全措施的，可那是非常时期，边生产边建设，住的是“干打垒”，工人们用手推车、用筐装矿石，一个班要推几十车。每个班交班时都不愿意交班，还想多干点。那种工人阶级的荣誉感是多么的强烈啊。事实上，大家已经是精疲力竭了，下班还得从斜坡（斜井）爬上来。那种滋味真不是滋味。

　　我給刘矿长茶杯里添了开水，关切地说，您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一会？

　　哈哈，说实话，我好久没说这些了，今天跟你说说，心里舒坦。刘矿长又点上一支烟，望着我说，只要你不累，我们接着聊。

　　好哇。我当然高兴。

　　你知道王进喜吧？刘矿长不待我回答，马上说，他用身体搅拌油浆的镜头，那个年代没有人不知道。我们比他还厉害。只可惜，他是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是全国人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是保密单位，不能宣传。

　　我发现，刘矿长讲自己的经历就像讲故事，很会吊人胃口。

　　我很想知道他是如何的厉害？

　　刘矿长不急不慢地说，我们采矿下面有水，水沟流到水井里，用潜泵抽着排出去，不然就淹了。时间久了，水井里有大量淤泥，用泥浆泵抽出去。如果不及时清理，泥浆一旦堵塞，麻烦可就大了。有经验的井下工人都会在生产不忙时，一般是利用春节休假期间，清理淤泥。我就清理了三次。等到水被抽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下到齐肚脐深的水井里，冰冷冰冷的泥浆，得靠我们用身体去搅动。我们一边搅，泥浆泵一边抽。实在冷得受不了啦，我就上来，换另一个人下去，轮番着来。地上烤着火烧着酒，上来赶紧喝上几口酒，再下去搅。我还记得那种谷酒叫“七五冲酒”，就是七毛五分钱一斤的酒。一次清理要十几个小时，没有饭吃，只能喝点酒。水井里的泥浆是铀矿石的碎渣和粉尘，有辐射，对人体有危害。我们知道，可我们还得这么干。不这么干不行啊。

　　刘矿长从1979年到生产计划科，负责全矿生产技术设计，七一六矿一、二、三、四、五工区都是他主持设计的。后来提拔到三工区副区长、区长，1984年当生产副矿长。那年，他刚30岁，是核工业系统资历最老又最年轻的矿长。

　　我忽然发现，刘矿长右手好像有残缺。我疑惑地问，您的手？

　　嗬，几十年了。刘矿长说，就是1984年，我在井下推矿车时，铁轮脱轨，我只能用手去抬，不小心被切掉了一截。

　　刘矿长说，我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背景。纯粹是干出来的，是竞选上去的。

　　从刘矿长不厌其烦的讲述与演示中，我还了解到，七一六矿当年的采矿方法叫分层崩落法。这是一种最原始的采矿法。开采条件在全国来说都是最恶劣最落后的。有工人形象地说，农民在地面挖泥巴，我们在地底下挖泥巴。说起来我们是国营企业的工人，事实上比起在家里当农民还要苦上多少倍。

　　这部分工人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妻子儿女都在农村老家，所以叫做半边户。

　　沿着矿石层一层一层往里挖，挖进去两米就用木头搭个支架棚子，再往前挖。由于黄材那地方地质特征，多数是炭板岩和泥板岩，地压很大。挖进去两米就要支个棚子，消耗大量的木头，都是直径二十公分的松木。比方说，一工区一天24小时，木头就往下压24公分。地压就像钉钉子一样，一天下沉24公分。人在里面作业，面临几个危险，一个是顶上地压的危险，弄不好，人进去了就出不来；一个是冒顶的危险，人进去了，一旦垮塌，人就被埋了；三是爆破的危险，有时出现哑炮，必须有人去处理，突然又爆炸了，不死即伤；四是放炮以后，前面炸破了，后面却堵住了，人就完了……

　　刘矿长说，我就被关过一回。

　　大约是1984年12月，我和三工区副区长罗况东一起进到采场，检查安全情况。突然冒顶了，把我们堵在里面。这真是前无出口，后无退路。里面没有电，一团漆黑。好在我们有经验，躲藏在一个安全的角落，不急不慌，相信外边会有人来救我们。要不然，吓都吓个半死。工人们把冒顶的废渣挖开，一个多小时后把我们救了出来。

　　三工区有个工人叫李占新，四十出头，有一天在作业面突然遇到冒顶了。掉下来的废渣把他埋得只露出一个脑袋了。情况万分危急。我是矿长，得赶紧组织抢救啊。现场像个漏斗，边挖边垮，越扒越垮。我一看，快快停下，不能这样干。必须改变方法，用钢管打标签，控制住底上不掉下来。有人反对我这么干，说是里面有人，打标签不知道什么位置，很容易戳死人。那种时候，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我只有当机立断，只能这样，没有别的法子了，尽量往上打，出了问题我担当。当时谁都没有把握，结果打出来，一根打在他的腋下，一根从他脖子边上穿过，真是奇迹啊。

　　说到这里，刘矿长长吁一声，喝了口茶，又说，李占新如今还在。

　　在我们铀矿，这样的事故时有发生。伤残的不少，死了的也不少。像我们没死的就算幸运了。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我忽然想起来了，这是尼采说的。

　　接连几天采访下来，心情有些沉重，真的感觉有点累了。

　　三妹问我晚上有什么安排？

　　我说没什么安排，看看书吧。

　　她说，我去那边步步高买点东西，陪你散散步吧。

　　我说，正好我也想出去走走。

　　她身后跟着一条白里带黑的小狗，三妹说，它叫妞妞，养了8年了。

　　我说，养了8年的狗，都要成精喽。

　　那小狗好似听懂了我的话，绕着我的脚跟走，显得格外讨人喜欢。

　　三妹一看笑着说，你说得对，它真成精了，我们屁股厥一下，它就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过斑马线，小狗就乖乖地夹在我俩中间，一步一抬头地走。

　　三妹说，每次过斑马线，它都跟得特别紧，它最怕死了。

　　我们说到了王建江。

　　三妹说，这事吧，也不像有的人说的，好像就是王矿长一人干成的。

　　只是他从七一一矿调来七一六矿当矿长，正好赶上了这个事。

　　在他来之前，矿领导已经形成两派，两种意见。

　　我说，有人讲，原先那个老矿长是力主搬迁宁乡的。自己已经在宁乡悄悄买了房子，矿上一些人看老矿长买了，也跟着在宁乡买了房。直到后来，搬迁到了长沙，你们住进了长华小区，老矿长在这边买的房子，一天也没来住过。他一直住在宁乡。

　　三妹说，事实上，王矿长坚决要搬迁长沙，也是得到了矿领导搬迁长沙那一派的支持。加上他是新来的一把手，自然就占了上风。结果又搬成了，事实证明搬迁长沙比搬迁宁乡好得多，所以大家伙对王矿长感恩，认为是他力挽狂澜，才有七一六的今天。这也就合情合理了。

　　我说，难怪那个老矿长不来长沙住，他认为自己是被打败了的一方主帅，无脸见江东父老啊。

　　三妹说，你说的不无道理，他要是住在这里，怕别人戳他脊梁骨。老矿长后来过得并不好，他得了老年痴呆，还活在对过去的记忆里。有一次，我们组织老同志体检，老矿长由他儿子搀扶着来到长华社区。他80多岁了，遇到的都是矿上的老熟人，是他的部下。他显得特别热情，特别激动，他认得他们，上前主动打招呼。可那些人都不爱搭理他，不冷不热地应付一下，就走了。老矿长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哩。

　　你说这是不是人的悲哀呢？三妹补了这么一句。

　　我一时语塞。只见妞妞在一旁活蹦乱跳，它似乎有了答案。

　　伍、美丽的邂逅相伴终生

　　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

　　刘杰把刘坤叫到了办公室。

　　咦，咋一看这两个人的名字，好像是两兄弟哩。

　　刘杰是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刘坤是上海某区区委书记。

　　在此之前，两人并不认识。

　　“刘坤，你可是上海大都市的区委书记，把你调去湖南，支援核工业建设，当一个厂长，你愿意不愿意啊？”

　　“愿意，愿意。”刘坤爽快地答道。

　　“核工业才刚刚起步，任务很艰巨啊，你有没有信心？”

　　“我有信心！”

　　1960年12月，刘坤离开上海来到衡阳，正式走马上任272厂厂长。

　　时隔一年多，1962年春天，刘坤到北京参加二机部党组扩大会议。

　　刘杰部长专门召集几个生产厂长开了一个小会，具体交待了计划在两年内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意图。

　　刘杰部长问刘坤：“龙头，怎么样？有信心吗？”

　　刘坤响亮地回答：“有信心！”

　　一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见到周裕常那一刻，我确信前面的人讲的话不假。

　　寸头、白发，精神好，记忆好。

　　周裕常祖籍在河北保定清苑县人，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今年85岁了。

　　他从北京中学毕业，考取四川成都工学院（现在的四川大学）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1956年7月毕业，分配到国务院技术局，在和平里那里，后来叫地质部第三司。1957年成立第三机械部，宋任穷任部长。刚刚组建时我又被派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也叫二机部技术干部訓练班学习，放射性知识，包括放射性引论、反应堆材料。讲课的有苏联专家，也有中国核物理专家。结业后分配到二机部第六研究所（后改为五所），到1960年12月筹备实验室，开始铀矿水冶工艺实验研究工作。他做了两个实验专题组组长，一个是七一一矿石水冶工艺流程研究，一个是七一二矿石水冶工艺流程研究。

　　在北京科研单位干得好好的，你为什么会到二七二厂来呢？

　　老实说，当初我是不愿意来的。有几个原因，一是我刚刚结婚，爱人赵秀云还在农村下放呢。她是中专毕业，也在五所工作，做水冶研究，和我同事。二是国家正是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北京条件好得多。三是我是北京人，家也在北京，舍不得离开呀。问题出在我是两个专题组组长，刚好那两个厂矿都需要技术干部。我向党委汇报了思想，书记说，你们两口子先去支援，把这个厂搞好了还可以回来嘛。

　　当时我们都年轻，只讲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再者，试验报告是我写的，工艺参数也是我们定的，当然是我们组大家共同完成的。下去可以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何乐而不为呢？

　　趁周老喝茶的间隙，我掏出芙蓉王香烟来，试探地问，您抽烟吗？

　　周老摆摆手说，我这辈子有“三不”，从不抽烟，从不喝酒，从不打牌。因为我们从事放射性研究工作的，不允许抽烟。

　　听说您来二七二厂还有段有趣的故事吧？

　　周老笑了笑说，故事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核工业所有的工作都是高度保密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组织上找我谈话时，我才结婚七天。只告诉我是去三线工厂，具体什么地方也没有说。当时我很矛盾很纠结，我真舍不得离开北京，在国务院下面单位工作，别人做梦都想不到，而且我刚刚结婚，蜜月还没过完，说走就要走，没什么条件可讲。想问又不敢问，也不能问，弄得神神秘秘。我跟家人怎么说呢？尤其是跟新婚妻子怎么说呢？

　　书记说了，你随便找个理由，就说出差吧。

　　我只好这样。回到家里，我心事重重的样子。妻子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组织上要派我出差。

　　妻子说，出差是好事啊，组织上信任你呗，这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们才结婚就分开，我舍不得你嘛。再说……再说……

　　你今天是怎么哪？有什么就说吗？

　　书记说了，这次去的时间会比较长，关键是我还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这样啊？妻子一脸茫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默默地为我整理着衣物行李。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上敝蓬大卡车，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新婚妻子。

　　那一路上，我心里忐忑不安，总觉得对不住妻子。

　　左轉右转，来到了衡阳。

　　二

　　听人说，衡阳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地处南岳衡山之南，因山南水北为“阳”，因此得名衡阳；又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栖息于市区回雁峰，又有了雅称“雁城”。

　　那时的衡阳，又小又乱，什么也没有，街道也破破烂烂，到处都是垃圾的味道。

　　我们落脚的地方是衡阳东阳渡丘陵地段，离城区还有二十公里。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呀。所谓厂区只是一大片荒地，根本没有住房，专家、军人、工人和民工，陆陆续续来了几千人，大家只能住在原劳改农场留下的牛棚、马厩、羊圈、猪栏里面，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住不好，吃不好，还得拼命干活。

　　安顿下来，我就想着给妻子写信。写什么呢？总不能把这里的情况和盘托出吧。那还不等于让妻子为自己担惊受怕么。

　　于是，我只写思念，不讲实情。对，给她写首诗吧。

　　从水墨丹青里走出

　　一个湘南的女子

　　四月的情思

　　我赶不上那一场梅雨

　　水溢满湘江

　　只为把你困住

　　……

　　在信封上也只写了衡阳第几号信箱。

　　不久，妻子回信说，组织上也决定派她出差，去哪里干什么还不知道。等我到了以后再告诉你。

　　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

　　一天，我拎着水桶去运水点接水，那个时候，工地上的用水全靠水车从很远的地方运来。

　　走着走着，我突然眼前一亮，在一丛灌木前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好像我的妻子赵秀云。

　　我站住，揉了揉眼睛，是她，真的是她！

　　秀云，秀云——我大声喊着妻子的名字，朝她奔跑过去。

　　妻子猛回头，看到了我，手中的水壶啪地掉在了地上。

　　裕常，裕常——她边喊边朝我扑来。

　　我们两个紧紧地抱在一起。

　　回过神来，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几乎是同时问：你不是出差吗？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这是怎么啦？

　　几个月来，我们就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厂里，竟然谁也不知道，日夜思念的人儿近在咫尺。

　　或许是组织的刻意安排？或许是人生的巧合？或许是心有灵犀？

　　我们不去想那么多了，能在一起就好了。

　　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就这样，我们夫妻团圆了。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给我们分配了一间土房，四面透风。

　　那是1961年元月，还不叫二七二厂，而是叫湖南一厂，只建了主厂房，还是个空壳子，一台设备也没有，建的铁路、公路、生活宿舍，都是半拉子，从生活区到厂区没有水泥路，全是泥巴路，厂区内到处坑坑洼洼。鞋子袜子都是泥巴，连胶鞋都没有买的。最糟糕的是我们没有像样的办公室，在洗澡堂上面一间房子办公。南方冬天很冷，窗户透风，被子又薄，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我们自己做饭，买不到炉子、锅子，铝锅也得凭票，只好买了一个瓦钵，用泥巴炉子，找点木炭生火煮东西吃。

　　就这样，我们两口子边工作，边对付着过了两个月。

　　同年3月，湖南一厂还没事干，生产副厂长李文超委派我带队去北京五所做攻关试验。35个人，只有我们三个技术干部。

　　三

　　湖南一厂（二七二厂）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工艺流程、技术参数都是苏联莫斯科第二研究所提供的。初步设计是按苏联的树脂CT-1做的流程；矿样是从郴州七一一矿、汪家冲七一二矿运来的。可到了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个烂摊子。

　　我们在试生产中遇到了大麻烦，有26个方面，总计148个重大技术难题，涵盖了设计、工艺、分析、设备等所有的流程。

　　我们都没做过这个工作，更没有经验。要想生产出合格的铀产品，怎么办？

　　问题反映到了二机部。

　　刘杰部长发话了，也是代表二机部提出的口号：自力更生过技术关，摸着石头过河！

　　二机部及时向国务院报告了，请求从全国抽调一批专家会诊。

　　我就是作为二七二厂的技术代表到北京参加了现场会议。我还作了“关于二七二厂水冶工艺试验研究工作的情况报告”。

　　这次会议是钱三强副部长建议，刘杰部长和部党组批准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从1962年1月8日到27日，整整开了20天。来自部局的代表和中国科学院、北京、上海、长春、江西、湖南等著名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共有149人。对二七二厂生产准备中的设计、工艺、分析等148个重大技术难题进行分组研讨，审定了二七二厂生产铀产品的质量标准、技术措施和解决方案。

　　我认为，这是我国第一座铀水冶纯化厂试车、试生产前夕，为攻克技术难关，顺利进行试生产的誓师大会。

　　会后，我继续留在北京搞试验。

　　我们改用国产树脂201×7阴离子树脂，是南开大学研究的，上海厂生产的。一年半时间，我们完成了七一一矿、七一二矿的工艺流程、小型扩大、半工业实验，重新制定流程、参数，为后来生产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完成了二七二厂的配套试验，当初有500多个技术关，包括机械、电气、仪表、不锈钢焊接等等……我真佩服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援与协作，不可能这么快就能建设出一个这么大规模的铀冶炼厂。

　　我们是1962年10月完成任务后回厂的。刚回来，我经常呕吐，水土不服吧。我爱人赵秀去在外出差，邻居送稀饭、咸菜给我，我也吃不下。有一次，厂医看见我在马路上呕吐，劝我去检查，总工程师杜宝德命令我去疗养。可我都没去，我舍不得离开工作岗位。

　　唉，并不是说我思想有多好，而是觉得关键时候，机会难得，不能错过。

　　国家克服了那么多困难，我个人也要克服一些困难啊。

　　我咬咬牙坚持下来了，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多做点事。

　　我担任水冶车间工艺师，负责编写试车、试生产方案、制定工艺参数、培训工人。我们攻克了许多难关，技术关就有管道堵塞关、吸咐塔底部矿浆堵塞关、浸出塔锥体矿砂堵塞关、饱和树脂三段淋洗关……

　　二机部从武钢等大型钢铁与化工企业抽调了一大批高级工人技师，支援二七二厂生产攻关。

　　我们一起攻克了“五关”，化验分析关、原材料供应关、自动控制关、安全防护关、设备维修关，先后解决了500多个技术难题。1962年9月开始了第一次试生产，纯化车间生产的铀产品完全合格。

　　这一天，中国结束了不能生产铀产品的历史，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在当时，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我们激动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啊。

　　只是外界什么都不知道。

　　1963年8月23日，水冶车间第一条生产线正式投产了。通过流程，拿出了产品。这是我们铀冶炼厂的一件大喜事！只有到这个时候，二七二厂才算正式建成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造化。

　　现在的人没有这种机会，想参加也没有了。

　　現在回想起来，我真觉得无怨无悔。

　　四

　　我看了看手机，已经谈了两个小时了。我担心周老身体吃不消，忙说，周老，要不要休息一下？

　　周老爽朗地说，没事，我好久没跟人讲这些了。我再跟你讲一件事吧。

　　1964年10月15日下午，杜总工程师下命令，叫我们把技术档案包括图纸资料，全部打包装箱，连夜运走。一定要在天亮之前，运到南岳山下的415宾馆。

　　我们十多个人忙了一个通宵，把所有的资料档案全部装进了木箱，赶在天亮前送到了目的地。

　　就在16日下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为什么要送走档案资料？后来才知道，是为了防止敌人搞破坏，担心被轰炸。

　　那一刻，我心里特别激动，原子弹成功爆炸了，里面有我们二七二厂的贡献，也有我的一份贡献啊。

　　我由衷敬佩地说，周老您两口子都是核工业的功臣哪。

　　唉——周老长长地叹了口气，沉思了片刻，接着说，功臣不敢当，问心无愧吧。从1967年到1971年，我被下放到衡南县农村劳动了五年。打砖、种蔬菜，搞检修，当时实行军管，说我们是臭老九，不可靠。记得厂里党委书记、杜总工程师等一批走资派和我们臭老九都在一起。

　　那五年是我人生中正年富力强的五年，可我们什么也不能干，什么也干不了，就这样白白地给耽误了。

　　直到1972年我才恢复工作。厂里安排我搞环保科研，废水试验，就是提镭除锰，保护湘江河。

　　1981年，我担任科技处处长。负责科研项目管理、档案、设计、图书、新产品开发。一干又是十年。后来我又到厂科技委任副主任，负责重大项目审查鉴定。1986年我被评定为高级工程师，1988年被核工业部评为研究员、教授级高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是湖南省矿冶局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是厂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

　　我轻轻地问了一句：您的父母和家人呢？

　　我的父母在重庆，早些年去世了。其他家人都在北京。现在他们都比我们过得好得多，可是我们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

　　这是我又一次听到年过八旬的老人说：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

　　我朝窗外望了一眼，一株大樟树上几片树叶悄然落下。

　　周老清了清嗓子说，我想说说我的老伴赵秀云，她是辽宁省铁岭人，比我大三岁。她一直是水冶工程师，一直在中央实验室、水冶车间搞科研，本来可以评上高级工程师的，遗憾啊，她没能评到。她一生支持我的工作，带孩子，只有付出，从来没有享受。她和别人合作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她还获得湖南省科技进步奖、湖南省总工会授予的增产节约能手……她获得的荣誉比我多，她一辈子真是扑在工作上，为了二七二厂，为了核工业奉献了青春，奉献了身体。现在我老伴得了老年痴呆，好几年了，不认得人，不记得事，又不能说话，每天只能躺在床上，一日三餐都是我喂饭，大小便都不能自理。

　　我们有一个儿子，也在二七二厂退休了，身体也不好，工资也不高。

　　我本人也有脑梗、冠心病、高血压，经常头晕，走路不稳，我上午还去415医院看病来着。可能是吃药吃多了，脚肿、水肿。说着他搂起裤脚给我看。

　　我用手在他的脚背上轻轻地按了按，的确，按下去便有一个坑，手松开，半天不起来。

　　周老穿着白色短袖衬衣，蓝色长裤，黑色皮凉鞋，多么精致的一个人。

　　周老有气无力地说，我们都是受放射性的影响啊。我是担心，哪一天要是我先走了怎么办哪？说到这，他的声音哽咽了，眼里噙着泪花。

　　我心里一阵颤栗，使劲闭上眼睛，不让眼泪流下来。

　　周老沉默了。

　　两个男人都在沉默。

　　突然，周老看了一下手机。

　　我发现他隔不多久就会看一下手机，显得有些心事重重。

　　我也看了看，哟，快六点了。时间过得真快。

　　周老真诚地对我说，欧阳作家，我今天说的太多了，有些可能是廢话，你别见怪。我得回去了。

　　我赶紧说，周老您说得很好哩，对我很有帮助，谢谢您！

　　周老走到门口，又折转身来说，我没糊涂吧，我说的都是真话，你可以去查的。

　　我送他到楼下，几次用手想去搀扶他，都被他挡住了，他说，我还能走，也还走得稳，走不稳就麻烦喽。

　　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一再强调自己没糊涂，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潜台词呢？他是担心自己糊涂了，还是怕别人说他糊涂呢？或者还有别的什么……

　　望着他的背影，佝偻着急急地走。短短的白发在夕阳下闪着银光，就像冬天里刚被刈过的草地。

　　二七二社区退休办周主任恰好回来了，他望着周老远去的身影说，他急着回去是照顾老伴，到点就得回去，老伴会等他。

　　我说，我想去他家里看看可以吗？

　　周主任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算了吧，他不会让你去的。

　　哦——我长长地哦了一声，也没再问什么。或许这就是两个过来人、两个男人间的心照不宣吧。

　　后来，我在一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秘密历程》一书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女工程师赵秀云，在水冶车间的塔罐旁和扶梯上，20年来，留下了无数艰难的脚印。她巾帼不让须眉，参与和负责的重大科技专题项目就有6个，每项每年创造的经济效益都在10万元以上。为了把刘敬裘提出的“硝酸——热水淋洗饱和树脂上铀”研究项目的工业试验做好，最后实施于生产，她年近五十仍坚持亲自倒班，收集试验数据。每个班都要在那又陡又窄的扶梯上往返数十次，汗湿了件件衣裳，被誉为“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我的鼻子一酸，内心又一次颤栗，我默默地为周裕常、赵秀云夫妇祈祷，明天也许会有奇迹……

　　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1956年4月，刘杰率领中国原子能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帮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秘密谈判。代表团成员有：刘伟、钱三强、白文治和冯麟；顾问有：王淦昌、胡济民、朱光亚、杨承宗等科技专家。

　　代表团出发前，整理了一份《供讨论用的提纲》。这份提纲所列的工业项目，基本涵盖了核燃料循环体系，但没有铀浓缩厂。这是因为此前我国专家和苏联专家都认为建铀浓缩厂，需要投资和电力特别大，中国没有这个条件，所以绕开了铀浓缩厂，主张走钚239的技术路线。另外，原以为铀235与钚239是两条平行的生产线。

　　在苏援的谈判中，争取到铀浓缩厂这个项目，在整个核战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刘杰回忆说：1962年，在南昌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的U-2飞机，外交部为此在北京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一位英国记者提问：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此事是怎样的情况？

　　陈毅副总理没有正面回答，王顾左右而言他。记者会一结束，陈老总就去西花厅向总理汇报，把我也叫去了。我到了那里，总理给我看了一份内部参考，说：“刘杰同志，美国记者推测说，我们1964年将爆炸原子弹，这篇文章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你来说说，我们能实现吗？”

　　当时，我感到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回答。

　　陈老总说：“刘杰，你说，你打算什么时候交货，我都等得头发要白了。”

　　我觉得这件事太大了，怎敢轻易回答呢？陈老总又说：你没有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就不硬啊！陈老总见我不说话，他就更急了，说：搞不出原子弹，别的都是空的。刘杰，你是说话呀！陈老总气得直拍桌子，我也被他逼出汗来。最后，我只好说：“总理、陈老总，这样行不行，我回去后尽量写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明确回答。”

　　让总理、陈老总这样一逼，我们还真的编出一个计划来。我们先把核武器研究院的李觉和朱光亚找来，问他们：1964年搞出原子弹来有把握吗？他们两人开始也是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我把总理及陈老总的话同他们说了。朱光亚认为：原子弹理论已经突破，正在进行工艺设计，应该能按时完成任务。李觉的意见是：原子弹计划出来，需要进行大型炮轰实验，这个实验只有在青海才能完成，现在青海的工程只进行到一半，我们将尽快完工。李觉还提出：1965年“五一”之前，只要把铀部件交给我，原子弹总装，我们就有把握。朱光亚也提出：还有点火中子源，也不能少，要尽量往前赶。

　　1962年9月11日，我们经过讨论，向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的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我们在报告中提出，请周总理出面抓总。

　　也有的领导说：“刘杰，你们太冒险了！”“你们有把握吗？”“你们不要欺骗中央！”

　　我们的报告送上去不久，聂帅在国防科工委召集罗瑞卿、张爱萍、刘西尧、钱三强、李觉、朱光亚和我开会，研究我们制订的计划。聂帅本人同意这个规划，他说：我个人觉得，第一颗原子弹最好在1964年炸响，不要拖到1965年，因为1964年是建国15周年，有纪念意义。

　　罗瑞卿赞成聂帅的意见。心中有了把握，我感到胆子也壮了，表态说：“两年规划是我给中央立的军令状，实现不了，我上军事法庭。”

　　聂帅说：这个军令状是你刘杰立的，也是我聂荣臻立的，我陪你上军事法庭。

　　中央专委第三次会议，讨论了我向中央写的专门报告。1963年、1964年原子工业建设和生产计划大纲，总理看了《大纲》说：“我们能在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一

　　老一辈创业者形象地把504厂比喻为中国浓缩铀事业的“老母鸡”。

　　504厂先后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座核电站提供了合格的核燃料，被称为“中国浓缩铀工业的摇篮”。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她的名字，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她曾被评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她的经历被写进小学课本，但她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王承书，张文裕的夫人，504厂唯一的女性。

　　第一颗原子弹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

　　1912年6月26日，王承书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世家。小时候，她体弱多病，学习成绩不错，数学天赋奇高。她的家人说：“二小姐，算账那叫一个又快又准。”

　　后来初中升学考试，她以最优的成绩毕业。

　　17岁时，她喜欢上了物理学，她说：“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是物理学。”

　　她更萌发了用物理学，为饱经战乱的祖国崛起的想法。这对一个少女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1930年，她考上燕京大学物理系，班里13个新生，她是唯一的女性。

　　经过四年奋勇角逐，她的成绩超过了班上所有人，还超过了物理系所有人，1934年，她成了物理系连续三年唯一第一名成绩毕业的女生。并获得学校最高荣誉，金钥匙——“斐托斐”名誉学位。两年后，又获燕京大学硕士学位，她成了燕大名副其实的风云人物，打破了世人对女子的偏见！

　　也在这时遇到一生挚爱，他叫张文裕，是燕大教授，而她，正是他的學生，一个是光芒四射的佳人，一个是奋发有为的才子，彼此吸引，相知相爱。

　　1939年，在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见证下，他们喜结连理。而当时的传统思想认为，女子一旦嫁人，就应安心相夫教子。

　　她说：“女子能否干事业，决不靠婚与未婚来裁定！”

　　张文裕教授非常欣赏她的这种个性和直率，同时非常支持她的决定。

　　1941年，王承书获得美国巴尔博奖学金，丈夫陪她一起来到美国。

　　当时的密歇根大学，从来没有接收过已婚妇女做学生。她实在是太优秀，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破例收下了她，让她进行气体分子运动论的研究。

　　王承书没有让导师失望，1951年，她和导师创建了以他们姓氏命名的“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全世界，这个极有价值的公式，至今仍被科学界沿用。

　　如果说，第一个成果还多少带有偶然性，那么，接下来她所展现的才华，就令世界不得不叹服！

　　她又第一个证明了索南多项式，这个成果，再次引起国际学术界巨大轰动，

　　当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中国人，惊呼：“太不可思议了！”

　　乌伦贝克教授更对她高度评价：“她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她萌生了回国的想法！

　　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来时，她就迫切想要回国效力。可当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不允许他们回国，认为：“这些中国留学生回去后，一定会成为潜在的原子弹制造者！”

　　重重阻碍下，她只好继续留在美国做研究，可她暗下决心：“我要带着一身本事回国！”

　　到了1955年，中美达成有关协议，她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机会，她与丈夫马上提出申请，为避免美国政府的检查，她将宝贵的书刊和资料，从美国陆续寄往北京，足足有300多个邮包。

　　她还把全部资产送了人，无论美方开出的条件多么优厚，她都不为所动。她的导师无比痛惜说：“你若继续在美国，日后有极大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她说：虽然我的祖国很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了，我一定要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

　　第二年，她和丈夫就一起回到祖国，她欢呼着：“回家了！”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她暗下决心：从零开始，我要以十倍的精力，百倍的热情拼命工作！

　　二

　　1956年底，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出面请王承书去搞铀同位素分离工作。这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接受吧，意味着她得放弃自己熟悉的气体力学及统计物理专业，不接受吧，她心里过不了这个坎，这个空白总得有人去填补啊。

　　也是从这里开始，王承书与原子能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国原子能研究所座落在北京郊区，1958年还处在初创阶段。当时，正在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领导找到她，希望她能从事热核聚变技术。

　　她果敢地说：“半路改行我不怕，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当天下午她就来到了热核聚变研究室，由她负责理论部分，致力于等离子体物理和磁流体力学的研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

　　据知情人士透露，王承书从接受这个任务开始，过上了长达20年的集体生活，一日三餐吃在食堂，睡在集体宿舍，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1959年，王承书去苏联学习了几个月。回国时，得到了一本介绍美国受控热核聚变工作计划的资料。在火车上度过的七天七夜，王承书就把这本厚厚的资料翻译了出来。回国后她又翻译了《热核聚变导论》，她不仅弄清了世界上热核聚变的理论基础、方法和现状，还参与了我国最初三个等离子体实验装置设计和制造工作。

　　王承书已成为中国热核领域的顶尖专家，同时，她为祖国培养了第一批热核聚变领域理论人才，大多数人成为我国热核聚变领域的科研骨干。

　　对于这样一个奇女子，什么政党什么派别都抢着要。

　　有人问她，要不要参加一个民主党派？

　　她毫不犹豫地说：“我就是冲着共产党的新中国回来的，要入我就入共产党！”

　　“要入我就入共产党！”这是一个留学归来的科学家发出的肺腑之言，更是一个科学家献身祖国的铮铮誓言！

　　没多久，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自愿回国的科学家，她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她用非凡的才智和毕生的心血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更属于中国的传奇！

　　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高科技领域的所有专家，使我国全部用苏联机器装备起来的，浓缩铀生产工厂陷入无法运作的困境。

　　1961年3月的一天，钱三强把王承书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钱三强试探着问：国家正在研制原子弹，准备交给你一项秘密任务，去搞气体扩散。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任务，今后将不能再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你愿不愿意为此隐姓埋名一辈子？

　　气体扩散，这又是一项她从未涉足的难中至难的尖端技术。而她毫不犹豫的就说：“我愿意！”

　　“我愿意！”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短短三个字，意味着她又得从零开始。

　　更加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她的名字，彻底从物理学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告别丈夫和孩子，1962年，她悄悄来到兰州西郊的矿山机械厂，后改为建国机械厂，即中国第一座浓缩铀生产工厂504厂。

　　不成想，在众多科研工作者中，她竟然是唯一的女性。

　　中国自古有巾帼不让须眉的优秀传统。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王承书，科研把名埋。

　　气体扩散法是把天然矿石中炼出的铀-235浓缩成高浓铀，为核武器提供燃料。这种产品的生产能力，至今仍是一个国家掌握核武器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苏关系破裂后，气体扩散厂的主工艺车间刚装上部分机器，留下的是沉睡的厂房、设备，残缺不全的资料，还有成堆的疑点和问题……

　　怎样才能把这些设备一级一级联系起来，如何启动，如何供料？取得合格产品，这需要进行大量复杂的计算。那时，我国仅有一台15万次电子计算机。为检验结果的准确度，王承书坚持用手动的机械计算机作必要的验证。

　　瘦弱的王承书一个手指力量不够，只得将右手中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一下敲打按键，一得到数据便马上记录在笔记本上。

　　这样枯燥的工作，王承书和两位同事干了一年多，仅有用的资料数据就堆满了三个大抽屉，电子计算机算出的10箱纸条，她都要亲自过目。没日没夜地计算、推导，先后解决了数百个理论问题、技术问题、材料问题、工艺问题.....

　　扩散厂远在千里之外，每次联级启动，王承书和吴征铠等专家都会亲赴现场指导。

　　有人回忆说，还不过50岁的她，过早地添上了满头白发。

　　一次，邓小平来厂里视察，看到她后说：“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了，连你的先生张文裕也找不到你啰！”

　　她笑着点点头。

　　而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张文裕，正出任中国专家组组长，在莫斯科从事核子研究，年幼的儿子则独自在北京上寄宿学校，这段时间里，为了祖国的事业，全家人天各一方。

　　王承书说：“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消费。在我这一生中，事业占据了我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二，为此，我失去了一个女人应给予这个家庭的一切，但是我并不后悔。”

　　1962年，张爱萍将军来到504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问她能不能按時完成研究任务，她信心满满的说：“在我的字典里，除了对自己孩子的承诺没有兑现外，对国家的承诺都能兑现！”

　　三

　　李鹰翔是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曾在原二机部部长刘杰身边工作多年。

　　“这是中苏合作中新增加的项目。”李鹰翔回忆，几经争取，才在《关于苏联为中国在建设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中，增加了铀浓缩厂项目。

　　“几千台机器串联起来，经过相当长的过程，逐渐将铀235含量富集到90%以上。”李鹰翔说，如何使设备一级一级联系起来启动，如何装料，取得合格产品，需要大量复杂的计算。

　　协定签订后的头三年，苏方向我国交付了扩散机等重要设备和技术资料，并先后派来60余位专家帮助建厂。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是沉睡的厂房、设备，成堆的疑点、问题，残缺如天书的资料……

　　优秀的女理论物理学家王承书就在这时候被调来，啃这块难啃的“骨头”。

　　当时我国仅有一台15万次电子计算机，为检验结果的准确度，王承书坚持用手动的机械计算机做必要的验证。瘦弱的她一个手指力量不够，只得将右手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下敲打按键，一得到数据便马上记录在笔记本上。如此枯燥的工作，她和两位同事干了一年多，仅有用的数据就装了三只抽屉，电子计算机算出的10箱纸条，她都一一过目。夜以继日地计算数字、推导公式，一个个级联方案和分批启动方案。

　　1962年9月，二机部制定了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要求铀浓缩厂在1964年1月具备出产品的条件。

　　据李鹰翔回忆，这意味着要重新计算扩散机组的启动方案。

　　方案经批准后，一场决战14个月的战斗打响了。

　　1964年1月14日11时，下达取产品的命令后，操作员刘晓波按照操作流程，轻轻打开产品容器上的进口阀，高浓铀气体缓缓流入产品容器被冷凝。

　　产品分析报告很快出来了，分析结果表明：产品质量完全合格。

　　504厂终于成功取得，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为原子弹爆炸提供了最根本的燃料保证。

　　不久，钱三强来504厂找她，有了这样一次感人肺腑的对话：

　　“你在这里工作有什么困难？”

　　“没有！”

　　“那生活有什么困难？”

　　“没有！”

　　“有什么话让我捎给文裕吗？”

　　“没有！”

　　“如果让你继续选择核事业，继续在504厂发挥作用，你愿意吗？”

　　“我愿意！”

　　三个“没有”，一个“我愿意”，這是一个对祖国何等深情的女子！

　　这已经是王承书第三次说出“我愿意！”

　　每一次“我愿意”，都是把她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处于两难境地。她都毫不犹豫地作出了选择，以事业为重，以祖国为重，以人民为重。

　　又一次“我愿意！”这是王承书的担当，这是一个科学家的情怀。

　　之后，她以孱弱身躯，承担起更重的职责，不断推动着，中国科技的前行，再前行！

　　1972年，她担任了研制大型国产扩散机“4号机”的总设计师，当时有个叫做动密封的关键部件，经过单台机试验，性能尚好，那能不能就此定型？

　　在商讨会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她严肃地说：“动密封部件的研制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试验室过关与工业应用之间，有一定差距，单机试验性能好，但定型时机还不成熟，希望再给半年时间，在部分设备上扩大试验后再定型。”

　　后来的扩大试验，果然印证了她的预计，动密封并不具备工业生产条件，她的严密精神，为国家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

　　1973年，她又提出开展激光分离法的研究。第二年，她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科技司总工程师。那一年，她已经66岁。在她的词典里，没有“退休”两个字。

　　在她指导下，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攻关，在1991年实现了激光分离浓缩铀，成为我国激光分离技术上，一个重大里程碑！

　　1992年，已经80岁高龄的她，还在孜孜不倦的工作着，她开始争分夺秒的，为祖国科研储备做传承。患有眼疾的她，一篇篇地去看学生的论文，耐心地把四五页英文稿一笔笔描深，然后再用放大镜阅读，她说：“我把我的学生培养起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她的学生有的已经担任教授、研究室主任，有的成为核科学研究的中坚骨干。

　　她的学生都尊称她为：王先生。

　　她一生淡泊名利，简朴到令人难以置信！

　　她家中的陈设，除了三个旧书柜、一套旧沙发，就是一张睡了一生的硬板床。

　　长年不倦的工作，使夫妇二人都积劳成疾，但他们却很少去医院治疗，因为他们既怕影响工作，也不愿多花国家的钱。

　　她晚年患白内障，医生建议她打10针进口药，当她一听说每支药600元人民币，便幽默地说：“你看，我这对眼睛还值6000元吗？”

　　她对自己“抠门”的厉害，可她对国家和社会却无比慷慨！

　　她总是把自己的各种奖励和稿费，捐给单位用来购买书刊，为弥补办公费用的不足，她经常自己花钱，买大量纸张供理论工作人员使用。

　　她同丈夫生前就约定，不给自己孩子留钱财，

　　1992年11月5日，积劳成疾的张文裕去世后，她先将丈夫一生的积蓄十余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又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县，捐建起一座“文裕小学”。

　　同年底，同样积劳成疾的她，收到病危通知，她马上留下遗嘱，又将自己毕生微薄积蓄的几万元，一分不剩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这笔钱，是当时“希望工程”收到的，国内最大一笔个人捐款。她说：“一个国家教育上不去，人才培养不出来，这个民族就肯定没有希望。”

　　她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不光看淡金钱，她也不慕名不恋权，由她担任首席专家的研究成果：《净化级联的计算与试验》《504厂级联9批启动方案计算》等著作，曾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可她却要求，不在这些书籍上署名。

　　她当上专家组组长后，因为眼睛不好，身体又瘦弱，单位给她安排了小车接送，可她一次都没有坐过，每次都是和大家一起坐班车。

　　有名不署、有利不图、有车不坐、有权不用，她的低调简朴，也为她的一生，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她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伟绩更被深深的“藏”了起来，她成为了，中国核武事业上最神秘的存在。

　　1994年6月18日，奉献了一辈子，清贫了一辈子，默默无闻了一辈子的她，带着满身病痛，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一位学生说：“老师，她是那种死后既有资格见马克思、又有资格见爱因斯坦的人。”

　　她在世是中国核武事业上，功勋卓著的大功臣，可她却一直鲜为人知，即使走了，她的名字至今仍旧很少人知！

　　王承书，一个隐姓埋名几十年的杰出科学家！

　　王承书，一个足以功垂青史的大写的中国人！

　　王承书，她值得我们今天所有中国人铭记！

　　柒、震撼世界的东方巨响

　　刘杰深情地说，1964年9月23日，总理在西花厅召开特密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贺龙、陈毅、张爱萍、刘西尧和我。

　　确定原子弹爆炸时间应选在10月下半月或11月上旬。

　　最好选在10月15日到10月20日之间。

　　爆炸日期确定之后，张爱萍在第一线指挥，刘西尧协助。

　　我留在北京协助总理处理一些事情。

　　10月15日，核试验基地传来保密电话，根据气象情况，零日定为16日，零时定为15时。

　　总理在电话记录上作了批示给我：“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请以保密电话嘱张、刘，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成武即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张是指张爱萍，刘是指刘西尧。

　　10月16日，总理给我写了一封信：“刘杰同志，在12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知如无特殊变化，不要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在爆炸前的一刻钟，还有人问我：“究竟怎样。”

　　我说：“可能有万分之一的问题。”

　　总理和我们都守在电话机旁。

　　章汉周在听电话：“响了！”

　　总理立刻接过电话：“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说：“看到了烟云，的确是核爆炸。”

　　总理马上报告主席，主席说：“是不是真的核爆，要弄清楚。”

　　张爱萍在那边做了进一步肯定的回答。

　　主席说：“再检……先不要对外公布，等外电报道证实后，我们再报道。”

　　后来日本、印度、苏联都侦察到我们的原子弹爆炸。

　　10月18日，赫鲁晓夫下台。

　　这时我才明白，总理为什么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0月20日之前爆炸，中央已经预计到赫鲁晓夫下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又立即遵照总理的要求，部署用空投方式进行核爆炸试验。

　　1965年5月14日，轰炸机载着原子弹的航弹作空中爆炸试验，中国第一颗空投原子弹试验成功。

　　这年的8月9日至10日，总理又召开中央专委会议，检查“两弹结合”进展情况，即导弹的核弹头和运载火箭结合的进展情况……

　　一

　　我在金银滩走访的日子里，总有一个人的影子越来越清晰，那就是王菁珩。

　　對221厂的了解，最先也是从他的回忆中得到的。

　　我每到一处，都会先入为主，想像起王厂长讲述的当年情景。

　　221基地方圆1167平方公里，后缩减为573平方公里，是个神秘的禁区。在这里，分布着18个厂区，包括14个生产厂区、4个生活福利区。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其中厂房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铁路专线38.9公里，青藏铁路在海晏县火车站接轨。沥青标准公路75公里，与青藏、青新、湟嘉公路相连。基地总投资四亿五千一百五十六万元。金银滩的银滩草原，地处湟水源头海晏盆地，北靠祁连山，南临青海湖，东接西宁市，西邻柴达木，距青海湖30公里。四周环山，便于隐蔽。错落起伏的山包，是炮轰试验的好场所。

　　王菁珩是221厂最后一任厂长、党委书记，写过回忆录《金银滩往事》。

　　他曾说：“221基地有36年历史，我在221厂工作了33年。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脚踏草原，头顶青天，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参加基本建设、研制工作，直到原子弹研制成功，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这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令我魂牵梦绕。在这里，有我们突破原子弹、氢弹的草原大会战。不仅完成了原子弹、氢弹研制任务，而且还完成了16次国家核试验，实现了核武器的批量化生产琮装备部队使部队真正具有了战略核威慑力。”

　　221厂是科学家扎堆的单位，钱三强、王淦昌、赵忠尧、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邓稼先、郭永怀……可以说，搞原子弹的那些人全都曾来过这里。

　　除了搞原子弹理论设计，他们还要开展危险的爆轰试验——测试炸药浇铸的壳体能否按照理论设想同时点火，挤压中心的核材料，从而引发核裂变。

　　说到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又得说到刘杰。在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全过程中，刘杰是个举重若轻的人物。

　　1962年夏天，也就是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不久，刘杰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中央领导对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工作进度非常关心。陈毅元帅多次询问刘杰：刘杰啊，我们的原子弹什么时候能响啊？你们早一点把原子弹拿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说话就硬喽。

　　国防工办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两年规划”，并提出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建议。

　　中央专门委员会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具有高度权威的行政权力机构。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中央专门委员会共召开了九次会议，研究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

　　研制原子弹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原子弹需要有一个代号，以便于保密。

　　1963年8月，刘杰部长赴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检查工作，他的脑子里就在考虑用什么作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呢？

　　刘杰和李觉、朱光亚、吴际霖等在一起商量，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数字——596。

　　刘杰解释说，赫鲁晓夫于1959年6月毁约停援，卡我们的脖子，还蔑视我们，说什么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10年、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我们的民族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就以这个日期596来作为代号，借以激励全休干部职工，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制造出原子弹，也叫“争气弹”。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有了一个正式的代号——96。

　　596，一串看似简单的数字，一个特殊的代号，更是一个时代的宣言！

　　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刘杰心里装着多少事？他的脑子里又想着多少数字啊。

　　在西北的戈壁滩上，刘杰时常念叨着“地矿、二、四、六、五、八、九”这几个字。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几个字，它们是原子弹时报成功的关键，研制原子弹统共分为八大环节：

　　“地矿”，指矿山；

　　“二”指的是二氧化铀；

　　“四”指的是四氟化铀；

　　“六”指的是六氟化铀；

　　“五”指的是高浓铀-235；

　　“八”指的是核部件（代号8022）；

　　“九”指的研究核装置的九所。

　　1963年，原子弹工程完成一半，即地矿和二四六已基本解决。但剩下三个老大难的问题：铀浓缩、核部件、爆轰试验。

　　如何得到足够的中子？当时负责给二机部供铀的兰州铀浓缩厂称1964年6月份才能拿到高浓铀合格产品。如果要加快进展，必须加装扩散机，此举意味着两个字“烧钱”。

　　刘杰认为，当时国际形势严峻，国家迫切需要早日突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对于中国而言，烧钱与否已经是其次，如何在美苏达成妥协前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才至关重要。

　　想通这层道理后，刘杰当机立断：加速铀浓缩进程！

　　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成功产出高浓缩铀产品。

　　随后，刘杰又马不停蹄的赶回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亲自监督聚合爆轟出中子试验。在核装置引爆系统和结构部件全部产出后，一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首次核试验一共准备了2枚原子弹，都是在青海221厂完成总装的。596-1是正式产品，596-2是备用弹。

　　原子弹运输时，要分解后再分别包装。运输用的火车，是铁道部从德国进口的带保温设备的专列。专列有20多节，各部件包装箱分别放入不同的车厢；机车后面留出四至六节空车厢，以备在紧急刹车时起缓冲作用。

　　596产品先用汽车从车间运往221厂内铁路专线的专用站台，再由此处装上专列、驶往30公里外的海晏车站。

　　产品装车时，采取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保卫措施：外围是221厂警卫团的解放军战士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中间有厂民警队、摩托车队及骑兵队巡逻；内层搬运产品的，是经专门挑选的221厂工人和科技人员。

　　专列行经的铁路沿线，百八十米就有一个人站岗：重要地点由解放军武装警卫；一般地点由厂民警武装警卫。沿线30多个桥梁涵洞两侧，都有工厂职工民兵武装把守。

　　专列车厢标有“三角七”符号（红三角形，里边写个7字），铁路人员一看就知道这是等级最高的军用专列。

　　这军用专列装运的是什么？各站甚至铁路指挥部并不知道。

　　7天后，专列安全抵达乌鲁木齐火车站。

　　596-1被汽车运往乌鲁木齐机场，再由伊尔-14飞机运往马兰机场，卸载后直接装上直升机，运往罗布泊核试验场区。

　　596-2备用弹留在专列车厢内，最初停在乌鲁木齐待命，后来按照隐蔽要求驶往甘肃境内的碱湖。

　　原子弹的关键核心部件——铀球和点火中子源，则由另一路单独运送。从青海西宁搭乘经过保温改装的伊尔-14运输机，飞往新疆马兰。

　　这两个部件本来体积很小，但要求保温、防潮、防震、防静电。因此，要先放入充满氩气的容器，再用减震弹簧悬吊在一座“鸟笼”里，然后再装进一个大木箱。

　　负责核心部件运送途中技术安全监测的人叫胡仁宇，时任221厂实验部副主任，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原子弹部件运到核试验场区铁塔附近后再进行组装。

　　当年参与组装的作业队员蔡抱真回忆：第一颗原子弹是两个人合抱那么大的铝合金球体。外层是炸药浇铸的壳体，铀球是最后安装进去的，我们叫“投篮”，“投篮手”是李文星。

　　先把铀-235一个半球放好，再放进点火中子源，那是个更小的小球；然后把另半个铀-235球体盖上，完了转90度让合缝朝上。

　　最后用真空吊吊起，像投篮一样装入原子弹中间的空腔，再盖上反射层。扣好最后一个部件后，再将原子弹装进一个保温的圆桶待命。

　　中子源的作用是用中子轰击铀-235原子核引起裂变反应，因此被称为原子弹的点火装置，虽然它只有乒乓球大小，却是原子弹最关键部件之一。

　　为了试制这颗小小的中子源，中科院原子能所的试验队在北京坨里做了数百次实验，终于在1963年研制出了点火中子源材料粉末9501和中子源壳体9502。

　　当年的试验队员、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方定回忆说，壳体做好后，由于不能确定是否有微孔和缝隙，只能土法上马，烧开水煮煮看。不幸的是，小球突然爆裂燃烧，试验队员郝金玺手和脸都被烧伤，房间里和身上到处放射性的黑色粉末。

　　经紧急抢救处理，人并无大碍，只是吃了不少剂量，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郝金玺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1964年10月14日18时30分，装在保温圆桶中的原子弹，开始吊装上塔。

　　作业队员叶钧道和另外2名同志蹲在装有原子弹的圆桶上，一同升向爆室。

　　19时20分，原子弹吊装完成，静卧爆室。10月15日全天，进行核爆前的各项检查。16日凌晨5时，作业队队长陈常宜、队员张寿奇、叶钧道上塔为原子弹插雷管。

　　一枚雷管大约7毫米长，一人插雷管，另外两个人在边上督促检查。雷管插到位后，会发出“噶”地一声。为了确保无误，一根雷管插下去，要求必须3个人同时听到“噶”的声音，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听清，就必须重插。

　　为了防止动作过快引发静电，他们身上穿的全是棉制品，每操作一下就要马上接地，几十根雷管插了3个多小时。

　　据叶钧道回忆：插雷管时，爆室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气氛十分凝重。九院试验部主任陈能宽站在作业队员身后，一句话也不说。

　　作业队员贾保仁负责记录每个人插的哪个雷管，赵维晋负责雷管导通。确认全部雷管插好，并导通无误后，赵维晋最后在《安全任务书》上签字。

　　再次确认爆室温度正常后，才锁好爆室，一起坐吊篮撤下铁塔。

　　九院院长李觉、副院长朱光亚，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人一直在铁塔下静静地等候。

　　这种等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担当。

　　当最后一名作业队员下到地面，他们才与这些担负最危险任务的作业队员们一起撤离。

　　3小时后，随着一声“起爆”的口令，中国首次原子弹成功爆炸了。

　　二

　　“我为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伟力喝彩！”

　　2018年新年前夕，听到习主席发表的新年贺词，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备受鼓舞。

　　程开甲，他曾是国家最高机密，名字被隐藏了半个世纪！

　　对于他所参与的事业来说，世界对中国的喝彩声，是从一声巨响开始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2017年7月28日，在人民军队迎来90岁生日之际，习主席亲自将“八一勋章”颁授给为那声东方巨响呕心沥血的杰出科学家、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程开甲院士。

　　2018年4月，这位被誉为“中国核司令”的老院士渡过了自己的百岁生日。回望百年人生，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华之大，竟然沒有一个求知青年安放课桌的地方。

　　在浙江大学就读的四年中，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学校搬了7个地方，被称为“流亡中的大学”。

　　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苦难岁月，程开甲边流亡边完成了大学学业。

　　多年以后回忆起往日的一幕幕，那份悲愤和苦楚，程开甲仍刻骨铭心。

　　1946年，程开甲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求学，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除了吃饭、睡觉，他就是在课堂上、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即使这样，寄人篱下的屈辱与苦闷仍叫他喘不过气来。

　　“那是4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苏格兰出差，看电影新闻片时，看到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看到中国人毅然向入侵的英国军舰开炮，并将其击伤，我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看完电影走在大街上，腰杆也挺得直直的。中国过去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但现在开始变了。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程开甲回忆起6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仍然能够清晰记起每一个细节。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在1949年，一艘英国军舰不顾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告，公然挑衅，被解放军还击的炮火打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扣留了这艘英国军舰“紫石英”号。

　　英国朝野震惊，世界震惊！

　　海外的华人华侨奔走相告：中国有希望了！过去我们中国人总是被外国人欺侮，现在我们中国人也敢还手了，也敢打外国人了！

　　正是这样一个契机，点燃了程开甲满腔报国的热情。

　　回国，我要回国！

　　他给家人、同学写信，询问国内情况。

　　1950年8月，程开甲婉拒导师玻恩的挽留，放弃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研究员的优厚待遇和研究条件，如愿以偿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他回国的行囊中，除了给夫人买的一件皮大衣外，全是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回国后，程开甲被安排在南京大学工作。

　　当时，南京大学的教授很少，学校把他当作归国高级知识分子，给他定为二级教授。但他在填表时，执意不要二级，只肯领三级的薪金，他说：“国家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这份薪金够用了。”

　　回国后的最初十年，程开甲一直在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南京大学物理系决定开展金属物理研究，学校把初创任务交给程开甲。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程开甲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由理论研究转入应用研究，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

　　1952年，程开甲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程开甲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誓言：“一辈子跟着党，个人一切交给党。”

　　程开甲撰写的专著《固体物理学》成为国内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材，为培养新中国的第一批固体物理学科技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根据国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需要，南京大学物理系决定成立核物理教研室，学校还是把创建任务交给程开甲，开始探索新的领域。

　　1960年，程开甲接到了调入北京工作的命令。其时，他还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当他得知自己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时，才知道自己是被“点将”来参加原子弹研制的。

　　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不被外界所知，更不能向外界透露的背景下，“程开甲”这个名字走入国家的绝密档案。

　　1961年，正当程开甲在原子弹理论攻关上取得重大成绩之时，被调到国防科委，转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全面负责核试验工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做技术准备。

　　从此，程开甲进入了人生旅途中的20年“罗布泊时间”。

　　在新疆罗布泊，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深处，程开甲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核试验研究所。

　　在实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具体指导下，程开甲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共同起草了首次核试验的测试总体方案，确定了核试验研究所的学科设置与技术力量配置。很快组建起爆轰力学、光学、放射化学、核测量及自动控制等研究室，形成了一个专业配套的核试验研究所及一支核试验与测量、诊断的队伍。

　　面对一次次组织安排、一次次调整研究领域，程开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回国后，我一次又一次地改变我的工作，一再从零开始创业，但我一直很愉快，因为这是祖国的需要。”

　　程开甲院士曾写下这样五句话：“科学技术研究，创新探索未知，坚忍不拔耕耘，勇于攀登高峰，无私奉献精神。”

　　面对核试验准备过程的每一个疑点、每一个问题，程开甲不放过任何一点细小的隐患，为确保首次核试验万无一失，他除了和科技人员一起进行大量的实验研究和多次“冷”试验外，又提出在正式试验之前再做一次化爆模拟测试试验，对炸药爆炸进行了全过程测试，保证了首次核试验的测试工作没有出半点差错。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测试也成功了！

　　程开甲从首次核试验中的97%的测试仪器表上拿到了完整、准确的数据。

　　据史料记载，美国、苏联、英国在各自的首次核试验中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法国则一点数据都没有拿到。

　　参与组织指挥了包括我国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两弹结合试验和首次地下核试验在内的各种类型核试验30多次；20年中，他带领团队解决了包括核试验场地选址、方案制定、场区内外安全以及工程施工等方面的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难题；20年中，他带领团队利用历次核试验积累的数据，对核爆炸现象、核爆炸规律、核武器效应与防护等，进行了深入理论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著名科学家朱光亚曾在写给核试验基地的信中说：“如果没有你们的艰苦奋斗、坚持攻关和卓有成效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很难设想这些年来我们能实现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天上到地下、从平洞到竖井……等等的发展计划。”

　　程开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他的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励。

　　1999年，程开甲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为他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7年，中央军委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主席亲自将“八一勋章”颁授给这位杰出科学家……

　　面对荣誉和光环，程开甲感慨地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我们的成就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曾经有记者问程开甲，你当年如果没有回国，你能想像自己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吗？

　　程开甲不假思索地说，最多是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会有一些发明创造，不过如此。可我回来就大不一样了，我为国家作出多大的贡献啊。而且我在国内干的一切，科技水平不比在那边干的差。当初我选择回来是对的。

　　在另一次场合中，程开甲激动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只能喊中国万岁！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三

　　在我国“两弹一星”的史册上，于敏绝对是个最为耀眼的明星。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

　　于敏曾说：“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爆炸。

　　毛泽东主席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其实，当原子弹工程还未步入正轨时，刘杰就开始布局氢弹研究工作。

　　在刘杰看来，氢弹肯定比原子弹更复杂。

　　研制氢弹，必须由我们自己首先在氢弹的理论上进行探索突破。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氢弹研制工作绝不能等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再进行安排。时不我待，刘杰立即找到钱三强分析到，九所现在正在全力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攻关没有力量顾及氢弹的理论研究，为了不分散九所的精力，原子能研究所需要在氢弹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先行一步。

　　当年秋天，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究所增设“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代号乙项任务，由黄祖洽任组长。

　　事实证明，由劉杰推动的探索组对中国氢弹的实验成功有着决定性作用。

　　因为黄祖洽推荐了一个人，一个后世让美苏咬牙切齿，被誉为“中法氢弹之父”的灵魂人物——于敏。

　　于敏主导我国氢弹研制时才35岁。

　　没有在西方名校留过学，没有喝过一滴“洋墨水”，于敏被同行誉为“国产土专家1号”。

　　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于敏硬是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了中国人用世界最快速度独立研制出氢弹的神话。

　　1965年，正是我国氢弹研究的突破期。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

　　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欣喜地说：“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的像个大孩子头儿。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和推敲，终于使整个理论设计日趋完善。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

　　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

　　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爆炸氢弹，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独立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由于中国赶在法国之前引爆核弹，想拉拢法国重回北约的美国，不得不延迟谈判核不扩散条约，整个国际局势在因为刘杰的变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质变。

　　中国氢弹爆炸后，美国震惊了、苏联震惊了、日本震惊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震惊了！

　　全世界氢弹结构只有两种：一种是美国U型；一种是中国独创的于敏型。

　　苏联的氢弹技术是偷师美国的，英国核武器与美国一脉相承，而法国的氢弹用的是中国的于敏型。

　　论成就，于敏远超苏联核弹之父库尔恰托夫。

　　据有关人士透露，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國氢弹之父”。

　　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实在追问之下，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

　　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8年，62岁的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于老房间的书桌旁边，摆放着一根拐杖。

　　于老的女儿说，在我母亲去世之后，可能是我父亲感觉自己的半边天塌了，才用了拐杖。

　　于老的妻子孙玉芹在2012年突发心脏病去世。痛失爱妻，于老伤心不已，摔倒在地。

　　于老说，她是过度劳累去世的，她照顾了我55年。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从此，这根拐杖就是妻子的化身，代替妻子撑起他的半边天，也成了他思念妻子时的倚靠。

　　在于老的桌子上，放着两本翻旧了的《三国演义》。这是他最爱的书籍，他曾经在核试验前，带着队员们一起高声吟诵《出师表》。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他一生的座右铭。据他的学生讲，于老一生酷爱诗词，可以轻松地背出李白、杜甫的大量诗词。而他最有爱的还是杜甫，爱他的忧国忧民。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这是于老写的诗，既是他一生的总结，更是他虚怀若谷、忠心报国的赤子情怀。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

　　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

　　受命之日，寝不安席，

　　当年吴钩，申城淬火，

　　十月出塞，大器初成。

　　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

　　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

　　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这是201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栏目组送给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的颁奖词。

　　于敏，一个光辉的名字，所代表的除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还有时代的精神。

　　是的，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四

　　核武器试验是一种接近实战条件下的大兵团作业。

　　参加核试验的，除了组织核爆这条战线，还有一支大队人马是负责核武器效应试验的工作队，包括核试验基地科研人员和总后、空军、海军、装甲兵、防化兵、铁道兵、工程兵、炮兵等10个核效应大队。

　　他们的任务是要通过各种实测手段和方法，摸清核武器在空中、地面以及地下的毁伤效能和破坏规律。

　　在试验现场十几平方公里范围内，按不同距离布置了飞机、坦克、火炮、军舰、导弹、雷达、火车头、汽车、楼房、车站、人防工程等各种效应物，等待做核爆炸的冲击波、光辐射、核辐射和电子脉冲等的毁伤效应试验。

　　那段时间，十多万大军云集罗布泊，“死亡之海”人喊马嘶，好不热闹。

　　在老一辈核科学家和科技人员的心目中，177办公室绝对是一个神圣而亲切的代号。历史的尘埃永远也不能抹去它的光辉。

　　177办公室是中央决定进行首次核试验后，为了做好北京与核试验现场的联络工作，由第二机械工业部和国防科委联合组织的一个临时机构，即首次核试验信息联络中心。作为首次核试验信息枢纽，负责与核试验现场密切联系，上传下达，及时、准确地向中央首长及军内外有关部门报告情况、传递信息，并向试验现场传达中央领导的有关批示和指示。

　　177办公室从成立到撤销，只存在了一个月，可谓是昙花一现。可流经它的信息在当时都是国家顶级机密。它的意义、它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177办公室由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直接领导，二机部和国防科委派出工作人员共5人组成。地点就设在二机部办公大楼。

　　据当事人回忆，为了保密，177办公室房间的门窗都钉上了两层毯子，密不透风，外边看不到里边的情况，也听不到里边的声音。这个办公室对外全封闭，24小时连续工作，从不离人。保密制度非常严格，通话行文涉及原子弹和试验行动的都要用密语；同前后方的重要通话都要记录在值班日志上，传送文件都要坐小车专车接送，必须两人同行。

　　总参通信兵部给177办公室配备了核试验现场通话的带有载波机的电话，同时架设了与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办公室之间的直通专线和手摇电话单机。

　　1964年9月，177办公室开始与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通电话，传递的第一个重要信息是供试验用的原子弹的运输情况。

　　原子弹由221厂副厂长吴际霖和武装警卫护运，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专用铁路线发车起运，途经西宁、兰州、哈密等站，安全到达乌鲁木齐。

　　运送原子弹的火车定为一级专列运行，采取了严密的安全保卫保密措施，沿途都有公安干警警戒。

　　到了两省交界处，负责护送的两省公安厅厅长还要办理安全运输交接手续。

　　沿线铁路检车的铁锤，一律换成铜锤，以免产生火花。

　　火车机车使用的煤都用筛子筛过，防止混入雷管之类的爆炸物。

　　专列经过时，横跨铁路线上空的高压线暂时停电。

　　原子弹运送到乌鲁木齐后，改由飞机运抵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再由直升飞机送到试验场靶心铁塔底下。

　　原子弹运到核试验现场，总装完成后，等待正式试验。

　　托举中国首颗原子弹的铁塔，是工程兵研究设计院设计的无缝钢管结构、自立式塔架，代号“701”。

　　塔高102.43米，横断面为正方形，底部12×12米、顶部4×4米；共14段钢梁，桁架结构；塔架共8467个组件，总重76吨。

　　塔顶第14层为爆室，原子弹即安放于内，距离地面100米——这里，就是中国首颗原子弹的爆心。

　　铁塔用的无缝钢管由鞍钢专门生产，塔架由建工部华北金属结构厂加工，吊装原子弹的专用起重机和吊篮，由北京起重机厂生产。

　　除了铁塔之外，核试验场区还有150多项特种工程，包括主控站、各测量工号、远近照相站、引爆电缆、通信设施等，全部由工程兵部队建造。

　　参与铁塔安装施工的是工程兵第124团、第109团二营和加工连及第122团的两个连。

　　1964年6月26日，铁塔安装完成。验收时，测得塔顶左右误差小于2厘米。铁塔建成后，经历了11次八级大风吹袭、塔顶最大摆幅在0.5至1米之间，工程质量极佳。

　　在试验现场十几平方公里范围内，按不同距离布置了飞机、坦克、火炮、军舰、导弹、雷达、火车头、汽车、楼房、车站、人防工程等各种效应物，等待做核爆炸的冲击波、光辐射、核辐射和电子脉冲等的毁伤效应试验。

　　那段时间，十多万大军云集罗布泊，“死亡之海”人喊马嘶，好不热闹。

　　核试验最重要的测试项目之一，就是分析核装料的裂变燃耗，据此可以确定原子弹引爆后是否发生了核爆炸及核弹的威力，从而可检验核武器的设计水平。

　　而这项测试必须获得一定数量的核爆产物样品，最好的分析样品当然就是那朵令人望而生畏的蘑菇云。

　　此时的关键，要看气象条件。正好比：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罗布泊地处沙漠戈壁，天气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沙暴肆虐。

　　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特别关注天气预报。

　　10月9日天气预报称，10月16日到20日之间将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

　　张爱萍立马召集核试验委员会党委常委会进行研究，决定给周恩来总理写报告，建议试验时间就选定在这一时段内。

　　这可是一次历史性的时刻，也是一次历史性的选择。

　　周恩来总理也不敢个人作主，他得请示毛主席后，才能最后决定。

　　经过三次来往请示批复，终于确定了首次试验的日期和时间。

　　10月16日中午12时，周恩来总理最后指示刘杰，要刘杰与张爱萍、刘西尧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請他们立即同我通一次电话。”

　　时间一定，整个核试验基地全部进入实战状态，试验基地办公室和177办公室前后方联系更加紧密频繁。

　　所有参加试验的人员，既特别兴奋，又提心吊胆。

　　10月12日晚，核试验党委常委会再次研究，万一原子弹试验不成功的两种可能情况。周总理问刘杰有什么看法？

　　刘杰认为可请专家再研究计算一下。

　　15日早晨，刘杰赶到核武器研究所，请此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的理论部第一副主任、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中子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参加，共同研究估算结果。

　　三位科学家经过精心论证，一致认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三人同时签名提交了正式报告。

　　周总理看后问刘杰：“你现在认为我们这次试验还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刘杰说，估计有三种可能，一是干脆利索，二是拖泥带水，三是完全失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周总理感到满意。仍叮嘱刘杰，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

　　空军运输航空兵第13师一架编号为15503的伊尔-12飞机，停在距爆心40公里的开屏简易机场，机组成员在掩体内待命。

　　他们，将在核爆后第一时间冲进蘑菇云。

　　为了安全起见，机舱进气道安装了过滤器，以减少舱内的放射性沾染，机体蒙皮所有可见的缝隙都贴上了密封条，机组成员全部配发了带有密闭头盔、供氧系统、通信系统、增压系统的“高空代偿服”。

　　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我国首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试验现场欢声雷动。

　　铁塔上部因1000万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而气化；塔底地表熔化成玻璃态；剩余塔身倒塌扭曲成了麻花状。

　　而铁塔安装任务完成后，参与施工的工程兵部队就奉命搬迁到了180公里以外的新驻地。他们连首颗原子弹爆炸的闪光也未看到。

　　15时整，广播里传来“起爆”口令，几分钟后，天地之间滚过一阵闷雷，大地还在微微颤动，机组成员就登上飞机，冲天而起，向着蘑菇云飞去。

　　机长郭洪礼驾机冲入蘑菇云“头部”。飞机在巨大的气流中被抛上抛下，几乎失控。副驾驶马上起身协助，与机长一起紧握驾驶杆，保持飞机平飞状态。

　　八、九秒钟后，飞机终于穿出烟云，机组正要请示地面指挥部返航，坐在后排的剂量员高增厚突然大喊：“收集的剂量不够，测量仪器指示灯不亮！”

　　郭洪礼丝毫没有犹豫：“再来一次！”

　　飞机第二次钻进蘑菇云，终于获得了足够剂量的核裂变样品。

　　半小时后，取样飞机降落在新疆吐鲁番机场。

　　机组成员被迅速洗消后送往医院进行隔离检查，取样飞机也进行了剂量测量和洗消作业，采集到的样品立即装入特制的铅罐，由早已在此等候的两架伊尔-14飞机送往后方作进一步研究。

　　观察所里，张爱萍、刘西尧从看到蘑菇云升起的霎那，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不是化学爆炸，而是真的核爆炸。

　　法国第一次核试验基本没有得到什么数据，美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得到的数据也不多，而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设计要求应得到的数据基本上都拿到了。

　　经过对各种方式获得的核爆关键数据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可以证实：中子点火完全正常。我国首颗原子弹的理论、结构、设计制造，以及引爆系统的设计制造及测试方法，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李觉、吴际霖望着这一切，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们，个个热泪盈眶。

　　张爱萍抓起了通往北京的电话，立即与周总理直通电话，报告情况。

　　张爱萍的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刘杰。

　　在北京177办公室里，刘杰和工作人员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工夺消息。15时4分左右，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刘杰上前一把抓起电话，传来张爱萍的声音：“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蘑菇云正在升起，可以报告各位首长！”

　　刘杰马上抓起与总理直通的专线电话，向总理报告：“我是刘杰，张爱萍同志来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了，看到了蘑菇云。”

　　几分钟后，专用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刘杰同志吗？我是周恩来，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刘杰立即抓起通往基地的电话，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

　　张爱萍回话说：“蘑菇云已经上升到几千米高，专家们根据爆炸后的景象判断，肯定是核爆炸。”

　　刘杰再次向周总理报告：“请总理和毛主席放心，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确实已经爆炸成功了！”

　　当天下午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没有播放这条特大新闻。

　　为什么？

　　还在等什么呢？

　　直到张爱萍、刘西尧组织专家根据现场观察的宏观景象和速测数据，提出了6条理由，证明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国外也随即有所反应。

　　毛主席才同意在当晚11时发布消息。

　　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连续多次正式广播。

　　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中国核试验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

　　中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从事国防建设的一切工作人员，以及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门，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辛勤劳动，大力协同，使这次试验获得民成功。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他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刊发了号外，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街头顿时人群蜂拥，举国欢腾。

　　10月16日17時左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3000多名演职人员。毛泽东很想让眼前这些能歌善舞的青年人早点分享胜利的喜悦。当坐下来准备与演员们合影的时候，他问周恩来：“要不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周恩来笑了笑说：“告诉他们，一个个都要高兴得蹦起来。”

　　照完相，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掌声、欢呼声中挥手离去后，主持人大声宣布：“请大家原地休息，队伍不要乱，待一会儿周总理要向大家宣布好消息！”

　　大约20分钟后，周总理再次走进来，挥动双臂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激动地说：“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全场所有的人欢呼雀跃，高兴得跳了起来。

　　177办公室圆满完成了首次核试验信息联络任务，宣布撤销；所有工作人员圆满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都各自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那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夜不能寐，心情无比激动，欣然写下一首《满江红·庆祝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

　　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

　　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

　　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巨风。

　　笑老修大势去矣，敲丧钟。

　　忆往昔，来势汹；

　　众喽罗，瞎起哄。

　　君不见，人民自古是英雄。

　　螳臂挡车千钧力，庄生梦蝶一场空。

　　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

　　1999年9月18日，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受到共和国的隆重表彰。

　　他们的贡献，他们的才智，他们的创造，配得上那块沉甸甸的、纯金打造的奖章。

　　但是，请不要忘记，造就“两弹一星”的，除了这些功勋卓著的科学家，还有他们身后那个伟大的国家，和他伟大的人民。

　　他们的劳动，他们的付出，他们的青春热血，他们默默无闻的工作，同样值得人们尊重和铭记。

　　千千万万名普通人，就像一颗颗微不足道的原子。然而，当他们紧紧地、紧紧地汇聚在一起时，却能够爆发出比原子弹更强大的力量，这力量可以改天换地。

　　捌、隐姓埋名 以身报国

　　有人说，刘杰身居高位，但生活简朴，清正廉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干部，联系群众。

　　上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为解决干部群众住房问题，刘杰批准在三里河盖两排楼房，为此还承受了不公正批评，做了两次检讨。

　　“他热爱知识分子。逢年过节往往要我陪他到一些科技专家家里进行家访，像朋友那样嘘寒问暖、促膝谈心。他特别尊重王淦昌、杨承宗等老科学家，直到老年，他已离开核工业多年，还与他们保持着往来，情深谊厚。”

　　王淦昌临终前一个多月，刘杰前去北京医院探望他时，称赞王淦昌为我国核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王淦昌却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刘杰才是全局性的贡献。

　　他曾经的秘书李鹰翔说，“两位老人紧密握手，互相勉励着对方，当时的情景实在令人感动。”

　　一

　　八月的青海，人间的天堂。湛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气候宜人，最高24摄氏度，穿两件衣正合适，到青海湖那边还要低几度。这样的季节，走在西宁的街头，空气中弥漫着青海老酸奶和兰州拉面的味道。

　　有朋友告诉我，其实兰州拉面过去就是青海拉面，后来被兰州生意人叫成了兰州拉面，做成了全国知名品牌，也只好随它去了。

　　走进青海海北，仿佛走进了厚重的历史时空。

　　我是第二次走进原子城采访，感觉仍然是凝重与震撼！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是专程采访而来，带着的不光是任务，更多的是追寻，追寻老一辈核工业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221厂干部职工的足迹，追寻那些神秘面纱掩藏的故事，追寻许多事件背后的真相。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所有到原子城参观的人，从走进展厅那刻起就神情凝重，脚步却很轻很轻，生怕叨扰了这里的先人们。当然这与展览馆有要求不许喧哗有关，但从人们的神情举止可以看出，原子弹是国之重器，在国人心目中的份量是何等的神圣与庄重。展厅中各个不同时期的人物、实物、场景、画面……又是那样的悲壮与沉重。这一轻一重，孰重孰轻，就如行云流水，自然而亲切。

　　墙上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伟人和科学家的巨幅照片，看着看着，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一批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身报国！

　　有人说，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群体：朱光亚、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王承书、林俊德……尽管在核物理各个领域各有建树，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中国核武器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打破西方和苏联的核讹诈，隐姓埋名，以身报国。

　　1950年春天，一穷二白的中国，百废待举。

　　26岁的朱光亚刚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

　　面对祖国的召唤，这位青年科学家牵头组织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上说：“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劳苦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应该赶快回去了。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这封公开信，言辞恳切，发自肺腑，极具感染力。

　　一大批海外留学的年轻科学家在政府的精心安排和帮助下，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热潮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功臣。

　　朱光亚回国后，先在东北人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物理系任教，为祖国培养国防科技事业人才。1955年，朱光亚奉命参与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担负起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第二年9月，朱光亚又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试验，为掌握研究性重水堆物理实验技术做了开创性工作，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1959年，朱光亚临危受命，担任起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为开创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

　　原子彈爆炸成功了。试验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朱光亚功不可没。

　　接着，他又投身到氢弹、地下平洞核试验的研制中去了。

　　1969年9月23日，在朱光亚等人指挥下，我国首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尔后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

　　1978年10月，朱光亚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

　　1999年，朱光亚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4年12月，国际编号10388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从22岁赴美国考察原子弹，到35岁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领军人物；从见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到全面领导和组织我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朱光亚的一生与中国核事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朱光亚无比欣慰地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了一件事。”

　　二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在纪念文章《邓稼先》中，把邓稼先和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相提并论。他说；“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锋芒毕露的人物，而邓稼先不是，他恰好相反，最不喜欢引人注目，他那从不骄人的气质和品格，使得他能团结和融洽中国科学家和许多阶层的人士，创造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奇迹。因为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留学回国，就是冲破重重阻力，放弃优越生活条件回来的，就是抱定一个目标，报效祖国！所以说，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西说，邓稼先回国后，我们恋爱、结婚、生子，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1958年，生活被完全改变了。

　　这年春天，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开门见山地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我们认为，让你加入到这项重要的工作中来，是合适的选择。工作的保密性很强，一旦涉足进来，就意味着今后你要隐姓埋名。你的一切学术成就，也许永远都不会公开。也不能让你的家属知道你的工作性质和内容。”

　　这一点对邓稼先而言，再明白不过。新成立的中国政权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1955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而美国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正是因为他们手里有原子弹这张王牌，而中国没有，也就没有与之抗衡的力量。1957年，苏联赫鲁晓夫为了争取中国的支持，才在尖端武器技术的转让上有所松动，并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主要内容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是、导弹在内的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苏联派出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一年的等待，事实证明，谁也靠不住。

　　中国搞原子弹，二机部是龙头。二机部的龙头是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在理论部，而邓稼先是理论部的主任。也就是说，邓稼先是龙头的龙头。

　　邓稼先只能对妻子说：“我要去做一件新的工作，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做好这件事，我的一生就会很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为它死了，也是值得的。”

　　无数技术难题要攻克，中国人必须自己拿出原子弹设计的理论方案。

　　邓稼先与同事们反复研究，苦苦摸索。最终，邓稼先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全方面作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这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作出的重要贡獻。

　　在原子弹总体力学的计算中，有个参数对探索原子弹的原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的计算结果与一般概念相比，误差竟然达到一倍以上。

　　他们已经重复计算多次了，每计算一次就要付出复杂而又艰辛的劳动。

　　单调、机械的动作，每个人都要重复千万次。还要把得出的数据画在比桌子还大的图表上，一次要填空几万个。由于工作量大，忙碌的时候，需要三班倒，轮换着计算、画图、分析，昼夜不停地工作。

　　第五次、第六次……第九次计算结果出来了。

　　经过论证，其结果和特征线计算结果完全相符。

　　问题解决了，难关攻破了。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赞叹：“九次大运算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原子弹、氢弹相继成功爆炸后，邓稼先仍然在罗布泊和九院之间奔波，进行的关核武器的研究与试验。长年累月积劳成疾，邓稼先的身体每况愈下，直到癌细胞侵入骨髓。直到1984年，邓稼先亲自指挥完一次重要的试验后，才不得已离开工作岗位。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邓稼先用一生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与品质，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张爱萍将军亲笔题词，称“两弹元勋邓稼先”。

　　三

　　1961年4月，王淦昌刚从苏联回国。

　　一年多以前，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4万张底片中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轰动了国际物理学界。这个发现对证实反粒子存在的普遍性提供了有力证据，填补了微观体系中的一个空白。这项科研成果，使王淦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多年以后，物理学家杨振宁说：“杜布纳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及其小组对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发现，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知道。”

　　这天，二机部部长刘杰把王淦昌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刘杰说，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请你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我也舍不得让你这位世界级物理学家去造原子弹。可没办法，有人卡我们，说我们离开了他们的援助，10年、20年也休想造出原子弹。

　　王淦昌当然知道，刘杰部长说的“有人”是指谁，不就是苏联么？

　　刘杰说：“根据毛主席、周总理指示，我们一定要造出争气弹！”

　　王淦昌频频点头，说：“部长你就下令吧，我服从安排，我愿以身许国！”

　　一句“我愿以身许国！”掷地有声，道出了王淦昌的拳拳之心。

　　刘杰说：“你现在国际上名声很大，而这项新的工作，因为涉及国家安危，必须严格保密。如果你来了，就得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

　　王淦昌说：“你放心，我能做到。”

　　从此，王淦昌的名字在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队伍里却出现了一个叫“王京”的领导者和学术带头人。

　　王淦昌负责的是核部件的试验。

　　早期的爆轰试验是在长城脚下进行的。王淦昌多次亲临爆轰试验现场指挥，常常冒着弥漫的风沙，爬过长城脚下崎岖的山路，住过古烽火台前简陋的营寨，天天与炸药雷管打交道，一年之内在野外进行了上千次实验元件的爆轰试验。

　　一年以后，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带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来到了人迹罕至的青海高原，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和点火装置测试。在海拔3200米的高原上，常年缺氧，呼吸困难，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王淦昌和年轻人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都严格把关，得到了理想的爆轰波，点火装置一交点火成功。

　　1964年9月，王淦昌来到戈壁沙漠，不分昼夜地进行试爆前的准备工作，在原子弹被吊上102米高的铁塔后，他又坐着吊车上到摇摇晃晃的铁塔上，亲自对装置逐项进行严格的检查和验收。

　　当原子弹的蘑菇云腾空升起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作为核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将军问坐在身边的王淦昌：“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王淦昌肯定地回答：“这就是核爆炸，现在已经看到了逐渐形成的蘑菇云。”

　　张爱萍这才向周总理报告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在原子弹、氢弹试爆成功以后，王淦昌又在技术上成功地领导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

　　这就是“两弹一星”功勋王淦昌。曾经隐姓埋名17年，他以自己的热情和心血兑现了“我愿以身许国”的诺言。

　　四

　　彭桓武在物理学界成名极早。他天资聪颖，15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不到20岁进入清华研究院深造。曾与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一起并称为“清华四杰”。1938年，彭桓武远赴海外，在爱丁堡深造，成为当代理论物理学大师波恩的第一个中国弟子，与“原子反应堆之父”费米、“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科学界的精英们师出同门。在波恩门下，彭桓武广泛研究了晶格动力学、分子运动论，涉足场论、固体物理等多个领域，先是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与海特勒、汉密特在柏林高级研究院对宇宙线现象作了比较系统的解释，创造了以三人姓名首字母命名的HHP理论。随后，彭桓武又回到了爱丁堡，独立开展研究，于1945年又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同年，他以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与波恩共获爱尔兰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并应邀出席了在剑桥大学召开的战后第一次基本粒子会议，在科学界拥有了自己的位置。

　　在海外，他心中一直渴望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他便和在法国的钱三强相约，回国后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干一场，让祖国借助原子时代的科学技术强盛起来。当时，回国的船票很紧张，凑巧，彭桓武一个同学正在英军服务，于是他走了英国海军的“后门”，于1947年底搭乘英国海军军舰踏上了回国之路。

　　1948年，爱尔兰皇家学会选他当会员时，他已经在云南大学执教了。

　　“学成归国嘛，这是很自然的事。”彭桓武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1949年，彭桓武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与钱三强合计，在国内第一次开设了了正规的量子力学课程。解决物理学人才匮乏的问题。

　　1960年的夏天，苏联突然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致使我国核武器研究陷入停滞。紧要关头，彭桓武毅然放弃已经熟悉的领域，走进了核武器这个神秘的领域，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国核武器的理论攻关中。

　　彭桓武与王淦昌、郭永怀三位国内一流的科学家临危受命，三天内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紧急报到，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亲切接见了他们。

　　总理问：“彭桓武，你见过原子弹吗？”

　　彭桓武用地道的东北话回答：“谁见过那玩意儿哪。”

　　“你以前懂不懂原子彈？”

　　“谁懂那玩意儿呀？”

　　“彭桓武呀，这可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啊！”

　　彭桓武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从不说假话。即使在总理面前，他仍是保持本色，不隐瞒事实，也不会刻意逢迎。

　　其实，在他看似平淡的表情下，却跳动着一颗滚烫的心。朱光亚后来就说：“彭桓武没调来之前就开始出主意了。那时我们经常到原子能所去找他请教哩。”

　　当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在西北大漠震撼世界的时候，彭桓武仍对周总理当初说的那句话记忆犹新，“彭桓武呀，这可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啊！”

　　在核武器研究所，彭桓武负责的每一项工作几乎都是开创性的。

　　在核研究领域，同行都尊称他为“彭公”；他被誉为“影响了整整一代理论物理学家的宗师”。

　　他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他一直认为，研制原子弹离不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1963年3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宣告诞生了。彭桓武主持的核武器理论设计也在后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按照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也就是彭桓武。

　　当钱三强所长将奖章送给他时，他却执意不收，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该由我一个人独享。”

　　“不，彭公，这是国家的规定，请你一定要收下。”

　　彭桓武接过了奖章，笑着说：“好吧，我先收下。”说完，他就双手捧着送还给所长，“现在这枚奖章已经归我所有了，我就有权处理它。我请您带回去，就放在研究所里，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吧。”

　　许多年以后，还有人向彭桓武求证这件事。彭桓武说：“我不是谦虚，是事实。我们的核武器完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刚开始，我们谁也不懂原子弹、氢弹，是靠集体智慧、集体攻关，集思广益，我们才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五

　　姜圣阶年轻的时候，就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从黑龙江省一个偏僻的乡村，考入河北工业学院电机工程学系。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破碎，他深深感受到国弱被人欺负的痛苦，立志科学救国。毕业后，他被南京永利宁化工厂录用为工程师。1947年，他凭借实力考上了赴美留学生。

　　在国外，他意识到祖国化学工业的落后，于是他决定苦攻化工专业。

　　留学期间，他刻苦攻读，只想往脑袋里多装点东西。

　　1949年新中国成立，留美学生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

　　这时，校方正式向姜圣阶提出：希望他能留校做研究工作，月薪暂定400美元。

　　当时在美国，生活费每月只需要60美元，月薪400美元对姜圣阶来说，意味着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裕的生活环境。许多好心的朋友都劝他留下来，可姜圣阶却说：“不，我不愿意寄人篱下！”

　　“我不是适应不了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我非常怀念祖国，觉得祖国的土地也亲，水也甜。”

　　当朝鲜战争爆发，祖国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姜圣阶说：“我怎么能丢下自己的国家不管呢？”

　　1950年7月，姜圣阶义无反顾地搭上最后开往新中国的货轮，起程回国了。

　　回国后，组织把他安排到了一所著名大学当教授。

　　姜圣阶觉得新中国迫切需要振兴工业，于是他仍然回到了永利宁化工厂，走上生产第一线。后来，这个厂改为南京化学工业公司，他被任命为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正在这时，国家原子能工业上马了。急需高科技人才。如果姜圣阶答应去，就意味着他要离开南京温暖的家庭，到荒芜的戈壁滩去，他的妻子正卧病在床。

　　在南京，上至化工部门领导，下至全厂职工都热情挽留他。

　　姜圣阶是1956年入党的党员，当祖国需要自己的时候，当自己的所学能报效祖国的时候，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他毅然告别了美丽的玄武湖，奔向了遥远的大戈壁。

　　1964年，姜圣阶担任了核工业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总工程师。

　　姜圣阶已经年过半百，而且是一级工程师。他对全厂的每一条管道，每一个阀门，都要亲手去摸一摸，一有机会就要和工人一起干活。

　　后来，姜圣阶担任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他仍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总是一定要去现场？”

　　姜圣阶认真地说：“和工人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在第一颗原子弹关键部件试制阶段，他经常和工人、技术人员吃住在车间，日夜奋战……

　　六

　　这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教师。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瘦削的身材。

　　人们走到他的面前，都要驻足凝视，似乎想从他的身上、他的眼神里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

　　讲解员是个漂亮的姑娘，声音很有磁性，每次讲到动情处，声音便会哽咽。

　　要不是解密，恐怕不会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我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里，有一位科学家横跨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三个领域，他也是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郭永怀。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山东威海荣成市滕家镇西滩郭家村一个普通农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郭永怀就读的北大停课，被迫回乡在威海中学执教。后来，他辗转来到西南联大，半工半读。在这里，他主动放弃自己原来所学的光学专业，转入航空工程系学习流体力学，师从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教授，开启他的航天救国之旅。

　　1939年，郭永怀考取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因此得以漂洋过海，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应用数学。期间，郭永怀仅用半年时间就拿下硕士学位。1941年5月，郭永怀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师从素有“航空之父”之称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专门研习空气动力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知己——师兄钱学森。

　　1945年，郭永怀完成“跨声速流不连续解”论文，突破航空领域声障这一世界性难题。正是基于这一理论，美国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超音速战斗机。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取消了限制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

　　若干年后，李佩回忆讲述郭永怀的内心波澜：“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老郭那时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许多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老郭却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他想到了在美国的好友郭永怀，向他发出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希望他早日归来报效祖国。

　　钱学森在给郭永怀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接到邀请信的郭永怀抓紧时间完成了在美国的研究工作，第二年便启程回国。

　　1956年，在威廉姆？西尔斯（W.R.Sears）和康奈尔大学的同事们送别郭永怀的野餐会上，一向沉默的郭永怀做出一个惊人举动：他激动地把自己尚未发表的论文手稿一页一页扔进了炭火堆。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郭永怀此举，意在打消美国当局对他的阻拦。夫人李佩为此感到惋惜，但郭永怀说：“没关系，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1956年9月，郭永怀回来了，担任力学所副所长。

　　1960年，郭永怀被任命为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与王淦昌、彭桓武等科学家一起参与我国原子弹研制。

　　郭永怀主要负责场外试验委员会的工作，同时参与氢弹和导弹的研制。

　　“两弹一星”研制基地，环境条件极其艰苦恶劣。年过半百的郭永怀和科研人员同甘共苦，喝碱水、住帐篷、睡铁床。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刘敏回忆说：冬天十二月份，晚上降到（零下）30度。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实验，就给他找了一件皮的军大衣，给他穿上，就穿在膝盖这儿，他个太高。你说他多冷啊。来了馒头他也得吃，冷馒头，硬的。

　　郭永怀的研究生戴世强回忆，他们经常吃不饱，饿着肚子搞实验。西北风大，他们的帐篷时常被风掀倒，不得不挖地窝子，将帐篷固定和支撑起来。为加快核武器研制的步伐，郭永怀经常在北京和基地之间来回奔波，但从不向外人透露半句。

　　“老郭从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我也不問。他经常出差，每次要出差的时候，就自个儿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个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李佩先生回忆道。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以及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们群情激昂、欢欣鼓舞。而此时的郭永怀因劳累过度而瘫软在试验场的临时帐篷里。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要人抓紧联系飞机。

　　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夜幕降临了，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一架小型飞机。

　　5日凌晨6点左右，飞机来到首都机场上空，正在徐徐降落。就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坠毁在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

　　飞机失事现场，有两具烧焦的尸体紧紧地抱在一起。

　　当人们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方宗銮说，两个人掰都掰不开。当人们用力将他们分开时惊讶地发现，两具尸体中间是一个完好无损的皮包，皮包里有一份试验数据文件。这就是郭永怀和他的警衛员牟方东在飞机失事的最后瞬间，用生命保护的国家秘密。

　　据国务院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务院，周总理失声痛哭，良久不语，随即下令彻查这一事故，并指示《人民日报》发布这一不幸的消息。

　　此时郭永怀刚满59岁。

　　正是依据这份重要资料，郭永怀牺牲的第20天——1968年12月25日，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此前郭永怀这位以空气动力学研究驰名世界的科学家，为准备这次试验在青海整整呆了四十五天。

　　就在这一天，中央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1970年4月，由郭永怀参与设计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

　　1999年，郭永怀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在郭永怀牺牲近50年后的2016年，故乡父老为他建起一座陈列馆。

　　郭永怀事迹陈列馆位于山东省荣成市荣成博物馆一层。

　　步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郭永怀汉白玉半身雕塑。

　　谈起建馆的艰辛，馆长李波感叹道：郭永怀年少离家，归国后从事绝密工作，现存资料几近空白，仅有一篇千余字生平介绍。家乡父老本着“用真情把一位人民科学家形象展示给世人”的原则，勇于担当起建馆事业。

　　2016年5月8日，一组《中国现代学家（七）》纪念邮票在京首发，共有三十位中国现代科学家登上了这份亮丽的“国家名片”。在这组邮票中，郭永怀的画像取自中央美院画家毕建勋创作的《以身许国图》。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已正式向国际社会发布公告，编号为212796号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

　　“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郭永怀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科学救国的誓言，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回望，是为了永恒地纪念；缅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

　　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一个个时代精英，就是这些年轻的科学家，舍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献身我国核武器研究事业，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精神，实现自己“以身报国”的愿望。

　　玖、中核强国梦

　　刘杰的心里一直装着核工业的发展，尽管退休多年，他心心念念的仍是核工业。秦山核电站的建设，牵动着他的心。他多次说，一定要去秦山核电站看看。

　　在“秦山核电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90年6月27日至30日，已经七十六岁高龄的原二机部部长刘杰同志到秦山三十万千瓦核电工程现场视察工程建设情况。实地查看了工程现场后，听取了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赵宏等同志的工作汇报，6月29日下午，在中层干部会议上，刘杰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并会见了部分干部职工。

　　2015年，原二机部部长、党组书记刘杰为秦山核电基地开工建设30周年发来贺辞和题词。

　　刘杰在贺辞中表示，秦山核电基地建设30周年了，向同志们表示热烈祝贺，秦山核电基地的全面建成表明党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希望核电事业继续安全高效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刘杰在题词中写道：不断创新、永葆活力，表达了对秦山核电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和美好祝愿。

　　那一年，刘杰部长已101岁高龄，一直关心、惦念着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秦山核电人不会忘记，中核人不会忘记，老部长刘杰对我国核工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在他1956年至1960年任三机部、二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60年至1967年任二机部部长、党组书记期间，为成功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奠定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技术物质基础，基本建成我国核燃料工业体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在中国首届管理科学奖颁奖大会上，刘杰同志获得中国管理科学特殊贡献奖。

　　刘杰深情地说，核电是秦山人的梦，也是我的梦，更是中国人的梦。

　　一

　　那是一个中国科技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腾飞的年代，这是一个中国迅速崛起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人有梦想、人人在追梦的年代。

　　秦山核电正是中国核电人圆梦的地方。

　　初到秦山，我和其他技术人员一样，住在简陋的工棚里，二人一间。一年后，我们才有单独的办公室。那时候，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办公桌上摊着图纸，墙上钉着图纸，书架上吊着图纸，茶几上还堆着厚厚的几叠图纸。

　　欧阳予说起过去那段岁月，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经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劳模）称号的老人眼睛湿润了。

　　到1986年，全世界运转的核电站达到了376座，世界各国核电站所提供的电力，已经占到世界发电总量的13%。

　　如果说，秦山一期建设中，时任六机部七院719所副所长兼武汉分部负责人的彭士禄还只是“728工程”的顾问，那么到了秦山二期，彭士禄就已然成了主角。

　　1986年4月，一纸调令，时任广东核电站建设指挥部总指挥的彭士禄被调到了核工业部任总工程师、科技委第二副主任（副部长级），开始负责秦山二期核电站的筹建工作。

　　1986年7月，国务院核电办明确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式建设秦山二期核电站项目。

　　彭士禄是秦山二期核电站首任董事长。

　　有资料显示，彭士禄对有秦山二期核电站的成功建设作出了三大贡献：

　　一是选址，确定在杨柳山建秦山二期核电站；

　　二是提出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

　　三是提出了“三制”，即业主负责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

　　彭士禄还亲自计算了核电站主参数、编制计划与投资。这是在整个秦山二期核电站建设中提出来的，而且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和支持。

　　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工程，一个开启未来的绝密计划，有多少人为之奋斗，全力以赴；也有极少数人甚至是境外敌对势力虎视眈眈，伺机破坏这美好的局面。

　　在采访中，有人告诉我，当年秦山核电站还发生过特务事件哩。

　　秦山核电站还发生过特务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在一份档案资料中看到当年海盐特务案的记载：

　　2013年7月18日，在嘉兴市公安局8楼会议厅里，陈万全（当年的政保科科长，已退休）、吴哲民（当年的政保科科员，现市局国保支队支队长）、齐鲁平（当年的政保科科员，现副县级）、刘保民（当年的技侦人员，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余存钦（当年的技侦人员，现市局行动技术支队民警）、方金福（当年的技侦人员，已退休）、吴忠耿（当年海盐县局科员，现海盐县公安局政委）回忆那发生在27年前抓捕海盐特务的传奇经历。

　　1986年4月4日下午，嘉兴市公安局政保科收到一封可疑信件。

　　这是一封在海盐投递、落款“秦山核电厂”、发往马来西亚的信件，信是一个叫“忠勇”的人写给朋友的，信中谈了一些家常琐事。乍一看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技侦人员余存钦总觉得哪里不对，凭借着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和一种使命感，他就像一个好猎手盯上了猎物一样，咬住不放。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

　　余存钦一时也说不上来。

　　“秦山核电厂”这五个字总在他脑子里打转转，挥之不去。

　　他心里清楚，秦山核电厂是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国家重点工程，绝密单位。

　　那个时候，秦山核电站正在热火朝天地建造中，远处眺望，百余米高的圆柱形核反应堆水泥外壳刚结顶，威武地矗立在秦山脚下。

　　不久的将来，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核电站就要诞生了。

　　这肯定是个非常时期。

　　一个优秀的技侦民警同时应该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一个好猎手是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余存钦对该信件进行化验，化验结果令众人惊愕：信纸上有密写！

　　密写？特务？

　　既然是密写，写了些什么是关键。可破译起来十分困难。

　　事实上，当时余存钦使用了多种常规的化学药剂都不能使密写显现出来。

　　“信纸上用的密写液应该是来自境外，我国的配方显然对它都不适用。”余存钦没有气馁，使出浑身解数，一次一次地研究、试验、比对，终于自行调配出了一种化学药剂，信纸上的密写显现了出来，只是字迹十分模糊，只能逐字逐句地抄写出来。

　　正是余存钦独创了这一种检测办法，给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方法之后被公安部认可并命名为“余存钦工作法”。

　　當年拍照技术还达不到要求，荧光灯下，密写抄写的方金富足足抄了5个多小时，眼睛都抄肿了，所幸，在字迹很淡的情况下，0%的字还是抄了下来！

　　不同的人，在文字中会传递出不同的信息！

　　时任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的陈万全是一名文检专家，随着密写显现，他开始凭着信件上的明文对写信者进行了刻画。陈万全回忆说，就那封信来说，我得出了五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从字迹上来说，可以断定对方的文化水平在初中至高中水平；第二，信中文字用的是简化字，根据我国简化汉字推行的时间推算，此人出生于60年代，年龄应在25岁上下；第三，从信中使用的方言土语来看，此人不是浙江人；第四，信中内容反映了建造方面的事情，其职业应该也属建造一类；第五，从字迹上来说，此人基本可以确定为男性。”

　　所谓特务，都是训练有素的，一般都比较狡猾。比如写信，会伪造笔迹来影响我们的判断等。值得兴奋的是，那封信上的明文是作者自然写下的，并没有伪造笔迹。

　　那封特殊的信件也迅速引起了嘉兴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陈万全、汤刚良、齐鲁平、孙晓力、吴哲民等人都是专案组成员。

　　根据陈万全的刻画，专案组又从信件的邮戳、落款等分析，作案对象极有可能就隐藏在海盐秦山核电厂内；从信件明文透露的“今年开始在核电厂工作”等文字看，作案对象很有可能是近期来核电厂工作的；作案对象使用的信纸纸质较好，而当时国内尚无此纸供应，由此推测，作案对象可能去过境外或者与境外人员有过接触。

　　特务的基本线索似乎已经浮现出来了，可是，秦山核电厂人海茫茫，特务脸上又没写字，从哪下手？

　　要在秦山核电厂揪出那个特务谈何容易！

　　资料显示，建设中的秦山核电厂情况非常复杂，有核电厂本部、核工业部二二公司和二三公司3个正厅级单位。下面各自又有10多个独立核算的工程公司、工区和小公司，公司职员包括家属共万余人，此外还有基建民工上万人。公司职工来自天南海北，除台湾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都有。

　　

　　一方面，尽管在秦山核电厂的排查工作充满了困难，但专案组民警依然迎难而上，经过数天调查，明确了：核电厂本部主要负责对核电设备的调试和核电站建成后的开启操作和日常维护等工作；二二公司总部在湖北宜昌，现在海盐施工的是总部一部分和第二分公司，主要负责核电厂的土木建筑；二三公司总部在大庆，现在海盐的是总部一部分和第三分公司，主要负责核电厂的设备安装。

　　另一方面，专案组在4月12日那天也有了其他重大发现：通过对海盐县243家經营销售信封、邮票的商店、代销点、摊位进行的调查发现，秦山核电二二公司第二分公司第十综合服务门市部曾于3月21日从海盐县文批部批发过275刀与案件相同的嘉兴产空白着色信封，经检验，细小印刷特征与作案对象使用的信封完全一致！

　　侦查主攻方向开始指向二二公司的第二分公司。

　　侦查员通过对第二分公司职工情况重点调查后发现，二二公司技术实力雄厚，业务水平较高，在国内外同行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曾出国劳务输出过，1985年8月、11月，曾有一大批职工先后从国外工地回来，休假后，在次年2月、3月陆续到第二分公司报到，这部分职工中绝大多数人分配在二工区。

　　二公司二工区的人成了重点排摸对象。

　　文检专家陈万全首先想到的是员工们的档案材料。

　　当时，那里真可以说是人员大杂烩，我虽然看了很多人的档案材料，但由于年代都比较久，难免会出现误差，所以我很坚定的是：必须要到他们最近两三年的文字！

　　当时的调查，我们不能说明原因，加上秦山核电厂属于地厅级别单位，出国的很多都是领导，他们的资料怎么能随便调出来给我们看呢……

　　鉴于作案对象潜伏在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随时都有进行现实破坏的可能性，专案组为了尽快获取员工近期文字资料以便在短期内挖出这颗埋藏在秦山核电厂的“定时炸弹”，经请示省公安厅政保处和市局领导同意，并与二二公司研究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以调整工资为由印刷了《出国人员自我小结表》，发给出国人员填写。

　　在公司劳资科的密切配合下，文字很快搜集了上来。4月21日，距离发案已整整17天，陈万全在众多《出国人员自我小结表》中，终于发现与可疑信件上字迹一模一样的文字，只是令人惊奇的是，竟有两份《出国人员自我小结表》的字迹与可疑信件笔迹相同！

　　一个姓边，一个姓杨，到底是谁呢？

　　侦察员进一步调查发现，原来这两张表格的笔迹均来自边某，而另一张表格是边某替工友杨某所写。

　　至此，嫌疑对象已完全锁定，就是边某。

　　边某，男，1964年8月14日生，初中文化，原籍黑龙江人。1981年10月被录用在二二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二工区当拌灰工；1982年12月9日出国在约旦“中原公司”做工；1985年8月26日回国，在约旦时间总共为2年8个月。回国后在湖北宜昌休假，1986年2月20日来海盐秦山核电厂二二公司第二分公司二工区当拌灰工。

　　4月27日，专案组来到海盐，开始制定密捕方案。

　　因为当时并不确定周围是否有他已经发展的同伙，为避免打草惊蛇，对边某的一切行动都必须非常谨慎，只能秘密进行。

　　4月29日上午，根据制定好的密捕方案，首先，核电厂的支部书记找到边某，说自己家里的老母亲生病了，想托边某帮忙去海盐城里邮电局寄点钱；其次，在离海盐秦山核电厂厂区200米左右的三岔路口上，正停着一辆蓝色丰田面包车，驾驶员打开车子的前车盖正在“修理”汽车；最后，顺理成章地，边某走到面包车边，想搭车去海盐城里……

　　事实上，车上坐着的正是专案组的人员，边某坐上车后过了一段时间，专案组觉得时机成熟，迅速将他控制，并向他宣布了收容审查的决定，冷冰冰的手铐迅即铐在了还来不及反应的边某手上。

　　密捕边某的那天，他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上身则穿着一件有两个口袋的工作装。为防止边某做出危险举动，侦查人员在拘捕他后，又马上对其进行了搜身。果然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袋毒药。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如果不及时搜身，他肯定就服毒自杀了！

　　在密拘边某的同时，秘密搜查组也对边某的住处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在床头柜夹层和其他隐蔽处，搜到了边某作案用的半刀信笺纸，密写底稿一份，密写编写方法三张，台湾敌台广播时间、频率、波长记录纸，敌特泰国、马来西亚通信地址等一大批罪证。

　　在床垫的下边，搜查组却搜到了一本高尔基的小说《童年》。

　　为何一本小说要藏身于此？其中到底又有什么蹊跷？《童年》是否会是本次侦破的关键呢？一连串的疑问又开始在侦查员的心头冒出来。

　　收容审查的边某第一时间被带到了海盐看守所，可在那里，边某已经恢复镇定，开始与警方周旋，他甚至一口咬定自己根本没写过什么密信。

　　“凭着当时的侦破成果，边某的罪行是可以定了，但没有他的坦白交代，我们就无法获知他在国内所发展的特务人员，这样，潜藏在国内的定时炸弹还是不能完全挖出来！”海盐县公安局原政委吴忠耿当年正是审讯边某时的记录人员，回想起当年的那场精彩审讯，吴忠耿还激情昂扬，“正是那本不起眼的《童年》，时任政保科科长的陈万全翻到第45页甩在了边某的面前，因为45页的页码边还有个‘9和‘6，这正是边某的代号‘4596！”

　　铁证如山，这个“4596”也终于攻破了边某的最后防线——他松口了！

　　据边某交代，他是1982年12月9日出国到约旦国“中原公司”打工的。1984年5月25日，边某在没有请假的情况下单独外出在约旦首都一台湾人开设的“观光饭店”吃饭。台湾人王某看他一个人，便主动上前搭讪，因说话投机，两人还并桌吃饭。其间，王某开始向边某宣扬“三民主义”，并送其一份《中央日报》和三份《光华》杂志，进行反共思想渗透。之后，王某付了饭钱，两人分道扬镳，但离开时，又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