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6年3月6日，曾国藩故里诗词楹联书画协会一行59人到友云山庄举行了一次旅游采风活动。受到了年迈七旬的山庄主人黄孟冬、谢佩琼夫妻俩的盛情款待。
友云山庄地处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当先村。这里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故里，全国4A级重点旅游区。该山庄四季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分外秀丽。庄内集餐饮、娱乐、游泳、垂钓、歌舞、花卉观赏、文化讲座、社会团体集会于一体。有着高层次的文化品位；前后均有花园，内植各种名贵花木，周遭走廊围绕，嵌有名人诗词书画，大门前有照壁，园林景观独具特色。山庄回峰抱水，视野开阔，而且“乾、坤、兑、离、巽、震、坎、艮”八卦方位及五行、九星对应，布局合理，显示着得天独厚、天人合一的风水地理格局。
当然，诗词协会不是观赏其高档园林，而是学习、效法他们关爱社会、助人为乐的高贵品质。这种品质有着承先启后的重要因素，其祖辈父辈浴血奋战、尽忠报国的优秀典范，在家乡传为美谈。谢家与黄家，均是名副其实的将军门第。谢氏先祖有多人参加湘军，其中谢绍安是参加辛亥武昌起义的一位将军，父辈谢士炎等6人都是民国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高级人才。其中谢士炎是抗日名将，后由叶剑英介绍，成为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壮烈牺牲。黄氏先祖有5人是一至三品的湘军将领，其中有2人是随左宗棠收复新疆而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祖父辈属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这一支后裔。父辈黄抟云、黄翼云均是国民革命军抗日将领，1949年于前线起义，投入了人民解放军部队。
如此将门之家，优良家风代代传承，推陈出新，光前裕后，光前振起家声远，裕后留遗世泽长。谈及他们的家世，真可谓动人心弦，催人奋进。
一、将军府第，有着不同凡响的家世渊源
在湖南双峰县与衡山县交界处，有一个翠峰环绕、碧水如带的好地方——厚堂冲，这是一处风景优美、将星辈出的风水宝地，爱国名将谢士炎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
谢家世居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双江村厚堂冲，清代属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兴乐乡铜梁二十三都双江口厚堂冲。谢士炎的父亲谢绍先因出抚给伯祖父做儿子，遂落户于衡山县新桥乡田垅村左家园。此地距厚堂冲一公里。谢士炎6岁丧母，11岁丧父，因而在衡山失去依靠，遂与胞兄谢士显一道迁回双峰原籍，由其祖母和伯、叔父母抚养成人。
关于谢士炎烈士的事迹，现在许多网络均有近千字的传略，事实出入很大，甚至连他的籍贯及生死时间都不准确。笔者多次采访了烈士的亲侄儿谢锡初（现年81岁）、亲侄女谢佩琼、谢冰凝（笔者与他们是邻友），又查阅了方志和族谱，证实谢士炎确系双峰县荷叶镇人。谢氏家族在当地声誉远播。当今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谢建新院士，亦出生在这里。
这是一个可钦可敬的将门之家，自谢士炎的伯父至自家兄弟、堂兄弟共9人皆在中华民国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大学）毕业，且有6人成为民国政府的爱国将领。谢士炎的伯父谢绍安（派名国申），由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任湖北陆军步兵团长，随后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创建中华民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晋升陆军少将，得到孙中山总统的赏识，荣获三等文虎章。国申妻弟吴振夫系民国政府陆军中将。父亲谢绍先（派名国田），民国时期任江苏陆军军官团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议。国田长子士显（派名瑞蕖，字光烈），三子士炎（派名瑞蒸，字光熙），国申次子瑞蓬（字春远），皆为民国政府将领，国富三子瑞芩（字鹿宾），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任通讯兵军官。如此将门之家，这在当时当地实属罕见。
谢士炎的祖父谢征扬，前清邑庠生，祖母彭氏，系衡阳下洞太学生高轩公次女，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初六日去世，时有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国防部长何应钦、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熊式辉、程潜、俞飞鹏、唐生智、军长陈调元、徐庭瑶、周斓等数十人亲笔题赠的像赞悼词与祭幛挽联，皆刻印于族谱，保存至今。
蒋介石（中正）的题词是：“徽音夙著”，林森的题词是：“女宗共仰”。何应钦的题词是：“端慤娴礼”，程潜的题词是：“懿德常存”。
彭太夫人去世时，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她塑4尺高的铜像，基座是4尺高的汉白玉石制成。当时他家在南京市马路街绣花巷六号居住，每天都有国民党中央军界要人前来吊唁，所题像赞悼词、祭幛挽联，挂满灵堂大厅。
据谢家后人回忆，当时祭祀灵位的所有供品，如：猪、牛、羊、鸡、鸭、鹅、桂圆、荔枝、苹果、柑桔、香蕉等物，概由国民党中央政府免费提供。
如此书香门第军人家庭，确为当时的湘乡、湘潭、衡山、衡阳桑梓乡亲所仰慕，正如张治中等将领题像赞所言：“一门韬略，淬励治军”；“兰桂竞芳，世泽孔长”。
谢家瑞字辈兄弟三人，各有不同归宿，但凑巧的是，兄弟三人均死于36岁。
谢绍安的长子光宇（字映辉），自中央军校毕业后，慷慨赴国难，告别妻儿，奔上抗日战场。他当时坐在火车上，与对座一位白胡子老人交谈起来。老者听说他要上前线打仗，便沉吟半晌，在他耳边小心叮嘱道：“年轻人哟，要留神哪，看你的相色，今年决不可上前线。”光宇问：“何以见得？”老者说：“你有黑气浸入印堂，鼻梁有节，人中有纹，三十六岁，必有血光之灾。”光宇听了不以为然，他爽然笑道：“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前线我是去定了！为国牺牲，是最荣耀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月后，他率部在台儿庄战役中，七战七捷。最后一次，日军迅速增援，他与部队坚守在阵地上，敌人又施放毒气，只剩下他和三个伤兵。敌人四面围上来，他拾起战友遗下的轻机枪，向冲在最前面的敌人猛烈射击。这时，背后敌人的机枪向他疯狂扫射，他身中十余弹，鲜血染红了阵地。
光宇壮烈殉国，年仅36岁。
谢绍安次子瑞蓬（字春远，号子勃），民国五年十一月初七日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毕业，历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第二纵队副指挥、第九战区挺进军第二纵队副司令。瑞蓬进入别动军，是堂兄士炎亲自推荐的，他一直与士炎保持单线联系，通信频繁。去世时也是36岁。
而在瑞字辈中，又有3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都立下了辉煌的战功。所以说，自古将门出虎子，谢氏一门英才辈出，令衡湘四县边境乡邻仰慕不已。
谢士炎的伯父谢绍安，清光绪五年（1880）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生于厚堂冲。
绍安自幼聪明，有悟性，有侠义心肠。勤奋、节俭、淳朴、仗义是他的本性。
绍安有一个亲戚朱启泳，绰号“朱胡子”（其父曾任湘军提督），在湖北汉阳兵工厂任要职，绍安肩挑水桶一担，内装腊肉投奔这位亲戚。起初在兵工厂担水卖，在此结识了不少同乡军人。不久投军，出操训练时，常不听指挥，标统认为他不像个当兵的，打算除名。幸而营官识其才，认为他文化高，字写得漂亮，便安排他当文书，一年后因成绩突出，遂升排长，此后连年升级，于清宣统三年升任炮兵标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率部参加武昌起义，炮击总督衙门。后与方炳宁（他的同学）投入程潜的护国军，讨伐卖国贼袁世凯（程潜当时出任护国军护法军湖南总司令），后随程潜（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一道参加北伐战争。共产党员林伯渠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
在这次北伐中，湖南有程潜的第六军、唐生智的第八军、谭延闿的第二军均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对这些军队的共产党员英勇作战的事迹，谢绍安更是有了切身体会。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谢绍安重病回乡，他还一直称赞叶挺独立团智取汀泗桥贺胜桥的著名战例，以及何基沣在喜峰口率500铁骑杀得日军鬼哭狼嚎尸横遍野的不凡战例，激励后人卫国卫民奋勇杀敌（那时，国人尚不知何基沣是中共地下党员）。谢绍安与同乡的湘军将领朱钧石（后为国军中将）、朱庭炬（少将）、黄汉湘（海军中将）一起参加辛亥武装起义，此后在革命运动中均有交情。
谢绍安虽为民国政府的将军，但始终清廉自守，解甲归田时甚是清贫，但他乐于助人，常为出身低贱的乡民打抱不平。他在军中也学到了许多医术，回乡后常给乡民治病，出诊看病不坐轿，医治贫者不收钱。
他一直赞同共产党的政策，常对乡民说：“要使天下真太平，平均分田给农民。大户人家拥有良田百顷，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样的社会永世也太平不了。”他也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男女女都进祠堂赴宴饮酒。
即使他当军官时，也一直平易近人。回乡时，他总是牵马步行，在乡人面前，从未骑马挎枪耀武扬威摆架子。
有一次，侄儿谢士炎（1912-1948）回乡，到邻近家乡的新桥镇时，便安排勤务兵在街上住旅店，自己单独回家，谢绍安问及此事，很生气，随手在他头上敲了一水烟筒，斥责侄儿道：“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不让勤务兵一道回家吃饭，于心何忍！”此后，士炎悉遵伯父指教，待部下官兵如亲兄弟。
谢氏后人均以绍安为处世典范，在当地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尽力周济穷人，在乡邻中从不摆架子，也不讲排场，乡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深恩厚德，因而口碑甚佳。几十年来，一直有乡人在谢绍安的坟墓上悄然祭拜。祖训“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与人为善，厚德致福”，一直为子孙后代继承和发扬，并坚持落实在行动上。
二、浙江衢州一战，抗日名将威震中外
民国十五年秋（1926），刚满14岁的谢士炎怀着“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革命目标，奋然投考了国民党的“军辎学校”，主考官见他身材高大，应对如流，虽然年纪小，仍破格录取了他。由此而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在校期间，谢士炎通读了《三国演义》、《资治通鉴》、《曾胡治兵语录》、《孙子兵法》等书，而且刺杀、投弹、射击等项目样样优秀，又因记忆力特强，通俄、英、法三国文字，立志于“报效国家”。毕业后，历任陆军科长、营长、团长、司令部军事教官、少将作战处长、参谋主任等职。
民国二十四年夏，在中央陆军大学深造的谢士炎毕业出校。后来，“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全面抗战的时候已经到来，他目睹国土沦丧、民众遭受残杀和蹂躏的惨景，义愤填膺，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乃尽一个军人的天职，奋袂而起，慨然请战。他率部在崇山峻岭与日寇周全，接连打了好几次胜仗。
后来，谢士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率部驻防浙江嵊州至衢州一带。不久，他指挥全团在此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道路四通八达谓之“衢”。衢州，是连接赣、皖、闽、浙四省的重要交通枢纽，东连嵊州、金华，南邻龙泉，西通上饶、景德镇，北接黄山、徽州，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在战时，汽车、火车、船舰、飞机等，昼夜穿梭不息。
战略要地有烂柯山，位于衢州城东南9公里处，为仙霞岭之余脉。翠峰盘回，且峻而不高，秀而不野，其主峰之上有道家“青霞第八洞天”，相传晋人王质入山伐薪，见二童子于此对弈，棋局未终，而斧柯已烂，遂归乡里，传言：“山中方七日（仙境），世上已千年”。明代，倭寇肆扰东南沿海，胡宗宪、戚继光平倭得胜，曾在这烂柯山摆酒设宴，犒赏三军。
衢州古城的南门濒临衢江，顺流而下便是龙游县的小南海，崖岸上寺老樟古，浓荫匝地，鸣禽百啭，粉蝶成阵。尤为奇特的是山脚下有十余眼积水之潭，但见肥鱼尺许，往来游曳，还有那乌龟甲鱼，沉浮自如。当地百姓眼馋那鱼群，以数十辆水车，花大力气车干了水，鱼景自消，一条也没有捞着，十余眼潭亮出原型，皆为深入山腹的三角形“地宫”，正中石柱高十余丈，角上有宽大石阶可供上下，实为今古奇观。据方志载：这洞壁上的石料与衢州城墙的用料一致，上残存的取石棱线也与那残垣断石相仿，古代衢江水深，极便于拉纤水运，此乃1800年前取石筑城时凿下的“地宫”。只有当地人清楚，这里洞中有洞，地形极为复杂。由地宫之深巨，正可以想见该城池的久远、坚固。
也许是天赐良机，谢士炎的部队注定要在该城打一次大胜仗。
这是1938年的初秋，天清气爽。
日本侵略军一个旅团攻克杭州后，又克绍兴，乘胜直下诸暨。是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第十七师和二十一师驻扎诸暨。第十七师李师长酗酒误事，待敌军攻进城来才仓惶逃命，结果不战自溃，二十一师跟着溃败下来。当时谢士炎的四十六团驻扎在衢州，他已知道日军攻陷了杭州和绍兴，便赶紧派出骑兵前去侦察情况。次日深夜，两个骑兵侦察员趁着月光，飞奔衢州城，报告谢士炎：日军一个旅团已攻陷诸暨，在城里大开“祝捷大会”，大吃大喝，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随后，侦察兵又详细汇报了十七师和二十一师不战自溃的经过。
听了汇报，谢士炎猛地一拳砸在办公桌上，喝道：“可耻的强盗，来得好！我们务必在衢州城给他们掘一个坟墓！”
谢士炎连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指出我军必胜的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敌军连克大城，长驱猛进，未遇对手，必定骄狂轻敌；一是我团士气高涨，上下齐心，且熟悉地形，以逸待劳；三是衢州的山野、河水、城市地形奇特，完全可以打一个成功的伏击战。会上，各营长、连长都提出了自己的打法，谢士炎综合众人意见，制订出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专等敌人往口袋里钻。
次日凌晨，由吴振夫将军（他的亲戚）出面，将二十一师溃退的机枪连送来18挺轻机枪，8万发机枪子弹。当地的绿林好汉郭大胖子又带着一支300人的队伍，加入了保卫衢州的战斗。别说他们出身绿林，却个个对鬼子恨之入骨，且最熟悉地形，枪法准，善使大刀拼肉搏战，跑得快。
更可喜的是，当地的老百姓纷纷给这些爱国军人送上炒米等干粮。
谢士炎和团部参谋一道，实地察看，作出战斗部署。城东烂柯山下公路两侧，埋伏一个连；衢州南门外靠江边的石山下，是一处深不可测的“地宫”，三个连埋伏在山下的江边和公路边，一挺挺机枪封锁南北公路的咽喉。城内驻兵甚少，“青霞第八洞天”道观的道士主动支援前线，又将烂柯山与“地宫”的暗洞与进出口详告谢士炎。
部署完毕，谢士炎命令部下严密封锁消息，禁止任何人出入。
战前，谢士炎作了十分钟简练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我们今天打的是日本鬼子，保家卫国，务必人人当先，以一当十，以身殉国是我们中华民族军人的荣耀，谁想做亡国奴，谁就连狗都不如！”团长的演讲，使全团鸦雀无声，有几个战士咳嗽，都以手掩嘴，止住了咳嗽声。
是日，全团各就各位，隐蔽待敌。
傍晚，一骑飞报：敌人如入无人之境，一路上连克义乌、金华、估计明天上午可到衢州。
次日上午11点钟，日军耀武扬威地开过来了。前面是长长的汽车队伍载着步兵，还有一部分骑兵和炮兵，气势汹汹地从金华方向扑过来。看他们的架势，根本没料到这里埋伏着一支精悍的中国军队严阵以待。
当日军汽车队进入了四十六团三营的正面伏击路段时，这些家伙竟午休起来，有的钻到没有阳光的汽车底下睡大觉，有的坐在树荫下打盹，更有甚者，脱光了衣服跳到路边的河里洗起澡来。只见在河里洗澡的鬼子兵，在清凉的河水里手舞足蹈，甚至抓鱼取乐，好不惬意，惹得众多的鬼子兵纷纷跳下河去。
日军放松了警惕，攻其不备是最好的时机。“打”！谢士炎一声令下，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射出了愤怒的火焰。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伏击吓得慌作一团。在汽车底下睡觉的鬼子兵，刚刚爬出来，还没来得及开枪，就扑簌簌倒下一大片。有的东瞧瞧，西看看，好像是在等着他们的指挥官给他们下达作战命令。
一发迫击炮弹，正好命中敌人最后一辆汽车，车头炸坏了，卡住了敌车队的退路。机枪、步枪子弹，如暴风骤雨指向公路，许多汽车的油箱中弹起火，引起大爆炸，敌人魂飞胆裂，许多鬼子兵一枪未放就命丧黄泉了。全团12门迫击炮，一齐瞄准敌人的汽车和炮队，弹无虚发，敌人的汽车瘫痪了，那一排排的山炮、野战炮，也炸成了哑巴。特别是那些骑兵，一排排倒下去了，战马狂嘶乱叫的撒腿狂奔。
最过瘾的要数收拾那些在河里洗澡的鬼子兵了。他们见中国军队冲上来，一个个赤身裸体地往岸上爬。不过他们的动作太慢了，前面的刚上岸，就被刺刀捅死；后边的见势不妙，纷纷调过头来往回游，但是他们哪能赛得过子弹的速度！一阵枪声过后，大都见阎王去了。
日本军队大多经过长时间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教育与训练，指挥官和士兵的素质比较高。敌军这个旅团更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不过临时也补充了部分新兵）。他们从最初的懵懂中清醒过来，其骄横、凶狠、毒辣和残忍的本性就开始发作了，指挥官举着军刀，如豺狼般拼命嚎叫着，开始时躲到汽车下面的士兵跑出来，拼死拼活地往山上爬，不顾一切地想夺取山上的有利地形。
不过，一到山地，敌军的特长与战斗力便骤然降低了。步兵穿着笨重的皮鞋登山，简直如同蜗牛似的爬行。爬到陡险处，心发慌，脚生滑，许多鬼子就像滚萝卜一样的从山上滚下来，当中国军队抛出一阵手榴弹时，他们就永远爬不起来了。许多鬼子官兵已爬上了半山腰，准备占领山上制高点时，冷不防草丛里、树蔸下、巨崖上，一阵排枪响过，敌人又倒下一大片。更有趣的是，埋伏在“地宫”的指战员们，一排排枪弹猛烈地向敌人扫射，当敌人开枪还击时，他们又转移到附近的地宫里去了，神出鬼没的，敌军好似遇着了迷魂阵。
团指挥部，设在江边的一座小阁楼上。楼边有两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古樟，树下是江湾的石嘴垴。谢士炎在这里全神贯注地指挥战斗。他从望远镜里看到，十几个骑兵簇拥着三个军官模样的人，聚集在一个巨崖下，只见那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将指挥刀一举，周围的散兵迅速向这里聚拢，数挺机枪，都摆在他的周围，立刻组成强大的火力进行反扑。
谢士炎猛然想到，那个军官肯定是日军的旅团长，他命令三名警卫，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同时开枪，那个军官应声滚下马来，其他几个当官的和机枪手也先后毙命。
第二天，敌人迅速增派一个旅团的援兵，在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进攻下，一个反包围，将衢州城围得水泄不通。我方部队进入城内坚固的工事。谢士炎拿起电话筒，不断鼓舞士气，他说：衢州城高坚固，易守难攻。我们一定能顶住敌人的进攻！当年左宗棠坚守此城，太平军围城90多天，始终没有办法攻克。我们保家卫国杀敌立功的时候到来了！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三晚，四十六团被日军团团围困，敌人的榴弹炮将城墙轰开了几个大缺口，日军一窝蜂似的攻进城来了。深夜，谢士炎以声东击西之计，指挥部队向西南方向突围。敌人以重炮轰击，全团官兵拼死奋战，大都壮烈牺牲。他身边的作战参谋、通讯兵和警卫均先后战死。三个警卫一齐劝他快走。最后，他身边只剩下贴身警卫谢新明。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他急中生智，用浴巾扎住腰，警卫迅速结好绑带，从阁楼樟树枝下荡入江中，卫兵抓住他的浴巾，二人潜渡至衢江对岸，才摆脱日军的追击。
这是一次漂亮的伏击战，谢士炎指挥一个团的兵力，击毙凶悍的日军旅团2400多人，伤者无数，连敌旅团长也在正义的枪弹下一命呜呼了。一时间，谢士炎的名字震惊中外，军事统帅部蒋介石亲自下发了嘉奖令，赞其“战功卓著，壮我军威，扬我国威”；不久又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亲切接见。同时，深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赏识，誉其为“壮年有为，能文善武”的一员战将。他伯父的老上级程潜将军发来贺电，由衷地赞扬他是“一位真正的、有血性的、忠勇奋发的民族英雄”。同僚们则称赞他是“富有韬略的武状元”。
不久，谢士炎升任少将教官。他的事迹，先后引起国共两党高层人士的关注。
三、中共特别党员，叶剑英亲自监督宣誓
1946年早春，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纷纷扬扬的，越下越大，笼罩了整个北平。
街道上行人稀少，只有响着凄厉警笛的囚车不时地驶过，给寂静的北平之夜增添了几分恐怖。这就是北平的春夜。
谢士炎坐在办公室里，伏在案上，仔细地看着文件，并不时地圈圈点点。桌上的那盏伞形台灯射出的一束柔和的光线，映照着他那张带有坚毅和果敢神情的面容。额下的明目在光线的反衬下更加炯炯有神。34岁的少将高参此时正在聚精会神地批阅公文。
“报告！”一位少尉军官走了进来。
谢士炎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事？”
“长官官邸转来一份急件，请您查收。”说完，少尉军官将公文袋放在了他的桌上。
谢士炎在少尉军官的回执条上签了字后，少尉军官走了出去。
原来，这是一份设计委员会公文。他无心多看，顺手放在一边。这时，一个书有“谢士炎将军亲启”的信封掉了出来。谢士炎急忙打开，见是份个人履历表：陈融生，军校十三期毕业，留美学生，蒋委员长的同乡。在美国时曾担任蒋委员长夫人的侍卫，表兄是副侍卫长，曾任第六战区第二科陆空联络参谋。其父则是大银行家陈光甫。看到这里，他灿然一笑，然后又翻看一页信纸，是陈融生欲求谢士炎在十一战区司令部给他推荐职位的事。
谢士炎放下信纸，将身子仰靠在高靠背转椅上，久久地凝视着灯光。原来是他！自恩施离别已二年有余，可往事却历历在目。
1944年，谢士炎在湖北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下任参谋处处长。陈融生任第六战区二科陆空联络参谋。二人因工作关系经常接触。在恩施，谢士炎在处理公务过程中发现了陈融生的干练才能，看到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在相处中，了解到他的为人，对他很有好感，并在携手抗战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谢士炎陡然坐直身子，饱蘸笔墨，在信纸上写了几行字，然后装入信封封好。他抓起电话：“李秘书，请进来一下。”
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中尉军官推门进来。
“谢高参，您有什么吩咐？”
“噢，李秘书，明天你按信上的地址找一个姓陈的先生。一定要将此信面交于他！”
“是！”李秘书接过信走了出去。
这时，谢士炎看看腕上的美国空军航空表，时针指向晚上十时。他自言自语地说：“赶快回去困一觉，明天还得见老朋友呢！”
次日清晨，谢士炎亲自驾驶着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向东皇城根，在一家小旅店前停下。他在车内摁了三下喇叭，不一会儿，一个穿西服的年轻人手拎皮箱走了出来：“啊呀，不好意思，惊动将军屈驾来迎，实感不安。”那人边说边钻进车来。谢士炎打了他一拳，“怎么，你这小子混不下去才来找我的吧？”说完，发动汽车驶向远方。
第三天，谢士炎穿着整齐笔挺的美式将军服，肩上缀着一颗金星，胸前佩戴二行勋章，精神抖擞地来到十一战区长官官邸去见孙连仲，推荐陈融生。
孙连仲听到谢士炎的介绍后，马上说道：“陈融生，我知道这个人，在恩施抗战期间是二科的陆空联络参谋，洋话说得不错，就让他当我的外事处副处长吧！”
就这样，在谢士炎的帮助下，陈融生顺利到达北平十一战区长官官邸。于是年八月二十九日上任外事处副处长。
陈融生到达十一战区长官官邸的第二天，便偷偷来到北京饭店。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他秘密会见了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徐冰同志。
原来，陈融生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人员。早在1945年末，北平地下党组织就指示他利用军界的关系，务必尽快打入国民党高级司令部，以便积极开展情报工作。
陈融生一见到徐冰，就高兴地说：“老徐，成功了，我现在已是十一战区的外事处副处长了。”
徐冰笑了笑，说：“融生，祝贺你成功地打入敌人内部，你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一天深夜，谢士炎以手枪逼住陈融生，要他将国军进攻张家口的军事绝密计划送给叶剑英。如不送，两人将同归于尽。这一次，谢士炎猜对了，陈融生果真是中共地下党员，情报准时送达。
他们走进宿舍房间之后，陈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压低嗓子对谢说：“成功了！好险呀！”顿时，他俩兴奋得紧紧拥抱起来，腮边挂满了激动的泪水。谢士炎拿出一瓶白兰地，打开瓶盖，满满地倒了两大杯，说：“来，为我们的胜利干杯！为我能重新找到组织干杯！”
这一次，他们足足喝了三瓶酒，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陈融生回到自己的宿舍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掏出谢士炎写给他的纸条，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谢士炎，化名：赤火。工作代号：805，1937年加入南京中共地下组织，1938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叶剑英。1945年8月末去湖南芷江洽降，与组织失去联系。
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将谢士炎的情况马上汇报给叶剑英同志。在叶剑英同志的精心安排下，华东局敌工部很快转来了谢士炎的材料，谢士炎的身份终于真相大白。
此后，谢士炎以极大的热情来完成中共地下党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他以合法的身份，在第十一战区官邸开展地下工作。他经常秘密地将战区军事会议等情报向我党如实汇报，为地下党组织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这一次，是第二次入党宣誓。这份誓词至今尚展览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陈列馆。
谢士炎不仅是位优秀的军人，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是位出色的特工专家。鉴于自己在十一战区的特殊地位，他积极开展情报工作，并发展了大批的情报员。这些情报员虽不是中共党员，但却能和谢士炎一起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出生入死地完成各种危险的工作。
谢士炎在搞好自己情报工作的同时，还非常注重中共地下组织的建设。
一日，他来到北平京兆东街二十四号，见到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重要人物李政宣。李政宣精通无线电技术，长期担任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报务员，因工作出色被任命为特别电台台长。特别电台就设在他家里。白天，他和妻子张厚佩正常地过着生活；晚上，他便和助手孟良玉一起发报。党中央和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许多电报，都是经他们这个电台收发的。谢士炎多次为电台更新技术和器材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通知谢士炎和陈融生，有位中共中央领导人要在北平郊外接见他们。
这天晚上，谢、陈二人到约定地点等候。是时，一辆光亮的小汽车朝他们缓缓开过来，当靠近他们时，小车突然停了。从车上下来一个人，他不慌不忙地打开小车的后门，请他们各自从两边上车。等谢、陈一上车，那个人也立即钻进车内。随着关门声，汽车已经向前驶去。
上了车，谢、陈才注意到，坐在他俩中间的是一位长者。长者身穿黑长袍，头戴黑呢帽，头发和胡须都很长，鼻梁上架一副浅色眼镜，双目炯炯有神，笑容可掬。
小车快速地朝前开着。车内的人谁也不说话。望着这位长者，谢士炎寻思道，这位长者是谁呢？怎么这样面熟？过了一会儿，这位长者终于开口了，他操着十足的广东客家话说道：“我是叶剑英，谢士炎同志，我们又见面了。”谢、陈二人都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们两位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士炎同志在融生同志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组织，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祝贺。”叶剑英同志的语气很是亲切。
“叶剑英同志，我尊敬的老上级。十分感谢党对我的关怀。我做得还不够，今后一定多努力。”面对老首长，谢士炎激动地说。
叶剑英双眉一紧，态度严肃地对他们说：“我要给你们强调指出的是，你们现在为之奋斗的，是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直接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但是，你们不能就此停顿下来，还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断努力奋斗，要有决心永远革命到底，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要有不怕流血牺牲的高贵品质……”
大约进行了30分钟的谈话。最后，谢、陈二人表达了自己不怕牺牲、艰苦斗争的坚强决心，誓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对于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地下革命活动，陈融生于解放后曾写过几篇回忆录。）
二人说罢，叶剑英勉励他们务必胆大心细，谦虚谨慎，再接再厉，为党为革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时，小车驶向了一个极偏僻的地方，缓缓停下来了。谢士炎与陈融生下了车，两人无限深情地向叶剑英同志举手敬礼，叶剑英回敬军礼。谢、陈目送将军和汽车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
多年来，谢士炎忧国忧民的情怀十分强烈。1946年，他回家一次。他将自己撰写的《沁园春·战场杀寇》书于自家厅堂墙壁上。词云：
领土沦亡，空前浩劫，万里沙场。看卢沟枪响，敌焰凶涨；江南喋血，丧尽天良。老弱无存，村闺受侮，血债应当血倍偿。悲惨极，叹同胞骨肉，草葬溪岗。
千军奋勇旗扬，愤日寇横行奴作伥。忆太行血战，勇诛倭将；台庄惨烈，气振八荒。同仇敌忾，千军征讨，血肉竟筑好铁墙。耸禹鼎，斥觊觎群丑，休想猖狂。
通篇以流畅的行书字写出。直到1958年前，厚堂冲众多乡亲都曾目睹该词。
远远近近的雄鸡又啼叫起来了，此起彼伏。这一夜，谢士炎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和曾宪植、叶剑英，从相见到相识，往事历历在目，宛如电影镜头，一幕一幕地，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民国二十六年夏末，已晋升国军团长的谢士炎，接到伯父谢绍安发来的电报，要他迅速回家一趟，家中已为他准备婚事。
谢士炎匆匆赶回家，见到了衡山白果一个姓刘的姑娘。彼此见面后，谢士炎对她没有好的印象，这桩婚事便搁置了。原来，这刘姑娘比谢士炎大一岁，打扮得浑身花枝招展，脂粉气很浓。言行举止刻意做作。谢士炎是个胸怀大志、锐意上进的人，见面之后便感到有几分恶心，遂以女方比自己大一岁，不宜合婚为由，婉言谢绝了这门婚事。
婚事未成，伯父也不勉强，他最懂这个亲血脉侄的性格与抱负。
是时，他撰写了《西江月·故园山水》一词，书于厚堂冲老屋粉墙上。词云：
才顾龙吟故里，又收涓水风光。鸢飞鱼跃影成双，好个仙村模样。万丈奇峰纵目，千秋古树荫凉。钟灵毓秀好家乡，悦赏神怡心旷。
其实，他是一个事业心强、爱国心切的年轻人，直到1945年6月，才与朱彦媛女士结婚。是年他已满33岁，朱女士22岁。朱家世居长沙小西门正街，她本人系湖北医学院附设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其父朱汉谦是医科大学教授。这是一个世代书香门第。朱汉谦对这样一个爱国爱民的女婿寄予了无限希望。
伯父谢绍安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熙儿，你年纪也不少了，如今国难当头，你想迟一点成亲，我也不可执意反对。抗日在即，国共两党缔结联盟一致对外，你一要尽忠报国，二要与共产党保持联系。许多人都说共产党军队官兵一致，互相关心，最善于打仗，又爱护老百姓，要记住，得民心者得天下……”
“伯伯身经百战，且见多识广，我一定牢记伯伯的谆谆教诲。”谢士炎激动地说。
“我最近到九宫保（乡民对曾国荃的尊称）的大夫第去了一趟，仲起兄告诉我，他的侄女曾宪植（系曾国荃的玄孙女），已与中共高级将领叶剑英正式结婚了。听说宪植有一个亲戚在汉阳古琴台，你可前去找她。”
是年农历七月半，谢绍安留住侄儿在家“接老客”，这是湘中大地祭祖的一种极普遍的民俗，家家户户都要在堂屋里摆上鸡肉、鱼肉、猪肉三牲和糖果等，还要烧纸钱，以祭祀先祖。又请师公为其兄嫂打六甲符。师公在打卦、烧河纱时说，看阴阳预兆，今年谢府合家男丁不可上前线。伯父伯母也再三嘱咐士炎和映辉出兵作战时，务必千万小心。
却说谢家与当地湘军名将曾国荃家祖上是姻亲，自谢绍安任职军中以来，两家的关系更密切了。
回家只匆匆两个礼拜，谢士炎便与他的贴身护兵、堂侄谢新明一道回部队了。这次，他坐小船，自家乡的石地方，顺涓水河北上，过新桥、白果、晓南港、花石、河口、经湘江，上武汉，顺便到汉阳城龟山的古琴台，寻访他的堂表妹曾宪植。
二人来到这里，果然好一处风景名胜。面前主体建筑为一殿堂，殿前门厅书“古琴台”三字，匾书“高山流水”，字体古朴苍劲。
殿前有一副醒目的对联：“高山流水凌云志；明月清风无限诗”。内门厅还有一副很有名气的对联：“遗迹此台，想当年掩抑七弦，定弹个吾道南来，大江东去；知音何处，到今日苍茫四顾，只剩得汉阳流水，黄鹄高飞。”
谢士炎对身边的谢新明说：“相传古时伯牙曾在这里鼓琴，好友钟子期能知其音，识其志在高山流水。后来，钟子期去世，伯牙绝琴以谢知音，后人于此筑台纪念。”
谢新明说：“哦，我记得了，《警世通言》里就有这样一篇大故事。后世亦将‘高山流水比喻人生知己。”
“请问两位先生，听口音是湘乡荷叶人士吧？”二人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的湘妃竹丛里，走出一个天姿国色亭亭玉立的妙龄女郎来，后边还跟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请问，你就是植妹吗？”
“正是，你是不是光熙表哥？”
“对啦。”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谢士炎和曾宪植，他们虽然是亲戚，但彼此都是小时候见过一面。而且他们都是14岁时就远出求学。曾宪植14岁时便考入长沙古稻田师范读书，16岁便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与叶剑英结婚。时任中共《新华日报》编辑、记者（驻地武汉）。1941年以后，一直在中共中央敌工部工作，1983年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虽然是成年后的第一次见面，然而两人一见如故，有着说不完的话语。
谢士炎说：“我这次回家一趟，伯父母要促成我的婚事，但未成功。家伯父是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将军，他说要我寻找共产党，又说共产党最得人心，今后必定能成大气候。”
曾宪植灿然一笑道：“大哥呀，你要找共产党，共产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曾宪植附在他的耳边说：“我和夫君叶剑英都是中共党员，今后我们可以保持密切联系。”
第二天，正好叶剑英和李克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从长沙赴武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天下午，曾宪植和叶剑英安排谢士炎在武昌西郊东湖会面。她夫妻二人是以亲戚私谊接待的，但主要谈的是有关时局及中共统战方面的事情。
东湖确是一处旅游的好所在。这里大湖连小湖，湖与湖相通，岸与岸相接，曲折回环，港汊交错，极尽湖光山色之美。
只见那听涛轩门联挺有诗意，谢士炎轻声朗读着：“鹄比翼，花颦眉，柳拂裙，画意更兼诗意；林蕴幽，水凝碧，山环翠，东湖不让西湖。好对联呀，触景即生情。”
他们在一个僻静处，乘一艘游艇，直入湖心。三人一边览景，一边畅谈。
曾宪植先谈家乡旧事与荷叶的风土人情。谈及曾文正公成功的家风家教。他说，曾国藩兄弟5人起家，如今在海内外的大学教授就有60多人，她说她就是曾家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然后，她夫妻二人将话题一转，就谈到了共产党一心主张抗日，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奋斗，也谈到共产党对时局对人生的看法。
谢士炎说：“家伯父告诉我，带兵就要像共产党一样，官兵亲如兄弟，互相爱护，上下一心，才有战斗力。并要求我今后多向共产党学习。”最后，叶剑英风趣地说：“光熙呀，我们已同坐一条船，不管风波怎样险恶，只要拨正航向就能驶向胜利的彼岸。”
1937年11月19日，由李克农、叶剑英介绍，谢士炎加入南京中共地下组织。
“茫茫碧水，昼夜拍丹岩，洗耳涛声常在耳；浩浩清风，晴阴敲翠叶，凝思竹韵总于思。”这是东湖听涛轩的一副对联。谢士炎时常回想道，叶剑英将军的叮嘱、教导恰似那洗耳之涛声，凝思国家民族总关情。武汉一游，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他这个国军团长，遵照叶剑英的指示，将爱国爱民、思想进步的营长、连长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加强思想学习；又学习共产党的夜战、近战、游击战术，部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1938年9月，那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间房子里，窗帘被紧紧地拉了下来。房间显得黑洞洞的。不过，屋子的正面墙上，悬挂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却显得鲜艳夺目。桌子上燃着一支红色蜡烛。在闪耀的烛光里，叶剑英将军亲自到现场监督宣誓。谢士炎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誓词稿，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对着党旗宣誓。随后，把誓词呈交叶剑英。叶剑英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接过誓词后，递给在场的其他同志传阅。阅毕，便借着烛火，把那份誓词烧掉，以示不留痕迹。
那一晚，谢士炎也跟今天一样，心情非常激动，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这么多年以后的今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成了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一名中共特别党员。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谢士炎始终是积极抗日的爱国将领。
抗战初期，他在第三战区率部奋起抗日，他所在的四十六团在衢州一战打出了国威。旋升少将教官。1944年，他被调任驻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以高度的热情投入抗战，当时机场跑道常被日机炸毁，他每次都迅速调来工兵团及时抢修，保证战机执勤。我方飞行员常在前方或日占区被迫跳伞，他都有效地组织营救，使其脱险归队。有好几次，他都亲自指挥突击队深入敌占区，及时救回国民党及盟国空军飞行员。日本投降后，他又奉命参与芷江洽降工作，后又直接指挥了秘密缉捕日本头号女间谍川岛芳子的行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各地负责接收的国民党要员，大都贪污腐化，抢夺民财。蒋介石的“御林军”军统特务在武汉一带更为厉害。对此，谢士炎十分愤怒，严加抵制，因而得罪了一大批特务。谢士炎严于职守，与趁接收之机大肆贪污的军统特务进行斗争，却反被诬告为“发接收大财”。对此蒋介石竟偏听偏信，下令将谢撤职查办，关进军事监狱。幸亏军队里同僚好友们都知道谢士炎是一位“廉洁奉公”的将领，多方奔走为之鸣冤，并通过宋美龄说情，3个月后予以释放。这一挫折，给谢士炎的思想震动很大。他深感在如此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的黑暗社会里，中国是没有出路的。由此，他陷入了苦闷与彷徨之中。
1947年春末，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部撤销，改为保定绥靖公署，总指挥部迁入保定。谢士炎出任军务处少将作战处长，仍是老上司孙连仲的“智囊人物”，因而他能多次为中共提供绝密军事情报，还将蒋介石亲自召开的涿州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及时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同时，紧张地开展党的各项地下工作与兵运工作。
1947年3月10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洛川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进攻革命圣地延安。谢士炎以老朋友的身份，贴近胡的部下获取这次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及时报告中共中央，让胡宗南突袭延安处处扑空，使党中央能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转移。
1947年3月12日，时钟指向13点30分。
一辆中吉普，卷着黄土高原的烟尘，穿过杜甫川，柳林铺，从东关过延安，擦着清凉山向北，一直开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车里坐着彭德怀和他的作战参谋。
身肩重任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跳下车，从头上扯下军帽，拍打着身上的土灰，便匆匆朝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窑洞奔去。
推开门，只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5个人正围坐在火盆旁边。
彭德怀径直走到毛泽东的身旁：“主席，我刚刚收到最新情报，胡宗南定于明天向我军发动突然袭击。”说罢，将电报译文递了过去。
接过电报，毛泽东迅速扫描了一遍，款款说道：“胡宗南是动真格的喽，二十五万大军，还有上百架飞机，左、中、右三路兵马齐头并进，看来是非捉住我毛泽东不可哩！”说罢，将电报递给周恩来。
这时，毛泽东问彭德怀：“这份情报很详细，是怎么搞来的？”
彭德怀把手伸在火炉上烤了烤说：“是西安地下党组织发来的，说是一个代号为805的我地下工作人员搞到的。”
“哦，805，我知道。他是保定绥靖公署的少将作战处长谢士炎，我们的特别党员，是剑英同志介绍入党的。敌人进攻张家口的情报就是他搞到的，为保卫党中央立了一大功。”周恩来放下电报说道。
“好哇，谢士炎，中共党员当上了国民党的少将，不容易哩。恩来，我们的同志在敌人那边还有没有当上更大的官哟？”毛泽东微笑着问道。
“有。第三绥靖区的中将副司令官何基沣、徐州中将城防司令张克侠，就都是我们的特别党员！”周恩来爽朗回答。
任弼时接过话头说：“不但中将有，还有上将哩。”
“上将？他在哪里？”众人一齐发问。
“弼时同志说得对，蒋介石封我个上将军衔嘛。”周恩来幽默地笑了。
众人一听，恍然大悟，引来满屋笑声。
1947年3月12日，午夜。
中共中央军委及时调整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我军主力迅速隐蔽东进，相应集结待机歼敌。又以主力于潼关洛阳段出击，切断陇海路，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找不到目标，促使我党中央得以安全转移。
时间如流水。往事一幕一幕的又在谢士炎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四、国民党电台侦测车和“飞贼”破获了中共电台。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中共中央从当年的3月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的部队“捉迷藏”已有半年。胡宗南始终摸不准中共中央的行踪，是因为一个以西安为中心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在此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战场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开始反攻，敌我形势正在发生逆转。
在这个当口，北平发来的密电送来的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这封电报出自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电文中所说的“孙”，指的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
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喜，反倒大为震动。因为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这部密台建立于1946年，属于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
当时，北平情报小组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成果卓著的地下党组织，情报来源发展到国民党部队高层，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多次受到中共中央表扬。
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就是通过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
但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统战工作，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隐蔽战线就怕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
周恩来看到这封密电就意识到了可能招致的危险，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要罗青长马上发电报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以后要格外谨慎，万勿轻举妄动，北平秘密电台台长李政宣要做深刻检查。
为严肃纪律，也为安全起见，陈融生被调离北平。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发火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已经工作了一年多、屡建奇功的北平密台是如何被发现的？据说是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便向科长赵容德报告。
此说颇具戏剧性的偶然因素，但是抛开敌方的监听力度不谈，当时北平密台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巨大隐患。
保密局北平站不敢怠慢，对中共地下组织加紧侦查。电检科监听到的那个电台信号，成了突破口。
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训练。
赵容德把技术最先进的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四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的东南西北方向进行全天候监控。
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
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电台究竟在哪一家？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收买并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飞贼段云鹏。
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轻功相当厉害。此人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王牌，算是天字第一号的杀手。他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且枪法百发百中。中共建国初期，他曾多次潜入北京，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几乎得逞。当时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1947年9月20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了突袭行动。
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敌特里应外合，段云鹏潜入房内打开了门，谷正文率领21个特务闯了进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了。
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
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然而，北平地下电台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点。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
李政宣被捕后，供出了董剑平、董肇筠、余心清等人。经特务突击审讯，董剑平随即供出了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他们是第一处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长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后来称为北平五烈士）。
案情之大超乎预料，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自专，当即密电南京。南京也为之震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亲自飞了过来坐镇指挥。
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开始了。
1947年9月28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中央政府当局逮捕。”
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22名将军被捕。
10月3日，合众社报道，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被捕。这个消息，让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合众社报道这篇新闻，根本原因是陈琏的身份——陈布雷的女儿。须知陈布雷号称蒋介石的“文胆”、国民党“军机大臣”，他的女儿、女婿“涉共”被捕，新闻轰动性自不在话下。
让周恩来惊觉事态严重的，也是因为陈琏的身份——中共秘密党员。尤为关键的是，陈琏和袁永熙属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还是学运在北平的负责人。学运本没有和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联系，可他们却因北平秘密电台暴露而被捕，这很可能意味着国民党发动的抓捕，目标极大。
由于未得确实证据，袁永熙、陈琏坚不承认地下党员身份，最终因“查无实据”，经蒋介石同意，陈布雷将二人保了出来，“严加管教”。
五、中共忠诚战士，为革命慷慨就义
国民党军队高层重要军事情报的不翼而飞，战场上的屡次惨败，使蒋介石极为恼怒，严令特务机关在短期内迅速破获潜伏在国统区党政军内的中共秘密组织。
由于1947年9月20日，设在东四牌楼的中共北平地下秘密电台被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破。9月26日，秘密电台台长李政宣叛变，出卖了保定、承德等9处中共地下电台，出卖了国民党原十一战区司令部内所有的地下党组织，并供出曾在叶剑英家里见过谢士炎。通过调阅谢士炎的笔记，敌特机关认定与所有签署“刘福”的电报底稿笔迹相符，于是报请国民党国防部同意，将他秘密逮捕。
敌人将他们5人关押在北平监狱，进行严刑拷打，逼他们招供，但他们坚贞不屈，敌人一无所获，又担心中共地下党营救他们，于是立即转押于南京，先关进宁海路19号国防部军法局，后又关入“木笼大厦”看守所，继又转入陆军中央监狱。
中共北平地下电台被破获，地下党组织已于9月27日上午及时通知谢士炎马上转移。但事不凑巧，这天上午他陪妻子朱彦媛到医院看病去了。
这天下午，待谢士炎回来时，早已守候的便衣特务围上来将他抓去。朱彦媛呼天抢地，哭得天昏地暗。她又气又急，一个星期之后，便大口吐血而撒手人寰。
是时，谢士炎已有一儿一女。儿子谢肇平，尚未满一岁，女儿谢汉平，刚刚三岁。出事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迅速将这两个孩子转移了，此后一直由共产党将他们哺育成人。大学毕业后，谢汉平被分配到国家安全部任职，谢肇平被安排在国家外交部工作。但与双峰厚堂冲的谢族亲人一直没有联系。
谢士炎在南京坐牢的这段时间里，有他的堂弟嫂陈扢英带着儿女常来探望。
陈扢英系谢瑞蓬之妻，民国八年闺七月十一日出生于浙江鄞县姜山镇，浙江杭州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曾出任陆军教官队政治指导员，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南京居住。她生育一子谢锡初（派名合玲）、两女即：谢佩琼、谢佩瑶。
在南京，陈扢英每个礼拜都前往陆军中央监狱看望谢士炎一次。每次都提着自己亲手做好的可口的饭菜送到监狱里，谢士炎很是感激。当时陈扢英的儿子锡初9岁，女儿佩琼才满3岁，佩瑶还不到1岁。陈扢英每次都带着锡初、佩琼一起探望。谢士炎每次都在五寸见方的监狱窗口亲吻着两个孩子的小脸蛋。
11月12日，陈扢英又与两个孩子一同来探监。待她送过饭菜之后，谢士炎对她说：“扢英，这些天来，十分感谢你的探望和照顾。我心中隐隐地有一种预感，我的生命已到了尽头，马上要见马克思了。你要把三个小孩都带来让我看看。”
陈扢英带着哭腔问：“熙哥，您有什么预感？”
谢士炎平静从容地对她说：“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从衢州坐飞机到了南京，下飞机时，机场上到处是人山人海，中间有一个高高的宝塔，四周围到处是松柏、鲜花和红色的石头。当我坐下时，那椅子却是虚的，我一惊便醒来了，只听到几声鸡鸣，近黎明时光了。我醒来后隐隐感觉到，梦中的那个所在，很可能就是我今后要去的地方。”
陈扢英听了，心中非常悲痛，于是将头探向窗口，悄悄地告诉他：“熙哥，这次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一共损失47万兵马，加上其他各个战场，共有120多万人被歼灭。如今南京一片人心惶惶。”
谢士炎十分沉着地说：“这样看来，敌人马上就要拿我开刀了。我死不足惜，唯一的遗憾是看不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了！请转告贤妻彦媛，希望她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为新中国效力，完成我未竟之事业。”
陈扢英担心谢士炎悲伤，一直不忍将其妻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
19日一大早，陈扢英又做了谢士炎平生最喜欢吃的生姜炒鸡肉、红烧鱼片等拿手菜，还带着3个孩子一道探监来了。陈扢英依次抱着孩子，谢士炎探到窗口，依依不舍地与孩子们吻别。由于在车上颠簸，年龄最小的佩瑶还在香甜的睡梦中，当伯父满含深情吻着她那稚嫩的小脸蛋时，还没有醒过来。陈扢英还在再三安慰他，要他一定要保重身体。
就在这时，副监狱长往谢士炎的监房走过来。这家伙一露头，便预示着死神的降临。陈扢英与孩子们赶忙躲到角门口去了。
事出有因。原来，1948年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攻克了敌人的最后堡垒沈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了，解放了东北全境，而且敌人在华东、华北、西北战场上，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这时的蒋介石暴跳如雷，恼羞成怒，他睁着血红的眼睛，重新追究搁置了一年多的所谓“谢士炎泄露军机要案。”
果然，副监狱长打开第一间牢门，头一个就点到谢士炎。谢士炎轻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举目北瞩少顷，他迈着庄重的豪迈的步伐，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
紧接着，其他牢房门依次打开了。丁行、赵良璋、石淳、朱建国4位同志先后走了出来。
见5人都到齐了，按牢房惯例，行刑队员们端上八道菜和一壶酒，叫他们吃上最后的上路食。谢士炎等5人见了，齐刷刷一声怒吼：“叫可耻的蒋家王朝见阎王去吧！”一席酒菜掀了个底朝天，碗盏杯盘被摔得粉碎。
敌人吓得目瞪口呆：“唉，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们只不过是执行上级的命令罢了。”
敌人害怕他们到刑场时高呼革命口号，便在监狱后面过道的巷子里，突然向他们背后开枪射击，5位烈士就这样英勇就义了。侄儿谢锡初看到子弹是由背部击穿前胸的。
这是一个永远不可忘怀的日子——中华民国37年11月19日清晨7点钟。谢士炎牺牲时，年仅36岁。
敌人枪杀了谢士炎等5人士之后，便在监狱后边的一块菜地里，挖了5个坑，用的是4块木板钉成的简易棺材，将5人的遗体匆匆埋葬了。土堆上面，用竹牌依次标出谢士炎等5人的姓名。
两天后，陈扢英托人买了一口黑漆大棺材，又买了寿鞋寿衣服，给谢士炎重新装殓。在清理烈士遗物时，只见他的外衣口袋里，有一张折叠的旧报纸，上书“精神气节”4个字，内衣口袋里，有一方鲜血染就的白丝手帕，上写道：
人生自古谁无死，
况复男儿失意时。
多少头颅多少血，
续成民主自由诗。
——谢士炎绝笔
这是谢士炎预测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时写的一首就义诗。
陈扢英在家设灵堂，烧钱化纸，祭祀谢士炎的英灵。侄儿谢锡初披麻戴孝，在灵前跪拜。次日，由谢锡初在前面捧灵牌，再将灵柩抬入原地重新安葬。
解放后不久，5人的灵柩均迁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当时迁坟的工作人员皆迷惑不解，为什么独有谢士炎烈士埋的是贵重的大黑漆棺材？直到1980年1月9日，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还寄来证明材料给谢锡初，证明确有此事。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第八兵团跨越长江天险后，疾速攻克了伪都南京。就在当天下午，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与政委袁仲贤接到叶剑英将军从北京发给他俩的专电，要他们务必派人在敌方监狱里找到谢士炎。进驻南京的三十五军奉命立即派人去国民党陆军中央监狱寻找，最后从狱方的行刑记录上查到了谢士炎已遇害，陈士榘给叶剑英回了电报。时任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拿着电报的手在微微抖动，眼睛潮润了，半晌才说：“光熙呀，你不愧是党的忠诚战士，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哪怕再等个一年半载。”
如今，在厚堂冲周围繁衍的这一支谢氏后裔已近300人，他们在党、政、工、农、商、学、兵各界均涌现了不少优秀人才，不愧是名副其实的英才辈出的大家族，而且他们都忠于职守，廉洁奉公。
谢氏家族后裔个个成才，倘若烈士英灵有知，准会含笑于九泉。
六、良好家风，重在言传身教
谢家自祖辈以下，虽系将军门第，有身份地位，但皆清廉自守，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周济穷人，晚辈皆能甘于清贫度日。先人为官，绝不摆架子，绝不讲排场，绝不骑马挎枪在乡邻面前耀武扬威，待部下将士如同兄弟，周遭的乡邻永远忘不了他们的深恩厚德，几十年来，一直有乡邻在他们的先祖坟墓上悄悄祭拜，由此可见其深厚祖德肃然流芳。祖训“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与人为善，厚德致福，”一直为子孙后代继承和发扬，并坚持落实在行动上。谢女士的丈夫黄孟冬出身于耕读之家。其父黄友云是德高望重的医师。先祖与黄公略将军之父是兄弟同胞，有着与谢家基本祖同的祖训家风，一代代影响至深至远。
谢佩琼女士共怀7胎，有1子4女长大成人。
长女黄蒲玲，次女黄端玲，均已成家立业。儿子黄惠林大学毕业后，在湖南娄底地区煤炭局，出任办公室主任。现任北京节能有限公司董事长。三女黄姿玲，现任湘潭市国税局纪检办公室主任。四女黄姣玲，现为深圳华路安集团公司驻湖南总代理。
谢佩琼与我道及她的家世，顿时百感交集。过去由于戴上一顶“官僚地主”的帽子，即使戏演得最好，评先进总是没有她的名字，长女黄蒲玲，次女黄端玲成绩最好，但升高中上大学总没有她们的份儿，丈夫黄孟冬虽然出身贫农，但因妻子不属“无产阶级”，每次推荐当民办教师时，常常莫明其妙地被打入另册。但不管受多大委屈，夫妻俩总是教育子女要爱国爱民，光明磊落地生活，堂堂正正地做人。
谢女士家9个人，上有老，下有少。她生儿育女，白天出集体工，从来未间断。晚上还得扫地、喂猪，洗衣浆衫，有时打着灯光种菜。含辛茹苦，哺育儿女长大成人。家风淳朴，一家人吃穿互相推让，子女团结一致，共度艰难，从无争吵现象。
后来，为了补贴家用，她学会了剪纸扎花圈等手艺，有时因客户需要，夫妻俩通宵加班，白天照常出集体工，否则被队里冠以“不务正业”，必受惩罚。
有好几次，他们干活到深夜。又悄悄跑到学校教室的窗户外，悄悄观察儿女们是否在认真进行晚自习，因临近考试，家里让子女寄宿一个月集中复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父母良好的家教深深打动了儿女们的心。
20世纪70年代，每个社员（村民）都是在生产队（村民小组）出集体工，全靠挣工分过日子，谢女士不让子女逗留学校玩耍，更不许随意去亲友同学家作客，放学后必须出一气工（过去生产队计工法，即上、下午各两场气，4气算l天）。
有一次，谢女士发现两个大女儿放学后一连几天都没有出集体工，又见她们买了一双钢丝袜子给她，她反复追问钱是哪来的？女儿总是不吭声，谢女士再三开导她们说：“人穷志不穷，你们买来的袜子，这钱来得不明不白，我是坚决不穿的！”经母亲这么一说，两个大女儿终于说出了事情的来由。原来，当时的生产队社员经常在大队生产队开会，许多家庭主妇都爱打扮得整整齐齐，常常是钢丝袜子套凉鞋。可是谢女士总是一双赤脚去开会。两个女儿不忍心看着妈妈这个样子，便悄悄商量，旷了4个下午的工，跑到茶场摘茶叶，挣得7角钱，为娘买了一双钢丝袜，听到这个实情，母女们抱头痛哭。
子女们不但个个孝敬父母，而且个个孝敬祖父母。
黄惠林的祖父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病重之时很想吃鱼。他小小年纪，却想到祖父辛苦劳累一辈子，后辈们须给他晚年幸福的安慰。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弄条大草鱼给公公（荷叶一带对祖父的称呼）尝尝味道。
黄惠林的眼力挺好，水面浮头鱼，他可用木棍或石头打翻它，百发百中，真个是“弹无虚发”。
一天下午放学回家，黄惠林经过本村池塘，只见一群鱼正在水面争食水草，他顺手拾起一砣麻石打过去，“砰”的一声，只见一条大草鱼便翻起了白肚皮。“好大的鱼哟！”他猛一阵面红心跳，抓起鱼，一溜小跑跑回了家。
为了病重的公公，他算是头一回做了小偷。
傍晚，母亲收工回来，第一眼就看见了厨房的大草鱼。谢女士厉声追问子女，“这条鱼是哪个捉的？必须物归原主！否则会毫不客气。”黄惠林忙低着头承认是自己打的，但又说明为的是孝敬公公。谢女士严厉批评了儿子：“人穷志不穷！贪小便宜是最没有出息的！我希望你们能正直无私地处世，光明正大地做人！小时候偷针，长大是贼精。曾记得有个母亲庇纵做贼的儿子，儿子赴刑场时咬掉了娘的乳头。人家辛辛苦苦养的鱼，你图个便利捉了来，多没良心啊！你的孝心是好的，但这鱼只能买决不能偷。”父母一齐给孩子们予以警告。这时窗外站着一个汉子，正是那养鱼专业户，当他听到这两位深明大义的父母的优良家教，顿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悄悄地走了（原打算到她家大闹一场，并让四邻都知道，然后来个加倍处罚）。父母严令儿子把鱼退还给失主，儿子把鱼送去，那汉子又悄悄把鱼送回到他家门口。
出于自己编辑职务之习惯，我曾在暑假期间，主动与城市郊区的中学生们交朋友，他们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作为老师，特别是作为孩子们第一任老师的父母，容貌与衣着打扮并不是最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是身教重于言教。他们最厌恶的老师是谄上欺下、阳奉阴违、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常言道，狗不嫌家贫，子不怨母丑。的确，像黄惠林的父母亲衣着简朴，且日晒雨淋干苦活，容颜很是憔悴，其形象就更有些未老先衰了。然而，作为孩子们第一任老师的父母，有一颗闪烁着真善美的良心，有着泥土一样的淳朴，不时感化着自己的子女，其人格魅力是无法形容的，所以父母的形象自然在他（她）们的心目中美丽起来高大起来——这是孩子们的心中白璧无瑕的教师。反之，某些子女的父母亲仪表甚佳，赶时髦刻意打扮，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本身就是学校教师，但由于心中弥漫着假、丑、恶的瘴气，其家教反而不容乐观。
通常说，男孩子比女孩子要淘气一些，作为父母，也就常常为此多操一份心。
黄惠林生性好动，也爱动脑筋，他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班上同学尊他为“学生领袖”。同学们都愿意和他交朋友。朋友多了，自然贪玩，学习便上不去了。他母亲谢佩琼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以孟母三择邻为例，从五七校转学到了拱石校。换了一个新的学校，这里学习气氛甚浓，经过母亲不断打气，使他顺利地考上了双峰九中（今荷叶中学）。
在九中读高中的头一年里，由于黄惠林德才兼备，班上一些女同学对他暗暗地喜欢上了。终于，他与同班的一个女同学有了早恋。自然，每一个少男善于钟情，每一个少女善于怀春，此本人间人性之常事，但是，如果不及时纠正，将毁了他一生的大好前程！母亲是过来人，她所想的十分正确。人生路上，最紧要的只有几步，绝不能错过。联想到自己生错了时候，要是她能到音乐学院深造，也许今日会成为一个著名的歌唱家；丈夫要是当上了民办教师，能上师范学校深造两年，肯定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教师。自己这一代耽误了，再不能让儿女们耽误，想到这些，母亲彻夜失眠，她先与班主任交换了意见，再细心开导，以充分的理由说服儿子。
谢佩琼指着水塘边一棵梨树，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看这棵树，每年都结很多梨子。去年早春温暖，这树开了满树的花，不久，青果挂满了枝头，不料一场狂风冷雨过后，满树的果子全都夭折了！自然，母亲的暗示和启发，使儿子心中开了窍：爱恋之花过早地开放，就怕将来没有结果。他低头沉思，热泪潜然滚落胸前。人世间只有母爱是最圣洁的，是博大精深的。黄惠林毅然向母亲递交了保证书，保证今后一心一意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决不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
茫茫学海之中，一艘偏离航向的小船，经母亲及时校正航向，又乘风破浪，继续扬帆远航了。
父母亲告诫孩子们，人世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助人为乐。
父母亲高尚的人格是儿女们为人处世的一面最好的镜子。谢佩琼女士一生光明磊落，严以律己，乐于助人。她的一言一行，如春风化雨，不时绿化着孩子们的思想灵魂的家园。
她常谆谆告诫孩子们：她的大半生遇到过三种人，一种是雪中送炭，一种是锦上添花，一种是落井下石。她希望孩子们都做雪中送炭的真君子。
母亲助人为乐极为深刻的是她为老师排忧解难的事情，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孩子们。
那是1958年的冬天，当时的谢佩琼还在新耀完小读书，是时班主任王葵初老师（家住荷叶镇汤佳村），响应政府的号召，带领本班小学六年级学生背着棉被和锄头箢箕，去修梓荷公路。全班师生驻扎在黄巢山中王瓜竹排上的一户农民家里。户主的屠案压在火炉上，当时王老师未注意，在屠案上架上门板，摆设了临时床铺后，锁上门，便与学生们一道上山修公路去了，不久屋里起火，师生们的床铺被子均化为灰烬。王老师急得脸都黑了。谢佩琼灵机一动，她约另外5个同学在山沟里开了个秘密会议，会上一致达成共识，即向上级反映情况，只推说是同学们不小心失火，绝对不是老师的责任，才使王葵初老师避过了一场牢狱之灾。因为王老师家庭出身非无产阶级，按当时的形势，倘若不是他的学生们勇于承担责任，肯定会判他个“故意破坏”罪送进牢房。
母亲做的许多好事被儿女们牢牢铭记于心腑。
1994年冬，黄惠林正在大学读书。一天，他与其他同学一起上长沙岳麓山搞野炊。其中一个男同学不小心引起火灾，烧毁了一大片森林，这不是闯了弥天大祸吗？岳麓山是湖湘千年名胜古迹之地，旅游区森林风景容不得任何人动它一根毫毛，如今却烧毁了一大片旅游风景林，弄不好肯定要逮捕法办的。
在这紧急关头，黄惠林突然联想到母亲为老师化解大难的事迹，顿使他心里开了窍，赶紧约其他同学一起开了个小会，大伙儿一起凑钱去赔偿火灾损失。他第一个站出来掏上零花钱，又急打电话要母亲汇款给他。同学们合力凑得1600元，作为罚款了结此事（主要认为这些大学生不是故意搞破坏，且认罪态度好）。
太源村毛冬生的儿媳因累次怀孕不稳，到长沙治病，可一连好几天都因人太多而进不了医院。一天，黄惠林和他的同学在街上碰见她，听她诉说其实况，他忙请一个同学帮忙让她住进了医院（因那位同学的家长是医院的主治医师）。看她营养跟不上，又掏钱设宴款待。
谢女士一家做了许多的好事。许多时候，即使他们自家最困难，但他们想方设法帮助别人，做到有求必应。
新世纪初期，他夫妻俩将全部积蓄贡献荷叶城区改造，后来又分别给拱石校、新耀校的危房改造、双峰九中（现荷叶中学）和中心学校的设备添置各捐献1万元。为宝农中学捐款10万元。当先村边远偏僻，是1300多人的大村，为了马路硬化，他先后拿出25万余元赞助，使户户通水泥路，并接通双峰、衡山、衡阳、湘潭的直通车。在修路过程中，他担任工程质量总监，公路修好后又义务铲除周边荆棘杂草，从不要一分钱报酬。从2000年起，他俩每年要到全村五保户、特困户家拜年慰问，并带上丰厚的礼品。本村朱青文出了安全事故，他救助1万元，并对其小孩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全包，年年资助数个特困学生，所捐资金不是小数目。
由于老黄一家关爱社会，关心他人，在2012年评为荷叶镇道德模范，同时他们夫妻双双先后被选为镇人大代表，评为双峰县先进人大代表，成为曾国藩故里人人敬仰的一对时代楷模。
如今子女成了国家的人才，对父母很孝顺，他夫妻俩不愁吃不愁穿，生活逐渐好起来了，但他们却很节俭，逢六十大寿，到亲戚家躲生日，不愿意摆酒宴，平常生活，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但对孤儿寡母，失学儿童，他们总会伸出慈爱的双手，及时扶上一把。凡当地政府、学校有困难，她总是慷慨解囊，厚德泽及乡梓，家教美誉四方。
笔者采访至此，与师生们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一支歌——《爱的奉献》：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
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
再没有心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
死神也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处处开遍。
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黄孟冬与谢佩琼跟笔者谈到当地的一些实际情况。在农村，一个家庭一旦出现意外事故，常常落得个倾家荡产的惨境，而且若干年还翻不转身来。在举目无助的情况下，一些人甚至感到绝望而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大家伸出温暖的援手，遂会使不幸者的家庭起死回生，如同枯萎的旱苗遇到了及时雨。例如朱青文，家境一贫如洗，突遇车祸，一次要拿出几万元，让他痛不欲生。黄孟冬夫妻当即主动捐款。钱不够，他们又发动子女亲友一同献爱心而使朱家度过难关。这样的事例每年都有。一家有难，八方支援，大爱无疆，如此风气一传播，波及四邻，社会风气自然普遍好转。
总而言之，“只要人人都献上一点爱，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笔者近20年来，多方搜集材料，终见文章成篇，子夜冥思，百感交集，慨赋一首《沁园春·友云山庄》：
广宇辉煌，百千气象，日月争光。赏琼楼接昊，乾坤朗朗；山风播馥，竹树苍苍。涓水潆洄，群峰滴翠，鸟语悠然递锦芳。花开放，正东风招展，天籁频翔。
钟灵毓秀山乡，涌英烈丰功慨又慷。仰将军奋勇，挥师荡寇；贞忠报国，破浪远航。兰桂腾芳，椿萱并茂，典范千秋著翰章。看今日，悦承先启后，气宇轩昂。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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