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长长的、曲折的小路，在大山、溪水间蜿蜒伸展。如同岁月的藤蔓，爬向无尽的远方。龙爪沟仅存的十几处房屋，在大地上零星散落，就像注定要在那条藤蔓上枯萎或凋零的瓜果，看上去有几分孤零，也有几分萧索。
我不敢相信，那就是我记忆里的家。一切都是破破烂烂的，小时候气派的感觉，完全不见了。门前的大铁门没了踪影，院子里水泥做的鸡窝、狗窝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屋子里的格局也变了，当年干干净净的白色地砖已经不流行，新主人把它换成了地炕，以便使屋子在冬天里更暖和一些。
两个孩子在炕上来回跑着，我进屋时，他们一下子停了下来，愣愣地看着我。
小姐姐牵起弟弟的手，大眼睛忽闪忽闪，好像在对弟弟说：“别怕，有姐姐呢！”
20年前，我也总是这样牵起弟弟的手。
于是，我蹲下身，说：“来，让阿姨抱抱。”小姐姐很听话地跑了过来。
当我把那个瘦弱的小姑娘满满地搂进怀里，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我仿佛抱住了自己的童年。
我那些遗失多年的记忆，就在这一瞬间全都回来了。
它依然是我梦牵魂绕的故乡啊！
第一章 被资本觊觎的土地
房地产商于长龙最看中的，就是龙爪沟独特的环境和气候。不用论证，仅凭多年的经验和直感，他也能断定，这里正是他事业“转型”之后理想的发展基地。但为了造势和争取政府的支持，他还是带着一个比较张扬的专家、助手队伍“开进”龙爪沟，协商集体流转土地的事儿。而经过一番炒作之后，于长龙果然就作为新兴资本的代表受到政府和媒体的关注。我也是跟着这支“队伍”，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出生地。
早年，龙爪沟与山外相连通的，只有一条狭窄的土路，来来往往的农民赶着马车，在泥土上压出一道道车辙；如今，土路变成了水泥路，从前那些一个接一个的陡坡，看起来也平缓了许多。路，依旧是弯弯曲曲，在众山之间延伸。风，依旧是那么清新，夹带着温润的水气和山野的味道。
在于长龙看来，这里真是太好了，难得的清静，到处是鸟叫虫鸣，即使在马路边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水灣里，都能看到鱼儿们在游动。
这些山坡，要种上大片大片的蓝莓、大片大片的中草药；山脚下、流水边要建一个疗养院；这半山腰再建一个度假山庄，修一条窄窄的栈道，直通大山深处……于长龙有些兴奋，他要在大自然的心脏里，建造一个“人间天堂”，到那时，成批成批的有钱人，就会争相来到这里度假、养老……过不了多久，他就要成为这片土地上的王了，他甚至已经给他的王国想好了一个较为流行的名字——禅墅。
于长龙也是农民出身，因为和继母不和，12岁从黑龙江虎林离家出走，到外地打工。他下过煤窑、扛过麻袋、擦过皮鞋，在唱歌房救过被羞辱的陪唱小姐，打群架时给对手下过跪。据他自己讲，他的第一桶金就是成立锅炉维修队的时候“淘”来的。当年，他在大连组织了一帮小兄弟专门为各单位修锅炉，他们把一个价值45元的金属件卸下来，再给换上一个“新件”，把旧件回家洗一洗，又成了一个新件，再给下一个单位换上。一个零件，来回一倒腾，至少也能赚上100元左右。于长龙在大连赚了钱，带着一帮兄弟，去上海投奔了另一个“大哥”。
当年，他就凭着腰挎一款砖头一样大小的“大哥大”和城里满地黄金的梦想，把家乡的男男女女一批一批带进城市。从开洗浴、“养小姐”，到摇身一变成为房地产开发商，于长龙用了足足二十年。房地产走下坡路时，于长龙见势不妙，毅然转身，集中力量投资农业。
对于于长龙来说，农村，是最后一块廉价又肥美的大蛋糕，一定要早早下手。他第一次踏入龙爪沟的沟口，就被那扑面而来的美景“击中”，如同单身多年的泥腿子，醉酒后见到了心仪的姑娘，也如同饿了三天肚子的壮汉见到了肉。他出乎自己意料地感觉到，有一种液体正从口腔的四面集中，涌向嘴角，若不刻意控制，随时都会流出来。但于长龙的表情却是平淡的、心不在焉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多年经商的经验告诉他，此时，必须藏得住意图，按捺住情绪，一旦在农民面前表现出兴奋或者兴趣，接下来的谈判他就处于劣势了。
这世上，但凡和金钱沾上边的事物、事情，都必将是一场场血淋淋的博弈，但对付几个山沟子里的农民，于长龙自己觉得，还是有办法的，只需略施小计。
从农民堆里爬出来的于长龙，最了解这些曾经的同类，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用剥皮，都能看到他们的瓤儿。”
农民有老主意、认死理儿，他们认准的事儿，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有时，他们也最没主意，看别人干什么，想都不想，就蜂拥而起，跟风相随。有时候，他们无比软弱，软弱到被欺凌都不敢反抗；有时候，他们又极其顽强，顽强到奋不顾身，以命相抵；有时候他们又是那样贪婪和不守信用，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惜用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交换；而有的时候，他们又会变得那么听话和甘于奉献，哪怕是把自己的肉身和灵魂和盘托出。
20年的商海挣扎，于长龙看上去已经完全脱离了农民的行列，穿着、举止、谈吐，就连他一个人独处时的眼神，也和这素朴的大地毫无关系了。他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了，土地在他的眼里，已经不再是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不再是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土地，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一种越来越稀缺并且能生出金子的生产资料。
于长龙半生最得意和最擅长的，就是拿捏别人的弱点。但他的精明，也不仅来自于对某些具体事物的定性评估，往往更来自于定量的分析。对小小的龙爪沟，他已经事先派人把底细摸得清清楚楚。endprint
这个隶属于吉林省通化县光华镇东升村的自然屯，最繁盛时期曾有过100多户居民。后来，却无声无息地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衰败，有能力进城的，都通过上学或是打工的方式陆陆续续离开了。仅剩的十九户居民里，刘丙寻、刘绍堂、段永利三家的儿女都有了出息，他们要到城里去养老，正急着卖房子。剩下的十六户，其中五户人家已经失去了劳动力，50岁左右的有八户，30岁左右的有三户。
于长龙仔细分析了这些人：五户失去劳动力的老人，这些年，土地都是由邻居帮忙种，秋天收的粮食，多数给了帮忙种地的人，老人只留够一年的吃食就行了。这些人的土地最好流转。最不容易流转的户，就是那些有“老主意”的农民，比如张景林、孙振全、大于、柱子。大于和柱子识字不多，对城镇充满恐惧；张景林和孙振全都在年轻时进过城，因为在城里生存艰难，回来以后，就打算老死在这块土地上。这几个人，死守着自己那点儿地，绝不撒手，龙爪沟有好几次集体流转土地的好机会，都因为这几个人而流产了，其他那些相对软弱、没主见的农民，都是随风倒，只要拿下了这几户，龙爪沟的事儿，就算成了。
然而，谈判一开始，就大大出乎于长龙的意料。于长龙本打算以坡地产量低、不容易实现机械化和交通运输不发达等理由，压低龙爪沟土地价格，可这话刚说到一半儿，还没等谈具体价格，事儿就谈“崩”了。谁也没有想到，这块曾让人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土地，竟然像命一样被看重，几户村民突然态度鲜明地死守起“给多少钱也不卖”的执念。那些一度被于长龙认为没主见、随风倒的农民，在土地的问题上，显得格外坚定，就连失去劳动能力的五户老人，也要坚决护住手里那点可怜的土地。
年纪最大的老刘头，竟然在谈判没结束的时候，站起来大骂。他拄着拐，颤巍巍一副以命相搏的样子，让于长龙似乎看到了自己已故的父亲。想当年，于长龙要卖了家里的土地，接父亲进城时，年迈的父亲正是以这样的姿态，这样的气势，站在当院大骂了半晌。就在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还留下了“旨意”：“不火化，就埋在东山下的苞米地头。”
于长龙确确实实低估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他不禁暗暗地问自己，是本来就不够了解农民吗？还是离开农村太久了，忘记了什么？
谈判队伍悻悻而归，但于长龙还是没有死心。土地规模经营、集约经营是大趋势啊！
早在中国刚刚施行联产承包制的时候，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就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又一次重申了这个意思：“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但不论如何，最终必然要走这条路。”
现在，时机到了，电视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各种资本进入农村激活沉睡土地的新闻，于长龙早就嗅到这里的味道了。时代变了，社会发展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让土地破碎、低效，既不容易实现机械化，又无法降低生产成本，它已经阻碍了中国的城镇化、现代化进程。
去年，大苞米已经没有国家保护收购价了，它完全被推向了市场，价格一降再降，种苞米的农民辛苦了一年，却没能在土地上获得利润，若不是国家还给那么一点补贴，他们种了一年的地，有时是要赔钱的。很多地区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已经完成，拿到“新证”的农民，把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然后安心地进城打工了。听说，与通化隔山相望的延边州，土地改革的经驗被《农民日报》等媒体以“新农村改革样式”被大肆宣传之后，延边州的主官在全国农村改革经验座谈会上做了汇报，以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的“农地贷款”，仅一年，就贷出了10个亿，为了促进“农地贷”的运行，政府还对“农地贷”进行了贴息。
当然，金融资本的最终目的是逐利，和普通农民相比，金融资本的天平永远都是向于长龙这样的人倾斜的，金融机构并不愿意贷款给那些只拥有零散小块土地的农民，风险大，手续又麻烦。在这种大环境和大趋势下，各种各样的资本，正在向农村奔涌。
种种信息无一不透露着一种暗示：这些世世代代如野草般散落在土地上的农民，终将要被某种强大且不可逆转的力量，赶离这片土地。未来，这大片大片的土地将迎来它新的更加强大的主宰者！
仅凭这十几户农民的手臂，能挡得住时代的洪流吗？
于长龙并没有真正离开。他在离龙爪沟只有几公里的光华镇，悄悄留下了一个得力的“手下”，继续寻找着新的机会，如同一只不停转动着头颅的秃鹫，坚定地蹲守在一个至高点上，筹谋着、等待着……
一
7月里，龙爪沟的农民将一筐筐山货送往镇上换钱的时候，我的表姐夫——我二舅家的大姑爷张景林正忙着建设家园。他要在门前盖一个五米宽、亮堂堂的阳光棚。
张景林干活太细致了，和他一起干活的人都认为他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要求过于苛刻。就在这种人心都快散了的时候，他仍然不会在“活计”上有“一丁点儿”的含糊。只因为砌砖的角度有些问题，他就和来帮忙的孙振举发生了一些小争执。
孙振举说，现在沟里的人只出不进，用不上10年，人就得全走光。这几年，多少人都眼巴巴地望着这块地，如果咱们的土地真就都流转出去了，我们还能在家干呆着吗？我们只能进城或者去镇里。就算我们不进城，老死在这里，孩子们也不会再回这地方了，房子收拾得再好，到时候也是“扔货”。
可是，张景林并不听劝，这不就是生活吗？哪能因为那些并不能确定的未来，影响当下的日子呢？他还是自顾自地坚持把花墙子砌美、砌精致、砖与砖的缝隙要保持一致，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endprint
晌午，张景林三间房子的塑钢窗到了。崭新的塑钢窗让他心里感觉到了亮堂，但也还是有一点忐忑不安：“这得多少钱呢？”他本想向小姨子李明艳要一些城里废旧的窗子，把原来的木窗子换下来，没想到李明艳竟然送来了六扇明晃晃的家伙。
李明艳是我大舅家的二女儿。20年前进城以后，日子越过越好，不仅开了一家白酒厂，还开了塑钢窗厂，手头宽裕得很。每年秋天，她都带着亲朋好友来龙爪沟住上一周。赶上张景林忙着秋收照顾不了他们，李明艳就自己动手做饭。反正张景林家的冰箱里尽是他们喜欢的东西：冰冻年猪肉、大叶芹、刺嫩芽、猴子腿儿、山糜子、蕨菜、猫爪子、婆婆丁、柳蒿、牛毛广、枪头菜……
李明艳最留恋的就是这“年猪”肉，进城20多年，也只有回龙爪沟，还能吃到这纯正的老味道。
杀年猪，是龙爪沟的习俗。每年一进腊月，家家户户都排着号等着杀年猪。猪，必须是纯粮食喂养了两年的“克郞”。当年的猪，肉太嫩，吃着懈口，没咬头。只有养了两年的壳郎猪，味儿才最地道。
在龙爪沟，杀年猪似乎比过年还要热闹。不管谁家杀年猪，基本都是一个流程：杀猪的头一天，就不给猪喂食了，让它空一空肠胃。有的人家也给猪喝一些淡盐水，清理肠肚。然后，通知街坊四邻，都来家里吃猪肉。
到了杀猪的正日子，往日交好的邻居早早到位，女主人已经点好了火，把大铁锅里的水烧得直翻花。抓猪的过程最揪心，四个壮实的老爷们儿，两人一根绳子，在手里挽上一个扣，再冲手心里啐上一口唾液，憋足了劲儿直奔猪圈。猪儿们一看这阵势，想必也是猜得八九不离十，玩命地跑，边跑边发出惨烈的嚎叫。两个壮汉把一条绳子拉好，等着猪在慌乱中，绊倒在绳子上。猪一倒，后面的两个人立即拽起后腿，麻利地把猪蹄扣往猪后腿上一带，就绑实了。还没等猪反应过来，前边的两人已经把它的前腿绑好了，再把一根杠子插进两根绳子中间，大喊一声“起”，猪就四蹄朝天地被抬到案板之上。
沟里杀猪最“拿手”的人就是刘关里，每年杀年猪，家家户户都来找他。只见，刘关里挥刀一闪，二尺长的尖刀便从脖子攮进了猪的胸腔，刀出血溅，带着热气和腥味的猪血如注而下。猪，在挣扎中断了最后一口气。刘关里用一把小尖刀挑开猪腿，用打气筒给猪充气，一会儿工夫，一头猪就变成了气鼓鼓的大圆球，肉皮被绷得紧紧的。刘关里舀起滚开的沸水，一遍一遍均匀地浇在猪身上，如同变戏法一样把一头猪变得干干净净，一根毛也不剩。再一会儿，前后膀、排骨、下水都已经拆卸干净，就连猪血肠也灌完了。
接下来，就是女人们的事儿了，烧水的、切肉的，刀工最好的被安排切酸菜。龙爪沟家家户户烧的都是木头绊子，火又快又硬，猪肉下锅不久，肉香就飘出来了。
吃年猪，吃的就是个热闹，要的就是个“浑和”。可是，那油腻腻的大肥肉啊，连着吃几家，就吃腻了、吃不动了，吃傻眼了，渐渐地就不热闹，没有吸引力了。所以，每年一进腊月，大家都争着排前三位杀猪，争个好彩头。现在日子好了，人口也少了，一家杀一头猪能吃一整年。
为了让猪肉久冻又不走味，沟里人发明了冻肉的方法：把肉切成大块，先放在冰柜里冻实，再把冻实的肉放进凉水里，过一会儿，肉外就会挂一层厚厚的冰。然后，把这些带冰的肉重新放回冰柜保存，想吃肉的时候，把肉扔进凉水里一缓，鲜嫩嫩的肉，一点都不变味，不风干。这纯粮食猪，是喝着龙爪沟的山泉水、呼吸着龙爪沟洁净的空气长大的，是龙爪沟接待客人的“硬菜”。
当然，龙爪沟还有比这更“硬”的菜，那些平日里只有在动物园里才可以看到的飞禽走兽，比如说，野猪、野鸡、山兔子、树鸡、傻狍子，以及那些你见也没见过，想也想不到的，都可能出现在他们的饭桌上。
张景林好客，不管秋收多忙，晚上回家以后，都会带着鱼掛子到附近的大河、小河里下一挂，第二天上山前，再把掛子起回来，往院子里一扔，就去收地了。李明艳和朋友们就坐在院子里，边晒着阳光，边从挂子上摘鱼。张景林家门前，就是一条小河，河水直接用来灌溉水田，要是哪年李明艳来得早，赶上蛤蟆还没上山，张景林就会在河里捡好“捂口”，晚上把柳条编的捂子往小河沟里一放，第二早准准地能做一大盘红烧蛤蟆外加一盘小河鱼。
至于那些山野菜，全都是春天采回来的，用水轻轻煮一下放在冰柜里速冻。除了大叶芹用来包饺子之外，其他的山野菜，李明艳从来舍不得用油炒，把它们解冻后，用水洗干净，直接蘸酱吃，生怕破坏了它们的营养和本来的味道。
张景林手巧、头脑灵活、爱瞎想，龙爪沟的人常常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叫他“张大明白”。龙爪沟所有的火炕，都是这“张大明白”帮忙设计和施工的。火炕可是个神奇的东西，一般由红砖或土坯外加黄泥构成，别看这一排排红砖（土坯）砌的火炕不起眼，却影响着一个主妇的生活质量。在农村，女人们不仅要和男人一起上山、下田，生孩子、带孩子，洗衣做饭更是农村女人推卸不掉的“本份”。谁家火炕砌得不好，做饭时生烟就会从锅底坑返冒出来，饭做不好，炕烧不热，还呛得做饭的女人直掉眼泪。张景林识字不多，自然也没学过几何、物理、建筑等等，但他只要不经意地扫上一眼，就知道哪一块砖该放在什么位置，烟道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在火炕的内部通过。
手巧、聪明、有主见，正是这些性格，让李明娟这个当年的村花，不顧亲友反对，嫁给他这个穷小子。两人谈恋爱时，正是霹雳舞风靡的时候，两人爱听音乐，爱跳舞。结婚时，张景林家没有钱，就借了一间泥草房当新房，李明娟的父母担心女儿出嫁后受苦，陪送了900块钱，给他们过日子。没想到，二人商量着，竟然买了一台录音机，把900块钱全花了。
当年，这一举动惊动了整个镇子，自然也激怒了李明娟那个保守的父亲。他很难理解，连房子都盖不起的一对新人一个新家，不买一头牛或是一头猪，好好过日子，却买回一个黑乎乎每天吱吱喔喔乱哼哼的东西干嘛！但他更担心的是，女儿嫁给这么一个“不着调”的人，未来能否过好日子。
张景林用实际行动有力地回答了岳父的担心，这么多年来，二人不仅没受穷，日子过得也惬意。他们种了半亩大棚，每年就比其他农民多收入5000多元。摩托车、三轮车、拖拉机、收割机，张景林种地最早实现了机械化。太阳能、室内淋浴，张景林的家也应有尽有。我见到张景林时，天色已晚，炊烟袅袅的山路上，传来悠扬的歌声，张景林正借着微弱的光线收拾干活的工具，心情显然不错。虽然已经50多岁，但他与我离开村子时，除了脸上多了皱纹，并没有大的变化，依然是笑容满面，哼着小曲儿。张景林说，听着音乐干活不会感到太累，总觉得还没干够，天就黑了。endprint
张景林完全安于自己的乡村生活，并找到了最佳状态。张景林说：“爱谁走谁走，我是坚决不走了。”
二
李明娟非要杀一只公鸡接待我。这是她家里最后一只公鸡了，是养了两年的种鸡。我阻拦了几次，没能拦住。她拿起张景林自制的长木杆，杆子前头是一个弯弯的铁钩子。大公鸡正领着一群母鸡在院子里寻食儿，一个不留神，大长杆就伸到了鸡群里，大公鸡正要跑，李明娟的铁钩子已经死死地钩住了它的一只脚。母鸡们惊慌逃窜，被钩住的公鸡拼命挣扎却也无济于事。邻居白永军媳妇听到李明娟的院子里鸡飞狗叫的，已经猜到，定是家里又来了客人，又要杀鸡了。
张景林在院子里支起了两口大铁锅，大木头柈子在锅底下烧得嘎嘣直响。鸡下锅后，张景林添了一些水，把火烧得更旺了些。他说，这是两年鸡，没有两三个小时炖不烂。说完，又开始在另一口锅里炖大鲤鱼。
龙爪沟下起了小雨，这是今年为数不多的一场雨，下得张景林直乐。
李明娟趁着雨天的凉爽劲儿，钻进蔬菜大棚给西红柿打杈子。棚子里四垄西红柿，还泛着油绿绿的光。
当地菜农的西红柿已经上市一周了，市场上西红柿的价格也由原来的每斤4元钱降到了2元钱，再过几天，大批蔬菜上市后，价格还会再降一些。李明娟看着棚子里的绿柿子，心里有些着急。
我顺手摘了一个微微发红的西红柿，用手一掰，分成两瓣的西红柿露出了粉色的瓤。自然成熟的西红柿总是需要一个缓慢过程的，先红瓤，再红皮，从心里往外一点点成熟，“心儿”也是软软的，不像那些用药物催红的西红柿，即使表皮已经红透了，“心”也是硬的。
这时，李明娟的电话响了，是一个一直买她菜的老同学打来的。老同学问她，怎么还不到镇子里卖菜。李明娟答，菜还没长好呗。
“你们的菜不是同时栽的吗？人家都賣了一周了。你的怎么没长好呢？”面对老同学的问题，李明娟只是苦笑，并未做答。
因为答案让李明娟很痛心。
2007年，当地政府号召农民建蔬菜大棚，张景林第一个响应。他的大棚全部采用绿色种植，差不多整个龙爪沟的牛粪、猪粪用不完都会给他。每年春天，他把“四不像”开进大棚，一车一车的粪扬进去，再用旋耕机深旋一番，大棚里的泥土就变得更加松软、有劲儿。两人精心选种，精心打理，西红柿、大辣椒、茄子都长得水灵灵。
李明娟坚守着她的种菜原则：不用化肥，不用化学农药，特别是不用催熟剂、膨大剂等。十年如一日，李明娟的菜一直保持着两个特点，一是好吃有味道，二是存放时间长，即使干瘪了，也不容易烂。所以，她的菜，总是最受欢迎，有时候，她三五天不来镇里卖菜，一些老顾客竟然就等她三五天。
近几年，李明娟的日子并不好过。无论她怎么精心侍弄，她的菜总比别人上市晚。上市晚，就卖不上好价。而那些上市早的西红柿下架也早，菜农可以在棚子里再种一季晚黄瓜，收入比李明娟的收入又翻了一番。
为了早上市，今年李明娟比别人早栽了半个月的菜苗，大棚的温度不够，李明娟就在大棚里点火，给菜苗“取暖”。本以为这次可以抢着第一个上市，卖个好价钱，却不料，她的西红柿坐果很早，却没有其他菜农的西红柿红得快。
半个月前，卖给李明娟菜苗的农户看着李明娟心眼儿实在得可怜，就告诉她一个秘密：只要用一种叫“甜如蜜一点红”的药，在绿色的西红柿皮上一擦，西红柿很快就会红。农户还告诉李明娟，还有一种更神的药，晚上擦上，第二天一早就红了。这些抹过药的西红柿因为质地较硬，也比正常成熟的西红柿容易运输。现在卖西红柿的农民也都学会这么干了。
其实李明娟早就知道有人用膨大剂和催熟剂，但她觉得那是违返自然规律的事儿，坚持着不用。
可是，买菜的人，最看重的是菜价。他们在菜市场走一圈，选择最便宜的菜。只有在价格等同的情况下，她们会选吃起来口感好的菜。虽然大家都抢着要李明娟的菜，可是一旦李明娟的菜贵那么一点点，马上就会无人问津。而李明娟种菜的成本比其他菜农要高一些，因为不用那些催熟剂，她的菜利润又会低很多。
李明娟想到这些，心里就会难过，甚至会矛盾和动摇。每到这个时候，她就愤愤地想，难到不是市场逼着菜农学“坏”的吗？难道不是只图便宜的消费者逼着菜农学“坏”的吗？
那些抢着买李明娟菜的人会问，为什么她的菜那么好吃？这个问题李明娟不敢回答。
一些同行有时候也会问李明娟，为啥她那么会卖菜，只要她一来，一会儿的工夫，菜就被抢光。类似这样的问题，李明娟更是没法回答，她只能开玩笑地说：“我人缘好呗！”
李明娟不愿意、也不敢说出真相。说出真相，就是泄露同行间的秘密。影响了人家的生意不说，同行们也会把自己当成“叛徒”，痛恨着或挤兑着。李明娟更不敢因为自己是绿色的、健康的菜，而因此涨价，因为她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绿色的。一切，只能靠那些买菜的人慢慢地体会，慢慢地感受。李明娟一直在艰难中坚守着，她有时候竟然不知道自己在坚守什么，为什么要坚守。
就这样，有的农户心里还是不托底，非要李明娟也和他们一样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这样她就永远不会对别人泄露这个大家共同的秘密了。可是，不管李明娟内心多么挣扎，她都知道，只要相信了这样的“科学”，就是放弃自己的良心，所以对这些“好心”的劝阻，她还是态度坚决地回绝了。农户对李明娟的行为很气愤，觉得她简直不识好歹，不可理喻。
细想起来，那么多人都在用那些化学药剂，满市场都是化学药剂催出来的菜，还差她这半亩地的菜了吗？仅仅她半亩地的菜，能解决食品安全的事儿吗？而且，她做这些，并没有人知道，更不会有人领情，大家还会嘲笑她愚蠢。
农户们明里暗里的诅咒，骂疼了李明娟，她也真往心里去了。想想别人的态度和自己的处境，她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李明娟决定放弃了。她不想做什么圣人，她只是一个需要活着，需要养家的普通农民。那些“科学家”那么有文化，境界一定比她高多了。这些各式各样的“慢性毒药”都是他们研究出来的，他们都不去关心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她一个农民跟着瞎操什么心？endprint
李明娟根据农户告诉她的地址果然就找到了卖“甜蜜蜜一点红”的店。到店里一看，各种各样的药，真是闪瞎人的眼。可以让菜长不高的，可以让菜光长叶的，让葡萄不长籽的，让黄瓜花不掉的，只有她想不到的，没有市场做不到的。
李明娟买了一瓶“甜蜜蜜一点红”就骑着摩托往家走了。一向开朗乐观的她，心情无比沉重，好像她兜里揣着的不是西红柿的催熟药，而是一瓶杀人的毒药。杀了别人的同时，也将一个堂堂正正的自己给杀了。
第二天一早，李明娟戴上口罩，准备给西红柿用药。卖药的人承诺，只要用上药，西红柿三天之内就能上市。凭着李明娟在市场上的信誉，只要她拉着菜往镇上走那么一圈，其他菜农就会完全失去了竞争力。
前景很美好，但李明娟仍然情绪低落。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全都白费了。今朝一旦破戒，前十年，她走的路，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就都是错误的，可笑的。
李明娟拧开药瓶，刺鼻的气味呛得她直掉眼泪，她赶紧把药瓶盖上。
李明娟再一次动摇了，这么大的味，对人体能好吗？
李明娟把药放回原处，摘掉口罩去大棚里干活了。张景林问她，怎么没给西红柿擦药呢？李明娟看着迟迟不红的西红柿说，明天吧，明天再说。
第二天清早，李明娟下定决心，又把药拿了出来。这一次，她还戴上了胶皮手套……
然而，这一次，她又失败了。
“算了，等它们慢慢红吧！就当我给儿孙积点福了！”
三
赶上周四，正是镇里的集市，李明娟的第一批菜终于下来了。凌晨2点，李明娟从温热的火炕上爬起来，打着手电到牛棚里把两头牛牵出来，她要早早把牛放饱。龙爪沟的夜好黑，繁星密密麻麻的镶嵌在黑色的幕布上，像一颗颗钻石，因为它们离人间太高太远无法把光茫洒向大地，以导致这么多年，李明娟一直认为只有圆月是发光的，而星星的作用仅仅是告知大家，这是个晴天而己。牛铃在山路上脆生生地响，啪嚓啪嚓，两头牛边走边畅快的拉屎，好像只有把这热气腾腾的牛粪狠银地摔在地上，摔出响声，才能证明，今早它们以第一的位次来过这里。
5点30分左右，整个龙爪沟罩在一片大雾里，能见度仅仅达到一米左右。牛儿们吃饱了，又在清亮亮的山泉边喝足了水，很习惯很主动地往家的方向前行，李明娟在野草茂盛的地方，把它们拴好，径直去大棚里摘菜了。
赶集可是件大事，这里的集市每周四才有一回，李明娟一上午，就能卖个四五百块钱。此时，张景林已经把摘好的茄子装进了电瓶车，李明娟又摘了一些西红柿，直到把一个电瓶三轮车装满。飞驰的车将雾气撕出了一个大口子，任她穿行而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于长龙又出现在集市上。如同一个老熟人一样，踱到李明娟的摊子前，抓起两个西红柿贪婪地闻着，闻够了，用大手掌在西红柿表皮上擦了两下，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后就再也没松口，红色的汁液从他嘴角流出来，他边吸边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直到把整个西红柿的汁液全部吸干，剩下一张空洞而干瘪的皮，于长龙吧嗒吧嗒嘴，把干瘪的皮随手扔了，说：“还是小时候的味儿啊。”
这个夏天，于长龙经常出现在小镇上。不带专家也不带媒体，仅仅是一个人静悄悄地来住上几天。如果赶上集市，他一定会来李明娟的菜摊前，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不顾形象地站在摊位前享受小时候的味道。于长龙也常常去龙爪沟，有时候，他把车开进屯子里，有时候，他索性就不开车了，换一身运动装，从镇上一直走到山上。有时，他又像谁家的远房亲戚一样，拎一些稀罕的什物过来，分撒给村民，特别是他想靠近的那几个人。龙爪沟的人宽厚、纯朴，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对于长龙的敌意也就消失了。
大家渐渐熟识起来。于长龙就很“自来熟”地和孙振全约好，一起到山上套野鸡，套兔子，有时候也和张景林一起到河里下掛子挂鱼。于长龙常常自我感慨，这世界变得太快了，好像只有龙爪沟的世界，还停留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一样。有时候，于长龙甚至会大发感慨，这里比家乡更有家乡的味道。在龙爪沟简单、质朴、安于本份的日子里，于长龙的内心也可能真起了一些变化，那些童年里的底色，越來越多地出现在他的心里并渐渐影响着他。
于长龙边付给李明娟钱，边说：“这运到深圳、上海，价格能翻十倍。”
李明娟早已和于长龙熟识起来了，她扯着大嗓门抢白他：“不用10倍，两倍全给你！”
于长龙付完钱，咂咂舌：“就你那半亩地？全种上这个，也卖不出我的运费钱。”
李明娟当然明白他话语中的深意。可是李明娟卖菜的范围就在这十里八村的地方，远一步，别人也不认识她，多一斤她也卖不出去。所以，她只能种半亩地的大棚菜。
其实，李明娟也在暗暗观察于长龙，观察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如果真的把土地转租给了于长龙，他会在这片土地上做什么呢？她们的日子会不会因此而更好过？毕竟，这些城里人，能把这些东西的价格提升几倍。而且，只有种植数量和种植的质量上来了，才会有可观的经济收入。谁不想把日子过得更好呢？
可是，转念一想，把土地租给外人，自己说的就不算了，自己就沦落成打工者了，老板当然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规划和管理这土地，每年要种什么？怎么种？种多少？都已经和自己无关了。而且，这菜卖出几倍的价格，和她也并无什么关系，她仅仅是拿到一份辛苦钱而己。多少来谈土地的商人，都打着帮助农民致富的旗号，可是，谁也不是火眼金晴的齐天大圣，哪里分辨得出谁能真正带着他们致富呢？怕是更多商人，都是来榨干土地上最后一滴养份，赚得盆满钵满后，就拍屁股走人吧！人家走了，他们守着这些奄奄一息的土地该怎么办呢？这土地，可是农民们仅有的立命之本啊！
于长龙转身去别的摊儿上寻新鲜了，李明娟自顾自的嘟囔：“一身本事，在城里好好呆着呗，老盯着我们这山沟沟干什么？把我这心，搅和得乱糟糟。”
四
二叔孙振全离婚20多年，唯一一个儿子也去了外地打工。因为我家的原因，算是和李明娟有了点亲戚关系，他们住得很近，几年里，孙振全家里基本不起火，到吃饭的点儿就到李明娟家吃。我回来的几天里，孙振全觉得实在没什么接待我的，就骑上摩托车到山上采点山货给我尝鲜。endprint
孙振全的日子已经过成了“赤贫”，不仅没钱花，还欠了一屁股债。孙吉业去世那年，在光华镇里留了一套房子，一直由孙振全住着。十多年前，孙振全在镇上的房子连同三亩地的前后园子被镇上强拆，建了阔气的村部。多少年来，孙振全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却无处说理。起初，他情绪激动地去“上访”，都没有任何结果。镇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孙振全的“委屈”就随着镇领导的更换成了“历史遗留问题”了，谁也不想为那些“旧事”负责。渐渐地，“上访”次数多了，孙振全也由气愤变成绝望，再后来，变成一种“折腾”，他再也不动气不上火了，“上访”的性质和目的似乎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次“上访”，镇上给点零花钱“抚慰”一下，他也就欣然接受了。有几次，我去镇上采访，看到院子里有“上访”的人群，心里暗想，孙振全会不会也在其中呢？有时候，我干脆开他的玩笑：“最近没去‘上访呀？”他也不恼，笑着答我：“最近有点忙，没时间折腾他们！”几年前，我看过孙振全写的几种“上访”材料，虽然满纸的叉叉蛋蛋（不会写的字，他用×或者O代替），却字字有力，足以让“当事者”如坐针毡。
穷，似乎并没有影响孙振全的乐观，他是健康和壮实的，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没病没灾。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支撑他无忧无虑地在山村和山林间随兴穿行。
孙振全的摩托还未走远，他的电话突然响了。
“我犯病儿了……”电话是张景林打来的，没等孙振全说话，电话那头就没了声音。
孙振全预感到不好，调转车头往回赶。他赶到张景林家时，张景林正躺在地上翻白眼儿，灶坑里的火已经烧出来半米远，大铁锅里的水早已烧干，一口铁锅被烧得像火炭一样红彤彤，旁边，就是一个煤气罐。孙振全碰了碰张景林，他的全身软得如同一根没了筋性的面条。
“药在哪儿？”孙振全问。
“……”张景林已经说不出话来，用手指微微指了指西屋。孙振全到西屋翻出了一个吊瓶，又找到了两支消炎药，给张景林打上。吊瓶打到一半的时候，张景林的脸上渐渐恢复了血色。
张景林先天性肺发育不全，虽然只有50多岁，但生与死对他来说，仅有一墙之隔，不知道哪一天，一个不小心就撞开了另一个世界的门扉。再加上这些年，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让他犯病的频率更高了。当然，张景林并不懂医药病理，平时他备在家里的常用药，都是自己凭经验在药店买的。
对于龙爪沟的人来说，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打针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小病扛着，扛不住就吃止痛片，这是龙爪沟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慢慢地，这种习惯就变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根深蒂固。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每天早上起来先吃两片止痛片，才开始一天的生活，每晚睡前，再吃两片向一天宣布结束。
龙爪沟原来有个赤脚医生，大家叫他于大夫。龙爪沟的人会过日子，特别不舍得花钱看病。虽然于大夫的医术实在是不高，有时候还会出现误诊，但就连他，也因为龙爪沟的人太“抠”而不喜欢给他们看病。
有一年，龙爪沟的一个孩子病了，有人用摩托车把于大夫接来，于大夫给孩子打了消炎的吊瓶，没想到，孩子刚打上不到10分钟，浑身就起了红疹子，于大夫刚要拔针，孩子的母亲赶紧把自己的手伸了过来：“于大夫，这一针，要好几十块钱，扔了白瞎了，你给我打上吧！”于大夫经不起对方的软磨硬泡，竟然同意了。谁也没想到，这一针消炎的吊瓶，让这位母亲坐下了严重过敏的毛病。头几年，只要打针就会过敏，后来，连西药也不能吃了，吃上就过敏，再后来，连中药也不能吃，再后来，凡是鱼类、肉类她都不能吃了。
孙振全是沟里第一个放弃于大夫的人，也是第一个可以用左手给右手扎针，右手给左手扎针的人。当年，孙振全生病，于大夫给他打了两个吊瓶，竟然扎了16个针眼儿，孙振全脾气差，第三天说什么也不让于大夫来了，还痛骂了他一顿。得罪了唯一一个肯来龙爪沟的大夫，从此，龙爪沟再也没有肯上门服务的大夫了。
张景林醒后，老刘头送来了一只母鸡给他补身子。龙爪沟仍然是个熟人社会，每一个人都是上一辈人看着长大的，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放在龙爪沟更像真理一样被人们普遍认同。
老刘头78岁，和张景林住得并不远，儿女们都进了城，老俩口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一直住在龙爪沟。这几年，年岁大了，地也种不动了，张景林和李明娟每年种地，都先抽空给他种上。秋天时，先抽空帮他收回来，二老感念这对年轻人，所以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张景林送来。
老刘头最知道生病的滋味儿，前些年，他得了一种怪病，龙爪沟的人管这病叫“吸血鬼”，医学上称它为“败血病”。虽然儿女都孝顺，但老刘头可不舍得把钱都花在这病上。眼看着，他的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他也挺着不去看。老刘头的主意正，一辈子靠种地活着，分分角角的钱都要计较着花，他一辈子的血汗啊，去医院住一周就得倾家荡产。渐渐地，老刘头更虚弱了，耳朵像透明塑料一样，孩子们强行带他去了医院才知道，老刘头需要每两周输一次血，每隔四周，要输一次血浆。这样的结果对于老刘头来说，还不如死了算了。这就是拿儿女的钱买自己的日子。
命运有的时候很淘气，喜欢和老实人开玩笑。當老刘头厌倦了输血的生活时，孙振全的儿子艳哲从城里回来了。谈起输血的事儿，艳哲骄傲地举起一叠儿献血本说，我每年都义务献血，以后我需要用血的时候，国家会免费提供给我。龙爪沟的人突发奇想，一个是要献血的小伙儿，一个是要输血的老头儿，两人血型又相同，为什么不能结合一下呢？这个看起来十分冒险的计划竟然在一个医生的操持下被实施了。艳哲的血没经过任何医学手段的处理，直接进入老刘头的身体以后，老刘头不仅没起排异反应，竟然渐渐恢复了造血功能。几年过去了，老刘头再也没去输过血，“吸血鬼”的名子也没人再叫了。
这个让城里人听着都害怕的无比荒唐的经历，龙爪沟的人却讲出了他们自己的道理。他们说，年轻人的血好，有活力，被输入到老刘头的身体里以后，那些好血，又生出更多的好血，老刘头就和正常人一样有了造血功能啦！endprint
五
段明是李明娟的舅舅段四的儿子。虽然他和我都唤李明娟为大姐，但我们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又因为我早年到外地读书，和段明基本上就不认识。段明初见我时，没有一点陌生感，还亲切地叫我姐姐，给我看他养的猫，爬到树上给我摘山里红，告诉我，他在龙爪沟里还有4亩地，他不再走了。
段明的母亲在80年代末期，进城打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段明辍学后，和父亲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出苦力，成了典型的农民工二代。父子俩很少回龙爪沟，再加上前几年，段明父亲到各个城市去找段明妈，欠了一屁股债务，段明父亲就合计着把房子卖了。龙爪沟的房子并不好卖，他就把家里的4亩地打在房价里，连房带地卖了一万五。还清债务以后，二人在城里的一个工地附近租了一个插间儿。
两年前，段明的父亲在工地上突发“脑出血”去世了，段明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拖欠了两周的房租后，被下了逐客令。他找不到工作，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只能到处流浪。
张景林联系上段明是因为接到了派出所的一个电话。那时候，他和李明娟在山东省一个大学里租了档口卖麻花。那天，张景林正忙着送货，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让张景林到派出所去一趟。张景林到了派出所才知道，段明已经在城市里流浪半年了。
這半年，段明在城市里打零工、捡破烂、偷东西，饥一顿饱一顿算是活过来了。前几天，他瞄上了一个工地里的一些钢材，一天晚上，趁着更夫不注意，他就偷了一些卖给了废品站。200块钱，没几天就花光了，段明惦记着那些钢材，便又去了那个工地，结果被更夫抓了现形，直接送到了辖区派出所。张景林好说歹说，交了2000块钱的罚款，才把段明从派出所里“捞”了回来。张景林劝段明回龙爪沟，只要有块地，就能活下去。
土地，是农民最可靠的保障，可是段明偏偏没有土地了，他的土地，当年被父亲，以房子附属品的形式“卖”给了邻村的高老四。城里活不了，农村回不去，段明心里愁啊！段明帮张景林卖麻花的时候，认识了大学里教法律的一名教授，教授说，你可以告啊！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农民怎么能随意买卖呢？段明说，可是卖房卖地都是有合同的，白纸黑字啊？段明还是不明白，签了合同的事儿，怎么还能要回来呢？
大学教授好好给段明上了一堂很有针对性的法律课，并给他举了好几个要地成功的案例鼓励他。可是段明还是觉得这事儿不可思议。那些年，农民种地没有直补款，土地根本也不值钱，很多进城打工的人走了就把房子和土地一起卖给了另一户人家，这么多年，没有人卖了地还往回要啊！这事儿如果段明做了，以后还怎么做人呢？段明左思右想这事儿都不能做。他宁可冒着被警察抓的危险，在陌生的城里偷东西，也不想让乡亲们说自己是个不义之人。
张景林在大学食堂租用的档口快到期了，档口到期后，他就打算回龙爪沟了，段明又将过上流浪的生活。有一天，大学教授来食堂的时候，段明追了上去，求他帮帮自己，帮他把那4亩土地要回来。大学教授给段明一个电话，那是吉林省一个律师事务所张律师的电话。张律师是大学教授的学生，在吉林省做律师做了很多年，他义务帮农民工维权，对吉林省的事儿很熟悉。
联系完张律师，段明睡不着了。当年卖房子的时候，高老四一百个不愿意买，段明家的房子又小又破，那些土地东一块西一块也不规矩，因为段明父亲急着用钱，才求爷爷告奶奶地求着高老四买。如今，段明为了生存，要成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了。段明问张景林，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太损了，张景林毫不掩饰地说，法理是法理，人情是人情，当年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人家好心帮你。如今，你为了要这块地，却告人家，这事儿做得太不是人了啊！
可是，话又说回来，人终究是要活下去的，活着，才是最后的底线。段明要活着！没有土地，段明活不了！难道，还要去偷去抢吗？段明硬着头皮打了一场官司。在这场官司里，除了张律师，没有一个人支持段明，连段明自己都心虚。
开庭那天，高老四和高老四媳妇都去了，还没进法庭，高老四媳妇破口大骂，张牙舞爪地冲着段明就来了。高老四拦了几次没拦住，段明脸上就留下了几道指甲印。高老四也觉得段明是个恩将仇报的狼崽子，所以拦媳妇的时候，也只是装装样子而己。开庭的时候，段明的脸上带着伤，血一点一点从伤口里渗出来，一抽一抽地疼。
段明想了，就算法官问他，这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他也不说，这算是对高老四的补偿吧。可是，法官好像连正眼看他一眼都没有，自然也没关注他脸上是不是挂了彩。倒是高老四媳妇，手指上缠着创可贴，那是挠段明的时候太用力，手指甲挠劈了。
乡村和城里终究是不同的，乡村里那些乡规民俗，是一套更为丰富多样、细致精巧的契约，平日里，它似乎坚不可摧，可是，一但它和法律发生了冲突，它又显得那么脆弱和没有依据。一纸判决，就可以改变它，甚至是摧毁它。段明的4亩土地就这样要回来了，那是他拿自己的脸换来的。平日里，在乡亲们面前，段明是最爱脸面的，可是和生命、生活比起来，脸，又算得了什么呢？
六
龙爪沟的人大多是信命的，命里注定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那些不信命的，或者是信了自己的命和其他沟里的人不一样的人，都走了。在这个小山沟里，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了。小庄儿、朋朋、柱子是龙爪沟一百多户人家里，唯一留下的第三代人。他们都出生在八十年代末期。在龙爪沟人的眼里，他们，就是龙爪沟的未来，也将是龙爪沟最后的命运。
小庄儿是沟里最喜欢做买卖的人，他总能从生活中发现商机。可是，上天仅仅给了他发现商机的眼睛，却没给他把握商机的头脑。他的每一次买与卖，都充满了笑点，是沟里人们田间地头的笑料，也成为小庄和亲人们心里的伤痛。
就在我见到小庄儿的前两天，他又做了一桩赔本儿的买卖。他在通化市看到蘑菇4块钱一斤，暗暗高兴，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哗哗直响：一斤能卖4元，如果3元一斤收上来，那还有一块钱的赚头儿呢！小庄儿兴冲冲地赶回龙爪沟，以三块钱的价格将那些刚刚下山的磨菇收购、装箱，急匆匆坐上去市里的车。endprint
颠簸了一路的蘑菇到了市里，已经失了原色，别说卖不上4元钱，烂哄哄的蘑菇，2块一斤都无人问津。小庄儿懵了，怎么和想象的一点儿都不一样呢？可是，他必需在天黑之前赶回家，不然，在通化住一宿那就赔得更大了。他把蘑菇分成了一小堆儿一小堆儿，给钱就卖。小庄儿又一次毫无悬念的赔了，他不得不向邻里借钱度日。
龙爪沟的很多人都是沾亲带故，即使没什么血缘关系，也因为世代居住在这里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人们劝小庄儿买一台打豆机，每年秋天，整个龙爪沟的人都会租用这台机器打豆，让小庄儿维持生计。这是小庄儿唯一盈利的生意，也是养活他一家老小的生计。
平日里，龙爪沟的夜，总是来得异常迅猛，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像魔术师手里的一块黑色的幕布在大地上展开，人们遵循着古老的规矩，乖乖躲进自己的蜗居。
丰收后的夜晚，却是极不一样的。人们要在满天星斗下，给黄豆脱壳。龙爪沟的生活，是高度自给自足的，从豆油到粮食再到蔬菜、肉禽、水果，都可以靠双手直接从土地上获取，而劳作，又是互助形式。关系好的人，合伙儿种地、合伙儿收割，合伙儿打场。
农民要在白天里收割，所以只能压缩这漫长的暗夜。他们把门前的土路封上，小庄儿把打豆机拉出来，安放在路的一侧，不论是打谁家的豆子，沟里每家都出人幫忙，烟雾弥漫里，大颗大颗的黄豆就从豆荚里脱落出来，被妇女们装进了袋子。夜色里、灯光下，从褐色豆荚里显露出来的，除了那黄灿灿的能给生命提供维生素、蛋白质的黄豆，还有支撑整个龙爪沟几十年一脉相承的情感。
小庄儿会开车，各种各样的车他上去看看就会开。他没到任何驾校学过，自然也没有驾照。拖拉机、四不像、摩托、轿车，龙爪沟有的车，他都开过，别人开100迈，他开180迈。有好几次，他开着别人的车在镇上穿行被警察追堵，他像电影明星一样，左拐右拐就甩掉了警车。
小庄儿也进过城，因为不识字，又没有方向感，所以找不到东南西北。那些街街路路，头尾相接，彼此纠缠，就如随意堆放在那里难以理出个头绪的乱麻一样，让会开车的小庄心绪烦乱，深感无助和绝望。
和小庄儿相比，朋朋身体瘦弱却极其精明。所以，朋朋除了种地，还养了50多头羊，每到周四赶集，他就杀两头羊，去集市上卖羊肉。不识字的朋朋特别会算账，不管多复杂的算数，只要是与买和卖扯上了关系，特别是和他的羊扯上了关系，他比计算器算得还准、还快。朋朋从不走远，无论城里的羊肉多贵，无论城里有多少诱人的故事，朋朋的羊肉从不出镇子，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而朋朋第一次进城后，经历了什么，他从来不肯透露半句，他只是默默和他的羊，被一种极为神秘的力量，钉在了这片土地上。
和朋朋、小庄儿比起来，柱子是确确实实的庄稼人，从土里刨食儿是他的看家本事。他35岁，身体壮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柱子出了名的能干，单靠这一身蛮力，也足以养活一家四口。所以，柱子最怕离开土地，最怕他的土地有什么闪失，有人来租龙爪沟的土地，柱子总是第一个不同意。队长曾经给他算了一笔账，一亩地种玉米最多净收200元，还得种、管、收，很辛苦，租给附近农民种玉米，每亩地才给60元的租金，而种蓝莓的“金主”一亩地给500元左右，比种地多挣300元不说，还什么也不用干。柱子不敢信，柱子只相信脚下这片土地和自己这一身的力气，如果说柱子对这个世界还有一点信任的话，那他只相信土地上这些一岁一枯、不断轮回的庄稼。要是把土地租给了别人，柱子这一身的力气可往哪使呢？
朋朋、柱子、小庄儿都识字不多，在山里和地里穿行，自如而灵活，他们认得山里每一个能卖钱的草和果儿，年轻而旺盛的生命力让他们在这片大地上占尽了优势。只要他们一进城，不识字就让他们变成了“睁眼瞎”。对于朋朋来说，他最担心的就是被别人欺骗。而柱子的大敌就是那一辆一辆奔驰的汽车，别人坐车会晕车会吐，而柱子，看到冒着烟的四轮汽车，站在路上也会头晕目眩。
第二章 被土地囚困的人们
国庆节长假，龙爪沟进入了繁忙的秋收季，玉米、水稻、大豆、花生，都开始抢收。李明娟用三轮车拉着我往田里走，山路颠簸，我先是坐着，坐不住又蹲了一会儿，后来就索性站起来，站在车斗里，风从耳边呼呼地吹过，一排排庄稼齐刷刷地站在地里，注视着前进中的我们，如同接受检阅一样，我突然有了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农民收割前的普遍心里，如同上帝一般，主宰着这片土地、这土地上的庄稼。
平整的水田地里，收割机在轰轰隆隆的噪声中来回穿行，成片的水稻就在那轰鸣声里，变成了直接可以打包运走的粮食。但农民们从来不相信这些“不懂人语”的机器，就算他们再厉害，那些长在山坡上的豆子、玉米，还有那些生在边边角角的水稻，却是机械永远也走不到的，他们必须亲自动手，再用镰刀补割一下。
只有真正走近庄稼时，才发现这些看似并没有任何变化的庄稼，和过去比，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童年里的水稻，秸秆很细，稻穗也并不多，每年收割时，它们都已经干枯得如同一把野草。而如今的水稻，秸秆高大、粗壮，稻穗多且籽粒饱满，每一穴水稻的株数也比从前多了很多，我拿起镰刀试着割了一下，已经很吃力了。庄稼变了，劳作方式变了，人心也变了！过去的农民，最突出的一种品质就是遵守或恪守，遵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节奏，遵守每一个节令对耕作的提示，遵守各种各样的规矩和规律，哪怕你在土地上给他画一个圈圈，告诉他不能迈出圈圈，他就会安安份份，心甘情愿的用自己的一辈子来守护这个圈圈。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把过去的一切当美德了。
10月2日，在外地打工或者定居的龙爪沟人，从四面八方赶回来过节。张景林把冰柜里的各种山菜、猪肉都拿出来，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农家菜。我大舅家的哥哥们很多年前，就搬回山东了。这次回来，是想把大舅的坟起回山东，方便祭拜。这是家族大事儿，做为上一代唯一的两个长辈，我四舅四李子带着一家四口和两个孙子回来主事儿，我的妈妈李廷梅也在我的父亲孙振凯的陪同下，一起回来了。难得一家人聚得这样齐，大家热热闹闹喝完酒，又张罗着去给已故的长辈们烧纸上坟。李明娟骑着摩托在前边带路，一辆辆小轿车跟在后面，驶向更深更远的山里。endprint
车队在山脚下停了，大家要步行好一段狭窄、弯曲的山路才能到达目地的。
我随着人群穿过一片片玉米地，又穿过一片接一片的树林。这些熟悉让我感觉到好像正在某段岁月里穿梭。我舅舅四李子和我母亲李廷梅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都在这里度过，这狭窄而弯曲的山路，曾记录过他们千回百转的脚步；也记录过那些回肠荡气的故事。
一
1954年，母亲李廷梅出生在山东省的一个小山村里。受国家“开发建设北大荒”“为国家多打粮”等口号的影响，李廷梅出生不久，他的父亲就带着全家人，跟着“开发北大荒”的大队伍到黑龙江省一个荒芜的小村子投奔李廷梅的三姑。当时，黑龙江的生存环境很恶劣，冬天要抵抗零下30-40℃的严寒，夏天要忍受荒原的湿潮和凶猛的蚊虫，夜里，还要防止野狼伤人。李廷梅有四个哥哥一个妹妹，哥哥们每天上学，都要在书包里装上半书包玻璃碴子，如果路上遇到狼，这书包就是他们与狼搏斗的武器。每天上学之前，老人们都给他们讲好，狼怕火、怕光，如果走夜路的时候碰到了狼一定要用这两样东西吓它，最下策才是与狼决斗。
李廷梅并没有近距离看到过狼，与狼有关最深的记忆就是那个盖着妹妹尸体的竹筐。
李廷梅6岁的时候，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秋天粮食刚一收获，就交了“公粮”，剩下很少的粮食根本不够几个孩子吃。为了安抚每天咕咕乱叫的肚子，李廷梅一家人春天挖野菜、冬天扒树皮，吃过所有能够充饥的东西，艰难地维持着“生活”。
那年冬天，家里的粮食快没了，李廷梅的妈妈用树皮磨成粉和玉米面和在一起给孩子们吃，树皮粉越来越多，玉米面越来越少，每次吃完，妹妹都喊着肚子疼，几天不放屁，也不拉屎。一天上午，妹妹肚子疼得直打滚，汗从她的头上大滴大滴地滚下来。
李廷梅的妈妈打发李廷梅赶紧叫三姑来想个法子。李廷梅带着三姑回来的时候，妈妈把妹妹放在了院子里，用一个大大的竹筐罩上。李廷梅还小，不知道死亡和睡觉有什么区别，也没人给她讲。所以，她以为妹妹只是睡觉了，一会儿就掀起竹筐看一看妹妹睡醒了没有，一会儿又去看一看。妈妈气坏了，一边打她一边掉着眼泪。挨了打的李廷梅似懂非懂，只听妈妈说，如果拿走了那个竹筐，狼就会在夜里来把妹妹叼走。李廷梅的妈妈并没抱怨，孩子的死是因为没有粮吃，而在干粮里掺了过多的树皮粉造成的，她仅仅是一遍一遍的重复，这孩子的命苦，自己的命也苦。
第二天天一亮，李廷梅看着母亲在妹妹的后背上拍上锅底灰，又在野外架起了大大的火堆，把妹妹放在火堆上烧了。这一幕，把李廷梅吓坏了，她几夜几夜不敢睡，她只要一闭眼睛，就看到妹妹站在火堆里哭着叫喊她。
妹妹死后，李廷梅和哥哥们吃的干粮里，树皮粉明显少了，但拉屎仍然是件困难事儿。李廷梅的妈妈每天要给孩子们揉肚子，又将一个生了绣的抠耳勺一头拴上细麻绳，系在厕所附近的窗台上，哪个孩子实在拉不出来，就用小铁勺把堵在肛门里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屎块，一点点抠碎，再使劲儿把它拉出来。
可是，没几天，李廷梅还是病了，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母亲带着她到村头的三姑家看病。三姑瞄了她一眼说：“掉魂儿”了。于是三姑带着一个花帽子，对着手里的鸡蛋喊：“李廷梅、李廷梅”。李廷梅坐在炕沿上答：“哎！我在这儿。”三姑说：“你别应声，我这是给你叫魂儿呢。一会儿你的魂儿进了这个蛋里，你把它吃了，病就好了。”李廷梅乖乖地坐着，三姑怎么叫，她也不应声。只见三姑在她周围叫了十多声，又走到窗外去叫，牛圈、鸡窝、狗窝、排水沟、三姑连茅厕都沒放过，整整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把鸡蛋用红纸包好，放进李廷梅的兜里。李廷梅觉得三姑像神仙一样，无所不知，就把藏在心里的秘密告诉了三姑：妈妈把妹妹扔火堆里烧了，而且还在妹妹的后背拍上了锅底灰。她怕三姑不信，还故意强调了几次，她亲眼看到妈妈抱着妹妹，把她仍进了一个大火堆。三姑说，妹妹是个讨债鬼，专门来李廷梅家骗取李廷梅家的饭，所以，养着养着就死了。受骗的人亲手给这些讨债鬼拍上锅底灰，就是给他们做了标记，他们就再也不敢来骗人了。如果他们命好，还有机会投胎做人，他们就会找个人家健健康康长大，不会半路死了。说也奇怪，李廷梅吃了三姑的鸡蛋，病真得好了，也不发烧了，也看不到妹妹站在火堆里哭了。
李廷梅8岁的时候，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听一个远房亲戚说吉林省通化县成立了人参场，在大龙爪沟的北山上开垦生地栽培人参，那里需要很多劳动力，只要有力气，肯干活，都能吃饱饭，就马上托了人情，要举家搬往人参场，希望到那里寻一条活路。
穷家富路，从黑龙江出发那天，李廷梅的母亲把仅有的一点玉米面拌上野菜、树皮粉，做了一锅大饼子带上路。那是李廷梅第一次见到火车，好多好多车粘在一起往前开，很有趣。
下了火车，还有好长好长的路要走，一双大鞋把李廷梅的小脚磨起了水泡，李廷梅就脱了鞋跟着大人走，走着走着，鞋也走丢了。李廷梅走累了，哭着问父亲，为啥要搬家呢？父亲说，家里没粮食了，再不走，就会被饿死，到了人参场，一家人出点苦力，还能挣点饭吃。可是李廷梅不明白，为什么秋天打那么多粮食，却没粮食吃。问父亲，父亲一时也答不上来，他只知道，国家收公粮，农民就要交公粮，至于为什么要交，可不可以不交，他连想都没想过。他摇着头，把光着脚的李廷梅抱进挑筐里挑着，就这样，李廷梅被父亲用挑筐挑到了人参场。到了人参场，虽然有饭吃了，但全家人依然是吃不饱，有粮食的时候，先紧着孩子们吃，大人吃野菜，有时候，一点儿粮食没有了，孩子们也要出去挖野菜充饥。
李廷梅9岁时，父亲突然得了重病，高烧不退，社员们用一块门板将他抬到20里地以外的医院，医生也看不出名堂，就给他打了退烧针和消炎针，以治感冒的方法治疗。李廷梅的母亲是个小脚女人，见识也不多，听说丈夫病了她第一件事就是去山腰的算命先生家，算一算病能不能好。算命先生告诉她，如果下午还不见好转，就过不了当晚12点。李廷梅的母亲慌了，无论如何，她要去一趟医院。于是，她带着三儿子去了医院。李廷梅的父亲见他来了，并不高兴，怎么能把两个小孩子扔在家里呢？赶紧回家！李廷梅的母亲并不想走，可是在丈夫的催促下，她只能再赶20里路回家。endprint
街里与大龙爪沟之间必需经过一条宽阔、湍急的哈泥河，河的下游有摆船人。生活在哈泥河上游的人们为了方便，用铁丝将几十块木板连接起来，横跨在河面上，叫木板桥。由于河面过宽，靠铁丝连接的木板桥，走上去上下震颤。李廷梅的母亲从来没出过远门，更没走过这样的桥，她的脚步总和桥震颤的节奏不搭调，她越走越害怕，越走越不会走，两只小脚好不容易挪动到桥中间时，脚底一滑滚落进河里。
老三在桥中间手足无措，大声呼喊：“救命啊，救命啊”。离桥不远的地方，一群教师听到呼喊声，将李廷梅的母亲救了上来。此时，李廷梅的母亲已经没了呼吸，有经验的老者，指挥大家将她抬到一个大石头上，倒空着。一会儿功夫，从母亲的嘴里流出来一大汪水，人缓缓地醒了，三五个好心人一起把他们送回了家。
李廷梅的母亲前脚儿到家，李廷梅父亲的尸体就被社员们从医院抬了回来。在回来的路上，细心的社员发现，李廷梅父亲的腋下，竟有几个红色的小疹子。年长一点的社员告诉李廷梅的母亲：“老嫂子呀，老李这是起水痘了，水痘没出来，人给憋死了！”
一个原本壮实如牛的生命，就因为几个黄豆般大小的痘痘戛然而止，李廷梅母亲的世界也因此而轰然倒塌了。
二
很快，大龙爪沟的山已经开垦的差不多了，没有办法满足进一步发展。此时，国家正盛行一平二调：农村基层组织“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食堂制（一平），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无偿调拨（二调）。人参场也归属了光华公社（今光华镇）经营，并将厂址迁到东升村的北山上三岔河岭南坡，这里被称为“小龙爪沟”。社员的住处随之迁往小龙爪沟。这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向小龙爪沟汇集，大龙爪沟渐渐“失势”，也就越来越少被提及，小龙爪沟也就成了现在的“龙爪沟”。
柱子的姥姥“老蒯”就是在这个时候嫁过来的。
“老蒯”是个远近闻名的人。她还没来龙爪沟的时候，她的故事就传遍了这里的沟沟岔岔。关于“老蒯”的那些事儿，小时候，我的二姑孙振荣给我讲过，我的母亲李廷梅讲过，前一段时间，表姐夫张景林也讲过。总之，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即使她已经死了十几年，但只要你见到龙爪沟的人，就一定会听说她的故事。
“老蒯”是山东人，他的第一任丈夫娶了两房老婆，“老蒯”是大婆，生完两个孩子就遇上山东闹饥荒，家里没粮吃，两个孩子一哭，“老蒯”的丈夫就下死手打她。“老蒯”实在受不了打骂，就跟“介绍人”来了东北。“老蒯”来东北唯一的期待就是找个不打她又能吃饱饭的人家嫁了。
介绍人首先把她帶到事先说好的老赵家。老赵是个老实人，一直在通化县光华镇闹枝沟大队的场园打更。“老蒯”不丑，老赵又打了一辈子光棍，早就盼望着有一房媳妇。第一次看到“老蒯”，老赵默默把头低下了，连第二眼都没敢看，就羞红了脸。介绍人问他，满不满意，老赵还是不敢抬头，脖子憋得通红，额头上的青筋一蹦一蹦。介绍人说，不说话你就把她留下吧，她啥也不要，有口饭吃就行。
可是没过一周，老赵就灰头土脸地找到介绍人，要求“退货”。老赵的理由就一条，“老蒯”太能“得瑟”，他养不了。介绍人问他怎么能“得瑟”，老赵又把头低下了，一句话不说，憋得满脸通红，也说不出啥。后来，大家才弄明白，老赵在场园打更，场园总是堆着一些等着打场的粮食，“老蒯”高兴，就非要拉着老赵在那堆粮食上干那种事。
老赵是个老实人，那种事儿怎么能在屋子外边做，而且公家那么金贵的粮食，干了那种事儿，可怎么得了？老赵只和“老蒯”生活了一周，就发现“老蒯”总有些奇怪的想法，让他看着就害怕。
介绍人很为难，在那个穷苦的年代，谁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平白多加一个人，是很大的负担，无论如何，介绍人不能把“老蒯”带回家。介绍人和老赵商量，能不能忍忍。老赵直摇头，死活不要了。没办法，介绍人只能先安抚老赵，让他收留“老蒯”几天，他马上给“老蒯”另寻户人家。
老吴是闹枝沟生产队的一个小干部，脾气火爆，在生产队没人敢惹。老吴家穷、脾气坏，一直娶不上媳妇。老吴不信邪，怎么个怪法？有打不服的牲口，还有打不服的女人？就这样，“老蒯”被转手送给了老吴当媳妇。后来，村民们一点点搞明白了，原来“老蒯”做事“隔路”，说话也不着调，老实巴交的农村人多数理解和“将就”不来。起初，老吴并不舍得打她，大事儿小事儿都依着她。
春天里，刺嫩芽长出了新芽，大人们都去生产队种地去，孩子们去山上采刺嫩芽。“老蒯”不去生产队种地了，也背着筐上了山。“老蒯”是山东人，并不认识刺嫩芽和秋子树芽的区别，乱糟糟采了一筐就下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还摔了几跤。老吴不乐意了，不好好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到山上乱跑啥？况且，“老蒯”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呢！一旦有个闪失，可咋整？再一看“老蒯”的筐里，哪有一个能吃的刺嫩芽？全是些秋子树芽，老吴更不让她上山了。
第二天，“老蒯”又走了，跟着一群猴孩子们不管不顾地又是上山，又是下河。老吴心疼她肚子里的孩子，上山找她。没想到“老蒯”不仅不下山，还翘着脚骂老吴。老吴驴脾气上来了，也忘了“老蒯”还怀着孩子，对她一顿暴打。挨了打的“老蒯”更来劲儿了，骂得更难听，就是不下山。老吴气急了，用一根拴牛的麻绳拴上“老蒯”的脚脖，像拖牲口一样，一路小跑把“老蒯”拖下山。“老蒯”躺在地上，一边哭一边骂，白嫩嫩的后背拖得血肉模糊……半夜里，“老蒯”疼得睡不着觉，就在院子里放声哭，边哭边说：“我大老远从山东跑到东北，就想找个不打我的男人，谁成想，又碰到了一头驴，我的命好苦啊！”
“老蒯”给老吴生了两个孩子后，老吴突然得了急病。当地的医院看不了，建议老吴到县城的医院瞧瞧。去县城看病？老吴吓了一跳，他这一辈子也没进过县城啊。全国都缺粮食，所有老农民都得老老实实在农村种地，哪能随便进城呢？再说了，国家是有规定的，农民进城需要到大队开介绍信，介绍信开到公社，然后去公社换去城里办事儿的介绍信。没介绍信住不了店，到哪里都得给你赶出来。没准儿，还会把你当盲流给抓进“局子”里呢。进了城，不仅需要钱，而且还需要粮票，没粮票，有多少钱也吃不上饭。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说进城呢？老吴生气，一个农村人哪有能耐进城看病呢？进了城里，吃啥喝啥呢？老吴让“老蒯”用手拉车把他拉回家，也许歇两天就好了。endprint
老吴回家没几天，就死了。
在农村，土地是男人的命，男人是女人的命。一个家，没了男人，就没有在土地上刨食的劳力了，女人也就没了活路。老吴一死，“老蒯”一下子没了依靠，她四处托人说媒找下一个婆家。她总是要寻个依靠、有个保障。龙爪沟的老光棍王长贵一直也娶不上媳妇，人又比较老实，“老蒯”托人问了问，王长贵也愿意娶“老蒯”。可是，二人还没等见面，“老蒯”就出事了。
老吴死前，留下了一间房子，老吴的兄弟们听说“老蒯”要改嫁，马上提出来这间房子要还给老吴家。“老蒯”一想，老吴活着的时候净打她，临死，连个房子都留不下。“老蒯”到处去骂这些兄弟，骂得不解气，她一把火就把房子点着了。
大火惊动了闹枝沟生产队，也惊动了警察。大家纷纷来救火，“老蒯”一看这阵式，知道自己惹了大祸。她把衣服脱得精光，赤身裸体站在火堆前。过了一会儿，见没人理她，她又把一个长长的烟袋夹在“裆”里，在救火的人群中来回穿行，嘴里还不断地说着什么。火势太大了，人们忙着救火，至于她骂什么还是说什么？并没有人听，也没有人在意。
“老蒯”的“即兴表演”，并没改变她要被抓的命运，这一场大火，让“老蒯”失去了三年的自由。“老蒯”进监狱后，她的两个孩子只能在亲属家轮流寄养，很快她最心疼的小儿子因为得病，没得到及时的治疗，离开了人世。“老蒯”因此失去了未来的依靠。
三
人参场的生产规模逐渐扩大，1966年人参场全部迁至东升村的小龙爪沟里。一个原本并没有几户的小山沟一下子热闹起来，人参场建起了气派的大厂房，社员们在这里盖起了泥草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向这里聚集。
李廷梅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就患了肺结核。日子过得累累巴巴。家里大一点的男孩早早地就要到参场干活，小一点的可以上两年学再去。李廷梅每天要给母亲刮痰，然后给上班和上学的哥哥们做饭，抽空，她还要到山里采些山货卖了换学费。虽然这时候，中央彻底纠正“一平二调”，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农村的日子仍然不好过，李廷梅家依然穷得叮当响。李廷梅穿的棉裤，都是哥哥们穿小的，裤子磨得铮亮没的换，自然也不敢洗，一洗一搓就破了。哥哥穿剩的棉鞋还露着窟窿呢，她的大脚趾就淘气地露在外边。让她最害怕的并不是天冷冻脚，而是同学们的嘲笑。所以，每次她站在人群里时，总是用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腳上，以掩盖那只淘气的脚趾。
当然，贫穷并未剥夺这个小山沟里的快乐，贫穷的年代，让这个小山沟里的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山沟里的孩子们把劳作和玩耍混淆在一起。夏天，他们一起种地，一起在河里摸鱼；冬天，他们一起到山上伐木，再用爬犁将那些木材运回家，陡峭的山坡，给他们带来了刺激和兴奋，那些稚嫩的身躯和幼小的心灵趴在爬犁上，从高高的山坡上直冲下来，尖叫声和呼喊声响彻了整个小山沟。
孩子们最盼望的，就是端午节。这一天，参场放假，大人和孩子们都扛着镐头带着鸡蛋、粽子去深山里刨山参、细参。平时，每家的鸡蛋，都要攒着，以6分钱的价格卖了，换孩子们的学费。一年当中，也只有这一天，鸡蛋是放开吃的。
自从父亲死后，李廷梅所受的宠爱就无影无踪了。她再也不是那个可以被挑在筐里、被扛在肩上、被父亲举过头顶、骑在父亲脖子上回家的孩子了。她和哥哥们一样，需要到地里干活，不仅如此，她还要把家里的家务做好。上学和不上学，在李廷梅母亲看来，也并没有任何区别。农民嘛，就是种地的命，农民的孩子也是种地的命，而对于种地，识字不识字，又有什么区别呢！
李廷梅想识字、想上学，她不想一辈子在这土坷垃里活着，她想要去城里过生活。她父亲活着的时候，告诉李廷梅，只有读书才能走出这大山，李廷梅记住了。所以她拼命的攒钱，终于攒够了自己的学费，读了一年级。因为她比同学们大三岁，所以接受新知识比较快，老师一直很喜欢她，李廷梅在学校里，找到了快乐和自信。李廷梅磕磕绊绊上了两年学，第三年快开学的时候，她刚刚攒够学费，家里突然来了探亲的亲属，因为没有回去的路费，母亲只能商量李廷梅把学费借给她。李廷梅流着眼泪把钱拿了出来，这金贵的学费啊，她生怕丢了或者折了，一张一张铺得平平整整，外面还包着好几层破布。
还有几天就开学了，李廷梅的学费没了着落。她想到会计孙吉业家去想点办法。孙吉业是龙爪沟的第一户，也是第一大户，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一定会支持她上学的。在李廷梅的印象里，孙吉业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讲究科学种田的人。每年秋天，他带着孩子们把各种粪便搅拌上土，在房角晾晒，弄得几里地以外就能闻到难闻的臭味。春天来了，他带着孩子们，用手把粪施到庄稼根部。这种方式叫手把粪，是孩子们最讨厌的劳动，却可以使那些庄稼长得格外好。孙吉业家的猪圈，一年换一次地方，从房东头一直换到老远的半山腰，这样，不仅猪生活环境干净，猪圈倒出的地方，又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李廷梅和孙吉业的大儿子孙振凯是同学，他比李廷梅小两岁，两人一起读书时，孙振凯方格本上的字，总是正写一个倒写一个，歪歪扭扭写一堆，显得很傻气，李廷梅常常嘲笑他不分倒正，但李廷梅不得不承识，孙振凯家重视教育，他在学习用品上总是显得很充足，不像李廷梅，因为买不起新本子，正面用完，用反面，两面用完，再用橡皮擦了重新写。
李廷梅到孙吉业家的时候，孙振凯和他的弟弟妹妹整整齐齐站成一排，孙吉业正在给他们发放学费和作业本费。
“说说你们都需要几个本子？”孙吉业问。
老大先说，两个。老二、老三都跟着老大说两个。孙吉业给孩子们发完钱，又讲了几句鼓励的话儿。李廷梅在窗外看到这一幕时，眼泪一簌簌掉下来，她不仅仅是羡慕，更多的是心酸，如果她的父亲还在，她是不是就不用每年因为解决不了学费而面临退学，如果她的父亲还在，她是不是也会像孙振凯一样，每年开学前，排好队等着发书本费呢。李廷梅没有走进孙吉业家，她默默回家了。她的命运就这样被定型了。她再也没去上学，她的学习生涯就在读完小学二年级之后戛然而止。她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觉到，每个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和命运争的。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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