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永刚

　　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张装了框子的老照片，没事的时候，总爱端详上好一阵儿，若有所思：我感叹光阴荏苒，白驹过隙，时移事易，同时也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些事儿，一些与《北斗》有关的事儿。

　　照片是我年前翻箱底时才发现的，照片受了潮，已经有点发黄了，明显有了些时日了。一看是张老照片，我颇感兴趣。不知为什么，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过去的一些事物无端地会发生兴趣，总爱回忆过去的一些人或事，在回忆中品尝飞离的过去，陷入沉思，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一种怀旧情绪吧。显然，我是想从这张照片中发现点什么或回忆点什么。我赶紧捡起来，一瞧，才发觉这是一张甘肃省作家协会庆阳笔会、庆阳地区1986年文学年会全体同志的合影。这张照片居然一下激活了我久已麻木了的文学细胞，我赶快拿到亮处一看，上面有省作协的王柏原、何岳（已故）、曹杰（已故））等著名作家，也有原庆阳地区文联领导张希圭（已故）、高明轩、杨志明等，还有贾治龙（已故）、陈默、彭金山、余振东、窦世荣、乔孝堂等老师，更有当时活跃于庆阳文坛的文学青年高凯、马步升、杨永康、袁晓岩、李致博、郭晓霞、李文华、黎夫、孙婧、贺立峰、白生金、苟永刚、周富元等。当然，我也看到了稚嫩的我。照片背景是庆阳地区第一招待所青砖瓦房的会议室门前，那里有前人种植的古松柏。我的血液有些贲张，因贲张情绪就有些激动，那些人那些事儿历历在目，仿佛让我回到了那个文学激情燃烧的年代，哦，原来我们也曾年轻过，也曾有过梦，也曾去做过，尽管多年过去了，有的人因文学带来了名利而改变了命运，有的人远离了文学另辟蹊径，有的人因文学穷困潦倒、落魄叹息，有的人因文学认死理儿而被视为另类……但我们毕竟梦幻过、追求过，甚至火过一把，如此，在人生的暮年，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兴许是吾等人生的一个亮点呢。几年前，在与80后诗人的对话中，我说看到了这些文学小将，就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1986年，我们也是20多岁呀。只是，我有时候想，这些80后的文学青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会对自己年轻时所做的文学梦是一种什么感想呢？想归想，文学这玩意儿毕竟还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粘上它，既让你爱又让你恨，它会是什么呢？只有等你慢慢参悟了。不管怎么说，那天，那个早晨，这张老照片一下子让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年轻岁月，我拿上照片，来到庆阳市的北部商城，找了一个做像框子的，把照片装了框子，带回办公室，郑重地放在办公桌上，没事的时候，会端详上一阵儿。我是因为青春已逝而留恋年轻时光，还是重温自己已经丢失的文学梦呢？这个我说不清、道不明，总之，我还是爱看看这张照片。

　　恰好近日著名批评家、《北斗》编辑李安平先生说庆阳文联会刊《北斗》创刊25周年，发行100期，让我写一篇与《北斗》有关的文章，我再次看到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确实与《北斗》有关，与我有关，那就从这张照片说起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爆炸的年代，是中国人对知识渴望的年代，是中国人爱读书的年代，是文学青年激情澎湃的年代，是他们体现精神价值的年代，也是他们追梦的年代。记得那时的文学青年兜里只要有几块钱，宁可不吃一顿饭，也要用来购买自己心仪的一本书或一本杂志。因此，各种文学刊物应运而生，先不说国家级大刊如《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报告文学》等发行量居高不下，就是当时的《飞天》每期发行量都在一、二十万册，这是当今的娱乐通俗刊物难以企及的。那是一个全民狂热追求精神生活的年代，就像今天的人们狂热追求物质生活一样。恰逢其时，庆阳地区的一本纯文学刊物《北斗》诞生了。记得创刊号及第二期刊载了贾治龙、陈默、杨永康、刘鸿儒等人的诗。有《黄土高原吟》、《我那乡间的老婆》、《淡蓝色的炊烟》、《战士故乡情》等，这些诗至今还记忆犹新。因为刊发作品质量过硬，《北斗》一面世，就吸引了文学青年的目光。

　　我那时还是个稚嫩的文学青年，但对文学确实有一种圣坛般的膜拜，整天浑浑噩噩，懵懵懂懂，做的尽是文学梦。不知道过日子，不知道挣钱，不知道替父母分担家庭的重担，整天钻在中外文学名著的字堆里，梦想有一天能成为普希金、托尔斯泰式的伟大作家。而一回到现实中间，才知道这些梦几乎是天方夜谭。我那时写了很多不成诗的诗，也屡屡投稿，但总是屡屡被退回。到了1985年，《甘肃交通安全报》才发表了我的一篇散文诗《红绿灯释》，那诗虽只有100字左右，但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崇拜作家的年代，因为人们崇尚精神，也就崇拜作家。记得那个时候，路遥、张贤亮、张承志、鲁彦周、叶蔚林等人，竟让我崇拜到了迷恋的地步。也许他们的名作《人生》、《绿化树》、《黑骏马》、《天云山传奇》、《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是让我喜欢他们的原因。那会儿，我经常念叨着《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结尾的一句：“一辆红色的班车过来了，我挥了挥手，向前走去”。可见，文学年代，文学青年是怎样的痴迷。我也崇拜舒婷、北岛、顾城等，经常吟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类诗句。那时，一部好作品面世了，我们一帮文学青年会聚集到一块讨论多时，譬如，《人生》，我们就辩论了好长时间。还和文友们经常交流。一次，我骑着自行车跑了80多公里，到了焦村乡半个城村，找到了一个叫孙露的文学青年，和他畅谈了一夜，第二天又骑自行车返回西峰城区。而到了今天，一部作品无论多优秀，怎么也唤不起人们的膜拜了，我不知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还是国人的悲哀？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无数次呼吁：“一个民族怎能没有文学？”雷达也说：“只要人类感情不灭，文学就不会消亡。只要我们需要语言的艺术，文学就不会消亡。”但人们对文学的漠视还是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那个时候，我也崇拜本土作家，像贾治龙、陈默、杨永康等。我曾写过一首题名为《一米八与一米五》的小诗，以贾老师身材的矮与小，反衬他才华上的高与大。虽然这首诗因写得拙劣未能面世，但也反映出那个年代文学青年对文学和一个成名作家的膜拜与追随程度。当然，他们的诗在当时确实写得好，像杨永康后来写的《人类》、关于舌头的系列组诗，我觉得那时他就具有先锋意识了，即使今天看来，比起所谓的后现代派们，也不落伍。

　　外地的刊物发不了东西，我就把目光转向了本地的《北斗》，这缘于《北斗》创刊后，所发的作品确实不错，那个时候，在《北斗》发表作品成了我的梦想。当时，地区文联在现在市文化局西南角落那栋二层楼上办公，《北斗》编辑部就在二楼上。有一天，我找了过去。上到二楼，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见有一老头，便问：“这是《北斗》编辑部吗？”那老头胖胖的，大背头，鼻梁上架副老光镜，让人感觉那眼镜要从鼻梁上滑下来。他将眼镜向上扶了扶，透过眼镜框，将我瞄了瞄，说：“你找谁？”我说找贾治龙老师。老头说：“在隔壁”。（后来知道，那老头是张希圭，原地区文联主席，现已故。）我来到办公室，见里面有三、四个人在办公，其中两位是女的（后来知道一位是高立红，一位是武丽），我问：“贾老师在吗？”一个小个子、留寸头、敦敦实实的中年人闻声说：“我就是”。一看我崇拜的人就在眼前，我一时诚惶诚恐，迟疑了半天才说：“贾老师，我写了几首诗，请您看看。”贾老师接过我写在方格纸上的十几首诗，说：“你坐下吧。”他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又鼓励我一番，然后对我说：“你先回去吧，诗先放下，回头我仔细看看。”离开《北斗》编辑部，我不知这些诗的命运怎样，但我想，如果贾老师能看一看，或改一改，也能给我带来一份安慰。转眼几个月过去，我把诗的事倒忘记了。一天，《北斗》编辑部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取杂志。我敏感地猜测，是不是《北斗》发了我的诗？我欣喜地赶了过去。贾老师给了我两本1986年第一期的《北斗》说：“本期发了你的一首诗。”我翻开一看，在短诗辑里，有我的一首诗叫《山峁》，我仔细读了一遍，诗经过了较大的改动，我想，这一定是贾老师的斧力了，但我还是很兴奋，因为《北斗》毕竟发表了我的诗作。回去后，我把《北斗》拿给同事们看，同事们都露出了羡慕的目光，记得《山峁》中有一句：“山峁，像泥孩子的秃葫芦头。”有些同事就整天喊我“秃葫芦头”了。不久，《北斗》又发了我一首《桥》。打那以后，我和文联的诸位老师熟了，《北斗》也极大地鼓起了我的写作信心。我大胆地向外投稿，《平凉报》、《长庆石油报》、山西《阳泉报》、四川《精工报》相继发了我的作品，1987年《甘肃交通安全报》一年发了我3篇散文，3篇短篇小说。不久，《北斗》编辑分工比较具体了，窦世荣编报告文学，贾治龙编小说，陈默编诗歌及评论。为此，我和陈老师联系的多了。1988年，《北斗》设立全国短文大奖赛，散文不超过300字，诗不超过30行。这次大赛吸引了全国作者的眼光，共收到参赛作品880件。评委们进行了认真公正的评选。那次，我的散文《月光·晒场》获得了散文组一等奖，我得到了一个获奖证书和五十元奖金。我至今对那个获奖证书还很珍爱。《北斗》颁给我的这个奖，我觉得比我今天获得的所谓全国性的奖项都有分量，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对文学是神圣的，评奖不掺杂任何人为因素和金钱因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斗》是诗歌的圣坛，我认为那时庆阳的诗歌要比小说好，在《北斗》聚集了一大批诗人：高凯、杨永康、袁晓岩、第未垦、李致博、马野、苟永刚、付兴奎、王天宁、申万仓、北浪等。当时庆阳地区文联与《北斗》每年都要举办年会和笔会，把作者们的心凝聚在一起，《北斗》成了文学青年的梦想家园。《北斗》曾先后邀请了陈忠实、贾平凹、叶延滨、周所同等作家诗人讲课，极大地提高了文学青年的文学素养。这种不定期文学交流活动的举办，使庆阳的文学界形成了活力。《北斗》是一份注重推出文学新人的刊物，只要有才华有潜力的作者，《北斗》会不惜篇幅刊载他们的作品，像马步升，《北斗》发了其短篇小说《脱孽》后，贾治龙就接连发了他的中篇小说《半碗豌豆豆半碗碗米》，最终，他从《北斗》走向全国。还有高凯、袁晓岩等人都是从《北斗》走出的。《北斗》的各位老师都很爱惜人才。2012年，贾治龙病重期间，我和他聊起过去庆阳文坛那些事儿，他说了一件事。他说，他接连在《北斗》上编发了马步升的几篇小说，发现他是个对文字与生俱来有感觉有天分的青年，便有意栽培。贾治龙说：“我相信天才，如果一个人有天才那就了不得；如果一个人有天才再加上后天勤奋努力那就更了不得了。”又一次，他让当时还在庆阳师专任教的马步升给一部作品写评论，马步升欣然应允，但过去了好多天，他还不见交稿，便恼火了，就叫来马步升，对其懒惰拖延进行训斥，并令其限期交稿，马步升挨了训，回去后，通宵达旦完成了贾治龙安排的那篇评论任务，第二天一上班便交了稿。他一看竟有6000多字，不禁惊叹！再一阅，除了部分章节需稍加修改外，竟是一篇颇有见地、文笔犀利、令人耳目一新的评论文章，当即大喜，很快就在《北斗》上编发出来。他说，那时候他就看出来，马步升这个青年如果在文学路上走下去必有所成。他说一个作家将来能否有出息，从他早期的一二篇作品中就能看出其潜质，对于这一点，我有同感。我说上世纪80年代《飞天》上发过雪漠的一个中篇《长河落日出》，那时雪漠还默默无闻，但我私下在心底说，从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才华来看，将来必成气候。那阵儿，我也得到了《北斗》的关爱，陈默老师先后发了我的组诗《麦子》、《麦客》、《泥土家园》等。组诗《麦子》1991年还在《驼铃》上发了诗歌头条。因为《北斗》的扶持，后来我也在省外多家报刊上发了作品。那个时候以《北斗》为轴心，辐射出了多个文学支点，我和郭默等人创办了《读者之友报》，与郭默、李致博、马步升等人成立了“黑骏马”文学社，李致博也办了《中文报》等。可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斗》，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为庆阳地区的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北斗》是一份具有开拓与创新型的刊物，只要是好作品，编辑们会顶住压力发出来的，像《半碗豌豆豆半碗碗米》、《知了鸣时》、《风流沟渠里的大奶子妈》等，都引起了争鸣。特别是马野的一组诗在《北斗》首发接着在大刊发表后，引起了更大的争鸣，有位著名老诗人还在《诗刊》撰文参与讨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这些作品是优秀的。

　　以上就是我看到了这张老照片，想起了年轻时那个文学激情的岁月里的那些事儿，琐事说了这么多，这不是为了炫耀、矫情，目的只有一个：我曾经年轻过，激情过，有过文学梦，有过《北斗》，虽然最终没能修成正果，但激情毕竟是热烈的，梦是美妙的，《北斗》是迷人的，这就够了。当我端详这张老照片时，就想起了年轻时的我，想起了那些人那些事，想起了那些年的《北斗》，我也就心里有了些许的慰藉。现在，《北斗》走过了25个年头，办了100期，《北斗》的创办者们退的退了，老的老了，病的病了，而《北斗》正当盛年，从季刊办成了双月刊，作者队伍不断壮大。衷心希望《北斗》立起来，沿着创办者的精神走下去。文学青年需要《北斗》，庆阳的260万人民需要《北斗》，因为文学是一个民族的魂，《北斗》是庆阳文学追随者们的精神家园。

　　责任编辑/彭中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