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知识分子是现代作家贡献的两类主要人物形象。对于传统中国人而言，乡土是生命之根，是终其一生的所恋之地。相比较现代作家，当代作家塑造了一批文学新人，他们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但是从精神或心理属性上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城市。他们中有的在城市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有的只是不断更换工种的底层打工者。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乡”的践行者，既是城市边缘人，也是传统乡村的边缘人。
一、豪情壮志的先行者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一批有文化的年轻人率先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到城市去寻找人生的新起点，试图在城市实现人生的理想抱负。这类形象首先在从乡土走出的两位陕西作家路遥和贾平凹的小说中出现。《人生》中高加林在高考失利后逃离农村，在县城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落脚点：报社的通讯员。他的通讯报道在地区和省报接二连三的发表，高加林感到自己的才华得到了领导和公众的认可，城市给了他展现才华的机遇。虽然和巧珍的爱情曾使他短暂的回归土地，但他的内心还是向往着城市。小说的结局因为有人揭发他走后门进城，不得不离开城镇，回到乡村。但作为最早踏入城市的先行者，他迈向城市的脚步不会停歇，他的城市梦也不可能因为一次打击就走向终结。《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沿着高加林的脚印继续前行，付诸实践，这次他经历各种磨难，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城市扎根，虽然只是城市边缘的一个煤矿工人，但是这已经是对于乡村生活的一次成功的抗争。
《浮躁》中金狗比高加林更为深刻，高加林的理想更多的基于对乡村生活的叛逃，但是金狗是在深入了解乡村的基础上自己有了一番动作。他有理想，又敢于奋斗，他去参军，先是当小班长，后是当通讯干事，在外面闯荡了五年后又回到州河。他在农村是没有根基的，实权被巩家和田家把持着，但金狗有豪情：我要穿就穿棉袄，不穿就光身子！他跑河上运输时，暗中留心各宗生意，并勇敢把握住了记者的机会，事事敢为人先，虽然有时因为理想与现实差距悬殊略显浮躁，内心偶有彷徨，在自己要成为田中正的女婿的时候显现的尤其明显。但在历经人生的大起落后，他终于寻得内心的平静，选择主动避让，这是个人智慧的体现。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出于理想主义的激情，金狗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塑造成了一个征服城市的英雄，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金狗很多时候具备的才能是寻常农村人所不具备的，如他超凡的政治见解，冷静的态度等，可见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有些理想化的。
二、内苦外甜的先适者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一些农村人开放自己，用乐观积极的心态去主动融入城市。表面上看是一次甜蜜的乡村与城市文化的碰撞，实质上来说还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压榨。城市需要农村人为城市建设奉献自己，但并不给予农村人相应的地位和尊严。这也正是“内苦外甜”的原因所在。刘高兴带着同村人五富来到城里拾破烂。当被城市中的市民羞辱为“破烂”时，他转瞬间就缓下脾气：何必计较呢，遇人轻我，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么。或是迅速回击饭店女老板“猪”的辱骂后内心的洋洋自得：我是顺嘴说出这话的，反应之快，又如此机智。凡此种种，都可见刘高兴的乐天派性格。
可城市生活却一步步展现它的凶恶，“当他热心帮助忘记带钥匙的家属院居住者却被人当贼防时，当他帮老太太搬东西上楼后因不想欠他人情而追着给他两块钱时，当大老板韦达在小孟被抓后拒绝帮助他们时，才知道韦达并不伟大。”他劝说五富要万事放宽心，用自己的知识、乐观一一化解城市带给他的种种挑战，但他无法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金钱和社交能力来解决生活中的危机。当孟夷纯身陷派出所，他只能铤而走险，去挖管道沟挣钱，也因此失去了五富。只有死人才能留在城市，这是作者向我们展现的悲惨结局。
“刘高兴带着五富满怀激情地进城，一心想要成为城里人想按着文明礼仪的章法活出人样来，甚至一进城就把自己名字改成了刘高兴，天真浪漫的以为只要改了洋气的名字自己就跻身于城市人的行列之中了。他按照城里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文明礼让，也开始自觉的承担城市人的社会责任，城市需要他们拾捡破烂带来环境的整洁,但需要他们的同时又把他当作破烂，歧视、压迫他们。”
即使在贾平凹刻意用一种玩笑温馨的笔调来叙述刘高兴的进城生活，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窥察他所处的生活状态：事业，生活，精神追求，女性理想破灭的危机，这种种并不是刘高兴努力开解自己就能够解决的困难，甚至有些更加重了他的苦难，其作品内部的冷漠和残酷可见一斑。遑论作家塑造刘高兴这个非典型的底层人物时，已经赋予这个人物超出常人的知识和思想。“当我们借助文学表现对底层世界的关怀、批判和同情时，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底层，或者说怎样真正地进入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而我们自身的立场又怎样在底层形象建构上得到展示……极力书写底层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合理缺少坚强的理论支撑，这些都必然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底层小说的悲剧色彩很难真正地建构起来。作家给主人公起名“高兴”，然而最终刘高兴还是不能真正地高兴，他无法融入这个城市，只不过是又一个游走在城市中不被接纳的无所归依的过客。”
农民工进城，农民工和城市双方都要有所改变，缺一不可，即使农民工主动来适应城市，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先适者，但城市并没有开放自身，给予他们足够的生存空间，这重重的困难是必然的结果。
三、无力自控的被动者
农村人出逃大多情况下是外界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秦腔》后记写道：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农民不止止是吃饱肚子……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的发挥了它的潜力后……农村又成为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是必然的。农民大量出逃将农村置于窘境，一方面，农村没有足够的资源优势留住外逃劳动力，甚至连村里抬棺材也找不到青壮年：“不是四叔沉，是咱们的劳动力不行啦！”（《秦腔》）另一方面，它仅有的资源需要依靠大量精壮劳动力才得以开发利用：收麦天阴雨多，不及时收割回来，风把麦一吹倒，麦就生芽啦……咱是不是该回去了？……如果回去，来回折腾几天，收下的麦子又能值几个钱呢，不够车票费。（《高兴》）他们虽然出逃到城市，仍心系家乡，却迫于现实原因无法回去，只能留在城市。一年中的农忙时节尚且不能回家，更何况别的时候呢？农民进城是为了家人，却无法为了家人回乡，这也是多数农民工的现状。
无力自控包括另一种情况，就是无法做出选择，因为苦难是如影随形，紧紧依附着他们的，多见于女性群体。她们默默的忍受外界施加于身的恶行，无力反抗，无从反抗，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高兴》中的孟夷纯虽是妓女，却有一个高尚的理由：筹钱给警察帮助破案。孟夷纯的前男友杀了她的哥哥却逍遥法外，她向警察报案却被索要路费，除此之外她无法伸张正义，只能妥协。为了支付无休无止的路费，她出卖自己的身体和故事，在一次扫黄行动中被警察抓捕。这其中环环相扣，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刘高兴、韦达等一众男人。又比如翠花，终年伺候着植物人，只为得到应得的酬劳。男主人起先还很规矩，后来就动手动脚。她要离开却被男主人扣着身份证。相比起孟夷纯，翠花的经历更平淡，却更普遍。作为从乡下来打工的女性中的一员，她屡屡受辱，遭受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虽然刘高兴后来为她解决了这件事情，但这也正是依靠他人救赎自我的体现。
总的来说，来到城市的农村人都缺乏自我上升的渠道，无法跨越原有阶层，转变身份，真正的成为城里人。农村人来到城里也只能挣扎在社会底层，获取比较少的劳动收入。这种底层工作的特点，一是纯人力、体力劳动，报酬不高，二是对于个人的安全、尊严等没有保障。这种底层工作限制他们转变身份，生活一直是被动选择的状态，或许是被金钱胁迫，或许是被生存胁迫，他们最终走上的都只是错误的老路。
四、混沌清醒的隔离者
一部作品以“我”的视角叙述，“我”的内心不会是没有思考的。外表看来，千千万万个“我”是相同的，但是“我”的内心却吐露出每一个“我”的独特性。即使以我们现行社会观念标准的判断他们一名不文，但他们却不会自卑于自己的较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会去迎合周围的社会群体。他们也许看上去不合世俗，有时会被认为是在“发疯”，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本可以像社会大众认可的正常人一样生活，但他们不愿意。对于不理解他们的人，他不愿意去靠近，甚至也拒绝别人靠近自己，清醒的将自己隔离。刘高兴自恃自己的特别：“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起码和五富不一样。（《高兴》）”他有解决门卫阻拦五富进入家属院拾破烂的智慧，他在五富想尽办法挣钱时追求生活的享受，他有为自己的女高跟鞋找个城里女人的愿望。虽然在这过程中他做了些混沌事，却始终有一颗清醒心。他不会主动说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大家虽然一起生活，但并未真正了解精神上的追求！在他眼里的五富永远处于被拯救被嘲笑的位置，他嘲笑五富的无知、愚蠢和审美感悟能力低下；嘲讽他永远无法摆脱小农意识，和不思进取的鼠目寸光。当杏胡大姐说出他心底隐秘的愿望，他激动不已“我想抱你”，只有真正能读懂他内心的人才能得到他的认可。
《秦腔》中的引生被人认为是疯子，一向被人敬而远之；谁能想到引生也在嗤笑他们。他没有工作，到处游荡，心中只有白雪。当被发现偷了白雪的胸罩后，他竟然通过阉割自己以求得白雪的谅解。但当离异后单身的武林不想一个人过年而想要和引生搭伙时，引生却宁愿孤单一人，他嫌弃武林“话说不连贯，而且身上有一股臭味”。即使他人主动靠近，也不会轻易敞开内心，因为靠近他的人不是他想要的人，他宁愿不要，自己活成个独人。他用隔离的姿态来保护自己的处事原则，不需要获得别人的理解。
总的来看，农民工进城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潮流，在这背后，正是时代环境和农民思想变化的逐步推进和反射。从80年代改革初期的良好形势下，接收知识的知识分子来到城市施展人生抱负，再到后期城乡差距加大，农民工到城市探索生存之路，到当代社会下农民工适应城市的非典型人物形象的出现，这是社会发展的缩影。从作品中研究不同类别的边缘人形象，对于包容当下社会的边缘人群体，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社会在告诉发展的过程中，城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在这些群体为城市民众贡献力量的同时也能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人文关怀，这不仅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更是一个城市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注释：
①叶君.乡下人进城与底层写作——解读《高兴》［J］.绥化学院学报，2015，35（6）.
②邵宁宁.城市化与社会文明秩序的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进城”问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③何英.城市“边缘人”的精神困境与艰辛情路［J］.中华文化论坛,2014(10).
④王萌.贾平凹《高兴》的底层性缺失［J］.文学教育,2009(07).
⑤李航,农民、乡情、心声与人性美学［J］.山西大学报,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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