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胜信

　　引子

　　阳光，恩泽般透过窗纱，满屋子弥漫着诗的香气。

　　又到周六，又一台诗词的盛宴。

　　“宴会厅”设在南开大学叶嘉莹先生寓所的客厅。这里透着禅意：几支翠竹，一株兰草，整面墙的书柜旁边挂一幅字，上书“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对面墙上有幅画，画着几支粉荷，还有一块匾，刻着老师顾随写下的“迦陵”二字。“荷”是叶先生的小名，先生一生写了数十首与荷花有关的诗词，但她更爱用“莲”这个喻佛之字。“迦陵”是叶先生的别号，原取“嘉莹”之谐音，但恰好佛经中一种鸟的名字就叫“迦陵频伽”，此鸟性灵，能传递钧天妙音。

　　“食客”约20人，有叶先生的博士生，有热爱中国古典诗词的美籍华裔母女，有3位听了她35年课的超级“粉丝”……客厅两侧的沙发挤不下了，大家熟门熟路去取加座——10多张重叠摞放的圆凳子。

　　“大厨”就是年届九旬的叶先生。她整衣端坐，意暖神寒，气息如兰，胸有成竹，清了清嗓子。

　　对于人的寿命与状态的关联，孔子只说到70岁，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庄子说到80岁，八十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古人没有说到90岁会怎样。

　　90岁的叶先生，会让人一时间恍惚，分不清眼前的是她？是诗？或是——诗的化身？

　　开席了！叶先生“厨艺”出神入化，那诗词的色香味，牵引着我们的视线、鼻息、味蕾甚至是听觉、意念。她那优雅而不失豪放的举手投足，柔婉而不失顿挫的行腔吐字，考证而不失神游的条分缕析，营造着魔法般的磁场。仿佛赐你一把密匙，穿越历史之门——此刻不存在了，回到唐玄宗天宝三年夏天；客厅不存在了，来到洛阳城一间酒肆；你我不存在了，变成了衣袂飘飘的诗中圣、诗中仙，怀才不遇的杜甫初会辞官乞归的李白，一见如故，“遇我夙心亲”……

　　这样的一见如故，在35年前的1979年，当叶先生第一次从加拿大归国讲学走进南开大学课堂时，也曾有过。“用《楚辞·九歌》里的一句诗形容，那就是‘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我感到我与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与李白和杜甫聚散随缘、心心遥对不同的是，叶先生把一见倾心演绎成了以心相许，终身相随。2014年9月回到南开以后，她决定结束天津和温哥华两地之间的候鸟生活，留下不走了。离公寓不远处，“迦陵学舍”刚刚封顶，正待启用。这座以叶先生别号命名的集科研、办公、教学、生活于一体的小楼，将成为她的家园。

　　“呃咳……”一阵咳嗽，叶先生扶好老花镜，看看闹钟：“两个小时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然后从加了靠垫的椅子上缓缓起身，慢慢挪步。这是刚刚还神采飞扬、心游八荒的您么？还有，李白呢？杜甫呢？叶先生您把他们收哪里去了？

　　博士生熊烨还在流连刚刚的氤氲，正在准备论文的他“太享受与先生共处的时光，舍不得毕业”；追随了先生30多年，两鬓染霜，已从教师岗位退休的“老学生”们，与先生相约“下个星期还来听课”；旁听的我一时间回不过神来，体会到为什么有观众在听到叶先生的电视讲座后，会在来信中将那种美好的感受描述为“三月不知肉味”。

　　我还理解了，这个初冬，肺部感染、大病初愈的叶先生为什么一下病床就问：“什么时候让我给学生讲课？”她说她一生有两大嗜好，一是好诗，二是好为人师。从1945年起，整整70载，叶先生执鞭杏坛从未间断。

　　我曾在武汉的古琴台读到叶先生留下的诗，“翠色洁思屈子服，水光清想伯牙琴”。高山流水遇知音，如果把叶先生的讲诗授业比作伯牙琴，那些用心灵倾听“琴声”、让“琴声”滋养生命的学生们，不就是“钟子期”么？那些恍惑中循着“琴音”，发现“琴音”背后美妙之境，触到古人血肉之躯和高洁之魂的学生们，不就是正在走来的“钟子期”么？

　　诗词，曾支持她走过忧患，她深知诗词的力量。

　　当现代人的迷失用物质和科技解决不了而回到传统文化中求解的时候，她想要传递这种力量。度己之后度人，她将此当作今生的使命。

　　因为使命，所以慈悲。不论你的年龄，不论你的学识，她都会循循善诱，不厌其烦。

　　因为慈悲，所以虔诚。讲诗传道的前一天，她不见外客，养息静气，辟谷一般净化身心。

　　因为虔诚，所以圣洁，如同她15岁时写下的《咏莲》：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因为圣洁，所以，她像中华诗词之美，可以滋养灵魂，度引苍生。

　　1989年，叶先生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2008年，荣膺中华诗词学会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2013年，获国家“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声名日隆，她保持着清醒：“‘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名声超过现实的话，应该感到羞耻。”

　　叶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首先是老师，其次是研究者，最后才是诗人。面对别人“年纪大了，多写点书，少教些课”的好意劝说，先生淡然道：“当面的传授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如果真的、真的到了那么一天，蜡炬泪干，春蚕丝尽，回望来时路，定然是泪干薪火映，丝尽衣钵传。

　　上篇 雁去雁归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摘自叶嘉莹《浣溪沙·为南开马蹄湖荷花作》）

　　离乱

　　1948年初春，带了些随身衣物，24岁的叶嘉莹出嫁南下。“很快就会回来的。”之前从未出过京城的她，来不及守住这个简单而笃定的念头，就如同一叶扁舟卷入大海，飘到台湾，飘到美国，飘到加拿大，待再次寻见故乡的港湾，竟已过26年。

　　岁月无情，青丝已飞霜。

　　那个装过她童年全部天地的四合院，已变成大杂院。窗前修竹呢？阶下菊花呢？那些她曾吟咏过的赋予性灵的花花草草呢？

　　那个点过她早慧诗心的伯父，已前往另一个世界。膝下无女，把侄女当作女儿垂爱的他，曾作诗《送侄女嘉莹南下结婚》：“有女慧而文，聊以慰迟暮……”岂料一别成永诀，伯父的暮年，谁来慰藉？

　　那个开拓她诗词评赏眼界的恩师顾随，竟已于1960年驾鹤西去。顾随对资质出众的叶嘉莹偏爱有加，师生常有唱和。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顾先生取雪莱《西风颂》中“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意境，写下两句词：“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叶嘉莹遂将这两句填成一阕《踏莎行》：“烛短宵长，月明人悄。梦回何事萦怀抱。撇开烦恼即欢娱，世人偏道欢娱少。软语叮咛，阶前细草。落梅花信今年早。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顾先生阅后评批：“此阕大似《味辛词》（《味辛词》为顾随早年词集）。”然而，先生对她的期望并不止于亦步亦趋、替师传道的“孔门曾参”，而是成为“别有开发，能自建树”的“南岳马祖”。

　　这样的当面点化、师传道承，持续6年之久，除了1942年至1945年叶嘉莹就读辅仁大学这段时间，在她毕业之后去3所中学教书期间，还常去旁听先生的课，直至1948年离京。时局动荡，音信断绝，唯有梦境可以一次又一次潜过台湾海峡，回到旧时光——下课后和最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去拜望恩师，却困于一片芦苇荡，路总是不通——突然惊醒，怅然中，独对壁上悬挂着的那首她装裱好了的《送嘉莹南下》的诗幅。

　　这是顾先生与她话别时的赠诗。多年后，顾先生将此诗抄录，转赠给另一位学生，即后来成为红学大家的周汝昌。“……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老朽我敢说，大鹏北起，将把学问向南传播）……”周汝昌问：“叶生是谁？现在何处？”顾先生没有回答。那个南下的“叶生”，已是他难以再续的念想和无以安放的期待……

　　他只知道，她经历过和他同样的早年丧母之痛，他不知道，她正在经历离乱和忧患；他只知道，她在望也望不到的海峡那一岸，他永远不知道，有一天她会辗转回来，来寻他，而他已不在。

　　但他仿佛从未离开，无论是口传心授，还是天各一方，或是阴阳两隔，恩师始终在“度”她。顾先生常说：“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这句箴言犹如黑夜中的烛光，照亮了她的坎坷路。

　　1948年11月，叶嘉莹作为国民党海军家眷，随丈夫前往台湾。次年，丈夫因“匪谍”嫌疑被捕。半年后，在“白色恐怖”镇压之下，叶嘉莹执教的彰化女中被抓走了包括校长在内的6位老师。她携着尚未断奶的大女儿一同入狱，不久获释。母女俩无家无业、无处可归，只得借住在亲戚家走廊上。丈夫被关3年后出狱，性情大变，找什么工作都干不长，干脆闲居在家。一家5口，包括老父亲和刚出生的小女儿，全指靠叶嘉莹一个人。

　　在师友的荐助下，她包下了台大、淡江和台湾辅仁3所大学的国文、诗选、词选、杜诗、曲选等课程，夜校和电台的讲授任务也揽了过来，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量。每当她疲惫不堪回到家中，还要为无法分担更多家务而面对丈夫的指责。此时的她已无力争辩，默默烤着女儿的尿片。

　　生计的压迫和体力的透支让她染上了气喘病，一呼一吸之间，胸腔隐隐作痛，心肺似被掏空。再加上精神上的沉郁，她时常想起王国维《水龙吟》中咏杨花的句子：“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自己不正是那不曾开放就零落凋残的杨花么？

　　但就算零落凋残，不也可以迎着风雨，舞出最凄美的姿态么？不也可以像老师所说的“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么？所以，再难再苦，她的嘴角总挂着淡淡的微笑，一讲起课来，更是浑然忘却了自己的不幸，换作去经历古人的幸或不幸。

　　活下去，这是重压之下的生活主题。那一阶段，叶嘉莹创作很少，但从仅有的几首作品中，依旧可以读出她浓浓的乡愁：比如《浣溪沙》中的“昨宵明月动相思”；《蝶恋花》中的“雨重风多花易落”；诗作《转蓬》中的“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郊游野柳偶成四绝》中的“潮退空余旧梦痕”……

　　“环境把我抛向哪里，我就在哪里落地生根，自生自灭。”叶嘉莹如是总结自己被动的一生，“结婚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他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老师看中了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嫁人了呢？后来去加拿大，也不是我的选择。”

　　“我过去从来不知道有个叫Vancouver（温哥华）的地方。”1969年，叶嘉莹原本的目的地是美国。

　　此前，叶嘉莹作为台大的教授，应邀被交换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了两年多时间的教学和研究。对台湾没有好感的丈夫，带上一双女儿，跟着去了美国。交换期满，叶嘉莹只身回到台大，再次收到哈佛大学聘书之后，她打算把父亲也一同带去。签证官说：“这不成了移民了？你办移民吧。”可她不能等，她在台湾的收入，无法支付丈夫和女儿在美国的费用。在哈佛大学教授的建议下，她改赴加拿大，受聘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一家人最终在温哥华定居下来。

　　“我渴望回到故乡，却跑到了更远的加拿大。”叶嘉莹将难以诉与他人的乡愁，凝成诗作《异国》：“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当她在地球另一端的课堂里，讲到杜甫《秋兴八首》第二首中的“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几乎都要落泪。

　　遥远的故乡正在经历一场浩劫，我有生之年还能回去吗？

　　1970年，中国和加拿大正式建交，我真的可以回来了！

　　乡根

　　在叶嘉莹被动的人生中，有一件事情是主动的——申请回国教书。

　　那是1978年暮春，温哥华寓所前的树林中，落日融金，倦鸟归巢。她穿过树林走到马路边的邮筒，寄出回国教书的申请信。马路两边的樱花树，落英缤纷。繁华终将飘零，余晖终将沉没，春光终将消逝，年华终将老去，而书生报国的愿望，何日才能实现？年逾半百的叶嘉莹触景生情，吟出两首绝句：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馀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漫向天涯悲老大，馀生何地惜馀阴。

　　她原以为，自己所学，在国内派不上用场了。中加建交后，叶嘉莹和北京的堂弟恢复了联系。1974年，她第一次回国探亲，街头贴着大字报，还在批林批孔。

　　1977年，她第二次回来。火车上有乘客在读《唐诗三百首》，名胜古迹的导游能随口背出很多古诗，这让她感动不已。她刚刚经历了又一场情感的劫难——1976年，才结婚3年的大女儿夫妇因车祸双双罹难；她的祖国，正在走出“文革”和唐山大地震的阴霾。天有百凶，必有一吉，她从“天安门诗抄”感到祖国的同胞依然在用诗歌表达心声，“看到诗歌的传统还在，我当时就想，我应该回来，把自己对古典文学的一点点学识贡献给我的祖国。”

　　寄出的申请信有了回音。1979年春，教育部安排叶嘉莹到北京大学讲学。随后，南开大学的李霁野先生邀请她到南开讲学。

　　这年春夏之交，叶先生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开了两门课，白天讲汉魏六朝诗，晚上讲唐宋词。几节课下来，口口相传，外系、外校，甚至外地的一些学生也赶来听课。300个座位的阶梯教室里，加座竟然一直加到了讲台上，窗口、门口全是人，大家汗流浃背。叶先生得侧身从人群中挤过去，才能走进教室、步上讲台。

　　为了控制人数，保证本系学生听课，南开大学中文系想出了发听课证的办法。200张听课证，却让300多人获得了合法席位。就读天津师大的徐晓莉多年后道出秘密：“我们不甘心哪。大家各显神通，制作山寨版的听课证。我用萝卜刻成‘南开大学中文系图章的样子，扣在同样颜色和大小的纸片上……每次去听课，内心的忐忑就像是偷嘴吃的孩子。今天我才恍然，当年我所偷吃的，原来是一粒仙丹，一颗圣果。”徐晓莉的生命从此浸润到了诗词之中，她在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执教时讲授的是古典文学，退休后又到老年大学开了诗词课。一有机会，她还会回到南开，听叶先生讲课。

　　安易是1979年听叶先生讲课的另一名学生，回忆起当年“盛景”，她的脸上浮现出很享受的表情：“受政治运动影响，很多教授讲解诗词使用的是阶级分析法，但叶先生讲的是原汁原味的‘兴发感动，而且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这让我们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安易后来成了叶先生的助理，如今虽已退休，但依然追随先生，每课必听。

　　聚散终有时，两个月后，到了分别的时刻。最后一课，学生不肯下课，让叶先生一直讲、一直讲，直到熄灯号吹响，才不得不话别。此情此景，叶先生用诗句记录了下来：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南开之行让叶先生坚定了他年再来的决心。上个世纪80年代，先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还有教学任务，她只能利用长假回来。那时候，国内大学教授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她不为钱，反倒是贴钱，承担往来机票等费用。她只有一个念头，让经历文化断层的同胞因为她的讲授而珍视古典诗词这一文明瑰宝，这既是对养育她的这片热土的回报，也是对《诗经》、《离骚》、李白、杜甫的告慰。此拳拳心迹，流淌在叶先生1979年所写的《赠故都师友绝句》中：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不论是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还是之后数次回国所到的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湖北大学、湘潭大学、辽宁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等几十所高校，叶先生的课堂，必定是人头攒动，热情高涨。听众从十七八岁的青年到七八十岁的老者，无不痴迷赞许。

　　在异乡和祖国讲授诗词，有什么不一样呢？叶先生答道：“在国外讲，固然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但却很难使诗词里蕴含的感发生命得到发扬和继承，只不过给人家的多元文化再增加一些点缀而已；诗词的根在中国，是中国人最经典的情感表达方式，是经几千年积淀而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式，是整个民族生存延续的命脉。”

　　叶先生一首小诗《鹏飞》中写的“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形象说明了这种差别。用母语讲诗，可恣意挥洒，像鹏鸟展翅般自由快乐；用英文讲诗，那种隔膜感就如同大鹏失去了天空，只好匍地而行。诗歌的美感都在语言之中，把语言文字改变了，美感也就消失了。

　　但叶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和定力也曾遇到过“挑战”——1986年9月在南开讲学时，面对学生中出现的“出国热”和“崇洋”思想，以及“学习古诗有没有用”的疑虑，叶先生巧妙地运用西方流行的“现象学”、“符号学”、“诠释学”等“新批评”理论剖析诗词，意在透过西方文学的光照，辨析中西文学理论上的异同，彰显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妙，尤其是名篇佳句所包含的涵养心灵、陶冶性情、净化风俗的作用，进而让学子重拾文化自信。

　　1990年，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后，叶先生将工作重心移回国内。1991年在南开大学创办“比较文学研究所”。1996年，在海外募得资金，修建了研究所教学大楼，并将研究所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作为所长，叶先生教学、行政两头忙，既要滋兰树蕙、栽桃育李，又要运作资金、策划活动、设计蓝图，每天忙到凌晨2时睡觉，清晨6：30起床，堪比陶渊明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陶渊明是叶先生和她的老师顾随都非常喜欢的诗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是陶公透悟人生之后对大自然的亲近。叶先生欣赏他“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因此，叶先生看到的，并不是他的归隐，而是那片真淳。

　　叶先生的田园，就在她脚下；叶先生的“菊花”，就在她手中；叶先生的“南山”，就在她眼前。

　　1999年仲秋，从研究所回寓所的路上，路过南开园马蹄湖，天上的雁鸣勾起了她的诗情，吟出一首《浣溪沙·为南开马蹄湖荷花作》：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生于荷叶田田的6月，叶先生的小名叫“荷”，晚年的她自比“残荷”。莲有莲实中的莲子，花落又何妨？雁已飞越重洋归来，来迟亦无妨！

　　下篇 凤栖凤鸣

　　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摘自叶嘉莹《鹧鸪天》绝句其二）

　　诗可以兴

　　诗是什么？

　　对不同的人，叶先生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

　　若给幼儿园孩子上课，她先从篆体的“诗”字说起：字的右半边上面的“之”好像是“一只脚在走路”。接着她又在“之”字下画一个“心”：“当你们想起家人，想起伙伴，想起家乡的小河，就是你的心在走路。如果再用语言把你的心走过的路说出来，这就是诗啊。”

　　若接受记者的采访，她会考一考你，《唐诗三百首》第一首是什么，赋比兴怎么理解。她会跟你谈起钟嵘的《诗品》，“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简而言之，诗是对天地、草木、鸟兽，对人生的聚散离合的一种关怀，是生命的本能。

　　若给博士生、研究生上课，她就从鉴赏的角度来谈。“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整个生命去写诗的。成就一首好诗，需要真切的生命体验，甚至不避讳内心的软弱与失意。”叶先生举例说，杜甫《曲江二首》中“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两句，从表面上看，这种及时行乐的心态与杜甫“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理想抱负相悖，而这却符合他的情感逻辑和心灵轨迹，杜甫的可贵在于排斥了人生无常的悲哀及超越了人生歧路上的困惑。诗人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读他们的诗，你能感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活泼的生命，这是心灵的大快乐。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认为，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兴于诗”是孔子教育学生的根本。

　　叶先生品诗赏诗讲诗评诗，兴发感动是最大的特点，用心境来投射诗词中的意境，达到今人与古人的情感共鸣，这正是沿袭了祖师爷“兴于诗”的传统。

　　叶先生保持着一种习惯，写学术文章可用白话文，但一旦要记述自己的情感，必用诗词。今天，诗词这种含蓄、唯美、深沉的表达方式已越来越多出现在贺卡上、问候中、致辞中、微信里，这既是传统，也是时尚，但都是“生命的本能”。

　　诗之大用

　　2013年12月，在“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颁奖典礼上，手捧奖杯的叶嘉莹公开了养生益寿的独家秘诀——钟嵘《诗品序》里有句话：“使贫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一个人无论是贫贱艰难，还是寂寞失意，能够安慰人，鼓励人的没有比诗词更好的了。

　　从事古诗词教学70年之后仍然守着一尺讲台，叶先生坦陈，这并非出于追求学问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感发生命对她的感动和召唤，情之所至，不能自已。“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加工资、评职称，也不像经商炒股能直接看到收益。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怀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活泼开放、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

　　生于书香门第的叶先生从小接受了传统“诗教”。读诗先从识字始。父亲写下“数”这个字，告诉她，“数”有4种读法，可念成“树”、“蜀”、“朔”，还有一种现在已不常用，念成“促”，出处是《孟子·梁惠王》篇，有“数罟不入洿池”的句子。“罟”是捕鱼的网，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把细孔的网放到深水的池中捕鱼，以求保全幼苗的繁殖。

　　“古人都明白的道理，现代人却置之不顾。”说到这里，平和的叶先生一下子激动起来，“我最近看新闻报道，渔民用最密的网打鱼，小鱼捞上来就扔掉，这是断子绝孙的做法。现代人眼光之短浅之自私之邪恶，不顾大自然不顾子孙后代，这种败坏的、堕落的思想和习惯是不应该的。”让叶先生痛心的是，如今很多年轻人守着文化宝藏，却因为被短浅的功利和一时的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到诗歌对心灵和品质的提升功用，可谓如入宝山空手归。“而我是知道古典诗词的好处的。知道了不说，就是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来者。所以我的余生还要讲下去。”

　　“诗教”认为，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泣鬼神”，但现代人总爱追问有什么用，仿佛看不到立竿见影的实惠，就是无用。叶先生的学生、退休后去老年大学讲授诗词的徐晓莉也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诗词有无用之大用，就像底肥。”徐晓莉这样解答，“下了底肥的植物长得高大粗壮，喜欢诗词的人，路可以走得更远。”一听这话，有些老人就把家里的孙儿带来，课堂上出现了爷孙辈一起背诵、互相考问的温馨一幕。

　　诗词对于叶先生之大用，不仅在于患难时给予的抚慰，更在于内化成了她坚忍平和的气质。

　　叶先生一生中经历过三次大的打击——

　　第一次是1941年，考上辅仁大学的叶嘉莹刚刚开学，母亲去天津治病，谁知手术失败撒手人寰。那时候，父亲远在后方没有音信，沦陷区的两个弟弟需要照顾，叶嘉莹被突然失去荫蔽的“孤露”之哀所笼罩，一连写下8首《哭母诗》。次年，顾随先生来教唐宋诗。顾先生虽衰弱多病，但在讲课中所传递的则是强毅、担荷的精神。顾先生《鹧鸪天》中的“拼将眼泪双双落，换取心花瓣瓣开”和《踏莎行》中的“此身拼却似冰凉，也教熨得阑干热”，深深触动了叶嘉莹，她一改此前悲愁善感的诗风，写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的句子，表现出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决心。

　　第二次打击是1949年及1950年，夫妇俩在台湾“白色恐怖”中连遭幽禁，出狱后，丈夫动辄暴怒。为了全家生计，叶嘉莹承受着身心的双重压力。那时候，她喜欢那种把人生写到绝望的作品，比如王国维的《水龙吟》、《浣溪沙》，仿佛只有这类作品，才能让她因经历过深刻痛苦而布满创伤的心灵，感到共鸣和满足。后来读到王安石《拟寒山拾得》的诗偈：“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且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此诗句恍如一声棒喝，使叶嘉莹对早年读诵《论语》时所向往的“知命”与“无忧”的境界，有了勉力实践的印证，并逐渐从悲苦中得到解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郁郁不得志的丈夫要宽容忍让。

　　第三次打击是1976年，结婚不满3年的长女与女婿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车祸双双殒命。料理完后事，叶先生把自己关在家中，以诗歌来疗治伤痛。她写下多首《哭女诗》，如“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尽管写的时候，心情是痛苦的，但诗真的很奇妙。”叶先生说，“当你用诗来表达不幸的时候，你的悲哀就成了一个美感的客体，就可以借诗消解了……”

　　叶先生至今仍清晰记得开蒙时读到《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时的震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宁可死去？当生活以最残酷的方式让她从诗词里参悟缘由时，当她一次次从古诗词里汲取力量面对多舛人生时，道已渐渐亲近内心，让她无惧生死。

　　在今年叶先生90寿诞时，温家宝写来贺信：“……您的诗词给人以力量，您自己多难、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审美，是所有苦难的涅槃重生。

　　冬日的斜阳中，她银发满头，眼神清澈，像一尊发光体，发散着祥和的光晕和欣欣的生命力，仿佛岁月眷顾，灾难从未来过。

　　词之弱德

　　叶先生在古典诗词研究上一个很突出的学术成果是，将词的美感特质归纳为“弱德之美”。

　　初中时，母亲曾送她一套《词学小丛书》，叶嘉莹对其中收录的李后主、纳兰成德等人的短小令词十分喜爱。参照诗歌的声律，她无师自通学会了填词。

　　《词学小丛书》末册附有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王国维认为，宋人写的诗，不如写的词真诚。他还说，“词之言长”、“要眇宜修”，意思是词给人长久的联想和回味，具有一种纤细幽微的女性美。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张惠言的《词选》，是对后人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套说词方法。尽管在很多看法上各有分歧，但对于词有言外之意的美感特质，两者都认同。但到底是一种什么美？两者又都没有说清楚。

　　“词非常微妙。”叶嘉莹介绍道，“诗是言志的，文是载道的，诗和文都是显意识的，但词不过是歌筵酒席上交给歌伎们去演唱的歌辞，不受政治和道德观念的约束，内容大都离不开美女和爱情，被称作‘艳词。大家一开始认识不到词的价值与意义，以为都是游戏笔墨。陆放翁就曾说过，我少年的时候不懂事，写了一些小词，应该烧掉的，不过既然这样写了，就留下来吧。”

　　词兴于隋唐之间，流行于市井里巷，但正是因为摆不上台面，所以直到300多年以后的五代后蜀，才出现最早的词集《花间集》。此后一路发展，清朝时走向中兴。清代词人张惠言认为，词可以道出“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有言外引人联想的感发作用。

　　这就对判定词的好坏给出了一个标准，那么多写美女和爱情的词，其中能给读者以丰富联想的，就是好词。叶嘉莹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内涵越丰富越好。比如《红楼梦》，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他自己的一套道理来。”

　　只是，词的言外的情致，却很难形容。正如张惠言的继起者周济所言：“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意思是：你在深渊边，看到水里有鱼在游，但看不清楚是鲂鱼还是鲤鱼；半夜被闪电惊醒，却不知道闪电来自东面还是西面。

　　叶嘉莹先生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模棱两可。无论是鉴赏，还是讲解，都对她提出了新要求。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初，她结合词作，对传统词话和词论进行更细微的辨识、更深入的反思、更切身的体认和更全面的发展，将词的美感特质提炼为“弱德之美”，从而给予词应有的文学地位。

　　叶先生认为，没有显意识的言志载道，这个最初让词比诗文卑微的原因，恰恰也是词最大的优势。写词时不需要戴面具，反而把词人最真诚的本质流露出来了。在诗文里不能表达的情感，都可以借词委婉表达。“弱德”，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这种品德自有它独特的美。“弱”是指个人在外界强大压力下的处境，而“德”是自己内心的持守。“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这是中国儒家的传统。

　　以“弱德之美”反观叶先生一生，经历了国破之哀、亲亡之痛、牢狱之灾、丧女之祸，却能够遇挫不折，遇折不断，瘦弱之躯裹一颗强大的内心，自疗自愈，同时传递出向上之气，这不正是“弱德之美”的最好诠释？

　　中西观照

　　“叶嘉莹是誉满海内外的中国古典文学权威学者，是推动中华诗词在海内外传播的杰出代表。她是将西方文论引入古典文学从事比较研究的杰出学者。”“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标下，定位中国传统诗学。”这两段，分别引自2008年“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和2013年“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的颁奖词，都称赞了叶先生运用西方文论将中国诗词推向世界的功劳。

　　但对叶先生而言，她无意标新立异，更无意标榜自己的博学多才，这只是在被迫的情状中为寻找突破而意外达到的一种效果——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讲解诗词时，尤其是不得不用全英文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授课时，她发现自己原来的那一套讲课方法不完全适用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

　　“比如，你说这首诗很高逸，那首诗很清远，这首词有情韵，那首词有志趣，这句话有神韵，那句话有境界，你怎么表达？他们怎么理解？”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的诗词从根本上不同。叶嘉莹介绍道：西方的诗歌起源于史诗和戏曲，是对一件事情的观察和叙述，风格是模仿和写实的；中国从《诗经》开始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言志的，讲究兴发感动，很抽象。“西方的诗歌好比在马路上开汽车，道路都分得很清楚；中国的诗词像是散步，想要达到那种寻幽探胜的境界，必须自己步行才能体会得到。”

　　文化背景差异给中国古典诗词的海外传播造成的屏障如何突破呢？叶先生开始寻求外来的器用。“我这个人好为人师，其实更‘好为人弟子。我去旁听西方文学理论，还找来英文的理论书籍。想弄懂那些艰涩的术语非常吃力，可我还是一边查字典，一边饶有兴趣地看下去。”

　　“这个太好了，把我原来说不明白的东西说明白了！”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研读，让叶先生豁然开朗。符号学、诠释学、现象学、接受美学……以这些理论为佐证，叶先生寻到了中国古典诗词在西方世界的悟诗之法，解诗之法，弘诗之法。

　　兴起于德国的现象学，研究的是主体向客体投射的意向性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中国古老的比兴之说，所讲的正是心与物的关系；西方近代文学理论中的“符号学”认为，作品中存在一个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符号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某些“语码”，能够使人产生某种固定方向的联想，这个“语码”不正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用典和‘出处”么？西方接受美学将没有读者的文学作品仅仅看作“艺术的成品”，只有在读者对它有了感受、得到启发之后，它才有了生命、意义和价值，成为“美学的客体”，这正好印证了诗词的感发生命。诠释学认为，任何一个人的解释都带有自己的色彩和文化背景，以此为依据，则可拓宽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诠释边界。

　　有了对西方文学理论的领会和借鉴，叶先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中国古典文学课，在兴发感动之外又注入了逻辑和思辨的色彩，老师讲通了，学生听懂了，甚至听得津津有味。叶先生颇为得意地说：“刚教的时候，选读这门课的只有十六七个人，教了两年变成六七十个人。连美国教授听过我的讲演，都说我教书是天才。”

　　少儿诗教

　　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从小就背诗、吟诗的叶嘉莹，正是在吟诵中不知不觉掌握了诗词的声律。

　　“我是拿着调子来吟的。”叶先生随口吟起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婉转的古音绘声绘形。她特别强调：“‘好雨知时节的‘节字和‘当春乃发生的‘发字应读入声，现在的音调没有入声，可以用短促的去声代替。这样念，平仄才对。”

　　掌握了平仄，才会写诗。叶先生写诗，“从来不是趴在桌子上硬写，句子它自己会随着声音‘跑出来。”

　　叶嘉莹开蒙所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论语》中的哲理，随着她人生的旅程，得到愈来愈深入的体悟与印证，可谓终生受益。所以叶先生主张：“以孩童鲜活之记忆力，诵古代之典籍，如同将古人积淀的智慧存储入库；随着年岁、阅历和理解力的增长，必会将金玉良言逐一支取。”

　　叶先生回忆：“我小时候念李商隐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讲的是我熟悉的故事，我以为读懂了。等到我经历忧患之后，偶然给学生讲到《资治通鉴》‘淝水之战中苻坚乘着云母车时，我联想到了‘云母屏风，忽然间被《嫦娥》这首诗中所蕴含的悲哀寂寞感动了。”

　　1995年起，叶先生在指导博士生的同时，开始了少儿诗教。她与友人合编了《与古诗交朋友》一书，为增加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她亲自吟诵编选的100首诗，给读本配上了磁带。此后，她还多次到电视台教少年儿童吟诵诗歌。叶先生还设想在幼儿园中开设“古诗唱游”的科目，以唱歌和游戏的方式教儿童们学习古诗，“在持之以恒的浸淫薰习之下，中国古典文化就会在他们心里扎根。”

　　但对于国内一些少儿国学班让不识字的孩子摇头晃脑吟诵经典这件事，叶先生是反对的。“学诗要和识字结合在一起，还要遵照兴、道、讽、诵的步骤。”叶先生介绍道，“这种古老的读诗方式起源于周朝，兴是感发，道是引导，讽是从开卷读到合卷背，最后才是吟诵。”叶先生拿杜甫的《秋兴八首》举例，“先要让孩子了解杜甫其人，知晓他的际遇，再在吟诵中感受诗人的生命心魂。这样才能‘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薪尽火传

　　为庆祝叶先生90寿诞，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精装精校版《迦陵著作集》，包括《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论词丛稿》、《唐宋词名家论稿》、《清词丛论》、《词学新诠》、《迦陵杂文集》等8本。但最让叶先生骄傲和欣慰的，并非学术上的著书立说，而是另外两件事——

　　一件，是她将老师顾随先生当年讲授诗歌的8本听课笔记交由顾随之女顾之京整理出版。当年的同班同学看到由笔记辑成的《驼庵诗话》时惊呼：“当年没有录音，你这笔记简直就像录音一样”。在离乱迁转中，叶先生将这些笔记当作“宇宙之唯一”，每次旅途不敢托运，必随身携带。作为一名听顾先生讲课6年之久的学生，叶嘉莹认为，顾先生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对古典诗歌的教学讲授。“先生其他方面的成就往往有踪迹可寻，只有他的讲课，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于启发性的好教师。每到上课，我心追手写，盼望能将先生之言语记录得一字不差。”

　　另一件事与她近年来从事的中华吟诵抢救、研究、推广工作有关。到了海外之后，叶先生认识到古诗吟诵的重要性，于是请求她在台湾的老师戴君仁先生用最正宗的吟诵录下了一卷带子，包括古今体、五七言诗。戴先生不顾年事已高，把通篇的《长恨歌》和杜甫的秋兴八首从头吟到尾。这卷记录了最传统的吟诵方式的录音带被叶嘉莹带回国内，送给从事吟诵推广的朋友。多年后，在考察一家幼儿园时，叶嘉莹惊喜地发现，小朋友吟诵时用的正是当年戴君仁先生的音调。

　　将“为己”之学转变为“为人”之学，这是一种逐渐的觉醒。“也许是因为我在中西文化对比中越来越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也许是我不愿意看到古典诗词被曲解被冷落，也许是我年岁大了自然想到了传承的问题。”叶先生说，“个体生命的传承靠子女，文化传统的传承靠年轻人。既然我们从前辈、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文化传统，就有责任传下去。如果这么好的东西毁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是罪人。”

　　15年前，叶先生将养老金捐献出来，在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以老师顾随先生的名号设立了“驼庵奖学金”，既是对老师的告慰，也希望学子们透过“驼庵”的名称，担任起新一代薪火相传的责任。

　　叶先生曾在两首《鹧鸪天》中自问自答：“……梧桐已分经霜死，么凤谁传浴火生……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一边是忧心，一边是信心。而她能做的，只是吐尽最后一缕丝——90岁的叶先生仍然坚持每周授课。她说：“我是强弩之末了，不知道能讲到哪一天。”她几十年的讲课资料和几千小时的讲课录音，正在学生们的协助下陆续整理。“哪天我讲不动了，它们还在。”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