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连伟

　　一

　　1946年，在天寒地冻的冬天，16岁的娘嫁给了22岁的爹；2016年秋天，在爹离开人世23年后那个秋天，娘告别了她风雨一生，离开了我们。娘在70年的人生岁月里带领着一家老小，在沂蒙的沭河岸畔，共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娘是党的人，她的善举始终贯穿于自己的一生。

　　娘像许多裹着小脚的农村女人一样，有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守着几分薄地、守着一个小家，過简单平凡日子的梦想，虽然16岁的娘嫁了一个大自己6岁的汉子，但娘心里是充满憧憬的，然而，国民党进攻山东的炮声、“还乡团”的枪声却打碎了娘的美梦。

　　经过长年抗日战争尤其1945年攻打临沂城的那场战斗后，我的家乡河两岸以沭河为界，沭河西岸主要是敌占区，东岸是我们根据地的核心区，沭河成为我们抗击敌人的核心轴线或者叫拉锯地带。当时蒋介石直接调动国民党精锐部队31万余人，分南北两线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中共控制的区域。据史料记载，1947年2月15日，国民党军队侵占临沂后，国民党专员王洪九、保安司令杜庆九、伪县长朱绍白，在临沂城及周围实行恐怖政策，对翻身农民的报复肆无忌惮，惨绝人寰。“还乡团”还乡一个月内，即抓捕关押民众4000多人。仅1947年1年中，即杀害革命干部、群众7000多人；1948年10月，王洪九逃亡前夕，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更加疯狂的集体大屠杀。就是那一年，我娘差点死在了“还乡团”的枪口下。

　　我的故乡位于沭河西岸，河西河东是两重天。河西岸正是敌占区，河东岸便生活在“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的解放区。

　　娘生活的河西后坊坞村是个不足300口人的小村庄，“还乡团”气焰十分嚣张。我娘未出嫁时就是村里投身革命的积极分子，为当时的河东岸的“老四团”送情报、照顾伤员，年龄不大，却在当地也算有一定的影响。嫁给我爹后，娘不但自己积极，还动员村里的婶子大娘为“老四团”做工作。那时，沭河上还没有架桥，只能淌水来往河的两岸。春、夏还好说，但到了秋末冬初河面不结冰的时候，河水奇冷，时常来往于两岸的娘以至于结婚5年后才生了大姐，这与当初时常淌水过河有很大关系。于是，村里的“还乡团”头子便把我娘列入了抓捕对象。有一天，“还乡团”头子在村里发现了娘，手攥着青红棍、腰里插着驳壳枪的他便对手下的喽啰们下命令说：“这个小媳妇也是共产党，把她抓起来带走。”这个“还乡团”头子是我村的地主恶霸，我们村里的共产党村长和他的大儿子就是他带领“还乡团”在同一夜里同时枪杀的。在他的命令下，小喽啰们迅速把娘捆绑起来准备拉走，刚好此次同来的“还乡团”头目中的一个上级，是我姥姥近村出来的，此人多次得到姥爷的恩惠，他一看绑着的是我娘，便大声说：“这是我表妹，她若是共产党，我就是最大的共产党！大家看我是不是共产党？”如此，娘才保住了性命。事后听村里的人讲起这段往事，我们都为娘被绑而揪心，都为娘的镇定而骄傲，更为娘能平安脱险而长出一口气。“娘是英雄”的定义便因此事而被我们从心里认定着。

　　在战争年代里娘是“小英雄”，在和平年代里，娘也一直是个平民英雄。

　　劫后余生的娘初心不改，在此后的岁月中，仍然为国家做着有益的事，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64年，已是四个孩子的娘终于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在当地农村妇女中是极其罕见的。村里不少婶子大娘都不理解，认为和平年代了，带好孩子照顾好家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思想上入党就行了，何必带着“娃”入党？娘却认真地说：“思想上入党是对的，但仪式上入党也是必须的。在党旗下郑重宣誓后，俺就是真正的党的人了，俺就要做带娃入党的农村妇女。”于是，娘便成了当地有名“带娃入党的人。”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不叫娘的名字，只要一提“带娃入党”的媳妇，就知道说的是娘。直到她2016年10月去世的时候，娘都是我们村党龄最长的老党员。

　　娘是党的人，更为党做着事。解放后，身为5个孩子的农村小脚女人的娘一直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同时担任村里的接生员；1976年，40岁的娘继续兼任妇女主任的同时，还被推选为村里的支部副书记，一直到1990年，成为被汤河公社批准享受每月领20元“退休金”待遇的“退休干部”，娘用行动在我心里树起了“平民英雄”的旗帜。

　　娘的英雄壮举很多。人民公社化时期，经常在全公社范围内组织一些农田水利建设、修建道路等民生工程，这些工程的实施往往要根据工程任务分配到各个大队，由这些大队组成队伍一起参加会战，这些参加工程建设的人员被称为“出夫”。

　　每一次组成“出夫”的队伍都要有带队和做饭的，在村里，既是村干部可以带队、又是干练女人可以做饭的只有娘，所以娘就经常参加大队组织的“出夫”队，这也成为娘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我六七岁的时候娘又一次“出夫”，这一次去“出夫”的都是清一色的女人，娘就是这个女子“出夫”队的队长，任务是参与改造岚兖公路，由原来的砂石路面改造成沥青路面的柏油路。娘这次“出夫”的时间长达三个多月，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娘管着“出夫”队的生活，从未往家里拿过一个馒头一粒米。那时，生产队每年除上缴公粮外，再分到各家各户的小麦和水稻等细粮就很少了，除了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了重要的亲戚朋友能够吃上米饭或馍馍，日常的主食就是地瓜或玉米糊豆地瓜干煎饼。物以稀为贵，因为家家户户平时吃不上白面馍馍和大米饭，更别奢望吃上带肉的荤菜，如果谁家有娶儿媳、嫁女儿这样的大喜事，在招待客人的院子外面就会围上一帮人，等着从客人吃完往外撤的碗碟中捞点剩菜香香嘴。

　　娘在女子“出夫”队里既是带队的又管着这些人的吃饭，手中的权利还是挺大的。改造公路是体力活，干重活就要让她们吃饱吃好。这些姑娘们的主食除了白面馍馍就是大米饭，大锅菜是香喷喷的五花肉熬大白菜，外加粉条或粉皮。姑娘们干活是把皮肤晒黑了、把手磨出了茧，但也每天吃上了可口的饭菜。她们偶尔回家时从不说劳动有多么辛苦，给她们的爹娘说得最多的是吃得有多么好，让她们的爹娘放心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女儿每天吃到这么好的饭菜而感到幸运。其实，娘很心疼我，但三个多月的时间她未往家里拿过一个馒头一粒米。娘回来看我的时候，总是给我炒一个鸡蛋治治我的馋虫，或者让爹从盛麦子的缸里挖出来一二斤小麦去换锅饼或油条给我吃。她说：“出夫”的粮食都是按人头带的，我往家里拿一个馒头，那些干重活的丫头们就少吃一个馒头，咱良心会受不了的！”

　　这就是我的娘，一直到现在，当年和她一起“出夫”的姑娘们都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只要回娘家，都要挤出时间去看看娘。每每说起过穷日子的时候还能天天吃上白面馒头大米饭还是满口余香、感概万千，对娘当年的认真依然赞不绝口。

　　“出夫”期间，娘去县里参加了全县妇女代表大会。娘开会期间，我在家里生了病。大队的“赤脚医生”给我注射了三天的小针再加上吃大青叶片，可烧还是时退时起，头还是时好时疼。过去我一不舒服，爹总是说：“生个小病是好事，爹去给你买块热锅饼割块猪头肉，吃上就把病赶跑了。”可那次得了伤风感冒的我，爹的老法不灵了，吃了药打了针还是不好，于是爹就心慌了，就千方百计想法给娘捎信。那时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直到会议结束照集体合影的时候，我生病的信息终于给娘捎到了。娘一下子就慌了，会议一结束便急三火四地赶回了家。

　　娘回来的时候，看到我正挂吊瓶输液。她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我的眼泪比娘的眼泪流的还快还多。其实，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感情最脆弱的时候，我一看到娘心中有对她的思念还有生病时娘不在身边的委屈。那次生病也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打吊瓶，让娘心疼得直流泪。在娘的精心照顾下我很快康复了，娘又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出夫”路。她说：“我得赶快回去，这些日子丫头们吃不好，她们天天干的都是体力活啊！”

　　当了几十年的村干部，在娘的心中，无论哪级会议，无论是大会还是小会，都是传达党的指示，都是需要村干部要抓落实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村干部的会几乎天天都开，夏收夏种要开会，三秋大忙要开会，沤土杂肥要开会，斗私批修要开会，批林批孔要开会，计划生育要开会，放个露天电影也要对全村人员讲讲话开开会，娘参加哪一次会议都不缺席，把会议精神抓落实比给自家干私事要认真不知多少倍。村里人只要看到娘抓的事情，只有干好讲不得价钱，因为娘干活带头，是一个标准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村官形象。

　　娘干村妇女主任四十年，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抓好全村的计划生育是娘最重要的任务。党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渐进过程，从一家有四五个孩子到一对夫妇一对孩，直至号召一对夫妇一个孩，我娘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者。一直到现在，娘只要进城，她总要提起当年她最熟悉的地方就是地区人民医院以及那时地区人民医院周围的人民旅社。因为要落实计划生育，对大月份需要到地区人民医院做流产手术的妇女，娘都是亲自陪着来陪着回去，用娘的话说：“为了完成任务，侍候这些做手术的比侍候自己的闺女还上心，给人家买饭，给人家端尿盆，有时还要看人家不满的脸色。”娘总是让做手术的妇女尽量吃好，而她自己则是住最便宜的旅社，吃饭则是最节省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都到县城上高中了，有一次听说娘带着一名妇女到地区医院做手术，我骑车去看娘，只见娘给这名妇女买了油条包子，但娘却没舍得抽根油条给我吃，她说：“咱不沾公家的便宜，你想吃咱再买，别干让人戳脊梁骨的事。”

　　每年因为搞计划生育，娘都要被那些不理解的户吵骂一顿，我们兄弟姊妹有时感到很委屈，但娘从不还口。村中有一户已经生了五个女儿，但在农村没有儿子的户被称为“绝户”，因此这户人家还是千方百计东躲西藏要生第六胎。从这户人家生第四个女儿时娘就上门做工作，一直做到动员第六胎去做流产手术。这家的男主人从我家街道的西头一直骂到我家门口，情绪最激烈时，蹦着高骂我们家祖宗三代。但娘依然坚持上门做说服工作，直到这家的女主人在娘的陪同下做了流产手术。

　　娘既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还是村里的接生员，而且是解放后经过培训的汤河公社的第一批接生员。娘干了几十年的接生员，有多少新生命是在她的手里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我没有统计，但一家两代人都是我娘接生的，这样的户实在是太多了。那时村里妇女生孩子没有上医院的，一来怕花钱，二来怕麻烦。再说，农村人磁实，不就生个孩子，没那么娇贵。

　　在娘的心中，接生员的职责神圣而光荣，同时事关人命事关家庭的幸福，娘把让每一个新生命平安降生看成自己最重要的职责。无论是瓢泼大雨、电闪雷鸣的夏天，还是三九严寒、冰天雪地的冬天，无论是中秋节的晚上还是大年初一的凌晨，只要是产妇家里来人叫她，娘都是迅速地拿着盛工具的小包就走。我们兄妹5人很小就学会了做饭，很小就学会了互相照顾，全是因为娘在家少的缘故。记忆中有许多次，半夜里有人来喊，娘总是抓起工具箱、迈着一双小脚便赶到需要接生的人家。记得有一年年三十，娘自头一天便赶到村东去接生，直到年三十的头半夜才回来，回来后的娘连鞋都没脱便倒头就睡，原来对方难产，娘守了二十多个小时，母子平安后才回来，那一年年三十，是大姐炒了几个菜，全家凑合着过了一个年，因为没能吃上饺子，娘还歉意了很久。如今那些曾经是我娘接生的喊她奶奶或老奶奶的孙辈们，又娶妻生子时，都还会赶来当面谢谢我娘。

　　作为世上最小的官“村官”，娘爱工作，更珍惜着组织上给予的所有荣誉。作为最基层的党组织成员，娘是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参加的多是作为妇女积极分子出席的各级妇女代表大会，最高级别的是临沂地区的妇女代表大会。让我娘和我们兄妹都倍感自豪的是，快70岁的时候我娘又作为优秀党员代表出席了汤河镇的党员代表大会。对于每次出席会议的代表证娘都细心保存。娘去世后，我把这些代表证一一存在娘的家庭展柜里，这些代表证，也成了最原始的历史，记录着娘对组织的热爱和忠诚：30年前的代表证是两指多寬的红色的厚一些的塑料布印制的，至70岁时的代表证也换成了现在比较新式的样式。每一个代表证每一个荣誉的背后都浸润着娘作为一名党员的付出和奉献。每一次参加会议后，娘都会把代表证像我获得的奖状一样订在墙上，挂在家里好长时间才会收起来。

　　“党员意味着什么·公家的事大于一切！”娘总是这样教育我们。在我们家有一条规定：无论上学的，还是做工的，比赛着看谁得奖多、受表扬多。娘说：“我没文化，但我知道，拿奖状的、受表扬的，一定是各方面表现都突出的。咱冯家的后代，都要争着先进，不能当窝囊废，给组织抹黑。无论大人还是孩子，若是谁入党了，在我们家都是大事，娘全主持一个家宴：困难的日子里不过是多炒两个菜，全家人坐在一起，娘让入党的那位在饭桌上站起来说说感受，全家鼓鼓掌，娘再表扬表扬。在我们家，受到娘的表扬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在我们的成长中，娘的要求比较高，能得到娘的表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娘不仅要求我们严，对她自己也是如此。我的印象中，我娘心中的开会就是大事，无论是村里开会还是公社开会，不管自己家里有多么大的事，我娘都会先去开会。因为娘所在的那个年代里，开会就会领回任务，领回来的任务都是限时完成，无论是修水渠、建水库，还是交公粮、统计人口数据，甚至是学大寨，搞计划生育，都是限时完成的任务，来不得半点马虎，娘80多岁时，只要村里开党员会，她都不会缺席。听邻居大娘说，我二姐刚6个月时，一场夏雨沭河水大涨。娘却接到了上汤河公社党委去开会的通知。孩子要吃奶，河上没有桥，大家都劝娘“这个会不能参加。”但娘却说什么者要参加：“公家的事，可是耽误不得。”急哭了的娘最后把我二姐放到草篮子里顶在头顶上过了河。每当说起这事，大娘便直摇头。“你娘不要命的架势真吓人。俺站在河边看着你娘，水激浪大，心都吓得快跳出来了。”事隔多年，大娘还心有余悸地说。她老人家在世时，每当周末我回去看她，她问的第一句话总是“单位里没事？不开会吗？”一听到我说还要开会，她就会督促我赶快返回。前几年汤河镇修桥党委号召捐款，娘不仅捐出自己的积蓄，还亲自打电话给我和哥哥，让我们都要捐款。

　　在娘的教育和影响下，我娘的儿子、儿媳、外甥、外甥女等都加入到共产党员队伍中。我娘常教育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的好日子，你们成了党员就要有个党员的样子！”

　　二

　　娘的英雄善举，还体现在明事理、大格局。

　　娘嫁给我爹5年后才生了大姐。从1951年到1966年10月，在这16年的时间里，我的大哥、二哥、二姐和我又相继降生。1956年，随着国家公私合营政策的结束，由于之前我爹是一名推着独轮车的“杂货商”，公私合营后，我爹按照政策，成了汤河供销社的一员公职人员。

　　我爹是个苦孩子。两岁丧父三岁失娘，靠老奶奶把他们姊妹仨拉扯成人。我娘和爹结婚的时候，爹只有一间半透风撒气的草房、一只剩了一半的锅，甚至婚床都是用两个椅子搭起来的。从1946年与娘结婚、尤其是解放后，爹推起了独轮车，成了个走街串巷买针头线脑的“货郎”。爹能吃苦，又有经营头脑，几年的时间，家里已经买了几亩地，并且有一亩是水田地，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苦孩子，变成了有儿有女的一大家人。听爹说，最初他是不想去当国家工作人员的。自从大姐降临人世间，我爹升格，才感到成了大人，更感受到了家庭的幸福和温暖。尤其从小无爹无娘的爹更想给予自己的孩子更多的爱。农业合作化之前，我爹和我娘正合着劲地谋划着十年规划远景。但公私合营却中止了爹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家庭梦成了供销社的一名工人，抚养孩子的重担全部落到了娘一个人身上。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那时生产队的分配，按“工分”分配。每到年底，生产队就会组织有参加劳动的社员评工分。评工分的原则一般是成年男子8-10分。成年女子5-7.5分，未成年人根据情况而定，最低2分。社员们就根据这个原则按照每个社员在生产队的能力，表现进行评定。有一种情况是不参加评工分的，就是外出劳动或承包某工作的工分是事先讲好的，这些劳动和评工分就没有关系了，你该得多少就按事先约定的给。每人的总工分就是一年劳动的天数（有约定的除外）乘以每天被评工分的数再加上约定的工分总数。工分值就是生产队的收成按照国家制定的价格计算出有多少钱和其他收入在扣除成本，税收（也就是公粮）和来年生产的准备金除以总工分数。每年的收成分配是：生产队的收成都按照国家定价出售给社员的，在当时，国家定价和市场价是差价的，而干活和不干活的食物需求量是不同的，當时的分配采用了一种办法——“人七工三”，也就是说，70%的收成是按人口出售，30%是按照工分进行出售，这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工分粮。谁家有劳动力谁家挣的工分多谁家分的粮食就多，那时，小脚的娘一手抱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大哥，一手领着六七岁的大姐，靠她一个人挣工分，又如何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呢？

　　有两件事都是让娘到了老年仍记忆犹新的。我爹虽然在供销社拿工资了，人民公社化后，他要从工资里拿出大部分缴到大队里，然后转成工分，才给我们家分粮食。有一年在夏收前，我爹的工资因故没有及时缴到大队里，于是我们家在夏季分小麦时只有我娘一个人的工分，到秋天我爹的工资缴上了，大队里当时的负责人决定给我们家补的粮食是胡萝卜。那一年，我们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吃了整整三个季节的胡萝卜，过年的时候，我的姥姥在我们家里翻遍所有的粮缸，找到了不足二斤小麦。大年初一的那天，姥姥用一斤多白面和地瓜面掺起来包了一顿水饺，让全家过了一个年。

　　为了让家里多点收入，大姐9岁就到生活队参加劳动，虽然那时大姐一个工值2分左右。年小个矮，大姐一个人挑不了担子，便与两人合抬一筐土。一筐土大都有百十斤重，两个人担的时候，由于重量的原因，盛土的筐会滑向个矮的那一方。9岁的姐姐被压得走不动路迈不开步，回到家里，肩膀又红又肿，晚上疼得睡觉直哭。娘连夜找出自家的扁担，一边流泪一边在篇担中间扎上一层层的麻绳，从那之后，再抬土时候，因为这个麻绳，才固定了滑动的筐，让大姐减少了一点点累和痛，这也是做娘的对自己的女儿的唯一能做的一份体贴啊。后来的岁月里，娘总是一遍遍地说起大姐所受的苦。大姐四十多岁的时候，腿已经疼得不能走路了。有一次娘住院，大姐在家里想娘想得眼泪直流，我外甥开车把大姐拉到医院、然后再把她背到娘的病床前。看着大姐的一瞬间，娘拉着大姐的手痛苦失声。

　　艰苦的日子维持了6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经历了1958年的砸锅炼钢吃食堂，经过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吃树叶扒树皮的日子，全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大力精简城市人口。1962年6月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开始为大规模城市人员精简的实施做政策铺垫。当时告诉回乡的职工，一旦国家形势好转，将优先把他们请回来，但是，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国民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困难时期被下放的城镇居民的命运就是他们彻底地一辈子就要务农，命运就在这时拐了弯。

　　那年，我二姐刚出生，三十岁出头的娘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娘了，我爹按照上级政策，从供销社被精简回村务农了，这件事对我们家，尤其对爹的影响是巨大的。

　　爹从1962年下半年回到故乡的第一生产队当了一名“牛倌”，直到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世，他的身份定格为永远的农民。如果不是我在写文章时挖掘出这段经历，我爹6年曾经为“公家人”的历史就会被无情地淹没了。

　　从一名货郎，到在供销社掌秤杆六七年，我爹已经适应了有规律的“上班”一族的生活，何况，当供销社职工风不打头、雨不打脸，自然没有做货郎时的辛苦。平时给左邻右社捎点酱油醋、茶盐布，不但体面，还给大家服务，乡里乡亲都高看一眼，得到不少尊重。然而，重新回乡务农，推车挑担一直不是爹的强项，和那些常年务农的大伯三叔们相比，我爹自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爹推车往地里送粪，别的男劳力装上满满的两篓子人家推起来就走，而爹推的则很吃力；夏天锄草，别人都锄完了，而爹往往锄了还不到一半。爹便不时被别人说些风凉话。一段时间里，爹走坐不安，甚至一度要去“闯关东”。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看到爹不吃不喝，娘气的破口大骂：“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咱去当工人是国家需要，现在国家困难了，咱能不支持？咱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被赶回来的，不识字是咱的软肋啊，精简人，不精简咱精简谁？别人说两句又少不了咱一块肉，你就受不了了？当农民怎么了？咱凭力气吃饭，一点都不丢人。要死要活的，才丢死人呢。”在娘的痛骂下，爹才安安心心地当起了牛倌。娘虽然骂爹骂得厉害，但娘却私下里对我们说：“你爹是个好人，当时家里很穷，有个鸡蛋还是给他吃，他受不了吃不饱的苦啊！”

　　娘是有大格局的人，爹回乡务农虽然让别人说了不少闲话，但毕竟一家人可以天天生活在一起了，早早晚晚有个知冷知热说话的人了，娘虽然比我爹小6岁，但是爹的生活，让娘照顾得比在供销社当工人时一点不降低。

　　在爹的问题上娘有格局，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娘更是有眼光。

　　在她深深地体会到爹之所以被下放回乡务农，既是国家的大政策，也与我爹没文化是个睁眼瞎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求学过程中，娘表现出比一般人都坚决的态度和超前的眼界来。

　　听娘说过，当时村里和大哥一起入学的有十几个人，当他们上到三四年级的时候，有的孩子的便缀学了，他们父母的理由是农村孩子认识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再多学也没用，不如回家干活挣工分。当时我爹还真的回家和我娘说起让大哥辍学的事，娘还未等我爹说完就发了一次大火。她怒气冲冲地对我爹说：“我们两个都是睁眼瞎，我们不识字吃的亏还不够大吗？你如果识文解字有大学问，下放人员就会摊上你吗？我们再苦再难也要供孩子上学，只要他能读下去，读到什么时候我都供应他。”

　　正是娘对待学问的这种情怀，让大哥在求学的路上一路走下去，让我步大哥的后尘在求学的路上不断前行，于是出现了高考制度恢复后大哥成为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我成为我们四村八乡年龄最小的大学生。

　　和我哥一起上学的伙伴们，陆陆续续地辍学回家帮爹娘挣工分去了，到上汤河中学上初中的还有4个人，其中两个人上初中期间光荣参军了，这样最后读高中的只有大哥在内的两个人。从大哥1974年高中毕业，到5年后的1979年考上大学，大哥又成为全村第一人，用我大伯的话说冯家的祖坟上终于冒了青烟，插上了旗杆可以放上九声炮响了！

　　当全村的父老乡亲端起手中的酒，向我的爹娘说祝贺的赞美之词时，只有我的爹娘清楚大哥金榜题名的背后浸润着多少艰辛。

　　大哥考上大学的那天夜里，和我这个小弟有个彻夜的长谈，他述说爹娘的英明，感叹求学路上的艰辛。

　　大哥上高中的时，每天早上从家里往学校走的时候背着割草的提篮，保证下午放学的路上割一篮青草交到生产队，可以换成工分；早上从家里拿两个地瓜面掺糠的煎饼，实在不好意思在同学面前和人家一起吃饭，总是在课间的时候把两个糠煎饼先吃了，到同学们吃午饭的时候，再喝一碗热水充饥。

　　“年好过，春难熬。”有一段时间，大哥在学校里住校，正是春天青黄不接日子最难熬的时候。春天用地瓜育秧后的的母地瓜俗称“地瓜母子”。那一年，实在无粮可吃，生产队里便把“地瓜母子”也分到了各家各户，我爹和我娘在推磨磨糊糊时，把生产队分的“地瓜母子”一起磨成了糊，烙出的煎饼比单一的地瓜干糠煎饼看上去颜色发亮发白，似掺了小麦似的，但“地瓜母子”水分大，从鏊子上揭下的煎饼不成个，于是娘从鏊子上揭下煎饼，爹就拿到晾衣绳上晒干了再叠起来。当把这些煎饼送给大哥后，大哥似乎吃到了久违的麦煎饼，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哥知道这样的煎饼家里肯定是一个不留地全送给上学的他。于是，正是长个的时候，大哥三顿饭却只吃两顿，硬是从爹送的煎饼中又省下了几个拿回了家，给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吃。看到又黑又瘦的大哥，娘心疼地掉著眼泪说：“儿啊，什么时候娘能让你敞开肚子把煎饼吃个饱啊。”

　　大哥高中毕业后，先是在大队的小学里担任代课教师，由于大哥认真勤快，教出的孩子质量高，素质好，学校领导老师们都对大家赞赏有加。时间不长，但被管理区挖去做了团总支书记，又因为能干有活力、脑瓜灵，被坊坞管理区检查工作的汤河公社党委书记看好，一纸调令又把大哥调去汤河公社干上了公务员。

　　这是村里是天大的好事。当我村的大队书记从公社党委书记手里接过这个调令的时，他就想好了对我的爹娘要说的赞美之词。其实，当我爹知道我哥要上党委上班的消息时，他已经感觉非常满足了，他这个“牛倌”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娘也高兴。但娘在高兴的同时却给大哥提出了新的目标，娘对大哥说：“儿子，你爹娘没什么本事，你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们不敢贪功，但你自己要心中有数，无论外人怎么说你好，我们毕竟就是个亦工亦农的身份，说到底，你的根还扎在咱们村，你永远要有农民的朴实。”

　　我想正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娘对大哥的现状没有给予让人忘乎所以的定位，才有大哥在高考制度恢复后锲而不舍的追求直至成功。

　　恢复高考后，娘鼓励大哥参加高考。大哥遵从娘的意思，连续两次参加高考落榜后，下决心再到学校复习参加高考与他本人特别是对我父母来说，如果不是有高目标大眼光是很难做出这个决定也很难接受的。

　　在我爹的眼里，儿子在汤河公社上班，已经让全家人的脸上有脸有光了，冯家祖辈还没有为官的人，大儿子现在不已经就是官了吗？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何况再去考大学又有几成把握？如果考不上大学又失去了现在的工作岗位，不是做了太大的赔本买卖吗？

　　于是，家里便爆发了一场小小的战争。

　　有天晚饭时，爹点上一袋烟对大家说：“考大学是个好事。但老大的这份工作在咱村就是最好的了。多少人眼馋都眼馋不来。咱何苦丢了铁饭碗去考什么大学。考上了不还是上班？到时还不知分到哪里。怎么会有这份便利显眼的好工作？何况，老大都挣工分了，上学就少了一个劳动力。下边弟弟妹妹怎么办？我看，打死咱也不考了。就这样安心工作比啥都强。”

　　看着爹坚决的样子，一家人都不敢吭气。

　　性子急燥的娘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说：大道理我不懂。但我知道，文化越高会做的事越多，对国家贡献就越大。咱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忘了长远利益。这学咱得考，这辈子你上到哪里，我就供应到哪里。一年考不上咱就考两年，两年考不上咱就考三年，直到你不想考了为止。”

　　在家里，娘的话就是最后拍板的话。因此，曾经在乡亲们眼里已经是当上官的大哥又重新回到当时的临沂育新中学成了一名插班的中学生。

　　娘对大哥去复习考学是全身心支持的。表现在具体行动上，就是爹娘招呼我们姊妹每周比平时要多推一次磨，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麦子陆陆续续地都变成了大哥每个星期回家拿的煎饼。

　　娘是无怨无悔的支持大哥的，大哥也是用自己最后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回报爹娘的。

　　记得大哥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爹蹲在堂屋门西侧一袋接一袋地抽他的旱烟，高兴？激动？这是冯家祖坟上冒出的第一缕青烟，竖起的第一根旗杆，他应该激动、骄傲和自豪。

　　我的娘呢？娘总是那个悲喜不露、让我们姊妹底气十足的人。大哥考上大学，最应该感到自豪的应该就是我的娘啊！如果没有娘的英明，也许大哥连初中都读不上，更谈何后面的读高中读大学呢？

　　然而，此时最应该骄傲自豪的娘，却操持着为大哥筹备车票钱和张罗请村里的乡亲们吃顿饭的事。

　　那时，从临沂到济南的车票钱是陆元捌角。

　　一天半夜醒来，听娘正对爹说：“明天是板泉大集。拿点小麦卖了给老大准备车票吧。”

　　“集市上一斤小麦不足两角钱。老大一张车票钱咱要买接近40斤小麦。生产队里全年分给咱家的小麦不足200斤，是咱全家7口人一年的口粮啊。就不能借点？”黑夜里传来爹沉重的声音。

　　“这年景，上哪借去，大家手里都不宽余。如果不是遇到了万分的难处，谁舍得卖这点小麦？”娘咳嗽了两声接着：“先卖50斤吧，除了给老大买张车票外，再割点肉，都是看着老大长大的左邻右舍，咱们张罗着请大家来吃顿饭，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最重要的，我心思着也让大家都知道，考上大学是光荣的事，别再早早的让孩子缀学，耽误了孩子的前程，这个头，咱得带头。”

　　第二天一早，娘和爹早早地起床。爹用手撑着袋子，娘拿着盛水的瓢一瓢一瓢地从麦缸里把麦子挖出来再装到袋子里。之后，娘拎起袋子用手掂了掂，然后点点头说：“这些应该就够了。”爹也拿过袋子用手掂了掂，点了点头，然后双手一用力，把袋子甩却背上，便走进了蒙蒙细雨中。那天早上，我清晰地记着爹两腮塌陷，特别的瘦；我还特别清晰地记得，那一袋鼓鼓的麦子。心里竟有一种疼痛的感觉。我不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娘站在院门前望着爹的背影很久才回到屋里。

　　学习过程中大哥是努力认真的。正因为优秀，毕业时便有了回临沂还是留省城的选择。然而，这一次，娘的意见决定了大哥一生的发展，这不能不说，又是娘的远见卓识。

　　大哥在大学里担任班长，毕业时有到省城工作的机会，当然如果他坚持回故乡工作，老师们也会尊重他的意见。为了上学曾放弃了工作，整整三年的时间让家人供自己读书，大哥从心里想早日替家里分忧解难。离家近除了能经常回家，人脉关系自然对家里帮助也会更多一些，但留省城对个人的发展更有利。当大哥把这些因素告诉娘并征求娘的意见时，娘一点没犹豫地对大哥说：“你现在是公家的人了，就不再单单是娘的儿子，公家的人首先要考虑给公家干事，孝顺不是围在爹娘的身边，你们干成了大事才是最大的孝顺，我的意见就是你能飞多高就飞多高，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正是因为娘的这段话，大哥便选择留在了省城金融系统工作，以至于大哥最后在厅级领导的位置上退休，这与娘最初的英明是分不开的。

　　三

　　娘的与众不同，还在于她在大事大非面前的审时度势。

　　1982年，是我們家重要的年份，也是娘最开心的一年。这一年，对我们的家庭和亿万个家庭来说，真有一种“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喜悦。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我们家的粗粮细粮小麦水稻玉米花生都塞满了粮缸，一句话，我们吃饱了，我们吃好了。

　　早在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之后的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田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也正是这一年的春天，我家也分到了自己的责任田，那一年的夏天，我家的粮缸被小麦填满了，娘让全家吃上饱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单是粮食塞满了粮缸，过去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来了重要的亲戚才能吃上的米饭馍馍如今已成了家常便饭，最重要的是，我的爹又推起了小推车、重新开始做起了小生意，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刚刚实行分田到户的时候，多数父老乡亲都在为多分一点生产工具、多分一分水浇地而绞尽脑汁，有的甚至还动起了手干起了架。然而，我们家却是别外一番景象。

　　月亮正好的晚上，全家人边剥花生边聊着天。

　　娘说：“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都责任到家了。”

　　“嗯。”爹闷闷地应着。

　　“听说今天村东的李老头又到村里闹了半天。说是他分的小推车太旧了。看好了陈老三的那车，陈老三不让。说是自己抓阄抓来的，天王老子说情都不行。”娘边做活边说。

　　“嗯。”爹还是闷闷地应着。

　　“你是咋想的？就没有想法吗？”娘抬眼望着爹。

　　“想法当然有。可还不是白想。”爹不情不愿地回答。

　　“有想法就说吗？一个大老爷们家，吭吭哧哧算干啥？”娘急了。

　　“我当然是想干老本行。做农活我也不会。总不能当一辈子牛倌吧？”爹不甘心地看着娘。

　　娘把腿一拍说：“这些天我也琢磨了，你天天卧在村里，到底是浪费了你的天赋。论做生意，十里八村没人能比上你。虽然不识字，但你心算比人家算盘打得都快。我看这事能成。我听上边文件上说，要‘发展家庭副业，发展专业户，可以充分利用分散的物力、财力和具有技术专长的人才。所以，我琢磨着，国家允许你重操旧业。”

　　听娘这么一说，爹高兴地问娘：“这回不用上生产队挣工分了吧？我真的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了？”

　　娘重重地点了点头。

　　于是，在责任制推行的第一年，我爹便又推起了独轮车，变成了一名以卖水果、蔬菜为生的“小商人”了。

　　爹从娘的手里拿到了少得可怜的几元钱后，一辆独轮车，一杆秤，一个盛钱的布包成为我爹开始起步做生意的全部家当。每天早上，他到集市上从别的卖水果或卖蔬菜的人那里，以低于市场价把水果或蔬菜先拿过来，钱不够，先给人家缴一点保证金，等水果或蔬菜卖完了，第一时间去给人家把欠款交上，这样干了半年积累了一定资金后，爹就专门做起了水果生意。

　　我爹的小推车上一年四季有水果有干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放了寒假的时候，我爹都是冒着刺骨的寒风，穿上他的棉大衣，早上喝上两碗娘熬的地瓜糊豆，手上戴上娘给他缝的棉手套，推起装满苹果、梨、柿饼、软枣、桔子、葡萄干、红干枣等水果干果的小推車，奔向洪瑞车站旁边的固定摆摊点；晚上，爹总要把不同的水果和干果挑出一部分留给我让我解馋。这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农村的孩子在大冬天的夜里能够吃上苹果、吃到柿饼子、吃到甜甜的软枣，是少有的福气。

　　爹在做生意的路上如鱼得水，似乎换了个人，一下就年轻了十几岁，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爹快乐了，家里的经济状况更有前所未有地改变着，生活质量明显上升：爹每天出摊回来，都要在灯底下和我娘清点当天的收入。爹总是在留足第二天的本金后，把剩余的钱全部交给娘支配，我爹盛钱的小布包装着他的梦想也装着全家的希望，我上高中的自行车和后来给媳妇新买的自行车都是爹摆水果摊挣出来的。

　　爹又成为他当初起家的生意人，娘也便做起了快乐的小水果摊的“老板娘”。

　　家里的日子越过越殷实，爹和娘的脸上每天都是笑容，家里的喜事也便接二连三地都来了。

　　1982年的春节，在省城工作的大哥领着准媳妇、我的大嫂回来过年了。那时村里还没通电话，大哥提前一个月就写信告诉爹娘这个春节他要带着媳妇回家过年。

　　接到大哥信之后，全家如同过年般高兴。农村人结婚早，四十多岁的人便当爷爷奶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那时，我爹虚岁已是60岁的“老头”了，每当和村人聊天的时候，

　　说起儿子在省城的大银行上班很自豪，可是一旦聊起孙子的事，爹就比别人立时矮了三分。为此爹总是长吁短叹，边做梦都是抱孙子的事。现在大儿子终于往家领媳妇了，这天大的喜事让爹娘又高兴又忧愁。高兴地是孙子有指望了，但娶儿媳的费用去没有着落。

　　尽管已经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爹也摆起了水果摊，吃饭的问题是解决了，但花钱的问题并没解决——肚里有饭菜，但钱包里没有多少存钱啊。但大嫂是大城市里来的姑娘，又是冯家第一门婚事，爹娘还是倾全家之力收拾了房子，做了新棉被，全家人包括爹娘在内每人都做了一身新衣裳，给第一次进家门的大嫂留下个很好的印象。

　　对全家来说，1982年的春节是一个欢乐幸福的节日，直到大哥大嫂春节走后很长时间，爹娘的口中白天说夜里聊的还是大哥和大嫂。一直到1983年的春节，大哥和大嫂回老家举行婚礼，把爹娘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把全家的欢乐推向了高潮。

　　在农村娶儿媳妇不单单是喜主家一家的事，而是全家族的大事。那时冯家的族长就是我亲大伯，他的亲侄子要娶媳妇了，大伯便比对别的侄子娶亲更为用心。60多岁的他在我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召集全家人一起讨论、商量，如何为冯家的第一门亲事举行又隆重又能承担得起的婚礼。

　　那时，从省城回沭河西岸的家还没有直达的车，在临沂下车后改乘相关的交通工具回到家。那时，大哥大嫂都在省城工作，为了配合老家举行的结婚仪式，必须提前一天先到临沂城住下，第二天早上再从临沂城赶往老家。在如何去接大哥大嫂的交通工具上大伯大娘和我爹娘犯起了愁——用自行车不够重视，马车太土。那时尚没有出租车，几经反复，最后决定使用我村最好的“50”马力拖拉机当接大嫂的婚车。那时，拖拉机进出城都有规定的时间段。为了确保不延误婚礼时间，头天晚上，让大伯家的哥哥便与拖拉机手赶到大哥大嫂住宿的地方等着，第二天早上再趁交警没上岗前就出城。作出这个决定后，爹娘让我赶快写信告诉大哥，大哥也同意了这个意见。但当真到了大哥举行婚礼的头一天，在临沂城负责担任联络员的二哥回家报信说，不用拖拉机进城了，大哥大嫂将坐着吉普车回村。这个消息让筹备婚礼的人们喜上眉梢、赞不绝口。

　　原来，大哥大嫂赶到临沂城后，当时地区建行的领导得知大哥大嫂是回来举行结婚典礼的，便安排当时行里唯一的一辆最高级的轿车——北京牌212吉普车，送大哥大嫂回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轿车很少，私家车更是少有听说过。那时，如果谁家门前停辆轿车，全村人都会围着看来看去、羡慕不已，吉普车只是听说过却几乎没见过。因此，大哥大嫂举行婚礼的那天，尽管为了这个结婚典礼已经爹娘已经精疲力尽，但他们依然不停地热情接待前来捧场的亲戚和乡亲们，自始至终笑得合不拢嘴。

　　当吉普车载着大哥大嫂到达村口时，迎接他们的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按照故乡的风俗，迎接新人的鞭炮一直要不停地放到喜主家的大门口，直到从车上下来的大哥大嫂被大伯家的嫂子撒了满头满身的“福”，鞭炮才告一段落。爹和娘坐在正屋里，眉开眼笑地接受着大哥大嫂的至礼，所有的亲戚和乡亲都在酒席上酒足饭饱，一场让乡亲们津津乐道的婚礼让全家人都赚足了面子，也让乡亲们谈论了很多年。

　　大哥结婚让爹娘了却了一份心愿，但二哥的婚姻又成了爹娘心中的大事。那时，二哥在农村务农，因为家里穷，同龄的年轻人孩子都会跑了二哥的婚事也没有着落。爹和娘愁了一年又一年。好在，大哥结婚典礼不久，二哥的亲事就确定了，让爹和娘着实高兴了很久。不久后，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的大姐终于生了个儿子，一时间让爹娘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到了这一年的11月底，二哥便举行了婚礼，虽然没有大哥结婚时那么气派，但对我的爹娘来说，两年连着娶了两个儿媳妇，知足了！

　　二哥的婚礼一结束，娘就坐上从临沂到济南的公共汽车往大哥家奔去，因为大嫂面临分娩。1984年腊月初七，大嫂生下了我的侄女。

　　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家是日子越过越甜，喜事连连，添人添财，娘也成为全村第一个到过省城的女人。

　　高考制度的恢复，让大哥成为全村第一名大学生。之后，娘最小的儿子——我也成为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在1983年的夏天，16岁的我有幸成为高考战场上的胜利者，让爹娘成为四里八村培养了两名大学生的“名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大学招生的人数还比较少，当时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改变农村户口、改变生活现状，成为端着“铁饭碗”、拿着购粮本的“城里人”。经年努力，我在众多孩子中脱颖而出，成了家里的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省城的本科，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是件令爹娘骄傲的事。作为几个孩子中的老末，在得知高考成绩的时候，娘破例奖励了我“甜甜的雪糕”；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吃到了娘买的“紫葡萄”；此后就是娘精心筹备我上学要带的衣服和被褥。

　　那时，刚刚实行责任制第二年，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比较差，大哥二哥又相继结婚，爹和娘手里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为了能够给我多筹措一些费用，摆水果摊的爹每天早早地推着独轮车去摆摊，如果当天生意好，赚钱多，我爹天黑前回到家会把盛钱的布包主动递到娘手里，让娘检阅一天的劳动成果；如果哪一天收获不多，回到家则会抽着旱烟袋默然无语，娘叫他吃饭时，先听到的一定是爹无奈的叹息声。但当时沉浸在喜悦中的我，并不理解慈爱的爹为了让我多带一点零花钱而努力筹钱的焦虑心情。

　　离上学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爹和娘脸上的愁容却越来越厚。我是爹快六十岁时生的最末的一个孩子，对我的疼爱自是可想而知。尽管我三年的高中求学是在离家60多华里的县城，但毕竟每个周末都要回家拿饭，父母每个星期都能看到我的样子，知道我的胖瘦；如今却要到离家六百多华里外的省城，要到一个我的父母非常陌生的城市，而且会是几个月见不到我的面孔，那些日子里，我爹每天回到家会从水果筐里挑出最好的水果给我吃；娘则千方百计地改善我的生活，豆腐、油条、马蹄烧饼……所有在娘眼里是最好吃的，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往家买，恨不能让我把所有好吃的食物全都吃遍、吃够。现在想来那真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黄金岁月，心中流淌着的全是父母之爱和无限的亲情。

　　记得有一天早上，娘边烙煎饼边和我拉呱。娘说：“上大学了，不用吃娘烙的煎饼要去吃白面馍馍啦，娘今天给你做鸡蛋韭菜馅的煎饼吃。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根本，不要忘了你上学娘为你烙了好几千张煎饼，不要忘了你是吃煎饼长大的。”那天边吃娘烙的煎饼边和娘说话，看着不时被鏊子下面冒出的浓烟熏得泪流满面的娘，我的心中溢满了激动，暗暗下决心，把上大学作为人生的起点，一定不能辜负了父母的期望，要不断努力，一生一世要对得起摆水果摊的爹和烙出了一张张煎饼的娘。

　　无论怎样地不舍，离家的日子还是到来了。上学那天，是在省城上班的嫂子专程回来接我。吃过早饭，二哥二姐帮我提着行李去洪瑞车站坐车，叔伯大婶们把我送到村外，回头望去，爹却不在送行的人群里，娘却硬是坚持把我送到车站。说起我爹，娘对我说：“你爹真没出息，整天盼着你能有出息，到了这天，自己却在屋里哭！”

　　和我爹比起来，娘因为一直在村里当干部，在我的心中更坚强、更有主见，是让邻居羡慕、让儿女自豪的人。看着坦然地走在送行人群中的娘，我在心中为有这样的娘充满了骄傲。在车站旁等车的时候，娘始终拉着我的手不放，嘱咐我多写信不要惦记家。

　　公共汽车终于来了，二哥二姐先帮我把行李拿上了车。我就要上车了，娘送我上车时依然牵着我的手：到了不得不松开手时，娘的眼泪流了出来。我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儿女的冷暖温饱都装在娘的心里。那怕娘是多么坚强的娘，但她仍然是那个肉心的娘！

　　1983年我在济南上大学的时候，临沂到济南还不通火车，到济南的客车也是仅有的几班，发车时间主要集中在早上6点到8点之间。我每次假期结束返校时都是提前一天骑车到临沂买好汽车票，然后第二天一早再赶到临沂去坐车。当时，从临沂到济南的汽车要跑八九个小时，我多数时间都是坐早上6点20分的那班车次。由于老家离县城很远，骑自行车要两个多小时，每次离家那天都是不到凌晨4点就要从家里动身。记得我上大学第一个寒假返校的那天，天很黑，二哥用自行车带着我上路，寒冷自不必说，走着走着天上竟飘起了雪花，虽说“瑞雪兆丰年”，可对一个行路人来说，却多了许多不便。为防雪下大了误了上车的时间，我和二哥便轮流骑车，二个小时的路程，虽然天寒地冻，哈气成冰，但当我们冒着寒风和漫天飞舞的雪花于发车前赶到车站时，脸上身上却汗流不止……

　　求学的路上，有寒风，也有暴雨。记得1984年暑假返校时，我头一天去县城买车票时还是晴空万里，夜里却暴雨如注下个不停。那天晚上父母几乎一夜未眠，都在为我如何进城发愁，我在心里也一直析祷老天快快停下来。眼看着快凌晨4点了，仍然没有停雨的意思，父母一商量决定去求人帮忙。我娘便顶头个斗笠冒雨跑到有手扶拖拉机的邻居家，请他送我进城。那天凌晨我就是冒着瓢泼般的大雨、坐手扶拖拉机赶到了县城。一路上洪水如柱、险状百出，看着今天的学子有私家车直接送到学校，真是感慨万千。

　　我上大学的时候，村里还没有电话，更不用说手机了，和父母的联系主要通过写信。刚到学校时，写信的频率还是比较高，每个月写两三封，再往后由于學业加重、学校活动增加，写信的频率便降低了许多，而且写信的落脚点也往往与钱有关。那时候上大学管吃管住，开支主要是买书、添衣服或交际，有一次写的一封家书却因一字之差引起了一次轩然大波。

　　我是个喜欢读书的人，看到有喜欢的书便忍不住买下来。记得那次我在信中想让让父母寄二三十元钱，谁知原本要写的“给我寄一点钱”写成了“给我寄一些钱”。父母斗大的字不识半升，收到信后都是让二哥代读，当听到我在信中让家里“给我寄一些钱”时，父母的心中立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事后听我娘说，当她和我爹听到这句话后第一感觉就是“小三出事了”，因为一向节俭的我一个学期总费用也不超过50元钱，更从未狮子大张口向家里要过大数额的钱。这次既然写信要“一些线”不是出事了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于是我娘连夜把我的大伯、大娘及我大伯家里的大哥二哥等人召集到我家里召开了“家庭扩大会”，对我可能出现的“大事”进行了研讨推测，最后形成一致意见：一是连夜给我写信让我如实汇报发生的“大事”，并于第二天给我寄款50元，这个数目可是过去我一个学期费用的总和！二是写信对已在省城济南工作的大哥对我的关心不够表示极大的不满，责成他收信后迅速赶到学校“了解真相”。好在事后知道是一场虚惊，只是真相是通过书信半个多月后才知道，来来往往一个月后才落实清楚。

　　四

　　与娘婚龄相同的老宅，见证了娘一生的风雨。

　　最初的老宅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

　　娘嫁给爹的时候，爹仅有的一间半草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大姐出生以后，娘和爹硬是咬紧牙在原址上翻建了两间半新房，这才真正象个过日子的人家。到了六十年代初，我们家已是4个孩子6张嘴的大家庭了。一家人挤在这两间半屋里插脚的空没有，现实逼迫在家主政的娘谋划再建一位宅子。

　　为了申请到新的宅基地，同样担任大队干部的娘按程序向大队的主要负责人表达了意愿，提出了申请。当时的大队主要负责人本着干部不与群众争利的原则，给我家划定了一块位于村后比较偏僻的地块。这个地方原来是片坟地，别人都不愿意要，近门的亲人们也都劝娘，这样的地方住进来，怕是家宅难安，不能要。娘却拍拍衣襟坚定地说：“俺不信鬼邪。俺就信共产党。你不要他不要，总得有人要。俺是党员，这个头俺来带。”爹也犟不过娘只好不情不愿地答应了。宅基地一审批完，娘便和爹商量着开始筹集资金、购买建房的原材物料，着手建房了。在农村建房是一件大事。爹和娘动用了全部的物力、人力，当年秋收结束后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建房工程，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爹和娘硬是在一片荒地上让一位新宅拔地而起，因此，娘也便完成了她嫁到冯家后的第二次建房大业。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原来我们家的两间半草屋因通街需要推倒移址重建。因为娘是大队里的干部自然带头。于是，爹和娘便又带领全家全部搬到了现在的老宅上居住。这位老宅，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几十年里，我和大哥都是在这个老宅里考学走出了故乡，二姐出嫁、我结婚也都是在这个老宅完成的；爹咽下最后一口气也是在这个老宅堂屋里的小木床上；每一个重大事件里，老宅都留下了娘忙碌的身影。娘在这座老宅一住就是近70年，娘在人世间的大半光阴也都是在这座老宅里度过的。

　　老宅最初建设的时候，墙基垒了三层红条石，屋檐上垒了三层青砖，带屋脊九层棒的土墙草房。在当初还算不错的房子经过十几年也就是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土墙上已经有了裂缝，每到冬天，冷风嗖嗖地往屋里钻；夏天下暴雨的时候，总要用几个沙袋子堵在门口，即使这样，由于院子的地面比堂屋的地面高，夏天还是有雨水渗到堂屋里。

　　记忆中老宅唯一的一面砖墙是锅屋的西墙。

　　那还是我在城里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年夏天冒雨回家拿饭，回到家放下自行车无意中一抬头，却见眼前的锅屋让我一亮——我们家的锅屋成了一面红砖墙了，这可是一周不见就大变样了。娘边递毛巾让我擦脸上的雨水边对我说：“前几天锅屋墙被雨水泡塌了，我让你爹和你二哥赶忙去买了一车砖，我和你爹、你二哥忙了两天才垒完。这下锅屋比堂屋还漂亮呢！”言语间娘有着无法掩饰的喜悦，娘撩头发时，我分明看到娘十指上的伤口清晰可辨，心里一下子生疼了起来，怎么也笑不出来了。娘看出了我的不高兴，笑着说我：谁家爹娘不干活？粗皮拉肉的，破点皮不正常吗？我眼里包着泪对娘说：“不能让大爷大哥们帮着垒垒吗？”“又不是盖房子，离了别人不行。打墙这样的事自己紧紧手就能做，怎么能总叫别人帮忙呢？”娘不紧不慢地说。

　　后来，大姐出嫁、大哥参加工作后，老宅的西屋就是我和二哥的。原来拥挤的院子竟宽敞了不少。再后来二哥成家也搬走了，这间西屋就成了我的“独立王国”。虽然是我一个人住，但与许多农家一样，靠北墙安放了一张一米多宽的木床，秫秸为垫，芦席相盖，床前有一个杨木做的单层方桌，方桌上有一个盛满书籍的纸箱。屋里的其它空间被家里盛粮食的瓷缸占据着，瓷缸上被一个秫秸杆编的“盖顶”覆盖着，“盖顶”上放满了煎饼等可食可用的百货物品。

　　我上大学第一个寒假回家前，娘让大姐夫帮忙在我住的那间房里用芦苇为轴，報纸为面，糊上了顶棚。刚糊上这个顶棚，我睡觉的这间西屋如同我成了即将吃皇粮的大学生般让人羡慕一样，来我家串门的邻居对我这间屋还是给了很高的评价，邻居的嫂子对我娘说：“三兄弟就是了不得，一把芦子几张报纸就让一间屋变了大样，我们也得学学把屋里糊上一个顶棚”。听了嫂子夸奖，娘只是抿着嘴笑个不停。

　　老宅通电结束油灯时代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期。我们村老支书为了争创“红旗村”，表态让全村老百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当时老百姓心中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娘认真地说：“等咱们也楼上楼下的时候，咱们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到那时候，人人都可以上得起学，大家都是有文化的人。”娘一转头接着对我说：“无论哪一天实现，总之是要实现的。但现在，上学的事，你可要一点都不能马虎。”看到娘郑重的样子，我也郑重地点了点头。大队里还真的自筹资金去买了柴油发电机，往各家各户扯电线的时候，我们都感觉象过年一样兴奋。放了学背着书包围着扯电线的跑，心里都盼着快快通上电，在电灯泡下吃饭吃得香，写作业也有劲头。记得老宅第一个15瓦的灯泡亮起的晚上，全家人都非常兴奋。娘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盼来了。咱今天晚上就亮堂一晚上。”记得那天晚上，娘专门多炒了两个菜。在电灯下吃的饭竟然也比平时的香。记得那个晚上，家里新装的这个灯泡绝对是那天夜里的核心，不单单是因为它发出的光亮是煤油灯光的多少倍，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个灯泡让我们顿时感觉更加美好的生活就要来到了。那时，老百姓虽然没住上楼，但能够从昏暗的豆粒大灯光的煤油灯下解放出来，家家户户点上电灯，也等于一脚走进了共产主义。

　　后来，老宅的院子里增加了一个压水井。

　　过去村东头有一个公用的大口井，娘和爹曾经因为找不到我而怀疑我掉到这口大井里淹死了，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打井技术的快速发展，后来村里的这口大井被填上了，取而代之的是家家户户在院子里都打了一个压水井。在娘的张罗下，我们家也打上了一个压水井。压水井的设备比较简易实用，自从家里打了压水井，原来盛水的水缸改作淹咸菜的缸，专门挑水的钩担也被放在了墙角，小小的压水井把人们从每天去挑水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一直到今天，院子里的压水井还在工作，只是它的价值已变成了浇菜浇花的工具，因为前几年村村通公路、村村通自来水的时候，老宅里也通上了自来水，做饭已经不用使用压水井的水了。

　　老宅最奢侈的物品不是彩电空调，而是烧无烟煤的土暖气，土暖气的安装，彻底结束了透风草屋里足可以刻骨铭心的寒冷的记忆。

　　往前推上几十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多，特别大，娘总是说下一场雪就是给小麦捂一层被，但我盖的破棉被却是盖头不捂腚的。草房土墙上的裂缝差不多能伸进一只手，冬天的寒风透过墙缝吹得墙上贴的报纸啪啪作响；昼短夜长，冻得睡不着觉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对寒冻的憎恨。每到冬天，娘便用报纸把墙糊好，但冬天粗重的风也会把纸糊的墙吹出裂缝，寒冷总是让夜长了又长。

　　那时几乎每个老百姓家里都在堂屋进门的左侧垒有一个炉台，这个炉台家里经济条件好的就是用红砖或青砖垒起来的，家里条件差的则是用晒干的泥坯垒起来的，炉台上正中是一个炉筒，炉筒边上有一个泥罐子，我们叫“温水罐”，是充分利用了炉筒散发的余温把罐中的凉水温热。这个炉台一年差不多有10个月都是闲着的，老百姓平时烧水做饭都是在锅屋里烧柴草的，只有在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一般都是进入腊月了，才开始利用这个炉子点火烧煤，我们俗语叫“点炉子”。一旦家里点上炉子了，不单单是屋里有了热乎气，关键是放学后写完作业，搬个小木凳，到炉台上一坐，一会儿就把身上的寒气赶跑了。

　　我的老家在沭河西岸，过去想买到无烟煤很不容易；平时在锅屋里拉风箱烧的炭我们叫绵炭，实际上就是有烟煤；冬天在屋里垒的炉台上烧的煤我们叫火炭。我们村离产煤地很远，每到冬天有拉着煤上村里去卖的，老百姓吃饭晒家底，买多买少看有多少闲钱，凡是有孩子的家庭，都不管穷富多少都要买一些，最起码要保证春节前后的几天屋里要有点热乎味，否则邻家的孩子来串门冻得待不住，连自己的孩子脸上都无光。

　　娘善于持家，每到冬天，她总是想方设法地多买些火炭，因此一进入腊月，老宅屋里的炉子就烧上了。利用这种炉子并不是直接把煤加进去，而是要用黄土和煤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后，用铁棍捣成炭泥。那时家里一旦在屋里开始烧炉子，放学后我就和二哥抬着一个筐子或推着一个独轮车，到地头上或汪边上去挖发粘的黄土，然后回家捣成炭泥。

　　现在想想，那些原生态没经过处理的所谓无烟煤也是有烟的，好处草房四处漏风，从没听说谁家有人发生过煤气中毒的。每当窗外大雪纷飞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娘一边做着针线，一边看着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娘总是满足地笑着。那时，没有零食可吃，但也难不倒娘。娘会挑红瓤的地瓜切成片放在炉子上，用不了一会，香气便会溢出来，吃在嘴里是特点的香；有时挖出一碗豆子或都玉米，让我们姊妹围着炉子烧豆子烧玉米粒吃，那绝对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如果哪个玉米粒砰的一声炸开了花，兄妹们争争抢抢的闹成一团，抢到手里的玉米或豆子捧在手上高兴得眉飞色舞，屋子里的那份温暖现在想来都还历历在目。

　　老宅里的炉台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实现生产责任制后爹就在洪瑞车站旁摆水果摊，每到冬天屋里的炉子点上后，爹总要每天选上一两个苹果让娘洗洗，然后放到温水罐里。晚上娘会从温水罐里舀出半盆温水让我洗洗脚，临睡觉前娘则从温水罐里把苹果捞出来递给我，这个温苹果的香甜给我的享受绝对要超过现在的孩子去吃的肯德鸡。

　　爹去世以后，老宅过了一年进行翻造，堂屋里就没有再垒炉台了。那时春节回家陪娘过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天明起床就点上一个烧煤的铁皮炉子。这样的炉子带铁皮烟筒，伸到窗户外面，炉子是铁铸的，我们俗语叫“憋了气”；但到晚上这个炉子就灭了，屋里又像冰窖一样寒冷，那时，我的儿子刚刚两岁多，娘疼孙子，就搬了一个三节的煤球炉子放在我们的床前。有时半夜里需要加一二次煤，从暖暖的被窝里出来加煤是个苦差事，年轻的我们时常忘记，而那些年，母亲总会半夜起床，从自己住的房间里再走到我们住的房间里，轻手轻脚加上煤后再回自己的房间。一个来回后，娘总会后半夜睡不好，便早早起床做一家人的饭。

　　为了让娘少受点罪，我给娘买了一种比较精制的煤球炉。这个炉子不仅可以烧水做饭，还带有小烤箱和温水箱。娘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好处多了后，劝大姐和二姐家都买了一个这样的炉子。邻家大娘婶子来串门看到好用，娘便专门电话让我给买回来装上，之后，娘再三番二次去教他们如何使用。甚至邻居家的煤球不够用了，娘再把自家的送去给邻居用。这个炉子娘一年四季都使用，当年春节回家期间，娘每天都要用炉子上的小烤箱给我们烤地瓜烤馍馍。这样烤出来的食物是儿子的最爱，平时吃饭十分困难的他，一到老家便嚷着让奶奶烤这个烤那个，娘也是百“嚷”不烦。

　　老宅里安上暖气已经是2004年冬天的事了。那一年我和大哥共同出资安上了土暖气，买了两吨无烟煤，还没进入腊月就动员娘把暖气烧上了，这一烧不仅把屋里烧暖和了，关键是把家里烧出人气来了。邻居家的婶子大娘在家里冻得伸不出手，到我家陪娘聊聊天喝杯茶，享受着春天一般的温暖，所以几乎从早到晚老宅里都是人來人往。那年的除夕之夜，村里的现任班子成员到家提前给娘拜年，进屋后热得不得不脱了外套，感叹娘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娘也感到非常自豪。

　　土暖气让家里温暖如春，每年回家过春节，再也不用为寒冷而发愁，可以像在城市的家一样温暖舒适，但也给老娘增加了很沉重的负担。因为这样的土暖气比较劳心劳力。每天夜里都要加几次煤才能保证一夜持续保暖。于是，娘便承担了这个重任：每个夜晚都要爬起来把炉子里再加一些炭；凌晨我们都还不起床时，娘又早早地爬起来开始给炉子加炭了。每次我们总是过意不去，但娘却坚实地说：“你们年轻多睡会，我年纪大了觉少，正好起床，不妨事的。”一直到2015年的春节，娘已是一位86岁的老人了，但晚上起来给炉子加炭的依然是娘。娘去世后，家里烧土暖气的炉子上还放着当年娘使用的铲子、手套，一切都还是娘在时的老样子，但却又不再是从前的样子，每次回到老宅，看到它们就如同看到娘忙碌的身影一样，又亲切，又心酸。

　　老宅里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家俱——娘的衣柜。

　　娘拥有的第一个衣柜是姥爷姥姥陪送给娘的嫁妆。按照农村的风俗，女儿出嫁的时候，父母都要尽其所能，给女儿多陪送一些嫁妆，一方面是家庭实力的反映，同时也让女儿在婆家有面子。女儿出嫁的那天，无论是从娘家发嫁的时候，还是到了婆家鞭炮齐鸣入洞房的时候，都会有许许多多的热心邻居们用心清点嫁妆的件数。

　　娘出嫁的时候还是新中国建立之前三年的事。那时，地主家的千金出嫁的时候，找的女婿往往都是门当户对，嫁女的一方不甘示弱，陪送的嫁妆往往占满半条街巷，衣柜多数都是成双成对的红木雕花柜。我的姥爷是从外地迁来单门独户的人家，过去一直是给地主家扛活的长工，姥姥也是给地主家烧火做饭的“老妈子”。娘要出嫁的时候，姥爷家里无粮，手里无钱。爹呢，和娘相亲时借的那头毛驴早还给了人家，自己也是一个在沭河东岸给地主家放牛的放牛娃，可算是一穷二白、门当户对的一对革命夫妻。

　　姥爷姥姥思前想后无论多么难也不能让宝贝女儿空身出嫁。家里实在无值钱之物，最后把宅院里的一棵大榆树砍伐了，用这棵榆树，给娘做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衣柜，外加当时穷人嫁女很少有的八仙桌，两把椅子和四个小方凳。这在农村也算是相对丰厚的嫁妆了。因此，也让娘这个地主家长工的女儿出嫁时风光了一番。我小时候和娘到姥姥家，有一次姥姥家的邻居还笑着说起一棵榆树嫁闺女的事呢。

　　姥爷给娘做的这个榆木衣柜不仅让娘出嫁时挣足了面子，这个衣柜还第二次被作为嫁妆又赚了不少赞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绝大多数农村家庭生活非常贫困，盖房子娶儿媳嫁女儿都是让父母愁得睡不着觉的大事。我近门的一个大姐要出嫁了，可我的叔叔婶子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把攒了多年的老家底都花了个底朝天，就连给大姐陪送个衣柜也办不到了。大姐感到不仅在同龄的姊妹面前很没面子，更担心自己就这样空身嫁过去被婆家人看不起，为此在家里哭得不出门。娘去我叔家串门知道这个事情后，边安慰大姐边对抱着头唉声叹气的大叔说：“大活人还让尿憋死了吗？俺侄女别嫌弃，先把我那个衣柜再漆漆，让侄女出嫁先用着，等将来手里有钱了买个新的再把我这个柜子换回来就是了。”就这样，娘的衣柜在20年后又重新披上新装风光了一回，也解了大姐的困窘。

　　娘的衣柜是很神秘很有诱惑力的。现在想想，姥爷给娘做的衣柜大约有50公分高，长宽都得1.2米左右。这个衣柜就放在爹和娘的床头上。衣柜之所以神秘和具有诱惑力，是因为这个柜子是上了锁的，而且是那种老式的长方形的铜锁，钥匙就在娘的腰带上。

　　娘的衣柜并不单单是盛衣服的，在上世纪生活贫困的年代，娘需要抚养自己的5个孩子，吃都吃不饱，吃了上顿愁下顿，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过，哪有闲钱给自己添衣服呢？不过，娘的衣柜里还是存了几件到公社或县里开会时穿的不带补丁的大襟褂子、粗布裤子、千层底鞋，最让娘添彩的是一条绿颜色的围巾，从秋围到冬，从冬围到春，当然都是娘心中的重大场合才围的，一旦开会或所谓的重要场合仪式结束，娘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换上带补丁的，连同这条绿围巾叠好放到衣柜里。衣柜里衣服少，娘心中最贵重稀缺的物品如舍不得吃的一小瓶红糖，一包饼干或三角果，给大哥预备找媳妇用、爹在供销社工作期间买下的几块布料等等，都被娘锁在衣柜里。当然给娘衣柜压柜底的是娘出嫁时姥姥给的两块银元，娘一直用一块红布包着，后来大姐出嫁时娘给了一块，大哥找媳妇时也得到了一块。当这两块银元都有了新的主人后，娘的衣柜历经几十年风雨也散了架。

　　娘的第二个衣柜进家已经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了。准确地说，这个衣柜是一个生产于七十年代的两扇开门的办公用橱，单位搬迁到新的办公楼时，对原有的办公用具进行公开处理时，媳妇从单位里给婆婆买了一个橱子一个写字台。自从姥爷给娘陪嫁的衣柜散架后，娘其间一直想再买个柜子，最好是带锁的，可以存放一些她自己心爱的东西，但因为手里缺钱，一直未能如愿。这次媳妇买回家的橱子和写字台，尽管已经很旧了，但深得老娘的喜欢。特别是橱子是带锁的，娘把它安放在床头上，把她认为最重要的物品一夜之间都收拾进了橱子，把写字台放在床头的另一侧放上了一个台灯，还有一些常用物品。娘生病后，等她清醒能说话的时候，反复提到家里的橱子，原来娘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像其他农村老太太那样，为自己百年之后买好了“送老衣裳”，橱子里锁着的正是这些东西，难怪娘一直把橱子的钥匙带在身上呢，这个橱子在娘的手里成了名符其实的“衣柜”。

　　娘的第三代衣柜称得上真正的衣柜。2000年我第二次搬家以后，把结婚时买的那套水曲柳贴面板的组合橱送回老家，安放在堂屋的客厅和娘的卧室之间。尽管是一套旧组合柜，但娘依然非常激动。她让我的两个姐姐把她的衣服整理后放进了衣柜里，每当邻居们来找娘聊天时，娘有时就打开衣柜的门，给邻居们看看她拥有的丰富多彩的衣服。

　　我参加工作以后给娘买的第一件衣服是一件贴身穿的纯棉内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到北京出发，忙完工作后，除了早起到天安门广场看了看，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再就是去逛了逛北京的百货大楼。那時我到北京出发一天连吃带住是18元的出发费，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地下防空洞改造的招待所里，早中晚吃一元钱一个的天津果子，硬是从牙缝里挤出了几十元钱给包括娘在内的亲人们都买了一件衣服，买了北京的果脯和茯苓饼。当我把那件无领长袖纯棉内衣递给娘时，娘高兴得合不扰嘴，边看衣服边自豪地说：“娘真是有福，穿上儿子从北京买的衣服啦！”那件衣服娘一直穿了十几年，后来袖口都坏了还舍不得换掉。

　　这些年来，娘的衣柜里年年在增加新衣服。买衣服的人群随着外甥女、侄子、侄女、孙子都纷纷参加工作，娘节、娘的生日、重阳节、春节等重要的日子，大家有的给娘买衣服；有的买手饰，有的买吃的，有的送红包。每当新衣服递到娘的手里，娘几乎说着相同的一句话：“我的衣服都多得盛不下了，千万别再给我买衣服啦！”

　　留在老宅的是娘的第四代衣柜，也是给娘买的崭新的现代简约卧室四门组合衣柜。新衣柜安装后，娘就把原有的衣服进行整理，一次性送到干洗店给娘洗了17件棉衣，娘留了一部分自穿，从中拿出了一部分送给邻居的婶子大娘穿了。原来的第三套衣柜在娘的坚持下，送给了近门的婶子。娘说，家俱用了才是家俱，闲置着实在可惜。而近门家的婶子的衣服都是堆在床上的，当把衣柜送过去后，婶子擦了又擦，宝贝得不得了，娘走了好几年了，但婶子的衣柜到现在还用着。

　　老宅，陪伴了娘70个人生岁月的老宅翻建于1994年的春天。1993年初夏爹去世以后，娘到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娘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总是担心乡下的老宅被大雨淹倒了。那时，我和大哥都在城里安了家，生活条件也都不错，都劝娘留在城里一起生活。娘却说：“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草屋。你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孩子大了能自己上学，也不用来回接送了。我的身子还硬朗，在家里种点菜、种点粮，活动活动筋骨。年纪不大就蹲在城里等你们养着，成了吃闲饭的，急也急出病来。”我知道娘是闲不住的娘，更知道娘对老宅的感情，等春节大哥回来看望娘时，便商量着共同出资把老宅翻建一下。从那个春天开始，老宅被彻底地推倒重建，原来的土墙变成了红砖到顶的砖墙，一位富有田园气息的红砖瓦屋在旧址上代替了原来的草房，这也是我们现在的老宅。

　　老宅翻新以后，原来的土院墙也用红砖重新垒砌，原来的小木门被换成了涮着红漆的铁门。娘是闲不住的人，用了几年的时间，娘在大门外陆陆续续栽上了各种花木：樱花、喜鹊梅、美人蕉、牡丹、月季、迎春花、喜鹊眉、腊梅花、蔷薇花；果树有柿树、杏树、长寿果、银杏和葡萄；院内还栽种了桂花、木瓜、石榴。娘亲手栽的那棵葡萄已有20余年的树龄，现在已爬满了老宅锅屋的屋顶，这一棵葡萄每年都可采摘几十斤新葡萄，不仅食用，而成了老宅的一道风景。每到秋天，娘把成熟的葡萄摘下来，分给左邻右舍，还会捎给远在城里的我们，这家一包、那家一点，用娘的话来说就是吃个新鲜。不仅仅葡萄，娘还在门前种了一大片花生、玉米。每当成熟的时候，娘就早早地收起来，晒好装袋，等我们回家时捎走。娘一年四季种蔬菜，白菜、菠菜、香菜、芸豆、豆角、韭菜，还要种一些瓜类如黄瓜、草莓、甜瓜等等。每个周末回家，春天赏花，夏天摘瓜，秋天在堂屋门前的院子里晒花生往墙头上搭玉米，丰收的喜悦布满心间，离家返城时大包小包的装满了充满母爱的有机蔬菜。

　　每年最热闹的日子是夏天给娘过生日的那一天。娘共生养了我们姊妹5个，大姐的孙子都上了小学、外孙也上了中学，娘过生日的那天四世同堂，二三十口人，老少同聚，欢声笑语。儿女和孙辈们纷纷给娘献上生日礼物，有送衣服的，有送戒指手镯的，有送好吃的；每到生日时，我们总想到饭店热闹热闹，但娘就是不肯。娘总是说，自己做的饭有味道。其实，我知道过惯苦日子的娘是心疼多花钱，便也不说破，全依着娘。每年，早早的娘便备下水饺馅子，到那天全家齐下手，有在厨房里忙着做饭的，有的忙着在庭院里摘瓜摘菜的，还有重孙辈在室内院外打打闹闹的。娘还会亲自动手包饺子，那番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现在想来就是一种幸福。每年的全家福照片中，娘都笑得合不拢嘴。

　　每年娘最盼望我们回去的日子自然是春节了。娘常对我们说：“哪个月都有初一十五，但就是这个大年初一不能比。”进入腊月，老娘就开始一天天地数日子。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是离家最近的洪瑞年集，娘身体状况好的时候，都是亲自到年集上采购。娘采购的年货主要有黄瓤地瓜、芋头和大米糖瓜、柿子饼等等，沿下几十年的习惯，我们在除夕之夜一家人吃过年夜饭后娘就开始煮地瓜和芋头让我们边吃边守岁。后来娘的腿脚不灵便了，就安排二嫂或二姐负责采买，每次都要加上一句“一定要买黄瓤的地瓜啊！”到了年三十这天，在外地工作的大哥一家回来了，我们一家从城里也回去了；二哥家的孩子也聚到了奶奶家，平时只有老娘孤单生活的日子一下热闹起来。年轻时娘这一天忙年忙得腰酸腿疼，年老了娘这一天依然闲不住，一会到厨房看看炸的年货，一会儿和大哥大嫂拉一会呱，一会儿又到院子里看看发纸用的桃条子准备好了没有，有时还忍不住想自己动手洗地瓜择芋头。大年初一早上，娘起得比我们还早，穿上大红的新衣服，脚上穿上皮鞋，从早上就开始接受冯家子孙们的拜年。娘去世前的几年拜年的时候，大哥大嫂和我媳妇都要给娘一个大红包，然后我们纷纷跑到娘的跟前与娘合影。到年初三的时候，大哥一家要返回青岛，我们一家也返城了，家里突然一下子从热热闹闹到安安静静，有一次娘对我说：“过年前，天天盼着你们回来，过完年你们都走了，我好几天都吃不好睡不好，比你们不来家过年的时候还难受。”从那以后，春节放假的这几天，即使年初三返城了，后面几天我也争取每天都回去陪娘，但娘总是怕影响我工作，早早地催我回城里。

　　娘第一次脑梗两个多月的时候，还能够简单地说话，老家的邻居也都非常关注娘的病情。我们想起老宅曾经的热闹景象，也想让娘回到她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宅唤起她美好的回忆，以便让她早日康复。我们给娘准备了她在病房里的可升降的床，准备了轮椅，寄希望老宅给全家带来奇迹。

　　在娘要回家之前，適逢母亲节，我给娘从头到脚买了全套的新衣服，娘虽然说不清但表达着又浪费的意思，但能看出来心里还是特别喜欢的，娘回家那天穿着新衣服，心情非常高兴。娘回家的六天是娘生病以来老宅少有的热闹的几天，乡亲们纷纷带着鸡蛋等前去看望娘：过去娘在老家时经常陪娘拉呱的邻居们都第一时间赶过来了，大伯家的二嫂则从家里提着大米糊豆到了，还有一个经常给娘送渣豆腐菜的邻居用盆端了一盆渣豆腐送去了。娘对乡亲们的问候不断地用点头或简短语言交流着，表示对他们的谢意。两只看家狗看到娘从回家后一直在屋里不出来，一个劲地想往屋里挤，怎么往外赶也赶不走，直到放它们进屋上娘的床前呆了一会才出去。院子里的两只鹦鹉和两只“八哥”也在撒了欢的鸣叫，在娘回家的六天里，两只“八哥”随着大姐她们不时地喊“妈”。老宅又恢复了昔日欢乐的景象。

　　娘回家后，先是待在她原来睡觉的大床上，此后就到沙发上坐着。那几天，娘用手摸摸这里，扯扯这里，看得我们民里一热一热的。刚开始两天以为是因为娘这么长时间没见乡亲们激动得睡不着觉，但连续昼夜不休息，一个健康人都受不了，何况是一个病人呢？缺乏医疗知识的我们并不知道娘当时又得了脑梗的并发症抑郁症。娘每天给我们的感觉都比较亢奋，给她准备的轮椅始终没有用上，那个原来设想的推着娘在院内转一转的情景一直没能实现，到第四天娘已出现了意识幻觉，正应了那句“人有心病无情”的老话：“运命惟所欲，循环不可寻”，“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们美好的愿望终未成现实，娘在家的第六天又把她接回了医院。记得娘被抬上了车，当锁上老宅的大门时，两只看家小狗用爪子扒的铁门吱吱的响，娘在恍惚状态下，离开与她风雨相伴一生的老宅的。虽然我们那么盼望娘能回来，然而，娘没有再回来……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