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玲

　　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围着康家地村外所有树梢低飞的一只白鸽，总是根据体力和精力把飞翔的版图一缩再缩，如果恰好别的鸟儿也要从这里飞过，我就必须飞得更低或者绕行，尽管这样会令我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我飞过带着露珠的草叶，轻吻蜜蜂飞走以后花儿凄楚的气息；我从一个台地飞到另一个台地，看玉米或者小麦生长的样子，看它们扬花灌浆或是良莠不齐。我时常停驻在只有六户人家的康家地，听他们的喜怒哀乐。但我只能望着成片的树林叹息，我是一只什么也做不了的忧伤的鸟儿。

　　正如你们看到的，我就是一只什么也做不了的忧伤的鸟儿，树林里的雨打湿了我的翅膀，我站在核桃树下的夯土墙上，开始我与村子的漫长回忆。康家地，这个被忽略了县名乡名甚至村庄名字的小小地方，它就像周家包包、李家草坪一样所指有限，但就是在这有限的所指里，承载了我作为一只鸟儿练习飞翔的全部起因。

　　我是有一颗飞鸟的心的，究其实却是被康家地和母亲缚了双足的鸟，曾经有那么一小段时光，我是快乐的。作为家里的长孙女，我的出生让人丁单薄的爷爷、家婆视若掌上明珠，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在手上怕飞了。我出生的时候，母亲没有奶水，一向不爱求人的家婆跑到沙尔娘家借了头奶羊挤奶喂我，但我死活不吸奶瓶嘴，一遍遍朝母亲怀里拱，含着她空空的奶头使劲吮吸，又失望地望着她大哭。家婆急得无所适从，从母亲手里抢过我，整夜整夜地抱着我转圈，等到我饿得受不了又把奶瓶递到我嘴边，可是我吸两口依然哭，家婆掏出干瘪的奶头放在我嘴里，再把熬好的羊奶用勺子舀了从她的乳房上淋下来，那样我就能吸食到一两口奶了，但依然不上口，依然哭。明知是被饥饿在折磨，家婆还是去请了道小儿夜哭的符回来，还去土地庙烧了好几回香，但是都没有任何改变。后来她们就整天不给我吃的，直到看到我饿得受不了了，才又把奶瓶喂到我嘴边，虚弱得像草一样的我不再挑三拣四，抱着奶瓶吸食得咕嘟咕嘟，家婆看着怀里的我，心疼得直抹眼泪。

　　我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他为我取名婕。家婆说我排四柱下来五行缺金，得取一个名字带金的字，于是在满月后就拜了一个干大，干大给我取名金玉。我从来没有叫过一声干大，但金玉的名字就在村里叫开了。母亲会缝纫也会绣花，速度非常快，用飞针走线来形容一点不过，通常是做一件衣服，从剪裁到缝制一个晚上就搞定，所以我是村里穿花衣服最多的小姑娘，我像团花朵在康家地滚动成了大家的宝贝。“金玉，鞋上的花花给我好不好。”“金玉，你的衣服借我穿一下好不好。”“金玉，吃馍。”大人们都争着抱我，亲吻我。爷爷则对亲近我的人表示深深的戒备，从不轻易让别人抱我。爷爷是田管，田管就是帮着大家看田地，守护庄稼不被牛羊践踏不被小偷偷盗。爷爷每天都让我骑在他的颈上，跟他巡游康家地的土地和树木，苜蓿花、洋芋花、油菜花的花瓣沾满了我们的身体，爷爷细心地拔开秋天的草丛，找出几粒红的黄的小野果喂到我同样新鲜的小嘴里。爷爷把我背上千年古寺的宝鼎，还让我骑在他的颈上，整个村庄就都在我们的腳下了。宝鼎那么高，风那么大，只是我不知道害怕。

　　爷爷开始整夜整夜地咳嗽，然后爷爷就没了。爷爷没的时候，屋里来了很多亲戚，他们在院子里扎花圈，我把一朵纸折的白花蘸了浆糊“啪”地打在竹架上，又看它们一朵一朵地坠下来，我感觉非常好玩，于是多次重复这个动作，母亲走过来甩了我一巴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就“哇哇”地哭开了。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冬天，我四岁。

　　我渐渐长大的时候，知道了自己是康家地最大的孩子，是大姐，这个大姐不同于大姐大的意义，那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一时说不好。母亲说在康家地本来还有一个孩子是与我同龄的，但是他在快要出世的时候死了。那个孩子是母亲最好的朋友凤的，凤和母亲从小一起长大，又都是独生女，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白天一起上学，打猪草，晚上常常住在一起，嘀嘀咕咕地说一晚上话。在同一个冬季，她们先后入赘，两个十多岁的姑娘常常一起交流孕期里的各种小趣事，母亲一直称凤为姐姐。凤却在快临盆的时候踩到了被风吹断的电线，母子双双被电死。母亲生我的时候，凤的尸体被架在柴火上烧，村里人说凶死的人是不能抬进家里的，所以就架在火上烧了直接埋，母亲急火攻心，整个月子都泡在泪水里，一点奶水都没有出来。

　　母亲迎来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却失去她唯一的朋友，我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康家地唯一同龄的伙伴。

　　母亲赶着趟儿似的又生了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小妹妹出生没多久，我那个帅得一塌糊涂的父亲竟然为了救两个学生死了。那个穿着白衬衣、有着一头浓密黑发的父亲，那个高大魁梧的父亲，那个周末回家会在灶房里推豆花儿的父亲，那个发工资了会给我们带回牛皮糖的父亲，那个把我背在背上去遥远的寨子教书的父亲，那个会用“何乐而不为，为何而不为”责备母亲不写回信的父亲，不幸死了，他在我九岁那年死了！他是救学生死的，他所在的学校怕承担更多的责任，见义勇为的父亲没有被评为烈士，只轻描淡写地说是因公牺牲，像那些喝醉了酒上错了车的殒命的公职人员一样，被称为因公牺牲。父亲的遗物只有两箱子书，甚至母亲贷款为父亲买的一支上海表也不知所踪，后来，有人告诉母亲，父亲跳下河救人的时候，把那只表扯下来交给了与他一起读书的小姑姑，但是小姑怎么也不承认。我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看完，然后一本一本的撕掉，书上说的都是骗人的，父亲一定是被骗了的。

　　许多人欺负我们家没有男人，有人半夜爬上我家的墙头向我家扔东西，还学鬼叫，有的人对母亲不怀好意，有事没事常往我家跑，却在我们做事的时候又不动声色地溜走。不能得逞的人又往村子里散布谣言，说我母亲穿了新衣服，请了谁谁谁在帮忙种地。二十九岁的母亲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悍妇，她不再顾及自己的形象，为了那五亩二分地，她时常响亮地与周围的邻居打成一片、骂成一片。那个会在月光下和父亲浅斟慢酌、吟诗作赋的母亲迅速死去，并以惊人的速度成为村里首屈一指的悍妇，她不断地将战火扩大，伤及她的人、伤害她儿女的人、伤害她母亲的人，刨了她一条路、水冲垮了她的地埂、牛下地吃了她的菜，她会毫不犹豫、毫不顾及地开打或开骂，像个亡命徒。

　　再也没有人爬上我家的墙头吓我们了，我们六口之家也不用挤在一间屋子里的两张大床上不敢分开了。

　　我也迅速成为康家地的孩子王。我带着他们上学，带着他们打架，带着他们往蛇洞里灌水，最爱是在冬天里捕鸟，因为总是有所收获。

　　腊月的时候，康家地的每户人家都要杀年猪，腊肉一挂一挂地吊在木杆上，主人要是哪天忘了关门儿，一群欢快的麻雀又趁机飞进屋里啄食木杆上的肉，接下来我们就蹑手蹑脚地进了屋并迅速关了屋门，用笤帚、帕子、衣物在屋里追赶飞进屋里的麻雀，直至它们筋疲力尽，飞不动，甚至累死。那些麻雀就成了我们手里的玩伴，用一根细细长长的麻线拴着麻雀的脚，让它们能在一定范围内飞翔。每个冬天，每个孩子手上差不多都有这样一只麻雀或者画眉站着。

　　村人们农闲时候用皮绷子打了鸟拔了毛，在冬天的炭火上烤了吃，一帮流着清鼻涕的小伙伴围在周围看，有人把烤好的肉递过来分食时，我们总是一只手紧握自己手中的鸟，另一手伸出去接烤肉，每逢有人恶作剧般地吼一声：“你吃了我的烤肉，把你的鸟还来烤。”大家就一哄而散，也不要那肉了。被我们逮住的鸟通常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头一两天还新鲜着呢，过几天就不吃食、不喝水了，圆溜溜的眼睛暗淡无光，终究是死了。失鸟的孩子，耷拉着脑袋，用枯草包着也耷拉着脑袋耸着羽毛的鸟，朝自家竹林里走去，此时即便有人递过来一只活的鸟，小孩也只是眼神偶尔一亮，然后说不要了。在那个年代的乡村，失一只鸟也就是失去了一个玩伴。

　　接下来，我又学会了喝酒。

　　其实，差不多每一个藏族女子都会喝酒，然而母亲却极力反对我们喝酒，但是我亲爱的二家婆却最能在趁母亲不在的时候，教我们姐弟喝酒。二家婆是家婆的亲姐姐，两家相距不过百步，二家婆来看家婆时，总会变着法子似的从裙包里掏些东西出来，有时是一个馒头，有时是一小截腊肉，有时是一袋子兰花烟，还有鼻烟，每回二家婆抖抖索索地从裙包里掏出一些东西来，并贴在家婆的耳边说：“没有让她晓得，没有让她晓得。”二家婆嘴里说的“她”是指表婶，多年来二家婆一直这样说话，家婆也不发表任何意见。两姐妹就在太阳底下或者老梨树下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吃一管兰花烟，闻一阵子鼻烟。有时候，二家婆会从她的青布帕子里或者是袜子里极为仔细地翻出一元或者五角毛票，一边喃喃地说：“就这么多了，就这么多了，再也没有了。”然后支使我去给她打上一斤或者半斤白酒，如有找零就让我买糖，刚好没有的话就用两口白酒作为奖励，然后不停地表扬我：“看，我的大姑娘狠的（意为能干）。”于是我就经常“狠”了。有一回，我居然醉了，栽倒在我自己掏的苹果树洞里，幸好洞浅。（那个时候每年冬天，母亲总要找出一些空地，让我们打树洞，以备来年栽苹果树用。）当我一身泥巴地从洞里爬起来时，二家婆脸都笑开了花：“这家伙，一点酒量都没有。”二家婆有时也支使她的大孙子长寿去买酒，长寿脑瓜子聪明，不是多要钱就是少打酒，有时还会在半斤酒里加二两水，二家婆很疼长寿，明知道酒被他做了手脚，但从不骂他。她醉了的时候，就开始骂她的媳妇，骂媳妇不孝顺，骂媳妇管孩子没有方法，骂媳妇对男人不好。二家婆骂着骂着就去古庙磕头开咒了，呼天抢地咒骂，边磕头边哭，每个月都有那么两三回。古庙听二家婆哭诉了几十年，如果它有记忆，可以像按复播键一样复播的话，我想每天按下一只键盘，只想听听这个又矮又小的老人的声音，她是我的亲人。

　　家婆一百岁的时候，我和弟弟在县城给她做了百岁生日宴，家婆被红色的哈达衬得更加漂亮，真的是漂亮，鼻梁挺直，面色红润，青布衣衫飘飘。她坐在礼堂中央的木头椅子上，家人、近亲、邻居一拨一拨地上前给她献哈达和鲜花，甚至县委书记还带了老龄局的人去看望家婆，家婆的哈哈打得很响亮，说：“唉呀，我没想到县大老爷还带了兵兵马马的来给我过生呐。”

　　年初，生日宴的香气似乎还未散尽，不久家婆就去世了。现在想起我的家婆，覺得她身上散发出一股迷人的气质，一百年的岁月里，苦难与她如影相随，但她几乎很少提，对哪一个阶段的生活都保持接受和知足的状态。家婆常说的一句话是：“别把自己的生活说得太坏，又没有人拿好的生活跟你调换。”家婆爱美，四季常用时令水果擦脸，冬天的时候则做了一种叫猪胰子的东西护肤。所谓猪胰子，就是年猪宰杀过后，从猪身取下来一种叫胰的器官，不能吃，通常都给扔了。家婆却小心地把胰收藏起来，等忙过了把胰和了酒揉搓，挤出的汁液放在瓶子里拧紧，可以用一个冬天。后来，家里条件相对好了一些，我们姐弟几个轮着给她买首饰、新衣服和护肤品，家婆最爱要的还是香香：“给我买点香香。”家婆把所有扶护品都称作香香。

　　家婆对任何事情从不迷恋，不深究。二家婆所有的嗜好她都会，但她没有一样是有瘾的，酒没少喝，但从来没有醉过；烟没少抽，但她从来没有瘾。像她的衣服，从来没有凌乱不堪过，永远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家婆想我们的时候，就拄着竹杖立在老家门口，朝着我们的方向喊我们的名字，于是在街上就有邻居告诉我们。我想家婆的时候，我又变回了那只忧伤而柔软的白鸽，我不断地思念，直至思念无枝可栖。

　　我不断地去想那些死了的人，比如家婆、二家婆，还有青家婆婆。青家婆婆无疑是康家地最丑的老人，她的下巴向上扯着，硬生生地与眼睛挤在一起，眼睛与右嘴角之间只有二指宽的褶皱。她说话含混不清，时不时有口水顺着嘴巴流到衣服上，而她自己则毫无感觉，她胸前的衣服常常是硬邦邦地板起了。“金玉，你回来呐”这几个字从青家婆婆嘴里吐出来要费好大的劲，抱在怀里的儿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康家地有一种传说在私下流传，说得久了就变得像真的一样了，他们说，在最饥饿的时候，青家婆婆是吃过死人肉的，他们说得很恐怖，说那些人还没有最后落气，等吃人肉的人就排成了排。再看青家婆婆，她的丑就多出了一份狰狞。康家地的小孩都害怕接近她，还记得那时候，邻居有个红白喜事都会一起吃桌席，每每吃饭，青家婆婆都会事先为青家爷爷占个位，青家婆婆会不停地给青家爷爷夹菜，怕青家爷爷吃不到，一边夹一边说：“多吃点，多吃点。”一种好像永远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我信了那些传说，饭也就吃得潦草了，她夹过菜的地方，我们都不再伸筷子，一桌席吃到一半，我们就跑得一点踪影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