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校现代汉语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不同版本现代汉语教材的比较研究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目前众多高校所使用的现代汉语教材其中两本颇具特色。第一部是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黄廖本），秉持“精益求精、反复修改”的特色，截至目前共出版了9版,最新版本为增订五版［1］；第二部是邵敬敏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以下简称邵本），目前最新版本为修订二版［2］。黄廖本每次都要吸收学科新成果，从最初的37万字到后来的61万字。创造了教材界的奇迹，在现代汉语教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大半个中国的大学文科生都使用过此教材［3］，具有全国性影响。邵本于2001年出版了第一版，2007年出版了修订第二版，其在推出的短短几年内便受到高校广大师生的认可，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特点可概括为“好用”、“出新”和“稳妥”，且许多学者认为应将其作为“现代汉语”教材和课程的参考书。
一、两部教材语法部分的比较
本部分从四个方面进行：“语法框架”、“词类”、“短语”、“句子”，并比较分析两本教材的异同，能为现代汉语课程的学习者提供一些帮助，为教学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一）语法框架的比较
对语法内容的比较首先需要从宏观上对语法框架进行对比，这涉及以下四方面的内容：下面分别进行论述的“语法体系”、“语法性质”、“语法单位”和“语法思想”。1、语法体系
从现代汉语语法学来说，有教学语法（学校语法或规范语法）和理论语法（专家语法）两种，两本教材都属于前者。顾名思义，它针对师生教学活动，内容必须满足教学需要，目的是提高教学水平。教学语法的范围有适用于中学教育的，也有适用于高等院校的，最主要还是针对师范专业的学生。黄廖本前期的“兰州本”是参考《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编写的，在后期“增订本”参照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受传统语法思想影响，它形成了“短语本位观”。而邵本产生于新世纪初，同样参照《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虽属学校语法，但却并不主张“本位观”，详细原因笔者将在下文进行论述。
2、语法性质
黄廖本和邵本关于“语法性质”观点的相同点是二者都认为其具有“抽象性和民族性”，不同点在于邵本中新增加了“生成性、递归性和系统性”，其中“生成”和“递归”受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思想的影响，认为语言是动态的，这也符合现今语法学界对于语言进行动态研究的态势。在语法性质部分邵本更加全面，补充黄廖本的不足，同时又体现时代性。除了补充语法性质，邵本还在第一节“现代汉语语法概述”中总结了汉语语法的特点。通过比较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印欧语系的语言，突出汉语自身的特点，强调了汉语并非“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是不依赖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使用语序、虚词等其他语法手段来表达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为汉语在世界语言中摆正了位置，纠正了一些对汉语的“误解”，让使用者更清楚地了解汉语的特点。
3、语法单位
黄廖本在第一节“语法概说”中明确指出，现代汉语的语法单位主要包括语素、词、短语和句子，认为“它们都是语言中的音义结合体”。“语素”也包含在语法单位中，其在《暂拟汉语语法系统》中并未被提及，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中增加了“语素”，可见黄廖本在30多年的修订中保持着时代性。但对于“语法单位”的界定，至今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于是邵本对此问题避而不谈，未专门提及“语法单位”，只在各章节涉及“语素”、“词”、“短语”和“句子”时分别举例说明，它保持了四级语法单位的主流看法，也表明了编著者故意淡化语法单位概念，而专注于反映语言事实的思想。
4、语法思想
在其不断修订的过程中，黄廖本吸收了语法学界“三个平面”的思想，即“句法、语义、语用”。例如在教材的第107页，专门列出一小节附录“语法分析”，介绍了语法分析的三个层面，并举例具体说明，最后还补充说明了句子的语义分析，可见编者对“三个平面”思想的重视。邵本也继承了“三个平面”的思想，但书中又大胆提出新想法，在“三个平面”的基础上增加了认知平面，提出语法理论研究的“四个平面”，将揭示语义的决定性、句法的强制性、语用的选择性以及认知的解释性作为语法研究和学习的最终目标。“认知”一词原本属于心理学概念，邵本在第二版中将“认知性”与语法研究结合起来，表明了现今语法学界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这样做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同时也为教材内容注入一股新鲜血液。
（二）词类的比较
1、词类划分依据在词类的分类方面，两本教材都认为词类划分的依据基础是词的“语法功能”。然而，以世界语言作为切入点，邵本提出了三个划分词类的标准，即：形态标准、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然后与世界语言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汉语词类划分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功能标准”的结论。邵本通过汉语和世界语言的对比分析出汉语词类划分的依据，更突出了汉语的特殊性，也让使用者对世界其他语言的词类划分有了一些了解，丰富知识层面。另外，在词法上邵本还专门介绍了“词类划分的理论”，区分词性和词类，涉及词性的判别，而黄廖本未涉及此方面。邵本指出“词类是反映词的语法功能的类别，它是以某种语言的全部词作为划分对象”，而“词性是指某一类词所共同具有的语法功能，它是对该类词内部的每一个词而言的”。词类是从全局着眼，词性则是从具体的每个词出发。由于汉语很多词类不能明确定义而产生了词义的辨析问题，邵本编写“词类划分的理论”是希望学习者不仅能正确划分词类，还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处理好近义词的辨析问题，在解决过程中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生了解掌握词类划分的相关理论，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教学实践活动能更好地展开，使用者思路也能得到拓宽。
2、词的分类（实词/虚词）
（1）相同点：两者都使用两分法将词划分为两类：实词和虚词，其中实词分为10类，虚词分为4类。有争议的“副词”被归入实词类。
（2）不同点：不同主要在“虚词”这一小节。黄廖本设置了附录“词类的误用”来帮助学习者避免实词和虚词的误用，对容易误用的词类分别举例说明，例如“数词、量词的误用”、“副词的误用”、“关于”、“在”等，这一部分很好地体现出了黄廖本的“实用性”，能使学习者更细致全面地掌握各类词，也充分展现出黄廖本“好教、好学”的特点。而邵本则侧重于“虚词的辨析和使用”，认为由于虚词的语法意义不容易捉摸，所以有必要从不同方面对虚词进行辨析，实现正确把握虚词的语法意义，准确掌握虚词的用法的目的。表明邵本对“虚词”的重视，认为现代汉语中虚词和实词的地位同等重要，更正了传统语法教材和教学只重视“实词”的现象，毕竟“汉语所要表示的种种语法意义通常是由虚词来承担的”［2］。
（三）短语（词组）的比较
1、短语的性质和地位黄廖本中认为短语指“语法上能够搭配的词组合起来的没有句调的语言单位，又称为词组”［1］。邵本的定义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构成的句法结构单位”［2］。两者都认为短语大于词，但又不构成句子。
2、短语基本结构类型
（1）相同点
两本教材对短语的五种结构类型分类是一致的，验证了邵本在第一节介绍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中第四点提到的：“短语结构跟句子结构以及词的结构基本一致”［2］。
（2）不同点
第一，两本教材使用的术语不同，黄廖本使用的是“动宾和中补”，而邵本则使用了“述宾和述补”，笔者认为此现象应该是学术界对该类型短语在句中所起到作用采用不同表述所造成的。
第二，在短语的分类上，邵本将短语分为两类，即“词组”（实词与实词按照结构组合）与“结构”（实词与实词的非结构组合以及实词和虚词组合）。而黄廖本则分为“结构类”和“功能类”，“结构类”即是短语/词组的五种基本结构类型，“功能类”上将短语分为：名词性、谓词性和加词性词语。将两种分类结合起来了解，有助于使用者更好地了解并掌握词类。
3、短语的分析方法
在短语的分析方法上，黄廖本使用的主要是“层次分析法”，也称“二分法”；而邵本对传统析句方法没有全盘否定，不仅引用了“层次分析法”，而且采用了传统的“中心语分析法”。在介绍如何使用“层次分析法”之前，邵本先从理论上阐述了“层次分析法”的三条原则，即“结构原则”、“功能原则”和“意义原则”，后强调在具体操作时“语感”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就使得使用者在分析短语时能够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从而做出正确分析。
（四）句子的比较
黄廖本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句子成分”、“单句”和“复句”，体例上依照传统的模式，侧重讲解知识点。而邵本在谈到“单句”的时候，引用了三种句子系统即“句型”、“句式”和“句类”，这是分析句子的基础；再穿插当今学术界句子分析的相关理论，从应用的层面更全面地把握句子；最后介绍复句及其类型，邵本句子部分的内容由这样的“三部曲”所呈现。黄廖本的侧重点仍为知识点多一些，没有修改过多，目的是希望“好教”和“好学”，相应的知识点也比较浅易，侧重基础知识教导，在书中还增加了“病句修改”和“标点符号”的内容，也体现出黄廖本更重视的是使用者对现代汉语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邵本在这一部分第八至十二节中，花了众多笔墨介绍句法结构的语义分析、歧义分析以及句子的动态分析，侧重于培养学生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可以看出邵本的新颖性，也体现了其“语言动态观”。下面从四个方面具体对比分析。
1、句子/句法成分
在句子成分上，黄廖本在第五节专门介绍了“句法成分”，指出了句法成分九大类别：主语、谓语、动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心语和独立语，在课后“思考与练习”题中也设置了许多相应题目，可以由此看出黄廖本对句法成分的重视。而邵本并未明显地提及句子成分，只是在“句型系统”内容中提到句子的特殊成分，即独立成分、提示成分。
2、单句的分类
黄廖本分析“单句”时，只提到了“句型”和“句类”，并进行了分类。在非主谓句上，黄廖本将拟声词句归入非主谓句，而邵本将否定副词归入非主谓句，二者皆采用了“二分法”，在类别和下位分类上大致相同。在“句型分析”这一章节，邵本对传统的“中心语分析法”进行介绍，还增加了“句型分析的原则和方法”，且对“中心语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做出比较，分别论述二者优缺点，让使用者对两种分析法产生更加全面的认识。
在句类上，二者都分为四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但邵本相较而言在此部分所用笔墨更多，不仅详细介绍了四种类别的定义和特点，举例也更加鲜明，在“祈使句”部分还从理论上指出并论述了“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的不对称现象”，从介绍知识点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邵本将单句从理论上分为“句型系统”、“句类系统”和“句式系统”三个角度去分散介绍内容，使得整体显得更系统完善，也摆脱了旧版教材的结构体系，增加了教材的逻辑性。
3、析句理论
邵本现代汉语句子分析的内容一共有四节，从第八节“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开始到第十一节“句法语义的认知解释”，认为分析句法结构不仅要从形式上进行，还要进行语义分析，这样就使得句法分析更加全面立体化。第九节进行了“歧义现象分析”，便于掌握句法结构的分析方法，同时可加深使用者对汉语结构复杂性和精细性的理解。第十节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句子，邵本介绍了“移位”、“省略”、“插入”和“追补”四个方面，因为句子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可能一成不变，如此有助于使用者在对句子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增加动态了解。最后一节“句法语义的认知解释”则从跨学科的角度阐述句法语义，融入“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语言学结合心理学研究探讨，使读者耳目一新，激发学习兴趣，也展示了现今学术界多学科的研究方向。
4、复句类型
在对复句的分类上，二者分歧较小，但邵本的分类更为细致，从语义特征角度分为十小类，区分了复句的平等、轻重、顺理和违理四种关系。在“关联词”上邵本进行了详细地列举，例句丰富；黄廖本没有具体分析关联词，仅在“复句的常见错误类型”中提及。
二、造成两本教材语法部分存在差异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
二者产生于不同的年代，相差的时代背景必然会使两本教材的内容和结构有所不同。黄廖本产生在学术研究因历史原因中断十年之久的时代背景下，当时已有的“现代汉语”教材已不适应语言发展和社会需要，于是1978年高教社计划编写了新版《现代汉语》，出版至今40余年。在编写之初便明确了“好教”、“好学”和“效果好”的“三好”目标，以“精益求精、反复修订”为特色，由此形成黄廖本注重“基础性”和“知识性”的教学特色，使用程度广泛，受到一致的好评。邵本伴随第四次教材改革产生，出版于21世纪，是一本新世纪的“新”教材。以“编写一部适应21世纪需求的采用新思路框架并且切实好用的全国高校普遍通用的优秀新教材”为目标，这便使得邵本编写时十分注重教材的“新颖性”，在吸收其他现有“现代汉语”教材的基础上进行“继承性地创新”，以便现代汉语教学能够适应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
（二）语法体系
二者在语法体系上存在差异。本文所说的“语法体系”是指语法学体系，语法学说的系统性是指语法学者根据自身观点在研究和解释语法事实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分类术语等的系统性。在语法体系上，两本教材存在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本位观”的有无。那么何谓“本位观”呢？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从方法论角度把它看作一种研究的出发点”［4］，例如黎锦熙的“句本位”就是把句子看作语法研究的出发点，并以它为中心和衡量标准。1、黄廖本
黄廖本第一版“兰州本”出版于1978年，以《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下简称《暂拟》）为参照进行编写，期间经过多次修订。《暂拟》于1954—1956年编订，属传统语法体系，重视词法和句法分析，体现“词本位”和“句本位”观。1981—1984 年制订的“新教学语法体系”即《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简称《提要》）成为第二个教学语法体系，于1988 年秋季开始使用，贯彻至今。1991年1月，黄廖本参照《提要》对原“兰州本”进行修订，黄廖本《现代汉语》“增订版”随之产生，形成了以“短语本位观”为主的语法体系。
2、邵本
邵敬敏本人主张“无本位”，因此，其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自然舍弃“某某本位”的观点。邵敬敏曾明确指出“本位观”可能带来的弊病，一是会导致对其他非本位的忽视，二是割裂了语法体系中各级语法单位的有机联系，三是如果各家都声称某本位，就会出现语法单位都成“本位”，“本位”一多，实际上就成“无本位”。“这种种本位说，实际上都是误区。一旦陷进去，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限制了自己的眼光，把自己的受教捆绑起来。用某某语言单位做本位，这本书就是一种缺乏全局观念的‘单视点’研究思路。”［4］基于此，在邵本语法章节，没有特别的主流语法单位，甚至连“语法单位”都索性避而不谈，只在各章节涉及到“语素”、“词”、“短语”和“句子”中分别举例说明。可以看出邵本不仅主张“无本位”，还有意淡化语法单位的概念思想。
从黄廖本的“短语本位观”到邵本的“无本位”，可感受到语法学界的趋势，摆脱了西方语言理论的框架，转而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进行语法研究。例如邵本在第四章“语法”的第一节“现代汉语语法概述”中明确指出和强调了汉语语法最根本的总特点，即“不依赖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借助于语序、虚词等其他语法手段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明确更正站在依赖丰富形态变化表现语法的印欧语言的立场出发得出的“汉语语法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说法［4］。从这一方面能看出邵本试图为汉语“正名”，摆脱印欧语言研究的眼光。
（三）语法思想
黄廖本经过修订后，遵循“三个平面”的语法思想，而邵本在黄廖本“三个平面”语法思想上，吸收最新的学术成果，增加了“认知层面”的内容，体现出了现今语言学研究中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因此在教材编写和内容编排上，侧重于将新的语言研究成果注入教材内容中，但邵敬敏先生也在《现代汉语通论》第一版后记中指出“只是吸收近二十年来现代汉语各个分支学科研究的比较成熟的优秀成果”，并非标新立异。邵本的编写思想是为了“提高学生语言素质和语言能力”，这也更加适应21世纪现代汉语的教学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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