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传伟

　　一

　　深冬，子夜，老家土坯房外北风“呼呼”作响，刺骨的寒风从房顶瓦片缝隙中灌进屋内，直让人瑟瑟发抖。

　　隔壁房间木桌上煤油灯下，一摞稿纸，一支钢笔，或抬头苦思，或挠头冥想，或伏案疾书，钢笔与稿纸发出“沙沙”的摩擦声，煤油灯的火苗左右闪烁，忽明忽暗，映着父亲的脸颊，照着稿纸上文字……

　　在父亲旁不远处，劳作了一天的母亲借着微弱的灯光，一针一线为家人们缝补着衣裳，她时而起立给父亲揉一下肩，倒一杯水，时而轻脚轻手走到床前给我盖被子……

　　这场景经常在我半夜醒来时出现，那个时候我大概3至4岁吧，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

　　家乡粉壁是大巴山脚下的一个普通乡场。那时，国家刚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走出来，家乡和全国其他地区众多农村一样贫穷落后，山上光秃秃的，几乎看不见一棵树。贫瘠荒芜的土地里，杂草丛生，家里祖孙三代共8人居住在3间土坯房内，常常上顿不接下顿，艰难度日。

　　此时，有着高中文化程度的父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在离老家4公里外一个村小当代课老师，他把一个月学校发的几斤粮票全部留在家中，自己却每天饿着肚子给孩子们上课，好几次晕倒在讲台上……

　　从那时起，父亲在老家就小有名气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信手拈来。父亲常常半夜起床写稿，一写就是天亮。天亮后，他早早赶到乡邮政所，把稿件寄出去，然后静静地等待……

　　一天，两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等来的结果不一样，有时候是泥牛入海，有时候也会惊喜不断。每每这个时候，我们全家都和父亲的心情一样，企盼所有稿件都变成铅字，虽然一篇稿子仅有几角钱的稿酬，但对于当时来说，能为家里买回好几斤煤油和食盐了。

　　1983年，改革开放第四年，父亲从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每月工资由原来的8元增加到了18元。祖父和继祖母开始种植甘蔗、生姜等经济作物，母亲也养殖了为数不多的家禽，虽然家里的生活条件好了许多，但父亲写稿的热情却有增无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那盏煤油灯下，一杯茶水，一摞稿纸，一支钢笔，一样的坐姿，一样的场景……

　　当时，还不谙世事的我认为父亲写稿是生活所迫，补贴家用。每每问他是不是为了挣稿费时，他总是摸摸我的头，笑而不答。

　　上小学时，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姐姐和两个哥哥对文学也是情有独钟，姐弟四人的作文总是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全年级朗读，班上的黑板报上也常常出现我们的文章。

　　那时，我开始发现，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父亲的文学梦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姐弟血液里。

　　二

　　时间悄悄划过指尖，我们姐弟四人渐渐长大。1989年，姐姐嫁人，大哥开始师从于老家有名的老中医，二哥就读县中专学校。令全家最高兴的是，年过不惑的父亲通过自考，取得了达县高等师专学校毕业大专文凭，并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成为老家初中语文课研组组长，多个班级的班主任，还经常被临时抽调县委、区委工作。

　　“传道、授业、解惑”，父亲自17岁拿起粉笔开始，就决定把毕生的精力奉献在三尺讲台。转为公办教师后，他更是把教育当事业干，视学生为自己的孩子，一些家庭极其困难的学生经常吃住我家，母亲给他们浆洗衣裳，纳新布鞋，尽管那时我们家里也很穷，但母亲没有一点怨言，总是想法设法让我们不饿肚子。父亲风趣幽默，教语文有一整套方法，学生们都喜欢听他讲课，课堂上不时发出朗朗笑声。课堂外，学生们总是常常把父亲的寝室围得水泄不通，请他批改作文。他所带的班级考试成绩长期保持第一二名，他年年被地区和县上表彰为“优秀教师”。

　　手提式“海燕牌”、“上海牌”收音机风靡着八十年代，那时候谁家能拥有一台这样的收音机，是很酷很炫的事情。我们兄妹几人几乎每人手里都有这样品牌的收音机，走到哪里都不离身，甚至晚上睡觉都会放在枕头下面，这些收音机都是地区和县里给父亲的奖品。

　　他的学生数以千计，后来有的成为岗位标兵、学术骨干，有的成为新闻记者、作家诗人，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走上了相当级别的领导岗位。学生们十分敬重他，时至今日，仍有像安全东（号三半斋主人，著名诗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华诗词论坛网络学院导师、参议员和特聘高级顾问）这样的学生隔三岔五回老家看望父亲，与他小酌几杯，吟诗作赋。

　　1991年9月的一个黄昏，70岁的祖父突患脑溢血离世，全家10多亩土地活儿全部落在了父亲母亲肩上。

　　母亲姓李名运兰，外祖父离开人世时，她刚满6岁，姨妈不到4岁。后来外祖母带着两个女儿改嫁张家，先后生养了6个儿子。此时，国家正处于抗美援朝的艰难时期，面对每顿多张嘴吃饭的压力，外祖母和继外祖父的生活举步维艰。无奈之下，刚满10岁的母亲带着小自己两岁的妹妹回到了李家，寄养在叔父家。年幼丧父的母亲和姨妈，聪明伶俐，懂事勤快，被没有生养的叔父婶娘视为己出，当做掌上明珠，并送母亲完成了高小学业。那时候女孩子能拥有高小文化，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幼年时的磨难历练了母亲坚强、善良、忠厚、勤劳的品质。刚到我们家那会儿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母亲每天挣的工分比其她妇女多一倍，是全公社出名的劳动模范。责任田包产到户以后，她每天起早贪黑，总有忙不完的活儿，特别是农忙季节，天刚微微亮，她就扛起锄头在田间地头忙乎起来，男人们做的犁田、编竹器等重活儿，她都不在话下。忙完一天回到家里，母亲不管再累，都要到厨房为家人做饭菜。即便那时候家里很少吃上大米，红薯、土豆之类的只要经过母亲的精心烹饪，都会变得十分可口。母亲性格不急不躁，与乡里乡亲和睦相处，几十年都没有和邻居说过一句红脸话，谁家有什么困难，哪怕宁愿自己吃亏，她都会尽最大努力帮上一把，是远近出了名的贤惠人。

　　苦难和不幸这对孪生姐妹总是伴随着母亲，1979年冬天，那时候我还不足一岁，一天早晨，寒风呼呼地吹，正在山上割草的母亲，突然脚下一空，狠狠地坠下近100米高的崖底。通过一个多星期的抢救，命大的母亲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经过两年多的治疗，顽强的母亲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但落下了神经衰弱、泌尿系统失禁等后遗症，这些痼疾顽症后来伴随了母亲一生，直至老人家2011年春节前去世。

　　父亲儿时的经历跟母亲一模一样，父亲还在3岁的时候，祖母就离开了人世，祖父既当父亲，又当母亲，把父亲抚养成人，把所有的爱倾注在了父亲身上，两父子的感情不言而喻。

　　祖父饱读四书五经，满腹经纶，对父亲影响根深蒂固。他乐善好施，古道热肠，村子里谁家修房建屋，谁家婚丧嫁娶，都是他忙里忙外。他崇尚中庸之道，德高望重，邻里发生矛盾纠纷，他都要出面调解，让双方握手言欢。祖父敢为人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生产队里第一个种甘蔗和生姜，被乡政府树为“致富能手”，在他的带领下，很多家里都种上了甘蔗、红桔等经济作物。为了减轻儿子儿媳负担，祖父主动提出分家，并让我的姐姐每顿跟自己吃饭，姐姐出嫁后，祖父又把我大哥接在一起吃住。

　　祖父是个乐天派，每天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喜欢喝两杯。每逢当场天，都要打一两斤红苕酒回家，母亲拌一盘黄瓜、炸一些花生米，炒几个存放了很久都舍不得吃的鸡蛋，有时候会出现少许的腊肉和几片香肠，等上完晚自习的父亲回到家喝上几杯。每每这个时候，家里所有人都将生活的艰难和一天的辛苦抛至脑后，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笑声不时从瓦片缝隙中传出房顶，这是全家最温馨的时刻。祖父喜欢打四川大鼓和拉二胡，不管农活再多，他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把我喊到院坝里，从衣服口袋里变戏法似地抓出几颗花生，几片饼干或一把麻花给我，然后坐在板凳上，如痴如醉地给弹唱起川剧。皎洁的月光下，鼓声、二胡声伴着他厚重的腔音，在夜空中飘得好远好远……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继祖母何氏来到了我们家。继祖母比祖父大接近10岁，清朝末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刚到我们家时还缠着“裹脚”。她之前已经嫁过一次，由于没有生育，被婆家人长期歧视。继祖母虽然个子小，身体单薄，但十分勤快，每天和祖父、母亲一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父亲母亲和我们都很尊重她，从没有把她当成外人。祖父的突然离世，对年近八旬的继祖母打击很大，她好几天没有喝上一口水。当然，对父亲来说更是当头一棒，让父亲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极度悲痛之中。

　　从悲痛中走出来的父亲，不得不面对特别巨大的家庭负担。老家离乡场上很近，走路不到10分钟的路程，父亲每天都要往返学校、家里好几趟，上完课后，便急匆匆地赶回家和母亲一道忙农活，干完农活又抄小道跑步到学校。特别是在农忙时节，父亲急匆匆地扒几口饭，一阵小跑到学校。这样的镜头，多年来在无数个严寒酷暑、无数次狂风暴雨中反复上演，导致父亲患上了严重风湿性关节炎，至今仍未痊愈。

　　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忙里偷闲“爬格子”，但更多的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备完第二天的教学课，还要挤时间写一些杂谈、感悟、教研理论之类的，应邀帮别人改改文章，写写楹联，虽然那几年没有发表更多的作品，但不难看出，他的文学梦已经浸透到了内心深处。

　　三

　　父亲的文学梦深深地影响着两个哥哥和我，特别是我发誓要像父亲一样“笔墨惊天地，诗成泣鬼神”，但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

　　1992年，已经拜师学医五年的大哥被师傅撵了回家，原因就一个，经常背着师傅偷偷看武侠小说，且屡教屡犯。在母亲一个多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说下，大哥终于又捧起了医书，并在父亲的强力监督下，报考了达县卫校，正因为有那时父亲的坚持，大哥今天才成为了老家远近闻名的医生。

　　与大哥相比，二哥的文学梦更为“疯狂”。在读初中时，他不知从哪里弄回了《鲁迅全集》、《平凡的世界》、《雨果文集》等著作，并悄悄参加了福建“榕花”文学社，还发表了好几篇诗歌和散文，成为被当时班上乃至全校学生顶礼膜拜的“人物”。就读县中专学校后，他“不务正业”，在学校创立文学社，举办诗歌研讨会，用现在的称谓就是“文化沙龙”。眼看不到1个月时间就毕业了，他却写信告诉父亲，说要当“流浪诗人”。

　　读罢来信，父亲母亲心急如焚，他们早早起床，搭上乡上到县城一天只有一趟的客车。见到二哥时，身着白色牛仔裤、脚穿黑色尖头皮鞋、长发飘飘的他已经准备好出门的行囊。有些驼背的母亲一把拉住二哥眼泪直流，父亲站在一旁，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只是睁大眼睛盯着娘俩。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许久，父亲冒出一句话。按照以往，父亲绝对会想尽一切办法，劝回这个不听话的“冤孽”。但父亲没有这样做，而是买了一瓶价值3元钱的高粱白酒给二哥“饯行”。

　　第二天一早，二哥敲响了父亲母亲所住招待所的门。他们一脸惊愕，二哥头上的长发不见了，下巴上的胡须也剃得精光，当他刚嘴巴吐出“不走了……”几个字时，两行热泪从父亲的眼睛里悄然滑落下来。

　　那时的我，已经上初中了，特别崇拜父亲和二哥，心底里也萌发了“诗人梦”。读初一的时候，我就把父亲珍藏多年的《毛泽东诗词》据为己有，厚厚的一本书我背得滚瓜烂熟。

　　我开始慢慢厌倦其它课程，除语文外其他成绩一落千丈，班长、学习委员的“职位”也“拱手相让”他人。父亲着急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只有回家脸朝黄土背朝天了！”临近中考，父亲让我参加了补习班，开始恶补数学、英语课。

　　在跌跌撞撞中，我跨进了高中门槛。

　　老家的乡场上没有高中，只有到离家20里路的镇上去读。离开了父亲视线，我重蹈覆辙，更加喜欢文学了，对其他课程得过且过。每次考试两极分化，语文全班第一，数理化成绩仅及格而已，父亲母亲常常为我的表现长吁短叹。

　　高中三年间，父亲的经济负担加剧，家里常常入不敷出。繁重的农活让母亲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家里面每天都弥漫着药味。大哥学医师出，开始谈恋爱、结婚，父亲到处筹措资金为他开设了门诊。当代课教师的二哥一个月工资仅有几十元，家里借钱为他盖了两间新瓦房，作为他结婚新房。1994年，家乡终于通电了，结束了照煤油灯的历史，但家里穷得有时候连电费都不能按时交。为减轻家里负担，我两次提出退学，帮助家里干农活，但都被父亲母亲一顿训斥。

　　1995年夏天，高考落榜了，我被自己阻挡在了大学门外。父亲决定让我复读，我一听这话，抽身便走，扛着锄头走进了田间地头。打小就帮家里干农活的我，就如初生之犊，有使不完的力，用不完的劲，种起地来得心应手，邻居们都说我是种田的一把好手。

　　而父亲母亲并未因家里多了一个劳力而感到高兴，却始终在担忧着我的前途。以此同时，父亲也在悄声无息中提升我的写作水平，他写信给在外地工作的学生们，隔三岔五给我寄回一些文学书籍。放学回来，父亲还不忘手把手教我练练毛笔字。

　　累并快乐着，那半年，我不仅身体变得更加强壮了，更多的是再次感受到了父亲母亲的艰辛和不易，也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和意义。

　　“要不，到部队当兵去？”一天，父亲征求我的意见。那时，四舅和姨妈两个儿子正在部队里服役，四舅是黑龙江部队的一名营长，两个表哥一个是陕西陆军汽车团军士长，一个是天津坦克旅坦克长。说实话，我曾很多次向往像他们一样走进部队，在这个大熔炉里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文学梦一直困扰着我，让我进退两难。“文学梦与军人梦不冲突”，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下，我回归到了现实。

　　报名、体检、复检、政审，我一路过关斩将。听说到海拔3000多米的甘孜藏区当武警，执勤训练，还要看押犯人，父亲母亲似乎有些后悔。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选择部队，就要义无反顾，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母亲抹着眼泪，依依不舍地把我送上车……

　　隆冬时节，大巴山雨雾绵绵，父亲的右脚关节炎又季节性地发作了，行走极为不便，但他执意要送我到县城。在武装部，我换上了崭新的橄榄绿，父亲围着我转了好几圈，笑盈盈地说“如果你爷爷在，一定会高兴得合不拢嘴”，说这话时，父亲的眼圈红红的。晚上，父亲和我挤在招待所的单人床上，父子俩彻夜长谈。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了，他还要赶100里路回去给学生们上课。浓雾中，只见混沌一片，县城的路灯就像一朵朵桔黄色的小花，我搀扶着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你娘把那头猪给卖了，200元，你拿去吧”，父亲从陈旧的中山装口袋里摸出叠得整整齐齐的钞票，“啥？”我不敢相信他说的话，那头猪可是全家人一年的油水啊。眼看我要生气，父亲拍拍我的肩豁达地说“别担心，家里还有我呐”。我根本听不进去他说的话，扭头就走。“哎哟，我这不争气的脚”父亲刚追了几步，就蹲在了地上拍打自己右腿，我赶紧转过身跑去扶起他。“这样，拿一百吧，这是我们的心意”，父亲把100元硬塞给了我，我知道推辞不下了，抽出50元交给了父亲，说“部队有津贴，50元足够了”。父亲拿着钱，在浓雾中发着呆，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又没有说出口。

　　“我走了！到了部队，保重身体，记住给家里写信”，几分钟后，父亲转过身，提着我换下来的一包便装，一瘸一拐，一走一停，很吃力的向前走去，浓雾中父亲的背影时隐时现，慢慢化成一个小黑点，最终消失在我的视线中。这时候，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中关于父亲的描写，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回到招待所，我发现迷彩行李包重了许多，拉开拉链，里面多了好几本文学书籍，其中有我最喜欢的《毛泽东诗词》，这本书出版于60年代，父亲珍藏了30多年。

　　顿时，我又明白了许多……

　　四

　　一路西行，一路翻山越岭，期许中夹杂着几分忐忑……

　　经过几天的颠簸，运兵车把我们运到了泸定县一个叫小烹坝的地方。这里就是新兵集中训练的教导队，318川藏线从教导队大门口横穿而过，营房后面就是日夜奔腾不息的大渡河，河的对岸是连绵起伏的大山，这山比老家的山大得许多，高耸的山尖直插云霄，从山脚到山顶有一条“之”字形的土路，站在教导队的操练场向山上望去，蜿蜒崎岖，让人不寒而栗。班长告诉我，你别小看这条路，当年红军就是经过这条路抵达陕北延安的……

　　对红军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新年元旦当天，我们开始了从军后第一次长途徒步拉练，目的地就是7公里外的泸定铁索桥，小学课本上《飞夺泸定桥》里描写的场景在我脑海里清晰可见。

　　泸定铁索桥建造于清康熙四十（1701）年，是川藏两地的咽喉要塞，它位于泸定城西，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桥身全长101米、宽2米、用13根铁索连接两岸，桥面到水面数十丈高。

　　这是第一次走上桥，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行至桥的中部时，桥身左右摆动，犹如荡秋千一样。桥下，放荡不羁的河水从上游山峡里倾泻而下，冲到岩石上，飞溅起数米高的浪花，水声震耳欲聋。抚摸着锈迹斑斑的铁索，伴着惊涛骇浪的大渡河水，聆听着老红军对那场伟大战役的述说，我与其他新战友一样，再一次被22名勇士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事迹和伟大的红军精神深深感动了。

　　回到教导队，我写下了《沁园春·泸定桥》（后发表于《人民武警报》、《四川武警报》）——

　　“神州昔日，三座大山，万众倒悬。幸工农红军，救民水火；长征铁流，滚滚向前。飞夺泸定，跨越大渡，叱咤风云战天堑。留丰碑，谱千秋青史，誉满人间。

　　华夏今朝新颜，是改革开放谱华篇。吾赤心向党，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勇挑重担，从军卫国，安心高原，条令条例记心田。做传人，固钢铁长城，无私奉献！”

　　新训大队最高首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叫王栋良，时任支队副政治委员，全权负责我们这年度新兵的训练教育工作。王政委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爱好广泛，写一手好字，当过电影放映员、新闻报道员，是全总队有名的“才子”。他也来自农村，当过知青，落过榜，他爱兵如子，深受官兵们拥戴。他军政素质过硬，先后参加了10余次剿匪战斗，多次立功受奖。

　　王副政委成了我从军路上第一位引路人，对我的影响十分深远，多年来他一直激励着我要矢志不渝地去追求梦想。

　　入伍后的第一个月，我领取了25元津贴，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笔收入。我给自己留了5元钱，把剩余的20元寄给了母亲。“幺儿越来越来心疼我了……”，母亲拿着汇款单，擦拭着眼泪，嘴里絮絮叨叨个不停，一旁的父亲反复读着我的来信，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新训三个月期间，我参与的板报屡获第一名，春节联欢晚会我和战友自创自编自演的小品斩获金奖，每场篮球比赛是主裁判，新训结束时还获得了嘉奖……

　　新训结束了，肩扛列兵军衔的我分配到了机动某中队。中队位于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镇、藏汉交汇中心和情歌故乡的康定。康定城坐落在群山层叠的峡谷之中，两岸峰峦夹峙，折多河、雅拉河浪卷雪山之水穿城而过，汇入大渡河，流向长江……

　　中队就在著名的跑马山下，以军事过硬、战斗力强而著称，是“武警部队军事训练标兵中队”。虽然每天日出到日暮都是高强度的训练，但苦中有乐，过得十分充实，班长和战友们对我关爱有加，特别是中队长胡志龙和指导员谭程富把我当成“宝贝疙瘩”，一门心思地想把我培养成中队文书。

　　胡队长和谭指导员的“计划”泡汤了，几个月后的一天上午，我的调令飞到了中队，新的单位是支队政治处宣传股。要离开中队了，我与战友们依依惜别，虽然在中队只摸爬滚打了三个月，但我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光荣集体，当军用吉普车驶出中队营区的时候，和我一起长大、又一起入伍的儿时伙伴邓茗友和文松元跑到车旁，泪眼婆娑“常回来——”，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这里是全支队最高指挥机关，你一定要珍惜机会，虚心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发挥你的特长……”王副政委把我喊到办公室，像长者一样叮嘱我，眼神里投射出颇多期许。我被安排在了电影组办公室，同办公室的还有两名老班长，陈姓班长是支队放映员，写一手好字，马上要读军校了；郑姓班长是新闻报道员，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新闻稿件，是支队响当当的“笔杆子”，我向他俩投去了钦佩的目光。

　　最初，我承担的是管理军人俱乐部和机关广播工作，每天晚上七点整，支队首长和机关战士们就会准时来到俱乐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七点半后，大家开始点唱卡拉OK，直到九点半结束，待到曲终人散后，我便开始打扫俱乐部和政治处每个办公室卫生。第二天一早，我便早早起床开始播放起床号、出操号……直至晚上十点播放完就寝号后，我便回到办公室看书，阅读报纸。

　　这段时间的生活看似循规蹈矩，又如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但却为我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时间，我学会了放电影，学会了在暗室中洗黑白照片的技术。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几十本有关新闻写作书籍，饱读了中外数百篇优秀的新闻作品。

　　我如痴如醉地爱上了新闻写作，父亲的文学梦和我的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深处悄然升腾……

　　五

　　1996年10月，王副政委已经升任为支队政委了，他和副政委何显阳以及其他首长一样为我的变化而感到欣喜，决定把管理俱乐部和播放广播的任务交给司令部，让我专门担任专职报道员。我欣喜若狂，终于可以潜心写作了。

　　从此，我开始拼命地写啊改啊，就像一个登山爱好者走进珠峰大本营一样，望着珠峰之巅那绝世风光，憧憬着“一览众山小”的场景，顾不上沿路随时都有雪崩的危险，以及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一步一步拼尽全力向顶峰攀登。

　　晚饭后，战友们在俱乐部了看电视、唱卡拉OK，我却坐在办公室冥思苦想；熄灯后，机关家属区已经一片寂静，我却在灯光下与严寒对抗。就连有时候已经在酣睡中，也突然打个激灵，“嗖”地一下蹦下床，打开台灯，迅速记下梦里的场景，哪怕是一个题目或者一句话。写啊改啊，我不知道写了多少，一篇接一篇稿子寄出去，一天又一天掐指算着报纸到来的时间，一次又一次奔向收发室，一遍一遍地翻看着报纸，可就是始终不见我的名字。

　　远在家乡的父亲也跟我一样，渴望我的名字早点变成铅字。每逢当场天中午他给学生们上完第二节课后，便利用课间15分钟奔向邮电所，以最快的速度翻看报纸，寻找是否有我发表的新闻作品。

　　知儿莫过于父母。父亲来信了，信中介绍了当年他创作初期的尴尬，当年的报纸和媒体少之又少，发表作品的几率低而又低，但他没有退缩，而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不懈坚持，最终变成了铅字。“不到长城非好汉”，父亲再一次激发了我的斗志。

　　“电话，你父亲的电话！”一天中午，支队值班干部急促地敲响了我宿舍的门。

　　拿起话筒，电话那头真的是父亲的声音，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家乡上那时候还没有程控电话，乡政府仅有一台老式摇柄电话，要拨打长途电话只能到县邮电局。这是第一次听见父亲电话里发出的声音，虽然距离两千多里，但我感觉他就在我眼前，我们都感应到了对方的气息，还有彼此“砰砰”的心跳声……

　　“爸——”我刚一张嘴，泪水夺眶而出。

　　“伟娃子，我专门到县上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川日报刊登了你的作品，祝贺你，继续努力！”一会儿，父亲打破了沉寂，喊起了我的乳名，话语间难掩喜悦之情。

　　放下电话，我迫不及待地跑回办公室，翻阅近几天的《四川日报》，发现了我的名字，我的心快蹦到嗓子眼儿了。虽然这则消息不足百字，所处位置也挨着报纸中缝，但它让我看到了希望……

　　从那以后，我的作品不时见诸报端，但更多的是“豆腐块”、“火柴盒”。1997年，我决定参加《解放军报》新闻函授培训班，父亲母亲省吃俭用给我寄来了300元培训费，我写作水平和技巧有了大幅度地提高，当年我就发表了消息、通讯200多篇，其中中央、国家、省级报刊电台100多篇，年底被总队表彰为“优秀报道员”，我也加入了党组织，提为副班长，评为“优秀士兵”，并荣立三等功。

　　“当今时代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不能只靠文字，更要学会拿起相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全面开花”父亲来信告诉我。那时，全支队上下仅有一部理光相机，我对摄影已经垂涎已久。能自己拥有一部相机是多么惬意的事情，我连做梦都在想着这事儿。就在关键时刻，父亲给我寄来了1000元钱，鼓励我购买一部相机。

　　此时，父亲刚获得中学二级教师职称，每月的工资虽然涨了一些，但仍不够母亲的医药费，加之还要赡养继祖母，父亲的负担依然很重。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把微薄的稿费和津贴积攒起来，隔三岔五地给家里寄上几百，尽力帮着缓解父亲的负担。一千元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部队团级干部的月收入，而父亲一下子给我寄来了这笔“巨款”，不知他又从哪里东拼西凑起来的。我二话不说，将这笔钱退了回去，但购买相机的想法愈来愈浓。

　　康定的建筑密度很大，房子挨着房子，密密麻麻，熙熙攘攘，部队机关大院拥挤不堪，办公住宿用房十分紧张，致使机关没有修建食堂。机关把每人每天6元钱的伙食费按月发给我们自行安排，我认真的盘算了一下：每月节约100元伙食费，加上60元的津贴，再加上平均每月收入100元的稿酬，每月存钱可达260元，如此坚持下来，不出半年，我便可以购买一部上千元的照相机了。于是乎，我开始实施起了攒钱计划。每天上午10点左右，我开始吃早餐，几块军用压缩饼饼，两杯白开水，把肚子填得半饱；下午3点左右，我便来到机关后门外一小吃店，饥肠辘辘地吃上一碗火锅粉。

　　这家名叫“如意小吃”的火锅粉店，在康定小有名气，门口有两三步台阶，店面不足十平米，只能摆下两张小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子上，一口锅“咕噜咕噜”地煮着汤料，香气从门内飘到街上，让众人驻足停留，美美地吃上一碗才肯离去。

　　老板姓王，个头不高，比较单薄，约莫50岁，跟父亲的年龄相仿，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见人就主动打招呼，我称他“王伯”。王伯的祖籍在山东，其父亲是解放军，当年修建川藏线时因受伤留在了康定，与当地一藏族姑娘结婚生下了他。王伯自幼心灵手巧，是康定木材厂一名老师傅，手艺一流，带有好几个徒弟。王伯老伴常年患病卧床不起，儿子在成都读大学，加之木工厂不景气，家里巨大的开销让王伯选择了提前退休，开起了这家火锅粉店。

　　瞧我每天不在饭点的时候光顾他的小店，王伯甚是好奇。“小伙子，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这样，营养哪里跟得上哟”王伯听完我的叙述后心痛地说，把小碗给我换成了大碗，碗里又多了一些粉条、绿豆芽和肥肠，并从电饭煲里舀来一碗白花花的米饭。“这就是你今后的标准，不加价，还是收你两块钱”，拴着围裙的王伯用他有些油渍的右手，拍了拍我的肩说，眼神里饱含着满满的爱。

　　门外，雪花在狂风中漫天飞舞；店内，蜂窝煤炉子里窜出蓝色的火苗，锅内“扑通扑通”的翻滚着，整个店面里弥漫着浓浓的香味。王伯与我相对而坐，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相，他边笑边说“孩子，慢点儿，别噎着……”

　　王伯在2014年4月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由于我正在北京学习，很遗憾没有送老人家最后一程。待我再次去看望他时，他的坟头上已是芳草萋萋……王伯在世时，我每次到康定出差都会去家里陪他坐一会儿，给他一些钱物，不管我是否吃过饭，他都会给我亲自煮上一碗火锅粉，那味道跟当年一模一样……如今物是人非，但每每想起王伯，我的心不由得涌起阵阵酸楚。

　　半年后，愿望实现了，一部崭新的凤凰牌相机挂在了我的胸前，我把镜头对准了长期战斗在雪域高原的战友们。

　　人们常说“在高原呆着就是奉献”，甘孜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俗称康巴高原，这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含氧量只有内地的70%，褐色的岩石与不化的冰峰常年对峙，石渠、理塘县还被地理学家划为“永冻层”，被生物学家划为“生命禁区”。“驻守生命禁区，青春和太阳一起燃烧”。常年生活和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友们，头顶警徽，脚踏冻土，日日夜夜守护着藏区的和谐安宁，他们的赤胆忠诚和无私奉献精神每时每刻都在感动着我。上高原、下哨所，冒严寒、斗风雪，我跑遍了所有基层连队。

　　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让我患上了严重的鼻炎和直肠炎，特别是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鼻粘膜经常破裂，血流不止。领导好几次把我送到医院手术治疗，我都悄悄溜出了病房。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千余篇文字报道和摄影作品频频见诸报端，支队年年被总队表彰为“新闻报道先进集体”，一些作品获得不同奖项，我被好几家报社聘为“特约记者”和“特约撰稿人”，连续几年立功受奖，并被评为“武警部队特别优秀新闻报道员”。

　　一张张立功通知书和喜报不断地飞向家乡，父亲几乎每天都要站在贴满喜报的墙壁前端详好几遍，那眼神，那笑容，充满了欣慰和自豪……

　　六

　　考军校、提干是每个战士梦寐以求的事情，相对其他战友而言，我考军校的愿望更为强烈。1998年夏天，在武警部队军事院校考试中，我仅以2分之差被阻挡在了军校门槛外，加上几年前的高考，这是我第二次落榜了，我的心情降到了谷底。

　　“战地黄花分外香，有意义的辛苦是幸福的；有作为的付出是充实的；有价值的奉献是乐趣无穷的”父亲又来信了，字里行间没有一丝责备，相反地全是鼓励。这之前，父亲取得了中学一级教师资格，按相关政策规定，家属和未婚子女可以农转非，对于我来说，取得城镇户口就意味退伍可以安置工作，但我没有同意父亲农转非的意见。因为，自选择从军这条路时，我就暗下决心不再给家里添乱了。

　　北风萧萧，雪花飘飘。康定的十月，比内地冷很多，肆虐的风夹着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山谷咆哮而来，像刀子一样刮着人们脸，光秃秃的树桠枝在风中乱舞，跑马山上已经铺上一层厚厚的雪。每年这个季节，一批老兵就要离开部队退伍返乡了，这也是军营伤离别的时候。按照当时兵役制度规定，我也该脱去军装了，这期间，驻地一些单位和成都几家报社也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是去？还是留？让我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你必须留下，部队需要你！”在人生抉择的重要关头，王政委把我叫到了办公室，给我下达了留队“命令”。一起入伍的战友们要离开心爱的军营了，他们胸戴大红花，整齐列队面对鲜红的军旗，眼里噙着泪水，互相摘下警徽、肩章和领花，列队中传来低沉的抽泣声，很快，哭声弥漫在警营里，战友们抱成一团，哭成了泪人……

　　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时间来到了1999年，今年是我决战之年，我下定了必胜决心，开始着手考试前准备，父亲也给我寄来一大摞复习资料。为了让我们考出好成绩，支队把20多名参加考试的战士集中在康定中学，进行了两个月的封闭式强化补习。

　　经过两个月的强化补习，我顺利地通过了预试、体检等环节。5月初，我来到了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武警部队统一招生考试，不知这一次我是否被幸运之神接纳，我的心里惶惶不安。

　　而就在5月8日这天，离考试还有10多天的冲刺时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突遭美军轰炸，造成3名记者当场死亡，20余人受伤。世界震惊，中国愤怒，全国民众群情激奋，多地爆发大规模反美示威活动，成都所有高校大学生和众多市民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门前抗议，我们奉命紧急前往维护现场秩序。

　　此时的成都已经很炎热了，白天，我们头戴钢盔，身着迷彩服，在太阳照射下，浑身是汗，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夜晚，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和衣躺在立交桥下，滚烫的水泥地板让我们根本无法入睡。借着街灯，我拿出复习资料，一边驱赶蚊虫，一边翻看书本……

　　执勤任务结束的第三天，我们走进了考场，几个月的强化补习收到了效果，无论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军事理论等文化课程笔试，还是射击、器械、队列、战术、五公里武装越野等军事技能考核，我都发挥出了最佳状态。

　　“爸，娘——考上了——”，在残酷的竞争中我终于如愿以偿，并成为全支队20多名考生中的“状元”，我流着泪，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父亲母亲，我明显地感觉到父亲在电话那头也同样流着泪，哥哥嫂子们也在一边陪着流泪……

　　到军校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与朝夕相处了近四年的领导战友们一一话别。“这是你父亲去年写给我的信，你看看吧！”临行前，王政委交给我一封信，信封上面的字笔酣墨饱，一眼看出就是父亲的字，怀着不解拆开了信封——

　　“尊敬的首长……由于我家庭贫寒，没有给他提供更好地的生活学习条件，我和他母亲一直很愧疚……通过这几年部队特别是你的培养，他更加懂得知足感恩了……他有梦想、有思想，我相信我的孩子，一定会有属于他的未来，恳请部队留下他……我们通信的事情，烦请不要告诉他，免得他思想负担更大……”

　　世间没有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番作为，他们也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但我的父母付出得更多，他们既肩负着抚养我们的重任，还承载着我们的梦想和未来。不知不觉地，我的视线模糊了，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了信笺上……

　　七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开始了火热的军校生活。在家乡，金黄的稻谷在微风下翻滚着，今年是一个丰收年，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微笑。开始收割稻谷了，东家忙完忙西家，这家收完那家来，大家相互帮衬着。呈梯状的稻田里，妇女们头戴草帽，卷起裤脚，手持镰刀，弯着腰“刷刷”地割着稻谷。打谷机发出“轰轰”的声音，男人们嘴衔旱烟，双手紧握稻杆，把稻谷喂进打谷机，熟练地操作着，一粒粒饱满的稻子从打谷机里落在板桶里。小屁孩们猫着腰在稻田里寻找着泥鳅、鲤鱼，追逮又肥又大的青蛙，溅起朵朵水花，头发上、脸蛋上、腿杆上全是稀泥，笑声、打闹声混成一片，弥漫在田野里……

　　母亲跟往常一样，每天早出晚归，帮完这家帮那家，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实际上，母亲不仅仅是农忙时节这样，农闲时她也是锄头、镰刀等农具成天不离手，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儿，还不到六十岁的她看上去就像古稀老人一样苍老，头发也花白了，背比以往更驼了，特别是当年摔下悬崖留下的后遗症越发严重了，每天都因小便失禁而更换好几条裤子。

　　“你这样下去总会累倒下的”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告诫母亲，并再三叮嘱她悠着点，“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晓得分寸”母亲总是这样回答，哪知父亲刚前脚出门到学校，她后脚就一阵风似的跑到田间捣鼓起来。

　　没想到父亲一语成谶。2000年3月一场春雨过后，正在给麦苗施肥的母亲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经过10多个小时的抢救，母亲终于苏醒了，但诊断结果为“风湿性心脏病”并发症，心功能已经中度衰竭，心脏随时可能因供血不足而停止工作。这期间，医院先后两次下达《病危通知书》，哥哥嫂子们着手准备着母亲的后事。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此时，家里的生活条件刚有所好转，饱经磨难的母亲本应该享享清福了，但命运却如此捉弄人，让身体本就不好的母亲雪上加霜，宿命般地接受病痛折磨，不知这次她是否能再次逃脱死神的魔掌。

　　学校批准了我的请假，我连夜赶到了母亲所住医院，病床上的她一脸惨白，氧气管插在她的鼻孔里，正急促地吸着氧气，黄色的液体一滴滴地从输液管进入她的体内，床边摆满了冰冷的仪器，一条条红色、黄色的线条在屏幕上跳动着……这哪里还是以前的母亲啊！我缓缓地走进病床，拉着她满是茧皮的手，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下。“20多年前……阎王老爷就没有要我……”母亲眼角也泛着泪光，从嘴里挤出几句话，反过来倒安慰着我们。

　　一个月后，医院宣布母亲暂时脱离危险期，豁达乐观顽强的母亲再一次从死神手里逃了出来。父亲和两个哥哥一边联系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一边四处筹措给母亲换心脏瓣膜和心脏搭桥的10万元手术费用。这笔钱对于当时来说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不值得，坚决不去”母亲摇着头，怎么劝她就是不答应去重庆。大哥二哥拿着母亲所有的病历、化验单、透视片三次往返于重庆，但得到的答案是不能手术，原因就是母亲当年坠崖时已经损伤了心脏，加之长年在超负荷劳累和营养不足，搭桥手术极有可能会导致心脏突然衰竭而死亡。

　　20多年前坠崖就让母亲的心脏损伤了，这个消息让全家人都懵了，大家细细回想，怪不得从前些年开始，母亲总是经常喊心口疼痛，有的时候还痛得直冒冷汗，每每这个时候，母亲就要服用一把止痛片和救心丸，待阵痛过后，她又像正常人一样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如果那时能及时发现并抓紧治疗，母亲的心脏病就不会这么严重了，如果当年生活条件好，母亲也不会累倒下，如果……我们假设了很多如果，但这些都已经苍白无力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幸的事情总是接二连三。就在此时，年愈90的继祖母半夜里不小心从床上摔了下来，导致左脚小腿骨折卧床不起。家里又多了一个病人，父亲又是每天两点一线：学校——家里——，风雨无阻，行色匆匆，不知疲倦地照顾着两个病人……哥哥嫂子们也抽时间服侍着母亲和继祖母，但都有自己的工作，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

　　“提前退休”父亲作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父亲从17岁开始走上讲台，他喜欢听学生们上课前一起喊“老师好”，他喜欢拿起粉笔在黑板上行云流水，哪怕粉笔灰尘吸进自己鼻孔里，吸进肺部……教书育人四十年，三尺讲台就是他人生的舞台，这个时候提前退休，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人生乐趣。

　　“别操心，该上班的好好上班，该读书的就安心读书，家里有我”父亲把我们喊在一起，给我们吃下“定心丸”。从此，父亲挑起了照顾俩病人的担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父亲都会早早起床，分别给俩病人做饭。继祖母牙齿掉光只能吃稀饭，而母亲因小便失禁只能吃干饭，父亲做完稀饭做干饭，端到床前给继祖母一口一口地喂。早饭过后，父亲开始给两人整理个人卫生，洗头、剪指甲、洗衣服。那时，家里面还没有洗衣机，父亲每天都要为母亲手洗十多条裤子，有时甚至更多，特别是冬天，井水寒冷刺骨，父亲的手冻得的红通通的。在阴雨绵绵的时节，父亲几乎天天都要生火为母亲烤干裤子，以保证她随时更换……

　　父亲母亲从小就给我们灌输孝道文化，讲述古代24孝故事，在他们眼里，一个人不孝道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在父亲的照顾下，继祖母半年后站立了起来。在祖父去世后的10多年里，父母亲一直视继祖母为亲生母亲，好饭先尽继母用，好衣先尽继母穿，生活上做到无微不至，精神上做到尽善尽美。说到父亲母亲对自己的孝敬，继祖母逢人便夸，滔滔不绝。200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96岁的继祖母走完了她的人生，在弥留之际，她嘴里仍念叨着我父亲母亲对她的好。

　　自母亲生病卧床以后，父亲不仅仅替我们照顾着母亲的起居生活，还承担巨额的医药费。母亲的医药费每天要开支上百元，父亲却没有向我们索取过一分，即使在大哥的药房里拿药，父亲都坚持按照成本价支付，每月初就会把当月的药费预支给大哥。昂贵的医药费不得不迫使父亲省吃俭用，连夏天一件几元钱的新背心也舍不得买，总是穿着不知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多少次的迷彩背心，那还是我3年前从部队探亲时给他带回来的。

　　军校最后一个寒假，我用积攒起来的稿费和津贴给父亲买了一部洗衣机，这是家里第一部洗衣机。“我已经习惯手洗衣服了，买这玩意儿，有点浪费！”父亲一边责怪着我，却一边爱不释手地摸着洗衣机，会意地笑着，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

　　八

　　2002年6月，军校毕业了，我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康巴高原。

　　我深爱着这片土地，是她让我从一个落魄少年找到了自信，铸就了坚毅的性格，圆了父亲的梦和我的梦。回到老地方，蓝蓝的天，白白的云，高高的雪山，绿绿的草甸，一切都是这么熟悉和亲切，一草一木，一花一果，都散发着幽幽的清香，我深深地呼吸着，敞开胸怀接受她的赐予……

　　我被任命为支队新闻干事，不久，借调总队机关电视新闻工作站。这里汇集着全省部队众多优秀新闻人才，其中不乏有胡发寿、刘宗银、谭国棋这些师团级记者，也有唐雪元、杨廷伟、杨永明等青年才俊，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犹如春蚕吐丝一样默默地耕耘者。我很快融入了这个集体，无论是应急处突，还是抢险救灾，我们和部队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发回报道，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穿着记者背心的我们……

　　要想感动别人，首先要打动自己，父亲常常提醒我。2004年7月，我背着相机、带着换洗衣服来到了成昆铁路最长的隧道——沙玛拉达隧道。

　　地处凉山彝族自治州沙玛拉达乡的沙玛拉达隧道，全长6383米、海拔3200米，它是我国铁路建筑史上时间最早、跨度最长、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之一，有“空中铁道”和“成昆咽喉”之称。

　　沙玛拉达隧道所处地域曾被地质学家冷酷地定为“死亡禁区”，它是成昆线上气候最恶劣、地段最险要、条件最艰苦的隧道。这里人烟稀少，空气稀薄，山高水寒，地形复杂，紫外线强，气候变幻莫测，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同胞和驻守隧道两端的武警官兵的生活用品全靠火车从成都、西昌等地运来。

　　在这个曾被称为“鸟都不来的地方”当几年兵，甚至不能准确地说出太阳从哪方升起，又从何方落下。

　　燃料是沙玛拉达两个执勤点官兵生活的最大难题。由于沙玛拉达经常停电，燃料全是官兵们捡来的干柴。无论夏季烈日当空，还是严冬大雪飞舞，他们都必须轮流上山拾柴。

　　高山、铁路、隧道、哨兵……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一道永恒的风景线，一首气贯长虹的诗篇。

　　刘洋，一位酷爱文学的山东籍战士，抱着当作家的梦想来到部队，没想到被分配到这里，守了3年隧道；但他没有丝毫的厌倦，退伍离开沙玛拉达的时候，在给战友的留言本上，他这样写道：

　　沙玛拉达/险恶的大自然冷酷地注视着生命/生命在这里学会从脆弱走向坚强/亲爱的战友/亲爱的兄弟/这里就是磨练意志/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

　　沙玛拉达隧道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副班长张银水。

　　1999年11月16日深夜，他的双眼像往常一样，警惕地注视着周围。此时，由昆明开往北京的K118次快车已驶进隧道，离驶出隧道只有3分钟时间了。突然，一男子猛然冲上桥，朝铁轨上投放障碍物。千钧一发，张副班长鸣枪警告，但男子依然我行我素，张副班长来不及多想，冲过去，将男子用力推出铁轨……破坏行为被制止了，但张银水却不幸落入桥下的滔滔河水中，英勇牺牲。

　　群山肃穆，河水哽咽。这天，离他退伍返乡只剩下9天时间。

　　沙玛拉达乡甘子村，国家级贫困村。这里贫瘠，资源匮乏，文化落后，到1999年，人均收入不到500元，数十个学龄儿童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

　　“消除贫困！”官兵们向彝族同胞作也庄严承诺。官兵们组成科技扶贫攻坚小组，帮助群众调整产业结构，传授高寒地区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使群众掌握了温室蔬菜栽培技术，增加了经济收入，使92%的村民甩掉了贫困帽子。

　　甘子村小学，是一所只有12个彝族学生的高原山村小学，校舍简陋，条件十分艰苦，一支铅笔好几个学生轮流使用。

　　“孩子是彝乡的未来！”官兵们每月主动捐款，给孩子们买来学习用具，轮流担任代课老师。

　　索玛花开红艳艳。官兵们与彝族同胞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在沙玛拉达隧道尽情流淌。

　　2003年大年除夕夜，执勤点上突然停电，一片漆黑。这时候，不到10分钟，20多位彝族群众三五成群，打着在他们心中象征神圣与吉祥的火把，给官兵送来热气腾腾的跎跎肉和丰盛的团年饭……

　　这一周时间里，我和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一起上山拾柴，一起为彝族同胞干农活，体验着他们的苦与乐，感受着军民鱼水情深。

　　“无论我走到哪里/耳畔始终回响你的气笛/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我的情怀永远属于你/我的沙玛拉达……”10多年过去了，这首战士们自创的歌曲《我的沙玛拉达》至今在我耳畔回响。

　　我饱含深情一气呵成地写下了报告文学《我的沙玛拉达》，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多家报刊整篇幅地进行报道，沙玛拉达隧道成为了当年四川武警部队最热门的执勤点，很多官兵申请要来这里……

　　《我的沙玛拉达》让我也收获了爱情，刚从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她以读者的名义向我抛出“绣球”。我们牵手了，两年后，我俩走进了结婚礼堂。

　　婚礼仪式上，时任总队政治部副主任（2013年从武警成都指挥学院政委岗位上退休）张绍荣致辞说“文学是人学，文学可以让人梦想成真，文学可以让人至善至美，文学可以让心相印手牵手”，众多亲人朋友纷纷起立为我们鼓掌，父亲用手绢不停地给母亲擦拭着泪花……

　　九

　　2007年夏天，儿子出生了，这让已经身体每况愈下的母亲再一次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也就是这一年，我脱下了陪伴我12年的军装，转业到省城当上了一名人民警察。

　　“是幺孙儿给了我多活几年的信心力量”母亲常常念叨这句话。2011年春节前几天，病入膏肓的母亲危在旦夕，家里催促我赶紧回去见最后一面，而我却因任务脱不开身而抱憾终生。

　　除夕清晨，四川盆地笼罩在浓浓大雾之中，被困在高速路收费站外的我，接到了母亲与世长辞的噩耗。回到老家时已是晚上，周围漆黑一片，寒风呼啸着从我们身边刮过，黄豆大的雨点夹着雪花从天空落下，我和妻子带着儿子在泥泞的乡村道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老家堂屋。

　　堂屋中间，一口漆黑的棺材静静的停在那里，69岁的母亲安详地躺在里面，那容颜和神态跟往常一样，没有太大变化，只是那双美丽善良的眼睛紧紧闭着，任凭我们嘶声裂肺地呼喊，她一动也不动……捧着母亲冰冷的脸颊，回想起了她昨晚电话里的叮嘱，“儿子……你是一个农村娃，一定要感恩，一定要堂堂正正……”那一刻，我再也没有抑制住内心的坚强，放声大哭，长跪不起。

　　“爷爷，婆婆为什么还不醒过来呢？”不满四岁的儿子每天总是拽着父亲手，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你婆婆太累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别吵醒她”父亲抚摸着儿子的头，每天也给出同样的答案。

　　“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苦命的母亲走了，在这个家家团聚的春节里，带着一身病痛走了，带着对家人的眷顾走了，远离了我们的视线，远离了一辈子她相濡以沫的丈夫。

　　办完了母亲的葬礼，我计划把父亲接到成都一起生活，大哥二哥也要求父亲跟他们一起生活，但好说歹说，他哪里也不去，继续留在老家。其实，父亲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他知道一个人守在老家是多么的孤寂，但他是心里放不下刚刚离世的亡妻，更要守护和打理着十多间老房子，继续支撑起家这把大伞，为我们遮风挡雨。

　　其实，老家房子全是土坯房，夹在周围邻居们的小洋楼中间，低矮而又潮湿，院坝的石板有的地方长满了苔藓。但父亲很看重它，这些房子是祖父和他陆陆续续修建起来的，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在老家传统意识里，家里每个儿子结婚时都要分三间以上房屋，否则，做父母的就没有尽到责任。

　　母亲在世时，尤其是我没有尽到孝道，我们要把对母亲的亏欠补偿在父亲身上。于是，兄弟三人商量每人拿出一些钱，对老房子进行改造。这次，父亲十分赞成我们的想法，并坚持取出仅有的2万多退休工资。几个月后，土坯房的墙体里里外外贴上了白色的瓷砖，屋顶变成了琉璃瓦，青石板取代了石板院坝，屋前屋后种上了紫薇、丁香、桂花、茶花、菊花等花木，春夏季节，花花绿绿，香气扑鼻，蜂蝶成片，整个小院充满生机，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

　　老家的环境改善了，父亲的心情也好了很多，脸上每天挂着微笑。他又找到了年轻时的创作灵感，几年内写下了数百篇诗歌，这些作品虽然比不上大家，但在我的眼里，绝对是上乘之作，给人以力量，催人奋进。

　　“一树枫叶红似火/激情燃烧美难说/即使明天落下去/冬日照唱辉煌歌。”从这首《枫叶红》中，我读懂了父亲乐观向上的心境。

　　“日昃唱林鹊，夕照鸣枝蝉/云霞映池水，蛙鼓歌稻田/长堤牛羊归，小径鸡鸭还/花圃浮暗香，果园坠绵弹/春风时雨好，总叫人安闲。”这是他创作的《暮夏村居》，诗中看似描写的是老家田园风光，实则反映了新农村建设家乡巨变，歌颂党的好政策。

　　父亲虽然七十又三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家国天下，不改初心，这里以《写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为证：

　　“我生若逢时，定会去扛枪。抵抗侵略者，献身也荣光/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虾蟹斗巨龙，终于投了降/人类要幸福，和平是方向。凡是好战者，绝无好下场/统一战线好，团结力量强。抗战获胜利，全靠共产党/历史不容篡，苦难不会忘。中华已强盛，谁侵谁灭亡”。

　　2013年夏天，也就是母亲去世第二年，我带着儿子陪着父亲坐着飞机，利用一周多时间，先后游览了重庆、海口、三亚和贵阳等地。这是他第一次出省，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在飞机上，儿子紧紧抓住他的手，大人似的安慰着“爷爷别怕，有我在”。

　　在三亚，父亲第一次看见了大海，他跟我们一样，大声呼喊着，张开双臂扑向蓝色大海，穿着泳裤在沙滩上与我们堆着沙堆。在澎湃咆哮的黄果树瀑布前，他不厌其烦地听我“摆布”，配合着我给他照相。在观瀑台上，他诗兴大发，当场写下了《游贵州黄果树瀑布》——

　　“百丈飞瀑从天落，落入龙潭扬碧波/烟雨霏霏湿人脸，涛声隆隆惊心魄/三面陡壁如刀砍，一条清流似银河/壮美神奇冠古今，明代引来徐霞客。”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父亲常常告诫我们，要注重涵养，加强修养，善于求真，勤于践行，忠诚干净担当。父亲向来重视家风传承，叮嘱我们要“诗书继世，忠厚传家”，培养经营发展夫妻感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同事真情。其中这首《忠言》道出了父亲对我们的告诫：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日积月累小变大，两样结果差千里/恶果累累臭万年，善果累累芳百世/要想走好人生路，莫把细微当儿戏。”

　　小儿今年刚满9岁，他从上一年级开始，坚持每半月跟爷爷通一次电话，他还隔三岔五提醒我“爸爸，我们应该回一趟老家了”。暑假期间，父子俩回到了老家。

　　半年不见，家乡又有了新变化。站在屋前，抬眼望去，成片的荷叶一层层随风一起一伏，一阵阵淡雅的芳香扑鼻而来，沁人肺腑，白的、粉红的、浅红的荷花，亭亭玉立，竞相开放。

　　“爷爷，走，我陪你看荷花！”清晨，太阳升起来了，朝霞撒在田野里，儿子拉着父亲的手，小手牵着大手，大手攥着小手，缓缓地行走在田埂上，一只只青蛙在两人脚下跳来跳去，一只只蜻蜓在荷尖上飞来飞去，一条条鱼儿在莲藕间游来游去，爷孙俩摇头晃脑地朗诵着《汉乐府·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责任编辑/孙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