昳岚

　　一

　　沿着他那条耋耄的老路，定能寻到他岁月深处的珍藏……

　　望着图木热先生那笔直的正在板书的背影，我的脑中倏然生出上面的句子，随之便生出许多采访他的意向。实际上老人对我并不陌生，很多年前他站在药房的窗口取药，说刚从北京做过手术的那刻，就对他的年龄有过猜测，而他说出的年龄比我的猜测多了十岁，他说70多岁了，医生说他能活上90岁。那时他看上去不过60多岁的样子，清癯干练，走路轻盈利落，丝毫没有同龄人的老迈之态，就觉得他的体内一定涌动着某种精神力量，促使他身心康健，行动敏捷，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比起他来，我们的心似乎老态龙钟了。然后他取了药转过身去，轻盈利落地迈开步子。

　　望着他行走的速度，和直前不斜的背影，就觉得有一种不懈地追求，支撑着他精神有力，锲而不舍。

　　许多的年轻人坐在下面，与他的耄耋形成了明显差别。但他不显岁月，神态依然饱满精神，讲课的声音也坚实有力，站了两个小时仍然不显倦容。他正在板书的是记音符号，是达斡尔人新采用的文字，即拉丁字母拼成的达斡尔语言，使得达斡尔人可以改变过去使用汉语生硬地读写达语的过去，巧借拉丁字母的直拼便利，找回自己民族语言本来的迷人色彩，可以尽情地把汉字写出来的生硬的尔话音，还原到“日”的发音。比如“Ni ri gi”读成的“尼尔基”等等诸多类似的音节。又如诗词、歌赋或乌春，每行的起始音节，都可以表现出以同一个字母或音节开始的原本节律：

　　Nu wa tierie do tur nie

　　努袜 贴日诶 堕吐日捏

　　Nu gr mini dao yi nie

　　努个热 米捏 导一涅

　　Nu gr e le hi qi sen mie

　　努个热 额了 黑一器森灭

　　Nuart bolle dr de sen

　　努袜热特 波尔了 的日的森

　　清水河畔有歌声

　　以为我爱人在歌唱

　　急急忙忙跑过去

　　鸳鸯蝴蝶飞走了……

　　如此翻译成的汉语，就完全改变了原有的韵律和词句的结构以及味道，前面的同一发音及字母都发生了改变，本有的味道感觉也不复存在，一种天然原始的情境被强改的无奈充斥心中。这种翻译的无奈、永远不能抵达原著滋味的缺憾，困扰了几代达斡尔人没有文字的心理。终于有了记音符号，可以原汁不动的保留下来那些美丽的绝句了，让更多的人欣赏达斡尔语言的独特魅力。而这，很多像图木热先生这样的达斡尔族学者们做出了不懈地努力，直至形成了目前达斡尔记音符号的使用状况。所以记音符号普遍受到达斡尔人的接受欢迎，是非常迫切及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这些有民族责任心的志士，对达斡尔民族语言文化的贡献，青史共铭。

　　也许为了增添一些气氛，那天老人穿了一件黑底红花的中式缎子上衣，稍微使他空旷的身躯饱满了一些，不过他的声音还是相当有力，讲课认真，好不马虎，那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希望听课的年轻人都能掌握记音符号的心情，不时表现在他不断叮嘱的语言上。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对自己民族即将消失的语言，有一份责任，有一种付出，更有他们老一辈人那样的担当，使得这个在不断同化的过程中仿佛珠粒一样滚落的语言，能够尽量地保留下来，哪怕百年、几十年。尽管这种趋势已经残酷的不可避免的呈现着危机，而他仍然要尽力，要奔走，要呼吁，要阻止。即使呈现不可回避的必然结果，他也要努力下去，哪怕让那些越来越金贵的、一个转身就能掉落大把的族语，延长只是百年甚至几十年，也要奋力去作，并使一切所作都将变得值得。

　　作为机关工委的一名成员，在一次对达斡尔聚居区学生的调研过程中，面对10个孩子，只有三个听懂了问话的情况，他非常忧虑，那是纯粹的达斡尔地区，纯粹的达斡尔人啊！汉语怎么如此快速地覆盖了祖宗的语言？是进步，是失落？没有心思去论，关键那种延续了世世代代、使用了千年的族语，那种由语言而凝聚的民族核心、那种不离不弃的亲切、母亲般地厮守，已经犹如一个个亲人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儿女渐渐远去、不停地远去、远去……

　　便是如此一种望断背影的心情，伴随着老人沧桑的心，无可奈何地让他叹息。

　　二

　　由是局面，唤起了他的民族危机感和责任感，并做出了有效的行动。

　　我在对四个达斡尔聚落地视察、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达斡尔孩子都听不懂达斡尔话，跟我对话的10个幼儿园的孩子，只有三个听懂了我说的话，其余的一句也听不懂，跟10个小学生对话时，也只有三个10-13岁的学生听懂了达斡尔语。在几个调研点中，这些问题相同而且普遍，这让我很是震惊，如果这些孩子都不会说母语，那30年、50年后达斡尔语就消亡了，这提醒了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抓紧时间抢救达斡尔语。为此，我同几位年龄相仿的老同志商量，取得支持后，我向教育局领导反映了我了解的现状，然后逐级向上级领导请示，最终获得旗长的批准，从2011年开始编写《达斡尔语会话本》，并在一年后2012年秋得到出版。然后2013年便由旗教育局主办开设了达斡尔语授课培训班，由我教授，专门培训达斡尔语课程的教师。老师们热情都很高，他们欣喜地说达斡尔语教学终于有教材了。

　　培训结束后，全旗17个乡镇的中小学校开设了达斡尔语课，教授记音符号，为孩子们学习达斡尔语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这是一个挽救语言的善举，也是对一个民族即将消失的核心力的聚合。从一点做起，从局部开始，由图木热先生的初始发心所为，前所未有的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授课，便以基础的形式在多所学教铺开了！师生共学，共同进步。先生这一开创性的行动，不说其功高伟大，也可说是对拯救人类语言的一种贡献。那时他已经86岁！

　　86岁的老人，或耳聋迟钝，或行动缓慢，或有拄着拐杖，或常在床上，而图木热先生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已是桑榆晚景的老朽，晒晒太阳、散散步，或成为某个建筑物前、广场上的坐观老人。从退休后，他就进入了一种自定的紧张有序的工作状态，相比在岗期间还有个星期礼拜，退休后连周末都交给伏案笔书，更忙碌了。很多的写作计划，在岗时没有时间作的，都堆在眼前，等着他一个一个完成。

　　最让他上心的是民间文化的抢救工作及民族文化的传承之事。达斡尔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有语言，许多美丽丰富普遍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如民歌、扎恩达乐、乌春、鲁日格勒、民间故事、谚语、谜语、童谣、顺口溜等，由于文字的缺憾，极少形成文字。尤其一些绝版珍贵的口头流传随着老辈人的不断故去而渐渐失去，留下来的也不能完好地付诸纸端，更谈不上向外宣传。图木热先生意识到这个紧迫的事实，意识到达斡尔族不同于其他民族面孔的精神实质，就是那些独特的民间文化、民族语言等如上固有的文化，可以作为区别其他民族面孔的符号。然后他付之行动，同步于中央提出的抢救、挖掘、保护、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的精神要求，做了很多具体实际的事情。

　　乌春是达斡尔人传统的民间说唱艺术、它包括的内容广泛丰富多彩，可以用每个祈使句的同音同字的音节、以及优美动听的旋律，幽婉如诉如思如歌如泣的音韵，缓缓流出心中，犹如漫漫地嫩江流水，款款流过听者的心间而柔贴舒慰，使你不能不调柔心软，甚至泪下。但以文字形式留下来的极少，用原始达斡尔语翻译书写的，尤其罕见。会唱者不会书写，会写者难以唱诵，且如此人才了了无几，几乎处于濒临断流的状况。图木热先生处虑这种局势，翻出早在1952年就开始用满文搜集的乌春，一篇篇、一段段仔细认真整理，然后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重新编写了一遍，成为很多人可以看得懂、可以学习掌握的文字。而满文本的绝无仅有、无法阅读局限了流通，也只能具备某种馆藏的价值。

　　当我翻阅那本不是很厚的集子时，陡然生出一种敬佩，对老人自觉的民族责任的敬佩，对文化尊重的高贵内心。这是我目前看到的唯一一本达斡尔语记音符号乌春集本。

　　三

　　我第一次敲响了老人家的房门，问过之后确定是我，他打开门，手里还拿着笔，身后是一张圆桌，上面有书有本，他正在写作。返回身后老人要从暖壶里倒奶茶给我，我自己接了过来，然后坐下。

　　一天能写多长时间？我问。

　　“写四个小时，写一小时，休息一个小时，这样坚持一天，还可以。”

　　“不锻炼身体么？”

　　“锻炼，每天走一千步，在屋里走。”

　　我看看那不大的屋子，不到四米长的客厅，走路也只能画圈，甩不开步子。

　　我想到老人的饮食，近90岁高龄的老人，头脑如此清晰，还能写作，除了如上的锻炼方式，一定有自己独特的饮食规律，一个人的长寿秘诀，除了先天因素，良好的生活习惯，必然是长期持守的结果，而开朗的性情更不必说。他说每顿一碗小米粥，一点酸奶，还吃一些蔬菜，少量的肉食类等。奶茶是必不可少的写东西提神的饮品。但是，他说医生告诉他，饭前饭后一小时不能饮水，以免影响胃肠消化。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守，他说，必须这样，因为健康需要。

　　说起自身的健康问题，他说别看我现在这么精神，我是几次差点看见“伊日暮汗”的人呢。他说：

　　我第一次有病，是小时候3岁那年，村里流行麻疹，我摊上了，高烧七天七夜昏睡不醒，不吃不喝。奶奶怕我饿死，弄起我的头给我牛奶、奶子饭吃，我连眼睛都不睁，说不好吃。奶奶问，你想吃什么？我说吃马粪蛋子饽饽。奶奶叫人去东阳镇（在黑龙江省），把那仅有的几样点心都买了回来，叫我起来看看，哪个是马粪蛋子饽饽，吃吧。

　　我侧起身看看，一声不吱就趴下了。奶奶又叫我爸骑马去100多里之外的齐齐哈尔市去买，经过一天一夜的连续赶路，第二天早晨爸爸回来了，拿出10样点心，放在我的面前。奶奶连忙让我起来看看，哪个是马粪蛋子饽饽，快起来吃。我起来后，看看所有的点心，伸手抓了三个马粪蛋子饽饽一阵吃下，然后又趴下，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叫着渴，要喝凉水，给米汤、开水都不要，非要喝凉水，结果喝了一大碗凉水，一会儿，就开始冷的直打哆嗦，奶奶给我盖上两床被子，不到两小时，全身出汗，像洗了澡一样，这样次日早晨起来一看，全身密密麻麻的放出了花，麻疹出透了，也好利索了。这样就成了全村人的笑料：马粪蛋子（蛋糕）饽饽治好了麻疹。

　　第二次差点摸阎王爷的鼻子，是是1948年，我在莫力达瓦旗知识分子训练班学习，传染了伤寒病。发高烧40.5度被隔离起来。谁都知道，伤寒病是很厉害的传染病，死亡率极高。好几天过去了，高烧不退，一点办法没有，正好那时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旗人民医院院长额热登宝勒格，得知了情况，给我打了三针从日本带回来的药，烧退了，病好了，我活了过来。

　　第三次是1962年夏天，我又得了付伤寒，高烧又达40.5度，又被隔离起来，由于渴得要命，想喝凉水，但医生不让喝，老伴就偷着从家里取来井拔凉水，我咕嘟咕嘟喝了两大缸子，之后一个小时我就发冷，蒙上了两床棉被，不到一会儿，我开始发热发汗，直至全身湿透，水洗的一样，高烧也就退了。第二天护士看到我睁着眼睛安然地躺着，第一句话就说：你还活着，没死啊？我说死神与我无关，我能死吗？

　　井拔凉水救了我。这又成了一个笑话。

　　伤寒和麻疹，对现代人来说是一个新鲜词，而在远去的年代里，那是频发的高危传染病，高烧是它们共同的一个特症。尤其麻疹，不达到一定的高烧火候，疹子无法表出，所以小孩禁不住高烧而死去的很多，脸上留下麻坑的也不少，像老人那种喝凉水喝好了麻疹、伤寒的现象却极其少见。

　　1994年以后，老人应该是退休养老的阶段，但仍然担任着旗政府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第一秘书长、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等工作，手续上虽然退休，人却仍然忙在第一线上，也就在那个时候，第四次疾病又光顾了他。

　　那是1994年，脖子长了砍头疮，闹的很厉害，一个来月还不出头，疼得受不了，镇医院李院长带着手术器材来我家做手术，我没答应。当时我姑父是医药公司党支部书记，他从同事那得到一个偏方，按方给我买了送来，竟然错告诉了剂量，两次药量一次吃了，结果不到半小时我就开始折腾，疮一鼓一鼓疼的厉害，而且全身都难受的不行，足足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疮出头了！出了许多黄脓，很快就好利索啦！没想到吃药吃错了剂量，猛烈的力量竟攻开了“堡垒。”

　　第五次的疾病是人为的，为了治疗皮肤病，医生不知用了什么药，他说：引起我全身过敏浮肿，身上肌肉裂开了一百多个口子，脑袋肿的像篮球，眼睛都糊上了睁不开。到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就诊，皮肤科专家刘淑贞说，怎么才来？再晚来几天就回不去了。经过两个月的住院治疗，能走动后就出院了，到哈尔滨省皮肤科医院复诊，专家建议说，住院治疗恐怕一年也治不好，去辽宁省兴城市温泉疗养，几个月就会好利索的。我听取建议去了温泉，果然5个月就痊愈了。

　　这时候他已经是位74岁的“年轻人”，如此两个数字的身体，竟然被误治而折腾了5-6个月时间，仍然回复的完好如初，可谓命大福大。用一句老祖宗传下来的话说，正是这种大病，消除了宿世的大灾，使得老人的福报因此而不断增长。

　　在这期间，老人正是为关心下一代而奔走工作的时候，他们先后劝说179名辍学生返回学校，包括高中生73名，初中生57名，小学生73名，职业高中14名。另有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的学生，经过他多方面的工作，以助学金捐助的方式，送走79名高中生到海拉尔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他个人捐助贫困大学生13000元；捐助孤儿、残疾儿童、贫困家庭孩子医药费共计10000余元；捐款旗教育基金会500元；建立莫旗阿尔拉中心校图书室捐款500元。也许这些数字不够引起振憾，但他却是一位老人，一位退休后只靠工资收入、又失去老伴、不时患上一场场大病的老人。

　　除此，达斡尔学会的学习工作以及活动，他是积极分子。他编写的论文《43种马的毛色与名称》、《达斡尔语儿童故事》、《达斡尔传统家庭利益》、《社会礼仪》、《达斡尔传统婚俗》等论文先后都刊登在内蒙古达斡尔学会会刊上，并获得优秀论文奖和荣誉证书。数次被评为盟市级关工委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正在他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发挥余热的时候，疾病第六次光顾了他，这是一次决定生死的绝症，或者放弃治疗，或者铤而走险，医生的态度不容置疑。

　　继上次患病两年后，老人单薄的身体患上了直肠癌，半个月没进米水，他说：

　　到了北京某医院，人家看我干瘦的身体，一问年龄，快80岁了，不给做，恐怕下不了台，但由于我们坚持，医生同意了，并签订了生死合同，一切后果我们自负，这样我上了手术台，躺在那个生死未卜的台上，心想，反正我的人生路也不短了，死活都无所谓了，该死的话老天爷就把我带走，不该死呢，老天爷把我留下，我还有好多要做的事情呢，一切都交给你了，腾各日巴日肯（天神）！结果一切顺利，在手术台上躺了很久，切除直肠后，安吻合器接肠，一切照常，至今好的与过去一样。

　　经过了这样一次绝症的魔口，病魔该偃旗息鼓了吧，老人重新抖擞精神，继续上阵工作，继续获奖，荣获全旗老干部先进个人、全旗敬业奉献模范、民族团结工作模范、优秀征文奖等荣誉证书。并且编写出版了《达斡尔语会话本》。

　　然而病魔还没有结束对老人意志的考验，索去了大肠的那端，又来索取小肠的另一端。肠梗阻的疼痛，可以把病人折腾到在床上地上折跟头打滚儿的程度。顾不得什么后果了，手术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打通堵塞，让老人立马结束痛苦。

　　这是第七次病，我的小肠也切除了一段。

　　该放手了，病魔的手，大肠小肠都索去了一节，如此几次魔难，应该了结冥冥中的什么了吧？然而肠子的事情竟然还没完了。他说：

　　86岁时我又患上了肠梗阻，这次是说啥也不给做手术了，恰好有一个偏方救了我，用狗油和猪油混合一起，做了灌肠，结果竟然畅通无阻了。

　　没想到2014年肠子的麻烦又来了，又是肠梗阻，又用了上述同样的方法，也痊愈了。那时我87岁。

　　岁月也许不光顾无私的人，但是疾病的袭击却是无情的，它可以蓄积几世的因缘，成熟于你的身体，图木热先生接受了八、九次大病的考验，一次次生死虎口，竟然一次也没被病魔吞去，没有弯腰塌背，没有蹒跚老迈，仍然精神炯烁，步履翩翩，仍然一路年轻人的风姿。

　　真可谓老人一生多灾多难，除了疾病，在生活、工作事业上所遭受的磨难也不亚于疾病。政治上所受到的蒙冤，遭到错判的事情，莫须有的审查，不该有地管制，他也都一次一次以坚强的信仰承受过来了。也许真的是老天护佑，虽然90岁的人了，仍然在伏案笔书。

　　现在，他已经没有时间想那些所受的委屈、心疼耽误的年华了，都扔到一边去，关键是他必须要做好眼下该做的事情，生命已经不多，即使再健康，也近于日落谢幕的时候。谁知道老天爷一高兴，哪天把我叫走了呢？所以我得抢时间，把我那些远年的珍藏都倒出来，免得一旦撒手和我一同烧了、没了，那可就可惜了。和我同龄的人、同时代人，几乎已经没了，这让我数着时间度日，我可不想像某些人，手里的东西写完一半就撒手了，那真是太遗憾了！

　　的确如此，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准备编写达斡尔语四地方言汉语对照本的工作。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为此，他要动身到新疆去，与相关人士协商一下，并了解清朝年间，清政府为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将部分达斡尔人迁到齐齐哈尔、海拉尔、新疆、呼兰等地戍边的达斡尔语使用情况。这部分人，经过三百多年的异地生息繁衍，本有的基础语言发生变化，融入了当地的方言。图木热先生志励要了解调查同一语言的异地使用情况，使得与本地莫力达瓦不断加强联系、来往的异地达斡尔人，对本民族的语言有更深的了解，以及使用和沟通上的方便，在记音符号的使用情况上也能够达到进一步的清晰明了。藉此发心，得到相关领导的支持理解，并要付诸前行。我担心他的身体是否经得起遥远新疆的颠簸，一万多里的路呢，从祖国版图的大东北到大西北，那绝不是在屋子里走一千步可以比拟的距离。他说没关系的，女儿陪同他去，他相信自己的身体经得起这个距离的劬劳。

　　“再说，索旗长说了，”他说，“如果没有陪同，则不给予支持的。”

　　2012年11月，他终于成行了，在他88岁的时候，走上了这一生中最遥远的也最有牵挂的路途。

　　那天，到达乌鲁木齐火车站时，车晚点两个小时，本来早上7点到站的车次，9点才到。结果让乌鲁木齐接站的宣传部长兼达斡尔学会会长新黎等人，在站上足足等了两个小时。真不好意思，他说。天长水远的异地同胞，就这样以迟到和等待的形式见面了，非常热情，免不了地握手寒暄拥抱。尤其看到这样一位高龄老者，为了民族文化，不惧万里迢迢来到新疆，精神真是可敬可佩，让所有的人都为之感动。

　　下午三点的座谈会上，宣传部长、达斡尔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彭建新（新疆达斡尔语部分的写作者）等近20位年长些的达斡尔同胞都到了，每个人都作了诚恳、热情地发言，为老人的精神赞叹感动。他们一致认为：再没有人能承担这个重任了，对他此行目的给予了重大的肯定和敬重，都说老人都去世了，没人能做这个事情。

　　到了新疆塔城阿希尔乡，书记兼人大主席、乡长、任少武、甲子等接待陪同了他，祭拜了斡包和纪念碑，走访了一些老人等。都免不了的敬佩、赞扬老人的精神。在塔城附近的一个村落，他探望了从莫力达瓦旗乌尔科村迁徙新疆的苏氏本族亲人，有50多户人家，杂居在哈萨克族、蒙古、尧沃尔、汉族等五个民族之中，看到他们的生活及各方面状况，感觉异常亲切，即使二百多年互无音讯，不识面目，而一旦见面，依然似见亲人。族亲和血脉的连接，无论天涯海角，总能找到本家的感觉。

　　这一行，他说从未感受过如此隆重地以他为中心地接待，非常感恩，新疆达斡尔同胞对文化的重视，不亚于东北老家的达斡尔。

　　一年后，书出版了，《新疆、齐齐哈尔、巴特罕、海拉尔达斡尔语四地方言汉语对照本》，其中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作者，图木热先生是巴特罕即莫旗部分的作者，又是全书的主编。书出版不久，他竟然接到一个消息，编写新疆部分的彭建新去世了，阿西尔乡原文化馆馆长甲子也去世了，这都是不久前陪同他的主要人物。给了他一个摇撼，人生无常，看上去都是好好的人，说走就做了，如果晚去一年，就见不到彭建新，也不能直接与他协商编写书的事宜了。

　　由此，老人更不敢怠慢手中正在做的事情。

　　四

　　老人应该累了，对他的采访不能一次完成，我建议他写写回忆录，1927年出生的人，所走过的路，该有怎样后来人没有经历过的故事，媒体影视不曾所闻所见、不能写的细节，可以尽书笔端。他说已经有了打算，不过手里的事情必须完成之后，才能换成另一种思维。

　　我有点急，不因为别的，如此高龄之人，力挺着这么多的事情，计划一个接着一个，谁敢担保健康不发生意外？毕竟无常岁月，年龄不饶人呵！我便祈祷着，一定要他健健康康地活着，如意完成所做的一切，尤其是回忆录。

　　在此期间，我电话问过几次回忆录的进行情况，起初是还没着手，后来已经进入写作状态。我便告诉他不急，慢慢写，保养身体为主。实际上我心里真担心着，别再袭来一个什么肠梗阻之类的魔难，他担当不起了。

　　第二次采访他的时候，他给我拿出了三本自己写的书，一本是达斡尔“乌春”诗集。那是他从1952年开始用满文搜集整理的乌春，又用达斡尔记音符号重新编写的一遍。他和那个时代的达斡尔人一样，都是学的满文，使用的也都是满文。对于我们看不懂满文的人来说，那字的形相跟蒙文没什么差别，都是长长的，仿佛一根木头上长出了许多个下弯小叉，然后在左右两边不时出现一个小点儿。而就这个小点，有了说道。据说满文的点在左边，蒙文的点在右边，我没有做过考证。

　　一本是达斡尔人在黑龙江北岸抵抗沙俄侵略者的故事。这是极其稀罕的书，就目前达斡尔资料集里搜集的抗沙俄记事，大多是前苏联人所撰写的，像这种中国人所写，而且用记音符号所写的抗沙俄侵略的故事，是绝无仅有的一本。我只是遗憾着，要看懂它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本是达斡尔民间故事，都是他退休以后以记音符号所写的作品。也就是说，60岁以后，他除了在机关工委做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之外，还不断地写书，参加各种文体比赛活动，不断地获奖，不断对抗那些死里逃生的疾病。

　　我请求他能否唱一段乌春，他欣然答应，然后取出16开本的满文手写本，看着那字唱了起来，并且连续唱了四首。

　　小时候，我常听母亲和婶姨们的乌春，那是柔柔绵绵的、抑扬婉转、顿挫有致的一种音律，常常催人泪下，但男性的乌春我还不曾听过，图木热先生的乌春，又是一种相较女音不同的节奏、韵律，具有余音更少一些的说唱味道，又是一种风格。后来，我在他教授的乌春传承培训班上，又听到过几位男性传承人的演唱，犹如一首歌曲，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唱腔一样，他们各有不同，各有情韵，真的是一人一样，唱出了达斡尔乌春的特殊魅力，特殊情调，听得让人心慈面软。

　　说起唱乌春、学满文、说书的事情，老人竟有遥远的青少年记忆：

　　我8岁时就被奶奶送到私塾学习满文，在先生家里的炕上，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学习，学了三年，到村里成立了官校，就上官校学习汉文了。那时候，因为穷，晚上写作业，没有地方，就蹲在地上，就着姑姑、婶子做针线活的灯光缝隙，趴在炕沿上写字。

　　学满文的第二年我9岁，就可以看着手写的满文用达斡尔语说书，10岁开始，能看着满文写本的乌春用达斡尔语说唱。在那个娱乐文化贫乏的时代，听艺人说唱乌春是一个特别的享乐，对具有说书和说唱乌春技能的人，也格外敬仰。一到农闲季节，尤其是过年后的整个一个正月，奶奶、大娘、大婶、姑姑们都聚在一起，跳“鲁日格勒”，唱民歌等，这种时候她们总叫上我，累了就叫我说书、说唱乌春。她们最爱听的是《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有时一个晚上说唱3到5次。因为人多，一家里容不下很多人，就分成几家娱乐点，同时进行，他们就经常商量着让我轮流到几个娱乐点说唱。这样我成了她们最喜欢的孩子。19岁以前的农闲时间，我就在这种欢乐愉快的说唱之中度过的，我说唱乌春的历史算是很长的。

　　但是，他转过话题说：

　　那时候不开心的事也很多，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建立伪满洲帝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傀儡皇帝，伪满洲国以大东亚共荣为宗旨，日满为亲邦实性愚民政策，进行奴化教育。我就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从小到国高，接受的就是奴化教育，比如1944年我考入兴安总署王爷庙蒙民国民高等学校育成学院读书，该学校教日语，老师要求新生第一年上半年必须学会日语，与老师能用一般日语交流，将来好为日本做事。否则日语老师不接待新生。这就逼着学生千方百计学会日语。

　　日本人为了利用少数民族，对我们达斡尔人表现出友好的样子，还送给小孩东西什么的。我7岁那年，日本军队到了东阳镇，来了一个营的兵，在我们村驻扎的有一个连，住我们房东的有一个班，自己作白米饭吃，锅嘎巴抢了扔掉，房东就要来喂猪，后来他们就主动送给房东喂猪。当时我头上生了黄水疮，日本班长给了我一小盒达母膏，叫我涂在头上，还用手比划不能用嘴舔。我以为他们挺好，不抢百姓东西还给东西，实不知他们是来侵略我们，用那点假心假意的东西来愚弄人心，也只是糊弄我这样的小孩儿而已。想想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争等他们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恶，真的是无法用语言能算清的。

　　伪满时日本施行出荷粮政策，死定出荷粮的标准数量，不论受灾成度大小，必须按规定完成数量，否则不行。农民遇上自然灾害就更苦了，粮不够吃也得完成出荷粮任务。这还不算，在过大年的半个月前到农村以检查出荷粮任务完成情况，挨家挨户搜查，看到口粮以外的粮食、肉、面什么的，全部没收。军阀的军官士兵比土匪厉害，土匪只抢富户，而军阀的官兵以保护老百姓为名，吃喝老百姓不算，还任意划拉老百姓的东西。那一年我家准备过年的三十斤白面和二十多斤猪肉，被他们抢走了。当时我奶奶抓着不放，并哀求说是过年的仅有的一点年货，那个士兵哪里管什么年货，使劲推倒了奶奶，还踢了一脚，硬抢走了东西。我气恨的不行骂了两句，觉得他们连土匪都不如。

　　这样，农民们没有办法就只好组织起来，在春节前的半个月，几户为一个单位，把过年用的肉、面等装上车到江或河套林子里藏起来，组织几个骑马联络员。如果检查队从西边来了，联络员跑马通知，车队就向东躲藏，如果检查队从东来了，车队就向西边躲藏，为此，我从16岁到19岁的三年时间里，过年前的寒冬腊月都是在江、河套里躲藏来的，每次都是半个月，昼夜埋藏那些珍贵的粮食等，遭尽了冰天雪地的寒冷折磨。那时我可真正体会了什么叫东躲西藏！

　　奶奶对图木热先生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任老师。因为在他11岁时母亲就过世了，17岁时父亲又离开了人世，这样他从小就在奶奶身边长大，接受奶奶的教育。奶奶总是告诉他怎样做人，怎样和同学朋友相处，要多读书，多学习，做一个忠诚老实被人看得起的有文化有知识的好人，要说好话，不说不好话，不作坏事，与人和睦相处，更不能与人打架等。一直到长大成人参加工作以致后来，奶奶对他儿少时的教育始终影响着他，无论在同学中，或在工作中都保持着与人为善、和睦友好的关系，从未发生与人争执、脸红的事情，遇到可能引起激烈的事情，都是忍让在先，事后心平气和的调解。

　　由于母亲父亲过世都很早，我立事也早，从小就帮助奶奶干活，早晨早早起来叠被、扫地、倒垃圾、抱柴禾、烧火，还能很耐心地掌握烙饼的火候，一点一点地用手把着柴火送到锅底分散开来，使得火苗分散均匀，饼烙的金黄。奶奶夸我做事认真心细，还能吃苦。是的，这都是奶奶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和不断教育的结果。在我13岁走读的时候，6-7华里的路程，我起早上学，很晚放学，中午吃的是用二分钱买的一根果子和两张煎饼，是用家里带的两个鸡蛋换的，也就吃个七分饱。这对于正在长身体、食量也增的我来说，一天的时间里，肚子总觉得空落落的。到了冬天就苦了，鸡不下蛋了，又冷又饿，没什么吃的，偶尔家里吃了饽饽，还能带上一个两个，很多时候就饿着肚子挺着。这样三年的走读和饿肚子的经历过去了，也磨练了我的意志。由此基础，在我后来的工作生活中，无论遇上怎样的艰苦磨难，我都以顽强的毅力渡过来了。

　　那时，除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自然灾害也是不断，一次最大的、也算是灾后幸运的灾难，是一场水患。

　　我小时候，下了三天三夜的暴雨，嫩江发了洪水，村庄被淹没了多半，庄稼也被淹了，我是躺在炕上被淹的，水已经到了炕边，大人们用木船挨家挨户把我们水淹的人救到安全的人家。水灾过后，全村没有粮食吃了，幸好，被大水推上来的大鱼小鱼各种鱼，到处都是，壕沟、垄沟、坑洼的地方到处是鱼，甚至灶坑里都能看到。全村男女老少就开始抓鱼，晒鱼，到后来就磨成鱼粉，人口多的大户人家磨成十余麻袋，最少的也有四五麻袋。鱼解决了饥荒，人人嘴里都是鱼味。虽然达斡尔人爱吃鱼，但是这样天天吃下去，也不爱吃了。

　　的确，青少年时期的磨难和艰苦，是个财富，而且影响了一生。图木热先生能够在晚年如此精勤不怠，做出一般人不能做出的成绩，便是从小的家庭教育以及苦难的生活经历奠定了基础。所以在他退休后的日子，不仅在文字上成绩显著，在老干部局组织的各种体育比赛，如门球、乒乓球台球等活动中，名次总是在冠军和三等奖之间，特别是门球是他的拿手运动，在10余年中，多次夺冠，并选入呼盟队员，在9场比赛中三场夺标，被组委会称为是“满场飞”的队员。然后又参加了内蒙古队的决赛，均获得了冠军。接着自然又参加了全国的门球比赛，居然也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从80岁以来，老人口述的达斡尔民歌、瞻达乐、乌春、鲁日格勒、民间故事、谚语、谜语等，接受了很多国家级等单位的录制，有中国音乐学院、国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发展中心、国家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满洲里艺术馆等单位。

　　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民族学院、厦门大学等地毕业生，20多人次陆续到莫力达瓦旗专程采访图木热先生，了解学习达斡尔族语言、民歌、鲁日格勒、乌春等民族文化，他热心的为那些研究生进行演唱、说唱、讲解等。

　　从2001年退休以来，图木热先生八次获得自治区、盟市级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突出贡献奖。近20次获得老干部先进个人、敬业模范、民族团结模范等荣誉证书，包括征文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证书。还获得过书法作品奖、达斡尔语演讲等多种奖项。在他的书架上，摞着厚厚的一叠获奖证书，和获奖颁奖时的照片。

　　可以说，老人的写作成绩基本上是60岁退休后的成果，只有《达斡尔传统婚礼》电视片是其在岗期间完成的作品。那是80年代中期，呼伦贝尔电视台与莫力达瓦旗委联合拍摄达斡尔传统婚礼，图木热先生担任主任并主抓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考察走访，参加了11个山乡、30多个村屯达斡尔青年的婚礼，并选择地点，作传统民房等拍摄前的筹备工作，最后在库如奇乡库如奇村古老的达斡尔民房中，拍摄成功由他编写的《达斡尔传统婚礼》电视片。

　　提到拍摄婚礼片子，他说到自己的婚姻。由于奶奶年老有病，想死前看到孙子媳妇，便多次要求他结婚。那时他正在兴安总署王爷庙育成学院读书，学院规定在校学生不能结婚，他便说明理由哀求奶奶。但奶奶绝不答应，他只好躲到外边，却都被找了回来，逼成婚姻。结婚后他对妻子说，对于结婚的学生学校是要开除的，这样他的学业就荒废了。妻子理解他的难处，也支持他，如此虽然结婚，却没有同床，正月初四结婚，初八他返回学校。

　　回忆起来，我们俩人共同生活了40年，生活很苦，孩子多工资低，一直到死她也没过上好日子。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忠诚本分，待人友善，能吃苦，在怎样的艰苦面前都不叫苦，是个贤妻良母。因为工作忙，又总是下乡，我照顾不了家，全靠她一个人操持，再大的困难，她都能想办法解决面对。由于生活困难操劳过度，她患上重病，过早的离开了人世。

　　在共同生活的40年中，他说，俩人从未吵过嘴，更未打过架，他说她是那么善良、纯朴，没跟他过上一天好日子，虽然走30年了，仍然在怀念她，为她的人品，为她的付出，尤其痛思她为他所受的苦。如今，他也只能从心底感激她，怀念她，敬仰她了！

　　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的是，我还救过两条人命呢。那是60年代，在一次打火过程中，有一个打火队员吃过狍子肉，喝了凉水，夜里睡在野外帐篷里，半夜就发病了，大家急得没有办法。我过去一看，是凉病，手脚冰凉，脸色发青，呼吸困难，眼看着要闭气了，怎么办？啥都没有。我就把袍子腿骨打碎喽，骨头尖儿在石头上磨光磨滑，磨出针尖，然后就刺在他的血管上，放血，黑黑黏黏的血放出来后，脸色缓了过来，然后烧小米汤给他喝下，出了大汗就好了。

　　另一次，修国防公路，出发前往目的地的途中，一位民兵得了凉病，症状如前，但他加上呕吐，情况十分危急，恰好我身上带了针，就地给他放血，手上脚上、舌头底下血管全放了，然后找到附近的老乡家，照样烧小米汤喝下，发汗好病。对于这种凉病，不懂的人，吃药打针会弄死，治不对劲会弄死，只有放血才是最有效、最快捷简单的救治方法。常年在外放排、打猎等野外劳作的达斡尔人，都知道这个土法，也大多都会操作。

　　老人的又一功劳，也可以说是功德，是对祖先的立碑功绩。

　　我的老家在绰尔哈屯，现今的黑龙江省甘南县东阳镇。三百多年前从黑龙江北岸迁徙下来的时候，定居那里。清朝时期，我们氏族的人，七品以上的官员和三品护卫有80多人，尸骨都埋在那里。为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而几次往返俄罗斯的翻译、第三代祖先孟额德、创建齐齐哈尔城的第四代祖先玛布代也都葬在那里，但是文化革命期间遭到破坏，墓地已经变得坑坑洼洼的。根据这种情况，我想为那些曾为国家边境的安全而东南西北征战的英雄先辈们树碑祭奠，并成为那里的文物保护区。如此，我和呼伦贝尔南屯家族的同胞一同，三次到东阳镇政府与领导协商，得到支持后达成协议，建立了以苏都热姓氏的纪念碑，并于2015年8月8日进行了立碑仪式，参加的人很多，足有二百多人。我撰写了立碑祭奠文并当场做了宣读。至此，我多年的心愿总算达成了：告慰祖先的英灵。

　　五

　　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现在，图木热先生一路走来，做过小学教师，公安行政干部，旗政府机关团支部书记，交通部门领导，林业部门领导，乡长、镇党委书记兼人大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也在此漫长的时间里，于共和国一样，经历了国家的历次政治灾难、自然灾害，每个时期和阶段都留下了他深深浅浅的足迹，和苦乐相伴的人生回忆，痛也好，乐也好，灾也、难也，都成为他丰富的人生财富。幸运的是他还健健康康地活着，仍然在工作着，仍然在阳光下行走，在同龄人、同时代人都已遁迹消失的时候，他仍然在沐浴着阳光伏案写作。

　　一天，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回忆录写完了！我精神一振，这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电话，我悬了半年多的心终于放下了，也从内心生出深深地敬佩，88岁的人啊！如此精进不殆！如果60岁以后的人，说自己没有激情了，那么近90的耋耄之人仍然在奋笔挥书，那我们该怎样平衡所谓的激情与责任啊！

　　我放下一切事情，赶紧取来回忆录认真地读。文章有打字的部分，也有手写的部分，内容丰富，字体工整，从1927年到至今，将近一个世纪，所有国内发生过的一切“大事件”都是他的背景，都有他的故事，时代共同的故事和他个人坎坷独特的经历，数万字，他只写了骨架部分，细腻的血肉部分他大都没有详述。或许是他累了，或许人生本就是走在一条路上，路旁的风景不过是江河山川，草木森林、鸟兽旁生、村邑聚落等大致的景色，重要的是他从那条大路走过，留下了两行清晰的脚印，就足够了。至于那些大同小异的风俗景致，就化作风，化作雨吧，让它幻化远去，重要的是当下，他又开始了新的写作计划。

　　六

　　我不知第几次又敲开了先生家的房门，家人打开门时，一眼就看见先生坐在书桌旁正在写作，我首先观察到先生的气色很好，脸色红润润的，比起上一次的气色大不相同，而且只穿着单薄的家居便装，还光着脚穿着拖鞋。我看看敞开的一扇窗户，说外边很冷呢，零下二十几度，您不冷么？他说不冷啊，我总爱热呢。再看看桌上的稿纸和书，他正在写《达斡尔传统生活风俗习惯》，这是他白天的工作，晚上，他说还要应旗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和一位小伙子录制《达斡尔会话本》，他录音达斡尔语部分，对方录汉语部分，两个人从晚上7点到9点，配合录制，已经录几个晚上了，配合的很愉快。而且还有一项工作等待着他，那是一部达斡尔民间故事集，他要改写成满文，然后再进行录音。我有些不解，满语的读者多么少啊，为什么？先生说，同他一起录音的是个年轻人，对满语很有兴趣，而且正在学满语，已经达到能读写的成度，且想以满语语本留下一本达斡尔民间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且有开拓性的不可想象的未来指向。他们一老一小能够如此搭档，在一个安静的处所，默默地为民族文化作着无人可作、无人能作的事情，不能说不是一项添补未来文化空白的一件工程。他们留住的是一个绝版的珍宝，功德无量的劳动。

　　我拿到他又一次增写的回忆录，他说你明天晚上就得给我送来，他们还等着打字呢。我答应着，又问了一些问题，就赶紧回来翻阅，很多他旧时代的经历，我都想写到我的文章。但是，回忆录中精彩独特的部分，不见得适合这部文字，我只能摘取自己需要的部分，其他的只能留在原稿中，让有缘者去闻见吧。一会儿，我还要按约定的时间送还原稿，再顺便看看他们录音的情况，这都是我感兴趣的事情。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一件千秋功业，会在人类文化的阡陌中，留下一个靓点，那是一个少小民族的文化脊梁，为之流下的汗水，因为他们，历史的文化长卷会在这一页停顿一刻……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