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传会（1949— ），浙江苍南人。曾任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等，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委员等。除小说集《婚约》《本岛无故事》与电影《天涯并不遥远》等外，他的创作以报告文学为主，并已形成了其特定题材、成熟风格与鲜明特色。即：以“希望工程——反贫困”、“农民工”和“海军”等为重点，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现实人生，既不回避生活的严酷与冷峻，又着重揭示民族的希望与未来，表现出文学性与理性、真实性与倾向性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的较好统一；题材重大，感情真挚，态度客观，风格朴实。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除《“公堂”上的平等较量——新中国首例民告官始末》等外，黄传会连续发表了《托起明天的太阳——中国“希望工程”纪实》（以下简称《托起明天的太阳》）《中国山村教师》和《中国贫困警示录》等“反贫困”创作系列。其中《托起明天的太阳》获中国报告文学“505”杯奖与徐迟报告文学奖。21世纪以来，他继续向题材的广度与深度发展：除《发现青年》《天下婚姻》《中国婚姻调查》《走进特高压——特高压工程记》（与古清生合作）《为了那渴望的眼睛：希望工程20年记事》与《国家的儿子》等外，又创作了分别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与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以下简称《我的课桌在哪里》）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等“农民工”系列；同时，除《中国海军：1949—1955》与《国家的儿子》外，他还与舟欲行合作，创作了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中国海军三部曲”——《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与《雄风——中国人民海军纪实》等长篇系列。
《托起明天的太阳》敏锐发现和及时捕捉了“希望工程”这一重大题材，并将写人与记事有机融合，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报道。如在写“希望工程”的孕育、形成及其必要性与重要性时，写了“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和“红土地的呼唤”；写了以菩萨心肠感动村民、找回失学孩子的小学校长，自己的4个孩子却先后失学；写了孩子们在寒风中站在稻草团里听课的情景，等等。同时，作品又以对比手法，在肯定中华民族所蕴藏的巨大积极性与凝聚力时，批评了对教育重视不够的决策失误；在赞扬教师的忍耐、忠诚与奉献的同时，又抨击了封建、落后与官僚主义和腐败。但作品的重点还是叙述“希望工程”启动后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所掀起的滚滚热浪。即作品通过许多典型人事，突出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民族凝聚力。总之，作品视野宽广，立意高远，感情真挚，风格朴实，既有全方位的宏观综合，又有典型人事的生动描写；既有对贫穷、落后的忧虑和对腐败、失误的思考，更有对民族美德的挖掘与对光辉前景的展望。《为了那渴望的眼睛：希望工程20年记事》是《托起明天的太阳》的续篇。作品以众多具体数据、事例与人物，一方面继续写了作者在调查采访中所见所感的农村——尤其是山区农村的贫困、落后及其失学孩子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对“希望工程”的实施、发展等进行了追踪报道与系统总结，包括对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组织、宣传者——尤其是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等人工作的充分肯定，对“希望工程”管理与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腐败等问题的查处，以及对慈善事业的探讨与思考等。如写“希望工程”改变了贫困学生命运，托举他（她）们成了“明天的太阳”时，写到张胜利两次举起奥运火炬，现为河北某小学副校长；“希望工程”的标志性人物、“大眼睛姑娘”苏明娟现在安徽某银行工作；张珣不但现在中科院地理所硕、博连读，而且懂得感恩、充满激情；等等。总之，如作者所说：“20年来，我一直用自己的眼，自己的心，自己的笔，跟踪着希望工程”；作品所记录的不是简单数字，“而是关于命运，关于教育与文化，关于爱心与道德，关于理想与创新，更准确地说，它是有关人的故事”。（黄传会：《为了那渴望的眼睛：希望工程20年记事·引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中国山村教师》与《托起明天的太阳》《中国贫困警示录》一道，被人称为“反贫困三部曲”（徐永光语。见黄传会：《为了那渴望的眼睛：希望工程20年记事·跋 与徐永光对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91页。实际上，加上《为了那渴望的眼睛》，应是“反贫困四部曲”。）其中《中国山村教师》是作者采访山东、湖南、贵州、四川4省18县，尤其是沂蒙山、湘西、乌蒙山与赤水河等边远山区后，对中国乡村教师所作的综合报道。它通过众多具体人物、事例和数字，赞扬了乡村教师安于清贫、无私奉献的崇高美德，揭示了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从而呼吁社会重视教育、提高教师待遇等。与《中国山村教师》类似，《中国贫困警示录》也以扎实材料和具体数字以及宏观综合的全景式写法，一方面真实反映了中国的贫困现状，另一方面又写了反贫困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和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它既有纵览全局的鸟瞰，也有典型的人事解剖；既有对封建、愚昧的分析、批判和对现实的针砭、干预，也有对政府反贫困决心的肯定和对人民反贫困精神的赞扬。它写贫困时令人心酸、震惊，写反贫困时又令人欣慰、感奋。因此，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写，他5年中采访了21个省（区）的58个贫困县，连续创作了三部有关贫困题材的作品，因而獲“反贫困作家”的雅号。有人为他担忧，怕扣“暴露阴暗面”的帽子。他认为，作为一名作家，如果“连正视贫困的勇气都没有，还有什么良心可言？”“正视贫困，反映贫困，不是为了暴露贫困，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贫困，共同去战胜贫困”。可以说，这正是他创作主旨与艺术风格的有力说明。（参见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6-610页。）同时，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在“扶贫攻坚”已成为社会与文学热点的今天，黄传会其实是这方面最早的探索者与开路人之一。
21世纪以来，黄传会不但坚持而且发展了他这种敢于担当、为民请命的精神传统。即在题材与主题上，他不但执著关注与研究中国的贫困尤其是“教育贫困”问题，而且将目光聚焦在新的社会问题——农民工问题上：如果说，《我的课桌在哪里》主要是从“子女教育”的角度进行反映与呼吁，那么，《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则以“新生代”为视点，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扫描与透视。前者通过作者在北京、沈阳、深圳与广州等地的调查采访，以“感受农民工”、“寻找课桌”、“悲壮的自救”与“希望工程进城”等众多具体材料与事例，着重反映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紧迫、艰难与重要，从而呼吁社会转变观念、改革体制，以真正缩小城乡差别，实现教育公平与人权平等——正如作品所写：“社会对农民工的剥夺，是形形色色的，是多方面的，它甚至形成了一条‘剥夺链”，其中子女教育问题便是该“剥夺链”中“一个最突出的环节”；“试想：在贫穷、隔阂和受歧视中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将来会以怎样的心态和行为，来对待城市、城里人和整个社会？”后者以北京“皮村”等“打工者部落”为中心，不仅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代农民工的历史与命运，而且以第三代即“新生代”为重点，反映和探讨了包括子女教育、婚恋家庭与命运前途等在内的农民工问题。作品写到，“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系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它主要是指由80后、90后农村青年组成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占目前农民工总数的60%，“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他们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第二，比较了解外部世界，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吸引力；第三，大多为独生子女，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如父辈；第四，心理平衡能力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因此，作品写了他们“苦涩的婚恋”，写了惨痛、震惊而又令人深思的“罗炼出走”与“富士康之跳”，也写了他们的成长、进步与自强自立，以及爱心人士对他们的关爱与帮扶，等等。总之，作者的强烈感受是：新生代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得十分艰难；城市既离不开、又不情愿接纳他们；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个亟待解决、却又十分棘手的问题。（ 见黄传会：《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因此，作品不仅继承卢跃刚、陈桂棣等人的传统，将忧患底层民众、关注“三农”问题等题材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与朱晓军、陈启文与阮梅等“新生代”作家一道，将以批判现实、干预时政为己任的问题报告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文史兼容”问题，黄传会与舟欲行有深刻体会。他们在谈到“中国海军三部曲”的创作时这样认为：“历史本身总是具有诗剧一样的文学意蕴，而文学所关注的诸如人的命运等等，又无不在历史自身的运行中充分展现”；“文学可以描述历史，但它不能因此而失去自身的文学属性。讲到文学，当然离不开人。活跃于‘历史纪实文学或者‘历史报告文学中的人，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就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在这个方面是来不得戏说的。这看起来是对作家创作思维的限制，其实，它正是在逼迫你走进历史、走进人物的深层世界”。（见子侠：《用史笔还原历史——对话〈百年海军〉作者》，《中国作家·纪实》，2007年第5期。）事实的确如此。好的史传报告文学创作，都是历史、人物与哲理的有机统一：或通过人物命运反思与批判历史，或在对人的终极关怀中总结历史经验与哲理启示。“中国海军三部曲”就正是这样：它以长篇系列的多卷本形式，通过众多典型事件（如中日甲午海战、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山舰事件”、“重庆”号起义、海空大围歼、激战一江山岛、炮轰金门与远航编队环球行等）与典型人物（如李鸿章、邓世昌、孙中山、蒋介石、萨镇冰、陈绍宽、邓兆祥、毛泽东、陶勇等）的集中描述，在全面、系統再现中国海军自清末至21世纪初100多年非凡历史的同时，又以当代意识与科学理性对历史进行严肃拷问与现实批判，从而给人以深邃的哲理启示与独特的审美享受。正是由于其主体的鲜明、内容的厚重、结构的恢宏以及在文、史、人、理诸要素上的有机统一，我们才说它是真正的“史诗”之作。尤其是李鸿章、孙中山、丁汝昌、萨镇冰、陈绍宽等人物，的确“一生跌宕起伏，本身就是历史、时代、文化、个体命运的矛盾冲突聚合点”，他们既是历史，也是文学。如邓世昌“是一个忠勇正直的军人，一位民族英雄，但你要想‘塑造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绝不能凭空给他设计几段凄美爱情，而必须了解北洋海军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了解清末北洋海军中的乡籍派系关系，了解清末封建官场的‘明规矩和‘潜规则，这时，你就能看到邓世昌身上孤独、沉重的一面，这样‘塑造出来的邓世昌，既是历史的，也应该是文学的。”（同上文。）
当然，在有关海军与国防科技题材创作方面，还须关注的是作家的长篇新作《国家的儿子》 《中国海军：1949-1955》与中短篇报告文学集《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等。其中《中国海军：1949-1955》“颂扬了中国海军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敢为人先、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作品史料厚重扎实，笔触真实感人，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见《文艺报》2015年8月21日第1版“新书贴”：《中国海军：1949—1955》。）《国家的儿子》无论在题材、主题还是在方法、形式等方面，都体现了作家创作的新开拓与新发展。如在题材与主题等方面，它从以往的“反贫困”、“关注农民工”与“考察海军史”等，转而探索“航空”与抒写“航空人”；在方法、形式等方面，从对人、事与问题的“宏观综合”以及“文史兼容”等，转而尝试“典型叙事”、“寻找英雄”与“重建崇高”。具体而言，它在抒写中航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航空母舰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的优秀事迹与英雄形象的同时，又从陈绍宽到刘华清，从徐舜寿、顾诵芬到罗阳等，描述了中国几代“航空人”的“航母梦”与“强军梦”。就“典型叙事”而言，作品的主人公、“国家的儿子”罗阳，如同李鸣生笔下“活着干，死了算”的计算机专家蒋新松与刘纪原、戚发韧与杨利伟等“航天英雄”一样，也是“航空人的代表，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敬业”、“坚守”，“鞠躬尽瘁”而至“疲劳断裂”、英年早逝的感人事迹与崇高精神，的确不但令作者“震撼”，而且“感动中国”。（参见黄传会：《国家的儿子·后记》，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年。）此外，收入《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中的“《三分钟读懂人民海军》，可见结构的弹性与张力；《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可见思路的深切与跳跃；《我是一个岸炮兵》，可见细节的选择与蕴力；《潜航》可见史事的剪裁与编梳；而《两封旧函的光泽》，亦可见素材的活用与延展。”（舟欲行：《黄传会的在场和坚守》，《文艺报》2017年11月24日第7版。）总之，《国家的儿子》等再次说明：黄传会的报告文学创作不但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道路广阔、潜力深厚；作家不但已确立了独特“自我”，而且还在不断探索与超越的动态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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