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林有

　　主人公的话：在日本，人家说我是中国人；在中国，人家说我是日本人；在日本，供奉着我祖先的灵牌；在中国，埋着救我养我的爹娘。

　　谁能告诉我，我的家乡在哪里？

　　引 子

　　1945年8月8日晚，苏联政府通过日本驻苏联大使，向日本政府转达了如下声明：“希特勒德国投降以后，日本成了唯一的主战大国。美、英、中三个大国与今年7月26日提出的，关于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苏联从明日即8月9日起，将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从8月9日早晨开始，数以百万的苏联红军，在空军主力部队对哈尔滨、吉林、沈阳、长春和海拉尔地区的日军铁路枢纽、车站、机场和日军纵队实施了密集打击后，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扑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关东军土崩瓦解，节节败退。而来不及撤退的150多万日籍军政、工商人员、军属及开拓团移民，失去了军队的保护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弃民”。他们从东北各地成群结队，长途跋涉，涌向齐齐哈尔、延吉、抚顺的收容所，等待遣返的日子。在逃难途中，在收容所，他们无不陷入战火、饥寒和疾病的灾难之中，大批人死亡，更有日本极端法西斯分子制造了多起集体自杀事件。而在这百万逃难大军中，命运最为悲惨的却是襁褓之中的婴儿和天真无邪的儿童，他们有的被同胞投入河水或枪杀致死，有的冻饿而死抛尸荒野，万幸的被好心的中国人收养，成为后来被日本政府称作“中国残留者”的日本遗孤。

　　中日建交后，这些日本遗孤中约有4000人陆续回国找到自己的亲人，携带其直系亲属8300多人回日本定居。

　　在这4000多名被确认为日本侵华战争遗孤中，有一个叫藤田董正的孩子，两岁时被天津葛沽镇东埂村农民李金良收养，中国名字叫李海坤。1986年，42岁的藤田董正举家回国定居，如今子孙满堂，生活美满。步入耄耋之年的藤田董正却有一件日渐凝重的心事难以释怀，以致一年几次往返中国的葛沽和日本的三原，坚持至今。因为他始终坚信，哪里都不是我的异国他乡？

　　第一章 来到不该来的地方

　　日本广岛，载入世界史册的地方。

　　1945年8月6日，一颗代号叫“小男孩”的原子弹在这里爆炸，致使7万多人丧命。这是战争给人们留下的无比伤痛。

　　广岛县东边，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滨海小城，三原市，那是我的祖籍、魂牵梦绕70年才见到的家乡。

　　我的父亲藤田卫道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耳鼻喉医生，战前在三原市开了一家私人医院：藤田耳鼻咽喉科医院。医院是一座二层小楼，规模不大也不小，母亲藤田美重子是他的得力助手，小姨金丸秀子有时也来帮忙。父亲医术很好，别处治不了的疾病，到他这里便迎刃而解。母亲辅佐有方，待人也热情周到，夫妻二人珠联璧合，小医院干得红红火火，颇得赞誉。当时我还没有出生，这些都是我的二哥（藤田俊文）和姨妈（金丸秀子，后成为我的继母）后来告诉我的。他们还让我看父亲、母亲和两个哥哥在医院门前的一张照片。父亲中等身材，长方脸，文质彬彬，一副眼镜更显出学者风度。母亲，漂亮，文静，典型的相夫携子的日本女人形象。现在，这张照片上的四位亲人都已故去，母亲和两位兄长我稍有印象，最让我终生遗憾的是身怀绝技的、从未见上一面的、英年早逝的父亲，只有在这张照片上才能领略他的音容笑貌。正是这张泛黄多皱已经起毛的老照片，承载着我日复一日的怀念和滴滴相叠的泪水。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華战争正式爆发。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日本，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之外，更多的日本人民是向往和平、向往幸福、厌恶战争，反对侵略的，这是每一个善良人的共同心愿。战争是政治家的魔鬼游戏，对任何一方的人民大众都是一场灾难。不久，这个灾难终于降临到我们藤田家。

　　有一天，父亲接到政府命令被强征入伍，当时两个哥哥已经出生，家庭生活不是很好，尤其母亲身体虚弱。父亲和所有应征人一样，只好告别自己的亲人，告别自己苦心经营的医院，离乡背井，登上开往中国东北的轮船。父亲沉默不语，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服从，尽管他有即将步入艰难生活的妻儿，尽管他有需要他诊治的病人。临行之前，他已预约了四、五个手术，来不及告知对方实属无奈。船离码头，岸上的张张笑脸已变成双双泪眼。轮船载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圣战使命和数百条生死未卜的鲜活生命，急速前进，驶向不该去的地方。经过几天的奔波，父亲来到中国东北吉林满铁医院成为一名军医。因父亲医术好，不久被任命为医士长。

　　父亲的突然离开，使经营不错的小医院被迫关闭。母亲和两个哥哥的生活来源也随之破灭。为了生计，母亲把两个年幼的哥哥寄放在外公家里，外出打工或为邻居做些零活勉强维计。外公、外婆更是忧心忡忡，一家人不知道怎样才能熬到父亲归来的日子。

　　远在异国他乡的父亲，每天和血腥与死神相伴，已感觉麻木。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天职，而前线每天都在涂炭生灵，无论是敌我，不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老有小的生命吗？他心里很不安。作为一名军人，他不应该有这个念头，只有服从，让他的病人早日康复。当他看到从病床上再次走上战场的军人时，他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救人还是在杀人？只有在忙碌了一天之后的夜里，他才有空掏出揣在怀里的那张照片，凝神望着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默默的祈祷，盼望着战争早日结束，回到亲人身边，哪怕吃糠咽菜，也愿意过安心平静的日子。

　　1941年春天，母亲意外地收到了父亲让她带着孩子来中国的来信。不知道是父亲私下向医院的申请，还是上级最近下达的新命令。不管如何，这对于父母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母亲立即打点行装，踏上了开往中国东北的轮船。送行的外公外婆拉着母亲的手一个劲儿地叫着，住些日子就回来，别让我们惦着啊。谁知这次分别就是他们与母亲的永别！

　　母亲一行来中国后，被父亲安顿在吉林市的一处住所，离父亲所在的满铁医院有一段距离。1943年2月1日，母亲生下我，取名藤田董正。父亲无暇照顾母亲，写信让18岁的小姨金丸秀子来中国帮忙照顾。我两岁时，父亲见日本战事越加不利，就送小姨回日本。小姨因此逃过了日后的灾难。1945年2月，四弟又出生，名字不详。后来听二哥跟我说，当时一家人生活很快乐，父亲每到周日便骑马回家与我们团聚。偶尔父亲带着大哥、二哥和我到市内玩耍。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座很漂亮，看起来又十分坚固的建筑，呈X造型，主楼为三层圆体，伞顶八角脊，外伸四个斜翼为起脊瓦房，角坡房山，样子像一只大乌龟，门口有一个站岗的中国人向父亲敬礼。父亲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他工作的满铁医院，原先的名字叫东洋医院。我们走了老远，那个岗哨还跟我们挥手。endprint

　　现在我才知道，满铁医院之所以名声在外，不仅它是一座东北绝无仅有的典型的中日合壁式建筑，而且这里曾发生过北京猿人头盖骨失踪案。

　　第二章 侵华的替罪羊

　　1945年8月的一天，我和哥哥们正在院子里玩，风风火火从外面来了四个骑马的日本军人，像是父亲医院的侍卫。正在屋里喂奶的母亲，见有人来便把四弟放在床上迎了出来。其中一人把一封信递给母亲。母亲打开一看，是父亲的字迹。读罢信件，母亲顿时昏倒在地。父亲在信里说：日本战败，苏军南下，我已随医院撤到朝鲜，不能带家属。你速带孩子们到营口乘船回国，刻不容缓。藤田拜托！

　　母亲醒过神来，哪敢怠慢，马上把必须带的东西裹了两个包袱，8岁的大哥背一个，6岁的二哥背一个；她后面背着2岁多的我，前面抱着7个月的四弟，一家人慌慌张张地踏上了逃亡之路。

　　街上乱哄哄的，都是不知所措的日本人，青壮年早已一批一批被强征入伍了，剩下的全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关东军兵败如山倒，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就是遇到了零星部队，只顾自己逃跑，连理都不理我们。我们被政府和关东军抛弃了！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有230多万，其中关东军兵力最多时达80多万，后来大部分开赴南洋战场。剩下的军属、铁路、煤矿和开拓团等移民，也有150万之众。这些来不及撤退的无辜百姓，成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殉葬品。

　　人们不知道到营口的路有多远，也不知道怎么走最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结伴而行，母亲和一群军人家属凑在一起南逃，五、六十人的样子，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远处苏联红军的枪炮声、飞机的轰炸声，和近处逃难人群的哭喊声，不绝于耳。开拓团的人，大都穿的是军装，团长还有武器，自然成了苏军打击的目标。为了逃避追兵，我们只好钻深山走森林，很多人迷路掉队也顾不上寻找。忽然，远处传来汽车马达声，有人喊道苏联红军追来了，大家马上藏在路边的草丛里。汽车近了，插着膏药旗，是关东军，大家欢呼雀跃，一起涌向马路中央，高喊着麻烦了带我们走吧。谁知汽车鸣着喇叭，没有减一点速度，大家急忙闪开，汽车呼啸而过，车上的士兵呜哩哇啦不知叫的什么。人群中有人嚎哭起来。

　　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四个孩子，走得很慢，渐渐落在后边。她四处打听附近有没有火车站，想坐火车赶路，有人告诉附近20多里有个小站，不知停不停车。我们慌不择路，去碰碰运气，走出没有10里地，被一伙土匪团团围住，母亲跪地求饶，他们理都不理，抢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就差扒我们的衣服了。有一个骑着马匪首还不想走，盯着母亲要使坏主意，这时一个扛枪的人跑过来，我看着有点眼熟。他小声嘀咕道：大哥，这日本娘们的当家的是个军医，没杀过人。匪首哼了一声，带着人马走了。母亲吓出一身冷汗，只要不杀人、不糟蹋人，什么都可以不要！原来这些土匪不是别人，都是以前满铁医院麾下的伪军，他们见日本大势已去，又不敢投奔抗日武装和苏联红军，脱了军装成了土匪，专抢这些手无束鸡之力的日本难民。昨天帮着日本侵略者残害自己的同胞，今天又反过脸来欺负昔日的主子，这种人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有一个同样的名字：民族败类！

　　包袱没了，盘缠没了，吃的也没了，我们陷入了极度的困境，逃跑变逃难。但我们还是万幸的，逃难途中时常听到更为惨烈的事情。如开拓团难民集体自决的事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哈达河开拓团撤退到麻山地区，遭到苏军的阻截。绝望中残忍無度的几个男人，将70多名妇女儿童全部枪杀，然后自己逃入深山。乌兰浩特市附近的1200多名开拓团民，紧急向葛根庙方向撤退，途中与苏军遭遇。带队的军官命令团民向路旁的大沟里跳，下去的九死一生，惨无人道的军官向沟里扔手榴弹，没淹死的也炸死了，没有炸死的又命人用刺刀挑，是死亡千余人的大血案。此外，路上病死的、饿死的，难计其数。我们一家还算暂时幸运。

　　没有吃的，也不敢到村子里去要，怕有追兵；更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在荒郊野外跋涉。靠挖野菜，刨草根，摞树叶果腹充饥。幸而遇到一块玉米地，我们已经顾不得礼节，急忙掰下不成熟的玉米棒子，连谷粒带浆水，狼吞虎咽，如同大餐。最可怜的是我的四弟，7个月的婴儿，吃不了野菜，也吃不了玉米棒子，母亲有一点东西就给我们吃，严重缺乏营养，乳房干成空皮囊，一滴奶水也没有了，饿得弟弟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有一次，我们遇到了一个在地里干活的一对老夫妻，看我们可怜，拿出自己带来的干粮，仅有的两块玉米饼子递给母亲，我们像见到金元宝一样抢着吃了。那时的中国农民生活也很贫穷，那一对老夫妻可能是给人家扛活的穷人，带的干粮也很少，给了我们他们就要饿一天。

　　我们就是这样一路逃跑，一路乞讨，一路寻找，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跋涉，也就是1945年9月20号左右，终于来到了抚顺市的一个难民收容所。这个难民所原来是一座小学校，大哥、二哥看到了收容所，像见到了救星，欢呼、雀跃，以为有吃的了，有喝的了，有住的了，能够活命了。谁承想，到了大门口一看，惨不忍睹！院子里遍地都是死尸，旁边还横七竖八地码着一人多高的一摞死尸，教室的屋檐下还有东躺西卧的奄奄一息的人，面目全非。看到这个场景，如同进了鬼门关，母亲伤心得哭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只能住下。屋子里挤不进去，我们就躺在教室的屋檐下，晚上冷，睡也睡不着，就互相抱着熬到天亮。白天没有吃的，更难熬！我当时只有两岁多，饿得光哭。收容所粮食供应不上，每天只能熬一锅看不见米粒的稀粥，一千多人都去抢，体力强的抢上一碗，就能活上一天，老弱病残抢不上的，只能眼巴巴地挨饿等死。我们孤儿寡母头两天一口也没抢上，可怜的四弟第二天就饿死了。母亲在操场上拾了点木头，一边流着泪，一边把孩子火化了，收起几根骨头保存起来。

　　收容所的人后来知道我们是军官家属，有时候就给我们提前盛出一小碗，但是母亲一口也舍不得喝，一滴不剩地分给我们。这样的关照，不是每天都有，而是隔三差五的，有时连续几天一口也喝不到，我们坐以待毙。都说日本人有团队精神，有服从精神，但是到了生死关头，就什么都不顾了。时有时无的稀粥，母亲滴水不沾，保住了我们哥俩的命，母亲已经有气无力了。10月3号，中午的时候，母亲再也睁不开眼了。听我二哥说，当时母亲最不放心的是我，临死时她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把干瘪的乳头放进我嘴里，盼望有一滴奶水让我能多活一天！我以为有吃的了，就玩命地嘬，妈妈都咽气了，我还趴在她怀里不停地嘬。妈妈死死地抱着我，足有三个小时，我也嘬了三个小时。人们费了好大劲，才把我从她僵硬的双臂中抱出来。我之所以能活下来，就是享受了母亲的体温，嘬进了母亲临死前的精气，比奶水还要珍贵啊！endprint

　　我和大哥、二哥跪在母亲身旁，喊着妈妈呀妈妈呀，哭干了眼泪，我浑身无力软得一滩泥，站不起来了。

　　收容所的人知道母亲是军官家属，便商量着把母亲的尸体提前火化，当时死尸遍地，顾不上火化，母亲的尸体能够及时火化也是得到关照的。收容所的人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让我8岁的大哥背上母亲和弟弟的骨灰，派汽车从抚顺把他直接送到营口，让他乘船回国。这也是对我们家族的特殊优待，因为当时从抚顺到营口的难民太多了，单靠两条腿走到营口也是万万不可能的事。谁知大哥被送到营口码头时已无气力，是人们把他抬上船的。船还未开，大哥就咽气了。

　　此时，父亲已奉命回国，当他得知大哥就要回国的消息，高兴万分。但望眼欲穿、心急如焚的父亲，在码头上见到的却是两个骨灰盒和一具尸体，悲痛欲绝！从此父亲萎靡不振，成天喝酒吸烟，呼叫着我和二哥的名字，食难进，夜不眠。

　　第三章 我和二哥的新生

　　抚顺收容所，是日本留守人员负责的一个临时救助机构，前后收留了4万多日本难民。但由于粮食奇缺，营养缺乏，传染病流行，难民死亡率很高，收容所成了停尸场。一些年老体弱的老人和哺乳期的婴儿，死的最多，勉强生存下来和能够回国的难民为数不多。收容所为了让这些陷入绝境孤儿们活下来，在门口贴出告示，希望有能力的中国人伸出友爱之手，救人一命。

　　有一天，收容所的人领着一个当地农民，来到我和二哥面前。当时二哥六岁，还有一些体力，我两岁半，虽然有口气，但是也已经站不起来了。其中一个农民，见二哥身体还可以，就把他领走了，他就是二哥的养父，姓刘，对二哥很疼爱。后来老人去世，二哥又到了一位姓朱的中国人家里，取名朱成。朱家把二哥当亲生骨肉，供他读书，有了工作，当了干部。这都是二哥后来告诉我的。我当时年龄小，身体弱，收容所的人先后领来好几个人看我，都摇着头走了。我的命运危在旦夕。

　　没过几天，来了一个女护士，是抚顺医院派来救治日本难民病人的工作人员。她下班时，一眼看到奄奄一息的我，说这孩子如不赶紧抢救难保活命，收容所的人说有口吃的就死不了。好心的护士说，我把孩子带走。办完领养手续后，女护士就把我抱回了家。回到家，马上给我熬粥喝，补充体力；然后给我擦澡，换了衣服。她家里人得知我是个日本孤儿，就和护士闹翻了。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养个孩子算哪一出？还是个小日本！哪来送哪去！护士说，我是个医生，眼看着一条性命就这样完了？日本侵华有罪，孩子无辜；我先把孩子救活再说。在女护士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体力慢慢得到了恢复，开始下地走路。女护士每天要上班，早晨陪我吃完早点才出门，晚上回家头一眼看的是我。我叫她护士妈妈，她说在医院里护士、大夫都是孩子的妈妈，就这么叫。家里的反对意见，没有因为她的不放弃而改变，争吵时有发生。护士妈妈担心她上班后家人把我轰走，就每天带着我一起去上班，晚上再回家睡觉，家里人只好依着她。

　　护士妈妈在医院工作很忙，不能随身看护我，就把我托付给医院一个烧锅炉的师傅。这个师傅30多岁，叫李金良，心眼儿很好，他的媳妇得急病刚刚去世，身边还有一个10多岁个女儿。李师傅对我像亲儿子一样，不管烧锅炉活儿多累，总哄我玩，带我到澡堂里洗澡，还给我买一些零食吃，时间久了我和李师傅形影不离了。一晃半年的时间，我都是晚上跟护士妈妈睡觉，白天和师傅爸爸玩耍，使我这个失去了亲人，从死亡线上爬出来的日本孤儿，有了新的生活和快乐。

　　后来，师傅爸爸听说护士妈妈要结婚了，就找到她说，你把孩子救活，积了大德，老天爷都会替他的父母感谢你的。可你总不能带着孩子上花轿啊。你如果放心，就把孩子交给我吧。护士妈妈舍不得我，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含着眼泪把我的领养手续交给了李师傅。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抚养成人的。从此，师傅爸爸把我背回了他的家，给我起了个中國名字，李海坤。

　　爸爸的老家在天津海河边的葛沽镇三合村，他为人老实、耿直、善良，祖祖辈辈以开园田种蔬菜为生。因年景不济，他在十多年前带着老婆和两个女儿，来抚顺投奔姐姐、姐夫谋生。姐夫是葛沽黄圈村人，会电焊手艺。姐姐勤劳、朴实，人长得也俊俏，俩人到了抚顺，日子过得很殷实。养父经姐夫介绍，来到了这家医院谋了个烧锅炉的工作，收入还可以。爸爸整天上班在医院，很少回家，我到李家后全由姐姐来照顾。姐姐比我大12岁，是一个很漂亮，会体贴人的大姐姐。她晚上给我铺床，早上给我叠被，白天给我做饭，有时还给我买冰糖、点心、水果吃。她像妈妈一样照顾我，像姐姐一样跟我玩，我很开心。有一天早上我睡懒觉，姐姐就把我的被子拽起来，打我的小屁股，一下子打出一个屁来，姐姐说人小气性还挺大，姐俩咯咯地笑了半天。现在想起这件事还会笑起来。

　　抚顺的冬天，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房檐下挂满一颗颗一尺多长的冰锥，非常好看。姐姐见我看得入神，问喜欢吗？我说喜欢，她一下子把我抱起来，让我用手去摸那些冰凉光滑的冰柱，感觉不一般，姐姐就是为了让我开心呗。还有一次，我看到院子里有个铁砧子，非常好奇，就用暖烘烘的小手去摸，这一摸不要紧，手一下子给冻上了！姐姐听到我的哭声急忙跑出来，哎呀，拿刀剁下来吧。我说不，姐姐笑了。立马弄来一根木棍，蘸上灯油点成火把，从下面烤那个铁家伙，慢慢将我的手从砧子上脱开，没有受多大的伤。我说姐姐你真有办法，姐姐说急中生智。姐姐的针线活也称一绝，捡来一个日本军大衣给我改制成一个小半大衣，穿上很帅气。有一次姐姐带我到姑妈家串门，大家看我一副小军官的样子，喜欢得不得了。就逗我，让我敬日本礼。我一会立正，一会稍息，一会敬礼，逗得一屋子人哈哈大笑。姑妈拿出面包、山芋叫我吃，让我再次感到了中国大家庭的温暖。我在爸爸和姐姐的照料下，渐渐摆脱了脑子里的阴影，开始快活起来，身体也得到了滋补，一天比一天壮实，外号小胖子。

　　1947年，辽沈战役爆发，养父所在的医院住满了国军的伤兵。养父不想伺候他们，就决定带我们回葛沽老家，当时我已经四岁多了，开始有些清晰的记忆了。这时的养父有了一些积蓄，他打算回家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谁不想过好日子呢。养父家里有七亩园田，还有三间土房，这次回家应该算是衣锦还乡。我记得当时我们冒着隆隆的炮火，是钻地道绕出城外的。出城不久，我们遇上了土匪，性情刚烈的爸爸一动不动，任他们把我们抢得一干二净，爸爸一定是怕姐姐和吃亏。幸亏养父在我的两个鞋坑里分别放了五块大洋，这才有了一点盘缠，不然的话我们是回不了天津的。这点钱只能够住便宜小店，坐火车、马车就别想了，只能靠俩腿走。爸爸肩扛着我，姐姐背着不值钱的包袱，我们不住脚地往家奔。俗话说，道远没轻载。时间一长，爸爸的腿肿了，姐姐的腿也肿了，我就不忍心再让爸爸背着了，执意自己用腿走。我身子胖，走一天下来腿也肿了。姐姐心疼我，每天一到店里头一件事就是给我烫脚；爸爸心疼我，经常买鸡蛋让我路上吃，怕我吃不好累坏了。我的脚不见消肿，爸爸还要背着我，我说不背，姐姐劝我脚都成了发面饽饽了，还嘴硬。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半路我们遇见一个同路的老乡，养父说一堆好话，求人家和养父轮流背着我走。趴在爸爸的后背上，暖乎乎的，看着一路的风景，心里美滋滋的，这也许就是幸福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