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富敏倾心30载创作的70万字长篇报告文学《太行山上》根据上世纪农村改革时期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提炼加工而成，生动地还原了中国近半个世纪间，中国共产党人从抗战阶段至执政创业阶段，在太行山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那段永不磨灭的历史，真实地、艺术地、立体地突出了以郭成志为代表的太行山人发扬“抗大精神”，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的革命斗志和改革勇气。
该作品以源远流长的“抗大精神”传承史为经，以太行山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历程为纬，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掩映，叙事与抒情的相互穿插，编织出一幅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抗战、建设、革命及改革的历史画卷。徐富敏先生创造性地将编年体史传的容量与纪传体人物本纪的体例相融合，把一个个光辉璀璨的英雄形象放置在浩瀚、绵延的历史长河中去打量，使鲜活的现场感与历史的沧桑感得到了有机的统一，从而在雕刻和塑造伟岸的中国英雄群像的同时，真实地再现出那段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山乡巨变”，堪称是一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英雄史诗，一部忠实记录共和国成长历程的时代纪录片。
《太行山上》分作上下卷先后发表在《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上，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是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前南峪“抗大精神”。为了更加鲜明地凸显这一核心主题，作者有意添加了一个副标题——抗大精神的当代传奇。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了解抗大精神的当代传奇，作者在带领读者重温太行山区那一个个革命、改革历史事件的同时，毫不吝惜笔墨地讲述了“抗大精神”的来龙去脉、精神实质、现实体现及其传承与发扬——“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它的前身是1936年6月1日创建于陕北瓦窑堡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党中央对于抗大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并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1939年7月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式、任务，为做好统战工作，决定让抗大总校挺进敌人后方，实现抗大分校在抗日根据地遍地开花的态势。1940年11月4日，抗大总部转移到太行山东麓浆水镇前南峪一带。太行山人民继承了延安抗大的光荣传统，在日寇频繁扫荡和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始终坚持“一面战斗、一面教学、一面生产”的总方针，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招生计划及学员毕业分配等工作，并于1941年6月1日成功举行了建校五周年纪念庆祝活动，取得了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胜利。徐富敏先生的《太行山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记述了抗大总部转战途中发生过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及抗大落户浆水后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不断发展壮大的全过程。
从整部作品的书写体例和叙事结构上来看，《太行山上》可大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精神传承篇，另一部分是当代传奇篇。这两个部分水乳交融，相辅相成，前一部分采用“大事件带出大人物”的书写方式，勾勒出革命斗争期间涌现出的英雄群像，后一部分则通过“大人物创造大事件”的讲述方式，记录下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邢台县前南峪党委第一书记郭成志带领浆水镇前南峪群众艰苦创业的辛路历程。作品的时间横跨近半个世纪，从大后方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到建设时期的拓荒致富，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兴业建厂到新世纪以来的结构转型、农业升级……每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作者都没有忽略，几乎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为共产主义事业拼搏奋斗的人物，例如，在抗大总校迁移途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杨秀生同志，统战时期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罗瑞卿校长，号召学员“虎口夺粮、开荒自养”的滕代远副校长，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何长工副校长，大敌当前从容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元帅……恒河沙数，不胜枚举，据史料记载，抗大总校在浆水期间，共培养出八千余名学员，其中不乏一些战功卓著的高级军事将领。几乎每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都有重要的英雄人物出现。随着历史长河的不断向前涌进，作者的叙事节奏和叙述方式也在悄然变化，即由“时势造英雄”的快节奏叙事方式逐渐转为“英雄造时势”的缓节奏叙事模式。前期充分地铺垫和渲染只为引出整部作品真正的主人公，抗大精神当代传奇的缔造者郭成志同志。可以说，前一部分有关抗大精神的传承史不仅为下文奠定了强烈的思想基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同时也道出了作者自己的心声：“1943年1月抗大虽然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离开了前南峪，但抗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却激励着、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太行人。……接受过抗大精神熏陶与滋养的太行山区必然会诞生出更多像郭成志同志这样大公无私、敢作敢为、一心为民的优秀共产党员。”
1977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郭成志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在感到自己肩上担子沉重的同时也激起彻底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在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前，他曾和党支部一班人立下宏志：奋战二十年，三年搞绿化，六年治荒滩，三年修水利，再用八年完成十条经济沟建设。郭成志带领村民艰苦创业的光辉事迹成为了《太行山上》最浓墨重彩的部分。在他的领导下，前南峪人民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治山造林，战胜特大暴雨和洪灾；为彻底提升前南峪板栗产量，他号召村民实施科技兴山战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绿色革命”；为建设高标准的生态经济沟，他顶着巨大压力，同村里的恶势力做斗争，大胆创新，因地制宜地实行了专业承包责任制；为帮助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他充分利用大山中的自然资源，兴办乡镇企业；当意识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后，他又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砍掉重污染企业，保护碧水蓝天，大力开展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园区建设……通过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昔日的荒山野岭被郭成志率领的前南峪人民改造成了林茂粮丰的花果山。作者的笔力劲道，张弛有度，尤其擅长战天斗地的大场面描写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从抗击山洪到科技治山再到实施责任承包制，情节丝丝入扣，描写栩栩如生，节奏有条不紊，人物丰满鲜活，叙事峰谷有致，成功地平衡了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和艺术性，给读者带来强烈的现场感和审美享受。此外，作者还较好的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融合，紧张的情节过后，作者不失时机的跳出来发表真情感言和中肯评价，有效地缓解了叙事线上长时间的压迫感。这种将斯坦尼式的代入感与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感有机融合的叙事策略，还给读者带来了双时态并置的阅读体验，即作品的故事时间处于过去完成时，而叙事时间却时刻处在现在进行时。
说到《太行山上》的艺术特色，不免让我们重新注意到当前报告文学的创作规律。报告文学首先强调是鲜活的现场感。所谓现场感，是说作品描写的生活必须是在场的，必须是具有毛茸茸质感的生活细节。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片面强调艺术想象力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贬低了文学创作的写实性和现场感。于是，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丧失了深入生活的热情和主动性，简单搜集几条线索，记录些只言片语，便打道回府，退回书斋，凭借空泛的想象甚至主观臆念来杜撰故事，涂抹人物。究其原因，主要是作者不愿意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所致，尤其是农村生活。我们进城以后的作家，享受着优越的城市中产阶级生活趣味，已经与农村和农民真实的生活渐行渐远。然而，作家徐富敏不是这样，他长期深入农村，对农村的历史和现状都了如指掌，因此，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太行山上》才会如此的生动鲜活，有血有肉，毫无任何隔阂感与做作感。作品中大到宏阔的历史场景，如反扫荡战役、百团大战、土地改革、治理荒滩、绿化荒山、科技兴农、生态改造等等，小至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甚至于一个念想一声叹息都写得传神到位，有板有眼。没有长时间的观察、走访、记录、思索，以及对家乡对人民对农村的眷恋与热爱之情，是永远无法创作出如此厚重而富有温度的作品来的。更何况作者历时30年，洋洋洒洒写下70余万言，单就这一点，就可以体现出作者的确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一如作者在《太行山上》代后记中所言：“我要永生永世为中国农村而写作”。在这篇文章中，作家详细讲述了自己创作《太行山上》时的心路历程。文中写到，为了写好这部报告文学，他曾“一次又一次从繁华市区，穿越前南峪的十条高标准生态经济沟，登上前南峪的西山，从东沟一路走到建滩沟，从小捻川走到大蓬峪，沿着英雄的前南峪人当年走过的路，查询他们的姓名，了解他们的事迹。……那些年，我仅凭着两只脚踏遍了前南峪每一方土地，前前后后，召开民兵、妇女、党员、干部和科技人员参加的各种会议不下数十次，采访各类农民数百人次，查阅中外文献资料数千万字，探访的文物，查看的照片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收获的每一份资料都来之不易，我把它们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正是有着如此顽强的意志和纯真的情感，徐富敏先生才能为读者奉献出这样一部有分量、有温度、有担当、有情怀的文坛巨著。
当然，成功的报告文学单靠纯粹的纪实是立不住的，众所周知，报告文学也是艺术作品，不仅要具备写实性，还需要艺术感染力和审美超越性。所谓的艺术感染力是指作品要能够打动人，引人入胜，甚至要为读者带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审美超越性则是说作品必须具有灵动飞扬的气质，透彻浑厚的思想魂魄，以及丰沛贴切的语言资源。徐富敏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自觉的尝试。他在代后记中明确指出：“详尽地占有资料只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一步，报告文学不同于教科书，它必须以血肉丰满的人物和引人入胜的情节来征服读者。于我而言，这是一项既十分艰辛又十分幸福的事业。我在稿纸上和主人公一起经历着久远的跋涉。常常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心都在《太行山上》。我忘记了人间的寒暑，以报告文学中的季节为自己的季节。窗外正是大暑酷热，书中却是三九寒天，我不寒而栗。我和主人公一起生活着，拼搏着。每天从早到晚，又夜以继日。我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我的稿纸常常被眼泪打湿。我甚至担心自己的身体扛不住。”这种投入的写作状态恰恰折射出一名优秀作家的艺术敏感度。正是这种与笔下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写作姿态，使得作家自觉地调整了自己的站位。作者不再是主宰一切的“上帝”，而成为一个与文本中每个人物平等对话的内部形象。正因如此，读者才会强烈地感受到《太行山上》每个人物的一言一行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上至党员干部高扬、郭成志、郭明耀、王世平，下到一个太行山区的妇女和儿童，作者都用心去刻画和描写。虽然从人物角色上存在主次之分，但对于情节推进和故事结构，这些人物似乎又分工明确，一个都不能少。显然，作者有意识在文本中追求叙事上的民主与平等，从而使得整部作品散发着浓郁的山区乡土气息和无产阶级革命情怀。例如，作品着力塑造的核心人物郭成志。他作为邢台县人大副主任、浆水镇镇长，身上却有着普通农民一样的性格和品质：吃苦耐劳、百折不挠、勤奋踏实、朴实善良。经过党的教育和培养以及在艰苦环境中的历练，他成了一个脚踏实地、胸怀理想、坚韧不拔的社会主义战士、人民的公仆。这一转变由于有一脉相承的“抗大精神”作基石而显得自然、合理，丝毫不显突兀。除了郭成志之外，作者还精心刻画了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这一伟岸而接地气的人物形象。作为党的化身，这一人物如果描写不好，很容易失之于扁平化和脸谱化。为了有效克服这一写作障碍，作者巧妙地通过诸多精心设计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将一个高大全的中共干部生活、工作中普通农民的一面表现得很淋漓尽致、活灵活现。文中有段精彩的对话十分突出地体现了高扬、郭成志两人的性格和品质：
省委第一书记一到山上，眼睛就被满沟满坡整齐排列的绿油油的小树照亮了。……看得出，这位对大山有着极深厚的感情，经历了几十年斗争风雨的老革命家心潮难以平静了。前南峪，曾经是穷山恶水，为什么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除了他们因地制宜实行专业承包责任制，探索出一条生态经济沟发展之路，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和一个好的党支部书记。……高扬停下来，眯着眼睛远眺葱郁的群山，说：“如果整个太行山都像前南峪这种干法，那就不能叫太行山了，得叫花果山了啊！”
他转过头问郭成志：“像这样治理的大沟，还有几条没整完啊？”
郭成志说：“已经治理了五条，还有五条。”
高扬问：“什么时候能改造完，需要几年？”
郭成志说：“五年。”
高扬又问：“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怎样的支持？”
支持？这些年前南峪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向上级伸手，更别说现在经济发展了。……想到这里，郭成志毅然向高扬表态：“没有，目前以前南峪的物力、人力和治山经验，我们完全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只是……”说到这里，郭成志看看其他的地、县、乡等各级领导，突然欲言又止。
“有话你尽管说。”高扬看看郭成志，“什么话都可以说。”
郭成志出口长气，把心一横，脸一红，小声嘀咕道：“高书记，如果把山分了，这大山的综合治理，就落空了。可不分吧，村里有个别人……”
高扬摆摆手，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事，不用说了，我都知道。因地制宜，实行专业承包责任制，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要抓住农村改革的机会，加快发展山区经济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嘛。”
高扬顿了一下，又说：“年轻人，我看你干得不错，不要怕！一个人躺在炕上睡觉，还会蹦出一两个跳蚤咬人呢，何况这么大一个村啊，不稀罕，你也别害怕！”
……
郭成志为这份理解而感动，省委书记的劝慰，让他强烈地预感到，前南峪的山和地，也许可以“不分”了，有省委书记这个坚强的后盾，就可以继续在前南峪实现自己上任伊始规划的宏伟蓝图了。
这一段颇见功力的对话描写，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上下级干部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高扬同志体恤下属的领导风范和平易近人的个人魅力，郭成志同志昂扬的改革斗志和朴实的农民性格，都通过这段对话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除了这两位领导干部外，徐富敏先生还塑造了一大批兢兢业业奋斗在工作第一线上的基层党员和群众，例如，淳朴坚毅的创业模范郭俊刚，不知疲倦、严于律己的山建主任王世平，热情能干、沉着勇敢的优秀团干部郭素平以及大队长郭明谦、农技师王金章、果树技术员郭双群、饲养员郭大昌、妇女委员郭玉金等等，这些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着。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他们身上流淌着“抗大”的血液，寄托着太行山区的希望和未来。
我们必须承认，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确代表了当代文学的新成就，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艺术表现力上，作者都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书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新篇章。当然，这些都与作者辛勤的付出是分不开的。作者曾亲自参与了我国农村现代化改革的全过程，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些素材经过作者长时间的艺术酝酿、加工与提炼，才形成了如此恢弘磅礴的史诗巨作。总而言之，这是一部记录“抗大精神”传承史的历史档案，也是一曲礼赞中国农业现代化改革的颂歌，更是一幅全景式展示社会主义新农村壮美风光的画卷。徐富敏先生以一名文学战士英勇忘我的姿态和深沉真挚的笔墨，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段激情澎湃、真实动人的共产党人英雄事迹，深刻反映出中国农村生活发生的沧桑巨变。《太行山上》无疑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划时代意义的“抗大精神当代传奇”。
责任编辑/卢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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