裔兆宏

　　当悠长的岁月阳光吻着黄河母亲额头时，母亲歌咏旋律的天空，大禹治水的源头，燃烧出神奇的五彩云霞，扬起“河湟雄镇”临夏的风帆，凝成一幅梦幻般的画卷。一个史诗般的音符，从母亲的胸腔深处迸发而出，这声语言，就是彩陶！

　　它是黄河雄浑的涛声，是华夏祖先远古的憧憬，是华夏祖先足迹的生动记忆……

　　马家窑文化考古

　　1923年，安特生从河南出发，溯黄河而上，前往西北的古城兰州。就在这里，马家窑文化大发现即将拉开序幕。

　　从1923年春天到1925年返回瑞典，安特生的野外考古调查，一直在西北的陕、甘、青三地区进行。其主要活动范围是，以兰州为中心，在方圆400公里之内。

　　1923年6月21日，安特生的考察团到达兰州市。

　　面对夏天的来临，安特生首先研究了黄河沿岸的地质，对黄河上用牦牛和羊皮制作的皮筏子，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以后，这些皮筏子，竟然成了安特生搬运文物的工具。

　　在这之后，安特生一行继续西行。在西宁附近的十里堡，他们开始了正式的考古调查发掘。

　　在西宁十里堡、贵德罗汉堂、西宁朱家寨等地，安特生和他的助手进行的考古调查，硕果累累。尤其是9月，安特生的助手发现了赫赫有名的朱家寨遗址。

　　他们在这里，共发掘出43具人骨和大量的随葬品。这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仰韶村的一次发掘。它的发掘，促进了安特生学术生涯的转折。他开始脱离地质行业，全力转入到中国的史前考古。也正是这次的成功发掘，让安特生决定进一步在甘肃境内开展考古调查。

　　1923年秋，安特生又在距离朱家寨7公里处，发现了卡约文化遗址。然后，他们回到了金城兰州。

　　在兰州过冬的日子，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并没有赋闲。他们利用兰州辐射甘肃的地理优势，收购了许多相当精美的彩陶。有关这批彩陶的情况，安特生后来都写入了他的考古报告。

　　寒冷的冬天过去了，西北的天气渐渐变暖，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立刻心潮激荡起来。

　　1924年春的一天，正在兰州旧货市场闲逛的安特生，偶然发现了一个装烟渣的罐子，竟是他梦寐以求的彩陶。他向这个烟贩讯问后得知，烟贩来自一个叫临洮的地方。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装烟渣的罐子，竟逐渐揭开了马家窑文化神秘的面纱。

　　悉知商民所带彩陶器来自临洮，安特生立即赶到临洮。

　　当时的兰州到临洮，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交通十分不便。安特生他们就骑马，前去临洮。

　　1924年4月23日，安特生他们离开兰州，沿着洮河一路南下，同行的袁复礼测量了准确的地形图。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安特生抵达了洮河的西岸。

　　当来到了距临洮县城南10公里的馬家窑村时，安特生发现，在附近沟坡的断崖面上，不仅露有深厚的文化堆积灰层和灰坑，且随手就能捡到石器和陶器残片。这个地方，就是巴马峪沟北面的巴郎坪瓦家坪。

　　正如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文明的种子，总是在都在水畔孕育最早诞生。

　　4000多年前的临洮巴马峪沟，依山傍水，洮河从这里静静地流过，先民们选择北面山坡作为自己的家园，自然理所当然。是洮河的波光，照亮了马家窑文明的曙光。

　　而那一个个的漩涡彩纹，遍绘于马家窑彩陶之上，渲染了一幅幅生生不息的后浪推前浪的壮观景象，刻画了一幅幅一泻千里般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生命画卷。

　　在这里，许多与石器共存的陶器残片上，虽然在地下深埋了数千年，却依然光彩夺目，栩栩如生。神秘的纹饰，绚丽的光彩，奇美的造型，远古的气息，扑面而来，竟然把这位考古工作者惊呆了！

　　当安特生抚摸着这一件件惊世的彩陶时，竟激动地高呼：“马家窑！马家窑！”

　　从此，“马家窑文化”的名字，一个熠熠生辉的学术名称不胫而走，誉满海内外。

　　在马家窑遗存中，安特生发掘出大量文物，最大的直径接近陶器肩部。其上多绘有黑色的线条，如同水波。

　　这些彩陶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安特生疑惑不解。

　　随后，安特生逆洮河而上，在衙下集发现了寺洼文化；顺洮河而下发现了辛店文化；在到了今天洮河西岸的临夏州广河县，又发现了半山文化。

　　为了寻找仰韶半山文化和辛店等文化的中间缺失环节，他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西部，寻找更广阔的地域。

　　安特生的助手则向西进入青海，在湟水流域民和县发现了马厂文化塬遗址，发掘2座墓地，出土彩陶甚为典型。

　　再后来，安特生前往河西走廊调查，在民勤县发现了柳湖村、三角城及沙井村等遗址，对沙井村作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现墓葬40多座，收获相当丰富。

　　安特生在甘青地区两年期间，发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址，共有50余处。

　　对于这些发现，安特生都将其合称为“甘肃仰韶文化”。

　　在甘肃、青海的考察活动结束后，1924年10月安特生满载成果回到了北京。1925年返回瑞典，1927年、1937年又两次到中国进行一些短暂的考察。

　　此时，安特生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和发表了多部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专著。如：《中国远古之文化》、《中国史前研究》、《甘肃考古记》等。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起源、分布、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至今，他的这些看法和观点，成为中国史前文化的基本框架，影响着中国史前文化的研究。

　　安特生在发表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说：“甘肃考古，为期二年。足迹所涉，几及甘省大半。所得结果，颇出意料所及”。

　　他还对所获得的甘肃彩陶赞美有加，称之为：“精美绝伦，可为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

　　史学界认为，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距今5700年--4200年之间。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有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区域以甘肃中部及青海东部为中心，边缘地带延伸到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及四川北部。

　　中原的仰韶文化衰落以后，大陇山以西的马家窑文化却异军突起，是新石器时期华夏文明晨曦中最绚丽的霞光，折射着中华先民在远古时代所达到的多项文化成就，达到了世界远古彩陶史的顶峰。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还承载着人类文化的多种珍贵信息，是破译这一段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时代的神圣天书。

　　然而，安特生在他随后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仍然这样认为：“甘肃所出较多之彩色陶器，吾人亦不敢认为是真正中华民族之品”，“彩陶之故乡，乃近东诸部”。

　　马家窑因彩陶而灿烂，临洮因马家窑而声名远播。

　　零碎的陶片，好似一面镜子，折射出岁月的影子，使人仿佛看到了古老的历史。那无数双沾满泥巴的妙手，塑造着文明，描绘着人类向往美好的曙光。

　　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尽管几年后，安特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至今仍余波未平。许多人并没有详细了解他后来的观点，只是一味地责难这位启蒙者。

　　到了后来，民族主义情绪极端爆发的年代里，他被与其他一些“窃宝者”相提并论。这对他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在1923年前，安特生比较了仰韶文化和西方中东等一些地方的彩陶，尤其是中东的安诺以后，提出了“中国文化的西来”假说。这只是一个推测。

　　当时，安特生认为：“仰韶彩陶和安诺等近东和欧洲的彩陶相似，可能同出一源，而巴比伦等地的彩陶年代要早于中国仰韶，因此中国彩陶有可能来自西方。”

　　其实，他的这些观点，是针对彩陶而言的，与文化、人种等没有关系。这仅仅是一种假说。

　　随着甘青地区考古发掘的完成，安特生利用大量的材料，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

　　1924年，安特生发表了《甘肃省的考古发现》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在新疆地区生长起来的，并从西方受到影响。这个观点又一次在学术界引起了大争论。一些东西方的学者基本上否定了他的假说。安特生对这些观点再次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利用他们再次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1925年，安特生发表了《甘肃考古记》。在文中，他对之前的观点再次进行了修正，否定了之前面“中国文化源于新疆”的假说，肯定了彩陶及一些农业技术是从近东起源的。

　　随着一次次的考古与研究，1943年安特生出版了《中国史前史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史前史的结晶。他又一次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得出了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的结论。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他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然而，国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把安特生当成一个有种族偏见的人，一个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而大加批判。

　　所谓的盗挖彩陶，是国人们对于来到中国的西方“文化强盗”而言的。他们是西方学者，但是他们却是一群强盗。他们打着文化研究的幌子，在中国大地上大肆盗挖中国文化珍宝。

　　可安特生并非如此。他到中国各地进行的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活动，得到了当时中国北洋政府的批准，尽管当时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对峙，但北洋政府也是代表中国的政府。

　　安特生和中国北洋政府曾经签订过一个协议，将安特生的收藏平分。

　　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向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致函，提出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由中国和瑞典两国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进行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瑞典方面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这封公函即代表中国官方对相应协议的批准。”

　　虽然只是“平分”，但与此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强盗式的考古发掘相比，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这个协议从1927年开始，到1936年安特生最后一次来中国，进行了9年。

　　1936年9月。南京港口。秋风阵阵。

　　安特生目睹最后一批仰韶文物从瑞典运回到中国，顿时如释重负。

　　据东方博物馆的记录，文物退还总共七次：

　　1927年开始有一次。

　　1928年一次。

　　1930年两次。

　　1931年一次。

　　1932年一次。

　　1936年为最后一次。

　　当时，安特生在仰韶发掘未修复的陶片陶器，大约有3万件，运回瑞典。他依托这些中国文物，建立了瑞典东方博物馆。

　　目前，仍在东方博物馆收藏的仰韶陶器，大约有400多件。

　　以此推斷，当年安特生归还中国的那一半总数，至少也要在400件以上。

　　1936年安特生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在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新建的博物馆中，看到了他寄还中国的最后一批文物。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局势动荡，这批珍贵的国宝神秘消失，至今下落不明。

　　彩陶世界的“王者”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国家之一。陶器，遍布于华夏大地，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陶器的出现，是文明的创造和传播。陶器艺术，奠定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基石。陶器文化，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先河。在史前时代，陶器曾被广泛地运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标志。

　　古代陶器，是古代艺术的凝聚物。陶器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形成了彩陶。彩陶，以其精致、细腻的制作，娴熟、精湛的工艺，精巧的构思，完美的装饰，在技术和艺术上登上了一个高峰，成为陶器中的瑰宝。

　　距今约7至8千年前，黄河流域便有了彩陶。

　　彩陶，是远古先民智慧的结晶，绽放出人类童年的梦想与憧憬，泥土被赋予了生命和灵魂。

　　郭沫若曾在《西江月？颂陶》这樣写道：

　　土是有生之母，

　　陶为人所化生，

　　陶人与土配成双，

　　天地阴阳酝酿。

　　水火木金协调，

　　宫商角徵交响

　　汇成陶海叹汪洋，

　　真是森罗万象。

　　远古时代，先民们用河水冲积的陶土，用铁元素等矿物质，制作出有文饰的陶器，经500至600度的高温窑火烧制，使陶器艺术鉴赏达到颠峰。

　　甘肃彩陶分布广泛，从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可一直延续到约2600年前的青铜器时代。

　　而其中发现最多、分布面最广、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马家窑文化。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马家窑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它一般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分别代表三个发展时期。

　　所谓马家窑类型，是指在临夏州积石山发现的最早的古文化遗址。

　　有些考古者在马家窑类型前插入一个石岭峡类型，而考古工作者在康乐边家林遗址发掘后，又提出边家林类型，介于马家窑与半山之间。

　　所谓半山类型，是因1923年首次在临夏州广河县半山村发现而得名。其文化表征主要为彩陶。彩陶以小口鼓腹瓮、单把壶、双耳罐和钵为主，其造型特征主要为腹部向外鼓出，弧度饱满，近似球形。在纹饰上，由锯齿纹构成的漩涡纹、菱形纹和葫芦纹，为半山类型彩陶的最鲜明特征。

　　所谓马厂类型，是因1924年首次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而得名。其彩陶是半山类型的承续和发展。总体风格呈现出简练质朴、粗犷刚健的特点，纹饰最具有典型的当为各种几何形图案。

　　马家窑彩陶，融雕塑、绘画、烧制等各种技艺于一体，第一次将远古人类的审美观念完整、系统地表达了出来，反映了远古人类高度综合的知觉能力和强烈的审美愿望。

　　它，集物质实用性和精神象征于一体。

　　马家窑文化的经济特征是：以农业为主，以狩猎与采集为辅。

　　1977年，在临夏州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成捆带秆带穗的碳化稷及大麻籽等，许多遗址出土的大型瓮罐中，亦储藏有粟。

　　可见，粟和稷应为马家窑先民主要的农作物，亦说明中国北方史前文化，粟作农业区包括了黄河上游地区。家养动物有猪、羊、鸡等，补充和扩大了食物来源。

　　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看，彩陶贯穿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

　　巫术。

　　宗教。

　　祭祀。

　　战争。

　　饮食。

　　音乐。

　　舞蹈。

　　墓葬。

　　渔猎。

　　纺织。

　　手工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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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个体的角度看，彩陶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物品，同时也贯穿于每一个人生活的始终：

　　出生。

　　成长。

　　婚配。

　　死亡。

　　马家窑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晚期在甘肃的继承和发展，故又名甘肃仰韶文化。在时间与顺序上，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

　　它，尤以发达的彩陶著称于世。在仰韶文化的影响下，彩陶从马家窑文化开始，进入灿烂辉煌的鼎盛阶段，成就达到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

　　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彩陶比例一般占陶器50%以上，有的遗址多达90%，除日常生活使用之外，还大量用作随葬品。

　　其器型繁多、陶质坚固、器表光亮，彩绘线条流畅细致、纹饰繁缛精细，风格绚丽而典雅，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临夏州博物馆，我们看到，距今5000年—4650年的，为早期的马家窑文化。

　　此时的彩陶，多为橙黄陶，浓墨重彩，兼有少量白彩。较为盛行的形式是：大面积彩绘、通体彩绘和内壁彩绘。

　　而以河流百川为描绘的主题，成为这一时期纹饰的突出特点。生生不息的黄河，为彩陶注入了经久不衰、永恒的艺术魅力。纹饰，则以水波纹、漩涡纹最为多见，亦有网格纹、平行线纹、同心圆纹等，还出现了生动活泼、意趣盎然的蛙纹、蝌蚪纹、舞蹈纹等。

　　但几乎每一件彩陶上，都绘有浪花翻卷的纹饰，蕴含着人们对黄河母亲的眷恋与热爱之情。

　　人类世界是奇妙的。人们发现，在马家窑文化中，经常出現的主题纹饰，几乎都是以河水为母体的，有水波纹、漩涡纹及水的衍生物。

　　从考古学的角度，偶尔出现的纹饰，研究价值不大；而最多最集中最常见的纹饰中，必然有本质的东西。

　　为何会大量出现与水有关连的纹饰？

　　这是因为，水乃万物之源，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

　　水，同样是农业生产的命脉。

　　适度的水，是农作物生长的必要条件；而水的匮乏或泛滥，均会妨害农作物的生长，甚至会完全夺去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水，大自然的恩赐。它带给人类的，有福亦有祸。这就导致了人们对水的依赖与崇拜。

　　原始人亲水、尚水的结果，必然产生为水崇拜；而水崇拜，是一种植根于农业社会生活中的自然宗教。

　　原始部落的水崇拜，主要分几种类型：

　　水体本身崇拜。

　　动物水神的崇拜。

　　半人半兽式水神的崇拜。

　　人类水神的崇拜。

　　抽象水神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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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今4650年—4350年的，为中期的马家窑文化，即通常据说的半山彩陶。

　　半山彩陶，胎体轻薄，器型浑圆饱满，富丽堂皇。它不仅是甘肃彩陶艺术的巅峰之作，也代表中国彩陶的最高水平。

　　半山彩陶的两大标志是：红彩与细密锯齿纹的大量使用。

　　这是将彩陶艺术推至巅峰阶段的重要元素。

　　这其中最为常见的极富特点的是：母题花纹。

　　它，为黑色锯齿纹带与红色条带，相伴相依。

　　勾画出的图案是，四大漩涡，或圆圈纹，或葫芦网格纹，或多层水波纹等。然后，在主题图案中，再填充辅助图案，形成多层次彩绘的装饰手法。

　　其他纹饰的有：菱形纹、网格纹、弧线纹及神人纹等。

　　彩陶造型与图案浑然一体，造型艺术与装饰艺术达到完美结合。无论平视，还是俯视，美轮美奂的画面，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而距今4350年—4050年的，为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即马厂彩陶。

　　马厂彩陶，又逐渐回归于单色黑彩，但却流行红色陶衣。

　　其器类较前复杂多样，纹饰图案多有创新。代表性纹饰有四大圆圈纹、神人纹、回形纹、折带纹、“卐”字形纹以及网格纹等。

　　彩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更是人类文明的源头。

　　彩陶，是“万器之源”。

　　盆、钵、勺、缸、甕……今天人们生活中所用的家常器具，乃至各种用途的容器，都能在马家窑彩陶中找到原型。

　　彩陶，是中国人艺术思维的源头。

　　马家窑人对外部世界的临摹，从一开始就不是具象的写实，而是传神的写意。

　　彩陶，是中国书画的发端。

　　它变幻无尽的线条，绚丽丰富的色彩，都在彩陶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虽然马家窑文化的特征很独特，但有关马家窑文化为仰韶文化的争论，从安特生的考察刚结束，就开始了。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学者尹达。

　　他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指出：“安特生对各遗址年代的推测，自有重新估计的必要”。

　　尽管有质疑，但安特生的论断，在学术界仍占据主导地位。

　　马家窑文化，出现于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

　　马家窑遗址主要分布在：

　　甘肃省。

　　青海东北部。

　　宁夏南部。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发掘，根据文化分布的地层关系和碳14最后确定：

　　由安特生命名的“甘肃仰韶文化”，其内涵以马家窑文化为主，其主要的彩陶类型，基本都属于马家窑文化，而石岭下类型，属于马家窑文化早期。

　　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著名学者顾颉刚、裴文中等专程考察了马家窑等遗址，马家窑文化最终得以正名。

　　1944年至1945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发掘临洮寺洼山遗址，考古学家夏鼐参加了此次考察。

　　通过此次发掘，夏鼐证实了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50年）早于齐家文化（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纠正了安特生的错误。

　　夏鼐认为，“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多有不同。他提出：“不若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名称。”

　　按照考古学的定义及命名原则，文化是指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多以最先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来命名。

　　同时，对石岭下、半山、马厂、马家窑等遗存的进一步研究，也令“文化西来说”难以立足。

　　经过研究，安特生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放弃了“中华文化西来说”。

　　这样，马家窑文化那绚丽多姿的彩陶，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成为中华远古文明的瑰宝。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考古收获》中，终于正式使用了马家窑文化这一名称。

　　此时，距安特生发现马家窑遗址，已过去了37年。

　　1988年，国务院公布临洮县马家窑文化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之，马家窑文化同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起，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

　　1954年，在首都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展出了一件马家窑类型彩陶瓮。这件距今有5000年之遥的陶罐，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绚丽夺目的色彩和富丽流畅而雄浑优美图案，一经亮相，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

　　这件彩陶罐，高49.3厘米，敛口、短颈、阔肩、平底，如倒立的圆锥截体。瓮口处有对称的四只小突錾，腰部有双耳。彩瓮陶质细腻，造型大方美观，从口沿至腹部用黑彩绘三层花纹。

　　上层图案似河水平缓流动而产生的涟漪，与仰韶文化庙沟底类型相近；

　　中层似汹涌波涛翻卷成层层浪花、激流漩涡；

　　下部平行直线构成了水波恬淡温柔的景象。

　　整体图案繁复瑰丽，绘画技巧娴熟，点、圆、波纹、旋纹、直线纹搭配成对称的图案，表现出对河水，尤其是对黄河的深刻理解和崇敬。彩瓮出土时，品相精美，成为我国彩陶发掘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荣获国宝称号。

　　这件彩陶罐，被郭沫若命名为“彩陶王”。

　　那么，这件稀世珍品从何发掘而来？

　　它来自于我国西部一个的临夏州。

　　临夏州在哪里？从兰州沿兰郎公路，经定西临洮县康家崖，车过波涛翻滚的洮河，就到了临夏州。

　　那么，“彩陶王”究竟是如何发现的？

　　说起“彩陶王”的发现，临夏人总是非常地自豪与骄傲。

　　新中国解放初期，大西北的土匪仍然没有彻底肃清，为了躲避土匪的侵扰，临夏的百姓纷纷躲藏，其境内三坪村群众，不是躲难在黄河岸边的炳灵寺下，就是跑进偏远的山区。

　　那是1950年的8月，刚刚解放一年的临夏，弥漫的烟尘渐渐消散，社会治安开始好转，逃难的群众亦开始返庄。

　　那天清晨，雨过天晴，大地清新，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芳香。18岁的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三坪村民戚永仁，带着弟弟戚永礼从迁徙去的黄河沿岸，往家乡搬东西。

　　当他们行至三坪地嘴附近的一个土坎下时，忽然发现，地上似乎有一汪圆圆的清水，好像盛在盆里似的，在阳光的照射下，光怪陆离，眩人眼目。

　　黄土坪上从不留积水，今天怎么会有水呢？兄弟俩顿生惊奇。

　　于是，他们止住脚步，放下背上的东西，想看个究竟。

　　仔细一瞧，他们感到更加奇怪，那一窝的清水，就好似盛在盆中一般。

　　戚永仁走上前去，卷起袖子，往水下摸去，水很深，往边上一摸，感觉是个陶制的罐。兄弟二人一阵欣喜，立刻又扒去周围泥土，一个几何形花纹的大彩陶瓮，呈现在他们面前。顿时，兄弟俩眼睛一亮。这件大陶瓮，双耳口沿上有四个突角。大陶瓮虽然在地下经过了千年的埋藏，却依然色彩醒目，栩栩如生。

　　让兄弟俩感到遗憾的是，在挖取大陶瓮的时候，不小心把大瓮里面的一个小陶罐给弄坏了。

　　这难道是老天爷赏赐给我们兄弟的宝器吗？

　　兄弟俩小心翼翼地将其挖出，带回了家，放在上房的板柜上。

　　此后，家里把此大陶瓮当馍罐用。说也奇怪，6月天，做了些糜面馍放进去，三五天不坏，到了三九天也不冻。家里人认为，此物得天地灵气，是个宝贝。

　　闲暇时，戚永仁瞅那繁缛瑰丽的陶瓮，觉得它很完美，美得像山下的河水那般亮丽，奔腾不息；那流转的窝，如扎地浪的旋，一圈连着一圈，翻上倒下，诉说着远古的神话，人类的童真。

　　中国的民间，散落着许多文物珍品，只有懂得的人才会视它为宝物。

　　翟光伟，是黄河考古队甘肃分队的一名文物普查员，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结识了“彩陶王”。

　　那是1954年的一天，翟光伟来到三坪考察。那时的三坪村，只有六七户人家，翟光伟就住在了戚永仁家。

　　让翟光伟没想到的是，当他脚刚迈进戚永仁屋门，一眼看到板柜上那件宝物时，就立马怔住了！这件艺术珍品，美轮美奂，简直出乎他的意料。

　　翟光伟是搞艺术设计的，一个艺术家的审美眼光，自然非同寻常。

　　21岁的翟光伟，是个痴迷文物的小伙子。

　　翟光伟仔细地瞧了瞧这件彩陶，顾不上喝茶吃饭，围着陶罐又看又摸，心想：这可是件伟大的艺术珍品，该进入国家博物馆才对！

　　他决心动员戚永仁，把陶瓮捐给国家。

　　“怎么能交给国家？”刚开始，戚永仁和家里人均不乐意。

　　他的妻子范永兰说：“陶瓮是我们家宝物，有灵气，你怎么能拿给国家？我反对！”

　　戚永仁还为此专门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全家人当场一致反对。

　　于是，戚永仁则对翟光伟说：“我保证不会卖掉，爱看就到我家里，想拿走没门！”

　　翟光伟对他说：“精美的彩陶瓮，放到博物馆，不仅全国的人、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

　　然而，翟光伟尽管苦口婆心地动员，但戚永仁却坚决不同意。

　　哪知道，翟光伟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他看到一时做不通戚永仁家的工作，就决定打持久战。

　　戚永仁到地里干活，翟光伟就跟到地里，一边帮他拾除杂草，一边跟他磨嘴皮。

　　以柔克刚，效果奇妙。

　　几天后，戚永仁的媳妇开玩笑对翟光伟说：“你把泥罐拿去吧，我再不给你做饭了。”

　　听到戚永仁媳妇的话，一时间，翟光伟高兴坏了。

　　他趕紧拿出照相机，给戚永仁和陶瓮照了张相片，也为他们一家人照了全家福。

　　就这样，戚永仁找来了背篼，把陶瓮放了进去垫好，让翟光伟背走了。

　　而翟光伟渡过黄河，到离此10里地的王歌集休息了一会，在铺子里扯了几尺白布，把彩陶瓮取出裹好、装上背走了。他走永靖，把陶瓮运到了兰州。

　　彩陶瓮初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后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彩陶，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绽放出人类童年的梦想，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泥土被赋予了生命和灵魂。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看到了这件陶瓮，将其誉为“彩陶王”，这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并多次到国外展出，名动海内外。

　　专家们惊叹道：这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代表作！“王中之王！”

　　尤其让临夏人值得自豪的是，1990年，国家邮电部以中华“彩陶王”图案，发行了面值30分的纪念邮票一枚。

　　彩陶之乡的魅力

　　远古的智慧之声，伴随着黄河水的涛声悠然而来，五千年的文明在这里传承，在这里蔓延。

　　临夏州的全称，叫临夏回族自治州。它，位于黄河上游、甘肃省中部西南。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摇篮。临夏古韵悠长，神秘多彩。

　　黄河自西北入境贯穿临夏北部、流长103公里，境内有黄河一级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河，三级以上支流30多条，著名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三大电站库区均在州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

　　在漫长的历史上，临夏是中国最早建县地区，十六国时西秦曾建都。它曾先后称为枹罕、河州、导河、临夏等。其中：枹罕和河州之名最长。临夏在古代属雍州之域。夏商周至春秋之前，为西羌之地，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秦设置了陇西郡，郡治狄道（今临洮），又从临洮过洮河，灭西羌罕枹侯，置枹罕县，县治在今临夏县双城集，这是枹罕县之始。

　　自秦汉以来就设县、置州、建郡，古称枹罕，后改称河州。中华民国初设导河县，以大禹“导河积石”的传说而得名，在当地方言中，“导河”与“导火”读音相近，遂更名为临夏州，以濒临大夏河得名。

　　临夏，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区位优势明显。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名的商埠，曾是古丝绸之路南道要冲、唐蕃古道重镇、茶马互市中心，素有“西部旱码头”的美誉，也是文成公主进藏时的途经之地。临夏紧靠兰州、毗邻藏区，是内地连接藏区的重要经济通道，成为藏区与内地的重要贸易之地。

　　其境内的永靖县盐锅峡镇黄河北岸，刘家峡恐龙足印化石群，形成于一亿七千万年前的侏罗纪或早白垩纪时代。其恐龙足印、化石与其他地区的古生物遗迹相比，在世界亦属罕见。

　　其属下的和政县区域内，地下藏有丰富的古动物化石。这里蕴藏着分属新生代晚期的4个丰富的哺乳动物群化石，分别埋藏于4种岩性不同的地层中。

　　而其境内的积石山县，华夏民族先祖很早就生活在这块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创造了极其丰富而灿烂的彩陶文化。

　　今天的临夏，是全国两个回族自治州之一。其总面积8169平方公里，人口220万，有回、汉、东乡、保安、撒拉等31个民族，辖1市7县。

　　临夏州为何被称之为“彩陶之乡”？

　　已亥年的春节前夕，我应邀走进了临夏州博物馆。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没想到那个精绝美伦的彩陶馆，竟然汇集1700多件临夏出土的精品彩陶，其中180件珍贵文物。这里的大部分彩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物普查时发掘的，是由各县交州文化馆收藏的。

　　临夏的彩陶器型好，品相好，等级好，也是中国迄今发现彩陶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彩陶王”，属于马家窑类型彩陶瓮，被誉为新石器鼎盛时期的“彩陶之冠”。不过，我们在这里州博物馆看到的，仅是个复制品。

　　“彩陶王”出土的三坪村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三坪遗址，隶属于积石山县安集乡。

　　原来三坪村，东有凤林关，南有旗杆山，西有禹王庙，北有滔滔不绝的黄河。出土“彩陶王”的三坪遗址，地处黄河南岸二阶台上，与著名的炳灵寺石窟隔黄河相望，面积66万平方米，文物主要分布在头坪的旧庄窠大锅，尕鲁坪的上庄、尕塬，二坪的麻黄咀、高崖咀、坨子岭，三坪的园地咀、犁地咀、城墙地。

　　这里是一个马家窑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并存的文化遗址，遗址面积大，分布广泛，内涵丰富。尤以马家窑类型为典型，出土文物有瓮、罐、瓶、盆、钵等，还包括大量的石器、骨器等。

　　从吹麻滩东行上安集，一路土山沟壑，行了数十里尽塬头，山回路转，群峰竟势，壁立两岸，其间滔滔黄河流过。

　　这就是唐人心目中的小积石山：“伯禹遗踪，两千年之阪隥。深谷带地，凿穿崖岸之形；高岭横天，刀削冈峦之势。”“若夫积石山者，在乎金城之西南，河所经也。《书》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即此山是也。”

　　走進临夏，你会感受到，这是一个古韵悠悠的神秘之地。

　　在这里，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青铜时代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遗址，鳞次栉比，层层迭压，古朴的气息就扑面而来。

　　临夏州，历史渊源流长，文化遗迹众多。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临夏地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更是丰富多彩，遗址星罗棋布。

　　据考古调查，临夏州境内有文物遗址548处，是中国新石器文化最集中、考古发掘最多的地区之一，素有中国“彩陶之乡”的美誉。

　　从二十年代起，在临夏州，考古工作者多次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几百处，并在广河县半山、瓦罐咀，东乡县林家，临夏县张家咀，永靖县马家湾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仅积石山县境内的古文化遗址、文物，经考古专家考证确认，具有考古价值的文化遗址多达140余处。可谓遍地流光，满天星斗。

　　在这里出土文物数千件，馆藏文物1580余件，其中彩陶就有800多件。另外还有石器、古币、铜器、骨器、画像砖等。

　　这在一个总面积只有900多平方公里的小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出土的“彩陶王”，则将这片土地笼罩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这说明，临夏的先祖很早就开辟了这块神奇的土地，并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临夏的马家窑文化遗存，在马家窑文化内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彩陶王出土的故乡临夏，也被称之为“中国彩陶之乡”，享誉海内外，有道是“临夏彩陶甲天下！”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形态各异的彩陶，犹如美丽绽放的花朵，艳丽夺目，充满神奇的魅力。这是人类史前文明在陇原大地的印证，是悠久文化的积淀。

　　如今，在临夏市、积石山县、广河县、东乡县、和政县等博物馆，都有精美的彩陶。接近彩陶碎片，仿佛将人带进了那遥远的时空隧道，时光闪耀，如梦如幻，彩陶汇聚的文化长河，如同一条岁月的丝带飘逸在我们的面前。

　　马家窑类型，在临夏州各县均有分布。

　　省级保护单位有：

　　东乡县林家遗址；

　　永靖县小茨遗址；

　　临夏县杨家河遗址；

　　临夏市王坪遗址。

　　县级保护单位的遗址则更多。

　　半山类型遗址，在临夏州的积石山县主要有：

　　桥头遗址；

　　坡头顶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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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厂类型遗址主要有：

　　上山遗址；

　　三坪遗址；

　　坡头顶遗址；

　　马鞍桥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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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家文化遗址①主要有：

　　元山遗址；

　　新庄坪遗址；

　　白家坪遗址；

　　阳洼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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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店文化遗址②主要有：

　　马鞍桥遗址；

　　三坪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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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临夏州，彩陶被发现的时间，至今不足百年。而渊源的彩陶文化，却能追溯到史前。目睹自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发源顺序陈列，其中以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命名的彩陶，自成体系又一脉相承。

　　临夏州的彩陶，宛如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一双眼睛，见证着黄河上游几千年来的历史变迁，人类文明的发端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续。

　　1981年，在甘肃省临夏市南龙乡张家咀村，出土了一件马家窑半山类型彩陶罐。其上面的符号形式及其表现手法，与甲骨文“燎”的构形方式，竟不谋而合，其寓意内涵也很接近，展示了共同的文字符号的作用，成为最早的汉字雏形，比殷代甲骨文的年代还早一千多年，应该说是中国汉字的原始起源。

　　也在这同一个春天，在临夏州的康乐县，出土了3件4000年前的彩陶颜料瓶和1个调色钵。这为研究彩陶图案深埋黄土中数千年而不褪色，色彩依旧艳丽清晰，则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它的发现过程，同临夏积石山出土的“彩陶王”有点相似，是由康乐县排子坪农民在地里干活时，偶然发现的珍贵文物。

　　它们均为素陶，调色钵形状为椭圆形、敞口，最长直径约10厘米，最短直径约为5厘米，高约5厘米，上面沾满了铜红色的颜料渣。3个颜料瓶大小相当，呈直桶状，高约7厘米，直径约3厘米。

　　据专家们初步分析，这些原始的颜料是一种矿物质，研碎后烧制而成，因而颜色不易脱落。

　　甘肃省彩陶研究会副会长王海东说，虽然在甘肃出土的素陶制品较多，但专门用于彩陶颜料的盛器和调制器，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不能不说是进一步探索彩陶艺术之谜的珍贵资料。

　　学者们认为，彩陶的许多现象，尤其是它的繁杂纹饰之中，肯定隐藏着大量的千古之谜，为我们提供了很值得玩味的艺术遗产。

　　艺术来源于生活，彩陶图案的内容，必然反映先民们的生活及生活环境，反映他们的思想和感情。

　　母亲河——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使临夏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境内还有黄河和它的一、二、三级支流，如洮河、大夏河、广通河等30多条，古人类生于斯，长于此，形成了大夏部落。马家窑、齐家文化就是他们的文化符号。

　　上古时期，在临夏生活着大夏人，又称大夏部落。人数多，范围广，涉及积石、临夏、和政、广河、康乐、东乡一带。大禹就是大夏部落的首领。他所建立的国家，也称之为夏。

　　不过，大夏县之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

　　中国大西北在彩陶发展史上有特殊地位，而临夏素有彩陶盛名。

　　临夏的远古彩陶文化，体现的是古老先民们无比高超的艺术想象力！体现的是中华大地上的古老祖先的非凡创造力！

　　甘肃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郎树德说：临夏彩陶“数量之多，质量精美，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甘肃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广河出土的许多绝世佳作。”

　　因而，临夏被理所当然的称为是“中国彩陶之乡”。

　　追梦非遗

　　临夏的史前遗址，星罗棋布。

　　古老的生命之谜，一亿七千万年前，深嵌在临夏地层的肌肤中。

　　一幅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杰作，恐龙足印、巨型蜥脚类、巨型兽脚类、鸟脚类足印……任凭亘古高原风的吹拂，成为一种远古的憧憬。然而，蹄音渐远，终究微尘苍茫。

　　踏着黄河雄浑的涛声，一段亘古的记忆——彩陶，却在大禹治水的源头飘出五彩的云霞，在黄河岸畔痴情的张望，闪烁着却在一种不可逾越的高度，铸就一个永不凋谢的秘密。

　　临夏，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有“河湟雄镇”之誉。

　　甘肃，是历史悠久、山川锦绣。其境内的天水、武威、张掖、敦煌等历史文化名城，驰名中外。

　　可当人们走进临夏时，竟然发现，临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同样丝毫不逊色于它们。其文化遗产，可与全国119座历史文化名城相媲美。

　　历史上，这里为黄河上游中华民族的发祥核心区域。

　　临夏的大夏文化，与华夏民族密切相关。黄河临夏段积石关是大禹治水的源头，史载“禹出大夏”。

　　这里出土的古生物化石拥有6项世界之最。保存完好的恐龙足印群弥足珍贵，举世瞩目。

　　这里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州花儿”的诞生地，亦是“洮岷花儿”主要的发祥地。临夏是文化部命名的“河州花儿”传承地、采录地。

　　这里的砖雕、雕刻葫芦、保安腰刀、傩戏等25项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姿多彩。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贾云集之地，汉时“羌中道”、南北朝时“吐谷浑路”、唐蕃古道之重镇、明代茶马互市之中心，是丝绸之路南道的“西部旱码头”。

　　这里民族风情浓郁，多元文化共铸一炉。回、汉、东乡、保安、撒拉、藏等多民族多元文化经过长期相互融合，共铸一炉。佛、道、儒、伊斯兰文化交相辉映。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东乡族、保安族发祥于这片神奇的土地。其“八坊十三巷”古街區，民族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

　　这里物华天宝，人文荟萃，英雄名人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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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的长河中，临夏各民族辛勤劳作、继往开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临夏，彩陶与古老的砖雕和雕刻葫芦，号称临夏“三绝”。出土于临夏的“彩陶王”，则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

　　特别是马家窑文化彩陶，具有非凡的独特性和开创性，文化价值极高。

　　它，承载着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化的多种珍贵信息，是破译这一段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时代的神圣天书。

　　保护好传承好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的智慧与责任。

　　每一个有历史积淀的地方，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化脉络。

　　临夏，是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这片土地以其开放的博大胸襟，吸引了大食（今沙特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商人及宗教人士不远万里来此经商、传教。

　　从此，一些来自异国他乡的人，就此扎根，再也没有离开过，与当地民族不断通婚融合，逐渐成为了河州人。这些信仰穆斯林的回民，历经宋、元、明、清、民国，人口的聚集越来越多，逐步修建清真寺、设立教坊，在今天的临夏市，形成了一个“围寺而居、围坊而商”的穆斯林聚居区——八坊。

　　在此北大街以南，前河沿以北，解放路以西，新西路以东，在这个不足0.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十三条街巷纵横其间，5600多户民宅星罗棋布。这就是八坊十三巷。

　　这十三条巷子和其中的古建筑，是八坊文化的窗口，更是探寻八坊乃至河州历史脉络的“活化石”。

　　在这里，各式清真寺、民居院落，融中国古典建筑风格于其中，庄严肃穆，秀丽壮观，具有极高的观赏性与实用性。虽历经千年沧桑，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恢宏气势和古朴风貌，形成了八坊乃至河州地区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这些古民居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民居的建筑艺术，还承载着八坊人独有的历史和荣耀。

　　八坊十三巷，就像这座高原山城里飘逸的丝带，在带来天籁之光时，也留下了岁月长长的记忆。

　　在己亥年春节来临的前夕，一个高原寒冷的日子，我走进了这个神秘的地方。无论是在皎洁的月光下，還是在清冷的白天，行走在八坊十三巷曲折悠长的青石板路上，但见这里人烟稠密，古色古香，民族风情浓郁，街巷纵横交错，商业店铺鳞次栉比，民族风味美食，名目繁多，风味独特，令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八坊十三巷，这个独具民族特色的古老街区，是临夏市为了彰显民族特色，提升城市品位惠民之作。它，在不改变原有结构、不搬迁原住居民的前提下，采用民俗馆、博物馆、文化街巷等保护建设模式，重点突出八坊回族文化的特色，将其打造成多功能于一身的文化休闲聚落与旅游街巷。

　　它，留存了历史记忆，延续了传统的文化根脉。

　　这片由清真寺、教坊和商业、生活街区组成的地方，既能回味到历史的沧桑，也能嗅得着时代的芳香。

　　倘佯八坊十三巷，历史演变、民俗文化和八坊人家的传统生活，仿佛能触摸到穿越时空的记忆。

　　令人惊喜的是，八坊十三巷，既是政府的惠民之举，也是临夏人的非遗追梦的旗帜。

　　“复古复原、修旧如旧”的思路，历史悠久、风情浓酽、古韵盎然的建筑特色，原生态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得它赢来了“博物馆”之誉，释放出了临夏这片古老土地的文化深度和质感。

　　如今，置身八坊十三巷，踩在铺就一新却不失古韵的青砖路上，一种特有的历史厚重感，总会给人以寻古之梦。在这里，临夏州州级以上非遗项目119项，竟然被巧妙地分布其中。

　　传统的手工艺，是民族民间文化绽放的绚丽花朵。

　　位于大旮巷64号院内的手工艺馆，被布局成了砖雕馆、铜壶馆、葫芦馆、彩陶馆、泥塑馆、蛋雕馆，分别根据各自的主题，展现临夏非遗文化的魅力所在。

　　在这里，我遇到了彩陶的非遗追梦人马黑麦。他大高个，穿戴整洁讲究，文静，谦虚，话不多，但很虔诚，看上去不像工匠，却似一个儒雅的文化人。

　　陶艺大师马黑麦，1971年出生于陶器制作世家。马黑麦从小就跟随爷爷马进义，制作建筑屋脊、花盆等陶器制品。

　　之后，在父亲马囯正的熏陶之下，从修复各种远古彩陶入手，学习彩陶知识，开展出土彩陶的识别和鉴定，仿制古代各类彩陶器型，成为了河湟彩陶制作工艺的第三代传人。

　　马黑麦智慧之处，并非浅尝辄止。他在总结父辈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刻苦钻研，成为制作仿古彩陶的行家里手，在远古彩陶研究、鉴定、修复技艺等方面，也颇有名气。

　　多年来，马黑麦独具匠心，成果斐然。从2008年开始，马黑麦在临夏市古玩城开设铺面，修复古彩陶，为甘肃、定西、青海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开展专业修复，先后修复彩陶上万件。

　　远古彩陶，是史前先民用智慧结晶，是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完美结合的艺术品，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珍稀瑰宝。

　　为了这个神秘的非遗项目，2015年3月，马黑麦还成立甘肃河湟彩陶艺术品有限公司，在对古彩陶“研究、修复、鉴定”的基础上，秉承“保护、传承、创新”原则，生产仿古彩陶工艺品，满足普通玩家对彩陶的喜爱与收藏。

　　新制品造型别致、纹饰流畅、图案典雅、敷色古朴，生动再现远古时代五彩缤纷的彩陶艺术神韵。

　　2016年，马黑麦参加临夏清真食品博览会和农博会，编制马家窑彩陶舞蹈，在开幕式上演出，制作舞蹈光盘，借助媒体开展宣传，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2017年5月，他参加深圳文博会，20多件精品被当地企业家收藏。9月，被读者集团聘为专家顾问，之后接待研学活动学生10多次。11月，参加敦煌旅游产品展销会，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2018年3月，他参加赴俄罗斯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参展彩陶作品10件，被中国驻俄领事馆收藏和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收藏。

　　通过不断地学习交流，探索创新，让马黑麦的彩陶作品，还在众多展赛中获得了较高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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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传统的载体，去如实再现曾经的生活，这就是一种跨越千年而历久弥新的文化记忆。

　　马家窑文化，古朴淳厚，具有极其丰厚的观赏价值。

　　它产生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其多样的图案、丰富的题材、灵妙的构思、精美的花纹，构成了典丽、古朴、浑厚、大气的魅力风采。这是同时期的其他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陶的魅力，远胜于石。石虽能雕琢，但其表现受到制约。陶的魅力表现则相对丰富。它可雕、可塑，亦可书写和刻画，能表现更为复杂的符号化思想，凝练起更为深邃的精神内涵。

　　它，神奇的动物图纹，生动的歌舞场面，形象的田园风貌，对比的几何形状，强烈的动感姿态，如同奔腾的黄河水流一般，千姿百态，生生不息，舞动万代。

　　它，像黄河浪尖的水珠，引领着浪涛的起伏，臻成彩陶艺术的高峰。

　　它，遗留的神秘音符，丰富多彩，成为世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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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古彩陶文化的宫殿上，如果说马家窑彩陶是一顶巍峨皇冠的话，那么临夏的马家窑彩陶则是一颗闪亮的明珠。

　　奔腾不息的大夏河，带走了多少个朝代的日出与日落，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它拥抱着苍老的臂弯，安详的熟睡在祖国母亲的摇篮里。

　　在这块厚重的土地上，马家窑彩陶独坐在远古人类生息繁衍地的怀抱中，在一页历史和一首歌谣之间，留给人们无尽的财富和无穷的遐想。

　　时代总是日新月异。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如今的临夏人，正在簇拥着古河州的激情、豪迈和希望，在保护传承多彩的非遗文化过程中，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