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

　　一

　　湖北黄陂自古以来是诗歌之乡。黄陂武湖则因“武”得名，因“文”添彩。历史上的武湖，原名黄汉湖，南通长江，北连滠水，烟波浩渺，是演练水军的理想之所。据《广舆》记载：东汉江夏太守黄祖常率领水军到该湖中操练，遂将黄汉湖更名为演武湖。久而久之，人们就干脆叫它武湖了。

　　到了唐代，武湖又成了闻名遐迩的“文”湖。当年从边塞回故乡的河南才子崔颢，路过汉阳，小船停在黄鹤楼下，他乘兴登楼，四面遥望，先看见了汉阳树，又看见了“烟波湾”（武湖烟涨），不免一阵乡愁涌上心来。于是，信手拈来《黄鹤楼》一律，表达了“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无限情思。这里的“烟波江”就是今天的武湖农场。

　　也许是“文”湖的熏陶，1913年11月，当代诗人伍禾就出生于武湖沙口楼子墩。伍禾乃书香世家，其祖上曾出过胡瑞澜、胡孚宸（字公度）两位翰林。

　　胡瑞澜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因任浙江学政时，以钦差衔审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而名噪一时；胡孚宸乃光绪二年（1877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广西乡试正考官。因在戊戌变法中上书《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设以裨时局》，被光绪采纳而载入史册。

　　伍禾的祖父也是前清的举人，父亲胡文叔饱读诗书，既是一位远近闻名的中医师，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萧楚女的好友。伍禾出生后父亲给他取名胡德辉，意即德才兼备、交相辉映。

　　童年时，伍禾家道中落，仅靠父亲在乡间行医维持生计。1933年，伍禾考入湖北省立师范学校。此时，正值战火纷飞，为了避免战难，胡文叔带着全家人一起从黄陂武湖迁至武汉，借居在一个亲戚家。亲戚家的后门正对着卢家的前门，伍禾与卢家青年卢华北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常在一起交游。而在美专念书的卢华北又跟同学聂菊荪莫逆于心。

　　于是，三个青年总是结伴而行，不是在卢家，就是在聂家。聂菊荪有一个八九岁的妹妹聂碧莲。在兄弟姐妹中，碧莲跟二哥菊荪最为亲厚，每次，二哥在家招待一众好友时，她总是在旁边静静地倾听他们高谈阔论。

　　青春的热血总在沸腾、燃烧。自幼就喜欢吟诗对句的伍禾，进入师范学校后受左翼文艺的影响，就与好友聂菊荪、叶品林、卢华北一起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开始新诗创作。小碧莲对伍禾更为仰慕。时光流逝，伍禾的身影在碧莲的脑海中扎下根来。伍禾也把聂家当作自己的另一个家，跟聂氏兄妹亲密无间。

　　那时，伍禾还与叶品林等一批诗歌爱好者，经常在一起赏析、切磋新诗和各自的作品。伍禾先后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上海《申报·自由谈》、《现代》杂志及武汉地区出版的报刊上激扬文字。

　　伍禾发表于《现代》1934年第四期上的新作《旅人》，诗中“驰骋于旷野的天风”，不仅吹皱了上海文坛的一湖秋水，也吹遍大江南北。此诗因此成为伍禾的成名作。自此，他成为1930年代中国诗坛上的一颗新星。

　　二

　　1935年冬，伍禾投身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之中，并运用手中的笔，为民族解放而歌。在《十二月的江边》中，他以“愤怒的感情”斥责那些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握着权柄的人”。紧接着，他发出了“我们从民间来，要回到民间去”的呼喊，要以“革命的热情，把种子播下去”，要做“纵火者”，让祖国的大地“七处冒火，八处冒烟”。

　　在举国掀起抗战高潮的1938年春，伍禾作为东道主，张罗着中国文坛精英齐聚于全国抗战中心汉口，并于3月27日在此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一次座谈会上，协会诗歌组长方殷建议：将纪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的端午节定为“诗人节”。大家一致拥护之余，推臧云远随即起草了《诗人节宣言》，经郭沫若审阅后发表，从此每年的端阳即为诗人们的节日了。

　　此间的伍禾忙得不亦乐乎，他不仅供职于《新华日报》，还负责主编《四月》周刊、《新民报》副刊《空谷》、《华中日报》副刊《驼鸟》、《大光报》副刊《紫线》、诗歌双周刊《诗小步》、《武汉日报》副刊《小品与诗》等多种文学报刊，“伍禾”的文名因此不胫而走。在伍禾的影响下，小碧莲也成为进步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与此同时，伍禾与诗人臧克家结为知音，他们一起到汉口青年会参加邓颖超大姐的演讲会，听她分析抗战的形势；和老舍在酒店聚首，为“文协”的筹备分忧解难；参加文艺界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座谈会，活跃于文苑诗坛。臧克家兴奋地说：“抗战的号声一响，我疯狂了，一肚子淤积得到了倾倒，一腔子热情无遮拦地流泻，看到什么写什么，听到什么写什么。”他在武昌写成81行诗《武汉，我重见到你》：“武汉，抖一抖身子站起来！……放开你的喉咙，唤起救亡的热情，起来，给祖国再造一个新生！”

　　徐州会战前后，臧克家则赶赴台儿庄，在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作战地采访，他的报告文学《津浦线血战记》初稿完成翌晨，就搭乘火车赶回武汉，在生活书店组织编发，绘制地图，安排出版。在伍禾的襄助下，印刷精美的《津浦线血战记》送到了抗战前线。

　　由于伍禾出生于“楚剧之乡”，自幼就能哼上几曲。那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汇集了王若愚、李百川等名角，伍禾便随队一边进行战地采访，一边巡回演出于鄂西北、河南等战区，以后又南下，一直到香港。

　　接着，为了更好地为战地服务，更广地开展民众宣传，伍禾会同臧克家、邹荻帆、田涛、田一文等14位颇有名气的诗人，组成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结伴走上战场，成为“战士诗人”。这支队伍驰骋在大别山区村头山寨，他们敲响锣鼓，喊卖梨膏糖招徕观众；他们出刊墙报，刷写标语，教唱救亡歌曲；他们自编自演《新小放牛》等抗战戏剧，将抗日救亡的爱国精神传播到各地。用臧克家的话说就是：“高唱战歌赴疆场。”

　　1938年10月至1941年，广州、武汉、香港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后，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湘桂铁路建成通车，桂林与内地的交通变得便捷，加上抗战初期广西当局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积极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使得桂林的政治气氛相对宽松，大批文化人士为桂林所吸引，纷纷来桂，使桂林成为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被誉为“文化城”。这一时期，旅居桂林的著名文化人士多达千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在业内卓有声望，就是在普通民众中也有着广泛影响。诸如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教学生涯等方面，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伍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40年初来到桂林的。他先在广西省立艺术馆工作，接着又在两所中学里教书，并担任中华全国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在桂林5年，他除在《抗战文艺》、《文艺生活》及当地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作品外，还先后出版短诗集《寒伧的歌》和长篇叙事诗《萧》，并和同在桂林的诗人、作家一起出版了《二十九人自选集》。其中《萧》是他纪念父亲的挚友、中共早期领导人萧楚女的沉痛之作。表达了诗人崇拜烈士、歌颂烈士和决心继承烈士遗志的情怀。

　　直到1941年端午节，第一届诗人节庆祝大会才在重庆召开。到会者400多人，于右任被推为主席，郭沫若在会上介绍了屈原的生平，冯玉祥将军即席赋诗，老舍代为朗诵，胡风发表了演讲，常任侠朗诵了《离骚》原文，光未然和高兰两人朗诵了郭沫若的《离骚》译文。

　　此时的伍禾非常兴奋，他一边积极参加抗敌协会的活动，一边努力创作，终于在次年诗人节完成了一部纪念屈原的清唱诗剧《汨罗江边》，并由音乐家陆华柏谱曲演出，在大后方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941年，广西笼罩在一片白片恐怖之中。次年，心上人聂碧莲高中毕业后，伍禾赶回武汉接她到广西，安排她在自己任教的广西平罗某中学任教。

　　三

　　作为现实主义文艺观的信徒，从事过诗歌与诗剧创作有年，又身兼报刊、出版社文学编辑的伍禾，在这场“形象之争”中，他根据自己的多年实践作出理性思考：从诗歌创作过程、读者反应、想象力、形象化的技术层面，层层剥脱，写成了一篇诗论力作《诗的形象》，并于1942年10月发表在桂林的名刊《诗创作》上。

　　《诗的形象》的要义包括：诗人的生活要广而深，观察和体验要敏锐而周密，这是“形象”构成的前提；一切艺术皆是“形象”的创造，诗本来就是“活的形象的语言的排列”，无论叙事诗或抒情诗都离不开“形象”，诗若离开了“形象”就如同离开了“语言”一样不可想象。

　　在诗的艺术元素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诗人的主观真实，诗人的情感和诗人的战斗意志，以及诗人的生活。不过，这只是建造诗之“房屋”的基础，“形象”应是居此之上的高级存在：“没有基础，不可能建造房屋；有了基础，建造房屋又不一定是诗的。它们相互的关系就在这里！”

　　在论述诗的形象与情感的关系时，伍禾明确指出：“形象化须以丰富的情感作底子。形象化的目的，不仅是在使诗不落入概念，而且要诗更有深度。所以非有丰富的情感来拌和形象不可。”接着，伍禾对何谓“形象化”以及“形象化”的目的进行了现实主义阐释——

　　“为什么诗要求形象呢？因为它可以建立诗底深度，造成诗底效果。诗人用形象来埋葬自己底思想，感情，让读者通过活的形象来触觉它，只要埋葬得不晦涩，使人可以一触即得，而不在于要挖掘半天还莫明所以，我以为那是一定有助于诗的！所谓诗底形象，就是诗底具象化，把一切抽象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用具体的，活生生的境界事物表达出来，我们姑且这么说：诗人底创作经过是由抽象到具体，读者底欣赏过程刚好反过来，由具象到抽象。……

　　“在诗底创作过程上，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写作动机的触发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又可能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由实生活所得来的直接的形象的触发；一种是由实生活升发出来的间接的，思想概念，感情意志的触发。但这两种情形并不是截然划分的，只不过是一种情形的偏而已。因为它们总是杂糅起来，而以实生活为底子的；第二个阶段，是形象底表达阶段。这一阶段，大体只有这一种情形，而实际上，整个创作过程都是异常复杂微妙的。我们只不过为了叙说方便起见，来强作划分而已。”

　　伍禾的《诗的形象》一出笼，在大后方文坛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中国诗坛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笔战拉开了帷幕，大抵可分为正反两个方阵：

　　正方以劳辛、臧克家等为代表应和，他们从文艺学角度普泛地提出诗的思想情感理“形象化”的必要性。诸如，穆木天主张塑造出“典型形象”以反映抗战建国的精神，唐琅诉诸于人类学知识以寻找“形象化”的历史依据，维山从一般美学的角度阐发“艺术形象”有洞见客观现实和历史真理的能力，艾青对“形象”表现出拳拳服膺和夸大其词的倾向。祝实明则把诗的创作历程，描述成一个主体感情从“雏形之诗”到“无声之诗”再到“成形之诗”的发展过程。认为“具象化”（包括具体化和形象化）手法使诚挚纯净的感情对读者变得具体可感，而主体感情的“形象化”目标则有写景、咏物、咏史三种途径。

　　反方则以胡风、周钢鸣、黄药眠、阿垅等人为代表，他们对“形象（化）”保持着怀疑、省察和批判的态度，他们从抒情主义的诗学立场出发，反对把“形象化”化约为自然景物的客观主义描写，强调形象的衍生性和社会性、形象产生于情感、形象的“情感化”的必要性以及“主观战斗激情”的优先性。他们驳斥伍禾关于“形象”是诗的生命和灵魂过于武断。认为伍禾的论调无限拔高了形象的重要性，以形象统摄一切、凌驾一切、把形象规定为诗的唯一本质，有违事实。胡风、阿垅等人还指出，伍禾的“形象”说对于激情的认识不足，把形象化等同于“客观主义”的景物描写。

　　四

　　多年后，胡风回忆他与“形象思维”的关系时写道：“1935年，我评介了苏联文学顾问会编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我摘要说明的内容之一，是‘形象的思维’这个观点……我省悟到这个观点的重要性，作了一些说明。但只是当作方法（作者的“本领”），没有提到原则性的高度，也没有引起理论批评家的注意。

　　“1942年，我又一次提到了它。我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正式采用了‘形象的思维’这个说法，但那是为了批评把这个观点庸俗化地叫做‘形象化’的不正确的理解；而仍然是没有正面对这个观点本身做进一步的探讨。”

　　是的。胡风此间炮轰伍禾的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他写于1942年一篇诗论《关于“诗的形象化”》中。胡风在文中对“形象”、“形象思维”、“形象化”这三个概念之间做出甄别，论及它们与新诗的关系问题，从现实主义的“主观论”文艺总纲出发，诊断新诗之走向“形象化”的缺失。指出，伍禾《诗的形象》夸大了“形象化”与“情感化”的不相兼容，在回归“抒情主义”的表象下，凸出现代性的“主观战斗激情”的优胜地位。

　　按照胡风的观察和描述，抗战以来诗的发展经过初期的热情澎湃以后，渐渐走进低徊沉郁的阶段，诗的主潮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特征：“一方面是诗人的情热进向了潜伏的凝练阶段，另一方面则是被生活所腐蚀，渐渐失去了情热，终于只是在一寸一寸的生活现象上寄托自己。而一般地说来，正是后者淹没了前者的。”何以故？胡风归咎于诗人和理论家对“形象化”理论的执迷，他以讽刺口吻提到形象化的一连串表现，随即总结了导致的后果：诗人的主观精神、对人生的战斗欲求和献身精神在“形象化”的理论下面被轻轻遗忘了。

　　与此同时，诗人、文艺理论家阿垅也认为，“形象论”提出的初衷针对诗的概念化倾向，他把“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归咎于“形象化”理论的流毒，阿垅在《形象片论》中区分观念、形象、情感三者之于诗的等级序列，毫不含糊地把“情感”确认为诗的本质和生命。

　　阿垅宣称：“诗是强的、大的、高的、深的情感，这个情感对抗观念也对抗形象。但是并不对抗思想力和形象力，当两者在艺术的条件拥抱了它。”在《形象再论》中，他继续从文类理论的角度贬评“形象”，上述论调得到进一步重申。

　　不过，此次“形象之争”与1930年代的“口号之争”不同，他们大都表现出君子风度。尽管双方在论辩中各执一词，有的语言甚至不无尖刻，但他们彼此之间仍然是以心换心的好友。

　　1950年代后，胡风与伍禾当年论争“形象化”问题，在中国大陆文坛再燃“烽火”——美学界、文艺理论界就“形象思维”问题展开过两次大规模的论争。第一次是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历时十年左右；

　　第二次是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中期，持续了七八年时间。两次论争的时代背景、知识背景不同、论辩的主角也异同，但理论使命却与胡风与伍禾当年论争的相似：到底是“形象思维”还是“形象化”，依然是论争中肯定论者与否定论者争论的焦点问题。

　　回望抗战期间新诗理论的“形象之争”，伍禾与胡风等论者在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大前提之下，从诗与形象、诗与情感、诗与观念三个维度上展开探讨、质疑和辩驳，开中国新诗理论构建之先河。今天，我们重新从社会史、思想史、文学史的多重夹缝中观察新诗的“形象之争”，对于新时期新诗理论建设，亦颇具借鉴意义。

　　五

　　伍禾在桂林工作的五年，也是桂林有史以来最为繁盛的岁月，文化名人云集，书店出版社林立，图书报刊琳琅满目，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文化活动高潮迭起，成了当时名满全国的“文化城”。作为全国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伍禾于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全程参与了在广西桂林举行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

　　其实，会展筹备工作从1943年冬即开始。那时，广大戏剧工作者为检阅抗战以来戏剧运动的成绩，有意筹备一次戏剧盛会。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由欧阳予倩、田汉等人提出了举办西南剧展的倡议。这年11月，伍禾会同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瞿白音、丁西林等35人组成了大会筹委会，欧阳予倩任主任委员。

　　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欧阳予倩筹建的广西省艺术馆正式开幕。来自广东、湖南、广西、江西、云南等省的32个文艺团队，近千人参加了大会。开幕式上，欧阳予倩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田汉回顾了抗战以来中国戏剧工作者的战斗历程和所取得的成绩。

　　西南剧展主要进行了“演出展览”、“资料展览”、“工作者大会”三项主题活动。2月16日至5月19日，举行了戏剧演出展览。广西、湖南、江西、广东4省的28个文艺团队参加了演出。除京剧、桂剧、歌剧、民族舞蹈、傀儡戏、杂技、马戏等节目外，有17个话剧团队演出了21个大型话剧。一些戏剧团队还联合公演了一批活报剧和独幕剧。

　　伍禾编剧、音乐家陆华柏谱曲的清唱诗剧《汨罗江边》，在剧展期间成功演出，颇受好评。参加演出的主要剧目还有：田汉创立的新中国剧社的《戏剧春秋》、《大雷雨》，广西省艺术馆实验剧团的《旧家》，第七战区艺术宣传大队粤语演出的《洪宣娇》、《蜕变》，中国艺联剧团粤语演出的《茶花女》、《水乡吟》，广东艺专粤语演出的《百胜将军》、《油漆未干》，中山大学剧团演出的《皮革马林》，中国实验剧社演出的《飞花曲》，复兴剧社演出的《塞上风云》，祁阳被服厂剧教队演出的《两面人》，广西大学青年剧社演出的《日出》，第四战区艺术宣传大队演出的《鞭》等，反映了中国戏剧工作者在抗战剧运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演出期间，大会还组织了以田汉为首的10人评论团，对会演进行观摩、指导。

　　3月17日至4月5日，大会举办了为期20天的戏剧运动资料展览。展出内容有中国话剧运动发展史料，剧作家的原稿、手札和创作资料。各戏剧团体的工作报告、团队史、创作演出情况，外国朋友赠送的戏剧资料等。计有各团队文献375件，统计图表56张，作家原稿、手札等25件，舞台设计图64张，舞台模型62件，京剧及桂剧孤本79件，京剧脸谱163件，剧照、团体照、作家肖像205帧，总数达1029件。伍禾编剧的《汨罗江边》手稿也在其中。所有这些，展示了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给广大戏剧工作者进行了一次形象化的戏剧运动革命传统教育。3月1日至3月17日大会举行了戏剧工作者大会。会议报告分工作、专题、学术三部分。

　　为了纪念此次戏剧展盛会，伍禾与聂碧莲在相识十年之后，于1944年4月在桂林一起走上了红地毯。婚后几个月，由于倭寇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对湘桂进行狂轰滥炸，国民革命军被迫大撤退。伍禾带着已怀孕数月的妻子经柳州、贵阳，在极其艰困、危险的情况下，于当年冬才抵达重庆。到了1945年春，伍禾伉俪的爱情结晶、第一个儿子胡坚于山城呱呱坠地了。

　　在从桂林到重庆的路上，伍禾与南天出版社的同人同行。伍禾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风从香港回到桂林。在桂林的青年诗人朱谷忠、米军、彭燕郊等正在筹办一家出版社，得到了胡风的支持，定名为南天出版社，并推胡风为社长。那时，伍禾在“朋友圈”里有个外号叫“机械化”，意思是说，他做事踏实、认真，一丝不苟。

　　胡风到重庆后，成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周恩来的“周公馆”的常客，尤其与周恩来身边才子陈家康、乔冠华等交往密切，无暇打理南天出版社事务。而胡风在与伍禾进行“形象之争”之过程中，又看到了伍禾是一位颇有理论见地的诗人，所以在出版社从桂林搬迁重庆时，胡风就将出版社的一套印刷纸版委托给伍禾携带。

　　伍禾不负重托，完整地将纸版带到了重庆。当南天出版社在重庆重新营业时，胡风就聘伍禾为出版社经理。名义上是经理，但整个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只有他一人，除了编辑之外，校对、跑印刷厂、发行……以至勤杂，他都须一一承担。以后，他又在重庆钢厂子弟学校任教和兼任《客观》周刊校对。所以，伍禾的“机械化”雅号更是誉满山城文坛。

　　刚到重庆，伍禾与神交已久的黄陂同乡青年诗人曾卓见面了。早在桂林期间，伍禾就曾经向远在重庆的曾卓写过约稿信，但他们直到1944年冬天才在重庆首次见面。曾卓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住在重庆郊区，每当进城时，就去看他。出版社在一个小小的木板楼上，而那里也就是他的家了。在堆满书、纸型和杂物的空隙中，有一张床和一张破旧的三斗桌。他热情地接待我，但难得安静地坐下来，往往是一面和我谈天，一面处理着出版社的工作或是家务。他的工作繁重，做每一件事又都极其认真，因而就异常忙碌。而生活是清苦的，他没有时间写稿，靠一点微薄的工资负担一个家。有几个友人认为他得到的待遇不大公平而愤愤。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怨言。他说：‘一切为了事业……’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将他们出的书给我看，赞扬着那些作品。”

　　来渝后，由于伍禾与胡风及其战友冯雪峰过从甚密，而冯雪峰、胡风均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在山城有众多的“粉丝”，伍禾因此成为他们联系的“二传手”。

　　1946年夏初，伍禾脱离了南天出版社，从重庆经川湘公路回到武汉。同年8月，接编《新湖北日报》副刊《长江》（直到1949年5月）。

　　1946年11月，《新湖北日报》创办了《文艺青年》副刊，接下来为普及文化知识，推广科学教育，又办了《经济研究》、《学海》、《长江》等综合副刊。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0月迁回汉口，成为当时湖北地区的第三大报。

　　在此期间，伍禾所写的新诗与政论性的杂文，均以“纪烟”、“苏眉甥”、“劳人”、“上官来”等化名发表。由于他接编的《长江》副刊内容丰富，不仅调剂了读者口味，而且具有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作用，以及追求报纸杂志化的特点。他因此通过主编副刊联系了一批进步的青年作者。其中，他所写的散文诗《无声》，就表现了“从大处看，光明在望；从小处看，黑暗愈浓”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