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郑州到少林寺的高速路上，安装了几处暗红底白字的“登封窑”指示牌，格外引人注目。
“登封窑”，位于河南省登封市207国道旁的一个高岗处。
对于中国陶瓷业来说，“登封窑”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搞陶瓷史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也曾因它“逗留”片刻。
沉默了数百年的“登封窑”，如今再次成为当代中国陶瓷界的热门词汇，也绕不开一个“痴者”李景洲。
一
“登封窑”这个词，最早出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蓝浦编著的《景德镇陶录》，此书。它是一部关于景德镇地方陶瓷史的专著，但在“各郡县窑考附”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登封窑”这个词。文中说“登封窑：亦自明始，即河南府登封县，今尚陶。”
按蓝浦的说法，登封窑烧瓷的历史始自明代，到了他生活的清代，还在延续。
1962年5月，故宫陶瓷专家冯先铭、叶喆民到河南新密考察，新发现一处唐代瓷窑址，因心中一直为文献中一闪而过的“登封窑”三个字所困惑，就顺道来到了登封告成一个叫曲河的村子。
曲河虽名不见经传，但在考古界和民间却久负盛名。名闻天下的钧瓷名镇--禹州神垕镇与登封的古曲河镇相距很近，中间有一“天爷庙”，不知什么原因，此庙中的神像大逆普通庙宇的方位而坐南面北，故位于神庙之南的神垕，因在神像的背后而叫“神垕”，位于神庙之北的曲河，因在神像的脸前，民间又叫“神前”。
神后的神垕镇瓷器天下闻名，神前的曲河瓷器也曾同样闻名天下。这片土地上，千年来就流传着一个歇后语，叫“神前的瓶儿——好嘴儿”，这虽然是当地老百姓形容一个人嘴上功夫了得，但也充分证明了“神前”曲河窑中烧出的瓷器精良，特别是瓶口尤为好看。
但不知何故，神后的钧瓷经久不衰，神前的曲河窑却烟灭无闻。
可烟灭无闻并不等于不存在，当冯先铭、叶喆民两位专家一踏上曲河这片土地，便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从村西250米处开始直到村东，在全长约1000米左右的范围内，随处可见古代烧造瓷器的窑炉遗址，山坡田垄间遍布着各式各样的瓷片和窑具，村周围的寨墙上，也有很多历年修墙时堆积的瓷片。
经过两天的调查和采集，他們共收集标本473件，其中有110件珍珠地标本。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谜案终于迎刃而解，原来，存世极少价值极高的“珍珠地”瓷器，其产地就在“登封窑”！
两位专家通过对采集的标本进行粘贴复原，其中的珍珠地标本最终断定多属于北宋早期遗留，另外部分标本上限早至唐代，下限可到元代，其间历史跨度长达500年左右。
蓝浦编著的《景德镇陶录》说登封窑烧瓷的历史始自明代，真的是弄错了。
所谓“珍珠地”，简单地说，就是古陶瓷的一种制作工艺，即在瓷胎上刻划花纹图案时，在其没有花纹图案的空白处，用印戳工具打满圆圈，烧成之后就像一颗颗珍珠饰地一般精彩美妙，故得其名。可就是这样的一种制瓷工艺，却有着中国古瓷中几乎最复杂的技法。与普通的制瓷工艺相比，珍珠地瓷器在制做技法上有“两大难”。
一是湿胎作业。由于青瓷及其它颜色釉的瓷器，可直接在晾至半干的素胎上运刀刻划，上釉烧成后，釉色可以遮掩胎骨的颜色，而不影响刻划花纹的显现。但属于白瓷的珍珠地，由于白釉是瓷器的本色釉，胎料中一般又都含有铁等杂质，烧成后会呈现灰褐色。为了遮挡这种颜色，胚胎拉好后要上一层白色化妆土。上过化妆土后晾干，再上釉烧成后，瓷器才是白色的。也就是说，白瓷的白，不是釉料里添加了白色呈色剂，而是透过玻璃釉呈现的化妆土的白色。
可就在上化妆土的过程中，拉好的胚胎需要再吸水。一般情况下，化妆土要上两道，才能完全遮蔽胎骨。也就是说，白瓷刻划花之前，比其它颜色釉瓷器多吸两次水，胎骨软得多，如果把握不好干湿度，拉好的胚胎很容易出现塌胎变形，根本无法刻划花。而且，纹饰刻划好后，还有上色和蘸釉，胎骨又要吸两次水。可以说，白瓷在入窑装烧之前，完全是湿胎作业，一个环节控制不好，前功尽弃。
二是珍珠地瓷器的镶嵌工艺。这种技法是从盛唐时期金银器的錾金镶嵌工艺借鉴而来的，即在刻划花纹、戳印珍珠地后，还要在刻、划、戳印出的沟槽里嵌入色料，然后经过抹平、晾干、打磨、施釉，从而使烧成的瓷器，不仅色彩丰富，层次鲜明，而且摸上去光洁平滑。
陶瓷专家认为，登封窑的珍珠地也正是因为以上两大高难度的装饰技艺，不仅使其有划花、刻花、剔花、绘花、镶嵌、贴花等多姿多彩的装饰技艺，而且借鉴唐代金银器錾金镶嵌技艺，创造性地在陶瓷上形成了一种新工艺，填补了陶瓷装饰的一项空白。使瓷器表面有了丰富的层次和空间感，让这种平面艺术，具有了视觉上的立体效果。尤其令人称道的还是珍珠地的神奇。它本来是这类瓷器的辅助技法，作用是填充画面主体的空间留白，相当于水墨画中的点染。但这种工艺最终却以其独特的装饰意味，为珍珠地瓷器带来了巨大声誉，让它在五彩缤纷的中国古代陶瓷艺术之林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二
李景洲是土生土长的登封人，1954年，生于登封市大冶镇西刘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认识他的人，有人会喊他“李老师”，那是由于他1979年大学毕业后，曾在登封四中教过十几年的书；有人会喊他“李书记”，那是由于他后来从政后，1994年从登封市委办公室出来，曾先后担任过告成镇党委副书记和白坪乡党委书记；还有人喊他“李主任”，这又是他2003年至2006年间，担任登封市行政审批主任时的称谓，这个称谓也是他为官之路上的最后一个称谓。
2018年，李景洲荣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登封窑陶瓷烧制专家代表性传承人”称号。“大师”，是当前对他最准确的称谓。
他是个性格有些木讷的人，又是个思想情感极为丰富的人，正如他几十年在田野间捡拾的那些陶片瓷片一样，默默无闻却蕴藏着故事。
1985年以前，也就是在李景洲30岁以前，说他与登封窑有什么关系，有些牵强，但这牵强中却似乎又有种“宿命”，由于他的出生地恰恰与曲河村相邻。
也正是这相邻，使他高中毕业以前，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登封窑的代表性遗址，并且当时的曲河还有陶瓷厂一直生产日常家用的缸、盆、碗、碟和一些古建构件。这使李景洲从小对陶瓷就不陌生。他说，他打记事起，就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到曲河的陶瓷厂里去捡窑中未燃尽的煤核儿，或者到厂里卖些用来调釉的柴火灰儿，有时还淘气地钻进作坊里，乘师傅们不在，偷偷地和泥拉胚。在田野间，也会捡到一些古陶瓷的残片，但那时候并不知道它们的价值，只把它们当做游戏的工具，在河边上打水漂儿。
他第一次知道那些古陶瓷的残片的价值时，已是1985年的事。
作为一名中学教师，他在位于告成镇观星台隔壁的登封四中教书已经有了五六年。当时适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考古队在告成发掘古阳城遗址，考古队员们就住在学校隔壁，晚上没事的李景洲过去看稀奇。当他看到考古队员们正在给一些出土的陶片编号时，没有一点考古知识的他好奇地问，要这些破瓦片做什么？考古队员们对他说，你可别小看这破瓦片，它们可是几千前年文物，说不定哪一块就震惊了世界，让历史课本重写。
考古队员的话让李景洲很吃惊，但大概是在自己的过往里，见到太多这样的陶瓷残片了吧，他并没有太在意。
而1990年的一次接待，使他再也无法对这些遍布家乡的陶瓷残片熟视无睹。那年，他刚调入登封市委办工作，有一天，领导让他接待著名画家陈辛一，陈走在登封的乡间，却不时的低头捡拾起田野中的陶瓷残片，突然，他对刚捡起的一块陶片端详了半日说，这是一片汉瓦标本，难得难得，如果送人，绝对是一件很高档的礼品。
陈辛一的话再次触动了李景洲，更让他感受到了这些陶瓷残片的价值。他想，自己作为一个登封人，真是身在宝地却视而不见啊！
至此，李景洲开始捡拾遗落在荒郊野外、山腰沟壑中古陶瓷残片。这一捡，就是几十年，至今也没有停下来，也最终改变了他人生的走向，更让他倾其所有而无怨无悔！
三
二十五年過去了，李景洲跑遍了登封的颍河两岸，捡拾收集陶瓷器皿及陶瓷残片10余万片。他说，他捡拾的瓷片都有“身份证”。所谓的“身份证”就是把捡来的瓷片做上标记，画上线图，进行归类，甚至进行整体修复。你想，十万多个古瓷片要分门别类的进行登记造册，确立每个瓷片的年代、类别，那该有多大的工作量呀！
这些瓷片，上至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下至明清民国，期间没有断代，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北方民窑8000多年的沿变过程。
有人问他常年在田野间奔波，上山下河地扒扒捡捡，辛苦不辛苦？李景洲淡淡的一笑说：谁让自己喜欢呢？没办法。
1999年，他刚调任登封市白坪乡党委书记，一天，他意外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来信，这封信第一次改变了他对“登封窑等于曲河窑”的认识。
这是许昌师专美术老师安廷瑞寄给白坪乡政府的一封公函。他在信中说，自己带领学生在白坪乡蜜腊山写生的时候，无意间捡到了钧瓷标本，现将这一信息以公函的形式向组织进行反映。
李景洲看到这封信后，大喜过望。作为一个长期的古陶瓷爱好者，他敏感地意识到，这里面可能会有大发现，由于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这里还有什么古陶瓷遗存。
李景洲在工作之余，开始了从蜜腊山顶到山脚颍河两岸的“地毯式”考察，终于在颍河上游支流白江河源头，以蜜腊山脚下的程窑村为中心，前后找到了十几处古窑遗址。并且经过对遗址采集到的标本分析，发现这些古窑基本上都是专业窑口，只烧造与钧瓷类似的青瓷，几乎不兼烧其他瓷种。这说明了登封窑历史上不仅烧造以珍珠地为代表的白瓷，而且还大量烧造类似于钧瓷和汝瓷的青瓷。
2005年4月的一个周末，李景洲在街上遇到了景希财，他是登封市宣化镇土门村的党支部书记。景希财知道李景洲是捡拾陶瓷碎片的“名人”，就对他说：我们前庄村正在挖高速公路路基，挖出了很多碎瓷片，你去不去？
李景洲本来还有其他事情也不办了，拉上景希财就往宣化赶。到达现场后，施工队正在开挖大桥桩基，被挖出的不同类型、不同釉色的瓷器和残片像一座小山，让李景洲惊喜非常。这无疑是一个大型的古窑瓷遗址。
前庄，是土门行政村下属的一个自然村。与曲河相距不远，且同在颍河岸边，可前庄出土的瓷器与曲河的相对单一的珍珠地相比，可谓是釉色斑斓，品种丰富。除了白瓷之外，青釉、黄釉、黑釉和花釉等各种釉瓷应有尽有。
经过捡拾、统计、鉴定，断代，最后综合判断，前庄古窑最早开始烧造瓷器的年代是隋朝，其后历经唐、五代、宋、金、元各朝，前后延续了六七百年。其中，最早烧造的是青瓷，但烧得最好的仍是后来的白瓷。前庄遗址发现的珍珠地瓷器的纹饰与曲河窑瓷器的相比略有不同，除了珍珠地的圈较小、不合拢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比曲河窑的珍珠地少了一道关键的镶嵌程序，而曲河窑中珍珠地的这道程序与借鉴唐代金银器錾金镶嵌工艺有关。由此判断，前庄窑的烧造年代比曲河窑更为久远，大约在五代时期。这一有力证据，一下子否定了韩国人认为他们的高丽瓷最早发明了瓷器镶嵌工艺的说法。
“此后两年，我跋山涉水，顺藤摸瓜，基本弄清了古窑遗址概况。从1号桩顺河而上，是磨脐遗址；顺河而下，是玉翠遗址。往东不远，还有一条古河道。河道西侧，是前庄遗址的中心区域，两处三座唐代残窑，清晰可见；窑旁半残器甚至残缺的完整器，随手可捡。顺河而上，是朱垌遗址；顺河而下，在与颍河汇流处，有钟楼遗址、窑湾遗址。”李景洲说。
在宿白、安廷瑞、李景洲等推动下，2008年6月1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前庄遗址为河南文物保护单位。
李景洲用自己的毅力和行动，一次次把登封窑的历史内涵进行丰富。也通过长期的田野考察、自学培训（自费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古研究生班、中国文物学会主办的陶瓷培训班）、请教专家，而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陶瓷专家。
说到贵人相助，李景洲的身边更有一个他需要用一生去感谢的“贵人”，这就是他的爱人刘爱叶。
刘爱叶比李景洲小三岁，也曾是一名普通的高中教师。她说，她对丈夫爱上“登封窑”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初，当李景洲偶尔捡个陶片瓷片，或者买些专业书籍看看时，觉得这个业余爱好选得好，比别的男人天天疲于吃喝应酬强。可几年后，当李景洲天天捡回大堆的破残片，放得家里到处都是，且投资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了全家人的生活质量时，就有些反对了。这哪里是业余爱好，分明是要“倾家荡产”的节奏啊！但李景洲很犟，爱人的反对并没有阻止住他继续倒腾；直到2006年，当丈夫第一次向她提出卖房子建“登封窑博物馆”时，她经历了最最痛苦的抉择。不支持吧？丈夫已下了决心把职务都辞了。支持吧，辛辛苦苦几十年建的“家”就没有了。全家人未来的命运都要捆绑在丈夫一个人的爱好上，这路一旦踏上了，哪里还有归程啊！
刘爱叶说，那一段时间，她寝食不安，身心疲惫，几天的时间，体重便下降了十多斤。但是，她最终还是顺从了丈夫的选择，没有想到的是，在丈夫的带领下，自己竟也“越陷越深”。
作为相濡以沫的爱人，刘爱叶一方面精心照顾着丈夫的生活起居，另一方面与李景洲“比翼双飞”，不仅一同编著了《中国登封窑》一书，同样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登封窑陶瓷烧制技艺”项目传承人，为登封窑的传承发展天天奔波劳碌。她以女人的特有的艺术感觉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登封窑的创新研发上，创作出了许多精美的作品。其中由她创作的“水墨瓷？溪山问道”于2011年获得第六届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金奖；“剔花梅瓶”于2012年获得河南省第三届艺术设计作品展一等奖；“和谐图珍珠地橄榄瓶”于2012年获得河南省第六届民间工艺博览会金奖；“水墨瓷三件套”于2013年获得第三届大地奖金奖；“水墨瓷？嵩门待月”于2013年获得中原六省民间工艺美术展银奖。目前已是中国民协会员和高级艺师的她，更加理解了自己丈夫的追求。
四
李景洲的一意孤行，让外人看来有点不可理喻。一个有头有脸的干部，天天像捡破烂一样灰头土脸地在荒野间转悠，捡到了一片有价值的古瓷片，像个傻子一样的手舞足蹈。但比起2006年他做出的决定，这些都微不足道。
2006年，他看着自己捡拾来的、堆得到处都是的古陶残瓷，经过反复考虑，已是年过半百的他决定：辞去职务，举一人之力，创建登封窑博物馆，复制千年失传的瓷中传奇“珍珠地”！
创建博物馆，有自己捡的10余万件古陶瓷器皿和残片做展品。可往哪建呢？建在登封市区？如今城市的土地是寸土寸金，他一个靠工资吃饭的，就是把自己的家当全部变卖了也不够。在登封窑的几个代表性遗址上建？一千多年前，这些窑场都位于繁华的水陆要道，可如今已演变成了穷野僻壤，非常不利于弘扬与传播。
李景洲為此跑遍了登封市区周围的无数个地方，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选择了一个临近207国道的废弃养猪场。
这个养猪场距市区不远，在凤凰岭的半坡上，周围树木繁茂葱郁，虽临公路却不闻车马之喧，少林河在坡下却常有水鸣如琴。如此净幽之地，不仅适合他在此专心于登封窑的复制，而且让参观博物馆的游客也能赏心悦目。更重要的是租用、改造费用较低。
这时的登封窑文化园，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功能齐全，李景洲已把它打造成为了一个集研究、恢复、展示、保护、传承、教育、体验、创作、休闲、旅游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陶瓷文化园。在这里你可以参观到由李景洲几十年来捡拾来的古陶瓷器皿、残片、工具等两万多件文物精华；也可以参观到一条系统完整的宋代北方陶瓷生产工序和工艺流程；还可以参观到李景洲亲自烧制出来的或复古或创新的各类陶瓷产品。另外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来一块和好的陶泥，凭自己的感觉，好好的体验一把制陶的乐趣。
博物馆终于建成，李景洲第一个愿望算是实现了。但是这个愿望比起复制千年失传的“珍珠地”来，又算是小巫见大巫。复制“珍珠地”，千年之前的工艺如何？除了眼前的残片和世界顶级博物馆中仅存的几件一般人摸都摸不得的珍品之外，找尽历史资料，几乎无有文字可考。
2006年夏天，他带上自己对登封窑“珍珠地”的一些标志性标本和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找到郑州大学陶瓷专家阎立夫教授。阎教授很快被眼前的标本和李景洲的研究成果所打动。在他的建议下，当年11月18日，李景洲把全国研究古瓷的专家请到登封，顺利召开了“登封窑研讨论证会”，专家们不仅再次明确了登封窑的历史地位，而且对珍珠地从器型、工艺到工序都做了许多细节的探讨，并借会议东风，李景洲提议成立了“嵩山古陶瓷研究学会”，从而从理论和人才方面，为复制“珍珠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007年初，李景洲成立了登封窑瓷苑科技有限公司，以现代公司模式招兵买马，组建团队，购进设备，从古瓷窑附近选择胎料和釉料，正式开始了古瓷仿制。初期，以李景洲为首的技术团队，先是对登封窑生产的瓷器的器型、工艺、装饰题材以及复杂的工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细化。最终整理出器型20多种，细线划花、珍珠地划花、刻花、绘花、镶嵌、镂雕、贴塑等独特工艺10多种，花鸟、人物、动物、虫鱼等五大类装饰题材50多种，制瓷烧造工序72道。
在精心的技术准备下，李景洲带领团队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点燃了登封窑千年断烧后的炉火。
第一炉，试试看，仅素胎烧造，出炉后，个个都长了一身泡，看上去如癞蛤蟆的背。
第二炉，从禹州钧瓷基地请来老窑工，出炉后，仍然是个个一身泡。
第三炉、第四炉，连烧七八炉，连续改变方案，窑温、湿度、气氛，一样样紧盯死守，整个团队似乎把能想到的问题都解决了，可还是个个一身泡。
一次次失败，李景洲决定从原点出发，把古瓷标本和瓷土原料一起送到登封电厂去做化验。七天过后结果出来了，经过比对，原来从原料的元素含量上就出了问题，起泡原因是由于镁和钙含量超标。真相大白后，也使李景洲更加佩服古代窑工的精湛技艺。千年以前，他们可没有化验设备啊！试想，他们为烧成一件好的瓷器，失败的次数肯定更多！因此，他也更加坚定了复制的决心。
起泡问题解决了，更多更难的问题接踵而来。上化妆土时湿坯作业的塌坯问题，白瓷镶嵌的工艺问题，镶嵌部分的色料问题，窑温控制问题，窑火气氛问题……
问题一个个出现，团队一次次失眠，炉火一次次重燃，失望，希望，再失望，再希望，前前后后80多次的试烧，上千件瓷器的制做与敲碎，是巨额资金的付之东流。
2007年9月18日，登封窑早期青瓷仿烧成功。
2008年4月29日，登封窑代表“珍珠地”神奇重现，失传800年的技艺再次“复活”。
2008年9月27日，李景洲成功举办“中国登封窑复仿制品论证会”，专家认定：“登封窑产品达到了宋代标本水平，珍珠地划花白釉剔刻划花产品属目前国内该复制品最高水平。”
2010年8月，登封窑团队复仿烧的三件珍珠地瓷器——双虎纹橄榄瓶、人物纹橄榄瓶和牡丹纹玉壶春瓶，被河南省选送参展上海世博会，在世博会主题馆陈列展出，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与会者的盛赞。
五
珍珠地复仿成功了，李景洲乘势发力。
2011年，他又和自己的团队在传统“白地黑花”瓷的基础上，把传统水墨画的技法移植到陶瓷装饰上，创新出了登封瓷新品种——“水墨瓷”。
同年11月，他出版了专著《中国登封窑》，轰动中外古瓷界。
同年12月，在郑州市博物馆成功举办“传承与创新——中国登封窑复兴成果展”。
2014年5月，在北京艺术博物馆成功举办“天地之中——中国登封窑艺术”。
2016年，结合登封盛产麦饭石的情况，又研究开发出新产品登封窑麦饭石陶制系列产品，获得了国家级发明专利。
与之同时，李景洲也不断得到了应该属于他的荣誉和称号。
2010年，他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高级工艺美术师”。
2013年，他被河南省文化厅确定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
2011年8月25日，中央电视台十套《人物》栏目根据他的故事播出了纪录片《陶瓷专家——李景洲》。
2014年，“登封窑”与“少林功夫”一样，被国务院认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018年，他获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登封窑陶瓷炼制专家代表性传承人”。
李景洲不仅已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可能你来登封窑文化园拜访他时，正好碰到李景洲正在博物馆里审视着他亲手捡回的某个残片，思绪穿越在遥远的古代；也許他正在欣赏着刚出炉的珍珠地或者水墨瓷，陷入了对当下审美的思考；或是他在窑炉旁与老窑工讨论着炉火和窑温。总之，你不会看到他闲下来的样子。也可能你来时他并不在家，他也许去某个大学或者研究所找专家去了，也许他为日常产品找市场去了，或是他正在某个大医院复查身体。很少人知道，他早年因为手术输血染上了丙肝，2013年已发展为丙肝晚期，没有办法，做了肝移植手术。
更多的时候，特别是晚上，连家人也看不到他，他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登封窑周围的树林里，看着月光，听着虫鸣，让自己和自己呆上一会儿。
他说，回首与登封窑的几十年里，他不仅尝尽了辛酸，更有着越走越少人同行的孤独感。这孤独里，有无奈，也有忧患。
他说的无奈，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普遍存在的无奈。他说，登封窑虽然经过自己几十年的努力，有了博物馆，找回了复制工艺，并且创新出了新的产品。但是仅自己一个人或者加上身边几十个人，其力量又是何等的渺小啊！特别是复仿古瓷，不是做企业，重要的是保护和传承，想挣钱很难，所以，少有年轻人耐得住这份贫寒和寂寞。
他说的忧患，是担心经过自己和那么多专家工匠的努力，以及各方支持才恢复的登封窑，在他身后，因少有人参与而又突然断掉了。
孤独也罢，忧患也罢，他只在那片树林里，一个人心里想着，在众人面前，性格倔强的他总还乐观的，他说，多少难都过来了，他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再难，也要往前走。
一些向好的现象也让他渐渐有了些许欣慰，比如，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越来越重视，扶持的政策也越来越多；比如，随着登封窑知名度的提高，他创建的登封窑博物馆，虽属于民间性质，前来参观、学习和体验的人也越来越多；还有，他带领团队新开发的水墨瓷和麦饭石茶具系列，目前市场也越来越看好，若现代新品的销售能撑起古瓷的保护与传承，那么登封窑的明天必然也前景光明。
越走，李景洲看得越远，觉得等着做的事情越多。在推动登封窑发展的路上，他说，全是单程，没有退路。
显然，在李景洲的心里，登封窑的传承与复兴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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