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春

　　我最要好的朋友从来不在我的跟前提起我的病。她不问，我也不说，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我知道她知道我的病，她甚至在我家看到过我吃药的盒子。她看过之后把盒子放回原处，一句话也没有说。至于其他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也至少听说过关于我生病的传闻。这从他们看我时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但他们和我最要好的朋友一样，什么也不说。我和绝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一样，在生活中，对于自己病的经历处于失语的状态。我不对别人提起，对自己也不提起它。我希望自己从不提起、隐藏自己曾经有过精神病的历史，这样我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奇怪了。但我没有自己希望的那么成功，我能感觉到我没有能使自己显得不奇怪，我始终是个别别扭扭的人。我对自己也不提起它，是希望这样能渐渐忘掉它。这一点，我就更失败了，犯病的时候我那些感觉那么触目惊心，我不可能忘掉那些感觉，那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他和我其他的经历一样，构成了我，剜掉那一部分的我就不是我了，会成为更难对付的人。在病过多年以后，我最近几年又开始住院了，这使我意识到，对于我的病，我能做的，不是试图忘掉它，而是面对它、整合它，让它成为我生活中的有机部分，成为我以后人生行走的动力。

　　但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不知道如何面对我犯病时的经历，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会在以后消失，留在我记忆里，我不能左右它，也不能认识它。它来的时候我瞠目结舌，奇怪地感觉着一切，既不能言语，也不能做一点什么。等到它渐渐消失，我才拾遗补缺地一点一点还原当时的情形，试着给出残缺不全的解释。即便在过去以后，我也没有办法理解我在病的状态下的所作所为和看到、感觉到的景象。自己难以解释，我试图求助于心理医生。我访遍了我生活的城市中当时每一个心理咨询机构，我只从中获得了一点点帮助，因为大多数心理咨询师都认为我应该克服掉那些“病态的”的习惯，走上和正常人一样的道路。什么叫“克服”，这是个难题。通过吃药忘掉它，还是让它以后不再发生？我连它的来路都不知，又怎能做到让它以后不再来？忘掉它更是无从谈起，只要我不丧失记忆，它将仍然伴随着我。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病复发率极高，治愈的可能很渺茫。我对“克服”它没有信心，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克服它。而人生漫漫，假如这些感觉仍然将突如其来地造访我、左右我，我以后的生活会成为什么样子？

　　不会对付生病的经历和防止生病，我变得对许多事情都惧怕起来。我原来是个胆子很大的人，一个人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害怕，自从生过病以后，我变得胆小了，到一个陌生城市灯火通明也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但害怕的感觉刻骨铭心。我会避免自己一个人出去，迫不得已出去了也会瞻前顾后，浑身每一个汗毛都竖着。后来我发觉自己最害怕的是看见路边流浪的乞丐，尤其是那些流浪的精神病患者。远远地看见他们我就不敢抬头了，直至从他们身边经过，也都不敢正视他们，更不要说施舍了。我那时候觉得这就是自己以后人生的归宿。学会给乞丐面前的盒子里放钱，用去了我很多年。我听人讲武训传，上网搜寻阿炳的故事，强迫自己去了解乞丐们的境遇，第欧根尼的事情，总算是敢在街上给乞丐面前的盒子里放一点零钱了。做到这些，不是靠自己觉得自己会有更好的命運，而是我了解的这些乞丐的故事让我见惯不怪、麻木了。

　　仅仅“克服”了对乞丐的恐怖，也并不表示我的生活有了希望，我还有更多问题都像那对于乞丐的恐惧一样，左右着我、困厄着我。因为病我成为环境中别扭的人，我开始对人也害怕起来，生怕别人看不起我，常常觉得自己是被不平常对待的另类。许多事情表明我确实是被另外地对待了。同住一层宿舍楼，别人都能相互轻松地交往，只有我一个人蜷缩在自己的房间，连借个东西也成为需要极大勇气才能办到的事情。我想跟别的房间的人交往，在路上跟人打招呼，弄得别人和自己都尴尬起来。装作问事情到别人宿舍，我紧张得浑身都绷起来了。我感觉自己面颊发烫，声音发颤，比自己当年上台演讲和朗诵紧张多了。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是我，还是从前那个人是我。几次这样的尝试之后，我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个另类、只配孤独这样的事实。父亲鼓励我买东西时多跟卖家聊几句，这样比较安全，不会显得突兀，但我很快觉得自己这样的搭讪也笨拙得厉害。

　　问题不止在跟人交往上，我的工作，我的整个人生都是没有价值和希望的。我正年轻，本来有无穷的精力和动力发展自己，事实上对于未来没有任何计划。工作成了沉重的负担。我日复一日重复着没有创新、没有希望的日子，没有成就感，办公室没有一点吸引力。在同事的无意提醒下，去读了一个学习班，这使我开始有了改变的迹象。读那个班，我接触了一些人，接触了一些知识，鼓励我写了几篇小文章，发表在单位的内部刊物上。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开始有人向我提起那几篇文章，还有人很热情地鼓励我：继续、继续。尽管我在报那个学习班的时候，也有一点希望能“长善救失”的意思，但对这希望怎么实现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在后来的阅读中明白了一点：“贫困的魔咒是黑暗而不是匮乏”；“历史给他们那被损害的生活又加上了被忘却的侮辱”。我先前的生活是一种被忘却的生活。那几篇小文章证明的是我还是一个“活物”。既然开始了，也许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的生活会有起色，可惜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那么简单斩截，我忽然觉得看书、写那些小文章好像很无聊，并不能真正改变我的处境。我仍然只有几个能说话的朋友，我仍然被困在自己觉得没有前途的工作中，除此之外，我还是单身，因为这个身份带给我的不便和困扰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一点对策都没有。我试了，改变这个身份没有那么容易，我不善于、也不愿意投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这样的事情中，我只有习惯它。星期日下午的阳光隔着窗帘照进我的房间，我望着一架子书烦恼不已。我没有房子，我住的这间平房是朋友借给我的，房价飞涨我却下不了决心买房。好象买房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朋友告诫我最多的是如何摆脱我的单身状况，而不是由自己努力来改变我的处境。工作、读书和写字都无法成为我人生中的“头等”大事。这一架子书很可怜地依墙而立，默无声息。它们和我隔着整个世界。它们能帮助我以新的视角来看待我曾经的精神病历史，能帮助我整顿我的生活。我却站在这个世界面前，不知道如何叩响它的门铃。后来我知道，唯有认准一个目标，艰苦地劳作，才能叩响它的门铃，我总是被艰苦吓住。

　　我觉得自己对于自己精神病的记忆一直处在沉睡的状态，但我依然对于有关精神病的一切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有一次，在一个小饭馆吃饭，看到一张报纸上刊登着一篇简短的报道。说的是一个患了精神病、有幻觉的男孩，如何在医生的帮助下带着他的幻觉生活的故事。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后来看电影《美丽心灵》，带着幻觉研究、生活的纳什还有一个闪亮的光环：诺贝尔奖获得者；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耶利内克、曾经也精神失常的沈从文，这些故事就是希望，在远远的前方鼓励着像我这样的精神病人。问题接踵而至：他们对于我的意义，只在于我的叫喊，与他们有更深切的关系还有赖于我进入艰苦的劳作状态。与周围的人相比，我写字又慢、质量又不高，写得少，发表得就更少了，简直不够鼓舞自己，更不要说改变处境了。长时间的孤独失语，我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变得不准确，也一再错失改变自身处境的机会，没有握住向我伸来的橄榄枝，工作中也是如此。病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我的病隔一段时间会重新再犯，这时候就要吃药、请假；再是周围人由于我的病而对我的态度和我由于我的病而对周围的态度中交互的不自然。这些都影响着我对自己的评价，也影响着我对周围人的看法：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更不要提跟人讨论了。诸如那个患精神病的小男孩、纳什、耶利内克和沈从文，他们经历中的细节并不被我了解，有的环境中的某些重要的条件我也无法具备，因此怎样与他们一样，带着幻觉生活，我一直缺乏可操作性的方法。

　　我确切地知道有一些事情不是幻觉。它只是总在我幻觉最强烈的时候出现。那个时候很多事情刺激着我，我起初还能辨别清楚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哪些不是，但过不了多久就混乱了。在那混乱里我可能说过很多奇怪的话，还会做出我在清醒时做不了的事情，等到时过境迁，幻觉消失了，那种种我后来才能确定确实发生的事情也往往一起消失，我才会对那时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不相信那是自己做的。最近几年我越来越倾向于相信那些事情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些感觉、那些别人没有看见、而我确实看见了、感觉到的事情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我在精神病院遇到几个病友，她们都有跟我类似的感受。还有一个精神病人说了一件很容易辨别的真伪的事情。在她小时候，有一次，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听到了倒水的声音，去看，空着的杯子里确实倒满了水。而她没有倒。她家里其他人都没有在房间里，不可能倒水。我联想到自己看见的经过光电技术处理过的路灯，我碰到的那些我自己看到了，而跟我一起的人没有看到的景象——从前我一直认为那是我的幻觉，其中有一些也确实是我的幻觉，但另外一些现在看来不能简单地以“幻觉”这样的字眼来概括。精神病的治疗倾向于通过药物消除病人的“幻觉”，但我的经验是，那些幻觉不可能完全消除，即便有些病人“病”好了，出院了，他其實也还带着某些没有说出来的“幻觉”。一般好的结果就是带着“幻觉”生活。这种“幻觉”和那些我事后确信确实发生的事情不一样。确实发生的事情别人也能看到和感觉到，他们能够证明那些事情的存在，而“幻觉”除了我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些种种的感觉搅和在一起，加重了我和生活中的人们交往的困难。我也越来越觉得弄清楚这些问题，处理好这些现象交织着出现的情况的必要性了。

　　我的犯病是以一次一次的自杀为标志的。我记得第一次发生那样的事情之后的情形。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老师和同学们就我在事情发生时的想法跟我交流了许多，我记不清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只知道老师安慰我说，一个要想做成事情的人应该脚踏实地地从小事做起；比如我们学校一个获得了尤里卡奖的老师他的每顿饭的时间和内容都是详尽安排的。我有一点吃惊，我当时想，我可能说了什么大话、空话而自己不自知。那个时候，精神病院还不像现在这样多，精神病的名声也不像现在这样大，要不然，我当时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以我现有的有关精神病的知识，我肯定自己会被当做忧郁症对待。

　　从那时开始，我有过好几次自杀的经历，坦白地说，几乎每一次都跟生活中一些失败的事情有关。一次失败就会导致我的精神全面崩溃。说经不起挫折和打击，是一个笼统的没有新意的看法。这些年我一直这样对自己交代，也许这个看法在过去起到过积极作用，今天看来，这看法显然太简单了。它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才能成为我生活中的有机成分，对今天的生活产生作用。

　　我不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还在中学时代就接受了一些思想。中学时我继母在单位收发室工作，常带回家一些报纸，我那时候最爱读的是上海的《青年报》。它不光会刊登当时的复旦大学的学生的一些文章，也会有一些对当时社会上女性的新活法的关注。有一篇报道名为《大我型女性》。这篇文章介绍了几个已经结婚生子，但不停止对自己事业追求的女性。讲她们如何协调家与事业之间的关系，她们的丈夫家人如何支持她们的故事。我特意把这篇报道剪下收藏起来。那时候我已经高中二年级了，接触这些思想的来源是报纸刊物，我所接受的这些思想是零散、片段的，虽然很令我触动，但没有办法变成我生活中的元素。我只是把全部精力投注到功课上、参加一些活动上。以我当时的年纪我不可能理解这些报道的深意，我生活中的事件也无法更深刻地启示我。到了大学里真正碰到感情问题了，中学时看的那些报道全然抛到了脑后，而那些同学之间的闲言碎语显然更有力量。我被自己在“爱情”中的表现吓住了。校园文化有时候有着它残酷的一面。关于感情问题，对那些主动出击的，在各方面都表现突出的女孩子极尽讽刺之能事。有一个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女生喜欢一个男同学，主动接近她喜欢的男生，她生的有点黑。她去找那个男生，那男生对其他男生说：黑脸李逵又来了。我非常担心自己也成为拥有那个女同学遭遇的女生。在我自己的感情经历中，我不幸成为了强势的一方，那最先追求我的男生成为了躲避的一方；有时候，与我要好的女同学去替我叫那个男生，他对那女生说：我跟她不合适；你看她上进得像个党代表，而我颓废，一点不求上进。我知道他所了解的我根本不是我，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自己能帮助他成为一个能站得起来的人，总是自投罗网地去帮助他。

　　我记得一个老乡借给我一本盗用琼瑶的名字出版的小说，名字叫《花好月圆》。写一个有相当的文学才能的女孩子，由被一个男生崇拜到最后颠倒过来她去求那个男孩子那个男孩也不接受她的故事，看得我毛骨悚然。我暗下决心，我一定不能让自己成为那个可悲的女孩。我打造着自己，在感情事件中做作地把自己装扮成弱者，也从一个不甚在意外貌的人变得刻意、明显地爱打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课堂上，老师问我，当时（1990年代）的中国从思想上和道德上都很乱，我怎样评价。这个问题父亲恰好跟我讨论过。他说清末民初，整个中国战乱频仍，与满清时相比秩序要混乱得多。但满清政府的夜郎自大代表的是一个即将倾覆的朝代，而北洋政府军阀混战，“五四”新文化运动，政府无力控制时局，社会上有一些有生力量在混乱中发展了自己，也因为在那乱象中成长起来知道怎么对付它，因此也可以说，那一、二百年的乱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可作为一个被吓破了胆的女生，我只是回答老师：就这样乱着，乱一乱挺好的。我当时就听到后面的同学“嘁！”了一声：“这算什么回答？”有一个女同学问我，什么是“雅皮士”，我都不敢仔细给她讲，生怕那坐在旁边和我有一点感觉的小男生觉得我“恐怖”。我当时身上的种种变化周围同学也都看到了。当时有一种圆珠笔笔油里放了香料，味道很浓，我用那种笔写字，身旁的女同学问我：“你抹了什么，这么香？”我那时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不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不恐怖的女生身上，什么功课呀，书呀，名著呀都想不起来了。然后全面的危机到来，功课，人际关系、感情事件，一起发难，我难以承受之下，犯病。毕业后的几次犯病原因也都与先前类似。这样，我全部的青春，最好的年华，都被这样一次一次的折腾浪费掉了。几十年过后，我才在波伏娃的书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只要女人还希望做一个女人，她的独立地位便会引起自卑情结；另一方面，她的女性气质还会使她对她的职业前程产生怀疑。

　　我最后一次绝望的自杀是在2004年。在那之前，我对人生的感觉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她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而是认为错误是无可挽回的灾难，就和畸形似的。我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别别扭扭的人这一点，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关于精神病的最新观点认为这种病有着生理的基础，精神病人的神经递质和正常人不一样，它会分泌多于常人的物质，造成一些异于常人的感觉。但无论是谁都同样承认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心理因素，人格因素对引起精神病的重要作用；就精神病的治疗来说，药物一般治疗的是阳性症状。阳性症状消失之后，要使精神病人的精神状况真正健康，心理调节、精神分析和治理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只有病人的阴性症状也大大改观，才可以说精神病人接近康复。精神病人复发率高跟他们的阴性症状得不到有效护理和整治，以及出院后环境得不到改善有很大的关系。住院、吃药，多次反复之后，我发现自己心境的变化来源于我的阅读、写一些小文章（虽然与别人相比，我写的又少质量又不高），和在这样的活动中慢慢找到的在其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映照着我和我的活动。有了参照物，有了交流、沟通的尝试，我渐渐地摆脱了从前那种一直把握着我、决定着我的心境。也许说摆脱不准确，应该说是在与从前的心境的反复争斗中看到了好转的迹象。尽管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浑身裹着一个僵硬的壳，不会和人轻松交往，但成为别别扭扭的人多少有些自说自话；不过是练习得少，缺乏跟人沟通交流的技巧罢了。从前那些可笑可怜的经历不再是灾难性的、令人失语的、自别于人的了。

　　仍然是病，最近几年我反复住院。我无法预料，不能控制，心境却莫名其妙地摆脱了从前的阴郁。也许一直在单位的环境中无法见到新鲜的人和事，而精神病院提供给了我一个接触不同生活的机会吧。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一直囚禁在既有的范圍内。病的限制是跟自身所处的那个环境相关的，它使我跟人交往时犹犹豫豫，夸大了与人交往时的挫折感，并且不敢真正放胆去尝试。单身又加重了这种状况。对病的失语和对单身的回避是一样的，都阻碍了我健康地生活。我的阴性症状来源于我的这些状况，确切地说，是来源于我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最近几次反复住院是我无法解释清楚的事件，但住院过程中病友们的状况，他们每个人各不相同，又殊途同归的经历，帮助我从只囿于自身的状况中冲脱出来。我住的这个医院在城乡结合部，病友中多数人的状况比我的状况要不幸。我的那些想要不致在这里的生活中彻底被淹没的幻想渐渐活了过来。我跟她们朝夕相处，她们中有的人对待病的无望挣扎、更多的人被环境甩到这里，可以说各有各的不幸。这些都是我在外面的生活中无法想象的。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女性的惰性、无见识和难以以及不能勇敢、周密、有计划地争取自己的命运，也看到了命运加在她们身上的那只不公、损害和压抑的手。她们和我一样，年复一年地生活在精神病医院里，遭受折磨、又自己折磨自己。在虚无的时间中，时间虚无地把不可思议、无命运的人生强加给她们。

　　我20多年第一次生病住院时的精神病医院还是开放式的，病人自己能自由活动，也可以到医院门口买东西。等到我5年前再次住院时，绝大多数基层精神病医院都变成了封闭式的。不知道是由于精神病人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严重，还是国外的精神病院管理方式的影响所致。总之，从前中国社会中精神病人和正常人居住在一起的温情没有了，凡是我就医的医院，精神病人都被隔离起来，生活在精神病医院里一个个病区里，病区间相互也不来往。精神病人一进病区，护士立刻把门锁上；也几乎是立刻，精神病人失去自由的感觉就产生了，只不过任凭病人拉门、呼喊、叫唤、哭泣，叫和自己分隔在门两边的家人把自己带出去，也不会有人理她。她们就此失去了自由，少则几周、几个月，多则几年、十几年都有。我从前还看门诊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到病区去，进门后，看到楼道里走来走去的精神病人，大多脸上表情有些呆滞，眼睛平视着前方。我有时会问他们大夫有没有上班，他们中多数人会友好地回答我，有的还会领着我去大夫在的地方。那时候我没有多想，只是本能地感到他们很可怜，有时候还为自己庆幸。一切看上去很平和，根本意识不到那巨大的强制力量。等到自己也开始住院了，才像是拉开了笼罩一切的幕布，开始作为其中一份子，感受里面的病人的滋味。

　　病区里，用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相对简单的环境将病人与外面的那些引起他生病的环境隔开，并在此给他们进行吃药、打针的治疗。据说，现在的精神病医院的住院治疗（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基层医院）都是将病人关到一个个精神病院里。将他们关起来，首先是因为对精神病人有可能造成的后果到底由谁来承担责任难以作出法律方面的确定，而国外的精神病治疗已经实施了“家庭式”和开放的“社区治疗”。除了将精神病人强制关起来，还有其他强制精神病人的方法。如果病人不听从医生护士的话，或有伤害其他病人的危险或伤害自身的危险，他们将会被“保护”到床上，不能动。所谓“保护”，是用带子将他们绑到床上，手脚固定起来，等到病人安静了或者给他们打过镇定的针了，才会松绑。还有一种方式是“过电”，美其名曰“行为疗法”。也是用来对付那些行为暴烈或不安静的病人的。这类似监狱里的“电刑”。是一种类似手套的器具，通上电以后在病人的手上、头上、或者其他部位击打，轻重程度取决于对病人施行“行为疗法”的医生的个人习惯，轻一点的会是手套触到病人被电击的部位，重的有的医生会用手套去握病人的胳膊或者其他部位，触到被电击的部位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病人感受电击的痛苦也要轻得多，如果被握了，不仅会留下伤痕，当时的感觉要远远痛于仅仅触到。后来有的医院还给护士配备了类似“警棍”的器具，看上去就像个手电筒，一掀开开关会具有象“过电”器具一样的功能，护士叫病人喝药病人没有及时到，或者病人间打架、骂架的，护士都会将电棍那样的器具放到病人身上电击她们，使用的频率取决于护士的习惯。在这重重强制下，病人进医院不用等太长时间就学乖了，学会避开这些惩罚措施；学得温顺、听话。我住的医院里，长住的病人（住院超过一两年的）都是配合医生、护士工作的模范。一般的病人在这种人为的简单环境中精神得到休整，在药物治疗和休整后，她们的明显症状一般都会消失。这段时间各人情况不同，时间也长短不一，病人需要几个月、一个月、二十多天的都有。时间短的往往是初次住院或者只住过一两次医院的，或是家里费用紧张的。住一两年的也有，时间长的有在医院住了十几年的。有的在医院住的时间过长，失去了在外面生活的能力，家人把他接出去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要求再回到医院的。这种简单的环境能够使病人的症状减轻，却无法在病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精神病人出院后仍然生活在当初引发精神病的旧环境中，不要说很多人出去以后没有人监管自行减药、停药，即使那些能按时按量服药的病人在面对旧环境时也会病情复发。所以精神病医院里住的都是来来去去的旧面孔。这种情形，也会令病人灰心。偶尔有那些出去几年再没有回来的病人的故事在病人间传说，但这样的故事太稀少了，以致大多数精神病人觉得离自己太遥远。他们更相信的是精神病是治不好的，只能在一次一次的反复发作的间歇求得短时而不持续的“正常”。

　　听说在大城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有被称作“日间站”这样的机构，从精神病院出院的病人还不具备独自工作生活的能力，家里又腾不出人手来照顾，于是这样的机构就把出院的病人看管起来。每天家里人上班时把他们送进来，晚上下班再把它们接走。在“日间站”里，病人集体看新闻，做一些简单的手工，象刺绣、剪纸等等，相比精神病医院这里有着明显的不同：它让病人有事可做。精神病医院里病人每天就是三顿饭、三次药，其余时间可以看看电视，有的医院可以做些简单的活动，如打乒乓球和羽毛球或者篮球，有的医院就只能看看电视；即便那些能活动的精神病医院，活动的场地也不可能每天都开放。有的数天、更多的数周才开放一次。病人大量的时间无所事事。无所事事是一把可怕的锉刀，用虚无打磨着病人的感觉。这样的情形之下，病人就希望让这不知道怎么打发的漫漫长日在睡眠中度过。可是睡觉在医生和护士看来是病症还未消失的表现。与睡觉作斗争、与虚无中的睡眠作斗争，成了护士们白天除了保持病房卫生和吃药之外最大的工作内容。我曾经住过的一个条件较好的精神病医院，它在病区里有隔离开的活动室。每天早上起来洗漱、吃完早饭吃药，就把病人都赶到活动室，可以看电视和打乒乓球，还有一些过期的报刊杂志，早上治疗区的工作人员会把需要做各种治疗的病人带走，剩下的病人原则上除了喝水和上厕所之外不得离开活动室，但总有一些病人想方设法回到病房里睡觉。病人感觉不到希望，这里的每一项活动病人都看不到意义。电视节目与自己无关，也激不起来他们的热情；许多病人还有幻觉，治疗精神病的药大多都具有镇定的作用（除了抑郁症），吃完后步履踉跄、目光呆滞，有的药物还导致口水多，只想睡觉；况且这里的每件事情都是过渡性质的，病人们打不起精神去做，那些常住这里的病人更有一种深扎在内心的绝望，这些活动几年不变，难以激起他们的兴趣，都想回到房间里去睡觉。而在另一家医院，由于病状较轻的病人要参加一些日常劳动，所以早上参加完劳动之后，这种虚无的感觉才会到来。这家医院没有活动室，病人的活动是在楼前的场地上，病人一周能活动一次就不错了。而在无法活动的时候，护士们会时刻视察病房，看见谁睡觉就把谁叫起来。有的护士把愿意唱歌的病人带到五楼“音疗室”，那里有KTV唱歌设备。好些病人也觉得自己白天睡觉会导致夜晚睡不着或睡眠质量不好，所以想用唱歌来对抗虚无，他们说：唱歌时间过得还能快一些。大多数病人对现在流行的歌曲不熟悉，她们都不能唱歌，很多人去KTV也只是听歌，但很多人都愿意去那里，因为可以避免时间的难捱。有一个病人行动不便，她很难看电视，也无法与人沟通，她老是觉得体内有人对自己说话。白天一旦睡觉，晚上对体内“假人”（这是她自己的叫法）的感觉就会更强烈，她便会喊叫：打倒“假人”！这样喊影响其他病人，也影响护士夜间睡眠。于是白天无论哪个护士值班，路过她的病房瞥见她在睡觉就会喊她：徐蓓荣！起来！有的还把她叫到楼道里，用保护带把她固定到楼道的暖气管子上，使她无法睡觉（她的房间跟护士办公室斜对门，护士们出去上厕所、办事情，总能看到她）。还有一些爱睡觉的病人也是护士们关照的对象。

　　同虚无的斗争还表现在另外的方式上。病人们在这里必须的生活内容是每天三顿饭、三顿药，除了那些还有治疗项目的，比如打针、打吊瓶的以外，病人就没有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了。于是吃饭成了病人们除了睡觉之外第二个自发的生活内容。她们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发挥了无穷的智慧和才能。总的说来，医院里有食堂，会供应病人们伙食。如同所有向很多人供应伙食的食堂一样，总是众口难调，很难会让所有的病人都满意；更不要说食堂的伙食再差一些，病人们会更加难以忍受。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内容，在病区所有对事情的感觉都会因为被过分关注而放大。对于食堂也是这样。于是买外面饭馆的饭，成了病人们每天都会做的事情。病人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下一顿饭食堂吃什么，如果是自己不爱吃的，便会想方设法买外面饭馆的饭。病人需要统一由护士带领去锅炉房打水，早上早饭7：00钟开饭，早饭过后打开水，锅炉房和厨房连在一起，开水也是做饭的师傅烧的。早饭不需问，是老三样：稀饭、咸菜、馒头，抬水去的时候，可以打听中午吃什么菜。女病区的水由六个病人抬三个桶，分两次抬把一楼和二楼的保温桶打满。她们可以顺便问中午吃什么菜，一楼、二楼关心吃饭的人也就都知道了。早上10：00左右，病人中便会有热心买饭的人问平日常买饭的人要不要买饭。她把大家的钱凑到一起，或者叫愿意帮忙的护士打附近饭馆的电话订餐，或者把钱交给医院的门房，有时也央求来看病人的家属出去给自己的病人买饭时给大家代买。附近也有饭馆会来人在病区门外喊：谁要外卖？把买饭的钱收去，回去做了再把饭送过来。热心人征集大家一起买的钱是因为买的饭多了，餐馆的人才会送过来，求护士打电话时也才能更理直气壮一点，二来也是为大家办好事，为大家服务。同住一个病区，大家都理解彼此的难处。附近的饭馆大都知道这里关着一百多号精神病人，有的饭馆坚持每周一、周二下午病人起床后来给病人们送饭，有的饭馆不会缺斤少两，但有的饭馆送来的饭，同样的一份饭，与他们在外面卖相比，不仅量少，而且缺盐少醋，该放香菜的用芹菜叶子代替，病人们一面抗议，一面慨叹自己被人怠慢、被人歧视。抗议之后会好一点，但很快便会重蹈覆辙。大多数病人对于外面的情形是不了解的，只能透过楼道里的窗户看到外面马路对面的市场的名字：新世纪广场。里面有卖水果的摊贩，有卖衣服、日用品的，也有周围遍布的餐馆，有的病人在这里住的时间长，经常帮护士跑腿、干活，获得了护士的信任，有时候护士为大家采购东西的时候会带着她们一起出去，让她拎东西。她們得以了解外面餐馆的具体位置。哪一家靠近哪一家，哪一家的特色是什么，她们都如数家珍。护士们给自己订饭有时也会问她们饭馆的电话。除了她们跟护士到外面一起买东西对外面的情况比较了解外，还有一些病人因为住的时间长有时家人来看他们时会带着她们出去买东西或吃一顿饭，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有一些了解。还有人因为反复出入院次数多，有时候出院会跟家人到外面逛一逛，她们对外面也有走马观花的印象。大多数病人对外面是不了解的。外面的饭馆来卖饭，有的病人本事大，能让饭馆的人赊给自己。这时候，其他病人一面笑话那些赊账吃饭的人，一面也在心里暗暗羡慕她们。同时那些能找到人给自己买饭，或者能让护士打电话的人，大家也很羡慕。那些人一面给自己买饭，能力所及时也给大家捎带，无形中就成为在病区里说话管用的人。由此也形成了病区里的等级。吃饭、买饭和病情的轻重一样，和家人对病人的探望频率、探望时买的东西多少一样，成了决定病人在病区里地位的因素之一。她们如果把钱交了，便会都跑到楼道的窗户跟前去看大门口送饭的人进来，一面看一面嘟哝：“半个钟头了，怎么还不来？今天这么慢，不是二十分钟就来吗？”一看到送饭的人到，立刻都涌到楼梯口的铁门前去接饭。常常一份饭两个人分，一人半份。这种买饭的热情，也给了住院的虚无生活以内容。

　　还有一个打发时间的法定方式是看电视。二十多个人一台电视，十来个人一台电视，调台成了问题。二楼的电视一天到晚都在综艺频道和湖南卫视上，等到有“鲁豫有约”的时间就在凤凰卫视上。因为几个常住的病人对这几个台感兴趣，她们对调台有发言权。一般的病人、尤其是住院时间短的病人大多数是别人调到哪个台她们就看哪个台，不想看了就自己走开；如果觉得节目还可以，就坐下来看看。而在另一个医院里，就只有陕西、西安几个台可以调，而且是四五十人一台电视。总之，在精神病院里，病人的生活没有内容。吃药打针各种治疗虽能减轻阳性症状，但阴性症状的去除若一直保持在现在的状况，那精神病的复发率高就得不到改观。经常看着病友们在楼道里来来回回地揪心地转、坐在那里一语不发地发愣，或者没有目的地自言自语，让人心里一阵一阵地难过之外，还觉得恐怖。

　　不同的医院对病人的管理方式也有区别。我曾经住过的那家规模较大的医院对于病人的日用品、零食采取的是医院统一供应的方式。每个病区里有两个护工，护工除了打扫病区卫生、供应病人喝水、掌管病号服以外，还负责从外面进一些零食，如卤鸡蛋、袋装麻花，火腿肠等，另外还会有裤头、袜子之类的日常用品，至于杯子、脸盆、牙刷、牙膏、碗、毛巾等那是必备的。病人家屬把钱留到护士那里，你随时可以买东西，买了她们再从你家人给你留的钱中扣，直到扣完为止。有的病人家属给病人身上留钱，那是为她们觉得食堂饭吃不下去时让人帮忙从外面带饭的。所谓的“外面”——不是真正的“外面”，这家医院离闹市远，实行的又是封闭式管理，医院周围没有一家饭馆——指的是医院员工餐厅，开放式的，可以用现钱买饭，病人们托出去吃饭的的病人家属给自己带。这家医院不会管家人给病人留了多少钱，病人怎么花。而另一家医院就不同了，就是上文所描述的那家医院。那里也是病人家属把钱留到护士账上，但由护士长掌管，病人身上一旦有超过五十块钱，护士就会把钱收去，放到她的账上。护士长每周给病人发放一次零用钱，把病人家属留给病人的钱酌情发放。在女病区里，只有两个病人可以多领钱，分别领一百和四十，其他的病人则领十块到十五、二十不等，这是病人一周的零花钱，用来吃零食的。也曾出现过因为病人不给主治大夫洗白大褂，主治大夫吩咐护士长不要给病人发零用钱的事。多领钱的那两个病人一个是病区里年龄最大的，有单位负担她的费用，也有工资，她的家人给她留的钱多，往往一次留一千；另外一个病人是医院里的劳模，从抬水、铺床叠被到替病人们发放零食，到厨房帮厨，她都在干，所以护士、医生都对她比较客气。至于毛巾、脸盆、肥皂、牙膏、牙刷、杯子、卫生纸之类的，医院都有现成的，要的话直接从账上扣钱就是了。零食医院是没有的，如果有几天大家都有要买的欲望，护士长便把大家要的东西登记起来，带着几个病人到外面买。据说，这家医院不让病人手中有大额的钱是因为害怕病人花起钱来没有节制。

　　精神病医院不允许病人使用玻璃器皿、金属物件，病人夏天买的蚊香里面的金属架子要由护士收去，病人用蚊香是用折叠成条纹状的纸来垫在下面代替蚊香架的；蚊香也不能放到病房里，必须放到护士办公室，病人买的点蚊香的打火机也必须放在护士办公室，用的时候到护士办公室点着蚊香，把点着的蚊香拿走，打火机留在那里。在那家大一点的医院里，由于只能买护工进来的东西，所以保证了没有玻璃器皿盛放的东西，小一点的医院里有时会有病人们买的用玻璃瓶装的酱之类的食品，那就要统一放到护士办公室，病人每顿饭要吃再到护士办公室去挖。筷子也是危险用品，那家大一点的医院采取用塑料勺子代替的方法；小一点的医院则采取每顿饭吃完统一把筷子收走，下一顿饭再发放的办法，为此病人常常会因为忘了或者懒得交筷子被护士批评。

　　与外界的联系这两家医院也颇不同。小一点的这家医院不许病人往外打电话，不许病人往外传递消息，不仅医院没有能够往外打的电话，而且每一个病人的家属来看病人时，护士都会叮嘱家属不许给其他病人用电话；不允许委托医院工作人员往外送信，几乎没有病人往外邮寄信件的例子。病人与外界的联系只有通过他的主治大夫进行，主治大夫只给病人的监护人打电话。这样假如病人的监护人不愿意她出院，病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联系出院的可能就基本上被杜绝了。而那家大一点的医院病人在征得主治大夫的同意之后可以向外拨打电话，至于他（她）给谁打电话主治大夫不会多问。

　　这附近有很多家精神病医院，民营的，公立的，仅我住院的西安市的一个区，就有三家有一定规模的精神病医院，周围的区县还有好几家，至于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的就更普遍了，甚至有的地段医院也设有精神科。精神病医院多，且都能生存，说明精神病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精神病医院的竞争也越来越厉害，每个医院都在想方设法吸引病人。不同的医院，尤其规模不同的医院设施、设备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有的公立的、规模较大的医院有各种完备的辅助治疗设备，从电针灸、各种音频设备到电休克，每天每个病人都会被施以一种或几种治疗，而小一点的医院在这些硬件设施上就跟不上了。但小医院也有小医院的长处，它灵活性好，比如我所在的这家医院就采取了冬天给病人发苹果，夏天发西瓜的措施，食堂还每隔两周给病人吃一次饺子，这些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吸引病人的措施。他们治疗设备少，但打出了较同类医院费用最低的招牌。每年还会到远一些的地方去做广告。现在大小医院之间的互动也在加强，大医院派专家来小医院讲课，小医院的医护人员之间也互相培训。有一些新的消息也能在医护人员之间分享。另外由于小医院的管理不那么刻板，我所在的这家小医院的医护人员报考心理咨询师的人也很多，这对提高医护人员的管理水平肯定是有好处的。但不论小医院还是大医院（仅限于我住过的两家），里面都有监护人遗弃精神病人的状况，而这些医院出于自身收入的考虑，收留了被家人遗弃的精神病人，让这些已经症状消失，完全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中的人，常年住到精神病医院。而在现行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中，遗弃精神病人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精神病人是一群神奇的人。一般人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一边也说，只有能行的人才会得精神病。家有精神病人初期一般人都会瞒着周围人，直到多次看病再也没有办法瞒下去，周围人才会知道。家有精神病人也会给家庭其他成员带来很大的压力和麻烦。家属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方式，不仅决定了精神病人的命运，也往往是对这家人人性的考验。

　　精神病人分为几种：一种是长期住院的，三年、五年，十几年的都有。这些长期住院的病人有的因为多少年的病情都得不到缓解，家人觉得他们无法回到正常人群中去生活。另外一些则是有着跟他们不同的原因的。可能父母都不在了，兄弟姐妹觉得接他们回去会扰乱自己的生活；还有一些父母健在，或至少一方健在，但他们觉得把精神病人接出去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用一个精神病人母亲的话就是：把她接出来我就得少活几年。更因为精神病人生活的环境中流行着精神病是不治之症，这些也使得病人家属对病人的康复失去了信心，觉得与其把他们接出去，不如放到精神病医院里，这样省事、保险，自己压力小。还有一种是反复住进精神病医院的，有的病人一年之中来来去去精神病院好些次，也是精神病医院的常客。她们大都有残疾证，享受政府规定的免费住院的待遇。这些规模小一点的精神病医院常说把病人“办”出去，起初还以为是给病人办出院，后来才知道并不是真正让病人出院，病人在“办”出去的这段时间并没有出院，而是继续在医院里呆着；这是因为国家有规定，病人一次住院报销有最高限额，病人住在医院里费用达到最高限额超过的部分就要自己承担了，医院为拉住病人，形式上为病人办了出院，但病人在医院里不出去，等到过一段时间，一般为两周、半个月左右，再把病人办进来，这样病人在医院产生的费用就可以全报销了。大一点的医院则不存在这种状况。大一点的医院，它的病人往往只住很短的时间，十来天、二十来天，长的也不过一两个月。我还接触过另一家也开设了精神科的综合性三甲医院，他们就没有住到一个月以上的病人。它的医生说，精神病人主要是需要在家庭和正常生活环境中恢复的，住那么长时间的医院没有必要；但这家医院在精神病人住院期间要求有家属二十四小时陪护；他们也从来没有电击、捆绑等强制性措施。而小一些的医院，承接了家属和单位遗弃的精神病人。

　　常住的精神病人大都有一个为他们住院买单的单位。单位提供费用，医院提供场所和设备，家人作为监护人提供决策。这样病人们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年、十几年地的生活在精神病院里。她们常住在精神病院里，看起来符合各方的利益。首先是家属，病人如果在家，那他犯病了一家人就都不得安生。即便不犯病，她们的行为举止也怪怪的，家人什么地方招呼不到，她们就会自行减药，这样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犯病，更不要说有的病人即使一直按医嘱服药也会犯病。犯病后有的病人有伤人或者自伤的行为，或者有潜在的伤人或自伤危险；有的病人会从家里跑出去，给家人带来很大麻烦：找吧，不知道上哪里找；不找吧，她们又很容易出事。一个精神病人，搅得全家都不得安生。其次是精神病院。精神病医院收纳了精神病人，替精神病人的家属解决了一个大难题，精神病人的生命有了保障，生活有了着落，病情在控制状态；即便在精神病院期间会犯病，医生、医院也會想办法及时治疗控制；还有，精神病人一住几年甚至十几年，对精神病医院来说，是一笔可观的稳定收入，在一些规模小一些的精神病医院，这可以说是近半的收入来源。既可以帮病人家属解决问题，又可以解决医院的收入问题，何乐而不为呢？最后，精神病人的单位往往也愿意这样做。这样做，只需每年出一笔费用，把病人送到医院，省掉了很多诸如病人出院后带来的一系列麻烦问题；更主要的是，病人家属也不会再到病人单位要求什么，单位也会觉得这样把这个职工安置了；病人的生活、生命都有了保障；卸下了一个包袱。这里只有一个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就是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生活状态被压缩在最低层次上，她被保证的仅仅是活着的权利。但人活着就要使自己的生命有所附丽，不是为了在虚无中度日的。生活没有内容，生命没有价值，如行尸走肉，对自己的生命、生活没有发言权，生不如死，更谈不上超越性的追求了。因此，有单位替自己买单，对于有些病人来说，其实是个双刃剑。

　　死亡是离精神病人最近的事情了。忧郁症直接导致自杀。送到精神病院里的好些忧郁症病人是直接从自杀现场带来的。我曾经碰到过的病友李英琳和王素娥都是自杀未遂的病人。其余的，即便不是忧郁症的病人，也十有九九有过自杀的经历。精神病院严防病人自杀，采取了很多防止病人自杀的的措施。前面谈到的避免使用筷子、金属器物、玻璃器皿等等都是这类措施。即便这样，也仍然有人逃过了重重防范，实施自杀。我住的这家小医院就曾有过一个精神病人把给病人剪指甲用的指甲刀吞到了肚子里。虽说发现得及时，最后动手术取出来了，但百密一疏，这根弦精神病医院得时时绷着。不想活，是因为活着看不到希望：病永远治不好；永远生活在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做的日子里；一生都要吃药，活在精神病医院里。那些在医院外面的精神病人自杀率更高。她们生活在正常人的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更加映衬了她们的病态和孤独。他的精神病的历史不能对人提起，她自己又无法消化它；去看心理医生的费用不是每个精神病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的。在我住的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医院，很多精神病人也没有这样的人脉资源。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在梦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清醒的。住院治疗的经历使得很多精神病人的生活中充满了“黑洞”，不能提，不能说，又偏偏能把自己吞噬。常住病人的正常生活在遥远而模糊地记忆里，反复出入院的病人的正常生活是短暂而恍惚的片段。那些初次生病或病情较轻的看门诊的病人，她们的生活也蒙上了恐怖的影子。这些都造成了精神病人在正常人面前的失语。加上在医院外面，对她们的监管相对宽松一些，因此精神病人是死亡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她们的一切都在见不得光的处境里，于是死亡成了他们追求生命超越性的一件事情；她们在用死亡来抗争这种无命运的人生。

　　如果说精神病人是生活在最无望的黑暗里的话，女精神病人就在黑暗的最底层。我以我在精神病院女病区所经历的人和事，来还原这种看不见一点光的生活，这样一群被剥离出正常的人群的人的被忽略的生活。

　　几乎有着长时间住院经历的人都有过被电击的历史。这是医院震慑病人的法宝，类似于监狱里的电刑。或者因为不听话，喜欢闹，或者因为与别的病人之间打架，或者因为有幻听幻觉、因而行事不合常理，都可能被电击。除了由医生操作的大电，还有由护士掌握的小电筒。这种小电施行的范围就更普遍了。护士召集病人吃药，而病人没有及时来，到了睡觉时间，病人没有及时睡觉，病人没有按时打饭，病人频繁去护士办公室敲门，或者纠缠护士，都可能被护士用小电筒电击。我就曾见过一个病人，来回都喜欢摸一下护士办公室门口挂着的锁头，护士就用电筒电她。病人们都是谈电击色变。一个生龙活虎的人有可能在被电击以后变得谨小慎微，至少在刚被电击以后几天是如此。每当医院准备电击（过大电）病人，在楼道里拉开连接电击器具的电线，病人们之间就开始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胆子大的病人敢从窗户外面往里看，看电击的过程，一般的病人，都会被吓得乖乖的、悄悄的，规规矩矩地坐到自己的病床上，或者站到楼道里，大气也不敢出一声。被电击的人鬼哭狼嚎，平日里看起来坚强勇敢的人这时候也变了样，不住地向医生求饶。我曾经住过一家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大医院，在每一个病区里都有一个专门放过电器具的房间，给病人过电时关着房门，其他病人只能听到惨叫声，看不到里面的情景。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被过电的经历。第一次是在那家大医院。那是我那一次刚入院不久，有着很强烈的幻觉，我问病区主任几个问题，她不回答我。我便评价说她水平不高，人品不好，于是被医生护士按住过了一次电。后边的两次过电，都是在后来住的这家小医院。先是有一次我住院的时候，处在亚木僵状态，医生说她为了唤醒我，所以给我过电。医生说，过电是对病人有治疗作用的，比如我的情形；另外，它的确有震慑病人的作用，所以叫“行为治疗”。紧接着我又被过了电：那时候我幻觉强烈，晚上在病房里喊，护士叫来当天晚上的值班医生，给我过了大电。

　　一般的病人，被过了电以后都会变得驯服，甚至闻听说要被过电而丧胆。有一个病人正在上厕所，听到大夫说要给她过电，吓得提起裤子就哭叫着往病房里跑，边跑边说：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她的满口牙齿，都被在从前的医院里过电给震掉了。还有一个病人，给一个刚住院进来的女孩子抱不平，说那个女孩子住院进来两周了，病不但不好，还给治得越来越重；她在楼道里大声地指责医生，被医生捉住了给她过电。给她过电的是她的主治大夫，也是那个女孩子的主治大夫。医生在她头上、在她胳膊上都给过了电，还用过电器具握她的胳膊，留下的淤青，近一个月都散不去。她平日里那么厉害的一个人，这时候也只有讨饶。从此后再评价医生就明显有所顾忌。医院里的常住病人，住了七八年八九年，或者十来年的，她们都是遵纪守法的模范。一来因为她们大多数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二来因为她们都有过被过电的经历，知道厉害，所以不敢去做让医生护士们生气的事。非但如此，她们中有的人还会主动帮医生护士维持秩序，呵斥，或者是使唤那些有症状的病人为医生护士服务，为其他病人服务，为医院服务。

　　所有的事情都有例外。病人中也有那些宁死不屈的。曾经和我同住一个病房的杨明彩刚入院的时候有明显的幻觉，觉得让她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因为有人要害她，所以坚决不吃饭。医生劝不动她，就给她过大电。过电的时候，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医生护士都说她是刘胡兰。她也以此自豪。我后来住的这家小医院，是流浪精神病人的收容所。民政部门从大街上领来的流浪精神病人，就被送进这家医院。因为问不出这些流浪精神病人的姓名，医院里就称呼她们“无名”，并且“无名”一、“无名”二地排下去，现在，“无名”系列已经上百了。这些“无名”们带着在流浪江湖里闯荡的野性，不像我们这些住家的病人那么好驯服。有一个无名进到医院以后不听话，她的主治大夫给她过过几次电都不太起作用，当她的主治大夫拉开架势，准备又一次给她过电的时候，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咬住了主治大夫的手指，当大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主治大夫的右手中指已经给咬断了。医院赶紧把她转到了别的地方去了。医生们之间因为这次事故，彼此惺惺相惜，病人们却在私底下暗暗说，要不是现行的這套医院管理模式，也不至于会这样。

　　病人们攻击医生护士的事情还有。TT、MM合起来打护士的事情就是一例：不知道什么原因，她俩和护士争执起来了，俩人就一起动了手。后来给她俩都绑起来过了大电。楼上男病区也发生过病人打护士的事情，伤到了护士的鼻梁，护士休息了好久才能来上班。还有WJ，她丈夫有一次要领她出去，医生准许的电话要值班护士接了才能放行，值班护士因为生气WJ的丈夫向主任告了自己，不肯接电话，WJ就动手打了护士。这些无疑会在医生护士心间留下阴影。但总体上，是病人们心里的惧怕更多，因为医生护士掌握着更多的惩治病人的办法和器具。

　　一般说来，护士动手打病人的事情更多一些。这个医院有一个叫刘芳的护士，就多次打过不同的病人。有一个叫HYY的病人，因为吃药不太听话，就被这个护士揪住了猛打，那时候，他们医院还没有击打病人的小电筒，她揪住病人的头发，猛扇病人耳光。后来，别的病人上前把她们拉开了，值班医生也赶到了，把病人绑在了床上，护士还冲上去猛扇病人耳光，直到最后给病人过了大电。给病人过了大电以后，刘芳对值班医生说：我不愿意跟咱们的病人一般见识，那样我的水平就太低了。我一般打架都不吃亏的，在家里跟我老公也是，他一般都让着我。那天的值班医生是我的主治大夫，她刚好约了我谈话，所以我待在治疗室等医生结束工作，刘芳和我的医生的对话我都听到了。刘芳走后，值班医生对我说：咱们有的护士，我都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真应该也给他们过过大电！后来有一个叫乔冬的小姑娘住院，刘芳也动手打过她。还有一个叫简艳丽的病人，是一个没有家属的孤女子，她在这家医院住院到后来，生了其它的病，因为没有去处，就一直呆在这家医院里。她死前病重的时候，因为身体疼痛，常常会喊，照顾她的护士们都有些不太耐烦，刘芳拿起一块脏抹布，塞到简艳丽嘴里，让她再也出不了声。

　　我第一次在这家医院住院的时候，病情很轻，所以，我从来没有被绑，被电击的经历。快出院的时候，刘芳对我说：你看，我对你不错吧？我就从来没有叫你给我洗过衣服。后来我再住院的时候，因为有幻觉，有时候会要去开在护士办公室的电视开关，而那个时候，不是医院规定的放电视的时间。大多数护士遇到我这样，都会呵斥我几句，或者把护士办公室的门在里面反锁上，如果这样，我还反复去，她们会把我绑起来，固定在床上。刘芳也会把我绑起来，但在绑的路上就开始动手打人，直到把我绑起来，手脚都固定住，她还会动手扇我耳光，边扇边骂，嫌我在她打了我之后骂了她。我有一段时间幻觉非常严重，老是到护士办公室去开电视。遇到她值班，她每次都要打我。同时值班的有两个护士，一般也都是两个人一起绑人。到后来把我固定在床上之后，和刘芳对班的护士在刘芳打完我之后，临走的时候常常握我我的腿腕，以示安慰。我把她打人的事情告到了他们的科室主任那里，在科室主任还没有处理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另外一个病人的病房里，刘芳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口，她把其他的病人都赶了出去，关上病房门，手里拿着过电的小电筒，一边在我身上乱刺，嘴里一边喊着：我打你又咋啦，你竟然敢告我？我为什么不打洪梅丽呢？打你是因为你不好！不断地用电筒在我身上刺来刺去，而且专拣隐密的部位。直到值班大夫和另外的护士过来把我们拉开。我又一次把这件事情告到了他们的科室主任那里，主任在经过我们两个人对质之后，扣了她的奖金。但她的气焰一点都没有削减。过了一阵子，病人的厕所里便池堵了，地面上水漫了很高，无法上厕所。我就去了护士厕所，当时她正在值班，她看到了，就用脚踢护士厕所的门，我给她解释病人厕所无法上，而且，另外一个班的护士允许我们可以上护士厕所的，她说，你算什么？人家洪梅丽那么讲究的人都没来护士厕所，不许上！硬是没让我上厕所。我告了她，这就和她结下了梁子。有一天晚上，过了熄灯时间，我已经躺下了，她拿着电筒来到我们病房里，掀开我的被子都在我身上乱刺，一边刺一边说：你算个屁呀！你要是能行你家人为什么不接你出院？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反映给科室护士长，护士长听完后一言不发，过了一段时间，看看没动静，没有办法，我又一次反映给科室主任，主任说，他把她调到男病区。几个月之后，她被调到了男病区。对于这样一个处理，我一直深怀感激，因为能够站在精神病人立场上考虑问题，并且因此处罚医护人员，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当然，打人的护士不止她一个。在我幻觉强烈的时候，总觉得应该去护士办公室开电视，常常在晚上熄灯后还要去护士办公室，碰上赵明明护士值班，她把我领到我的病房里，突然在黑暗中拳打脚踢，我说，你凭什么打人？她说就打你了！我才突然意识到，她为什么要把我领到病房——因为楼道里有监控器。有幻觉的时候，我也抗拒打针，而且像刘芳那样的护士会公报私仇，打针的时候故意打得你很疼。有一天晚上，是刘芳和赵明明值夜班，我要求赵明明给我打针，当时我人在治疗室，赵明明对我又是一番拳打脚踢，这次刘芳在场。同样，治疗室也没有监控器。以至于我在后来告刘芳的时候，刘芳说，你为什么老盯着我？我看赵明明把你打成那样，你也没有告她。没有告赵明明，一是因为她都是在隐蔽处打我，我告了她，她如果不承认，我一时还举不出证据；二是我一下子控告的人多了，害怕医院不给处理。她们会打我也就会打别人，病人们被护士踢一脚，推一下，那并不鲜见。当然，也有一些不打人的护士，只不过在这种风气中，她们比较低调而已。

　　除了给病人过电，在我住过的几家精神病医院里，我确实还没有碰到医生直接动手打病人的事情；而且因为常年工作在精神病医院里，了解精神病人的状况，也有很多医生护士或者出于从自身职业道德的考虑，或者从人情出发，对精神病人怀着深切的同情，这也是我在精神病医院里遇到的事情。

　　我问了很多我在医院遇到的医生和护士。问他们两个问题：1.你是怎样看待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的？2.在精神病的治疗工作中，有哪些你觉得遗憾和无奈的事情？医生护士给出的答案不一而足；也有对我的问题不予理会的医生和护士，比如，有一个护士在我问完问题后说，你写写你自己的事情嘛！

　　再看医生护士们的答案时，我发觉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的，刚刚工作的医生护士的答案中都有一条，就是觉得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安全，觉得自己可能会被病人袭击；而工作时间较长的医生护士则几乎没有人谈到这个问题。这些新来的医生护士不知道，所谓的病人的攻击性，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被逼急了之后的反击，而且发生的概率也远远小于自己被整治的概率。我只在一个老护士的答案中看到一条，她说，她觉得最无奈的事情就是病人犯病骂你的祖宗八代，而你却不能因此揍她。这是一个不太对病人动手的护士。有几个医生护士谈到医院里针对病人的强制性措施是很令人无奈的事情。其中一个医生谈到了将病人的活动范围强制在楼道和病房里——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醫院门外就是闹市，不这样做，病人的人身安全就无法保障；当然也不利于医院的管理。还有一个医生也谈到了这些强制性措施中的一部分：比如电击病人和捆绑病人，“没有办法，医院条件所限。对病不对人吧！”他说。更多的医生护士在谈到第二个问题时，都回答说：那是应该领导们操心的事情，我们作为普通员工，只要尽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了。也有说，无奈肯定是有，各行各业都有它无奈的地方，精神病的治疗和管理也一样。也有护士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指出，她觉得最无奈的是给精神病人的用药——精神病人的病因不清楚，不知道缘何而起，药，当然就很难是对症下药了。当然，她也不是反对对精神病人用药，毕竟药能减轻症状或者令病人恢复得更快。只是面对精神病人的高复发率，她觉得很无奈。还有一个护士谈到了医院管理和精神病人处境中的几个切实性的问题：她觉得精神病人挺可怜的。比如说有时候仅仅是和家人生气发脾气了，不见得一定就是精神病犯了，但家人也会把她们送进来。这些人，其实需要在环境中进一步观察才能判断她们是否犯病了，家人有时候把送精神病院当成对付精神病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听话的一种方式。对于精神病人，很多家人有甩包袱的心理，把精神病已经好了、或者程度减轻了，需要在家调养的病人也送到医院里来，比如洪梅丽和刘惠。有时候把应该由家属来做的事情，也让护士来做。这种情况下还要求微笑服务，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封闭式的管理模式，当然也是一个无奈的地方；另一方面，对不同的病人，其实应该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比如对有的病人，确实需要训练她的生活技能；对另外的病人，要的就是另外的护理了，比如精神层面的护理，但我们的条件达不到。家属把需要自己做的事情一律推给医生、护士，不需要住院的让住院，病好了又不接回去。精神病很难治好，复发率又高，好多家属对病人失去耐心了；其实你看人家家人关心、家人有耐心的，病人就恢复得快，恢复得好。这个护士谈到了家人对精神病人的没有耐心造成了精神病人长期羁留在医院里；其实她只谈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精神病人已经恢复正常，或者程度减轻，已经可以在正常世界里生活但却长期羁留在精神病院，就不只是家属的问题，精神病院来者不拒，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家精神病院是一个公立医院的一个科室。医护人员的工资60%靠国家负担，另外40%以及奖金是自筹的。精神科是整个医院里医护人员收入最高的一个科室，这些长期羁留的精神病人是她们高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些病人给精神科的收入贡献至少达到一半。这还是公立医院，私立医院的情况更严重。和这家公立医院同属西安哪个区的一家私立精神病院，有政策给把病人拉到他们医院的三轮车夫，一人一次三十块钱的奖励。

　　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上，就要简单和直接得多，基本上有三种情况。第一，精神病人肯定不是正常人。她们的神经递质分泌物过多，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分析，她们的症状也是很明显的。或者，精神病人就是没有自知力，或只有部分自知力的人。也有说精神病人难以沟通交流，有的病人对自己的行为不自知。第二，精神病人和普通病人没有什么区别，就像感冒发烧的病人和外科病人一样，只是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这时候用药物把它控制起来就行了。精神病和其它病都一样，她们有病，我给她们治，能帮助她们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以我的能力为限。第三，精神病人不是什么器质上的病人，只要心理、看法调整好了，就可以回归社会。精神病人就是知、情、意的改变，知情意有不正常的改变，思维认知混乱。这就是精神病人。精神病人和我一样，只是她们的思维、表达方式出了问题，治好了，就是正常人。其实精神病人比正常人情感更丰富。有时候觉得有些精神病人挺聪明的，比如刘惠，她的知识面宽广，很多大学生都不如她。但她犯病了挺执着的，比正常人执著得多。

　　这个医院还有一股风气，那就是医生、护士们报考心理咨询师的人很多。从他们贴出来的医生护士介绍来看，过半的护士医生都至少通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考试，有的还是二级心理咨询师。有的医生还考过了心理医生的执照。但在日常的医院管理中，除了一个因为最早考了心理咨询师，从护士转为专职的心理咨询师外，其它考过心理咨询师的医护人员，在日常应用中并不能专门用到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当然，这对提高医生护士们的素质是有用的；对于改善她们对待病人的态度和方式也会有一定的用处。不过，这种情况基本上属于个别情况，在那些职责分工森严的大医院，一般的护士基本上没有“晋升”为心理咨询师的可能，一般的精神科医生也不会想到要转行去当心理咨询师，所以，也就不会有几个护士或者医生去报考心理咨询师了。而精神病人对于心理咨询的需求则是很大的，尤其是精神病人的阳性症状在药物控制下消失之后，对她们阴性症状的调理，心理咨询师有大量的工作可做。这些年，社会上报考心理咨询师的人迅猛增加，各种心理咨询机构应运而生。然而心理咨询的昂贵费用，是这里大多数精神病人望而生畏的。据我了解，我所在的这家精神病院的病人，在阳性症状消失、出了精神病院以后，没有一个去进行心理咨询的。相当于中国古代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精神病人每个人特殊的生活环境和处境，是需要有各不相同的处理方法和对策的，而这，是现在的精神病院一个医生，几十个病人，和差不多每周一次的团体心理咨询活动远远做不到的。更不要说，即便能够有充分的医院治疗和心理咨询，精神病人出院以后所面对的矛盾和冲突，旧有的生活环境中各种纠结的关系，精神病院和心理咨询机构也是鞭长莫及的。这是目前精神病治疗方式的软肋，不突破这一点，精神病治疗的恶性循环状况就不会得到真正的改观。而这一点，从事精神病治疗的医生护士和心理咨询师们都是心知肚明而却无能为力的。

　　关于精神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疯子”，“疯”。我最初关于“疯子”的印象，是喜剧性的。小时候村西头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疯丫头。她成天笑嘻嘻的，衣食住行自己都料理不了，她妈妈管着她。她成天坐在她家门口，看见有来来往往的人，就会笑，会说话。有时候人们也会逗她，问她话。看上去一派祥和的气象。她妈妈看上去也不怎么忧愁。还有一个“疯子”不是我们小镇上的，她隔一段时间就转到我们镇上。来了之后，又是唱歌又是跳舞，有时候还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大人们看见她，有时给她半个馒头，有时给她一碗面条。小孩子跟在她身后，听她唱戏，给她鼓掌。听说她家离我们这儿不远，她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她丈夫在家等着她，等她回家待一段时间，又会跑。她丈夫没有办法，只好由着她。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她叫“金桂”。她的事情，也没有愁苦的气息。记忆里唯一代表着不幸的疯子，是镇子南头的一个老妇。她犯病的时候老是脱衣服，她的丈夫很恼火，狠命打她，有时候用鞭子抽她。她丈夫去世后，她的病渐渐好了。只是有时候兴奋起来话多，我曾经见过一个跟她年纪大小差不多的老妇，故意逗她说话，她控制不住自己，果然就说了很多话。那时候我已经是少年，已经知道在心里替她感到凄凉了。除此之外，我没有更过关于疯子的印象。

　　与精神病有关的第二个印象是流浪。流浪者并不都是精神病，有时候它甚至是一种高雅的艺术。我曾经看到过一本书里面写到，一个旅居纽约的台湾艺术家设计了一个行为艺术，就是自己在纽约街头流浪一年。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曾经被当作街头流浪者抓到警察局里，后来打电话给朋友才被释放出来。当然这是极少数的现象。严格地说，这个人的身份不是个流浪者，而是像我们所知道的艺术家。还有一种流浪街头是为了上升为艺术家，他们的流浪是成为真正艺术家的前奏。比如那些街头艺人。我曾经在西安钟楼附近看到过一个弹吉他唱歌的小伙子，他的沉静和自尊造成了一个强大的气场，很多人站在一旁，静静地听他弹唱。我随着大家把钱放到他身旁的盒子里，感觉到自己不是在施舍，而是参与了一个高尚的行为。我想，在昔日的罗马，巴黎街头，这样的人更多吧！我后来知道了旭日阳刚，这两个出自北京街头的艺人。出名后，他们便不再需要去街头卖艺。对于那个钟楼弹唱的小伙子和旭日阳刚，人们只能说，他们是曾经的流浪者。而另外一些人就不是这样了。比如中国的“贝多芬”华彦均，同为民间艺人，他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已接近生命尽头了，已没有“上升”的空间。但是他的音乐“上升”了。《二泉映月》作为中国民乐的代表，蜚声海内外。“瞎子阿炳”的动人故事，也开始在人间传扬。而我所知道的，把流浪生活过得最风生水起的，一个是古希腊的第欧根尼，一个是山东小伙陈州。第欧根尼不是为了流浪而流浪的，他为了宣扬一种哲学，为了倡导人们过一种生活方式。他的流浪是一种自主的选择，不是被迫的。因此，连国王也羡慕他，羡慕他的自由。流浪歌手陈州将无形无声的流浪生活展现在人们眼前，使这种从前见不得光的生活充满了向上和奋斗的励志色彩，陈州因此成为励志演讲大师。如今他的生活已不再需要流浪唱歌来赚取。他也有了家庭，有了一双儿女，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陈州是残疾人，但他不是精神残疾，第欧根尼也不是。而精神殘疾人的处境要更悲惨，他们的流浪，是一种无望的流浪。

　　没有上升希望的流浪，除了精神残疾的人，还有大街上触目皆是的乞丐。然而，据说，这些乞丐并不都是单独地，他们是受人控制的。那些控制他们的人，自己并不需要出来行乞，而且过着很阔的生活。我们在电影电视上，所看到的丐帮生活，有时是武林中的一派。他们和武林中其他帮派，争勇斗狠，有时候又替天行道。但实际中的乞丐们没有那么浪漫，那些小孩子被弄残肢体，从小除了行乞就没有办法学会其他的谋生本领。报纸上曾经刊登过的被解救了的维族小乞丐，学习正常的谋生本领之艰难。那些乞丐头们不仅迫使他们行乞，还占有了他们行乞得来的大多数钱财，这使人们每次面对那些乞丐们，施舍与不施舍，都难以心安。像所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一样，无望的只是金字塔最底端的人们。精神病人，就是社会结构金字塔底端的人们中的一个群体。真正的精神病流浪者，他们可能连乞求施舍的意识都没有，他们可能只是在垃圾桶里刨食。我渐渐学会了辨别哪些是精神病的流浪者。在有些地方我看到他们，脸上有着许多天不洗的污泥，和皮肤里晒出的油分和在一起，在太阳底下闪着黑亮的光。他们大都扛着个袋子，编织袋、蛇皮袋，坐在马路边围着树的木质的，或者石质的椅子上。他枕着他的行头，有时眼光还会和我对峙一会儿，但我觉得他们的眼光没在我身上。我还曾在公交站牌下看见一个精神病的流浪者。他有着那些精神病的流浪者的特征，但没带行李。判断他是个精神病的流浪者，我靠的是看他的眼神。他手里拿着一块钱，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对他笑了一下，他很明显地瑟缩了一下。我猜他是准备坐哪路公交车。

　　自从生了精神病以后，我就对流浪变得异乎寻常地敏感，我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我会与这些流浪的人为伍。在我刚刚生病的时候，这种担心就开始了。我生病以后，父亲到学校去接我。与父亲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觉得整个车厢的人都在议论我，他们似乎在审判我，最后判定我应该去流浪。车行到一个小站，上来一个看上去像是流浪的人，坐到了父亲身边的空位子上。我觉得他就是为我预示命运的。我当时觉得我应该离开父亲，下车去流浪，但是因为恐惧我没有下车。从此后走在大街上我就不敢看那些沿途的乞者和流浪者，更不敢对他们施舍。我总觉得他们掀开了我日后生活的场景。后来见到另一个更直接让我想到自己以及更深远，更广阔一点的事物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妇。她就坐在沿街的台阶上，裤子半提着，露出硕大的屁股。她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另一只手放在旁边，可能是她的家当。那一种旁若无人的气派尖锐地刺激了我。我对她又是恐惧又是好奇。我那几天恰好要反复经过那一带，所以反复看见她。她有时候正在吃水果，有时候低头整理自己的东西。这样一个流浪者，虽然她周身还算干净，但显然精神是有问题的。她是怎样沦落到这一步的？是因为有病不自觉地离家出走，还是与家人闹翻出来的？她看杂志的姿势表明她有看书的习惯，她过去是做什么的？她的家人就这样由着他在街头吗？她这样呆在街头，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又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她？她接下来的命运又会怎样？在她与手中杂志的互动中，心里又展开了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些问题都出现在我心里，但一想到它们，我就牢牢地被恐惧攥住了，难以认真去思考。这个世界上令人觉得不解、无奈和害怕的事情太多了。而我除了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感到恐惧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我后来在精神病院里见到了形形色色的疯子，和因为疯而造成的孤苦无告（这些我会在以后的章节里介绍到）。也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流浪者。流浪者大多是由民政部门送来，暂时存放在精神病院里的。有脚穿男式皮靴的女乞丐头子，有因为被毁了容、神智健全而流浪的女孩子，有因为走失了而又找不到家的聋哑人，有只有半截舌头的老妇。除了那个女乞丐头子是坐着飞机被送回原籍以外，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后来被送到了收容站。也有因为精神失常从家里走丢了、最后又被家人找回来，在精神病院里练习正常行为的流浪者。我也曾经听到过一个因为没有嫁人，不管犯不犯病，家人每年都要把她送到精神病院里呆上半年的大龄女子，说她出院以后想出去乞讨。总之，生了精神病，你就和流浪，和边缘，和恐惧，很多各种各样的怪异和不解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成为了正常人所不齿的人。

　　我首先想起的是精神病医院里被医生和护士，以及家人认为是因为病情无法出院的病人。把她们放到医院里，避免了流浪的凄惨，却被赋予了一种虚无的人生。其实精神病医院里那些被认为完全无法自主生活的病人，她们之间，处境还是不同的。

　　捍卫真理的女英雄张志新在监狱里曾被折磨至精神失常，发病的时候，她舔自己的月经血。这样的事情读来让人心碎。女性的经血对女人来说是神圣的，也是女性神秘性的源泉，但在有些时候，它也会使女人蒙受耻辱。

　　第一次见到韩武丽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那时候我刚入院几天，手里拿着一根香蕉，边吃边往楼道顶头的电视机跟前走。突然有人从旁边窜过来，一把夺去我手里的香蕉。我一下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别人告诉我，那是韩武丽。她就是这样，看到好吃的不是缠着跟你要，就是扑上去抢。再对韩武丽有印象，就是她浑身上下的味道。每天下午起床集中到大房子量体温的时候，她身旁的两个位置总是空着的。她从来不洗澡，护士把她逼到澡堂子，她也是赶快冲一下头就出来。来月经的时候，她裤子后面是大团大团的血污。她母亲把她的短裤拿回家去洗了，她就把毛巾、医院的枕套垫上。为了她的总是要吃的和抢吃的，为了她浑身上下的味道，大家很多时候都躲着她。她唯一挂念的事情就是吃，也只对吃有概念。她爱吃饺子，她家离的近，她母亲隔几天就包好了饺子给她送来。每次她母亲来的时候，她坐在母亲对面吃，吃完了抬头对她母亲说：“妈，你走吧！”

　　她曾经是在这里住院的大多数农村病人都很羡慕的“工人”，就是现在，她也因为每月有上千块钱的收入而被这医院的大多数病人羡慕。她妈妈还说，自己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将来留给她。她妈妈70多岁了，但身体很健朗，隔上一段时间还会把她接回家去待一阵子。在家里，妈妈给她说话她没有反应；趁妈妈不在家她去煮饺子，把饺子下入冷水里。她妈妈过一段时间又只好把她再送到医院。她也算是医院的常住病人。她高中毕业，高中时还曾经是重点中学的重点班的。工作结婚后，她的丈夫和小叔子因为钱的问题发生矛盾，她一气之下，拿了个铁东西去敲小叔子的脑袋，当时流了很多血，她吓坏了，从此不敢出门去上班。慢慢就病了。她还曾经有过个孩子，她生病后，孩子送人了；丈夫也和她离了婚。她身体很壮，走起路来有一种气势；两个乳房像两个大面袋子，挂在身体两侧。她妈妈说，她以前不这样的。她有一次流产的时候犯了病，被送进了医院，身体没有得到及时的休养，又加上吃药，所以变成了这个样子。她姊妹三四个，不过她的姊妹们从来没来医院看過她。她属于无论在哪里都无所谓，没有感觉的那种。

　　医院里像她这样的病人有两三个。赵彦就是其中的一个。赵彦才25岁。初中毕业后去深圳打工，一周之后同去的人就给她家里打电话，说她病了。家里人把她接回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赵彦像韩武丽一样抢吃的、偷吃的；赵彦跟韩武丽不同的地方在于，赵彦是农村户口，她没有韩武丽那样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收入。她家里人几乎不给她零食，才去抢别人的拿别人的。赵彦另一个跟韩武丽不同的地方是：赵彦尿床。因为尿床，赵彦的床上没有褥子，只有油布；赵彦的被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湿漉漉的。护士天天早上打扫完卫生，就让赵彦抱着她的被子去楼下晾晒，冬天则烤在暖气上。护士不堪其烦，要求他家人买一些成人用的尿不湿，每天晚上由另一个病人赵彦给她裹上。赵彦住了两年多医院，病越来越重。她有一阵子从厕所的垃圾桶里翻别人吃完饭以后扔到垃圾桶里的塑料袋，喝袋子里吃剩的汁水，还把剩的垃圾都倒到厕所便池里，造成厕所堵塞。后来还发展到打人。她基本上没有跟人的对话，但我听到她说过好几次：“我爸不要我了。”她经常白天穿着尿湿的裤子，到哪里一坐就是一个湿印子。临走之前一段时间的晚上，她把自己的被子尿湿了以后，就会找一个脾气好的病人，跟人家挤到一个被窝里睡；把第一个人的被窝尿湿了以后，再换一个人。她家人不来看她，她没吃的没穿的，护士经常给她找衣服、找鞋穿。她把所有的衣服——冬天的、夏天的都泡到水里洗了晾到楼道窗户上，滴滴嗒嗒的滴一地的水，还常常穿着没干透的衣服。她有一个爷爷，曾尝试过给她在医院外面介绍对象，但终不知后事如何。医院最后找来她的父亲，让把她带回家了。

　　马丽英有一双女儿漂亮懂事，她的丈夫来看她的时候常常带着两个女儿。值班的护士都说，想不到马丽英有一对那样漂亮的女儿。马丽英是因为想生一个儿子，被村子里管计划生育的干部追打致病的。结果孩子没生成，人也病了。她住了很长时间的院。她住院的时候有幻觉，常常连自己的名字也说不清楚，还爱乱拉东西，把别人的饭碗用来给自己打饭。吃了治疗精神病的药，她有一阵子便秘，一次一次去厕所，拉不出来，又提着裤子走出来，她也从不知道跟医生护士说。她喜欢往别人的床上躺，这让很多病人很气愤，她们往往会因此呵斥她，因为她也浑身上下一股味儿。来例假的时候，也不知道收拾，从裤子外面就能看到。她丈夫来看她，看到她这样，就对她说，下次来月经的时候，你就给外面多套几条裤子，脏了就扔了，咱再买新的。她饭量大，食堂打回来的饭不够吃，病人们买外面饭馆的饭的时候，她也守在铁门旁，服务员把装着饭的塑料袋递进来，马丽英也不管是谁的，伸手就去抢，急得买饭的人大声地喊叫，赶快把饭夺回来。她的家人不敢多给她钱，害怕她弄丢，食堂也不会多给她打饭，所以她常常吃不饱。有一阵子，医院里进来了个自杀未遂的病人，马丽英的丈夫拉着她的手说：你不干那事，你看咱那两个娃多乖的。她家的亲戚也常来看她，给她买衣服送吃的。街坊邻居也来。看得出这家人遇上了这个劫难，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地想方设法渡过这个难关。马丽英出院后再没见她进来过。

　　智莉是一个皮肤白皙，戴副眼镜，个头很高的女子，脸上常挂着莫名其妙的笑。她这几年也常年住在医院里。她家离得很近，她妈妈将近80岁了，隔两三天就来看她，给她带些好吃的。智莉的女儿正在读研究生，据说功课非常好。女儿说，等她研究生毕业，找着了工作，她就把妈妈接出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智莉的丈夫在智莉生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和她离婚了。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去世好多年了。没住院以前，智莉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在家常对母亲发脾气，母亲管不了她，只好把她送到医院。智莉非常爱干活儿，她们病房的地，她一天要拖三四遍，拦都拦不住。冬天水泥地拖上三四遍房间就会变得又湿又冷，拦不住她，她病房的老太太就想办法往别的地方搬。她也爱拖楼道的地，水磨石的地，被她拖得滑溜溜的，让人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护士不让她拖，她不干。她说拖地、打扫卫生是她爸给她找的工作。她不仅拖地，还用抹布擦病房的墙，卫生间的墙，谁不让她擦，她就跟谁急。护士把她没办法，就叫楼上的男病人来人把她绑起来，她生气推搡绑她的人，被那人连扇好几个耳光，打得她鼻青脸肿，像个大熊猫。但她还是喜欢拖地、擦墙。有一段时间，只要不是打扫卫生的点，护士就把拖把藏起来，防止她拖地。她也爱洗澡。病区的淋浴是太阳能的，医院冬天不让病人在病区洗澡，要到后面的澡堂子去，但两周只能洗一次。智莉一两天就要洗一次澡，她就偷偷在病区洗冷水澡，无论怎么呵斥都不改。她还喜欢洗衣服，刚洗的衣服还没穿呢，就又拿去洗了，隔一天就洗满满一大盆衣服。冬天，水龙头的水又冷又冰，她也不介意。衣服还没干呢，她又收回去了，順带着再收上几件别人晾的衣服。常常有人追在她屁股后面要自己的衣服，一般别人要，她就把人家的衣服还了，但有时候也不行，她会说那是她爸爸买给她的，这时候就只好求助于护士了。她一般不跟人说话，但为人很大方，她妈妈给她带的零食，她常常分了给大家吃。她也会上当受骗，罗浅明卖衣服就卖给了她，令她妈气愤不已。她也爱锻炼身体，在楼道里跑步、做运动，50岁的人了，还能劈叉。她说，她爸爸让她运动，锻炼身体。

　　师大玲和智莉住同一间病房，是铁路职工。她47岁，高中毕业，没有结过婚，接父亲的班，进了铁路系统工作。她生病住院的费用，是由单位报销的，她只用出伙食费和冬天的取暖费。她父母都健在，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姐在外省工作，照料她的事情就由妹妹来承担，她的工资卡也在妹妹手里。她问妹妹自己一个月有多少钱，妹妹说不知道，再问，不管你了。她妹妹是教师，她妈妈就催促妹妹，寒暑假把她接回家住几天。起初那几年，妹妹还每年接她出去一两次，这两年也不太接了，改由她妈妈来医院看她。她是一个奇怪的人，当前的事情她没有印象，对以前发生的事情却念念不忘。尤其是高考前后的事情。她说她本来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结果名额被别人冒领了。她还考上了兰州铁道学院，也被别人冒名顶替了。她还记得高考出的题，尤其是数学题。她常在别人说话时，插一些跟话题无关的话，那些都是她魂牵梦萦的事情，别人却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常觉得自己身上有流氓附身，导致她老是前后拍打自己的身体，嘴里还骂骂咧咧，要让流氓滚蛋。她也常站在楼道里，对着窗户外面自言自语。仔细听，能听出她是在说她高考前后的事情：我考上了西安外院，外语要88分，90分人家都不录取。结果我的录取通知书被谁谁谁偷去了，她就顶替我上了大学。还有她刚工作时候的事情，单位里的人偷她的衣服穿。她起初在团委工作，后来才调到了工务段。她总共只上过两三年班就病了，对单位的记忆就永远停留在她刚上班那会儿。她反复说她刚上班时候的事情，沉浸在回忆里。有几年的功夫，她每天早起打扫护士办公室，护士们起来后就等着她，她打扫得还可以。后来她生了糖尿病，吃不饱，浑身没力气，就改由别人打扫了。她除了出去排队吃饭吃药，整天都在床上坐着。她有几个歌本，因为不识谱，她经常背歌词，也跟着她房间门口的电视学唱歌。她病房里的病友刘惠笑话她唱歌跟说歌一样，她也不以为意，继续唱她的。刘惠经济上宽裕，成天在外面买饭吃，零食也充裕，刘惠买饭的时候，想跟师大玲合买一份，师大玲不干，等刘惠买回来了，问师大玲吃不吃，她说吃，把刘惠气的说师大玲太抠门。刘惠的零食也给她吃，但给她吃了以后刘惠愤愤地很生气，说，师大玲从不给人吃东西，却从不拒绝吃别人的东西。师大玲也的确过得省，从护士那儿领10块钱，花一周都花不完。她有糖尿病，食堂的很多饭不能吃，又不舍得在外面买，本来就很瘦的人变得更瘦了。不过刘惠也分析，师大玲的家人给她在护士帐上留的钱少，她不敢放开花，怕花完就没有了。根子还在家人身上。

　　徐蓓荣非常瘦，瘦得干瘪，站到那里比鲁迅笔下的杨二嫂更像圆规。她几乎不能独立地站着走路，要扶着墙或者扶着别人的床头才能行走。她很顽强，只要有精神，她就会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锻炼；吃完饭，她嘴里咬着碗，扶着墙壁走到水房去洗碗；她还坚持自己洗衣服。但她不能下楼去打饭，也不能独自洗澡，这些都要别的病人帮着她干。她的饭，大多数时候都是洪梅丽帮她打的，别人帮她打了饭，她自己坚持走到楼道，到医院放筷子的盆里给自己取筷子。她洗澡的时候，更是医院一道风景线：由护士指定的病人扶着，一点一点挪到澡堂子，洗完后穿上衣服，再由一个病人扶着，从澡堂子所在的后院挪到前院，被扶上楼梯，一步一步挪回二楼的大病房里。她几乎从不看电视，因为电视离她所在的大病房很远。因为常年躺着、坐着，有一阵子她屁股上生了褥疮，费了很大的劲才治好。她行动不便，除了洗碗，洗衣服，上厕所，吃药之外，她几乎都在大病房里呆着，不会到楼道里来。她现在六十多岁了，已经在这医院住了九年了，九年来，她没有离开医院一步。呆得实在烦得难受的时候，她就会大声喊：二姑！二姑！快来接我呀！她所谓的二姑，就是她的一个小姑子，因为她的小姑子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看她，给她在护士站上留点钱，给她送点儿好吃的，有时候她的儿子和儿媳妇也来看她。他们每次来，她几乎都要哭鼻子；她求他们把她接回去。他们回答说，他们还要上班，要挣钱养家，还要照顾她的孙子，没办法接她回家。他们要她不要闹，否则就不来看她了。她几乎每次都是泪水涟涟地送他们走。她一直有幻觉，有时候觉得她自己体内有人跟她说话，有时候觉得她床边的墙里面有人跟她说话。她说他们老要她换衣服，搞得她手忙脚乱不停地洗衣服。有时候她觉得楼道里面有喇叭在喊批判她，她也不示弱，也大声地喊：打倒假人！她是上海人，她听到的体内或者墙壁里面的人都是在用上海话骂她，她也用上海话回骂他们。她退休前是标准缝纫机厂的职工，和丈夫离了婚。因为在陕西生活的时间长，她还会说陕西话。她除了有幻觉的时候，神智是清楚的。她知道自己很多事情都要依靠别人，所以如果有其他病人跟她闹别扭、欺负她，她绝不找护士告状。水晴就曾欺负过她。有一次，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惹了水晴，水晴冲到她面前，连扇她十几个耳光，她也不敢求护士主持公道。她有一阵子幻觉特别厉害，到晚上尤其明显，白天没力气，就倒在床上睡觉。晚上她跟假人对话，吵得护士不能休息。她的病房门跟护士办公室斜对门，护士白天出入办公室，一眼就能看见她在不在睡觉，只要看见她倒在床上，就立刻喊她：徐蓓荣，起来！如果连喊几次还能看见她在躺着，就会把她弄到楼道里，绑到楼道的暖气管子上，让她一直站到楼道里，让她睡不成觉。她是这医院里处境最艰难的病人之一，她的顽强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和医院里其他几个常驻病人一样，是这医院里的镇院之宝。

　　庄安玲中专毕业，是洛川一个乡的妇女主任，我问她妇女主任主要都做什么工作，她说男的能做到的女的也都能做到。庄安玲也住院9年多了，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生息；从来不主动跟任何人说话，但你问她的时候，她思路清晰，回答切题。她和丈夫离婚了，有一个女儿在洛川工作。她女儿很少来看她，一年一年的来不了一次。常常是医院有事情，需要她的家人出面来办，才能把她女儿叫来。来了给她买件衣服、带点吃的，就又没有踪影了。她的账上从来没有零钱，她也从不买外面饭馆的饭。都是别人看她可怜，有时候分给她一点。她没事的时候也在床上躺着自言自语，好像在跟某个别人看不见而她觉得存在的人说话，她自言自语时声音很轻，别人听不到她在说什么。她有时也一个人在楼道里走动，转过来转过去的。她不洗头，头发都粘在头上，也不洗脸，眼屎糊了一脸。不过护士过一段时间看不下去，命令她洗澡的时候她会去洗澡，洗完澡让她去洗衣服，她也会去洗自己的衣服。因为她从来不跟人交流，除了知道她是妇女主任，她的其他事情，别的病人就都不知道了。她有一阵子腿脚生了病，连下楼打饭都困难，她的饭就由别的病人来打，结果让别人打顺了，她打饭就老等着别人去替她打，气得帮她打饭的那个病人骂她，她才慢慢恢复了自己去打饭。她从不参与医院里的任何事情，也跟任何病人没有口角、矛盾，什么都不争。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医院住了9年多。

　　罗浅明有一个好的出身。她的父亲母亲是西安一家大国企的职工，哥哥弟弟都有体面的工作，侄女也很争气，只有她年纪很小就得了精神病，然后就没有办法工作，多年来靠着单位微薄的补助生活。从2008年至今，更是一直没有离开过精神病医院。她喜欢唱歌跳舞，只要她的病情有一段时间稳定，她就会在楼道里载歌载舞。病情稳定的时候，她还每天早上早早起来倒病房的垃圾，拖楼道。她是个爱整洁的人，只要病情允许，她就会及时洗澡，及时换洗衣服、洗头。她的哥哥来医院看她，看到她衣着不整，老是批评她，有时候还会说：你真丢我们罗家的人。她哥哥不知道，凡是她衣冠不整的时候，都是她她病情严重，药量加到很大，口水直流，连走路都踉踉跄跄，常常睡不醒来，吃饭的时候歪端着碗，饭直往外倒，根本就没有精力和神志去收拾自己。她的哥哥这样说她的时候，她也没有辩解或者解释的力气和意识，只是在哥哥走后，会不甘心地嘟囔几句，说哥哥从小就欺负她，到现在還欺负她。她的家教看起来也很好，我记得自己第一次注意到她就是她正在给护士说：“我写了《茶花女》、《战争与和平》、《基督山恩仇记》，《牛虻》也是我写的！”她那个时候，哈喇子流到胸前，但精神很好，在病人集中起来量体温的时候她有说有笑，把整个大病房的气氛都搞得很活跃。她还有一套恭维人的本领，她有求于某个护士的时候，就直接称呼这个护士为“护士长”；她在走道里碰到医生护士开门进来，她就会迎上去说：张医生，你真漂亮，你这件衣服真漂亮；祝福你全家幸福，万事如意，长命百岁！她哥哥说她拍马屁的功夫比正常人都厉害。她就笑。

　　她喜欢爱学习的人。看见谁在学习、看书，她便凑上去：“你比我有主见！坚持学习是一件好事情。我姐就是博士后，你也是博士后。我原来上学文科好，语文、历史、地理都好，数学和物理不行。”别人说某个病人的字写得好，她便说，那是她教的。这个病人的“悟性”好，在她的指导下字写得都快赶上她了。她也拿了个本子要学习，在本子上画满了弯弯曲曲的字符，说那是意大利文、法文、德文。

　　她说她有好多名字。她叫罗浅明、罗深明、罗金鸽、奶酪、果冻等等。她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她一会是罗浅明，那是她姐，是部队的司令，她姐的老公也是部队的司令。罗金鸽是她的名字，你什么时候叫她这个名字都没有错。她有时候又是罗深明，这是她正式的名字，但她常常不是这个人；这个人是医院所在区的区委书记；有时候又是妇联主任。至于奶酪、果冻这些名字，是她随便给自己起的，她自己随便起，大家随便叫，她也随便答应。但她最后这两个名字知名度不高，只有几个跟她关系密切的人知道；医院里来来去去的大多数病人都不知道，只有跟她关系密切的几个人有时候叫。她说自己是皇族，女王“殿下”。她刚出生就会说话了，她从小受尽了苦，讨饭、卖艺，当报务兵、做生意。当报务兵是她父亲教的，因为她父亲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无线电班长。后来本来可以当官的，她父亲不喜欢当官，她父亲只是喜欢种种花、浇浇菜。她四岁就当了文艺兵，唱歌、跳舞，后来才复员的。她父亲也是皇族，他们家的人都是显贵。三机部原部长是她伯伯，西安市原市委书记是她的叔叔；李谷一是她小姨妈，李双江是她舅舅；原来的国家领导人也是她舅舅。她心情不好的时候，电视上正在上演国家领导人出现的画面，她对着镜头大哭：xxx舅舅，你咋不来看我呀？”她不是中国人，希拉里和克林顿是她的亲生父母。她一会是德国人，一会是法国人，一会是英国人，一会又是混血。她说自己会十几国语言，什么意大利文，法文，都不在话下。她常常站在楼道里模拟打电话：喂，艾维——艾维是她老公。有时候也会说：希拉里妈妈，克林顿爸爸，我们一起做生意好吗？她是个“人来疯”，医院每次放风的时候，所有的男病人、女病人都在院子里，她就来劲了，站在台阶上引吭高歌，或者随着音乐跳舞，惹得一院子的病人和医生、护士都看着她笑。她那个时候有如神助，完全不顾及自己那一身乱七八糟的衣服，凌乱的头发。她的嗓子特别好听，就像是冰山上融化的雪水，清澈、透亮、冰凉。她会唱的歌不多，很多歌她都是把歌词串着唱，或者自己编词。她最爱唱的是《长征组歌》里的一段：“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这一段她把歌词记得很准。食堂的师傅脾气大，她有时候吃药吃得抖抖索索拿不稳碗，食堂师傅就大声骂她、呵斥她，她气得哭起来：“我女王殿下什么没有见过、没有经过，你敢欺负我？！”说归说，对于食堂师傅的呵斥，她象大多数病人一样，没有办法对付。

　　转过身，她会忘了那些烦恼，趴在窗户上专心致志地做起生意来。她对着窗外大声喊：做生意了！做生意了！卖大裤衩子，袜子啦！降价处理了！花裙子也降价了！有时候她又斯文地卖起法国红葡萄酒来：卖葡萄酒了！卖葡萄酒了！除了这些空对空的买卖，她还会做真正的生意。医院有时候会接受外面捐赠的衣服，或者医生、护士的旧衣服。那些衣服拿来分发的时候，她有时也会捡几件，但捡来的衣服她往往穿不上（她这几年因为吃药吃得发胖，一般人的衣服她穿着都太瘦）。她曾经把一件丝绸的睡衣卖给一个农村刚考上大学，还没有进学校先到西安来治病的小女孩，卖了十块钱；又把一件她穿不上的八幅衬衫卖给一个经济状况较好、但神志不清楚的女病人智莉。智莉的母亲到医院看女儿听说了这件事情后要她把钱退还，不要她的衣服，她不干，智莉的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收下衣服。有的病人抱不平，说她拿别人捐的衣服卖钱，她理直气壮地反驳说：那不是捐的衣服，那是她哥哥和弟弟买给她的。

　　她刚得精神病的时候，连医生也感慨：这么漂亮、聪明的姑娘，太可惜了！她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在厂里很活跃，和同车间的一个小伙子谈起了恋爱，小伙子的家人也很喜欢她，是因为她生了病才没有结果的。她在这方面很自信，常常笑话有的病人和男人“不来电”。同样的，她有着老派中产阶级的循规蹈矩的审美观，认为女的就应该穿裙子，留长发。她说自己要改革部队女兵的服装，女兵的衣服太难看了，她要为女兵设计花裙子。她头上生了虱子，护士给她剃了个平头，把她气得天天念叨：给我剃了光头，我变成二一子了。难看死了！她给大夫吹嘘说自己有好多花裙子，都是她和她姐设计的。她认为女的留平头就是不伦不类，不男不女。女的就要长发飘飘，长裙飘飘。她还是这病房里的半仙，会给人算命。她说这个人是老年有福，那个人是老年有福。偶尔碰到能说得来的人，她会说人家是：“一生坎坷，社会经历丰富，对象多，老年幸福”。她这样说，是因为抱着一种善良的愿望。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她知道这些精神病人至少至今是经历坎坷的，但她愿意给人一个光明的许诺：老年有福。但她也会经常向人发脾气，因为人家碰了她的禁忌。她说她要培养军队干部，学打枪、学外语，说完之后，会很神秘地说：嘘！不要说！天机不可泄露。谁要是“泄露”了天机，她会非常生气。她虽然经常发脾气或者不理人，但是真正与人发生冲突，别的病人打她时，她不会还手，只会默不作声。她真的生起一个人的气来，会变着法子编排人家。她在楼道里喊：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现在发布会议通知。逮捕韩武丽，韩武丽就是1989年的柴玲。现在宣布逮捕韩武丽，韩武丽是小偷。韩武丽是她同病房的一个病人，神智已经非常不清楚了，光知道吃，韩武丽偷过她的吃的。有时候，尤其是她犯病的时候，她也会编排对她不客气的护士、医生。她犯病的时候总是大声唱：掀起了你的盖头来。护士用带子把她绑到床上，她不吃不喝地唱。大声地笑，编排医生护士。她的脾气有些怪，跟谁都好不过一段时间，很快会弄得不愉快。多数是她嫌弃人家事情做得不够好，她看不上人家了。碰到人家时，脸一拉，不理人了。所以她也没有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但她过一段时间又会变得对她以前冷落的朋友热情起来——说到底，她还是渴望友情的。她对异性，非常大方，分寸也掌握得好。就是出去放风的短暂时间里，男病人女病人都在院子里活动，她还认了个干儿子；她行动迟缓，她的干儿子还帮她打过饭。对于现在给她治病的大夫，她也非常维护，因为她觉得这个大夫是个好人。这一点让人感动。她吃饭时特别困难，因为她满口的牙都被以前住院的医生给她嘴上过电震掉了。她现在非常害怕过电，她在这个医院里原来是另一个大夫，那大夫在她犯病时就拿过电来吓唬她，她一听说要给她过电，吓得提上裤子就从厕所跑出来，哭着回到病房里，说自己再也不敢不穿衣服了，再也不捣乱了。但是说过之后她又会忘记——在犯病的时候，她的神志往往是不清楚的。

　　长期住在医院里，缺吃少穿的，原来很矜持的人也会变得人穷志短。哪个病人的家属来了，大家都涌去看热闹，其中有很多人是冲着人家的吃的去的。她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只要有哪个病人的家属来看病人，而她又碰巧精神好，她便会热切地赶过去，有时候就直接坐在病人和家属之间。这时候，房间围着不少病人，有的病人家属大方，会把带来的吃的给众人每人分一点，她这时候就会冲上去抓住人家的袋子：不要给她们吃，你给XXX留着。等人渐渐少的时候，家属看她这么维护自家的病人，往往很感激，一般都会给她一些吃的，她这时候就大大方方地接过来。曾经有几次，她还在家属走后，把人家的水果袋子拿过来说是人家给她的。有时候，护士不得不出面干涉，让她还给人家。还有一次，医院里有个智力障碍的病人家属来看她，家属督促病人洗衣服，衣服正泡在盆里，她其实平日跟那个病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交往，这时候她一把把盆子拉到房子中间，蹲到地上给那个病人洗起衣服来。感动得那个病人的家属赶快塞给她个煮鸡蛋。她的家境其实不错，但在医院里，也往往接济不到她，她也形成了占小便宜的习惯。

　　她的病情忽轻忽重，常常好了一段时间后又会莫名其妙地重起来，这时医生就会加大她的药量。她吃的药中，氯氮平是起主要作用的药，这种药吃了之后，人双腿发软，口水长流，浑身无力，只想睡觉。药量一大，她就整天躺在床上睡觉，睡得迷迷糊糊，连吃药也歪拿着个碗，水都端不住。她以前犯病的时候，常常脱得连短裤也不穿，光着脚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精神头好的时候，趴到厕所垃圾桶里翻垃圾。最近一两年病情有所减轻。但她的病情忽轻忽重已经持续八年了，她也在这个医院住了八年。有一阵子她的病情稳定，她的主治大夫很高兴，打算让她的家人把她接出去一段时间试试。她家人担心立刻接她出去她会不适应，就考虑在医院附近的酒店包一个房间，先带着她在医院附近熟悉一下，如果情况好，再把她接回家。她听到这个消息兴奋过度，导致病情又加重了。结果没有出去成。从此以后，谁也不敢轻易提她出院的事情。她的弟弟来看她的时候，她说让弟弟把她接出去，她弟弟说，你还在想出去呢，以后这事你想都不要想。

　　她的病在于即使她病情稳定，也始终分不清幻覺与现实。她说自己是火星人，坐宇宙飞船来到地球；因为看到中国人好，看到中国人生活得和谐，所以留在了中国。她常说自己在睡梦中又到火星去了一趟，看见了她的某个姐姐。她是茜茜公主，和白雪公主是好朋友。她的白马王子会来救她的。一会又说她已经结婚多年了，她有孩子，是女儿，她自己是个空军司令，她老公也是。她老公对她可好了，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她有个姐姐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写了好几本关于精神病方面的书。书名字她也叫的上来。其中有两本书的名字分别是《精神分裂心理学孤独症》、《心理学孤独障碍》。她姐姐忙得很，顾不上来看她。她要把这两本书便宜点卖给病友。有时候，她对人说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小小年纪就出来卖唱。她父亲家是地主，以前的国家领导人斗地主，所以她父亲恨他，但她不恨他。她的亲生父亲就是那个国家领导人，母亲是领导人的夫人。他们从小把他放到了孤儿院。她的父亲（现在的父亲）把她带到了部队，在通讯班当报务员。她还学会了排雷。她喜欢谁就会对谁说——如果人家没有结婚——你将来可以嫁个军官。据说她曾经和部队上的一个孩子谈过恋爱，后来没有成。她说她要到美国去，尤其是感觉自己受了欺负的时候。她说美国多好啊，只要你能干，就可以赚到钱。有时候，她说她是她哥哥嫂子的孩子，嫂子在孤儿院生下了她。她就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所谓的孤儿院，就是精神病医院。她曾经给我叙述过她这些年的经历，用的是隐喻似的方式。奇怪的是我那个时候全能听懂：她这些年在医院里非常孤单，常常被各种病折磨。她有心脏病、胃病、风湿关节炎，常常莫名其妙地拉肚子；夏天天气热，别的病房电风扇都开着，她们病房不敢开。幸亏同病房的病人全是些说不清楚话的，不然肯定起冲突。她的心脏病也会在医院每隔一段时间做心电图时显示出来。这时候大夫就会给她挂吊瓶。人往往在低谷时会摊上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上一次住院的时候她下楼梯时摔过几次，头上缝了十几针。头发也被剃短了。她对新来的病人说她的老公一米八零，一个月五万块钱工资，他们俩一个月十万。要是病人问得紧了，问她在这里面怎么挣工资？她便会说她说的是她的堂姐，叫罗深明。她们家家族大得很，其中的事情跟外人说不清。

　　要是以为她只有疯疯癫癫的一面也不对。社会上流行的想法，人生的酸苦，也能在她的嘴里听到。她说天上、地下，阳间、阴间都一样，都是人吃人的社会；保重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要不然，生病了谁管你？花也好，叶也好，都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痛处。玫瑰花那么好，还不是被人摘下来一片一片揪掉？也会说天下的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想着缺德事。有时候她还相当清醒。她曾经很凄惨地对我说：我可能要在这里住一辈子了。不要紧，我不怕。人终究是要靠自己的。如果我真的永远回不去，我就在这地方好好呆着，直到我老去。我不抱怨谁。虽说我侄女小时候我管过她，但她现在长大了，有自己的生活。我哥哥嫂子也忙，弟弟又刚生了孩子，我爸还要照顾我妈（她家人对她说她妈妈瘫痪了，她爸爸照顾着她妈），我能想通——这个时候，她的那些病的光环不见了，她既不神奇，也不另类。她就像一个知道自己命运的智者，一点一点盘点着自己。我从她身上既看到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就像一些病人认为的那样，她是个“神仙”，同时她又是个认命的普通人。然而这样的一生，对她来说是不是过于凄惨了？我们的世界，什么时候也能让像她这样的人也有更好一点的命运了，那才是真正的进步。

　　如果说，上面所描述的病人是因为她们不可逆转的病情而不得不常年生活在监狱一般的精神病院里的话，而下面我要提到的洪梅丽和刘惠则是因为人为的原因或者无奈的现实状况在精神病医院里一住十几年，八九年。

　　洪梅丽是因为感情问题生病的。上高中的同桌在高中毕业后一年见到了她，两人便开始通信。那男孩是班上功课最好的，也是老师重点培养的考大学的苗子，但在高中没毕业时顶了父亲的班当了煤矿工人。两个人通了几年信，谈起了恋爱，她的家里人不同意，嫌那男孩家里太穷。后来那男孩调到了渭南石油公司，她的家人依然不同意。她父亲拍着桌子跟她吵，两人终于分了手。很快那男孩就结婚了，她不久也结婚了。她于1996年5月结婚，12月住进了精神病院。这是她第一次进精神病院，进的是华县铁路精神病医院。包括现在这一次，她一共进过五次精神病医院。西安阎良麻张精神病医院、渭南良田精神病医院、民政厅在华阴县为现役和复转、退伍军人办的精神病医院、最后是现在这个医院：XX医院精神科。最后这次住院是从华阴转过来的，2007年至今，已经住了九年多了，九年一直生活在女病区这不到五十平米的空间里。对于这九年的住院生活，她常常在向别人诉说时岔开话题。我曾经问过她，她家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从她的叙述中看，以前不都是住几个月的吗？怎么这次住院就不让出去了呢？她王顾左右而言他。住院住了这么长时间，很多人对家人不接自己出院，对于把自己遗弃到这里充满了愤恨，言谈中不仅常常抱怨，有的还会破口大骂——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常年生活在一层楼里，除了病房和楼道哪里都不能去，楼下的院子里的活动一周都轮不到一次；而且难熬的无所事事的虚空更是常年不变的刑罚。可是大多数人生这个病、被拘禁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自身有什么过错、做过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因此难以接受这样的命运更是人之常情。但她没有经常性的对家人的抱怨，她说过的最严重的一次抱怨家人的话是：我家人日胈歘，甩包袱哩！另外有一次，冬天下雪，几个病人围坐在一起打牌，她突然说：“我想这大雪的天，我妈早上去买菜再摔上一跤。”大多数人当时都说她乌鸦嘴，但没有人听出她说这话时的心境。

　　她中学是在她们县里的重点高中上的。她并没有考上那所高中，因为她父亲是那所学校的工作人员，她得以进入那所高中学习。她父亲最初是那所学校的出纳，后来是会计，最后干成了后勤主任。她也没有考上大学，技校毕业后分进了渭南一个化工厂，在质检处搞分析化验。她九三年分进厂子，九六年结婚；她结婚后生过一个女孩，没有成活。她犯病的时候背着包到处跑。常常从工作单位回到华县家里，或者跑到外面去。她老是怀疑自己的丈夫和她车间的一个女同事有染，跟丈夫吵，最后连那个被怀疑的女同事也知道了，弄得彼此很尴尬。但那时她有丈夫，她住院时间一长，丈夫来看她她提出要回家，丈夫一般就会接她回家。她曾由衷地说还是有老公好。她家里2007年丢了一千块钱，事情都过去几个月了，她有一天突然想起来了，站在自家院子里为家里丢掉的那一千块钱破口大骂。骂完后她回到厨房，无意中在电话分机上听到母亲在给姐姐打电话，大意是说她的病又犯了，要送医院等等。她吓得拿起包，随便收拾了点东西就从家里逃出来了。她找到一个高中女同学，两个人在县城里逛。她姐姐给她打电话，问她在哪里，她说她在厂子里（她工作的厂子在地区市里，和她家所在的县城还有一段距离）。后来想了想又告诉了姐姐，说自己就在县城，正和同学在一起。结果当她和同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姐姐姐夫开着一辆车在十字路口等她，把她拽到了车上。她忍不住伤心地哭起来，一路哭一路哀求家人不要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她终究还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她自己诉说她从前曾经在住院时翻墙逃走过，后来又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院。她以后学乖了，不折腾了。从路口被截住送进精神病院，这是她最后一次进精神病院，这是她离婚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从此她就一直在精神病院里。想到这里，我先前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她离婚了。她先前住一段时间就出院那是因为她那时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其实她自从家里人不同意她与和她通信的男孩的恋爱关系就渐渐地人不对劲起来，但那个时候人们对精神病的意识没有现在这么强，她的病也就拖拖拉拉地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九六年她结婚后，日渐明显起来。九六年她母亲到新疆呆了一段时间，十二月的时候，她父亲给她母亲打电话说她病得厉害，她母亲从新疆赶回来，家人把她送到了精神病医院。从零七年被送到华阴精神病医院，因为她目前所在的这家医院费用相对便宜，一年多以后家人又把她转到了这里，前后十年了。她状态稳定，一直吃着维持量的药，根本不像个精神病人；如果你再看到她在医院的各种表现的话，就会更觉得她不是个精神病人了。

　　她在医院像个编外职工。医院里病人喝的开水是水房锅炉烧好后，由病人们从病区楼后锅炉房里抬回来（男病人是去的几个人一人一桶提回来），倒在两个保温桶里，每天早上7：30和下午4：00左右各抬一次。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五年前）还是护士们先叫她，然后再叫其他病人，一般要叫六个人，抬三个桶。她除了是抬水的铁杆外，早上在抬水前还要把桶里的陈水倒出来，把桶里的水垢清理干净，然后和大家一起去楼后面抬水。这次住院发现现在护士们的喊话发生了变化。护士们现在是首先问她“洪梅丽，你提水去不？”她有时候回答去呢，有时候回答不去，桶里的陈水还没有倒呢。当她回答去时，护士们就会接着说：给咱叫人提水！她便会叫几个经常抬水的人——护士们常倒班，病人随时地会出入院，昨天还能抬水的人今天可能出院了；她一直住在医院里，对病人的情况比刚换班的护士们更了解。医院的厨房只雇有两名临时工，要做医院一百多病人的饭，还包括医院值班的职工的饭，平日里做饭还忙得过来，隔一段时间食堂改善伙食时人就显得不够用了，比如炸油饼，包包子或者多做一個菜时，这时候就会叫女病人去帮厨。一般下午刚午休起来喝完药，量完体温，厨房的师傅就来了。在病区楼道锁着的门外喊：洪梅丽！这时护士们也会从办公室出来大声叫她；并和她一起挑几个病人一起去食堂帮忙。到了厨房，食堂的师傅就会高兴地说：洪梅丽一来人就知道活该怎么干了。炸油饼的时候，她一个人揪積子，供四五个人擀饼子还游刃有余。有时候厨房的师傅因为有什么事情来不及准备菜，也会叫几个女病人去帮忙择菜，有时是洗菜、有时是刮土豆皮等等，每回都会叫她。食堂师傅心里过意不去，每次给病人打菜的时候都会多打一些给她。除了厨房打水，她的光芒还延伸到许多地方。她常年帮一些行动不便的病人打饭。这个医院规定帮病人打饭可以不用排队直接到队伍前面去打饭，她往往要打两次。平时只要有新来的病人，医生对病人的检查还没有完毕，护士就喊上了：洪梅丽，给咱铺个床！新病人一般都在大病房住，她就会到大病房找一张空床（有时候由护士指定），让新病人安顿下来。她还自觉地在每顿饭吃完后来病房收筷子，把筷子放到盆里，滴上洗洁精洗干净放到治疗室，等到下顿饭时再让病人们用。后来有的病人在她的带动下也帮忙收拾筷子，才把她解放了出来。不过即便现在，她也是常常收筷子、洗筷子的。洗碗筷子后，她还会每天三次餐后打扫厕所（水房是和厕所在一起的）。病人们洗完碗筷后，地下的积水很大，她每次都要把积水从水洼里扫到下水道里，把厕所的垃圾桶、剩饭桶挪开，把角角落落都扫干净，然后才会去休息。她打扫卫生是最认真彻底的。这个医院夏天发西瓜、甜瓜，冬天发苹果，过春节每天没有早饭，发蛋糕，发油炸馍片，中秋节发月饼，这些事情都是她主持在做的。还有，这个医院有一个习惯，病人家属看望病人带来的吃食，医院担心病人们吃起来没有节制，统一放在护士办公室，过去由病人想吃时给护士打报告，护士允许后自己去取；现在则统一由她在病人们中午起床后量完体温时给病人们分发。医院的被子老旧以后，医院里会组织女病人统一拆洗，也往往由她和几个女病人一起缝制。这是她在医院唯一有报酬的劳动。医院会在她们缝了几床被子后给她们几个几十到一百不等的钱作为报酬。经常有人给医院的精神病人捐赠衣服，有时是医护人员，有时是医院外面的爱心人士。精神病人在住院期间没有办法去外面买衣服，常住的精神病人有时虽然被获准在护士的带领下去医院外面买衣服，但相对于她们的日常用度是不够的，所以这些捐赠的衣服对于病人就是必要的（她住院的这家医院病人们平时都不允许穿病号服，只在上级检查，或者重要人物来医院时才让病人穿上病号服）。这些衣服护士们收到后会拿来给她，让她给病人分发：一群病人围绕着她，都抢着拿自以为合适的衣服。有时她也做主哪件衣服给哪个确实缺少衣服的病人。这家医院除了几个领导，大多数医生护士都有让病人给自己洗白大褂的习惯，她是医生护士常找的病人之一。尤其是她的主治大夫，那大夫的白大褂就是包给她洗了，有时候想拖延一两天都不行，必须拿来马上洗。

　　她也善于结交朋友。病人们的洗澡的太阳能装置设在楼内的护士卫生间（冬天除外。冬天有一间在楼后面的澡堂子），喊一声外面就能听见。她常对有些病人说，你洗澡搓背时喊我一声，我给你搓背。有个行动不便的病人自己洗不了澡，她常常帮那个病人洗。有一次，在厕所里，有个人忘了带纸，就大声喊叫让另外一个病人帮自己拿纸，她正在洗手，听见了说：我帮你拿去。她的病房内永远是高朋满座，大家热烈地说着闲话，争论着一些事情，有的人就躺在她的床上，她也不介意。她有很多朋友，有一些已经出院的病人来回医院取药时还会特意来看看她。还有个出院的男病人看上了她，以接她出去为条件，要她嫁给自己。她不同意，一方面她没有看上那个男的，另一方面，她知道自己家人不会同意的。

　　她讲卫生。到了精神病院以后，由于吃药的副作用，也由于处于病的状态，更由于在医院里不见人，所以大多数人都变得更懒散了，而她不是这样，每天早上起来洗脸刷牙，晚上洗脸洗脚，尤其是晚上洗脚，这里除了她没人能够做到每天洗脚。她洗澡也洗的勤，夏天几乎天天洗；冬天也能做到两三天洗一次。

　　她还是病区里的歌星。无论电视上放什么歌，听几遍，跟着哼几次就学会了。她似乎在这方面有天赋。每次过年医院里组织病人举行联欢会，她唱的歌总是获奖的。她说自己以前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有特长，进了医院以后成天看电视或者去音疗室听碟，慢慢地也就唱的挺不错了。有时候电视里播放《星光大道》，病友们会说：“把洪梅丽包装一下，作为咱们精神病院的选手去参加！”她会回答说：“我要真去了，自我介绍一说是精神病人，还不让人给笑话死！”她也对医院音疗室的KTV设备很熟悉，每次护士们带病人去音疗室常常是让她拿着钥匙走在前面去开门，进去后她为大家调整好设备，大家慢慢进来才开始唱歌。她常常在病房、楼道里引吭高歌，听上去唱的还真的挺好听的。

　　她酷爱看电视，电视遥控就由她掌管，犹如音疗室的仪器每次都由她开启和关闭一样。她喜欢看娱乐节目，明星八卦，每天东方卫视的“娱乐星天地”，湖南卫视的“非常星发布”，中央三套的综艺节目，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然后就是“新闻联播”，都是她常看的节目。每天晚上9：30吃完药她会关掉电视电源。由于病区里电视老旧，电视常常不能轻易打开，而她就是那能打开电视的几个人之一；有一段时间还只有她能打开电视。

　　常常有病人或者家属对那些想出院的人说：你要是能达到洪梅丽那样的状态出院就不成问题了。然而那些一眼看上去状态就不如她的人反反复复出去进来多少次了，她还岿然不动，一直呆在这里。她住在医院里让各方面都感到满意：她的家人可以不用面对她犯病后的那些麻烦。母亲的话用来说就是省得她出去自己就少活几年。也符合医院的利益，她可以为医院带来一笔常年固定的费用。也符合她的单位的利益。如在前面概述所说的。对于这些她有她的看法：既然没有办法出去，那你就只有调整自己的心态了。她在医院里也有一次面临犯病的边缘。那是一个病人对她说了一句：你一辈子都出不去了，你家人可能不打算接你了。她心里吃了劲，结果躺倒了。她犯病的时候不像平时那么活跃，躺着睡了几天。医生给她调整了药，加上她自己的挣扎，慢慢缓了过来。

　　她说自己出院后不准备成家了。她离婚后家人曾经张罗给她介绍过对象，对方是附近农村的，人穷不说，还比她小六岁。她意识到自己即便出去，也不可能象一个正常人一样找对象了：精神病人，这么长时间的住院经历，已经使她在婚姻市场上成了残次品，只能降价处理了。她觉得现在只能要么找个经济状况极差的，要么找个像那个看上她的精神病人那样的；还不如一个人过着算了。她不想再见厂子里的同事：他们不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们呢。找高中同学，让她们帮忙在外地找个工作——她厂子里的同事对她的了解局限于她患精神病的时期。她这样预期是因为她母亲对她说过，她的姐姐退休后闲了，可以考虑把她接出去；另一方面，她原来从事的工作是有害工种，可以提前退休，四十五岁就可以了，她今年十一月就满四十五岁了；如果她退休了，厂子里对她管得就不那么严了，她就可能在医院外面生活——她家人不接她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她如果出去了不上班呆在家里，怕单位不给她出治疗的费用和生活费——这样看来，倒是有一个单位，有一个给她出费用的地方把她害了，反而成为了她出不了院的口实。

　　（上述段落是2015年写成的，那个时候她的姐姐还没有退休，她也没有到退休年龄。现在她姐姐已经退休，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也过了，论理她也過了退休的年龄，但她依然在医院里。）

　　她是技校毕业，以前也曾经非常爱看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等杂志都是她爱看的，她也常买《小说选刊》看。进了医院后，也不知道是因为吃药还是狭窄的空间，没有机会看远处，她的视力下降得厉害（大部分住院的病人都有这种感觉），已经看不到书上的字了。她也不想配眼镜，认为在这里没有必要，出去了再说。对于争取出去，她一筹莫展。她认为只能等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慢慢熬出结果。她常说：真希望发生一场大地震，或者真的来一个世界末日，所有一切都完蛋。这应给是她在精神病医院住了近十年，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觉。她是精神病医院里不是唯一至少也是少有的一两个没有自杀过的病人。我很佩服她能在这样严酷的生存状态里勉力支撑，同时也对她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捱过那些捱不过的时分感到好奇。后来我从一些事情上看到了端倪：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病人们常买饭的几家饭馆的电话号码，她都能一口报上来。有时候医生护士给自己买饭也要问她饭馆的电话号码。她对于医院里病人的情况也异常熟悉。她并不关心病人的病状、结果和所思所想；她了解的是病区的病人是什么哪一天来的，具体的、准确的日子；在这里呆了多久，哪一天回去的。谁和谁同一天来，谁和谁同一天回去。谁来的那天谁走了，但她们彼此没有见上面。这些，她比医生护士了解得清楚得多。就是有些病人也常常要问她才能知道自己到底在医院呆了多长时间，自己什么时候来的。她还有些怪癖似的习惯，常常一个人慷慨地大声说：This is my father ，father mother brother ！反反复复地喊，劲头十足。医院里住了个老年痴呆的老太太，她常走到老太太来的跟前大声叫：老婆姨！姨老婆！常常捏着嗓子。这里住过几个分别叫李英、王英、张英的病人，她常常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喊：李英、王英、赵英、张英！变腔变调地喊，听得人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

　　在她出院的问题上，她母亲是个关键人物。她父亲已经在前些年去世了，现在她出院的问题就掌控在她母亲的手上。以前病人们建议她母亲把她接出去时，她母亲说：这事我们家属不能做主，得由她单位说了算。后来她犯病的那次，医院给她家人打电话，她母亲来了，病人再次建议她母亲把她接出去，说她还年轻，把她在这里关一辈子太残酷了。她母亲当时勃然作色：“不要说了！我自己的孩子我们不知道爱惜！”后来有病人在她母亲来医院时不客气地说：并不是天下的母亲都是天然伟大的！她母亲回答说：那怪她不怪我们，谁让她当初主意没有她姐姐正呢！她病了是怪她。再有新来的病人看到她母亲来以为是接她回家，问她母亲：今天接洪梅丽回家？她母亲恼怒地说：不接！接回去干什么？！她母亲不发话，她的哥哥姐姐是不会接她回家的；更何况她的哥哥姐姐本来就不想接她回家。

　　她是一个奇怪的人，虽然朋友众多，但她在内心里真正感到亲切的还是家里人。她在诉说假如能出去不想再找对象的理由时说过，你挣点钱想孝敬家人也许对方还会不满意。对于出不去院的窘迫，有几个精神病人曾经在一起谋划，想给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打电话，曝光自己被遗弃到精神病院出不去的事实。找到她的时候，她说出院她当然是非常想的，但是她不愿意把家人推到镜头底下。那几个精神病人设想，我们共同争取出院以后，住到一个有房子的病人那里，不求家人，我们自己互相照顾。她听了以后，表示愿意和这几个病人住到一起，但是不参与这个争取的过程。在有房子的病人出院的时候，她还特意把那个病人叫到一边，表示说她愿意和这个病人一起住，如果这个病人也还愿意，她将在她姐姐来看她时把情况告诉她姐姐，争取她姐姐在她出院后不麻烦家人的情况下同意她出院。两年多以前，她姐姐、她的主治大夫、精神病科的负责人，还有她的单位，曾经三方签订了一个合同，商量好了她将先在精神病科住三年，每年单位出一定的费用给精神科；以后继续住再继续签合同。现在三年将满，她希望通过告诉她姐姐她有出路，求她姐姐不要再续签合同。而这个她想与之同住的病人现在出院了，但考虑到她对家人的感情，却在犹豫——她对她家人感情那么深，以后发生点什么事情，自己作为一个病人，一个人难以应付她和她家人。

　　她现在还在精神病医院里，就像她自己所说的：既然你没有办法改变处境，那你就调整好你的心态了。高兴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我们在这时候看到一个活泼豪爽，风风火火的XX，却看不到她心里的忧愁。她曾经说过：呆到这里能把人呕死！还不如找个绳绳吊死呢！——然而，这对她是个奢望。以这里的看管之严，她想吊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愿有一天，她的母亲和姐姐哥哥能够良心发现，接她出去。或者她在清楚自己被几个人签的合同是非法的之后，有一个幡然醒悟的争取自身命运的自觉；到那个时候，也许有办法实现她出院的自由。

　　我今天又跟刘惠说崩了。不过我也不着急，反正不是第一次，反正她跟人说崩也不是什么为数很少的事情。她老是这样，跟人吵了好、好了又吵翻。她很爱激动，两句话不对声就高了；人在地上一站，脚后跟一抬一抬，看上去身子一闪一闪的，叫人又好笑又没办法。其实她只是好激动而已，没有什么专与人为难的心眼。她是精神病区里年龄最大的，也是个热心肠。知道病人买东西难，她买饭或者从外面买东西经常多买一些，回来分给病人们。不过，她有时候也会不耐烦，她出去买东西登记时别人写好的要买的东西，她嫌手里提得太多，便说不买了，真的就不给人买了。在这医院里，她是很少的能获准出去买东西的人之一。她住院时间长，年龄又大，手脚也还利索，护士们信任她。有时候护士临时办什么事情或者上厕所懒得锁门时，也会叫她看着点护士办公室的门，不要让病人进去。和许多病人相比，她的經济条件相对宽裕，她是铁路职工，在护士长账上放的钱多，每个星期领的的零花钱也多，买饭的次数就多，所以她成了病区里最热心组织买饭的人。她知道哪个护士好说话，肯替病人给饭馆打电话让饭馆来送饭，也和知道医院外面所有病人能打电话的饭馆的电话的洪梅丽关系密切。因为出院买东西的次数多，她对外面的环境熟悉，卖衣服卖鞋卖饭的，哪一家的物美价廉，哪一家又有什么特色，米线哪家的好，量多味道又不错；哪一家的肉夹馍依然卖五块，别的家已经涨到七、八块了。隔壁的饭馆实在是太坑精神病人，三鲜米线像是用白面汤煮出来的，而麻辣米线则是用吃剩的火锅汤做的，最好也是用火锅底料做的；油泼扯面断成一截一截的的，而且常常看不见油，干干的——再不买他们家的面了。炒菜还可以，不管多少钱一份，给病人十块钱也炒；有时候菜量少一点，但总体上还说得过去。她特别喜欢算，今天花了多少钱，其中买饭多少、水果多少、零食多少，不行，这样下去开销太大。她一边算一边说。她吃饭吃东西刹不住闸：昨天三块钱买了一斤梅李，有人问她卖不（她经常买东西时多买点，给想要的病人预备着），她说不卖。一共七个，一会就吃掉两个，又给了其他病友一个，看着看着又想吃了，赶快找刚才要买的那个人，把李子卖出去。她是经常把病区里的空气搅动得有生气的人之一。

　　她也是在医院里呆的时间最长的病人。除了护士信任她，带她出去买东西之外，这几年她的主治大夫也会带她出去。有时候主治大夫在院子里办公室值班，她也会被大夫叫出病区去院子里陪大夫，趁机可以在院子门口的小商店里买点零食、买点冷饮吃；还可以神气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让病人们在病区的窗子里望着羡慕。能跟医生聊天，她知道许多病人们不知道的医生护士的事情，有些病人们好奇的医生护士们的事情就是她和其他几个有渠道知道医生护士们事情的病人中转给大家的。据说，她以前在医院里经常干活，早上起来倒护士办公室、治疗室和医生、护士以及病人厕所的垃圾，拖厕所、护士办公室和治疗室的地，也拖病区楼道的地，把保温桶里的陈水倒出来以便早上吃完药打新水，帮医生护士到总医院去送化验单，帮医生护士洗白大褂。至今她的病房墙上还有以前住院的病人写的字：向劳动模范XX大姐学习。这几年她的身体不如以前了，干不了那些打扫卫生之类的活儿，她督促年轻的病人干。她早上5：30左右就起床了，喊那几个也在那个时候起来的病人，指挥她们把厕所几个纸篓的垃圾倒到垃圾桶里，然后垃圾桶放到楼道门口，等护士起来后（6：30）再把护士办公室的垃圾也倒到垃圾桶里，护士打开楼道门之后再由病人把垃圾桶提到后院倒到大垃圾桶里去。病区里的电视、病房和病区里的灯、风扇也常由她和洪梅丽负责开关。在上午6：30护士起来后她打开电视，夏天的时候她还会同时打开楼道里的电风扇，然后到治疗室把楼道的灯都打开，把病房里的电风扇打开，晚上9：30吃完药再把病房里的灯和电风扇都关掉。有的病房里住着风湿关节痛的病人，她也会应要求不开那个房间的电风扇。病房里的保温桶龙头漏水，下面一天到晚接着个盆子，她来来回回老注意着，看到盆里水多了，她会随时叫她使唤得动的病人把那水倒了。她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真心地操心着这里的一切，希望病房整洁干净。

　　她现在是医院里最活跃的病人之一。除了她积极参与劳动、热切地组织买饭之外，任何病人，只要是有家属来看，她闻讯后都会立刻出现在现场，和家属拉话：说病人的病情，介绍医院的情况，谈论社会上的事情，到一定程度后，她就会要求用病人家属的电话打几个电话。这个医院里是不让病人打电话的，而且每一个来看病人的家属进门的时候，护士都会叮嘱他们，不要让其他病人用电话。有时候，有的家属出于同情病人，会让别的病人用自己的电话；有的病人家属怕惹事，就不会借给病人。不让用的时候，她也不灰心，以后别的病人家属来，她还是会立刻赶过去。一般只要有家属来，她几乎都知道。她这么热切地去到家属那里，还有一个动机：请求病人家属到外面（她虽然有时候能出去，但也是很长时间，几周才能有一次机会）给自己买点吃的；饭或者水果。有时候，病人家属要给自己的病人买点吃的，她让别人带就顺理成章了；有时候人家自己不买，她提出来让人家跑一趟就显得有点过分；不过，有的病人家属还真给跑。即便被拒绝了，她也不介意，下次还是热切地跑着。她还常常评论病人家属，哪个家属看起来长得排场，一看就是个有水平，能在社会上混得开的；哪个病人家属穿的衣服看起来一点都不讲究，一看家里就穷，没本事。以貌取人。她还是个血统论者，除了自豪自己的四个弟弟都特别能干，尤其是小弟弟还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之外，还老是对我们说，某某病人的孩子特别聪明，考大学考了600多分；某个病人的孩子读研究生，读本科的时候，每门功课都是全年级第一名；还有个病人五个孩子除了一个遗传了她的精神病以外，其余四个孩子都是大学生，而且工作以后都特别有出息；某某病人父母都特别能行，兄弟姐妹也都特别聪明——你说，为什么精神病人的亲人都这么聪明，读书读得那么好在社会上也能混得开，你说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遗传基因好？精神病人就是聪明。

　　她上学只上到初中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就放了羊。她说她小时候数学学得特别好。数学竞赛时，她连别人做不出来的附加题也能做出来，每次都是满分。语文起初学得不好，只能勉强考个60来分。后来因为爱看课外书，语文成绩也上来了，到小学毕业时竟然考了80多分。毕业后她去学校当了民办教师。她说自己当民办教师当得非常狼狈，拢不住孩子，而且教出的学生也象自己一样，数学都学得相当不错，语文却不怎么样。她在学校的时候喜欢到阅览室里看书，学校阅览室的书籍她几乎都看遍了。有的老师笑话她看书没有用，她也不管，只是看自己的。（她小学毕业时，正值国家号召学校招民办教师，以减轻学校负担，为国家节省转商品粮的负担。她的父亲是生产队长，就让她去做民办教师。她起初还不乐意，在父亲的责骂下才去当了民办教师）。她1968年初中毕业，当了两年民办教师后，1971年有了招工的机会，她就又去当了铁路工人。那个时候招工也简单，只要体检合格就可以去上班。她酷爱看书报杂志，那些年只要有机会，她逮住书就看，看得如痴如醉。她不爱看小说，文艺类的书籍，爱看的是小报、时事、历史方面，军队方面的东西。其实她看了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和人交流；因为一般只有男的喜欢看这些东西，女性喜欢看这些方面的人不多，所以她和周围的女性交流就不太顺畅，而与男的交流，又是她不愿意的；她看那些就只是自娱自乐、自我享受。自从1984年生病以后，她的心就再静不下来，一有空就往外跑。她背着个包，也没有目的，一会去弟弟家，一会去陌生的地方；去一个地方还没有说上两句话，就又起身走了。弟媳妇说她，你看姐姐屁股還没有坐稳，就起身走了。家里人最初觉得她是好逸恶劳，后来她老是怀疑别人害她，这才想她可能是病了。她吃药吃得眼睛看东西有重影，没法再看书报杂志了。从那以后她几乎不再看那些东西，而且她反复住院，多年来她连电视也不太看。看电视也是这几年才有的事。她看电视也只看新闻、记录频道、军事知识，生活片从来不看，嫌没有知识性。但她与人就她过去擅长的方面交流起来，依然显得非常有水平，一般的女大学生在那些方面的知识修养都不及她。她自己意识不到那些方面的兴趣对她生活的影响，只是觉得自己看的时候，或者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乐在其中。在医院里她虽然郊游甚广，和许多人都能说上话，却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那些东西既是她跟人交往的工具，也是她跟人交往的障碍。她在以前工作的时候总是独来独往，没有朋友，也没有几个谈话的伙伴。在医院这么长时间的住院经历中，也曾有过一两个要好的朋友，都是那种知识面很宽广的病人，对革命历史感兴趣，对政治以及种种传闻感兴趣。朋友出去后还来看过她。而这些年，新来的病人大多年纪轻，而且对她感兴趣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无法成为深交的朋友。

　　她是1984年开始生病的，疑心别人害自己，背着个包到处跑，不去上班，起初家里人以为她是懒，一年以后才发现是病，才开始治疗。至今三十一年中，除了1980年代是断断续续间隔时间很长地住院以外，从1990年代至今，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精神病院里。这家医院也住了有十几年了。最初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她初到麻张住院时，工资只有四十元，每天在医院的花销就得十元，所以长期住院根本做不到。她说她到西安精神卫生中心去看病，两千元的住院费她拿不出来，陪她去看病的弟弟也拿不出来，最后没有住成院。最初生病的那些年，她受尽了折磨。她病了几年之后，丈夫也跟她离婚了。起初丈夫还提醒她吃药，几次住院之后，丈夫渐渐失去了耐性，最终两人离了婚。她对丈夫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耿耿于怀，有一次医院里让病人们填一张表，需要填婚姻状况，她填了“丧偶”。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是个爱憎分明的直肠人，另一方面也说明她对于自己早期的病没有受到更好的关照非常气愤；因为那个时候好的关爱也许会使她的病不致延续这么多年。早期的病的记忆往往是使人刻骨铭心的。她病的时候，老觉得周围人都在陷害自己，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的女儿也是个小间谍，是来自己这里刺探情报的；她觉得电视里的人、电视里演的节目都是针对自己、来暗害自己的。在医院里，犯病的时候她就对着电视破口大骂。她还给自己的主治大夫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说病区里的护士长给她的房间里安了窃听器和摄像头，监控她。病的时候自己那些离奇的感觉让人难忘，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也是让人刻骨铭心。她离婚的时候孩子还小，判给了丈夫；她的父亲已经离世，她就住到了二弟家。弟媳妇难免会有怨言。嫌她没有分到住房，没分到多少财产，有时候还会给她点厉害。她不生气时还能好好吃药，一生气就不好好吃药了，把药扔到垃圾桶里去。这样不用多长时间就又犯病了，再回到医院。

　　她这次住院已经有十几年了。她说这十几年有几次她从医院里跑掉或请假出去，医院找到她以后，她表示不再来了，医院也拿她没有办法。她出去后老是过一段时间就不好好吃药了，一生气就把药扔了，最多半年就会被再次送进来。这样断断续续住了有十几年了。原来她出去后，开始是和母亲住在一起。她的娘家是城中村里农民，征地征得早，给了一笔补偿款，家里房子地方大，能住下她。但她和母亲住在一起老吵架，娘儿俩吵得不可开交，弟弟那时候做生意，就雇了她，一个月给她200元钱。20世纪90年代，她自己一个月工资才160元钱。她长期吃药，那时候的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副作用大，她的记忆力变得很差，行动也不灵活，弟弟让她看库房，她有时候会把账弄错。有一次，弟弟雇的工人去给一家店里送粉条，那人拉了一车的粉条在前面走，她在后面骑了个自行车赶不上，眼看着人家走远了，她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来弟弟不让她干了。她后来大多数时候住在弟弟家里，她的女儿上班后，他把在弟弟家住的房钱结清了。她在医院外面的生活圈子渐渐缩小，本来就独来独往的一个人，现在更是没有朋友，没有可以来往的人。而且，即便医院外面有个可以来往的人，她在医院的经历也难以向人诉说。她的背驼得厉害，她说年轻的时候好一点，但从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的背就是这个样子。从她的叙述中我仿佛看到了那个驼着背，手里拿着化验单的妇女，那个东张西望地走在路上的中年妇女；或者匆匆地走在路上，看上去和别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却和大多数人不同，有着无法对人诉说的经历。没有人知道她是个精神病人，没有人知道她经历的那些难以诉说的事情。但那些事情在她和世界之间划开了一道鸿沟。她可以走在这些陌生人中间，貌似和别人一样，但那些熟悉的人已经多年不知道她的消息了。十几年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里，从前的熟人早已变成了陌生人。精神病人的身份也使她自卑，使她自别于人。

　　她曾热心地和护士长一起去医院外面的理发馆联系理发师傅，来医院给无法出去的病人理发。来了以后，登记理发的有十几个。她对理发的师傅说：这些精神病人好糊弄，搞得理一理就可以了，不到10分钟一个，一个10块钱，你一个小时就可以赚到100多块，不错。理发的师傅回答她说：既然理了，就要一视同仁，好好地理。把她感动得以后老是说起这件事。她是个很现实的人，分析事情总是从物质条件出发。她的婚姻就是个现实的搭配。她1970年代是个铁路工人，那时候铁路上条件并不好，所以她不能找个铁路上的小伙子。经人介绍认识了前夫。前夫在科研单位上班，工作稳定，工资比她高，文化程度也比她高。她说她在婚姻中也不能和丈夫谈论她在报刊书籍上看来的那些革命史军事知识，丈夫是个有些雅的文人型的人，喜欢书法。她说她的前夫现在是老年大学的书法老师。她以前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条件并不好，住小房子，也没有什么名气。现在这些年好了，前夫还在西安办了几次书法展，也因为给别人写字挣了一些钱，换了大房子，也买了车，女儿装修房子钱不够，还给了女儿6万块钱。她说这就是自己命不好了。她经常对那些带着工资的单身病人说，你可以找一个农村的，或者找一个离婚带着娃的，年龄大一些的，如果愿意还能嫁出去。在她的叙述中，得了精神病的人就只能降价处理。她相信这些，但她却不降价处理自己：她39岁闹离婚，41岁正式离婚，就一直没有找过。她有时候会说起自己最悲惨的时候，离婚时女儿坚决不跟她。她说那个时候女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我妈得精神病以前生的。有时候她教训女儿，那时候女儿小，在她跟前不敢反抗她，等她走得远一点了，就会回头冲着她喊：神经病！造粪机器！她一辈子都在分析，分析现实条件、利害关系，却其实不是个精明人，经常干些赔本赚吆喝的买卖。她的女儿精明，对于女儿这一点，她非常满意。她看上去很厉害，与女儿相处却处于弱势，常常在女儿发脾气时一点对策也没有。经过好长时间的琢磨，她学聪明了，在女儿对她发脾气时她也对女儿发脾气，盖过女儿。其实女儿对她挺不错的，不仅常来看她，过年把她接出去一段时间，还经常操心着给她买衣服。前年她生病，做胆结石手术，女儿挺着大肚子还来照料过她。她女儿还在市里给她买了一套房子，女儿自己给她还房贷。她对自己老来的境遇基本没有什么抱怨的：自己的身体和这个病的现实情况不允许她独自一个人生活；她无法给女儿看孩子，至少现在，她不能和女儿一起生活。所以住到这里相对来说还是个不错的选择。她知道自己假如有一天身体情况不允许住在精神病医院了，女儿肯定会想办法管自己的。这也算是她一生碰到精神病这个难以消化的大劫难，却能有一个可望的、正常的归宿的一个最大的安慰。这也是她能精神上不带太多遗憾地生活在精神病医院，以热切的心情看待这里的一切的一个最大原因。

　　说起来方华英还是个知识分子女性。她是刚恢复高考时的中师毕业生，她是富平人。她有着神奇的倾听腹语的能力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幻觉。先说说她的幻觉。她说自己发明了电视机、电冰箱、收音机、洗衣机，空调，凡是电器几乎都是她发明的。她还能说出这些电器的原理。比如电视机就是收音机和照相机的综合，她说的电冰箱的原理更神奇，别人几乎听不懂。她说自己上学时数学特别好，高考时因为数学成绩好还获得了一根博士拐杖的奖品。如果你要说这些不是她发明的，是早就有的，她会根据你的强弱选择跟你急或者暗自生气。她还说自己是前任国家领导人的女儿。说从前的国家领导人和蒋介石都曾经在她们当地留下过后代，从前的国家领导人和蒋介石都曾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当地人抚养。她们当地有很多中央领导人的后裔。从过去时代的国家领导人、蒋介石，到后来的一系列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将自己的孩子交给她们当地人抚养，所以她们那里充满了贵胄。她现在的母亲是养母，父亲是养父。她生病住院后，前任国家领导人曾经给这个医院拨了好几个亿，但是医院的领导不给她用。她还“知道”，医院曾经给她的病区的护士长拨了几十万，让护士长给她零用钱，但护士长都没有给她一分钱。她说她和这个医院精神科的主任是儿女亲家，曾经有一次专门将满头早白的头发染黑，准备去参加儿子的订婚典礼。

　　她有工资，随着这两年教师工资的增长，她一个月三千多块钱的退休工资，但是她的工资在她的丈夫手里，她丈夫连零用钱都不给她留，每次来给她送她缺少的东西，比如棉衣或者秋裤、棉裤什么的，都是把东西往护士办公室一放，連她的面都不见，有的护士为她争取零用钱，说得多了，她丈夫会给她留上一百块钱，这一百块钱常常要顶一年的用。她丈夫曾经有外遇，为此和她离了婚；但是后来因为她有工资收入，离婚七年后又跟她复婚了。她丈夫是个跑车的司机，是给私人跑车的，是农业户口，而她是商品粮，即使这样，丈夫也还是嫌弃她，因为她的性格实在逆来顺受地厉害。你问她为什么不找个也是商品粮的，她说自己在农村，也找不到更好的。丈夫每次回家她都忙着给丈夫做好吃的，想讨丈夫欢心，但丈夫不为所动，曾经打她打得肋骨都断过一根。她当教师，小学初中都教过，主要教数学，也当班主任，学生们都还好，还能听她的。她是这里的常住病人，在这里住了9年了。

　　她在这里时不知道为什么，护士们都爱训斥她。每天早上护士们会叫她打扫病房楼道的卫生，让她住到一楼，负责督促一楼的病人倒一楼厕所的垃圾，打扫厕所楼道，关电视机等等，一楼的卫生搞不好，就会斥责她。她还经常参加女病房抬开水，帮助厨房做饭等等劳动，但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都说她懒得很。她的大夫曾经因为她拒绝给大夫洗白大褂不让病区的护士长给她发零用钱。她确实爱睡觉，只要没有事情做，她就会躺到床上，这一点让医生护士都很恼火。然而她一身的病，腿疼、关节疼，她给医生护士说自己这儿那儿疼时，她们会说，你再多睡一会就不疼了。她很积极地参加医院里的活动，过年医院举行新年联欢的时候，她会唱一首歌或者朗诵一首词，她唱的歌会跑调，朗诵的词普通话不准，但这些都不能影响她的热情，唱歌或者朗诵前她很认真地练。医院每年拆洗被褥，她都积极参加，这样可以分到一点钱，可以放在护士长账上，领零用钱的时候可以领了来买饭。有一次，她好长时间没有零用钱了，外面卖砂锅的人来到楼道的铁门口吆喝买卖，她把自己的一条旧裤子拿给卖砂锅的小伙子，告诉小伙子，她那条裤子还好好地，她要用那条裤子换砂锅吃。小伙子哭笑不得，最后终于将裤子拿走给她换了吃的。她喜欢在医院里分发捐赠的衣服时多多地给自己拿，她的衣服有两袋子之多。她很有知识女性的气质，那些稍微讲究一点的衣服，她穿上都很有风度，很像一个知识分子女性。她也曾经将那些衣服中的一件拿给病友，要病友买她的衣服，因为这个病友在医院缝被子分钱的时候说自己劳动得少，多领钱不好意思。她的女儿、儿子都是大学生，女儿考上了公务员，在新疆南疆一个县政府工作，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都来看她；儿子从来没有看过她，她说儿子正上学，太忙了。

　　她能听到家人的腹语。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的家人多时不来看她，大家都说她家人将她放到这里就不会再理会她了。就在这个时候，她说她听到家人给她传来的腹语说，家人要来看她。大家都不相信，笑话她。结果隔了一天，她的丈夫带着她们县上教育局的人来看她了，说是要带着她去给她照相，给她办残疾证。另有一次，这个是听老病人说的过去的一件事情，她听到腹语说，她的女儿受伤了，她急得很。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家里有人来说女儿前一段时间骑摩托车摔伤了。她快出院时，曾经听到说女儿的手臂受伤了，结果女儿过了一段时间来说，是女儿的一个表妹受伤了，而这个表妹和女儿长得非常像，小时候人家都说她们是双胞胎。她快出院时，还曾经听腹语说自己家人要来接她了，成天收拾好包袱拿到楼道的铁门口准备出去，医生护士呵斥她让她把东西拿到病房去。她说家人要接自己出去，病友们也不相信。她已经在这里住了9年了，家人不但从来没有接她出去过，连看她也很少，她在里面也缺吃少穿的，不像有接她出去的意思。然而不久之后，她的丈夫突然来接她，而且说，将她接出去再也不到医院来了。这些事情很神奇，却都是有事实根据的。精神病人中有这种神奇的能力的，往往和幻觉搅合在一起，让人难辨真假。但是从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看，这种事情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人类具有某种神奇的能力，就像现代物理学上的贝尔不等式等等现象，是需要现代人仔细观察的。这一点，已经有很多奇妙的实例证明有时确有其事。我们等待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气候的一天。

　　我也在精神病院里感受到了死亡浓重的气息。

　　我们现在常常在电视中看到那些打算轻生的人被人劝阻或成功解救，这些事情总让人觉得，对生死这样的事情更像是一场闹剧。从前的人对这些事情怀有更多的敬畏，他们把生死看成是一件大事，很多人的自杀被赋予和命运抗争的意味。我在精神病院里看到的生生死死，就多少有一些从前的影子。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生死是时刻高悬在头顶的一把剑。境遇顺利的时候还好，一有点儿风吹草动，它就明晃晃地逼到我的头上。极易想到死的问题；一是因为心境，一是因为处境。难以摆脱掉这种想法，我常常很沮丧。到了精神病院里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医院的精神病人十之八九都实施过自杀的行为。在医院的精神病人大多在一年之内，或者数年之内反复住院，很多时候都是在精神病院里，没有自由，没有生活；或者被医生告知需要终生服药，而很多药的副作用又很大，加上面对的致病环境多年不变，因此常常犯病，很容易绝望，所以死对精神病人来说就是摆脱绝望的一种手段。除了众多自杀未遂的精神病人，我还在精神病院里见到过成功实施了自杀的人。

　　王晓芳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曾和我住过同一个病房。初见她就觉得她很明显处于病态。她告诉我说，她来医院是来参加全国体检，她是最后一个到的，体检完了她就回去了。很可能她家人就是这么对她说的，她也相信她这么对别人说了别人就会觉得她没病。她的家人说，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把燃气灶打开，手里拿着刀在火上烤，因此她丈夫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

　　她很爱干净，住到医院里总是不停地洗呀涮呀，把自己和病床弄得很干净。她家经济条件不好，家里就丈夫一个人挣钱。丈夫是用电摩拉人的，女儿正在读高三。但她的衣物都很雅致，让人看上去觉得很舒服。她告诉我说，她的很多衣服都是丈夫给她买的。她丈夫常来医院看她，来的时候给她买些好吃的，拉着她的手，说一些安慰和鼓励她的话。

　　她跟她的主管大夫说，她妈妈是白娘子，她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是兄妹。她这时候是有一点儿清醒的，她知道她的主治大夫掌握着她能否出院的权利。她说这些，是希望主管大夫能放她出去。她和病人们说话很少。有时候会很突兀的说一句：“我灵得很。”她的饭量大，每次从食堂打回来的饭往往不够吃。别人打了饭放在床头柜上，人有事出去了，她赶快走过去端起人家的饭碗喝几口稀饭，或者咬上几口馍。大家就劝她，打饭的时候多要半個馍。她回答说，自己的饭菜够吃。别人的好吃的放在柜子里，柜门没有锁，她也会趁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去拿人家的吃的。她很少跟人说话，大家玩儿的时候也就不叫她。大家玩扑克的时候，她讪讪地站在旁边，看上去很尴尬。有人问她为什么不玩，她说她不想玩。

　　要过年了，虽然医生说她的病还没有好，但家里经济紧张，她的丈夫还是把她接回去了。我站在楼道的窗户前往外望，她坐在丈夫的电摩后车厢里，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只手拉着车厢的护板，一只手按着从医院带回家的行囊，只见电摩一闪就出了院子。没有几天，就听到了她的死讯。她是从5楼的窗户跳下去的。

　　她的死，让我想起她常常对病人说的一句话：“我有一个乒乓球。”起初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就问她，问得多了，才知道她经常和她楼上楼下的老太太玩乒乓球。现在想来，其实她很介意不能和大家一起玩。在医院里她孤独的呆在一边，心里是很凄凉的。她的死，看上去没有什么应激性事件。但她的生存状况本身就足以刺激她了。医生曾经叮嘱我不要对别人说起L自杀的事情，我知道这是必要的。但在合适的时候说其她的事情也是必要的。

　　另一个让我无法释然的人是祖晓东。我对她最深刻的印象是她每天都要帮所有的人打扫房间。每天早晚各一次。早上你还没有起来，她就已经进来了。她注意不发出声响，扫到床前时，小心地拿起你的鞋，扫过鞋底下，然后再把鞋放下。晚上熄灯前很多人就已经躺到床上了，她就在这时候来到房间，静静地开始扫地。医生、护士要她给自己洗白大褂，她蹲到地上一洗就是大半天，直到彻底洗干净。病区里每天两次到楼下去打开水，只要她还在住院，是必去的。开水打回来要往开水桶里倒，她一个人就提起一桶水倒进去了。她在医院里不好好吃饭，不好好梳洗自己，没活干的时候，她就双手拢在袖子里，低头靠在暖气片上，或者在楼道里来来回回的走。看得人心里难受，暗叹自己的无能为力。

　　关于她的故事，有好几个版本。她中学毕业后到深圳去打工，认识了是同乡的丈夫，两人恋爱结婚，一起回到老家。不久丈夫当了村主任，承包修路工程发了财。后来又开了个KTV，认识了个坐台小姐，和坐台小姐生了个女孩子，那孩子的大小和祖晓东的儿子差不多。小D要离婚，丈夫考虑到要分一半财产给她，不同意。另一个版本是，知道了丈夫和坐台小姐的事后，小D要带着孩子走，丈夫不同意。而丈夫的人际关系和手段比她多得多，她看不到希望。还有一个版本是，丈夫渐渐发达起来以后，两人距离越来越大。丈夫也的确是有了外遇，找了个坐台小姐。小D对丈夫逆来顺受，丈夫没提出来跟她离婚，已经对她够可以了。这是一个医生的版本。这个版本不能解释小D为什么会去死。小D最后上吊了。她上次出院时我还在医院里，我这次来医院就听到了她的死讯。

　　祖晓东是个话不多的人，她很少和病人医生护士说什么。她曾经跟我有过一次对话。她说她的婚姻走到这一步，全怪自己。丈夫什么都懂，什么局面都能应付。而自己太笨了，不会说话，不会做事情，俩人在一起光剩打架了。祖晓东的母亲说，祖晓东曾经和人合开过烧饼店，面粉、煤、饼，来回流动的钱和店里的管理，主要都是她在操持。祖晓东的母亲说晓东，心里“恶”着呢，别看她嘴上说什么都怪自己。我也曾听见祖晓东对人说，你等着给我收尸吧！晓东的母亲说晓东到弟弟和弟媳在深圳打拼多年，已基本稳定了。他们叫祖晓东到深圳去，远离她的丈夫，远离这伤心的一切，重新开始，但祖晓东不去，就这样一直和丈夫僵着，咽不下这口气。

　　晓东仿佛还在端着簸箕倒垃圾，还袖着双手在楼道里来来回回地走。想死的念头，不知道在她的头脑里转过多少回了。她想在这人世间给人留下一点念想。作为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女性，她想不出其他的“斗”过丈夫的可能。她选择了死。

　　王晓芳和祖晓东，都不是那种直接导致自杀的抑郁症，她俩得的都是精神分裂症。王晓芳的死，更大程度上源于对她的病的绝望。精神病治不好，会反复复发，这是精神病院里医护人员和病人的共识。据说，精神病在国际上也是没有治愈方法的难症。每当看到年轻的精神病人被送进医院，老病人们都会说，这孩子这辈子算完了。王晓芳的病曾反复发作，她是这医院的常客。她虽然有严重的幻觉，但也有着相当清晰的意识。她的病长期治不好，而且没有治好的希望；她只要病着，就不可能工作赚钱，也没有办法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她的家境就不可能好转。她深爱自己的女儿，但女儿的功课非常糟糕，她却无能为力。她在医院里说的那些话，相当天真地希望别人相信自己没有病，说明她是有着自我意识的。她最后选择了自杀，选择了对着自己无能为力的命运说不，实现了一个人在她那种状况下对于自己命运的最大自主。

　　祖晓东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她的病，是有着明显的应激事件的。她因这件事而生病，也因这件事而反复犯病。她不可能读过香奈儿的这句话：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与不善，不如去经营自己的尊严与美好。退一步，即便她真的听说过它，她也难以将它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兑现它。以她所处的环境，和她的文化程度，丈夫和家庭就是她的世界的全部，而现在，这个世界坍塌了。当然，她也不可能像香奈尔一样，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尊严与美好。她也在尽力在做，她在医院所做的就是；她母亲说，虽然与丈夫交恶，但她与婆婆的关系很好。她不迁怒于人，不迁怒于世界，这是她的美好。但她的尊严在哪里呢？她与丈夫的故事不论是哪个版本，最好的结局都是与丈夫离婚。但离婚之后呢？带着孩子或者只身再嫁一个无良的男人？再去为这个男人生一个孩子？即便她幸运，再次遇到的是一个“好”男人，想到她从前的遭遇，她的新生活的“尊严”又在哪里呢？她已经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对未来的新生活怀着未经沾染的梦想。这里是有着另一种可能的，那就是与丈夫离婚后，她潜心静气，创出自己的一番“事业”。可以与丈夫的发达相抗衡的、掷地有声的“事业”。在追求事业的奋斗中，淡化曾经的不幸，为自己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但这正是她的软肋——作为一个规矩本分的农村妇女，就是能去城市打工，也主要生活在女工这样的底层阶层中，又限于她的文化，让她自己成就和丈夫一样的“事业”，无疑是她的想象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这想象的黑洞导致了她的看不到出路，导致她的“恶”没有出口，导致她选择了离开这个无望的世界。祖晓东的死，病的成分占的因素是很輕的。

　　那些自杀未遂的人被抢救过来送进医院，一般都被定义为“抑郁症”。李英琳和王素娥就是这样。

　　李英琳把自己手里的钱整理好，放好，写明留给女儿，喝了一瓶安眠药，然后系上绳子上吊。绳子未系紧，她被摔了下来，然后就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起初她一直跟大夫争，说自己神志清楚，没有病。大夫说精神病也并不都是神智不清楚，她得的是抑郁症。她说自己如果不是因为孤单一个人，没人做饭也没人说话，她是不会去死的。她在医院里住了接近三个月，到后来也知道医生不会很快放她出院，也就变得没有力气跟医生争了。

　　李英琳有两个女儿，都是大学毕业，也都成家有了孩子。大女儿在外省，小女儿在省城，她自己住在老家农村。她和丈夫合住一院房子，丈夫十来年前有了外遇，等于她是一个人住着。几年前她做了胆结石手术，因为女儿们都忙，顾不上，她手术后没有得到适当的调理，从那以后身体一直很虚弱。她一个人生活吃饭都成问题。曾经打算找个保姆，也不知道是因为出价低还是在农村干保姆不吸引人，一直没有找到。后来试着在亲戚家搭伙吃饭，给人家买点米面油蔬菜，在人家家里吃饭。感觉还是不得劲。也曾到女儿家呆过，女儿、女婿工作忙，女儿家做饭、接送孩子这些活就落到了她的身上，她身体吃不消。只好又一个人生活。一切都变得艰难，又没有什么值得做的事情，感觉自己成了孩子们的累赘，于是想到了自杀。

　　在医院的时候，她碰到一个病友，经济上不宽裕，也没有地方住。她曾和那个病友商量，出院后让那个病友住到她家，她俩互相也有个照应。不知道出院后她俩是否如愿住到了一起。如果她和那个病友出院后不能住在一起，那她接下来的生活又该怎么办？

　　和李英琳一样，王素娥也是自杀被人救了之后送到这医院来的。她求死的原因看上去没有什么道理：她女儿和女婿吵架，女婿打了女儿；女儿给她打电话告状。她非常生气，打电话骂了女婿一顿。放下电话，她越想越难过。自己六十多岁的人了，保护不了女儿了。自己的老公还成天去赌，晚上赌半夜、一夜，自己第二天早上做好了饭再三、再四叫不起来丈夫吃饭。她年轻的时候在区里贩菜、卖菜，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她那时候給人称秤总是称得足足的。丈夫那时在家里管着农田、带着孩子，一家人都很充实。现在自己浑身的毛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也就成了家里的负担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气之下，她到田里去哭。看到水渠，就跳了下去。幸亏一个熟人路过看到了，给她丈夫打了电话，把她救了出来。

　　这一切都是她很直率地告诉人们的。她刚刚被救醒过来就很开朗、健谈，这医院她也不是头一次来，所以不认生。她的家族有精神病史。她以前也曾经有过自杀的经历。她的弟弟，侄儿，都有精神病，也曾多次在这医院住院。她的弟媳带着弟弟做生意赚得的十万元跑了。她说，她的弟媳一定会遭报应的。在医院里，有空的时候她喜欢唱秦腔。别人看电视看京剧，她说，京剧有什么意思，看秦腔多好。她最爱唱的是《血泪仇》里的一段：看起来你就不是个好皇上。别人夸她戏唱得好。她说，我唱戏是苦中作乐呢。

　　她出事，把丈夫和女儿、女婿以及儿子都吓到了。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外省工作，这次专门请假回来护理她，给她喂饭。这让她觉得很安慰。女婿也表示再不打她女儿了，丈夫也表示以后慢慢改掉赌的这个毛病。看上去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唯一遗憾的是，她住院以后胃口一直不好，吃了东西老是吐，很长时间都没有调理过来。

　　李英琳和王素娥的事情，我很长时间都没有和我曾认识的两个老太太的故事联系起来。今天看上去，她们的故事有着相似的地方。我先前认识的那两位老人，她们的生活曾经很充实，甚至挺有成就感的。一个是地区卫生局局长，一个是大学学生处处长。退休后，她们也都得了忧郁症。一个到一所大医院就诊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效果，熟人给介绍了一个北京来的心理学博士，最后治疗结果如何，尚不知道。她的女儿说，母亲刚退休还好，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慢慢得了这个病。另一个在被诊断为得了忧郁症后，偶然的机会接触了佛教，信起佛来。我在医院看到的李英琳和王素娥也都是在儿女结婚离开自己，生活变得没有内容了之后生病的。那两位老人在他们那种年纪的女性中算是拥有相当成就的事业的人，她们的事业就是她们的人生目标和生活内容，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超越私人家庭生活的社会公共事业，退休后，她们的那种充实和自豪的感觉没有了，剩下的只是记忆。而夫妻感情生活的美满程度，也影响着她们的情绪。李英琳和王素娥虽然一生的忙碌只是为了家人和自己，社会公共的成分并不多，但当年那种英勇支撑局面的日子还是给了她们相当的自豪感。李英琳在丈夫有了外遇后，成就两个女儿的学业和前途就成了她的人生目标。王素娥在外贩菜、卖菜，一家的收入就靠她。如今再没有像当年那样值得投入的事情了。那两个老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源，要好于李英琳和王素娥，所以她们就可能有大一点的回旋余地，对付病的方式和方法也就多一些。同是投奔宗教，她们的起点就不一样。王素娥的村人劝她信教时说，自己自从信了耶稣以后，家里面缸里的面就只吃不下去，还有人在她家柜子里放钱，把王素娥听得大笑不已；而那个信佛的学生处长，别人劝她读的第一本佛教书是赵朴初写给初入佛教的人的。

　　王晓芳、祖晓东、李英琳和王素娥都是我在这家小医院里碰到的，他们中住院时间最短的李英琳住了将近三个月，祖晓东是频繁来医院，王晓芳和王素娥住了将近4个月。这家医院里还住着住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病人。但是很显然，这几个人的境遇以及病，都不是关在精神病院里吃药能够解决的。她们的真正麻烦在医院之外，而这是精神病医院鞭长莫及的，也是现在的精神病治疗所触摸不到的。因为就近开药，我接触了一家三甲医院的心身科，他们那里连住院超过一个月的病人都没有。他们主张病人回到社区，回到家庭，在社会中恢复。但他们医院规定，病人在住院期间一定要有家属二十四小时陪同。他们也没有电击，用“保护带”捆绑等强制措施。而据我所知，就我所在的城市而言，精神病人回到社区，回到社会，就等于是回到了家庭。除了那些因为精神病办了残疾证的病人，国家每年给予一千到四千五百块钱的吃药和住院补贴外，社区或社会，再没有什么帮助恢复或护理的措施，这样，照料精神病人的责任就全落在了没有多少专业知识的家人身上，很多家属不堪重负。这也是那些动辄让病人住一年或者几年，甚至常常强制病人入院的小医院能够生存的原因。而且有的问题，不光是个照顾和护理的问题。例如小D的问题。假如在她的长达几年的纠结过程中，有个外界的干预力量，给她疏导和解决问题，她最后的结局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

　　那些不听话，想要别出心裁按自己的主意生活的女人的悲苦处境，也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

　　简艳丽是被公安局、民政部门和村委会一块送到医院的。她母亲去世得早，父亲把她和妹妹拉扯大，妹妹后来走丢了，前几年，父亲也去世了。她结过两次婚，两次婚姻各有一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智力有些欠缺，靠拾荒为生，也走失了。老二是个女孩，很聪明，功课非常好。她和第二任丈夫也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女儿过。和第二任丈夫离婚后，还在一起生活了六年。她对别的病人说，离婚后，她和丈夫虽然生活在一起，甚至睡一个炕，但他们相敬如宾。那个病人表示不相信：人家又不是太监！她也不急，只是解释说，是真的，我没有哄你。民政部门和村里把他送到医院来，是因为她一个人在院子里烧她的旧衣服，并且把她家的院墙推倒了。她在医院里一呆就是两年。在她出院的问题上，她的主治医生做不了主，要由公安上和民政局的人来领呢。她听人说，精神科的主任可以拿事，她就去问主任，主任好像没有什么表示。她以后便不好意思再问。她现在最大的揪心事就是公安局把她的女儿送到孩子奶奶那里去了，她已经两年没见到女儿了。她希望自己能照料女儿，看着她长大成人。

　　她是一个在穿衣打扮上用心思的人，从她那绣着花的棉毛衫领子，整个春天不离身的淡紫色毛衣上，都可看出她很在意这些。她住院期间，她的前夫来看过她好几次。有时候也会给她买点衣物。她抱怨她前夫给她买的鞋不好看。被张灵慧臭骂了一顿：都穷得没啥穿了，人家给买一双鞋，还挑三拣四的，真是没良心。她也不辩解，只是顺着眼睛听。在别人眼里，她可怜得一无是处。没有人支付她的零花钱，她连洗发精都买不起，整天头发油得一络一络的。后来还是护士给了她几包洗發精。这里很多人都笑话她，笑她的脏，笑她的懒（她没有多少人可以交流，整日睡觉），她却暗暗地埋藏着自己为人的骄傲。她知道自己有很多可以嫁出去的机会，她儿子的爸爸就一直在等她，但她不愿意。她想自己撑住自己这个家，可是作为女人太难了。她又没有什么文化，读书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没有父母的帮助，亲人的理解，她注定是孤独的。

　　她跟很少数的人交流说话。她告诉她们，四、五年前，她从一本旧杂志上看到征婚广告，她按规定寄去了八百元后，对方给了她一个名叫田宇的人的电话号码。从此，她就跟田宇在电话上联络。打电话、发短信，以致她觉得她的手机是一部特殊的手机，电信的10000号也是交给她来管理的。田宇是个军人，据她说是个团长。她不在家的时候，村里曾经路过军车，她认为那是田宇来看她。可惜没遇上。因为田宇在海南，她还曾带着女儿去了趟海南。在火车上，曾经有军官模样的人照顾过她们母女，她认为那就是田宇，但他们没有相认。她常感慨，她住院这么长时间，没法用手机，田宇联系不上她怎么办呢？有时她说，自己只是个小学文化，跟大学生生活在一起，想着都觉得不合适。但反复这样考虑之后，她认为自己也该命到好处了。

　　她对自己挑选男人的眼光很自信。她的前夫来看她时，她曾在送走他后，在楼道的窗口指着她的前夫给我看，说，那就是我女儿的爸爸，言辞间洋溢着骄傲。的确，她的前夫长得很精神，听她说还比她小六岁。她还告诉我，村里曾有几个男孩来医院看过她。她说，既然跟田宇相处这么长时间了，她会一心一意等着他的，不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她等着田宇回来，帮她支撑起这个家，并把她转成公职人员（服务10000号）。因为在她的手机接到的短信中，有很多是分配给她的公务，有的是在她处理公务后给她的回音。虽然她只有小学的水平，但她觉得她的命运到了这里。她含羞带笑，对你的一再不相信不急不慍，只是解释说：你看，姐，我说的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哄你的。我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

　　我想着，养大孩子，等待田雨，这就是她活下去的念想。在这个只有几十平方米的空间里生活，唯有这些空泛渺茫的愿景在支撑着她。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简艳丽的腿忽然走不成路了！她老觉得自己的腿被捆绑着。肠胃也不行了，老觉得嘴里有东西，她又娇气，医生护士都不耐烦了——毕竟她的腿病，不是属于这医院护理的范围。她终于死在了医院，死的时候才刚过四十岁。

　　曾卓云是那种有故事的女人。她是她上学期间，男孩子心目中的女神。他们以各种方式爱慕她，然而说起来，却没有什么迹象。他们跟她更多地是神交。她在医院里能与之谈起这些的人不多，更多的人可能不会相信这些事情的存在。她是那种天生的性别优越者，什么也没做，却吸引了众多的异性的目光。那些男孩子中有人至今对她念念不忘。但她始终在那些男孩子们的世界之外，她与他们的世界没有交集。那些男孩子们的存在，那些爱慕她的感觉的存在却毁了她，使她至今单身。因为她的单身，她父亲每年都要把她往精神病院送半年。电视台曾经采访过她和她的父亲，记者问她父亲为什么觉得她有精神病，她父亲说，她不嫁人。她父亲想了各种办法让她嫁人：把她嫁到山里去，告诉她说那个山民手里有二十万块钱。多亏她坚决，那个山民把她没有办法，最后把她退回给她父亲。后来又硬把她嫁给了一个厨子，她欣赏那个厨子做饭的手艺，却看不上厨子为人处世的方式，坚决不让人家碰她，最后也只好离婚。她父亲还通过亲戚、邻里，给她找对象。连她在北京工作的弟弟也劝她还是要结婚，哪怕找个穷一点的人呢！但问题却没有那么简单。现在介绍给她的人都是经济上不太好的，这一点，她也不挑，每当和对方进展到一定程度时，她提出将来不要孩子，对方都坚决不同意。她觉得以自己的年龄和体力，要个孩子很难吃得消，但没有男人表示理解。被逼得没有办法时，她把父亲告到了镇上。镇长说是她父亲不对，但除了开导她父亲两句，并没有更多的办法。因为弟弟的干涉，父亲去年没有把她往医院送。

　　父亲每年把她往精神病院送，已经持续了十来年了。每年十一月份送进来，第二年四、五月份接出去。医生说他爱自言自语，这就是病态。她说父亲也爱自言自语，医生说那也来查一查。父亲推说还要和她妈妈商量，就溜了。有时候父亲又说，家里冬天没暖气，呆在精神病医院里暖和。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大病房量体温的时候。我坐在她床沿儿，她坐在被窝里，头垂着，好像还没睡醒来。这也掩不住她脸上的光彩，我看得心里一震。她不爱说话，白天老在睡觉。晚饭后溜达，到各个病房走一走，转一转，听别人聊天，有时候自己也参与进去。她既是个好的听众，也是个不错的聊天对手。在这病区里，也是个言之有物的人。

　　她今年四十岁了，初中毕业。她上学时功课还可以，顺利考上高中。但她父亲说，女孩子念那么多书没用，没让她上高中。她非常后悔听了父亲的话。她喜欢听收音机，晚上听“秦岭夜话”，也喜欢看杂志、看书。以前常看《读者》、《青年文摘》，她看得很用心，遇到不懂的字句，尤其是一些哲理性的句子，会再三向人讨教。现在她说，她不爱看这些杂志了，因为一本杂志里有深度的文章只有一两篇，而她以前看过《巴黎圣母院》，她觉得那个看起来才过瘾。她坐到我对面，摸着对我的头发说：“头发多的人没有福气，你跟我一樣，头发也多；不过你的耳垂大，要好一些，我的耳垂也小。算卦的说我是那种看起来很有福气，实际上福薄得很的人。”

　　她自杀过。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她也想过去乞讨。她目前没有收入来源，她的父母养着她。她也不会做饭，收拾家务。她有时候为这个犯愁，有时候又想到自己的熟人中也有人不会做饭，婚后却生活得很好。她从医院出去后，跟街坊四邻聊天，很融洽，大家都很喜欢她，也看不出她有什么病。父母开着一个小卖部，类似小超市那样的，父亲说，以后可以考虑把小卖部给她。她发愁地说，她一出门就迷路，小卖部给了她，进货可怎么办？

　　前一阵子跟她通电话的时候，她突然问我相信报应不？她说她相信，她说自己曾亲眼看见一个欺负她的人家的房子，在夏天被冰雹打烂。当时周围都没有冰雹，只有那个人家那一片有。还有另外一个欺负她的人，多年来身体都不好。她以前就有一些神奇的感觉，觉得以前上学时对她有意思的一个男孩用绳子勒她的舌头，她感觉非常疼，以致连饭都吃不了，照镜子看时，却什么也没有。有时候是束缚她的双腿，使她起不了床。她坚信这不是病，而是事实。她的这些感觉，精神病院的医生是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她自言自语。她也曾经有过提一壶水提不动，想到一个过去喜欢她的男孩时，手上忽然有了劲儿，觉得一壶水也不算什么了。在电话里，她对我说，前一阵子她父亲让人给她介绍了个对象，对方问她会做某一种饭不，她当时不会做，她正在学，“等我学会做了，”她说，“我就不用死了，我要好好地活着。”

　　廖君看上去非常温柔，说话声音轻得要你趴在她嘴边才能听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拿着刀剁掉自己的手指。鲜血直流，她妹夫把她带到了医院，给她包扎上了，然后家人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她这次住院，已经5年多了。

　　她在医院是个非常好的劳力：给医生护士洗白大褂；到楼下去给病房抬开水；到厨房帮厨；还有一些零杂的劳动她也参加。她不爱吱声，冬天洗白大褂洗得手都裂开口子了，她抹上润面油，还没有长好呢，又有医生护士让她洗，她也都接过来给洗了。她常年腰疼，走路都直不起身子，她也很少叫唤。她也是铁路职工。她家人都是铁路系统的。她是文革刚结束时的高中毕业生，字写得相当好看。她说她父亲以前就是书法好，父亲很喜欢她，总是积极地为她治病，护着她。她的两次婚姻都是在父亲的照看下促成的。但父亲在04年去世了，她从此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她与母亲关系紧张。家里五个孩子，她是老大。四个妹妹也都在铁路系统工作。四个妹妹轮流来医院看她。她最高兴的是女儿也来看过她两次，给她买的衣服、字帖。CL说女儿从小跟着外婆和姨姨们长大，她几乎没有抚养过女儿。女儿是大学生，毕业后去了外省工作。她很想给女儿打电话，可是不知道女儿的电话号码，也不知道在电话里对女儿说些什么。有人建议她给女儿写信，把想说的话好好整理一下，写出来。她也试了，但她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想说的话非常多，又似乎都不应该说。更何况写，是她更不擅长的方式。她的故事就埋藏在自己的心里，既不擅长对人诉说，也不想对人诉说。

　　听廖君说话很费力，不仅因为声音轻，还因为她很少诉说，逻辑上有些混乱。她是一九六三年出生的，二十三、四岁的时候生了精神病。第一次住院以后，跟一个高个子的广东老乡谈恋爱，小伙子请她看电影，递给她电影票她没接。她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接，然后两人不了了之了。高中毕业待业两年后，她工作了。她还记得过年时发了一盆鱼，她高兴得不得了。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工作不久，有个朝鲜族的同事就鼓动别的同事不要理她，那个同事长得很漂亮。那时三个人一个宿舍，她、一个四川女孩、和一个东北女孩，她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一个女孩是一个小伙子的女朋友。有一天下班后，她在一个大桥上碰见了那个小伙子，小伙子也是她老乡。小伙子请她吃烧烤，牵着她，搂着她，请她喝饮料，还问她吃的什么药，要看看她的药，她没说，也没给小伙子看她的药，趁小伙子去解手溜了。她用镜子照了一下下身，感觉非常丑陋，从此就很害怕结婚。她的第一任丈夫强迫她口交，这给她留下了难以泯灭的、被侮辱的感觉。她没有因此打她丈夫，她觉得非常后悔。这件事长期折磨着她，直到后来进入教会，她才知道这是性交方式的一种，压力才变得小一些。烧烤店店主的胖姑娘和她分配在一个单位，那姑娘被分派到了工务段扳道口，一个月工资两千多。她就使劲想，为什么这样的好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呢？她很生气。那姑娘就是吃请她吃饭的小伙子后来的老婆。她和那姑娘长期住一个宿舍，也不知道那姑娘知道她和小伙子的事情不。她说她那段时间觉得有人调查她，但她不知道谁在调查她。不久之后，三个人都调到了略阳。这之后不久，她因为病，就没法再上班了。

　　她常说实在想不懂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她说一个叫李宝玉的人在她身上趴了一下不要她了，她为此气得睡不着觉。后来她在街上碰见这个人敲锣打鼓地迎接新娘子，她心里说：就是你把我野了一下，不要我了。她冲上去打人家，人家问她，你打我干啥？她说不出话来。她说自己在家时曾有过偷拿别人东西的行为，她为此自责不已。事情过去之后，她主动去给人家还钱，人家说她没有拿东西。她结婚后，丈夫曾经叫了几个好朋友回家吃饭，而她躺在床上睡着了。后来丈夫有了外遇，她说她曾想冲上去打丈夫一个耳光，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没有打。丈夫对她很粗暴，常常令她的下身很痛——喝药的时候还好，一不喝药，就疼得厉害。她第二次结婚后，很快就怀孕生了女儿。后来还刮过两次宫。之后丈夫不让她进他的门了。时间不长，她就和丈夫离了婚。她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在男女关系上吃过很多次亏。

　　各种各样的内心纠结，使她在二零零五年信了基督教。这让她回想往事时，觉得自己犯了教规中所说的奸淫罪，自责更加重了。教会的头头很关心她的事情，可是她脾气不对，说人家对她不好，把教会的厨师也得罪了，厨师后来死了。她对一个老太太不好，那个老太太后来也死了。范姨（教会的）患了白内障，教会让她去护理，她母亲不让她去。她后来没去护理范姨，结果范姨也死了。这些，都让她觉得自己信教对人家教会没有什么贡献，反而把人家的工作都弄乱了。

　　她是那种发自内心地温柔又刚强的人，五官极其动人。她说话的时候，你看着她的眼睛，會觉得自己还领会了她言辞背后的内容。每次团体心理咨询的时候，她对心理咨询师说的话，对其他病人的发言都极其重视，用那些话来反省自己，用那些话来对照自己的言行，觉得做的不到的地方就非常内疚，认真的态度让别人觉得自惭形秽。她当众发言、表演会紧张，为了锻炼自己，春节精神病院联欢的时候，她就勇敢地上去唱了一支教会的歌：《加饭歌》。她说她早在这里呆够了，但是对回去的生活也同样感到恐惧；她觉得回去后连自己的人身安全也保障不了。她有时候会说她心情非常烦躁，简直想打人；她常常会说，真想去死。活着没有一点意思。

　　简艳丽、曾卓云和廖君都是在婚恋问题上陷入绝境的。她们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选择，实际上却无可选择。她们太倔强了，想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安排生活。她们不符合人们对婚姻中女性的要求：贤惠、柔顺、具有牺牲精神。本来在当今社会，这样的女性是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的。我们身边不乏那些高龄不嫁的女白领。但女白领们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也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来化解自己生存中的困窘。而且相对来说，女白领的周围环境中，对于单身女性的观念上的压力也要小一些。而她们，却因为想要坚持一种符合心意的活法，而时刻生活在生死之间。她们的精神病，既是这种坚持的产物，又是这种坚持的源头，更成为解决她们的问题的最大障碍。要解决她们的问题，精神病院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场所，因为常年生活在这种与世隔绝的逼仄空间里，只能使人适应正常生活的能力越来越低。

　　还有一些本来就处在极弱势，因为病就更弱势，弱势到这个热闹的世界仿佛跟她们没有关系，她们的生生死死都难以被热闹的人们注意到女子，想起她们，我觉得自己的心里就一片荒凉。

　　说起许丽萍、郑玲玲和钱密，要从一件事开始。那时候中央一套晚8点黄金档正在播放根据毕飞宇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推拿》，我们一楼的几个病人那段时间晚上都在看。许丽萍白天捂着被子睡觉，晚上也跟着我们看。有一天她对我说：“这电视演的啥嘛，我看不懂。”我这才发现，她连基本的故事情节也看不懂。这让我很吃惊，她很年轻，才三十来岁，这样的电视剧她都看不懂，那她平日里的精神生活是怎样的？通过她，我不由想，坐在电视机前的这些病友们，有几个人能看懂这部电视剧——赵伟琼应该可以，她虽然六十多岁，但她是刚改革开放时的老牌大学生，而且在工厂工作过很长时间，对城市生活熟悉，对农村生活也有直接间接的体验，她应该没有问题。水晴也没问题，她不仅有中专文凭，还有对文学作品的一定量的阅读，自己有时候还写两句旧体诗。崔明花可能似懂非懂，她激动的时候会写几句激情洋溢的文字，而且还从自己的角度，思考一些生活中的问题，但她的生活范围太狭窄了，除了农村，她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光是这部电视剧中让人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场景，就够让她挠头的了。柯冬爱，她参加过红卫兵的串联，也在刚改革开放时当过宾馆的服务员，还会自己编歌词，她虽然话很少，且整日枯坐，但她实际上很聪明，我估计这电视剧她起码能看懂个五、六成。严云可能一点都看不懂，她家里连电视也没有，她没有上过一天学，自从丈夫死后，她就和不会说话的儿子一起在地里拾荒，在没人的地方，她也会咿咿呀呀地唱她的秦腔戏。廖君能看懂的成分要大于柯冬爱，不仅因为她高中毕业，还因为她曾经是铁路职工，大城市的生活她虽然亲身经历的少，但她的妹妹们和孩子都在大城市生活，她又是个心思细腻，善于琢磨的人。华玲也能看懂，她退休前是单位的打字员，但她没心思看，她整日担心丈夫会嫌弃她的病和她离婚，永远不接她回家了。接下来就是郑玲玲和钱密了。郑玲玲应该能看懂一点，她还曾经到北京打过一段时间工呢，但能看懂的也有限。钱密和许丽萍一样，恐怕看起来很困难。如果我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那么病友中看不懂这电视剧的就不在少数了。这样想时，心里又是一惊。对于自己的看不懂，各人的态度也不同。比如许丽萍，她实际上对此焦虑；郑玲玲也竭力想闹明白；钱密看起来不太想这个问题。

　　许丽萍是G大夫的病人，因为常给G大夫洗白大褂，大夫就会给她一些自己穿过不穿的衣服。许丽萍整个夏天都穿着的那条连衣裙就是G大夫给的。许丽萍白天爱睡觉，但护士发药、或者叫人打扫卫生、干活时她都会起来。有时护士批评严云，严云生气不吭气，问话也不回答，许丽萍就会害怕严云吃亏，怕护士惩罚严云，着急忍不住替严云回答。严云人胖，手脚不灵活，自己剪不了脚趾甲，许丽萍就替她剪。这些，都让人忍不住觉得许丽萍是个仗义的人。她这次住院，已经一年多了，是因为无论是丈夫，还是母亲，都凑不够接她出院的钱，所以一直在这儿住着的。她犯病的时候，领着孩子满村跑。她有两个女儿，丈夫经常在看她时，领着两个女儿来。一个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另一个四、五岁。大孩子母亲给看着。她常操心自己的两个孩子，觉得小的都不认识自己了，大的上学怎么样她也不知道！她不爱说自己的情况，问起她的时候，她往往只是简短地回答。她和丈夫吵架时，丈夫曾经说过，再也不要看见她，她记住了这句话，说：不接我算了，省得你看见。丈夫也有理由：你妈看起来都不管你了，我凭什么管你？她曾经对我说过，让我出院后帮她找个清洁工之类的活，问过她后，我才知道她是小学毕业，而我记起来看到的几个单位招清洁工的条件是高中毕业，告诉她之后，她看起来很失望。元旦前医院排节目，说希望参加的人越多越好，水晴给许丽萍写了岳飞的《满江红》，让她背诵，她把写了字的纸拿了好几天，一直念不下来。后来有人教她背诵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她试了好多次，总是在背诵的时候要出错，只好作罢。在医院排练时，看到我朗诵朱自清的《背影》中的一段：“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就很神往，晚上回到宿舍的时候，还给我学“我从北京……”——她记不住“徐州”，但看得出来，她对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这种在她看来很浪漫的生活非常向往。因为她的言语少，也因为我的粗心，一直没弄清楚她为什么只上到小学毕业就不读书了，她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到现在的生活状态的？在她身上，人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生活的残忍的一面。

　　郑玲玲要比许丽萍年纪大一些，她四十多岁，已人到中年了。她也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离婚后，都由丈夫带着。她生病，与丈夫有关。丈夫在北京承包建筑工程，她也跟着丈夫去工地上做饭。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丈夫打了她，一气之下，她就生病了。丈夫已经有了相好的，后来就跟她离了婚。她虽然从来没说过，但看得出来，离婚这件事对她刺激很大。因为她还深爱着她的丈夫。她知道丈夫是嫌自己配不上他，才跟她离的婚。她很想改变自己的现状，提高自己，只是不知道如何做，从何做起。在医院里，她也是常去“音疗室”的人中的一個，她常大胆地拿起话筒唱歌，但实际上，她一点都不会唱那首歌，她只是盲目地大声唱而已。她也常看电视，但她自己也说弄不太明白电视上演的，她尤其感慨自己对明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她还大胆地谴责护士，嫌护士给她打针。她自己姊妹3个，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她在医院的事情，基本上是她的姐姐在料理。弟弟是个大厨，忙得很，没有工夫料理这些具体事务。她的母亲也健在，她出院以后，就是跟母亲和侄子、侄女生活在一起。她犯病的时候是有幻觉，嘴里和不知道和什么人在对话。她的丈夫对她的病也很内疚，时常派遣自己的姐姐妹妹来看她。有时候自己也亲自来。她有一次犯病进医院，就是她丈夫和她的姐姐一起来送她的。孩子也很听话，常和姑姑们一起来看她。她是初中毕业，有时候说话还文绉绉的。我们常趴在楼道的铁门口往外面望，她说：“我们望眼欲穿地盼着家里人来。”但她在医院里显然不太会和其他人打交道，她常一个人坐到床边，或者坐在电视机前，不太会和人交流、对话。不知道她在医院外面的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

　　钱密出院后回来医院取药，我隔着楼道窗户看到她，她怀孕了，竟然还穿着一双高跟鞋。她还跟她的丈夫在一起过吗？我记得她上次住院一年多，她丈夫都没有来看过她。她说，人家不要我了。她住院的一切事务都是她的一个姐姐在帮她办。有时候她的女儿也会来看她，女儿已经很大了，看她的时候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女儿是她跟前夫的孩子，他们还有一个儿子，但儿子没来看过她。她和前夫结婚时，自己的几亩地在娘家，后来娘家那一片地被征了，给每个人补偿了几万块钱，她的补偿款在娘家妈手里，前夫让她要过来，她没要，前夫就和她打架闹离婚。最后婚也离了，她也病了。病好后，别人给他介绍了现在的丈夫，比她小6、7岁。丈夫在外面打工挣钱，她在家做饭，料理家务。因为觉得丈夫小，她凡事都让着他三分。丈夫爱喝酒，经常喝醉。她对这一点很生气，但让丈夫让得久了，她的规劝丈夫并不在意，最后终于因为这个闹起来，她气得犯病住了院。她是个老实胆小的人，刚进医院的时候，因为有幻觉，在医院里闹过，医生给她过过几次电，她吓得不得了，以至于以后医院测心电图时她也吓得浑身哆嗦。她很听话，医生，护士让干什么她就干什么；也听她姐姐的话，姐姐安排什么她就服从什么。她和AWY一样，从不主动跟大夫说话，从不问自己的病情，也不问大夫自己什么时候能出院。就这样，默无声息地住在医院，然后再默无声息地出去。

　　艾阳是在舅舅的工地上干活时生病的，好像没有什么应激事件。她至今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生病。

　　她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结婚，嫁给了一个高个子男人。她那时候是裁缝，给人做活。他们有一个女儿，孩子一岁半时两人一起到西安去贩菜。后来她丈夫到派出所呆了几年。用她的话来说，丈夫在派出所那几年呆坏了，提出要跟她离婚。她不肯，闹到法院，最后还是离婚了。她说自己那时候不懂事，不应该找个高个子的，人家个子高，后来就不跟她过了。第二个丈夫看来也有优点：人家以前没有结过婚。第二个丈夫是装铝门窗的，她曾跟他到山西去打过工。这个人爱打麻将，没事儿的时候就出去打麻将。而第一个丈夫喜欢看书学习。她住院这么长时间，半年多了，她丈夫来看过她一次，她说，还可以，还有心着呢，还知道来看我。他们俩也有一个女孩，今年五岁了。她爸妈来看过她好几次，她姨也来看过她，还给她买了过年的衣服。她爸来看她的时候，希望她能拿定主意自己生存，因为她爸去她家的时候，丈夫，公婆都不理她爸，孩子只知道吃好、穿好、看电视；何况曾有传闻说，她的丈夫在她住院期间，曾和另外一个女人同居了两个月。她觉得自己已经结过两次婚了，孩子也有了两个，她不想以后再嫁人。她的大伯子离婚了，没有再找。她想现在的老公也会学他哥的样子，不再找人了吧！问她老公不好好打工，老打麻将，那家里的日常生活怎么办？她说家里有一亩多地，她务了点棉花，老公多少也有些进项，她和姑娘在家里省吃俭用，也就够了。她告诉我说，她听到丈夫用腹语对她说，她还可以再回家一次。她想回家后和父母住到一起，或者和姑娘住在一起，但他爸想让他去舅舅的工地上打工。她笑着说，这样也好，干起活来心情好。她说她自己就是那种傻吃、傻过，有活干活，没活就不干的傻人。她气愤地说：把人能委屈死！把人关到这里，不让出去。小时候觉得最让人看不起的病就是精神病，没想到自己竟然生了这样的病。她觉得生了这样的病，以后出去不想见人，只想自己一个人呆着。她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院子，突然突兀地问一句：你说我爸说的可能不？

　　她个子不高，胖胖的，脸上的表情看上去总是有些喜相。她在医院里也是个喜欢干活的人。医生护士都喜欢叫她干活：肯出力，不讲价钱，不推诿。这里有的护士喜欢带病人到“音疗室”唱歌，她也常被叫去。但她去了从来不唱，只是听。她皮肤很白，因为从来不抹油，很干，脸很大，常常穿一件毛绒绒的棉绒服，让人觉得很温暖。她很害怕抽血化验，觉得抽血会把她的血抽干。说自己本来身体就不好，还老是被抽血，真倒霉。

　　她对我说她不想再嫁了。当她听说我没有结过婚时，惊讶地说：妈呀！你咋那么老气的？我没料到她会这样说，就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她说你那么早就知道结婚不好？她说女的当然不好啦，男的可以在外面打工，而女的只能呆在家里。她看到何蕾蕾写的字，就问，你是初中毕业？那天看到我写的字，又问：你是高中毕业？春节前医院里组织病人联欢，把她也叫上去了。听了人家的朗诵，她第二天碰见那个人，对人说：你朗诵得太好了！你就是个天才。一般人从她的外表看，很难看出她对朗诵有感觉。她的话简洁、生动、传神，要仔细琢磨，才能琢磨出其中的韵味儿。我总觉得她如果嫁个合适的人，本来会生活得很好的。告诉她宋丹丹就结过三次婚，人家现在生活得很幸福。她说：你说的是真的？宋丹丹结过三次婚？对她说是的，她没有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仍然幽幽地说不想再结婚了——还有两个娃呢。

　　她常常满脸灿烂的笑容，呢喃着：我娃还不知道有没有棉袄穿。从楼道的窗户望去，对面的街道上人来人往。她确定她看到了她的大女儿。她说女儿傻得不知道来看她。已经记不清她住过几次院了。她出院后就是埋头干活，不跟人打交道。过一段时间再住进来。她在床上坐一会，到楼道窗台前站一会儿，有时会发几句感慨，并不在意没人听。无论吃什么饭菜，食堂的，还是外面饭馆的，她大多都评价：香！食堂的凉拌紫甘蓝，她说辣香辣香的；外面小饭馆的油泼面，她说油香油香的。她由衷地赞叹，让人很受感染，而且没有寒酸之气。然而她的谈话虽然使人受感染，但内容局限于吃、穿，日常用度，听几次也就觉得没有开始时的新鲜劲儿了。劝她看会电视，她说没意思。她看上去也是那种没有认识自己、分析自身处境的习惯和能力的人。我那时还不知道，她是那种敢于对欺负自己的人挥刀相向的烈性女子，只觉得她憨憨的，有着花一样的笑容。如果有人劝她把从前干过的裁缝活儿再重新捡起来，她马上摆手说：不行不行！那是姑娘娃干的，现在都两个娃了，哪还能干那事儿？姑娘娃干活专心，我不行了。你告诉她，她的邻床就是边带孩子边上大学的。她说：你说？她常常对她不不知道的事情，而别人说了出来，加上一句惊奇的话：你说？她的现任丈夫在她生病住院4个月以后都没来看过她，她仍然觉得在男女关系这样的问题上，用心思挺无聊的。丈夫现在闹离婚，她说，他闹，我不闹就是了。她只想安安宁宁过日子，日子却日渐枯萎。她已经对未来不抱期望了。

　　许丽萍、郑玲玲和钱密，还有后来的艾阳，是我在一楼住院时相处得最久的病人，她们的音容笑貌至今常在我脑海中浮现。然而她们生活的缺憾也常常令人触目惊心地展现在我眼前。如今的农村和外面的联系日益宽广和紧密，很多因为这种联系应运而生的事物正在改变着农村和农村人的生活。能搭上这趟顺风车的，是那些心眼活、脾气硬，具备一些条件的农村人。我这几个病友有着文化低的本来缺憾，病又使他们一次一次离开原来还熟悉的环境，更加剧了她们适应生活的困难。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社交生活，甚至一些起码的人情往来，这会导致病的更难以恢复，很快会被发展变化的生活甩在后面。使已经边缘化的生活进一步再被边缘化。如果生生死死是一个过场，那这种没有声息的生死怎么看都太过凄凉。谁又能够干预这个没有生息的过程，使它多少发出些声响呢？

　　婚姻感情的纠结和磨难，常常能把人击垮，尤其是女性；具体到农村女性，就更是如此。这是每一个人都逃不开的课题，在传统和现代的纠缠中，在能意识到和意识不到的明灭中，她们在人们世代生活的乡村，被乡村生活的浪漫所滋养，也被乡村的蒙昧规范着，每一次挣扎、每一次试图逃脱，都要付出血的代价，都要被周边更强大的规范力更进一步地捆绑得更紧；她们中有一些人，就像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她们从旧礼教的受害者转而成为它的维护者，到最后，已经说不清她们自己究竟是新的还是旧的了。而那些年轻的女性病人，在現代生活的冲击面前，在乡规俗约规整中，在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的波折中，眼见着一步一步陷入更加无望的处境中，而人们却对此无能为力。

　　张灵慧就是崔明花说的那个“纸老虎”。她确实值得人同情，似乎世间的不平事都摊在了她头上。她为了要男孩把第二个女孩给了人，结果刚生下没几天的男孩死在了医院，给了人的女孩长大后遇车祸也死了；她养牛牛死了，养羊羊病了；侄女、外甥女、侄子、外甥，哥哥、嫂子、姐姐，都是她把一片心掏给人家，人家都不在乎她。更可怕的是，家里公公和小叔子欺负她，把她脸上打得至今留有疤痕。丈夫和孩子一起骂她，打她，晚上把她关到门外，一晚上不让她回家；叫她“神经病”，你咋不去死呢？她一个人坐在病区的楼道里，对着楼道的铁门，伊伊啰啰地哭，哭她的爸爸，哭她的妈妈，哭她的爸爸妈妈不知道她在精神病院里受苦呢。自杀对于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被抢救活过来了——她也没办法。而家里一切全靠她：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现在姑娘生了孩子，外孙子也靠她照顾；家里的房子，要不是她，绝对盖不起来。她呆在医院里还念念不忘她的外孙子；她说她满脑子都是外孙子，她张开双手，仰起头大喊着：朱广和！朱广和！朱广和是她外孙的名字；她挂念着女儿，女儿婚后被女婿打，她要让女儿跟那个家伙离婚！

　　她的处境变得这么糟糕，是有一个过程的。从前至少在她自己的家里，她要比现在有地位得多。那时候家里过日子需要她，整个家庭的谋划，收拾屋子，打扫房间，甚至田间的事务，维持家里的正常运转，都主要是她在操心，丈夫对她有三分敬畏，女儿也是站在她这边的。自从她生了精神病住过几次医院之后，她在家里的地位就慢慢越来越低，说话就越来越没有分量，现在虽然家里做饭、洗衣服还是她的活，但家里的经济权已经不在她手里了。她每次买菜得从丈夫手里要钱，给多少要随丈夫的意思。连那个刚进门没有多久的上门女婿也张口闭口骂她“神经病”，甚至不要她看她的外孙子，因为她是“神经病”；女儿也附和着女婿。这种奇妙的转变，跟她每一次犯病时的失态有关。在这整个医院里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能干的人，一个爱干净的人；也知道她的难缠和难以管理。她什么都敢说，尤其犯病刚进来那阵子，谁都敢骂，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她每次住院最爱说的话是：“共产党的天下，这里关着一个很正常的人；我一点病都没有，把我跟这些疯子们、神经病关在一起。”她批评那几个经常掌握着医院电视调台的权利的几个常住病人：这电视就是你们几个的专用电视。她骂管理医院的主任把她关进来，甚至使用农村泼妇骂街的一套，把主任的妻子也连带着骂上了，把主任气得冲上去要找她算账。她最近一次住院时，每次吃药都要说要把主任叫来或者把主治大夫叫来，否则她就不肯吃药，每一个护士主持吃药都要跟她口舌一番。她在家里，和家人吵架也是什么话难听说什么话，她一定要在口头上占上风，为此她的丈夫和孩子把她关在屋外头一晚上不让她回家，她又嫌丢人不肯跟外人说，只好自己哑巴吃黄连。她每次住医院都坚持自己没有病，但是从她的情况看来，她是一次比一次病得更重了。最近的一次住院，她的幻觉非常严重，以为医院病房墙上的壁纸的图案接近她女儿的床单被罩的图案是有一定的暗示意义的，能够听到没有任何人说过的话，说是别人在议论她的女儿；以为自己有神力，说精神病院里伙食的改善是因为她在入院前祈祷的结果。她的家人，丈夫和女儿痛恨她每次犯病时说的那些叫人难以接受的话，把她送医院住院的时候，不给她留零用钱，结果她连上厕所的手纸都没有，牙膏牙刷，洗漱用品都没有，要靠病友们接济才能勉强周转。

　　她对于自己境况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她嫌母亲把她嫁给一个“傻”丈夫。她说自己还是姑娘，刚跟丈夫订婚时，也像所有的姑娘一样，给丈夫衲花鞋垫，其中有一双上面绣着“鱼水情”，而丈夫把那双鞋垫送给别人了。她非常气愤，嫁过去以后，她曾问丈夫：你知道“鱼水情”是什么意思？！她刚刚跟家里分家时，她的公公和大伯子欺负她，说她拿了家里东西，她分辨说没有，公公和大伯子两个人就联合起来打她，也打了她的女儿，当时丈夫在新疆打工，她打电话给丈夫，要丈夫回来，丈夫觉得这不算什么事，坚持到工期满了才回来。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那个时候，她几乎没有什么幻觉，按她的说法，是因为她要把公公和大伯子欺负她的事情打电话告诉陕西电视台的“都市快报”，而那两个人先下手为强，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进了医院，她因为当时处在极度的兴奋中，医生不问青红皂白先给她打了一针镇定剂，等到第二天她的女儿把她的姐姐领来的时候，她正处在镇静剂的作用下，腿脚发软，浑身无力，她姐姐据此判断她确实有精神病，就把她继续留在了医院里。从此以后，每当她跟家人发生冲突，家人难以驯服她时，都会把她送进精神病医院，她也就成为了精神病医院的常客。除了无法给她对等的精神交流，丈夫还是个身有些沉，不象她那么能吃苦的人；干活之余喜欢打麻将；而且没有判断力，周围邻居或者外人说点什么他就听什么，一个大男人，被一群老太太忽悠得信了耶稣不说，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倾诉自己在家里所受的委屈，她因此更加看不起丈夫。她曾经三次下决心打算跟丈夫离婚，都是被母亲劝住了。要离婚的时候，丈夫给母亲跪下了；母亲心疼女婿，而且也觉得女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哪里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男人等着你呢吗，母亲给她跪下，于是离婚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她最后一次下决心离婚是在前两年，那时候她还身强力壮，她已经打算好了，也跟人联系了，如果离了婚，她将把整个屋子都给了丈夫，她什么也不要，她将一个人到临潼去开个小饭馆，卖菜夹饼和小吃。她对自己有自信。从前她曾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街转巷贩卖水果蔬菜，而且她的厨艺也是一流的，很多人都赞扬过她做的饭好吃；家里新买的电摩，她不用学就能上去骑着走；连很多妇女惧怕的三轮摩托车她也敢骑。她相信自己谋生的本领。然而就在那前后，丈夫打电话给精神病院，说她犯病了。医院开着车到她家去拉人，她不从，在反抗与拉人的争斗中，一个医生把她的胳膊往后一别，把她的右胳膊弄骨折了。虽然后来接了骨，但胳膊从此后不好使，天阴下雨会疼不说，就是平日里切个菜，蒸个馍也感觉使不上劲。而在这个过程中，医院不承认是医生把她弄骨折了，说是她的丈夫使她骨折。笔者当时正在住院，曾经在她丈夫陪她做节骨手术的时候问过她的丈夫，她丈夫说，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医院的人来到家里后他就走了，他走的时候她的胳膊是好的；笔者提醒他，那他应该提出来，让医院承担医疗费用，她丈夫回答说：钱算个什么！关键是她的病，她犯病的时候太淘人了。她丈夫是個老实人，因为她要常住院，并不想得罪这家精神病医院，加上我在询问他时他并没有设防，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那之后，她又住过两次院，最近的一次，是丈夫和女儿合伙把她关在门外头关了一夜，然后她才住院的。问及她以后的打算，她说她现在没法离婚了，她胳膊不行，离婚后自己怎么生存呢？再说了，女儿生了外孙子，她要看外孙子；在她住院的这段时间里，她无数次地给人说起她的外孙子，说她想念她的外孙子，外孙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反复在她的脑海里闪现；她情不自禁地想念他的一切。

　　她的女儿最近这些年也变了。以前女儿上中学时是个乖巧的孩子，她一周给女儿十几块钱的生活费，女儿还总能省出来一些给家里买块香皂，或老添点别的什么小东西，自从女儿上了半截高护去外地打工后，就变得讲吃讲穿，花钱大手大脚，象变了个人。她觉得女儿个子高，人长得又好，关键是很多男孩子对女儿都有意思，其中不乏文凭高，人品又好的，女儿一定会找个好小伙；她曾在医院夸下海口，女儿找个大学生没有问题。那些小伙子之中，她最中意的是她们同一个村子的一个大学生，追女儿追得很紧，她看那孩子稳重可靠又有本事，极力劝说女儿，无奈女儿就是不吐口，生生把一个好小伙错过了。以后又有过几个她看上的追求女儿的小伙子，有一个甚至都和女儿订婚了，然而女儿又反悔了，最后她拗不过女儿，又退了婚。女儿最后看上的这个小伙她觉得是个溜光锤，无奈她怎么劝说女儿都不听，终于结了婚。婚后不到一年，女婿就动手打女儿，那时候女儿还没生下孩子，她劝女儿打掉孩子，和那个家伙离婚，可是女儿的父亲说两口子打个架算什么，不能为这点小事就离婚。女儿犹豫之中，孩子就生下来了，再离婚就更不容易了。之后还发生过女婿打女儿的事情，她气得骂女儿瞎了眼，为此女儿还动手打了她。她在医院对人说起这些事情时伤心地落泪：老的打她也罢了，小的也打她；她说丈夫这几次打她时甚至是用铁锹拍她。丈夫和女儿都嫌她是神经病丢人。她是个争气的人，活人活成这样，她觉得没有意思，于是找了瓶农药喝了，躺在自家厕所里等死。村里她一个朋友这时候非常想见她，到她家前后找不着她，最后在厕所发现了她把她救活了。她觉得这是天意，这个朋友信教，劝她也信教，于是她也信了教。

　　她住到医院里神志稍清醒一些就开始惦念女儿，她认为女儿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是跟她第一次住院时发生的事情有关。当时她的公公不仅打了她，还打了她的女儿。她觉得女儿是在那件事情上受了刺激，又加上女儿觉得妈妈有精神病，所以才性情大变的。她希望给女儿找一个好一些的心理医生，好好开导开导女儿，女儿的性情还能变过来；只不过她现在在家里说话没份量，女儿未必会听她的。她不满意现在的女婿，就挂到嘴上，搞得一家人都不得安生。女儿打了她之后也有些后悔，后来给她说自己心情也不好，心里正烦恼呢，她来骂人，所以一气之下打了她。女儿和父亲把她关到门外之后也后悔了，后来打电话给她道歉，她也就消了气。但她无法原谅医院把她胳膊弄骨折。在医院的时候她就念叨着她的去世的老父亲有一个朋友曾经是邻县检察院的院长，她得到暗示说这个人正在帮她主持公道。她从医院楼道的窗户看见外面院子里停了辆警车，有警察从里面走出来，她看到警察对她招了招手，那是在告诉她不要着急，他们正在为她办事着呢。别人问她认识不认识那个警察，她气得不屑回答，因为明摆着那人是在为她办事的。后来看这事没有下文，她接受了别人的劝告，说出院后要找村里的妇女主任去替自己打官司。她出院后果然把医院告了，笔者在医院曾听病人说有法院的人来医院询问过病人她胳膊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就一直再没有下文了。

　　她喜欢结交朋友，并以此为荣。她的外孙子过满月，她光是酬谢人的毛巾就给出去了上百条。“都是我围的人”——她自豪地说。她对村子里的老人很尊重，老人们都很喜欢她，她的胳膊受伤以后，那些老人们都带着礼物来看她，老人们拿来的鸡蛋就盛满了两筛子。她在医院里住的时候，只要是自己有一点好吃的，就一定要送给医院里那些相好的，你不要都不行，她会跟你急。她出院后到医院里来开药，一般都会买些好吃的隔门给病友们递进来。但她也爱说。她常常把自己对别人的好反复地说，说得让人无可奈何。她一进医院，看到过去的老病友，就说她上次出院以后她来医院开药时曾经给几个病人买了早点，包子和豆腐脑送进来，可是这些人现在都把她忘了。她在家的时候还想着要做一些好吃的，像面皮这些，给病友们送来。她时时把病友们挂在心里，总是这样，她总是把别人挂在心上，人家却总是负了她。那些病友听得心里不好受，她再次给人家东西时人家就不要，害怕她以后又要说，但她又非给人不可，不然就跟你绝交，搞得人进退两难。曾经有一个病友在出院后曾和丈夫去她家看过她，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做了七个菜，连过年时自己家没有舍得买的牛肉也买了，临走的时候还给那个病友的丈夫买了一盒烟，是她的丈夫平日舍不得抽的档次的。最后一次入院后，她和这个病友又遇上了，她反复说这件事情，一再说自己没有把这个病友招待好，说得多了，这个病友说，那我把你招待我的费用还给你吧？她跟丈夫和女儿的过节，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她反复说让人承受不了，激化了矛盾。她跟她那些亲戚，她对人的热情好意是真的，但她反复的念叨摆功也让人不堪其烦。她自己有时候也能意识到一点，她自嘲说自己是个“爱说公道惹人嫌”的人。她似乎控制不住，她开口说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在听，她就会提高嗓门，曾经有几次，她给别人说，人家不想听，就从病房里走出来，她撵到楼道里，把人从楼道那头撵到楼道这头。她的跟丈夫精神上不对等的婚姻也许给她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农村妇女大多数人的天地就是丈夫、孩子，家，她多年来生活上的事情，感情上的要求得不到理解和回应，这对她婚后跟人的交往方式有重要的影响。她那种过于急躁热切的性格也许在另外一种婚姻状态下会被调整，会自然而然地得到修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强化。她认识到自己的苦楚，在医院楼道里照镜子，她对人说，你看我脸上一脸苦相，一丝笑容都没有。真的如她所说，她浑身上下看上去没有一点欢欣的气息，这一点，甚至不如医院里那些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病人。她以前总是认为自己没有病，回家以后吃一段时间药就自己停药了，反复被往医院送让她学乖了，她说自己回去以后要好好配合医嘱吃药，哪怕自己真的没有病，那也调节情绪呀。

　　汪博丽今年五十四岁了，她说自己是“被精神病”，她只承认自己是癫痫。她说丈夫有外遇，和丈夫打斗了多年，自己一直忍辱含愤，希望这个家好，希望给孩子们铺好路。最近的一次，是丈夫准备拿开水烫她，她用砍刀砍了丈夫的腿。丈夫家的亲戚和她的关糸也还都不錯，因为她对他们都很好。她曾借给大姑姐两千元钱。她的大姑姐到她的村里卖黄瓜，她在家里做好了饭给大姑姐送去，村里人都夸她好。她在这里住院，她丈夫家的亲戚，娘家的亲戚也都来看她。

　　她的丈夫有外遇不是最近的事情，丈夫一直就有那毛病。丈夫和别的女人混过回来，她说丈夫浑身的气味让人窒息。她头脑发胀，心里象猫抓一样，常常彻夜彻夜睡不着觉。到医院以后她的睡眠也非常不好。每晚统一吃完药、打完针之后还要另外吃药，就这每天也要到两、三点才能入睡。今天连中午也要打了安定才能平静下来。她丈夫拿开水烫她那天，不光准备了开水，还在家里卧室放了铁锹和砍刀。她非常气愤，起初她说她打算出院后要把丈夫的一条腿砍掉。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她同意出院以后再相机行事。

　　丈夫的小姑姑，在她住院的时候曾来看过她，给她拿来一千块钱。小姑姑说，二十多个侄媳妇儿，她最喜欢的就是汪博草。小姑姑说，这次来看她有两个目的，一是正式向她表明，她的家事，小姑姑管了；另一个是邀请她出院后到自己家住一段时间，自己有些活儿要让她做。她丈夫的小姑生活条件很好，信佛，也希望她能和自己一样信佛。这在农村非常普遍，一个人面对自己无力解决的窘况的时候，就会有人拉她去信佛或信教，在那里可以向同伴倾诉，更可以通过念经和祈祷不去直接面对那些问题，避开那些问题。或者期望，通过自己的祈祷或念经，对那些问题发生作用，使丈夫们自动改邪归正，或者问题因为自己的祈祷而自动解决。她看起来信佛的可能性很大。

　　她说自己做人，把为人不吃的苦都吃了，把为人不做的难都做了。她刚结婚怀上老大的时候开始，丈夫就动手打她了。那时候是嫌她回娘家。她每回一次娘家回来都要挨一顿打。她的癫痫就是因为丈夫打她，头上的淤血长期不散，最后压迫神经造成的癫痫。她的老公几乎没有一点儿长处：打她、不过日子，在外面拈花惹草，在孩子面前也胡说，自己一辈子，就栽在这个男人手里。问她，那为什么不离婚？她说嫌丢人。对于丈夫的喜欢拈花惹草，她说我尽力挽救他，挽救不过来我也就不管了。儿女都大了，孙子都有了，最起码你做事儿得顾点脸面，给孩子留点路吧！儿子虽说正谈着女朋友，但毕竟还没有结婚呢，就是结婚了，你做公公的也得有点儿分寸吧！她说她曾恳求丈夫，儿子到时候结婚，婚前婚后40天，你总能做到不到外面胡跑吧！现在有了外孙子，丈夫还是不改他的毛病，有时当着孩子的面也胡说。过了大半辈子，丈夫从没给过她一分钱，相反，还伸手向她要钱。比如打牌说要钱，要二十你给了十块，不管有人没人，立刻就会把那十块钱给撕了。丈夫人不行，婆婆也对她不好，她生孩子和大姑子生孩子差不多前后，她婆婆给大姑子打的是白面馍（关中农村在家里有人生孩子时，兴打石子馍给孕妇吃），给她打的是黑面馍。80年代的时候，她曾和丈夫一起贩过菜、水果，从批发商那里批发出来，然后再走街串巷地卖。干了几天丈夫不干了，她自己叫上几个伴儿，早上发菜，然后去赶徐扬的集。卖菜回来剩上几捆菜，用剩下的菜换上几袋盐醋，灌上一壶油，准备做点儿饭。儿子由婆婆看着，当时一个院子开两个门，婆婆走北门，她走南门。她让儿子给婆婆送去一捆韭菜，让婆婆包包子，或者包饺子，毕竟婆婆给自己看着孩子呢！但婆婆把面瓮都放到自己屋里，一点面都不给她用。她第二天回来一看，盐，醋，油都让婆婆拿走了。她卖菜回来吃不上饭，就跑到娘家，娘家妈心疼她，给她炸了油饼，还让她带回去一些。她让儿子给婆婆几张，婆婆问儿子油饼哪里来的？问她是不是把剩的菜都给了娘家。她伤心地说，她没给过娘家一根菜。别说没给，就是给了，娘家妈也是该得的。

　　她的女儿今天从西安来看她了，给他买了一身线衣一件皮衣，一件棉袄，一双棉鞋，一条围巾，看得出来，她女儿经济条件相当好。她也很为女儿自豪。女儿十六岁的时候考上了体校，她从娘家借来钱要送女儿上学，婆婆不让她送，要让她丈夫去送，结果丈夫没让女儿上体校，学校的老师上门来做工作都不行。说到这里，她流下了眼泪。即便这样，她的女儿也没有埋怨过父亲，每年都给父亲从头上买到脚上，从里面买的外面。她对女儿说，妈没有害你，没有耽误你，是你爸把你害了。女儿现在做着干菜生意，每月固定给几家超市送菜，生意很好。她一直劝导女儿做人要实诚，做生意也一样。女儿很乖很听话。她的儿子，是她领着去娘家的路上出的车祸，下巴受伤了，脖子也受伤了，嘴巴上缝了几针。婆家人都怪她把孩子害了。儿子现在在西藏打工，可是工资卡却在他父亲手里。丈夫要让儿子打一万块钱回来，说是要给她治病住院，儿子先打了五千，后来又打了五千。可是她治病住院根本用不了那么多钱，丈夫要那么多钱。无非是为了自己在外面快活时有本钱。女儿和儿子常给她打电话，尤其是女儿，空闲时总要跟她说会儿话。她的丈夫嫉妒她们娘仨在一起有话说，老嫌孩子不给自己打电话。她说，娃给你打电话说啥呢嘛！你就没把事儿做到那里。

　　她确实为人热情，出手大方。别的病人到她的病房里串门儿，她马上拿出水果零食招呼大家。也善于表达自己，一五一十的给大家说起她的遭遇，她的花花丈夫，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平事儿。看起来，她丈夫的花心和对她的伤害都不是她的错觉，或仅仅是疑心所致。这从来看她的人和她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医院看她的人很多，除了娘家人外，还有婆家人以及村里人。这么多人来看她，有她善于与人结交的一面，而且恐怕这方面的因素还很大。也有听她说了要砍断丈夫的腿之后，希望自己能出面阻止她的。假如她是个别人在她面前都说不上话的人，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看她和劝她。她曾经对丈夫说，如今的汪博草可不是从前的汪博草了，现在她说一句话，能动员她娘家一村的药姓人。她不愿意给人添麻烦。她母亲每次给她打电话问她好着没有？她都说好着呢。母亲说那你嗓子怎么听起来不好，她说我正在睡觉。母亲说我怎么听着电话里有声音，她说那里人家打麻将呢，不要紧，他们一会儿就散了。母亲说，那你到后屋去睡，她说没事儿，我能睡着。她母亲曾经问过她，关于她的生活，她究竟是怎样打算的？那个时候，她的哥哥刚刚去世，她成了家里的老大。她对母亲说，妈我不离婚，我现在是家里的老大，我不能让人看笑话。

　　她不是一般地能干，一个女人家力气比她丈夫还大。她会杀猪，一口气最多能连杀六头猪。双手能举起一百多斤重的肉扇子挂到钩子上。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自己杀猪的过程，既让人觉得恐怖，又让人觉得神奇。一个本来可能娇滴滴的女人，却在干着一般男人也干不来的凶险事情，而且面不改色。当有病友劝他以后不要再干那种杀生的事情时，她回答说：猪羊猪羊你不要怪，你本来就是世间的一道菜。她不仅会干杀猪下田这样的力气活儿，针线活儿也了得。她也会衲花鞋垫、做鞋子等等。秦腔戏也唱得好，她唱秦腔不是我想象的铜锤花脸，而是青衣小旦。她唱《花亭相会》里的张梅英，唱得声情并茂，声音就像一个二八女子，很有感染力。她是高中毕业生，七八级的。在学校里也是个能行人，开个会，她主持会议什么的；也是个文艺演出的积极分子。她绣的4个腿的枕头，绣的小孩穿的老虎鞋，拿去都让人选上了，人家要她当老师，教年轻人呢！

　　我给他讲了洛川巧妇杨梅英的故事，她不以为然。我以为她的主要理由是说杨梅英不顾家庭，不顾孩子。不想她说：她那样做老来就太孤单了。既跟丈夫离了婚，又不把精力放到孩子、孙子身上，老来肯定会很孤单。她说她和杨梅英不一样，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一定会选择孩子的。我问她，那你现在一天在家孤单不？她说不。她平日在家里做一些针线活，衲鞋垫、做鞋子，她做的鞋人抢着要呢！要是觉得烦了，就出门去，一个人顺着公路在村子里走一走。还要经管两个孙子上学呢，她不孤单。随着她丈夫小姑姑的介入，她更不可能和丈夫离婚了。她也说她不离婚，家里的江山都是自己打下的，凭啥要让丈夫好过。她说她就能说江山是自己打下的这话，丈夫就说不起这样的话。但是她说，不管跟丈夫离不离婚，家里她是呆不住了。她呆在家里浑身不得劲，心里跟猫抓似的。她说出院后她要到女儿那里去，还可以帮女儿一些忙。既然丈夫的小姑叫她，她就先到小姑的家里待一段时间。家是坚决不回了。她曾经请过风水先生看她家，风水先生认为，他家的新厕所修的不是地方，建议她把家里那个厕所拆了，然后把下水道也改了，这样就会好。她来住院前，曾希望丈夫和她一起把厕所拆了，把下水道改了，丈夫不积极，结果厕所拆了半截，水道还未改。“他只要把厕所拆了，水道改了，我就会没事儿，但他不弄么！”她准备在儿子年底的婚礼上邀请一些人，她要在婚礼上自己写一些文字，把自己这些年经过的事情都写出来读给大家听。然后邀请这些人参加儿子的婚礼。她要把酒席办得好好的，虽说做不到全鸡全鱼，但她一定要做到十个菜，让这些人也跟着好好乐呵，乐呵。

　　她在家也常常一晚上一晚上睡不著觉。她知道丈夫和那个女人的事情（她也知道丈夫不止那一个女人），那段时间，那个女人的丈夫死了，她半夜睡不着觉，听见那女人的丈夫对自己说话。那死了的丈夫说，自己阴气重，时常都在她的家里，并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把钱给了自己的媳妇。根据类似的这些事情，她的弟弟妹妹们认为她有病，请姐夫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她气得连扇妹妹8个耳光。她的这些幻觉医生不知道，还以为她光有癫痫，是被精神病了呢！她很快就出院了。

　　只要她去丈夫的小姑姑家，用不了多久，她就会信佛的。她的那一身本事就会在零敲碎打的琐屑物事中耗散掉。事实上，这也是她大半生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众多妇女走过和正在走的路。

　　崔明花已经出院十多天了。她的丈夫是在收包谷的时候把她接走的——家里正需要人手。她也在家里收甜瓜时被接走过。她正当壮年，是家里最需要的劳力。然而丈夫农闲时要外出打工，挣钱供正在读大专的儿子上学，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打工的时候就把她送到医院；也曾尝试过两口子出去在同一个单位打工的情形，但因为各种原因去了十几天就回来了。她又被送进了医院，丈夫到别的地方打工去了。

　　与她相识是在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那时候我晚上记录一点每天在医院的经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床上写的时候她推门进来了。她穿一件大红色和白色相间的花的短棉袄，两个脸蛋红扑扑的，一看就知道是个经常下地干活的人。彼此打过招呼后，她笑嘻嘻地给我讲了她得病的经历。

　　年轻的时候她相过一次亲，她看上了对方，对方也看中了她。男孩曾经在相亲过后骑着个自行车来看她。两个人守着个自行车，她心里很激动，嘴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男孩以为她不喜欢自己，以后再没有来。她却害了相思病，茶饭不思，叫嫂子去给她把那男孩叫来。那时候的农村，这样做是很丢人的，娘家没有人给她叫那男孩；相反，她母亲认为那个男孩对她不吉利：还没咋样就使她害上了病，这要真的结婚了还能有好日子过？硬是不同意她跟那个男孩的事情。后来她听说那个男孩也结婚了，对方女孩看上了那个男孩人能行，一分钱彩礼都没有要；她的母亲却在当时想叫那男孩掏二百八十块钱的彩礼钱。她后来还听说那个男孩点子多，心劲大，日子过得很好。那男孩是高中生，她对我说那男孩各方面都在她现在的丈夫之上。她那时候病了以后，她哥哥曾经带她到西安的精神卫生中心的前身，西安精神病医院去看过病，住了二十多天之后病好了，多年没有再犯。婆婆去世前瘫痪在床，她伺候婆婆又忙家务，太辛苦，结果多年未犯的病又犯了。这几年反复住院犯病就是那时候开始的。她原来犯病时是心慌不想做家务，不想做饭，光想到热闹的地方去，农村人认为这就要往医院送了——一个女人不想做饭、不干家务活不是病是什么？况且她还有和别的病人不同的表现：她犯病时拼命写东西，写满了一个厚本子。她的那些文字是写给她旧日错过的对象的。她的儿子看了她写的东西都流泪了。她最反对的是平铺直叙，在她看来那就是记流水账。她觉得自己写东西靠的是激情。激情来的时候不管是正在睡觉还是正在做饭，她都会马上拿起本子忘乎所以地写起来。她梦想着到报社做一个记者，她丈夫有战友在报社工作，但他拒绝把她写的东西拿给战友看：嫌她是个精神病人，说起来给自己丢人。这两次大的犯病，造成了她这几年反复住院病不得好的状况。

　　第二次再见到她就不同了。她在病区里来来回回地走，边走边骂。骂她的丈夫和别的女人有勾搭，骂她的丈夫在部队的时候活该提不了干。关于她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她有时候说丈夫是和婚前曾经相好过、但人家后来攀了高枝把她丈夫甩了的女人现在开始来往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她看不起丈夫没有血性；有时候，她又说是丈夫和另外的女人说不清楚，还说她丈夫给相好的女人买衣服；因为她曾听到丈夫在电话里对人说：走，给你买袄去。她把丈夫和别的女人好的事情说得活灵活现，让人以为真的有那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她有幻听。她说她能听到空中的无线电广播，那是她的消息来源。她曾经有一次说她儿子的左脚骨折了，她却回不去，没法照料儿子。她急得火急火燎地想出院，还在病友中打听哪家骨科医院好，以致人信以为真。过了几天她的儿子来看她，一问，孩子的脚好好的。她在家的时候和丈夫吵，因为丈夫“有外遇”；更多的时候不是吵，而是打。她刀子、剪子都用上了，据说还曾想趁丈夫睡着的时候掐死他，却因为下不去手而作罢。她还曾把家里几百块钱都烧了。她欣赏烈性女子，喜欢唱“杜十娘”。丈夫被她弄得没法，只好一次一次把她送进医院。但她在医院的时候出来来回走动着骂人外，并没有其他症状。她很少和病人吵架，还参加医院的劳动，抬水，有时候也干护士指派的其他活；也给医生护士洗白大褂。更多的时候她是在睡觉。她从护士早上检查完病区卫生就开始睡，睡到中午吃饭；午休时接着睡；午休起来吃完药再睡；下午吃完饭再睡到晚上吃药。常常是大家都排队吃完药了，她还没有起来，护士大声喊她的名字她才摇摇晃晃地端着水来喝药。吃饭也一样，统一喊了打饭她不一定出来，要等到护士挨个看谁没打饭她才会被叫起来打饭。她能和病人打成一片。在买外面的饭这件事情上，她是个积极地参与者。她常常打了食堂的饭不吃，放着，最后倒掉了事。她不喜欢吃食堂的饭，说食堂的饭难以下咽，远不如她自己在家做的。她也是少数能欠账买饭的人之一，多的时候能欠到一百多块钱。她丈夫来看她时没有办法，只好替她还账。她还爱美。在病区这样的环境中，很多人对穿衣服什么的无所谓，她不是。她看到病友中有人烫的头花式很好看，出院短短的几天时间，她也照样烫了一个，还抓紧时间买了几件好看的衣服。除了爱打扮，她还喜欢在病人中间吹嘘她与丈夫打斗时自己的英雄壮举。过年前后，家里没钱了，现在农村小额贷款方便，加上丈夫又是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伤残军人，贷款更容易些，丈夫贷了三千块钱放在家里，她听到丈夫要给“情人”买袄，翻箱倒柜找出那些钱，并打着火要烧那些钱，幸亏丈夫手快抽走了，才只烧了四百块钱。她又拿了一千多揣在身上，入院的时候带了进来。医院要检查身上的所有物件，她没有地方藏，只好放到护士办公室。护士们不让她花，害怕她浪费——她说起这些，犹如说起她和丈夫的打斗，充满了炫耀和自得，觉得这些都是她有“血性”的表现。

　　她有几件得意的往事。第一件是她上学时候的事。她是初中生，没有毕业。她上初中时功课好，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老师有时候还会叫她去判卷子。她的英语发音也好，常常领着班里的同學朗诵英语课文。她记得自己美术也好，有一次画图得了80分。老师很看得起她，这让她得瑟起来，听不进批评。有一次不知道因为说什么事情，老师把她的作业本撕了；她一气之下弃学不念了。回到家里她也是一把好手，家里田里的活样样拿得起。她第一次生病住院后，家里人担心她在家胡思乱想，就让她去面粉厂的食堂给人帮厨。她去了以后成了挑大梁的。这是她第二件得意事。她想起来自己蒸的花卷比馒头大，那里十来个人都喜欢吃她做的饭。那时候一天两块钱的工钱，她干了十个月挣了六百多块钱呢；还给家里挣了面粉；家里种地需要肥料，她从面粉厂给了家里带了一袋化肥。家里人本来是想让她打发无聊呢，没有想到她给家里挣了那么多东西。她还有一件得意事是去新疆拾棉花。她平日里去外地的机会很少，坐火车去新疆一路上路过戈壁、沙漠，看沿途的风景，到了新疆后见识到建设兵团大田的壮观，与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人们一起劳动，还有劳动竞赛，着实让她激动了一番。她到那里除了劳动还文思泉涌，写下了以后让她反复吟哦的句子。其中就有：建设兵团，我的第二故乡。这几件事她喜欢反复地说。除此之外，在与人的闲聊中也会蹦出几句切合场景的妙语，令人对她这个初中未毕业的人刮目相看。

　　她有时候也唱歌，唱秦腔戏。她唱歌、唱戏总是先酝酿出一个氛围、一个气场，然后她的歌声就在那气场里走，这样即便她唱的有点跑调，但不难听。这就像她的英语朗诵，几个简单的句子，被她在自己的气场里一带，就是发音有点不准也还别有一点韵味。但是她的气场是一个很小范围内的事物，听得出来与再大再远一点的事物缺乏联系，这就是她的歌声里为什么没有那些真正唱得好的调子的味道的原因。她还喜欢观察事物，虽然有时她给出的判断不那么准确，或者明显偏差，但她确实感觉到了那些事情。比如对于病人的穿衣，她发现有的病人穿着那些在她看来颜色和式样怪怪的衣服好看，她意识不到那些颜色式样只是在她生活的农村妇女中不流行，而在另一个环境，或者多少与她不在同一个阶层的人中间其实是司空见惯的；她可能在电视上有过一瞥的印象，因此她能看出其中的“好”来，但却觉得怪怪的。她慨叹这个病人眼光好，会买衣服。她不喜欢人说话粗声大气，象个农村人。她赞赏她同病房的病友的母亲来了时，对在房间里看热闹的病人们说：你们都出去吧，我要和我妈说会话——既没有发火，避免了生气，又将病人们都支走了。城里人就是会说话——她总结说。相比之下，另一个病人说话粗声大气的，而且言辞粗俗，一看就知道是个农村人。她讨厌那个病人。她住院以后因为活动少，也因为药物的作用，变得胖了许多，她就有意克制着不吃饭，原来一顿饭要吃两个馒头，渐渐变成一个，后来还有意少吃一顿饭来减肥。她要做一个有身材的人，这样穿衣服好看。她喜欢城里穿着时尚衣服的苗条女子。在吃的方面她也有追求：她扬言自己这次出院后要吃一道叫做“麻辣鱼”的菜——这个菜她听说过，但没有吃过，也不会做；她会做的是面食上的花样，比如捏疙瘩（包饺子），卷花卷，摊煎饼，包包子。不犯病的时候，她在家里变着花样做饭，所以食堂的大锅饭她咽不下去。她喜欢城里人，喜欢城里人的穿，喜欢城里人的吃，喜欢城里人的风度气质，她却几乎没有去过城里。她家在西安郊区，她在今年四月以前连西安也没有去过。她到一个生地方要迷失方向，所以她一个人从来不敢去外地。有时候她感慨地说：我生来就是个农村人，务个瓜，种个地可以，就不是能在城里的花花世界生活的人。

　　她不喜欢看书，看书顶多看看前言后语，说那才是一本书的精华，至于其余部分不过是流水账而已。这世间记流水账的文章太多，从她儿子的作文到那些书籍，都是些流水账——她很正式地对我说。而她的文字是精华，因为其中有激情。对她说只有看得多才能写得好，她说我就是那不看也能写得好的，我就是要当那不看也能写得好的记者。告诉她你就是看上一百本书也许才能写出写出一两篇好文章，记者就需要多看书，没有不看就写得好的记者。她不吱声了——不知道是因为接受了还是懒得再争论。

　　今年4、5月份她丈夫把她接出院，带着她一起去西安一家写字楼打工。丈夫当保安，她当清洁工。她的工作是打扫三层楼的卫生，擦楼梯扶手。她觉得活太重了，她走路走得脚都肿了。她丈夫上班在地下室，二十多天上来一次。他俩干了不到半个月就回来了。导致她不去的原因很简单：她有一次坐电梯上楼，打算上十一楼，结果有人在九楼下，她看到人家下了，也下了。出了电梯一看，好象不对——那栋楼每层结构都差不多，而且当时还没有入住，没有人可以问，她又不会看电梯里的显示，结果吃饭时间找不着她人。她丈夫动员了好几个工友上上下下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着她。她一看到丈夫，委屈得不行，立刻就要跳楼。这件事之后，她写了辞职报告，理由是“无法适应城市生活”。几年前她曾用过手机，这几年反复住院，在家里的日子十分有限，所以她一直也没有手机。她看到现在的手机功能这么多，使用起来那么复杂，决定回去后再也不用手机了。原因也很简单：就像她知道了多看书才能写出好文章一样，她这些年吃药把脑子吃坏了，现在脑子不好使了。病友们批评她不应该碰到一点挫折就放弃，能找到和丈夫在一起的工作，相互之间有个照应不容易，应该珍惜这机会。她回答说：我其实是不愿意和那些人在一起，他们老说自己是社会底层的人。“和這些社会底层的人在一起，我觉得丢人！”她激愤地说。别人对她说骑到驴上好找马，她不以为然。她说自己当时离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先那个地方的工资太低了，一个月才一千多块钱。她要是这次出去再找工作，低于三千块钱她不干。

　　与她在这些事情上的可笑和有些不可理喻不同，她在务农上却是行家。当初她与那个男孩婚事不成，她母亲就忙着托人给她说媒，说到她丈夫时，她已经二十三、四了，她母亲说：女大不中留。她也渐渐横下心来：前面是沟是崖她也跳。结婚后，丈夫知道她曾经生过精神病气得不行，怪媒人给自己找了个病老婆，把媒人家的牛偷了，被判了十个个月的刑。丈夫不到20岁就去当兵，田里的活不太会干，不如她。他们家那一带是远近有名的甜瓜基地，地里务甜瓜，技术活都是她干；春天种棉花，她务的棉花棉桃结得多，而且大，左邻右舍都羡慕她家。丈夫的农活都是她教的。就是她现在病着，忙时把她接回家，她和丈夫一同下地，回来后也还要做饭。每次出去她都会瘦，也黑了，人变得精神。她喜欢洋活，觉得婚丧嫁娶这类事情能办得风风光光，排场大、热闹是件叫人神往的事情。她也精于这些事情。她埋怨丈夫不会计划，钱用不到点子上，要不然她现在小车也有了。她非常羡慕人家开着小车来来去去，希望自己家也能拥有一辆小汽车。

　　她喜欢对人谈论她对她母亲的好，经常给母亲买吃的不说，有时候还会给母亲钱。她母亲有两个女儿，她的姐姐性子冷淡，对什么都不甚热情。她则不同。她出嫁的时候她母亲大哭了一场。她年轻的时候学过一点裁缝活，给好些亲戚朋友做过衣裳。在医院也能看得出来，她对弱者有同情之心，她一般不欺负那些智力低下的病人，她自己经济上那么紧张，出院的时候还给一个智力障碍的病人留了点钱。她对谁都不服，也有一股子不怕事的劲头。她对人说：张灵慧是个纸老虎。

　　她还喜欢谈论男女之事。有时候会神秘地对人说她发现xx男病人和xx女病人有关系，哪个护士喜欢哪个男病人，某人是离了婚的，是个“二锅头”——有时候还会谈论男女之间的性事。她这样有时候让人难堪；面对她难堪，也替她难堪。她有说辞，老古人都说了“饮食男女”，除了吃喝，人与人之间也就是那点事了。

　　她还是个严厉的家长。儿子谈的女朋友不会做饭，她说她将来不想要这样的儿媳妇；她不想让自己的儿子伺候谁。她遗憾自己年轻时失去的爱情，告诫侄女说，以后碰到自己喜欢的，就要勇敢地去追，莫等得象自己一样，后悔一辈子。她不爱做饭，尤其是犯病的时候；所以她不想要个不会做饭的媳妇。有人对她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她解释了意思之后，她说那不管，她不想让儿子吃亏。不过她见到儿子的女朋友，看上去还是很热情的。她一辈子遗憾太多，又不知道怎样争取新生活，所有那些激情、那些不服输、要强，对好生活的向往，都不知道怎样落在自己的生活中。这个病也渐渐将她从人群中剥离。她今年四十四岁了，好多事情还没有开始，带着那么多遗憾进入老年，不仅别人看到觉得唏嘘，她自己恐怕也不甘心。以她的骄傲，不知道老年时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水晴与我之间那尴尬的壁垒出现了缝隙，我开始感觉到她身上传来人情的味道：她与她的丈夫这两天在闹矛盾，明显能感觉到她的憔悴和忧心，以及无助；与她打人时的凶悍和残忍明显不一样。她打人时你会觉得她的不可理喻和失形，那时侯你真真正正地感觉到她“有病”。实际上她的病是这个医院里目前住院病人中与所有的病人都不相同的、唯一的病种：癫痫。所以她除了犯病的瞬间，神志是清楚的。她神志清楚的时候早上起来洗完脸常常在楼道里来回走动，有时候嘴里还哼着歌；先前她常常在楼道里放声歌唱，不知道为什么这半年来很少大声唱了。除了医院例行的吃饭、吃药和她在楼道的走动以外，她基本上都在床上躺着或坐着。她的病房因为住着一个好客的病人，客人多。经常有人高声笑谈。她有时候也会加入这种谈话，但为数不多。她一个人躺着或坐着的时候居多。她不说话的时候眼睛眯着，嘴角微微有点上翘，象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又象是看不起人的样子。她曾表示过她不善和人交往，一个人呆着更自在一些。她觉得自己一个人呆着，看看佛书，唱唱歌，是她向往的生活。

　　说到佛，不得不提起，她曾经两度出家，在寺庙里做过尼姑，又两度还俗、结婚。她的经历，包括感情经历，非常坎坷。她家里外祖母只有母亲和其妹妹两女儿，她父亲是入赘的。父母感情不好，她在父母的打斗中长大。她的功课从小就很好，初中毕业时考上了初中专，外语考了满分。就在送她去学校上学以后，她的父亲从火车站出来后直接回到了自己的陕北老家，父母就算是离婚了。亲戚中有人出资帮她置办了去学校上学需要的行李，甚至帮她买了一块手表。上学第一学期她在学校的唱歌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但这也没能让她融入到同学之中。她在学校里是形只影单的。别的同学都是两个人搭伴去食堂打饭，一个人排队打米饭，一个人排队打菜，而她却要排完一个队再去排另一个。她上学的生活她日后时常想起。她对我说，她后来常常梦到从前上学的时光和初到庙里时的情景。毕业后她被分到了地质队（她读的是地质学校），她和一个同学恋爱了，两人说好男方入赘她家，她已经请木匠打好了家具，连洗衣机也买好了，结果结婚前七天，对方突然提出解除婚约。每到叙述到这里的时候，她总是象突然断裂似地接着叙述她到庙里去见住持，读经的故事。几乎没有言语叙述自己当时的心境和男方悔婚的事给她的打击。事隔多年以后她也只是对此类事件有一个笼统的看法：怪父母对自己在生活方面对她一点都不关心，连一点有效的建议都没有。她在庙里住了三年，她说那是她有生以来最好的三年时光。她不需要跟人打交道，只要干一点打扫卫生、多少到厨房帮一点厨的活，其余时间就是读经、背经，她曾把一部有四十八篇经文的佛经全部背了下来。三年下来，师傅对她很是器重，给了她一千块钱让她到哈尔滨去受戒，她也受戒了，回来的时候在她的寺庙所在的山下，遇见了一个女人，那人是个同性恋，晚上和那人住到了一起。她自觉没有办法再回到庙里了，于是下了山。这是她第一次到庙里的情形。下山后她就生了病。这期间她为了看病还去单位以买断工龄的名义弄到一笔钱，后来在同学帮助下她又恢复了在单位的关系。

　　从庙里回来后，她就开始了到处治病的生活。她先是在麻张，阎良的另一个精神病医院。那时间她还做过一段时间的乡村教师，因为她得的是癫痫，不定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的时候浑身抽搐，神志不清，就得去医院治病，所以课也就没有办法教了。她不是一个善于描述自己精神状态的人，但从她叙述这些事情时脸上的表情，那种遥远又苍凉的记忆就仿佛在脸上。这是一种在精神病医院也无法被同化的悲凉，它们比医院里弥漫着的浮躁、吵闹要深远得多，我渐渐有点理解她为什么很难融入医院里病人间的对话了；也对她说自己从年轻到现在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有了一点理解。她说她很自卑，老是羡慕别人能在一个环境中能如鱼得水，而她永远是难以融入进去。在我看来，她至少是难以适应寻常的环境。她的那些经历使她对现存的周围环境无法产生和周围人同气场的情绪，这使她在医院里显得很另类。在麻张住院的时候，有个病友为她介绍了现在的丈夫。他是一个小学毕业的农民，直到遇到她的时候没有结过婚。她一直以为她跟他是一见钟情：他碰见她的时候向她伸出手去，说：我用真情换此生。她握住他伸过来的手，回答說：我拿青春赌明天。她很喜欢讲述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这是周围人可以理解并且大家都觉得浪漫的场景，这也是她生活中告别那种无法无人沟通交流的一段段硬伤似的经历，迈入正常人情世故的转折点。不过后来，她也知道了她丈夫在和她见第一次面之前，还曾经到她从前所在的单位打听过她的情况，她却没有一点事先打听他的意识。她和他结婚了，虽然她的母亲不同意，她还是毅然决然地跟他走了。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她不想做一个“愚孝”的人。

　　她是她的奶奶一手带大的，她跟她的奶奶感情很深。她的丈夫就是在她妈妈家不同意她的婚事时采取了先争取她的奶奶的措施的。她从小功课就好，却从来没有当过学生干部，用她的话来说，是连小组长也没有当过。她直到小学五年级才当上“红小兵”（少先队员），入团也很晚。她说自己从小到大，作文一直很好，作文常被老师当做范文读。她从不大的时候，就开始思考生死这样的问题，“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这样的思考，她的作文别有意境，只可惜老师当范文读了，别的同学听不懂。带着她的那些问题，她考上了中专，毕业工作结婚、出家、生病、又结婚，住院、治病，直到现在。她说，她活着就是为了等死。这种毁灭性的情绪，加上她从小的暴躁脾气使成为一个在医院住院的时候经常打人的病人。她打那些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病人，打有一点思维能力的病人，也动手打过护士，而那些时候，她的神志是清楚的。她打人的时候很残忍，常有致对方于死地的劲头。就是有时候不太生气地打人，也是扬手就是一个耳光，连一点犹豫都没有。这时候你无法把她同那个安静的、走路也轻手轻脚的女子联系起来，也让人平生一股对她的所作所为的气愤。她也动手打她的丈夫。这种毁灭性的情绪，也许她现在也意识到了。她意识到自己对于自己的人生、生活缺乏一种有关未来的设想：她从年轻时就离开了单位，虽说她现在的住院费用由单位出，单位每个月还发给她退休金，她和丈夫基本上就靠她的退休金生活（她是有害工种，四十五岁就要退休），但她在日常生活中早就不和单位的人交往了；她和丈夫生活在农村的家里，农村妇女的闲扯是非她不习惯，打麻将她也不愿意，所以她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交生活。她在家就是洗衣服、做饭，伺候丈夫那七八条狗；农忙的时候也去田里干活，有时候她一个人也在村里转转。她没有孩子，刚结婚的时候她跟丈夫讲明了自己有病难以照顾好孩子，她的丈夫虽然觉得意外，却也同意了。最近这几年，她犯病的次数更频繁了，一个人走着，或者和丈夫在一起就犯了病，所以她在医院里呆着的时候多。在医院的时候，她丈夫每周一、周五来看她，把她带到医院外面去转一转。这种生活使她看不到她生命中还会有什么转机，也找不到能让她感到振奋的事情，所以她的脸上除了那种悲凉意外，还常常带着一种难以诉说的虚无。

　　她的婚姻除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收入靠她以外，其余的部分和普通的农村家庭没有什么两样。她爱看书，他们结婚时她还有四大名著，婚后她丈夫给她扔了，说是她之所以生病，全是因为那些书。结婚这十四五年，她和丈夫送走了婆婆、给家里置办了家具。刚结婚的时候家里除了三间房什么都没有。现在洗衣机、电冰箱、电视、空调、电脑什么都添上了，她丈夫那边的亲戚觉得这主要是她的功劳，而她这边的亲戚说，这十四、五年，多亏了她的丈夫，她的病才每次都得到及时救治，她才能活下来。有一些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劝她多跟人交往些，但她办不到。这几年她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里，她的丈夫一个人在外面，除了每周两次来看她也就没有什么正事了，上网聊天、跟人去撵兔，和一些人交往，这些也都没有瞒着她。去年底，她在单位办了退休手续，她的丈夫跟她的单位交涉，还得到了每个月一千多元钱的照顾她的补助。现在他们每个月将近三千元的收入。钱多了，事情也就跟着来了。因为她这几年总是住院，她的工资卡就一直在她丈夫手里，她觉得两个人一起过日子，不必防来防去，也把密码告诉了丈夫。原来钱少，她丈夫也不过有时候花钱显得大手大脚；她偶尔会有所抱怨，但没有大的矛盾。这一年钱多了，她的丈夫有机会处置金额大一点的钱了，先是从卡上取了三千块钱，给了他的大哥，他大哥买车钱不够；接着又给了他的侄子五千块钱盖房子；紧接着又给了她的外甥女两千块钱买了一个手机。这些都没有跟她商量，是事后才告诉她的。她知道后非常生气，觉得丈夫就没有把她放到眼里，毕竟那钱是她们夫妇二人的财产，那些数额不小的往来应该跟她商量一下。在上周四她丈夫带她出去的时候，她说了他，并且说她要跟他离婚。他那天晚上没有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冲进病房对着她说：他要把她弄死在这医院里，并告诉她，他要给她妈打电话；扬言接下来的一个月都不会来医院一步。

　　就是她这个时候的表情让我觉得，面对生活中的无奈，每个人都是无助的，不管她有着怎样凶悍的一面。她也很诚实，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病友们，希望她们给她出主意。大家七嘴八舌地给她出点子。主治大夫知道后也表示一定会站在她这边帮她。就在这几天，我断断续续知道了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她的经历，也对她这个人有了多方面一点的了解。她再一次让我看到了她深陷困境时为自己争取援助的真诚和能力：她不加掩饰的诚实。首先，如果她真的跟丈夫离婚，她的母亲和弟弟无法像丈夫那样照料她，没有那样的精力和时间；虽说家里倒是有地方住。她说她弟弟以前曾经很认真地对她说过，说大姐，我无法给你更多的照顾，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希望你能谅解。她有两个妹妹，小妹婚后离家出走，至今没有下落；大妹远嫁外省，也没法照料她。她丈夫就是吃准了这一点才敢说要向她的母亲告状的。我觉得她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顾虑：她从前成天思想的生死的问题，到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具体的问题：怎样死的问题。象大多数精神病人通常担心的那样的凄惨结局，还是象正常人一样有一个对世界的完满告别？自己离开世界的那一天谁来照料自己？病了这么多年，病到现在，对很多事情都已经不在乎了，对死也不惧怕。她告诉我，今年过年前后她还自杀过两次，一次是在自己家里喝农药，被发现了未遂；还有一次是在娘家，吃了半瓶子治疗精神病的药，一天之后醒了，没有事。死是不惧怕的，惧怕的是死的形式。她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她避免落入悲惨的结局。其次，她也忘不了丈夫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她初结婚的时候，一个月只有二百七十元工资，她的丈夫和婆婆依然对她很好。她结婚时间不长，还曾回到一个庙里，想再回去做尼姑，她的丈夫和妹妹一起到庙里把她找了回来。她弟弟结婚前一晚她犯病了，没有车，她丈夫陪着她走到了精神病医院。她的丈夫把她从庙里找回来时曾对她妹妹说：我一定要让她死在我手里——这句话，她有时候觉得是安慰，有时候觉得是咒语。她一想起丈夫从前这些事，就觉得心里暖暖的，不忍心真的跟她离婚。这让人感到了她的厚道。

　　几天后，她丈夫给她打来电话，告诉他自己一周都没有好好吃饭；第二天又来到医院看她。两人商量好，工资卡他拿着，但密码只有她知道，以后一块取钱。她告诉我，这一次她丈夫给她母亲和弟弟打电话时她弟弟说了一句硬话，说如果你这样对我大姐的话，让我大姐搬回家住。这是她的丈夫始料未及的反应，以致他很害怕。她丈夫怯怯地问她，一个月给他多少钱，还有那些狗呢。她这次变得坚决了，她说狗食可以到街上去收泔水。她还希望他能养几只羊，做点正事，他也答应了。她希望就此他們的生活会出现转机。

　　在我看来，她自己婚姻的变化和她自己的变化是连在一起的。通过住院，她结识了一些人，这些人有病友，也有医院的医生护士。长时间的相互交往，彼此都对对方有激发。没住院的时候她生活在农村，她的衣着打扮像个农村妇女。来医院后，医生护士在生活中的装扮和一些病友的装扮启发了她，她从减肥和改换装扮开始，走上了自己的改变之路。从过年到现在，她减掉了二十六斤，全靠不吃主食。一个大人，一顿饭只吃一碗稀饭，吃一点菜，坚持了九个月之久。从冬天到夏天，她买了好几件和从前那种没有风格的衣服不同的衣服。看得出来她现在在这上面花了心思；她说她过年还在家里写了一篇小文章，怀念她家里死去的狗。然而，回到她医院外面的生活中，这些启发性的元素就消失了，她将不得不在与那些没有什么来往的农村女人男人在令她无从下手融入的氛围中厮守相望，继续她的孤寂。

　　她叫黄倩倩，不能试图跟她说话，因为她脾气很大。她是这近处人，父母都不在了。父母在她小时候出车祸死了，她由爷爷奶奶抚养大。她是九零后，在西安读过大专。

　　她这次来是因为怀孕了，家人和医生要她做人流，她起初不愿意，现在也同意了。今天就要到外面一个医院做流产了。她说自己是因为和奶奶意见不合的问题，医生说已不是什么病。医生要她先去外面医院做流产，做完流产后再回到这个医院住上一个月。

　　她的奶奶这两天来医院看她，她生奶奶的气不跟奶奶说话。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跟一个在南京上大学的男孩子交往时怀上的。她坚决不跟那个男孩联系，也不让爷爷奶奶给那个男孩打电话，害怕那男孩知道她在精神病院里。她奶奶想趁她在医院做人流的机会把那男孩叫来，看他怎么应对。她不同意，不肯告诉爷爷奶奶那个男孩的电话。她奶奶说她脾气太大，把她的姑姑和叔叔气得都不再来看她了。她叔叔来看她时批评她不爱惜自己，她对叔叔说：“谁让你来看我的？”叔叔气得走了以后再没来看过她。她的姑姑也是被她骂走的。她父母死得早，爷爷奶奶可怜她，从来不舍得骂她、打她，对她宠爱得胜过自己的孩子；加上她生来性子就烈，所以对爷爷奶奶一点都不怕。奶奶有时候教训她，她会说：你老了，你那老脑筋说的老道理都不行了。她奶奶拿她没有办法。奶奶这次在医院听她对医生说她在这一次之前还流过两次产，伤心得流了泪：先不说家里哪怕借钱、想办法什么的，可这难过要她受呀；她自己的身体受吃亏。

　　黄倩倩的奶奶是个很能干的农村女人。附近的縣市她都去遍了。也去北京当过保姆。本来还打算去台湾呢，因为觉得费用太大，去之前自己要筹的钱太多才作罢。现在还在村里的小学当生活教员。她的爷爷也是个很能干的农村人，前些年曾在村里开了个小厂，收入还不错。她继承了爷爷奶奶脑子灵活、心高、不服输的脾气，但她和爷爷奶奶不同，她是惯大的孩子，没有爷爷奶奶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也不能吃苦。奶奶说她在家里整天躺在床上、吃在床上，连尿壶也要奶奶倒。奶奶想到了她的未来：在这里多住几个月，把病治好，回去维持吃几个月、或者一年半载的药，嫁个人就一切都好了，她的事情就有人操心了；自己也老了，这孩子的事情自己就交过手了。不然，可怎么办呢？那么聪明个娃，咋做出那么傻的事呢？同时她奶奶也犯愁，就算她真的嫁出去了，也是困难重重，以这孩子的脾气，生活习惯，人家哪家人受得了？自己已经六十多岁了，她和爷爷就是这孩子唯一的依靠。实在是没法逃脱这个责任，否则这个孩子发起脾气来对自己那种态度，虽说知道她在病中，不跟她计较，也不免让人寒心。因为她清醒时对自己也是那种态度。自己的儿女虽说是和这孩子一起长大的，可是对他们要比对她严格多了，因此自己的孩子也就更成才一些。自己的两个孩子都说是自己把这孩子惯成了这个样子。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都有一摊子事，也不能对这孩子操太多的心。这孩子不明白，还老问：“我叔咋不来看我呢？”她奶奶说她傻，说她叔有自己的一摊子事不说，另一方面，你让你叔叔来了说什么？那个肇事的男孩，就算真的能找到，自己和这孩子的爷爷也不想她叔看到，因为她叔三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如果那男孩再有个推脱什么的，如果她叔见到，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这孩子想不到这一层，只是念叨她叔为什么不来看她。不过从这件事情看出，她对她叔还是很亲的。

　　据黄倩倩自己说，她从小就长得漂亮，因为家境好，又穿得好，从十来岁时起就是学校的校花，身后常跟着一串男生。但她只跟自己喜欢的男生来往。她小学就给自己喜欢的男生写过情书。她喜欢自己谈恋爱时候的感觉：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她说这次这个男孩是个富二代。她很为自己不告诉那个男生而把所有的事情都承担下来自豪：这说明了我有牺牲精神，善良。她脸上有些青春痘的疤痕，皮肤很白，穿着入时，在医院里嬉笑怒骂皆由自己，还曾经跟程爱美打过架。她也曾经有过觉得自己把路越走越窄的感慨。但总的说来，她也并不悲观。她长得好，曾经有卖衣服的网店找过她拍广告，她想出去后不行还可以当网店的模特。对于爷爷奶奶，她也有自己的说辞。她说自己青春期的时候逃课不上学，爷爷把她关在家里五、六天不让出去。她认为家人对她疏导不当，导致她后来功课不好，没有考上好的学校。黄倩倩在住这个医院之前，家人还曾把她送进另外一个三甲综合医院的精神科，那家医院规定要家属陪护，吃药需要自己的家人监督，她不肯配合，把药扔了，她的奶奶没有办法，就让她出院了。所以，她的病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她出去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导致病情又加重了。据她的奶奶推测，她前面生病也许跟前两次没有告诉奶奶的人流有关，可能多少受了点刺激。

　　这个医院住着或者住过好几个与黄倩倩年龄类似的年轻人，何蕾蕾、易铁南都是，她们都面临一个两难的处境，就是都处在谈婚论嫁的适龄之时；赶快找一个对象让她们嫁了，既是她们家长的愿望，也是她们自己的愿望；但这个病，无疑会对她们找一个好的对象造成影响。何蕾蕾的父母没有给她施加太大压力，但也希望她能快一点找个好的对象。她的母亲是村里负责妇女工作的，社交面相对广一点。何蕾蕾初中没有毕业，但据她自己说，她曾看过一麻袋的小说。她分析《简爱》，假如罗切斯特后来不是丧失了财产，眼睛又失了明，简爱也还是配不上罗切斯特的。她说话清楚，胆大，不知道隐讳自己的病情；即便她的父母不给她压力，她自己也能感觉到压力，她说周围的人常问她：蕾蕾呀，什么时候能吃到你的汤水（酒席）？她虽回答说，到时少不了你的；心里还是很吃劲的。何蕾蕾也长得很漂亮。她和黄倩倩不同，她生病时是有很严重的幻觉，觉得自己被说成和国内某著名公司的老总有染。她大大方方把这些说出来，她的大夫很意外，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坦率的病人。她吃了药后恢复得很快，住了很短一段时间的院就出去了。笔者曾经见过她回医院来买药。见她的时候，她发胖了，当时在一个美容院里打工，对象的事情似乎还没有着落。在医院里，她曾热烈地跟人讨论过她出去以后的打算。她问人，你说我出去后是找个计算机的班读还是学习中文什么的？哪一个能更切实一点？她想找个办公室或者广告设计之类的活干，而不想一直在美容院打工（她在来医院看病前就曾在美容院干过）。笔者曾经寄希望于类似何蕾蕾这样的女孩能在出院后坚持自己的打算，真正学出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事实是，这些女孩很少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的。因为环境的原因，也因为自己的原因。

　　易铁南就是这样的。易铁南也是一个长相非常漂亮的女孩，也会收拾打扮。她也是初中毕业，毕业后到南方打过一段时间工，那个时候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澳洲打工的小伙子，两个人谈了一段时间恋爱；那小伙子回国时还曾和易铁南一起到新疆和广西旅游过，后来因为易铁南生病了，总是无端朝那个小伙子发脾气，过了一段时间就打不通那个男孩的电话了，后来QQ也联系不上，最后那小伙彻底消失了。易铁南说自己从小功课很好，到初中毕业时成绩有些下降，而她认为如果考不上最好的中学就没有必要再上学；加之家中两个弟弟跟她年龄很近，她家境不太好，如果她上高中，两个弟弟中至少会有一个不能继续上学，就放弃了上高中。家里人给她订了一门亲事，有从前那个男朋友作参照，她没有看上那个男孩；嫌那个男孩个子低，也嫌那男孩不会说话办事情；一直闹着要跟那男孩退婚；后来终于跟那个男孩退了婚。她也希望自己能学点什么，有个一技之长，这样就可以找一个体面一点的工作；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也有更多的发言权；并且将来在家庭中地位也可以高一些。可是家里人认为家里不只有她这个女儿，还有两个儿子呢。靠女儿养老终归是靠不住的。她现在因为住过两次医院，周围的很多人都知道她生过精神病，在这个影响扩大得范围越小的时候，订婚越早越好。而且家人还有一个考虑，她一旦嫁人，她生病住院之类的事情也就有人操心、负担费用了，父母也就可以卸下对她的担子了。她出院后病友中有人曾借给她钱，让她读她自己想读的一个室内装潢设计的培训班，这样她就可以在找工作中相对有一点发言权了；不料她不知道为什么，把刚刚报名交上去的钱又退了回来，说她不想上那个班了。然后就是又犯病，再住医院。易铁南后来结婚了，她也有了认命的意思，说天下在农村生活的人多着呢，别人能行，自己也能行。她现在犯病不再像从前，从前她犯病的时候老觉得自己是某种不同凡响的人物。2008年奥运会她犯病了，她从电视上看到北京奥运遭到某些西方国家的抵制，她接受一种暗示，觉得需要自己到北京去才能挽救这种局面，才能保证奥运如期、完满举行，就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北京；结果被警察遣送了回来。她同从前的男朋友一起到桂林的时候，看到桂林的某个山，她数了数，是十一座山峰，她当时想，这就是在向她表明，她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增加了几个主播，其中一个叫郭志坚，她说这是在向她暗示，姓郭的她要意志坚定。然而从易铁南从找对象到现在的为人妻、人母，她对于自己的学习或者改变命运的愿望，总是排在找对象之后的。只要找对象的事情顺利，这些就要往后排。她婚后丈夫喝了酒常打她，她为此要和丈夫离婚，丈夫就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她现在住在娘家，父母希望的她结婚以后就有人操心她的生病问题和生病住院的费用问题只得到部分的解决。她住在娘家，希望能和丈夫离婚，因为丈夫又打她了。而且现在她认为自己没有病，坚决不吃药。她的母亲说，她住在娘家，单独做饭吃，每天晚上到2、3点才睡觉，她的弟弟也结婚了，弟媳妇对她这样老住在娘家也有意见，她妈妈还不能说她，一说就吵起来了。她抱怨她妈妈，说要不是她妈妈让她去见这个男的，她也就不会陷入不幸的婚姻。现在她的孩子丈夫接回了婆家，她一个人住在娘家；她妈妈说，现在丈夫手里没有钱，否则就又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了。

　　这种女孩子婚前生了精神病，家人希望在精神病的名聲扩大之前把她们嫁出去的例子太多了。我就曾见过一个农村女孩，父母对付不了她，希望把她嫁出去，一方面是为她谋求出路，另一方面也卸下自己的担子。作为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女孩，她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也不可能有什么不同凡响的认识，结果她结婚了，也生了孩子。但她因为在婆家的种种琐事，和婆家人产生矛盾，丈夫打她，她也是唯一可逃的地方就是娘家，但娘家人希望她回到婆家好好过日子，她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最后喝农药自杀了。

　　我意识到，先前的希望她们能在婚前学习一点东西或者技能，以改变在谋生中出于劣势的状况；但环境没有给她们太多的可能性，她们自己也没有多少谋求自身改变的自觉。但假如她们的生活中有外力加入，而且这外力又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情况会不同得多。就是后来，当她们结婚成家后，这种改变状态的学习也是可能的。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曾经给为工厂女工开办的学习班讲过课。解放前邓颖超等人也为工厂女工开办过识字班。在抗日根据地，也有为农村妇女开办的识字班。其中很多很有成效。针对女精神病人的帮助她们认识病情，学习出院后的工作技能，生活常识，应对问题和矛盾的方法，疏导心理郁结，消除对于自身和社会的偏见等等都是可有作为的。

　　阮杨二十三岁，高中毕业。补习了一年半，第一年补习没考上二本，就继续补，再补了半年，觉得没多大意思，就放弃了。然后是订婚、结婚。她结婚，是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减轻家里的负担。她的丈夫是初中毕业。婚后过了一段时间，她渐渐在心里不满意丈夫结交的那些朋友，都是对门的叔、姨，孩子都老大了，对生活、对世界也没有个新鲜看法。她有基本的女权思想，认为女性在婚姻中，乃至在整个世界中都处于受压迫、受欺侮的地位。不满于公婆、丈夫的市侩。公婆提出要分家，她觉得公婆就一个儿子，分家，别人议论起来不好，所以没同意。她出院以后不想在公婆家待着，害怕那种压抑的气氛。她要和丈夫商量，俩人一起到南方去打工。她说她非常喜欢学校那种气氛，所以才读了那么长时间书。她不想像个传统妇女那样活着，一辈子就是孩子，老公，家务。但对于未来，她也没有更明确的打算。她感慨“人皮难背”。她曾经考虑过自学考试拿个文凭，后来又觉得这对找工作用处不大。不如学个什么技能。她曾经在南方打过一个月工，人家见她是高中毕业，问她会不会电脑，她说不会，才把她分到了流水线上。

　　她这次住院是因为和人打架。她个子不高，胖胖的，看上去不灵活，加上性格也不是那种乖巧型的，有的人就以为她很笨。她对门的女人曾经当着她的面说，她将来只要生个孩子就可以了。她听了这话心里很气，但当时没有做声。后来有一次，她的丈夫到对门人家闲逛，她去喊丈夫回家，丈夫不愿意回，对门的女人也帮着丈夫说话。她很生气，临走的时候踢了对门人家凳子一下。对门儿的人威胁道：你再踢一下？她就又踢了一下，结果两人打了起来。她在家里还和丈夫为了什么事打起来，她在丈夫胸口咬了一口，还把手机摔了。她说丈夫很好笑，竟然给她吹嘘说，自己在北京打工的时候穿的都是名牌。她说你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有钱人是怎样生活的。丈夫很自得，觉得自己在北京打过工，比她见识广；她则根本看不起丈夫那点儿见识，只是觉得丈夫很可笑。丈夫抱怨没吃过几顿她做的饭，她则在心里说，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专为你做饭的？她住院临走那几天，医院里的病人在收看一个名叫《家和万事兴》的电视剧，她说那就是丈夫的理想生活，但不是她的。她说婆婆对她的要求，公公有时候的言行，都让她绝不想在家呆下去。

　　她第一次生病是在结婚前，她父亲曾把他带到一家精神病院给她看过。当时住了一个多月院。她父亲在她出院后，把医院给她开的四百多块钱药扔了，害怕吃多了药对她脑子不好。也曾带她到一家条件好的医院看过，这一家医院诊断她是精神分裂症，但没让住院，只是开了些药。她一直强调说自己的脑子从小就感觉是木的、沉的，不灵活，正如她在这个医院的主治大夫对她说的，她其实早就病了，只不过上学时有个目标，没有表现出症状而已。她母亲在年轻时曾经生过精神病。她老觉得正常人应该是神清气爽、头脑轻松的，而她几乎没有过那样的时候。她觉得精神病的药物对她的治疗作用很有限。但她又认为只有吃药吃得头脑清醒了，投入生活才能表现好。

　　她的病症是从幻觉开始的。她听人说过卫星，也听人说过美国的卫星监视地面情况是可以精确到一平方厘米的。她生病的时候觉得自己被人监视着——被卫星监视着，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注视中。起初她很害怕，尤其是觉得有些私密的事情被人看到，觉得又尴尬又害怕。她觉得自己又不是个什么人物，不知道卫星为什么要监视自己；她也不想让卫星监视。她觉得自己只要本本分分过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现在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她已经不再害怕卫星的监视，只是觉得生活中有一些不便而已。她开始觉得有卫星监视自己而住院回来时，对门一个爷爷曾到她家对她说，你的事情，觉得卫星监视你，你可以找国家领导人，他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她说自己当时摇了摇头。那个爷爷说，还硬得很。她对自己当时是摇头，而不是点头后悔不已：自己如果当时点头的话，事情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因为她从小就有很多感觉，觉得自己脑子木；也有不认可周围人想法的感觉，她看不上他们那样子。所以和那些人在一起的时候，言语上就反应得少。他们都觉得她迟钝，其实她只是内心想法多，且不和周围人相同，难以表达罢了。这种难于表达也造成了她和周围人沟通的困难。因此，她总是说自己不会和人沟通交流，和人说话方式不对，难以和人融洽相处。这成了她的心病，她在病房里常常问人，是不是她和人的交流沟通方法太笨拙、太古怪了？她问话时的方式是不是不对？据此，她又觉得自己确实有“病”。她的“病”，还表现在她对她对门爷爷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的感觉上。因为她的一些经历，笔者也曾经拥有。因此，对她的叙述就感觉是无独有偶，觉得不能仅仅用一句“病态反应”一言以蔽之。她说她自己刚刚产生的想法，别人就说出来了，有时候是在电视上被人说出来。她曾经在一个下午，在自己家看电视时（她认为当时没有在放什么节目），电视里的人对她说：“撑下去，我们荣辱与共。”她觉得那话就是对她说的。按常理推测，那话不可能是对她说的，下午电视里也不可能没放什么节目。但笔者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家里看陕西台的“秦之声”时，笔者唱过一曲“知音”，接下来电视里比赛的评委就说某个选手，你要多方面地展示你的才能，比方说你唱的李谷一的那个“乡恋”。但我当时一直在看电视节目，那个选手并没有唱什么“乡恋”。以我当时的感觉，评委就是在对我说话，因为这样的碰巧很难发生。当然，也可能我当时在幻觉中，精神恍惚，对实际发生的事情没有记忆，可能那个选手真的唱了“乡恋”，而我对此视而不见，没有印象，以致当时产生了错觉，事后回忆起来，也是将错就错。至于她觉得自己刚刚产生的想法被人说出来，或被电视、电台说出来，这在精神病的治疗上叫“思维广播”。她还不知道这些，但她知道自己现在是个别扭的人，既因为她想法的奇怪，更因为她方式的奇怪。我从她的言谈和行为上，看出她是个内心很有力量的人。她自己感觉不到这一点。她囚禁于感觉自己是个不会和人交流沟通的人这样一种自卑中，但她在其他很多方面都勇敢而大胆，而且有自己独特的对于事物的看法，不流于俗见。

　　朱萍是初中毕业，婚后和丈夫一起到深圳去打工。我在醫院碰到过她两次，都是在深圳犯病了，回老家来看病。他们是因为丈夫的一个哥们的介绍去深圳打工的。丈夫的那个哥们儿是厂里保卫班的小头目，介绍丈夫也当保安，她则在厂里的车间工作，是做电子板的车间。她因为工作表现好，还被厂里指派带新员工。厂里管住，一个月收入三四千。她下班后就是为丈夫和自己和丈夫的那个哥们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她感觉好的时候干这些没问题，也很带劲；感觉不好的时候心里就会觉得不平衡，指责丈夫，嫌这些活都要自己干。有时候工作累，或者加了班，就会觉得很烦躁，会骂丈夫懒得像猪，而且情绪激动，爱哭。这样日子久了，会和丈夫吵，慢慢也就犯了病。丈夫的那个哥们在厂里很罩着他们，她每次犯病，还都会出面帮忙处理厂子里面的事务，并帮她订好回家的机票。她每次来住院都很神气，因为这医院的大多数病人听她说是坐飞机回来的，都很羡慕她；又听说她工资高，都觉得她条件好。她在医院很快就成为引人注目的病人。医院里每天的抬开水都少不了她，她还积极参加医院里的扫地、帮厨，给医生护士洗白大褂等各种劳动；她还喜欢管病人的事情，买饭、帮人带东西等等。看起来她很喜欢自己这样被人注意，她希望自己被人注意。闲下来的时候，她会向人夸她的儿子，说她儿子长得好，又聪明懂事，真是没一点毛病。她儿子放在老家，由她婆婆带着。她平时通过视频跟儿子联系，儿子对她也并不陌生。她病渐渐好的时候，就对她跟丈夫吵架有些后悔：都是因为自己犯病的缘故，不然也不会跟丈夫吵。自己不犯病的时候，工作上的活也干得好，家务活也干得好。她虽然自豪地说起许多自己打工的事情，但从来没听她说过自己和丈夫以及丈夫的哥们以外的人交往的事情；她只是谈起过自己在工作中带的人辜负了自己，自己也不跟她计较。

　　仔细观察她的生活，发现她生活中缺少反省性内容。比如她为什么生病，怎样避免犯病？她和她丈夫关系中哪些是不合理的内容，自己的打工生活怎样才是对自己有益的，等等，从来未被思考过。虽然在外打工几年，但她缺乏分析、反思自己生活和处境的习惯和能力，一直用一种看似理所应当的生活来规定自己。让自己适应它。另外，从来不读书，不看报，虽然生活在深圳多年，但实际上是异在于它的。几年来，一直生活在一种封闭的人际关系中。而这种封闭的人际关系，在新鲜因素不断出现的现代生活中，又缺少反思性的思考，无法消化这些新鲜的东西，极易导致人崩溃。本来在出现崩溃预兆时，有一些排解的办法，比如选择去旅游，或者休假回家乡看看老人孩子，甚至去心理咨询，她的“病”很轻，犯病时至多只是情绪激动，和丈夫吵架和爱哭而已，但她似乎倾向于来医院解决问题。虽然多次犯病，却从未对自己的生活模式本身产生过疑问。

　　蔡改群也是和丈夫一起去外地打工，不过，地点是北京。也是多次犯病，回老家来看病。她这是第五次住院，前3次是在另外一个医院。第一次是零六年，小姑子和她打架，说她勾引男人。那时候她和婆婆也有矛盾。丈夫在外地打工，她一个人在家受尽了欺负。第二次犯病，是她生老二的时候。当时天气冷，婆婆房间暖和，就让她在婆婆房间坐月子。婆婆在她月子房里支了一张床，公公浇完地也回到月子房。终于在她生下孩子10天后，公婆和她吵架，把她送进了医院，孩子过二十天她都没在。第三次是公公婆婆和她吵架，把她的茶几和一些家具都砸碎了。那天下着雨，他们把她在雨地里拖来拖去，最后浑身是泥地送到医院。她见每次吵架婆家人都把她送到医院，在生了老二满月后，她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在西安打了一段时间工。直到二零一三年底，她的孩子跑到奶奶房子睡觉，又吵了起来，这次把她送到了这个医院，二零一四年出院后才回的家。这期间，婆家人曾经找到她娘家，说她有病，要把她退回娘家。但娘家人说她出嫁前没有这种病，是嫁到婆家以后才生的病，婆家人没有办法，加上给她看病的神婆说，不能没有这个媳妇，若退了这个媳妇，他们儿子可能终生都再讨不到媳妇，婆家人才作罢。没有办法退掉她，婆家人对她的态度才好了一些。

　　她说自己曾经中过“邪”。那是因为孩子的老爷爷死后不到一百天她结婚的缘故。她的婆家爷爷，先是附了他们二叔的身，后附了她的身。在北京打工的时候也中过一次，她看见床底下有一个人头，吓得她不知道吃饭，吃完饭就吐。后来是神婆看好了她的病。

　　她有两个孩子，大的十岁，是个女儿；小的儿子四岁。她打过四次胎，生孩子前和生孩子后都打过。有吃药打的，也有刮宫打的。有病友劝她以后和丈夫采取点避孕措施，她说不用。她认为打胎对自己身体没有影响。

　　她小学没毕业，念了两三年书，因为家里穷，上不起。等过了两年条件好了，她又嫌和弟弟在一个年级，丢人，就没再读书了。她起初也有点后悔自己念书太少，后来就觉得无所谓了。因为自己找工作不成问题，好多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呢！她在北京是在郊区的私人小厂工作，好多同事都和他文化程度差不多。她也有苦恼，在工厂里，同样的活，有的人领的钱就多，而她就少。因为人家能和厂里的管理人员说上话。不过她觉得这和上学多少没关系。上学也不过是为了挣钱，吃穿，上那么多学有什么用处。她有自己的生存哲学：她说她对钱不感兴趣，只要吃好喝好就行。对于一个整天怀疑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第三者的病人，她说自己决不会像那个女病人一样。假如丈夫真有外遇，自己还能怎么办？只能装作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不能真的离婚吧？孩子都有两个了，孩子怎么办？她知道很多农村里跟精神病有关的女性的悲惨的生存故事，大概这些女性的故事作为参照，使她对自己生存的事情看得很开。她和丈夫在日常中也会吵，但仅限于吵；两个人都摔东西，但都摔些不值钱的东西。

　　她是个软心肠，这从她对病区里一个老年痴呆的老太太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她从不象好多病人呵斥老太太。她也为人大方，舍得把自己的零食给别的病人吃。她在北京呆了两年，挣了一万多块钱。这次看病能花一些，还能落一些。她在北京打工的时候出过一次工伤事故：为了躲避车间里的人，被两辆推车夹在中间挤了一下，胸部有一根骨头骨裂了。看病花了几万块钱，厂子里只给出了医疗费，误工费和护理费都没出。她和丈夫本想打官司，后来又不想打了。她生了精神病，在婆家、娘家的村子里都传开了，人家都叫她“神经病”，她即使回家，也呆在家里不和人来往。她说现在娘家人，婆家人都不相信她，对此，她非常苦恼。她的孩子也叫她神经病。她苦恼也罢，生气也罢，却没有什么办法。她决定和老公在北京多呆些年，直到孩子的爷爷奶奶老去。

　　我在医院见过不少年轻的女病人，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都有，她们似乎都对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文化程度，或者生存技能有要求，为了希望自己有一个更体面一些的工作，为了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象朱萍和蔡改群这样对自己生存状态很满意的似乎很少。尽管那些有要求的女病人大多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就为人妻，人母，以后提升的希望就更渺茫了。但想过和没想过是不一样的。这可能反映在她们以后的家庭生活方式中，对孩子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中。当然，对自己状况的满意与否，有时候也是阶段性的。可能朱萍与蔡改群刚好处在一个相对顺利的阶段。但这也确实与人本身的基本处世方式有关。我不知道朱萍和蔡改群以后的人生状况，但对年轻的她们，我真诚地希望她们能睁开看世界的眼睛，对自己的生活，能有一些反思性的内容在里面。这无论是对她们以后的生活，还是她们的病，都是有益的。

　　马艳艳也结婚有孩子了。结婚前她就生了这个病，那时候病得轻，也恢复得好。姐姐开了个花炮厂，她就在姐姐的花炮厂里管账。那个时候，丈夫到姐姐的花炮厂里打工，经人撮合，和她谈上了恋爱。丈夫也知道她生过这种病，那时他表示自己不在意。据说刚结婚的时候，婆家人对她非常好，每顿饭做熟了，要先给她盛一碗。她婚后不久生了个男孩，丈夫在外面打工挣钱，她和婆婆在家里管孩子做家务。就在她这次住院前的几个月，她又一次犯病了。每天不想起床，不想干活，不想吃饭。婆婆生气了，每顿饭做熟了，喊她一声，她吃不吃都不再管她。丈夫打工回来看她这个样子，把她打了一顿，说她太懒。她的父亲去世好几年了，母亲再嫁了，那段时间，母亲跟着再嫁的丈夫去了南方，一个多月得不到她的消息，母亲很担心她，就派她的姐姐去看她。母亲知道情况后，赶快从南方赶回来。在她家里，母亲照顾她吃穿，调理她的身体，直到她有力气，能来医院看病。在医院住了十来天，已经吃药打针了，结果医生发现她怀孕了。医生就让她母亲把她的丈夫叫来，一起商量胎儿的事情。打电话叫她丈夫，直过了两周都叫不来。她丈夫来了以后，坚持要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她母亲和医生都给她丈夫解释，她已经开始吃药打针了，恐怕会对胎儿有影响；另外，她有这种病，孩子如果再受什么影响，以后的生活会变得非常艰难。她丈夫不听，要求她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她母亲没有工作，她住院是姐姐拿了几千块钱，加上母亲后来的丈夫给了一千块钱，勉强在医院支撑着。她丈夫来了之后，表示自己没有钱，一共给了她母亲八百块钱，并留下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的话，就走了。她母亲没有办法，也不敢让她流产，一直在医院就那样僵着。母亲也明白，她丈夫这是逼着要她提出离婚呢。很多病友劝她的母亲，丈夫要生就让把孩子生下来吧，万一要是因为不生导致离婚了，她这样一个病人又如何再能找到好的结婚对象呢？还有一个智障孩子的母亲现身说法，说自己因为有个智障女儿，多年来找不到理想的结婚对象，生活的压力非常大，更何况马艳艳她是自己有病呢！可也有病友说到，马艳艳本来就有病，如果弄不好，再生个病孩子，丈夫、婆婆对她又是那种态度，勉强维持着婚姻，才是真正难活人呢！那是我那次出院前不久的事情，直到我出院，艳艳的妈妈依然没有拿定主意。但病友中有人知道艳艳经济紧张，想借给她妈妈几千块钱，她妈妈执意不要。去年我再次住院的时候，碰到PP和她妈妈来医院买药，她妈妈说，艳艳这两年就一直跟着她在外面打工。因为时间仓促，也不知道马艳艳更多的情况了。

　　聂书琴被护士们称作古典美人，她今年二十七八岁了，结婚也有三四年了。她是高护毕业，毕业后当护士的时候遇到一个她照管的病人死在了医院，她受了惊，从此就病了。她像许多刚开始生这种病的人一样，还没有什么幻觉，只是心里发慌，睡不着觉。很多原因都能导致她犯病，连不小心感冒了，时间长了也会犯病。她已在这医院住过三四回了。她说话温柔，性格乖巧，从不跟人起冲突。她的丈夫是体育学院毕业的，现在在家附近打工，做保安。上次她住院的时候，她的妈妈和丈夫都来陪她，这次妈妈要照顾姐姐的孩子，就无法陪她了。这次她是因为在家感冒了，烧一直退不下去，情绪上有些波动，家人赶紧把她送到医院里来调理。她上次出院后，就一直没在外面找工作，在家里和婆婆一起养羊、养猪，家里就她和婆婆两个人，她说婆婆对她很好，她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也很怡然。只是年近三十，没有孩子，大家都觉得缺了点儿什么。娘家妈希望她能领养个孩子，因为这个病长期吃药会对怀孕期间身体状况有影响，也可能影响到胎儿，而且孕期和哺乳期不能吃药，又担心她的病会复发；婆婆和丈夫不同意，他们主张她自己生一个。和大夫商量的结果是，试着给她调药，看明年能怀上孩子不？结果第二年她又犯病了，而且犯得更严重，生孩子的事儿也就没有实现。她平日里脾气很好，从不会说别人坏话。有一天半夜，我上厕所，碰到她正从厕所里往外走，嘴里骂骂咧咧的，我很吃惊。第二天看到她问她，她说没有，你肯定听错了，我没有骂人。我不知道她的心里有着什么样的结，这样一再犯病。

　　仝雨的确是个聪明的姑娘。她只是像正陷入“青春期风暴”。她碰见谁都会问：“你说，属于我的那个男人到底在哪里呢？”一个大姑娘，见人反复问这句话，的确让人觉得突兀和尴尬。何况她接下来还会说，她碰见了那么多好男人，她实在想跟人家得很，都没有跟成，你会更觉得这姑娘实在是可笑。她可能感觉到了你的感觉，她会转而说，她和一个叫汪峰的男人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这就更令人瞠目结舌了，你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是技校毕业，学的幼师。但毕业后一直在酒店打工，客人们都觉得她机灵。她也胆大、不怯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她都能应对得好。但是她打了一段时间的工感觉太累了，就不干了。她也作为居士，在寺庙里住过一段时间；她唱歌和朗诵也非常好，尤其是对朗诵的感觉，非常到位，但这些都不是她在意的。她在意的是赶快找个“属于她的男人”嫁了。她是一个心比天高的姑娘，除了想嫁一个理想的男人，看得出来，她对她所生存的环境无法提供给她实现理想生活的条件也深为遗憾。她的父母在对付不了她时，就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她對她父母把她送到精神病院非常恼火，她说她父母有“病”：喜欢花钱把她往精神病院送，却不会安排她的生活。很显然，她的老实的父母无法理解她那些古怪的想法，也无法在那些事情上帮到她，只好一次一次把她往精神病院送。她的所谓碰见了很多“好男人”，其实只是跟人家有过一面之缘，或者曾经有过一个眼神的交汇，或者一句半句话的交谈，然后便没有了下文，她对这没有下文耿耿于怀，却不知道如何接续，悔恨不已。因为通过那瞬间的接触，她觉得那些男人都是些难得的“好男人”。没有人能够教给她跟那些男人打交道的方法，所以她也总是跟不成这些“好男人”，这令她无限怅惘。她成天说自己吃这么多药，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孩子，将来怎么办呢？看起来，她是一个有些不切实际的姑娘。她不知道，自己那些美好的向往，只有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才能一步一步艰难地靠近。在她的生活中，没有人帮助她认清自己的处境，没有人帮助她分析自己，寻找靠近她理想的生活的途径；她就这样，怀着对更好的未来的憧憬，怀着对现状的不满，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像个没头的苍蝇，反反复复往返于家与精神病院之间。

　　程爱美住院的时间很短，大概也就二十天左右。她今年才二十岁，而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父母要给她介绍对象，她觉得自己太小，不想订婚。和父母吵闹了起来，犯病了。她犯病的时候打人骂人，乱拉东西，还当众脱衣服。她发病早，小学没有毕业就发了病，所以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家里条件不太好。她曾经到咸阳去打过工，是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干了二十多天就生病回家了。她说自己没有讨回干活的工资。她有非常强的反抗意识，容易觉得别人在欺负她。

　　她在医院住院期间，曾和几个病人吵过架。她都觉得是别人在欺负她。其实至少有一次不是的。那一次，别人正在看电视新闻，她走过去连问也没问，就换到别的台了。别人说自己正看呢，她说电视不是别人专用的。人家说自己正看新闻，还没看完呢！她说你那么爱看新闻，咋没成国家领导人呢？另外，她吃饭喜欢蹲到地上吃，然后随口就把嘴里的东西吐到地上。别人说她，她理也不理，继续吐。

　　她喜欢看童话书，看过《绿野仙踪》、安徒生的一些童话。她也喜欢孩子，平时左邻右舍的妇女忙不开的时候，她就帮她们带孩子。她很羡慕别人能开幼儿园。她却不行，因为要开办幼儿园的条件她都不具备。她平时在家没有什么专门的活，就是打扫打扫屋子，妈妈到田里去的时候，她帮忙做做饭。她父母也都是很淳朴的农民，她生病的时候，她父母愁得睡不着觉，光流眼泪。她刚住院的时候，曾经说过她爸爸对她说话太毒了。她爸爸在打她的时候说，你以后嫁出去了就永远再不要回我这个门。她很伤心。后来她病的状况好一些了，对爸爸的气也就消了，因为她知道爸爸是爱自己的。她的哥哥对她也很关心，她出院那天她哥哥还专门打来电话，说本来想来接她，抽不开空。她哥哥初中毕业，在外面跟人学装铝门窗，现在刚刚独立揽活。家里有苹果地，接她的时候正是苹果树掐枝的时候，所以父母来接她时晚了一天。家里还养了上百头羊，为了接她，妈妈早上4点就起来给羊喂草。在这呆了一段时间，她的想法好像改变了。她父母来接她的时候，她不断地问她妈妈，给她介绍的那个男孩儿多大了？家是什么地方的？具体做什么工作？家里什么条件？她妈妈说那男孩在咸阳打工，一个月两千多，在城里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也知道她有这个病，但那男孩不嫌弃。如果她也同意的话，就一起住到城里的房子生活。

　　她的情况，问题似乎比另外几个人好解决一些，因为她没有太多的想法。学历和经历都使她不去想命运另外的可能性，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应该过和父母不同的日子，并没有受到别人生活方式的诱惑，所以至少目前，刚出院后她的问题好解决一些。但也有隐忧，以她倔强的个性，如果她的婚姻出现问题，她的病如果再犯，做心理调节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文文、静静是一对双胞胎，俩人今年三十七八岁了，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她们俩也是这些年频频住院，一住就是几个月、半年或更长的时间；有时候是两人中的一个住，有时候两人一起住院。两人中只有一个人住院时，另一个就会每天来看她，尤其是文文，静静每次单独住时，文文每天一定会来看她，带点儿吃的、带点穿的。护士不让文文进门，俩人就隔着楼道的铁门说话。俩人一起住院时，行动都是一致的，一致对外。有几次跟护士争吵起来，俩人一起出手打护士，最后医生把俩人都绑到床上，给她们过大电。

　　她们家境很好，父母都是大学生，过去都在附近一家国营大公司工作，已经退休了。爸爸还在南方打工，为她俩赚钱。她们平日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她俩每次住院，前前后后的事情也都是妈妈在张罗。她们犯病了，妈妈给医院打电话，让医院来人把她们接到医院。住院以后，妈妈每隔几天就来看她们，带来好吃的，带来几件干净的换洗衣服，再把她们的脏衣服拿回去洗。她俩犯病了会动手打人，有时候也会打妈妈。妈妈脾气急，每次来看她们时说着说着就会和她俩吵起来，妈妈就会生气说，再也不管她们了；也再也不接她们回家。有时候还会说，没有我了你俩就享福了。她俩都是大专毕业，学的护理专业。两人中的一个还曾经在医院里干过一段时间护士工作。她们有亲戚在深圳工作，曾经把她们两个中的一个介绍到深圳工作，但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行了。两人之中，好像静静曾经谈过恋爱，但她被那个男孩子骗了。她俩曾经开过一个卖小装饰品的商店，开了几年也开不下去了，就一直在家呆着。她们俩多才多艺，唱歌跳舞都很好，在这医院里，也算是高水平的了。静静小时候还曾经在上海学过一段时间画画，在医院里，她经常照着杂志书本上的图画画画，医院活动室的墙上还贴着她画的画。但她的画画，也就是解解愁闷，并不能当做职业来发展的。她俩的以后，像沉重的铅块压在父母心上。她们的父母，都已经六十多岁了，慢慢也就干不动了，可她俩没有收入，将来靠什么生活呢？她妈妈想不出更多的办法，为她俩买了保险，希望她们将来老的时候，每个月能有一点收入。可她俩离不开父母，不能独立生活，这又怎么办呢？虽然说她们家亲戚很多，天南地北的都有，有一些亲戚还很关心她们，曾专门到医院来看她们，可到有一天，她们的父母真正不在了，哪一个人又能有力量管她们呢？而且她俩还分不开，住医院的时候，医院给她们安排两张床，可她俩天天都要挤到一张床上睡；两个人每天一起洗漱，一起打饭、吃饭，一起活动，一起玩儿，除了彼此之外，每个人都没有另外的朋友。就是在医院外面，她俩也都除了彼此，再没有另外的朋友。有的病人给她妈出主意，说让她俩嫁人，还有的病人自告奋勇说出院后给她们介绍对象，对于这个问题，静静好像还有一点兴趣，文文连考虑都不考虑。再说了，那些准备给她们介绍的对象，都是农村的，生活条件差，有的人还有孩子，以她俩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身子，没有办法想象能在那样的条件下生存。她俩似乎忧愁不到这么深远的问题，也似乎有所考虑，只是没有什么能扰乱她俩在一起的日子，她父母的日子，却只是围绕着这么个中心在转，连一点儿光明的前景也看不到。

　　岳聪玲说她第一次生病是在十八岁。十六岁的时候她的二姐生了出血热，当时他们村里另外一个人的姐姐也生了这个病，有一天，有人告诉她说那个人的姐姐死了，她受了惊，从此后变得没有心情学习，没有心情笑，也吃不下饭，整个人都是抑郁的。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年多，她终于决定要退学了。她上学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在自己班里是第一名，也是全年级女生中成绩最好的。她的姐姐想劝她继续上学，但不善言辞，流着泪也没能说服她。回家后她的情绪也没有能够好转。十八岁的時候有一天母亲出门去了，她和她的五婶在家住着，晚上的时候有一只耗子跑过，她有一种幻觉，觉得耗子钻到了她的被窝里。受到了惊吓，这次真的病了。她病的时候觉得自己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女儿，为此住进了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第一次住院，在短期内疗效非常好。她母亲感觉到她情况不错，又加上家里正在盖房子、收庄稼，很忙，钱也紧张，母亲在她住了七天院后就接她出院。医生说，第一次生病应该治得彻底一些，她母亲不听。后来她就多次犯病，也住过很多次医院。但自从生了她的老二以后，直到这次住院，期间十六年没有犯过病。自从十六年前住院出来以后，她一直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吃药，最后三、四年看十几年来病情一直稳定，才停的药。停药后曾经有几次感觉不对，独自呆着的时候，仿佛有另一个人在对自己说话，她赶快跑到外面找人聊天，或者到大门外跟别人呆在一起，算是把病“岔”过去了。这些年，丈夫在外面捡破烂挣钱，她呆在家里做家务，做饭，伺候公公和两个孩子。前不久，公公去世了，孩子们也都在外面上学，她跟着丈夫一起到外面来干活。太累了，连续六天失眠，导致犯了病。这次犯病症状很轻，但她觉得还是要及时治疗，估计她很快就会出院。

　　她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结婚两年，丈夫不能生育，就离了婚。别人给她介绍现在的丈夫，说到他曾经当过兵，在部队里是文书，这两点使她觉得丈夫应该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她的丈夫也结过婚，有一个儿子被前妻带走了。她说，他们婚后非常幸福。大女儿功课非常好，已经大学快毕业打算考研究生了。她说女儿小的时候，她骑着自行车带大女儿出去玩，她对女儿说，那是她难得的心情好的时候。平时在家里做饭、做家务，没有机会出来，出来感觉非常好。女儿说：我长大了给你在家里做饭、洗衣服，你出来玩。她对孩子说：我不要你给我洗衣服、做饭，我只要你给我考上大学就行了。孩子果然不负她望，考上了大学。小女儿非常聪明，但学习不太用功，她就想办法鼓励小女儿好好学习，希望小女儿将来也能考上大学。大女儿决定考研前非常犹豫，害怕加重家里的负担，她对女儿说：你只要全心全意好好学，费用的问题不用你操心。

　　问题到了她这里似乎变简单了。十六年没有犯病，是因为她一直坚持吃药，是因为美满的婚姻，还是因为她坚强而单纯的性格？不论原因是哪方面的，总之，她的故事是医院里的小概率事件，值得人关注。

　　女大学生，被看做女性当中有可能改变自己传统命运的群体，被这医院的病人们视作“幸运”的群体，但在精神病的作用下，她们的“幸运”被打了折扣。那些患了精神病的大学生，无论是三十年前，还是今天，她们的生活都会被打断，当中幸运的人们可能有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不幸的则可能一样被抛入为生计所困的境地。至于是否能够改变传统的女性命运，则更取决于她们身处的环境和自身的自主性意识。总之，生了精神病，曾经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也不那么“骄”了。

　　钟雅丽只是一个传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只是不断地听说她的故事。传说她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上学期间就生了病，休学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学校，在在北京工作的叔叔的帮助下完成了学业，分到了家乡一所高校工作。没法代课，学校把她调到了行政上，依然没法上班，就一直休病假。期间曾经犯病住过医院。她至今没上班，这几年也没再来过医院。她在这个小医院的病人们看来是个人物，所以那些长住的病人常常谈起她，以此来告诉那些新来的病人精神病的无常。

　　田青青却是我见过多次的。她是兰州大学物理系肄业的。上学期间生了精神病，就此中断了学业。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开诊所的乡村医生，也学会了打针配药。她经常犯病住院。住院的时候，她躺在床上，不断地自言自语，谁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告诉病人说，她在新疆石河子工作，一个月工资一万多。她的丈夫来看她的时候，病人们求证于她的丈夫。她丈夫笑问她，她也笑了，说她是在说着玩。她个子很高，也很胖，护士们就常叫她替病区打水，她除了打水、打饭，不离开床铺。医院里和她同期住的病人们的状况她一点儿也没兴趣了解。那些老病人，常住病人，是因为主动跟她说话，才被她了解一点。她除了吃饭穿衣，什么都不关心，自己的孩子什么时候高考，她也不知道。

　　邱淑红是一个大专毕业生。她是婚后才生病的。她的丈夫是上海一个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分到了她们那里。她原来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分到一个造纸厂，后来厂子倒闭了，她转而做了小学教师。她喜欢打抱不平，刚住到医院来的时候，有护士把病人绑起来了，她就去给病人松绑，结果让护士把她也绑起来了。她还主动帮那些行动不便的病人洗衣服、洗澡、参与照料她们。她坚信自己有一些幻觉是真实存在的，但她无论讲给谁，人家都不相信她。和她呆的时间久了，会发现她脾气暴烈，而且因为生病后就一直在家里，做饭、洗衣服，跟外面不接触，听到一点不是常规范围内的事情就表示不相信。她觉得自己长期待在家里，变得反应迟钝，言语跟不上，非常自卑。虽然她反复住院，但她每次住院时间都不长，顶多一个来月，这说明她的病情不重，但这给她造成的伤害非常大，她觉得丈夫已经在开始嫌弃自己了，也觉得自己带不了小学孩子的家教，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后来她发现儿子也说活着没意思，她吃了一惊，觉得自己影响了儿子。她说如果不能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他生下来就处在劣势，还不如不生孩子。她现在之所以活着，主要是为了儿子。无论别人怎么鼓励她，劝她重新给小孩子带家教，她都觉得自己再也不行了。可不行接下来该怎么办，她也不知道。

　　与钟雅丽、田青青和邱淑红相比，陈锦要年轻得多。陈锦刚大学毕业没有几年，毕业时分配给她的工作她没有去干，想找个更好一点的工作，结果一直没找着，蹉跎至今。她第一次生病是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有个男孩子追求她，高中功课紧，她没工夫理他，那男孩子告诉她说，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没有多少时间了，她心一软，就去陪了他一段时间。后来知道他骗了她，很生气，结果病了。那时只草草治了一下，就返回学校继续学习了。上大学时还算平稳，基本没犯病。这几年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觉得愧对家人，压力很大，就不断犯病，反复住院，这让她更觉得对不起家人。她犯病时的表现是睡不着觉，每当她停药一段时间，就睡不着觉了，她的医生告诉她，这种药要终生服用，这使她很害怕，担心药物的副作用，纠结在吃药和不吃药之间。她今年二十九岁了，还没有找着对象，也给了她很大压力。有一段时间，医院里的医生护士想把她和男病区一个也是大学毕业几年没找着工作的男孩子撮合到一起。他们来往了一阵子。每当病人们到楼下放风的时候，他们俩就会坐到一起谈天说地。但是很显然，她的父母未必同意——两个人都有病，到时候谁照顾谁呢？她是一个很老实的孩子，不会说谎，每次别人对她说了些什么，她常认认真真地去思考，有时候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导致她常常问别人：你说我这样说对不对？对别人介绍的书籍、电影，她也很认真地记下来，准备回去以后看。最后一次出院后，她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结婚了，从此后没有再见她住过院。

　　胡波，四十三岁，富平人，电大毕业。她是小学英语老师。她这次住院，因为她买了一辆电动车，为的是家和学校之间往来方便（她学校在富平，家在西安），另外，她的手機旧了，没有微信功能，而她想办个学习班招学生，就买了个新手机。买手机花了三千多，电动车花了两千多。同时，她是个不太安分的人，想在办学习班之前做直销赚点钱，借了别人一万多块钱做化妆品直销，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事传到她丈夫耳朵里了，丈夫认为她犯了病，就和她父亲一起把她送到医院了。她几乎每次犯病都与和丈夫闹别扭有关。第一次住院，就是因为她和丈夫闹别扭，她把她的东西拉到西安，她一个同学开车帮她；她丈夫到西安找她，在教堂里找到了她，据此断定她有精神病，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二零一一年，她还在另一个精神病医院住过。她那时候想成立一个文学艺术工作室，工作室成立的过程中需要用钱，她自己也说那时候可能条件不成熟，她花了一些钱。丈夫嫌她乱花钱，你将此事告诉了她的父亲，俩人一起把她送到了精神病医院。这几年，她丈夫一直监督她吃药，她觉得自己没有病，有时候不好好吃药，她把自己不想吃药的想法告诉了单位里一个同事，结果这事情传到了校长耳朵里，校长把她丈夫叫来，说她不吃药。丈夫把此事告诉了他父亲，两个人合起来又一次把他送到了医院。

　　她在医院这段时间，从行为和谈吐中看不出有什么幻觉、抑郁，略微有一点躁狂。她刚进医院时，曾经把自己的主要状况写了下来，说明了自己的处境。言辞通顺，逻辑合理，还有一定的文采。她把她写的东西给医院的实习医生看过，也给几个病友看过，给主治大夫和心理咨询师看过。因为其中涉及她父亲在多年前犯罪的事，在病友的劝说下，她从医生那里要回了她的东西，怕她父亲知道。她刚住进医院不久，医院参加文教卫系统的演讲比赛，她还主动给负责这项工作的医生写了演讲稿。虽然写的是身边小事，但看起来感情充沛，很有感染力。她说她还想写一本书，写自己的生活和身边人的事情。但她要看完《人生》和《穆斯林的葬礼》之后再写。她在医院里看书，写日记，学唱歌曲，她的主治大夫不高兴了，说这样会费脑子，不利于她病情的恢复，让她把书和本子、笔都交给护士，让护士保管。她很惶恐，担心丈夫和父亲让自己住院时间太长，导致她丢了工作。她有很多想法，想读书上进，想办个免费的文学艺术班，所有这些事情，都令她的丈夫、父亲、和周围亲戚朋友对她不满。他们认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不需要再努力上进了，只要享受日子，管管孩子，管管家务，工作上应付应付就可以了。她的妹妹，比她小两岁的继母，都这样劝说她。他们认为她想法太多，这才导致了她的病。

　　她的丈夫是個合同工，这一点，她丈夫一直瞒着她，直到结婚十几年后丈夫被单位辞退，她才知道。她在家承担着诸多的家务，只要她休息在家，所有的家务就归她一个人做。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给孩子辅导功课，都是他一个人的活。她不在家的时候是婆婆在做（她是每天早上离开家，晚上回来）。丈夫只要有时间，就去打麻将，有时打牌彻夜不归。她的工资收入比丈夫高，承担的家务比丈夫多，但是她自己所有的亲人：父亲、妹妹、继母都认为是丈夫有恩于她，因为她有“精神病”，而丈夫没有跟她离婚。她的公公婆婆引颈盼望她回去分担他们的家务，何况她住院还需要很贵的费用（她住的这个医院不是她户口所在地的报销医院），他们应该不会让她住太久。但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不担心自己出不了院，或者长时间出不了院的。对于失去自由的恐惧，在这里，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她住了两个多月以后出院了，但她出院以后，说法就和在医院不一样了。她不再认为自己没病，也不再觉得自己需要上进，也认为的确是丈夫有恩于自己，她现在认为自己的确需要好好听话，听丈夫的话，听父亲的话，听公婆的话，听所有亲人的话。因为他们“都是为自己好”。

　　赵伟琼和我同住一个房间，这使我得以有机会仔细了解她。她是响当当的老三届，1980年代初的大专毕业生。大学里学的是机械制造，同时她还喜欢唱歌、跳舞、演讲、朗诵，她所能接触到的每一件事，她都想把它做好。然而，她说，她是生活的不幸者。

　　在她看来，她最大的不幸是她的婚姻，而婚姻却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她像那种典型的知识女性一样，对婚姻寄予了很多的期望。她希望相亲相爱、志同道合的爱情，而她的婚姻，却是一场以近三十年为代价的梦魔。她的结婚和生孩子，是她一生最大的错误。她的能歌善舞，她的追求上进，在她的婚姻里都是导致感情障碍的因素。在二十八年之后，她才发现，她的婚姻只需要生物的本能。她坚决离了婚。她的婚姻给她留下了她说起来语无伦次的记忆。她的丈夫，她的儿子，都让她在这个世界上感受不到温暖。她五十七岁了，去年自杀过一次，被救过来后就被送进了医院，一直住到现在。这是她常呆的地方，她从一九九一年以后，就是精神病医院的常客了。这一次住了八个月了。她每天按时早起，在楼道里来回走，或站在楼道紧锁着的铁门前望着对面马路上的商场或者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流。有时候也看一会儿电视，她最爱看的是综艺类的节目，她边看边跟着电视唱、跳；平时病人放风时，她会教一些病人跳舞。开始她极俭省，从来不买外面饭馆的饭；只是爱吃西瓜，老是惦记着让护士长到外面买西瓜给她吃。她爱整洁，每隔一天洗一次澡，床上的凉席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抹一次。她急切地盼着家人能够来接她出院，但什么也不能动摇她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她有时也坐在床上，透过窗户望着外面院子，眼睛眯起来，一句话也不说，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向往安乐死。她说自从长大了有意识安排自己的生活，她就没有快乐过。她最快乐的时候是小学五年级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处去表演，那时候她是主角。她觉得自己名利思想严重，受家人影响，凡事都要争先，落后一点就承受不了。她年轻时信奉的格言是：要不能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为了能不落后于人，也为了她的天真，她上大学期间结婚生子，每天沉重的劳作使她顾不上观察自己的丈夫。她工作后在单位认真踏实，然而那些缺勤一个月的都评上职称了，她出满勤却无法评上职称。这也是导致她生病的原因。她婚后意识到自己婚姻的不幸，却因为孩子下不了离婚的决心。直到前几年，真正痛切地意识到丈夫对自己的感情其实只是生物的感情，才离了婚。她对婚姻仍抱有信心，但不是对自己的婚姻。她觉得她已经不必再结婚了，老了可以去老人院，等到真的不能动弹时，就在养老院里终老一生。她觉得丈夫对她不好，不知道关心和体贴她。她觉得丈夫对自己的感情是生理的感情。她不嫌丈夫的文凭比自己低，但不能容忍丈夫人品的不行和处理事情的差劲。离婚后她和丈夫还曾经复过婚。那是因为丈夫被人打了，头上受了伤；她觉得他挺可怜的，就和他复了婚。不料复婚后，丈夫仍没有什么进步，就坚决再次提出离婚，并威胁说，他若不离，她就捅死他。离婚后，她一个人生活。早上起来吃早点，然后出去锻炼。看电视综艺节目，晚上直到节目完毕，她从睡梦中醒来，关了电视睡觉。黄昏的时候去广场跳舞，和以前的老邻居，同事、朋友们说说笑笑。她的前夫在她这次住院以后，看过她三次。前两次都被她怒斥了回去，这一次，她和前夫和儿子一起出去吃了顿饭。关于她出院的问题，仍然没有着落。

　　赵伟琼习惯在她的主管大夫，和科室主任路过时喊住他们，问他们自己什么时候能出院。他们有时候不胜其烦，便敷衍一下：中秋节回。她信以为真，把衣服洗好，不穿的放到箱子里。大清早吃完早饭，便来到楼道铁门口等着。结果空欢喜一场。她质问她的大夫为什么骗她。他说，他说的节日是儿童节。她说儿童节早就过了，他说，他说的是明年的儿童节。赵伟琼这几天话少得多了。经过这周值日以后，我才发现她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洗漱完毕后，便坐到床上，两只胳膊来回伸展着锻炼身体，眼睛闭着，或微睁着。除非接水、打饭，她大多数时候都在床上坐着。吃完饭，她仔细把衣服上的饭渍、油点都擦掉，床单也要用毛巾擦。问她怎么说话这么少？她说说有什么用，又出不去。

　　赵伟琼在她过生日前一天借电话给她儿子发了个短信：明天是我生日，带一盒黄金搭档来。赵伟琼。她的儿子和她的前夫在她过生日那天来了，她要让他们接她回去，他们告诉了她实情：她居住的房子正准备拆迁，他们无法接她回去：她不愿意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也不愿意和前夫住在一起；她其实也不愿意和她妈在一起住。她说她先出去，假称愿意和妈妈住在一起；或者假称愿和前夫复婚。这都要看情况而定。她儿子告诉她，外婆病了，不能和她一起住。在她的再三逼问下，儿子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打算：要等到拆迁的房子获得补偿房才接她出去。她出去没有地方住，病退工资又不够租房子。那天他们三个一起吃饭以后，前夫和儿子给他账上放了一千块钱。在此之前的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她都没舍得吃一顿外面的饭，到后来她家人再也不来看她了，也不说接她出院的事，她像是忽然醒悟了：这么节省为的是啥？难道为了把钱留给儿媳妇吗？不行，该吃吃，该喝喝。她后来变成每周领三十块钱，二十块钱吃鱼，拾块钱买羊肉饺子。她站在铁栅栏门前望厅里的楼梯和外面的院子，一看见护士长走过就喊：护士长，牛奶、鸡蛋、鸡腿、苏打饼干。这些是她要护士长给她买了记到账上的。她家人十月初送的钱，到十二月初就再剩二百多块了。最近她又生出让她从前住的精神病医院赔偿她的精神损失费和从前的廠里算她工伤的念头来，损失费要数以亿计；工伤补偿和她病退与正常退休之间的工资差额要单位补偿。她听说了有个女孩儿在结婚期间生了精神病，离婚时跟丈夫要了两万块钱精神损失费的事情，她觉得自己和前夫离婚时什么也没要真是便宜了前夫。

　　赵伟琼出院已经两年多了，不知道她是和母亲住在一起，还是和前夫复婚了？也不知道她的拆迁补偿房分到手没有？总之，这两年多她没有再来过医院。

　　孙萌一入院，就是个引人注目的人。她也不是第一次住院，所以这几个常住的病人都认识她。她刚进来的表现是躁狂的，可能还伴有幻觉。她的姐姐想把她转入另外一个医院，她和姐姐厮打了起来。她到我房间，看到我正在看《阿伦特传》，就对我很友好——她喜欢爱学习的人。也知道对话要是同一个频次的人。从她的叙述中，知道她有比较广阔的人际交往，并且交往的人按她的说法都是些有一定层次的人，很多人在文化上有成就。她跟他们在一起相处很自如。她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她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她不仅艰苦地上完了大学，还供紧接着考上了大学的弟弟上完了大学，并帮弟弟安排好工作。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贴补着家里。她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用她的话说就是要做一个有“使命的”人。她自己也是个很爱学习的人，在医院的时候，经常看电视专题性节目，并用笔做记录。也是个热心肠，在医院里经常帮助那些没有自理能力的人。然而她的脾气也很暴躁，如果有谁、有什么事情惹到了她，她会像炸了一样发作。不过她心肠也很软，即便跟谁闹崩了，该帮忙的，她也一定会帮忙的。

　　在医院里，除了精神方面的疾病，我的身体本身状况也不好，她劝我学瑜伽，不，如果你的腿脚不适合学瑜伽的话，你也可以学太极，太极轻柔得很。我说，太极看起来轻柔，但练的过程也是很费劲的，我见过那些学太极的拔筯，也是很痛苦的。她说，不对，你要学什么要从你身体能接受的部分学起，这样有一天你会突然感到通了，一通百通，你反而学到了太极的精髓。你比如在当年九华山普陀寺，那么多人听普贤菩萨讲经，那是一个道场。那么小的城市，那么多当兵的都去听，怎么坐得下？那么多人全都盘着腿，举着手——有一天你会发觉你会打坐了。你这么多年没有去大自然中释放自己，呼吸大自然中的新鲜空气，把自己身体中那滞重的水分换成自然中洁净的水，正因为你没有能带你去的朋友。如果有人给你开着车，管着饭，把你拉到山里，你自然就会常去了。你缺少这样的朋友。

　　她就像一阵轻柔的风，做人、做事都是如此。只要看见病区里病人之间起冲突，她就会过去说：不要起矛盾，不要激化矛盾，要化干戈为玉帛。有个病人吃饭时把饭洒到地上了，水磨石的地面上有了水或者湿的东西就会滑，也曾经滑倒过人。另一个病人就大声呵斥那个洒饭的病人，要让洒饭的病人找个拖把把饭拖掉。孙萌听见了，马上拿了拖把来拖地，边拖边劝那个呵斥别人的病人：你看你，别激化矛盾了，拖了就行了。不要搞成矛盾。

　　她的病与她的婚姻有关。她说她找的是个经济适用男。她劝我以后找对象，一定不能找“经济适用男”。她和丈夫的频次不同——这是她的说法。她丈夫当过兵，在部队里考上军校，后来转业到了地方上。她的丈夫当初对她爱得死去活来，曾为她割过腕，她被打动了。最主要的是，她的父亲同意她和丈夫的婚姻。她说这是父亲给她选的丈夫——是的，丈夫没有抛弃她；即便她得了精神病丈夫也没有抛弃她。她说，家庭之间的事情，男女之事，没有意思。婚姻就是责任，对孩子要有责任感。所谓的家庭之间，柴米油盐才是真正的“爱”，她并不赞同。这不是爱情，这是大爱。我问她，假如没有孩子，你和丈夫还会过到现在吗？她说，那可能零六年我生病的时候，或者零七年，最晚零九年，他就已经离开我了。因为有孩子，他对孩子有责任。她既是导游，也是翻译，平日负责接待比较重要的客人。她接待过一些重要的外宾，有的外宾对他有好感。她说国外某个大学的校长，就曾经追求过她六年，但她当时考虑到自己的丈夫，还有孩子，尤其是孩子，她不能让孩子受到一点伤害，所以，她拒绝了。现在外面有喜欢她的人，她也坚信丈夫有外遇，但她现在不计较，为了孩子。她不能让孩子生病。她准备让孩子去国外留学，所以这几年，绝不能出岔子。

　　她的精神动力，她的支撑来自她在工作中结交的人们，她的那些欣赏她并和能够与她进行“同频次”交流的朋友，他们是她正能量的来源。和他们的交往与互动以及她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她为自己开创的世界。她的家人，父母以及姐弟，多年来都是她照料和帮助的对象，他们对她有感激，有亲情，但是对她的理解是有限的；这一点，和她的丈夫差不多。然而，在她犯病住院期间，能够照料她、看护她的却是她的丈夫和家人，这个时候，她只能依靠他们。与丈夫的恩恩怨怨，甚至曾经有过大打出手的时候，与家人的矛盾纠结，使她痛苦，使她难过，使她不知道如何有效应对。在这困窘与艰难中，她难能可贵的一点就在于，她从来都不觉得应该放弃对于自己事业的追求，对于自己更大的价值的实现。她是“XX软实力文化协会”的理事，他们协会决定出一本书，她在医院一直念念不忘出院后争取参加书的发行仪式、她出院后，我在她的微信朋友圈上看到了那本书的照片。她也已经与她的那些能够给她带来动力的朋友们取得了联系。

　　不管怎样自信的人，住上一段时间的精神病院以后都会变得疑神疑鬼。她出去的前一天晚上，值班的护士看见她，问了她一句：你不是出院了吗，怎么还没走？她联想到自己刚才跟一个病人说了几句话。她紧张地跑到我的病房，问我：你说这不会影响我出院吧？我再三地宽慰她，她才将信将疑地走了。临走，她回过头来对我说：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把人整成这样，草木皆兵的。我是被我老公吓的。我说：在这也被医院的氛围吓的。

　　她曾经答应帮我送一封信，我特别担心她出院以后身不由己，心里直打鼓。没有想到她出院那天下午的时候，她在楼道的铁栅栏门外面找我，递给我一个寄挂号信的回执。

　　她一再叮嘱我，出去以后不要给任何人说自己住过精神病院。出院一段时间以后，我跟她联系，她还自豪地对我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住过精神病院。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几个病人曾共同商议，出院以后要想方设法成立精神病人的组织，开展精神病人的自救。我再向她提起这一点时，她说，先把自己顾好再说。不能埋怨她忘了初衷，作为精神病人，在社会中是弱势，她作为一个女子，作为精神病人，要重新开展工作和生活，并希望以后的工作生活再上一个台阶，她面临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虽说随着精神病人越来越多，这些年精神病人所面临的歧视要轻得多，但毕竟很多人还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他们的。不让人知道自己曾经生过精神病，这也是一种无奈的自保。我能理解她。

　　凌小涛是个准高三的学生，我已经在这个医院里见过她两次了。有一次她被护士叫去帮忙整理病历，病历在会计室，会计看见了她说，这姑娘真是长的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她老有一种幻觉，觉得别人说她和男同学有不正当关系，搞得她没有办法正常学习。她的父母也没有办法，只好让她请假把她送到医院里。她本来功课还不错，是重点中学的重点班的学生，因为生病出院后要有人监督她吃药，不得已，转到离妈妈工作地方近的另外一所中学上学。即便这样，她也还是又一次发病了。她的父亲是下岗工人，自己做生意，她母亲在超市帮别人推销香水，家里经济上也有些紧张，她这一病，真是雪上加霜。她妈妈不放心她，每个周末都来医院看她，平时一天一个电话。她这一住就是三个月。她说，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回学校以后恐怕要跟下一年级一起读书了。她还小，病情比较轻，生病的时间也不长，她还感受不到这种病带给人的那种绝望的压力，只是医生护士和老病人替她忧虑着未来。每当有像她这样的病人前来住院，老病人们就明显地心情不好——又一个孩子将被毁在这种病上。

　　刘英也是高中学生，她可能是恋爱失败导致生病的。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知道恋爱了，可是她倾慕的对象对她却没有意思，小姑娘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生病了。她就是那个崔明花说的入院两周被越治越重的病人。她刚来医院的时候，只喜欢不分场合地跳舞、喜欢化妆，在脸上胡涂乱抹，把绿色的牙膏当成眼影涂到眼皮上，穿着别人的高跟鞋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喜欢和崔明花在一起，人家睡觉的时候，她也躺在人家的床上。入院几天之后，变得喜欢脱衣服，一丝不挂地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光着身子穿着护士让病人洗的、晾在治疗室还没有干的白大褂，把治疗室门关起来，不让医生护士进；还喜欢穿病人的衣服，把她认为好看的病人的衣服都穿遍了。她妈妈看到她这个样子，泣不成声，说孩子成了这个样子，以后可怎么办呢？其他病人劝她妈妈，不要再把她一个人留在医院里，多跟医生沟通交流，督促着医生给孩子调药，这样过了一周多以后，刘英的病情明显减轻了。她妈妈说：我这两天才能吃进一点饭。她是我们唯一的孩子，她前几天那种状况，我都不敢想未来了。

　　以目前这种精神病治疗的状况，精神病医院里都是些来来去去的老面孔，好了去，病了来，不反复住院的人是极少极少的，概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以前说是青年早期容易发病，二十岁左右，以我在医院的观察，二十岁往前推往后推，发病的几率都很大，除了十三四岁以下的孩童，几乎每个年龄段都有发病的病人被送进来。而且一旦发病之后，就会多次反复。这两个中学生未来可以逃过这个大概率事件吗？

　　二十年多前，我第一次生病的时候，我以为我只有脱离开我的环境和熟人们才能生活。但我沒有那样的条件。我只能在我无从逃避的环境中从肉体到精神被岁月一刀一斧地雕琢。这么长时间，我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以为是病和药改变了我。现在我不那么看了。现在知道是我的主体意识的缺位、社会文化、人们的观念、以及与我相关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建构使从前的事情不可捉摸，形成了记忆中的碎片。今天我是一个病人。最近几年，我常常离开我的生活环境，来精神病医院住一段时间。我知道这种经历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这不仅使我在面对正常的生活时有了不同的视角，也使我生活中的人在面对我时有了不同的方式。我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尽量淡化它和改变它。但这些都没有能阻止我被经历中的事情困住。比如最近几年，我频繁地犯病，生活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触发我犯病，尽管我抱了很大的决心，但面对生活的环境和自身的处境，我更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我了解到这也是许多我认识的精神病人共同的状况。他们和我一样，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反复、多次犯病，以致时不时地要住在精神病院里；所有的差别仅是时间长短上的差别。不能突围出去，就无法迫使那些对她们关闭了的社会资源重新向他们开放，就不能开拓出可以生存的空间。这对病人而言，不仅关乎生存质量，它还是性命攸关的。

　　女病人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常住的病人不是没人要，就是离了婚。仔细盘点一下，也确实如此。常住的病人如此，那些短期来住的女病人有的有婚姻、有的没有，却都有着婚姻感情的困扰。比如组晓东，崔明花、张灵惠、李英琳、曾卓云、简艳丽、廖君、艾扬，以致年轻的程爱美，她们中，有的直接因为婚姻感情问题致病，有的因为婚姻感情问题陷入生存绝境。李英琳、曾卓云廖君L、艾扬都活在死的边缘，是让人时刻为她们的处境担忧的。还有洪梅丽和刘惠，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病症，九年、十几年地生活在精神病院里，她们的处境，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感到痛惜的。这些人之所以容易被婚姻感情问题所困，是与她们自身的特点分不开的。这些女病人大都有着相似的性格特点：她们敢对生活中欺侮她们，或者她们以为欺侮了她们的人动刀子。有些看上去很温良的女病人也是如此。她们都是那种被人们看做“烈性”的女子。至于以死来反抗绝境的，那是她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有的经历。她们的经历使她们看起来不具备环境要求她们具备的性格特点：被动、顺从、听话。她们在压力之下，处理问题倾向于极端的方式。这让人想到西方女权主义对西方文学作品中那些“阁楼上的疯女人”的记述。简爱就是因为发现了罗切斯特阁楼上的妻子才没能和罗切斯特结婚的。这些“疯女人”是婚姻容纳不下的女人。她们的能量因为无法成为婚姻中的建设性力量而变成在当时看来是恐怖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与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势力为敌，她们是在以卵击石。那些社会上的强势力量将她们从正常生活中驱逐出去，把她们囚禁起来，以此来回答她们对社会分配给她们的角色的挑战。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虽然比那个时候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到让一个不听话的女人过得舒服的程度。生活中的摩擦冲突，控制与反控制的反复较量，加上女病人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笨拙，导致她们压力越来越大，以致反复犯病，反复住进精神病医院。无论自觉与不自觉，是精神病和不幸福美满，或者空白的婚姻感情状态和她们以及各方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方式导致了她们没有正常的容身之处。

　　医院里的常住病人指的是住了四五年以上，至多只在极短暂的年节时间里被家人接出去几天的女病人。她们大多都有单位。这些她们昔日劳动、生活，为之付出了感情和汗水的机构，如今与她们的联系只剩下按时给她们交医药费和生活费了。但这一点对她们非常重要。这使她们的家人长时间将她们放在医院里而不必担心她们有性命之虞，或者祸事之乱。这样做有三个原因：一、她们没有自己的婚姻、家庭，父母和兄弟姊妹的家都没有自己的小窝呆起来那样理直气壮；自己一个人住家人会不放心；二、费用由单位出，不会给家人造成经济负担。她们中有的人家人接她们出去还担心她们不上班单位不再给出医药费；三、有的人的病情确实反复发作，家里人曾经多次接她们出去又被迫再把她们送进来。家人照料起她们来有困难。因此，她们不能工作，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家和单位都没有她们的容身之地。只能被关起来，禁闭起来。她们被看成是对自身和他人有害，或有潜在危害，至少是社会中让人不安的因素。

　　那些短期反复进来出去的病人，她们的生存空间也因为患有精神病而受到限制。比如在犯病时时不时地被关进医院；有时仅仅只是和家人发生矛盾冲突，没有按家人的想法办事，也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对家里事务的发言权被削弱；在社会公共空间里被歧视。人们评价她们：个性太强了。她们的自由被剥夺的程度，取决于她们让人感到不安的程度。

　　与阁楼上的女人不同的是她们被囚禁在公共幽闭空间里。这是因为精神病人和他们的疾病产生的机构。在这里女精神病人们与那些和她们有着相似遭遇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她们成为从主流社会生活中被剥离出去的人群。对于那些将她们送进精神病院的人来说，这样做确实有着“充分”的理由：她们有病，需要治疗。她们中有的人有幻觉，不得不将他们送进医院。但她们中也有曰常状态下完全能够正常生存，却被因为各种原因常年关在精神病院的。比如洪梅丽和刘惠。更不用说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精神病人带着症状在人群中生活。只要经过短时间的治疗，病人的危险行为消失，就让他们回归社区和家庭中慢慢康复。当然，国外的社区针对精神病的后续配套措施相当完备，这是国内现在，尤其是农村的环境无法比拟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女病人在两重相互交织的压力压迫之下，艰于呼吸视听。她们首先是性/性别压迫构成中受压迫的一方。这一点不独对女精神病人如此，几乎对所有女性都是如此。社会各方力量，包括有些女性自身，都在试图将女性塑造成符合现行文化观念的女性角色。被动、顺从、听话，无条件为婚姻家庭牺牲，如果不具备这些特征，她接着就会遭遇她人生最惨重的滑铁卢：要么被从婚姻的殿堂里清理出去；要么更彻底，她们就从未叩开过婚姻殿堂的大门。而婚姻失败或没有婚姻，使这些女病人处在各种社会性别角色金字塔的底端。在她们的生活环境中，她们是怪异的人，连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也变得艰难。多数人在工作中升迁受到限制。成为被动的边缘人，游走在社会上正规、有地位的体制之外。因为挑战了社会要求的女性角色而承受的压力，使她们的感情婚姻问题极易成为爆发精神病的导火索。而一旦成为精神病患者，她们的生活就会堕入深渊：不仅别人觉得她们怪异，她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怪异。疯女人容易在婚姻感情问题上受挫折。因为常年住院或者反复住院，觉得自己成为无用之人，看不出自己活着的价值。在生活中，一面是环境的偏见；一面是自己自别于人；结果就是她们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当然，除此之外，女精神病人还承受着其它力量的压迫。比如所处的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这在不同的病人身上是不同的。考慮到其他状况差不多的情况下，女精神病人身上压倒性的压迫力量来自女性身份和精神病，分析她们的问题就应该在宏观上从这两方面来着手。至于每个病人所承受的其它压力，阶层、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那是需要具体病人具体分析的，也是分析每一个具体病人的切入点，我们在前面所做的记录，就尽量从这一点入手。

　　压迫在女精神病人身上的两种力量是相互交织的。还表现在不仅婚姻感情的挫折容易引发精神病，祖晓东和洪梅丽、崔明花，都是，连凌小涛和刘英这两个中学生也是；患有精神病的女子在面临婚姻感情问题时也更容易遭受挫折。比如在找对象问题上面临压力的陈锦和何蕾蕾、马艳艳。

　　对于第一种压迫，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以将她们改造成听话、顺从、被动的女人为目标。时代不同了，那种一种观念铁板一块地统治世界的情势已经过去了。我们生活的环境之外有着各种我们能想到和想不到的人和事。然而在这城乡结合部的精神病院里，我见到了不止一两个有精神病史，后来因为心情不好，不想做家务、做饭时屡次被送进精神病院来“治疗”。医生说，你都是被你老公惯的，打下的媳妇揉到的面。作为女人，你不做家务不做饭想干什么？这里的女病人，难以自觉认识到社会为今天的女性提供的比从前更多的可能性。因此，想方设法生活在婚姻里，成为婚姻里合格的女性角色，就成了她们能够看到的唯一的好出路。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被送进精神病院里；如若还想要自由，还想抗争，能联想到的就是可怕的流浪和令一切都休止的死。能够生活在婚姻里，建立起主流的生存模式，只要自觉身心俱适，当然也是一种积极的结果。如果不能，成为别的生存方式里的一员，虽然在她们的舆论环境看起来不合常规，但也是众多人走过和正在走的路，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选择。要让她们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婚姻，比起从前来，也更加开放、更具有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容得下过去难以在婚姻里生存的女性。社会各种形式的人的聚汇方式、组织方式也产生出来，需要做的是结合自身的处境，让自己已有的资源为自己提供的生存可能成为一种有质量地生活下去的力量。可是，这些人的新的汇聚方式、组织方式，是我在这家医院里所见到的女性精神病人想不到也触及不到的。经济上有来源的精神病人被常年关在精神病院里，经济上没有保障的精神病人游走在精神病院和家庭之间。我所知道的精神病人，在家里，有婚姻的女精神病人要承担对丈夫的义务，对孩子的义务，家务劳作和生存所需的劳动；没有婚姻的病人除了家务劳作之外，还要抓紧时间相亲——她们和家人都希望她们借此摆脱所处的生存的困境，而她们所碰到的相亲对象所能在婚姻里给予女性的自由空间也是很有限的。她们的处境是无法自主的，也没有多少可以自己自主处理的资源，因此，也就无法自己去争取有质量的生活。

　　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间接触了许多女病人，她们在婚姻感情和自身生存问题上陷入困境。她们中有一些人具备给予一定的帮助就能开发出生存的新局面的素质。但在这个城乡结合部的绝大多数女病人不会用电脑、有看书报杂志和坚持看其它媒体新闻或其它节目的很少，人际资源也没有。她们一直为命运分派给她们的角色任务而忙碌：做家务、养孩子，种地或者做小生意。不是从事这些劳动导致了她们的困境，而是今天的生活向她们提出了许多仅有这些经历无法处理的生存问题。她们因此陷入困境的生活缺乏启示性的元素来实现这一改变。怎样有效地地使她们自己也看到这一可能性，是一种花费功夫的事情。也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性和性别压迫问题，在当今的精英、知识阶层也许已是个达成共识的问题，但在我所在的这家医院，这还是个需要对女病人进行启蒙的问题。但以我在精神病医院里对女病人的观察，这也是决定她们命运的问题。她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接受新观念、并因而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但这件事情谁来做？政府、社区？精神病院、心理诊所？工会、妇联？看上去每一家都难以做好。如果需要将各方的力量汇集起来，进行深度合作、协调运行，谁又能牵这个头？

　　婚恋感情问题，一直是困扰女性的难题，它催生了许多事实上的感情问题专家。从十九世纪英国的著名作家简·奥斯汀到当代中国的众多的情感问题专家，比如通过电视剧来探讨这一问题的王海鸰，以及有了博客以后炒得大红的庄雅婷和鱼顺顺和那些情感问题心理专家。这些散布在民间的力量，为众多女性在婚恋问题上提供帮助和参考，发挥了作用。虽然她们每个人也都有她们所不长之处，但如果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类似的事物，女性会在在适合自身背景下慢慢找到自己的出路。这些力量不可小觑，她确实是女性个体在面临实际问题时管用的。

　　我曾经是精神病人自杀大军里反反复复的一员。是我生活中那些没有因此将我妖魔化，并以对我而言报告着他们的生命消息的文字牵引着我、砥砺着我、温暖着我，使我在这几年反复出入精神病医院还不至象从前一样自我放弃；是包括上述情感问题专家在内的女性，以及象波伏娃和朱迪斯·巴特勒这样的先驱们对世情的看法和分析，帮助我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处境，并在实际的生活中学会珍视目前的状态。

　　当我艰难地拨开第一个压迫性的力量，从中探出头来呼吸第一口气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就立刻来提醒我：你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我相信这也是众多精神病人都碰到过的问题。精神病就意味着怪异、可怜、可笑，与一些神秘恐怖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我在精神病医院住过多次都没有能够治好它。还被告知精神病目前是复发率极高的病。这个病的病因不清楚，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精神病人在犯病时神经递质分泌物过多，所以造成了有对很多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的感觉。目前治疗精神病的药物能使这种化学物质保持平衡。病人在精神病院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一般症状会消失。但绝大多数的病人出去一段时间后会复发。

　　精神病复发率高是因为病人出院后面临的环境是从前的旧环境，那导致她们应付不了，导致她们生病的各种矛盾和压力依然如从前。精神病医院可以在病人住院期间对病人进行药物并辅以心理治疗，但对精神病人出院后的环境却无力干预。另外有一些病人出院后在感觉各方面都恢复得不错时，会自行调药或减药，这也是导致复发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复发率高还使一部分家属对自己家的病人治好病没有信心，因此将病人长期放在精神病医院里。有的病人还年轻，已经被残酷放在精神病院里呆了十来年了。另有一些精神病人家属反复将病人送进医院，除了是病人的病使然之外，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是将住精神病院当做对病人的惩罚。把这视作对付精神病人的有效方式；因为他们在精神病医院以外，难以对付她们。病人和家属之间的矛盾在这场反反复复的争斗中慢慢磨得彼此适应的也是有的。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例子。只是在反复的争斗中曾经充满了无价值的毁损。

　　究根问底下去，精神病问题和社会上的许多现象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婚恋感情问题，涵盖了从青年到中年众多女精神病人的起病缘由以及艰难处境；还有养老问题，单身问题，女性对自身的认识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贫弱女性群体的生计问题，这些因素，和性别压迫以及精神病的器质性因素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纠缠扭结在一起，共同使女精神病人的问题的解决难以入手。但难以解决不等于不能解决。如果认识到精神病人问题的最大症结在于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以外所面临的复杂环境，是现有的精神病治疗体系中任何一方都无力触及的，精神病人更是无力改变，也无力应对，因而造成了精神病人的反复犯病和无法回归正常生活，那就想办法从改变精神病人所面对的环境开始，一步一步解决问题。首先可以使精神病人所面对的环境变得简单，同时又能互相扶持，有烟火气；在前面所提到的女精神病人中，有两类人的问题可以放到一起来解决。老来孤单的刘惠、赵伟婷、李英琳可以和年轻而没有婚姻的曾卓云、廖君、洪梅丽搭伴生活在一起，互相照应，这样既避免了赵伟婷和李英琳的孤苦无依去寻死，又解决了刘惠、廖君和洪梅丽无处安身常年被關在精神病医院里，这样，曾卓云避免了每年半年被送进精神病院，另外半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时时面对被逼嫁人的压力。她们病症轻重程度不一，生活在一起，一旦有人犯病，另外的人可以照顾她，可以及时送她去精神病医院，病好了再接她出院。家人之所以不把她们放在医院外面，就是担心她们一旦犯病自己照料起来有困难。她们的问题是自由和处所的问题。而汪博丽和崔明花、祖晓东、张灵惠、水晴则是认识和前途的问题。首先是婚姻和感情问题导致了她们的生存困境，而她们从此深陷这个问题之中，不得脱身，祖晓东还搭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几个人，几乎都有能让自己立身的本事；但她们不看重这个，她们更看重的是她们那千疮百孔的婚姻，她们宁可让自己的才能虚置着。如何让她们看到她们眼界之外更广阔的世界，如何让她们看到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是一个需要启动多方面力量来完成的事情，却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发挥女精神病人的自主性，让她们用自己的本事拯救自己。日本的森田疗法是让有神经症的病人在各种压力之下坚持自己的工作，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渐渐在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摆脱先前的病态情绪。他们发明了病人的组织：“发现会”，在每次由病人组织的“发现会”的活动中分析病人的状况，并指出病人要努力的方向，并在随后的活动中让病人汇报自己先前的计划的执行情况。日常事务由病人推动，病人能互相帮助。意大利也有由健康人发起，由精神病人构成的“合作社”，这些病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养活自己，并最终融入正常社会。让病人成为有用的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打开自己的眼界，渐渐从失败的婚姻和感情的泥淖里挣扎出来。这其中，无论是“发现会”也好，还是“合作社”也好，都是病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凝聚在一起的组织，它们避免了病人直接单个面对强大而异在的社会，病人之间可以互相打气、彼此扶持，共同面对已经不太熟悉了的社会。“发现会”提供的是精神上的动力，而“合作社”则是为病人创造了一个在正常社会生存的立足之处。可以把这两个组织的长处合并到一起，创建一个新的精神病人的组织，把那些问题在于“自由和处所”，以及“健康和前途”的女精神病人组织在一起，这个组织也可以有它的中坚力量，也包括少量松散的外围人员，以对外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为目的，实现精神病人经济上的自立，培养她们的成就感、尊严感，在渐渐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形成自己对于自己女性性别的观察和认识，并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前途作出负责任的抉择。这当中，少不了精神科医生以及心理医生们的参与。总之，对那些症状较轻的精神病人，要给她们自由，相信她们能够运用好自己的自由，相信她们，并帮助她们，在自由中创造出自己的未来。至于那些精神上出了一些问题的女中学生，年轻的女孩，需要给予一定的精神辅导和药物治疗之后，尽可能让其回归社会，并在她们在社会中生存出现问题时全程、及时帮助她们。

　　这又回到论述第一重压力时的问题：谁来改变病人面临的复杂环境？换句话说，谁来做这件将精神病人组织起来的事情？政府、社区；精神病院、心理诊所；工会、妇联，还有一块力量没有论及，就是民间志愿者组织；曾经看到有一些地方政府将自身管理效益不佳的事物承包给民间组织而状况大为改观；或者，有能力的企业家？随着精神病人越来越多地被鉴定为精神残疾，由残联来做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都在增加；残联，就是精神病人的家。做这件事情，需要资金，人员，将精神病人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单一的个人或者没有调动社会有关力量能力的组织都难以胜任，而残联来做这件事情则名正言顺。据说，未来精神病人将大量增加，难道届时我们应对的方式就是增加更多的精神病医院，将这越来越数量庞大的精神病人们关到医院里吗？精神病人，也是社会的人力资源，有必要使她们实现她们生存的价值，有必要让她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社会的责任，也是精神病人们可能实现的理想，因此，做这样的事情，就不仅在当前显得紧迫，更是未雨绸缪；而且，也将是一个有前途的产业。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