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杰

　　都说，最亲的人莫过于生身母亲。

　　都说，离世后的亲生母亲会常常出现在自己的睡梦里。

　　可是，我的亲生母亲在我12岁的时候，突然暴病撒手离我而去，已经60多年了。在这漫漫两万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做过许许多多的梦，梦见过许许多多的人，却一次也没有梦见过我的生身母亲。

　　难道是因为她走得太早、走得太急、走得太远？

　　难道是因为我年龄太小、惹她生气、对她不孝？

　　我回思了60多年，反省了60多年……这些应该都不会阻隔母子亲情啊！

　　如今，我已进古稀、向80岁攀爬了，愈老愈想在梦里再见母亲一面，哪怕是短短的一瞬间……可是，一直不能如愿。

　　是何原因呢？确实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把母亲留下的她唯一一张小一寸黑白照片捧在手心里，凝视着、久久地凝视着——这是细心的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地珍藏下来的母亲的一张影像，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正重的交给了我，还说，你是咱家唯一的一个男孩儿，这是母亲留给我们的，一定要保存好。

　　我清楚的记得，母亲的这张照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时照的一张肖像照。60多年后的今天，我捧着这张已经发黄的老照片，凝视着、回忆着，泪水禁不止渗了出来。

　　我的视线模糊了，但母亲的形象在我眼前却愈加清晰了……

　　我母亲非常俊俏、干练，高挑的身条，衣服终日穿得干干净净，总有一尘不染的感觉。白净的面孔，两颧骨略显突出，一双眼睛深邃而有神；黑油油的头发往后梳理得光溜平展，束在脑后很传统的捥了一个发髻，又用黑丝网子网住，插上一个白亮亮的银簪子，显得格外端庄靓丽；她总喜欢穿一件毛兰色或兰斯林布色的中式带大襟的上衣，立领始终是平板平板的，里面还总衬着一件白立领内衣，露出一韭菜叶宽的雪白领沿，煞是好看，把白皙的脖颈和润白透红的面颊衬托得尤为漂亮和讲究；下身总穿着深色胖腿裤子，用黑丝腿带扎住裤腿和脚脖儿，小灯笼似的裤脚下，稳稳地站着一双穿着白丝线袜、黑灯芯绒布鞋的小脚、小得与她高挑身材很不相称的小脚——这是封建社会留给母亲的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号。记得，小时候，母亲洗脚时，我蹲在地上双手托着她的脚一看，四个脚指头全都牢牢地依次贴在大姆脚趾和前脚掌下面，掰也掰不开。我皱着眉头问母亲疼吗，她却不以为然地说，日子久了，习惯了，就不疼了。我似懂非懂地在心里自语，原来，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就是这样残酷地裹脚裹成的呀！我萌萌地抱起娘的小脚亲了一下，当时，我似乎看见母亲笑弯的眸子里闪出了滴滴泪花儿！

　　我的家住在正阳县城南关大街，属城市贫民，无一垄地产宅基，祖祖辈辈租房居住，一家人靠父亲开小饭馆维持生济。父亲主外，母亲主内，各自任劳任怨，日子虽然清贫，却也和谐相安。

　　母亲娘家住在县城东南25里吕河店乡姚庄村，姥爷姓周，老两口独守一个“绝户头”闺女，是全村公认的俊俏姑娘，取名周俊英，名字和人一样美。嫁进城和父亲成亲后，育有四女一男五个子女，老大夭折，成活姊妹四个。原本排行老二的姐姐成了老大，我便成了老二，下边还有两个妹妹。母亲操持家务娴熟有章，租来的房舍又小又旧，但经母亲一收拾，就像她这个人一样，干净整洁，温馨舒适。

　　母亲从姥姥、姥爷手里接过来两种祖传的手艺，一个是治疗眼病，一个是治疗妇科顽症。在当时，这两科的不少疑难杂症，到医院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快解放那几年，一开始她并不声张，只是在家里偶尔给街坊邻居的个别患者看看这方面的病，试着治了几例，结果，治一个，好一个。人家要给钱，母亲说啥也不收，说是权作积德行善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被称作郭家媳妇、周氏先生的母亲是个大善人、大好人，能治眼病、妇科病，可神了！

　　于是，来家里找母亲看病的人就“隔三差五”的不断线了，有的还是来自百里以外的乡村和邻县。一时间，小小寒门倒像似一个家庭诊所了。

　　我亲眼见过母亲给一个眼病患者作眼部手术的情景。她用左手熟练地把病人的眼皮翻开，眼里面鲜红的瘀肉就暴露出来了，十分怕人；只见母亲又麻利地用右手捏起一根用火消过毒的大针，迅速而准确地刺入眼球外的瘀肉中，又迅即抓起一把消过毒的剪刀，“咔嚓”一声，一团瘀肉和针就掉在了放在病人胸前的一个小盘子里了，病人眼帘一合，也不见流血，也没有叫疼……真的神极了！

　　我看见了这一幕，虽然我还不懂个中门道，但我亲眼见了母亲那种胆大、心細、果断、利索、熟练、老道的眼病手术技艺，不禁感到母亲真的太厉害、太伟大了，不到一分钟的精彩表现，让我60多年难以忘怀。

　　还有，让我更不能忘怀的，是她的“医者仁心”。痛苦不堪的眼病患者，千奇百怪的妇科病人，有的治好了，有的见轻了；有的来送钱，有的来送礼，但母亲都一一谢绝。当时我不解的问母亲，为啥都不收呀？母亲总是微笑着说，你姥爷、姥姥是这样教的，祖上也是这样传的，治好了，传个名；治不好，别埋怨；治不了的，别硬揽，让人家另寻高明。治病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救人。我做梦就是在给很多很多人治病，不是在挣很多很多的钱。

　　当时，我虽然懵懵懂懂的不解母亲这番话的深意，但我知道，母亲说的是对的，母亲做的梦是个好梦。

　　良知、仁心、疏财、善为自此就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幼小心灵里。后来，就逐渐变成了我们的家训。

　　1954年冬，母亲突然得了一种重病，说是“白喉病”。听医生讲，这种病如果放到现在，多能治愈。可是，在当时，却成了不治之症。母亲的病情恶化很快。当时父亲已被招进县委县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他只得请了假，领着母亲到处寻医问药，结果，西医没好法，中医直摇头，机关领导也派人来关心寻方，但都无济于事。我记得，有一天，经人介绍请来了一位说是专门能治这种病的“行医人”，只见他把一个烧红的专用细铁丝从母亲口里送进去，直接烙炀喉头……我当时吓得捂住了眼睛，只听到母亲疼得连声惨叫，几近昏厥。我和姐姐、妹妹都抱头大哭；正在襁褓中、只有七、八个月大的小妹妹也在姐姐怀里挣扎、哭闹；父亲紧紧抱住痛苦挣扎抽搐的母亲，忍不住暗暗擦泪；站在周围的邻里亲朋们见此情形无不低头叹息、伤心落泪。endprint

　　那个“野仙儿”的土方医技也没起到作用。母亲的病一天天严重，喉部堵死，呼吸受阻，脖子肿得和脸一样粗，连日来已无法进食进水，生命危在旦夕。

　　繁重的家务落在了还不满14岁的姐姐身上。自母亲得病起，姐姐就停下了学业。姐姐是无私的，她反复嘱咐我，家里活有我，你要好好上学，不要耽误功课。我觉得，姐姐突然长大了。我曾听母亲和父亲讲过，我和姐姐是“隔年童”，我出生的时候，姐姐才一岁多，还正是吃奶水的时候，可是，母亲为了保证我能有充足的奶水吃，就毅然停了姐姐的奶水，改喂稀粥、面汤。因为那时小小县城里根本就没有奶粉、炼乳之说。父亲为了能给姐姐补充点营养，就时常到屠宰场买些猪脑子回来煮煮喂姐姐吃。后来，长大了，姐姐的体质明显没有我的好，可是，她过早承担起的家务劳动却比我繁重得多。一天，我放学回来，路过一户人家，见姐姐正抱着小妹妹向一个有奶孩儿的妇人乞讨奶水。只见她又是鞠躬，又是作揖，说着说着就跪下了，脸上掛满了泪水。那妇人被感动了，连忙扶起姐姐，接过嗷嗷待哺的小妹妹，解开衣襟，把奶头喂到妹妹的嘴里。

　　我远远地傻站着，呆呆地凝望着，双腿挪不动了，双眼也湿润了，心里在感谢那位善良的婶娘，更钦佩姐姐对家人的至深亲情！

　　当躺在病床上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得知姐姐抱着幼小的妹妹、沿街乞讨奶水的事情后，她紧紧拉住姐姐的手，嘴唇张了几张，此时的母亲已不能说话了，只能用痛苦、悲伤、欣慰等复杂的眼神和泉涌般的泪水，来表达对患难之中早当家的懂事女儿的赞许和感激。

　　母亲的病情急剧恶化，谁也无力回天了。一个三十七、八正当年的能干母亲，一个免费治好过很多人病痛的民间慈善“女医”，却被“白喉病”夺去了生命。弥留之际，她企望着年仅14岁的姐姐，又依次看看我和两个妹妹，意思是说，姐姐是老大，要照看好弟弟、妹妹。接着又颤抖着手把我揽在怀里，亲了又亲，吻了又吻，眼角流淌着泪水，带着对家的不舍、對儿女的牵挂，溘然离世了……

　　我凝望着母亲的遗照，仿佛仍然站立在母亲的病床前默哀哭泣，泪水竟然滴湿了笔下的稿纸。

　　60多年过去了，在我这个古稀老人的记忆里，虽然很多事都忘掉了，但母亲的桩桩往事，却依然还是那样真切、那样清晰、那样鲜活，特别是那句“不是为挣很多很多钱，而是为救很多很多人”的母训，更是让我刻骨铭心！母亲虽然没得长寿，但是，她那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的传统美德和人格力量却在子子孙孙的血脉里源远流长。

　　在我有生之年里，我还会做好多好多的梦，我希望在这些梦里，能有梦见母亲的梦。

　　我多想在梦里再见母亲一面啊！

　　责任编辑/魏建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