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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工业大学

　　约翰·麦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1940-)是南非当代著名小说家，自1974年起迄今已有十四部小说问世，被评论界认为是当代南非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并于2003年折桂诺贝尔文学奖。早在1999年库切完成并出版了小说《耻》(Disgrace)，作品为他再次赢得了布克奖。学界大都从生态主义、叙事策略、后殖民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学、社会心理学等视角研究了该部作品。2000年《当代外国文学》第3期上发表了王丽丽的文章《一曲殖民主义的哀歌——评1999年布克奖获奖小说〈耻辱〉》。这是出现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的最早库切作品评论。法伯尔(Faber)认为“库切的《耻》是一部后世俗(post-secular)小说，借助对信仰话语和实践的参与或抵制，通过小说主人公戴维·卢里的忏悔和小说的对话式叙事结构的暗示，设想后种族隔离时代下的南非新的伦理道德条款”。狄金森·菲利普通过分析努斯鲍姆(Nussbaum)的作品和库切的小说《耻》认为“人固有的主观情感阻碍了同情想象力观念(sympathetic imagination)归类为一种可靠的人文道德伦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解读该作品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主人公—五十二岁的白人大学教授戴维·卢里身处的客观伦理环境，紧扣卢里“护女”、“善待动物”及其“性丑闻”等伦理线，阐释卢里身上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交锋，其游走于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之间时所做出的伦理选择：身为大学教授的卢里与妓女索拉娅定期厮混；与大学二年级女生梅拉妮及与其女儿好友贝芙·肖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在女儿露茜遭遇多名黑人强暴后，卢里人性因子回归，誓死保护女儿，并从此转变为动物保护主义者。同时解构小说呈现的伦理身份、伦理意识等其它伦理结，以此探求作品深处的伦理图旨，窥探作品所折射的文学教诲功能。

一、客观伦理环境下的伦理错位：失当的伦理选择

聂珍钊教授认为“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去，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小说《耻》的背景设置在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描述了白人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南非所遭受的生存困境。新时代下的南非殖民主义日渐消退，殖民者的身份和从前的被殖民者互换位置。曾经的被殖民者地位不断上升，对殖民主义统治者白人积蓄的恨意也越来越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文中的主人公白人教授卢里和女儿露茜的特权阶层地位逐渐边缘化，成为了历史边缘阶层。在历史与民族恨意的激荡与迅速升温的大趋势下，他们势必要为当年凭借暴力手段侵入南非的先祖还债，成为被殖民者报复的对象。在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扭曲的社会形态下，包括卢里在内的白人处境尴尬、举步维艰。在小说中卢里身份地位急转直下的另外一个标志是语言。卢里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在南非的后殖民语境下，这些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语言逐渐退出南非的历史舞台。在三个黑人袭击女儿露茜的农场并欲强暴女儿的生死关头，这些语言是何等的苍白无力，“无论是意大利语还是西班牙语，到了非洲的这个地方，哪一个都救不了他……那些野蛮人则用怪诞的语言咕噜咕噜地说着什么，就等着把他扔到到开水沸腾的大锅里去”。同时卢里的职业生涯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供职的学校在整体统筹安排中以效益为驱动，把学有所专的老师当成简单的教书匠，不考虑老师在授课的时候是否精通该领域，只求能顺利安排各专业必须开设的课程。“他在开普敦技术大学谋生，曾经是现代语言学教授，在院系合理化调整过程中，古典与现代语言学系被调整掉了，他便成了传播学副教授”。卢里对自己的工作了无兴趣，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学生们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他教书从来就不那么在行，在这个经过调整，而且在他看来让人阉割过的教学单位，他更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卢里厌倦了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厌倦了自己就职的大学，厌倦了不上课的学生，厌倦了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厌倦周遭的一切。

　　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因为“儿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子，卢里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再加上“高挑的身材，匀称的骨架，橄榄色的皮肤，飘垂的长发”，使他一度自信满满，优越感十足。面对动荡变迁的社会以及黯淡的职业前景，再加上失败的婚姻(卢里单身，曾离婚两次)，逐渐导致他对自己的伦理身份认识模糊。随着他理性意志失控，自由意志泛滥，伦理错位便无处遁形，他深陷伦理困境的泥潭。为了寻求昔日的荣耀，卢里逐渐淡忘自己作为大学教授的伦理身份。最严重的后果是引发了他对自己伦理身份的困惑直至引发伦理混乱(ethical confusion)。他竭力摆脱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放纵自己追求感官享受的欲望，追求放荡不羁的生活，把女性当成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妓女、女学生、同事妻子、女同事、女儿好友都成为他发泄兽欲的对象。他堕落为一名十足的“卡萨诺瓦”(浪荡公子、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的代名词)。卢里由受人尊敬的教授到纵欲狂的转变，意味着其自身伦理身份的转换，而他的行为也随着身份的转换而逐渐背离了理性。他把自己放纵于这样的伦理混沌之中，把它看成随性而为。每周四下午他都和妓女索拉娅厮混。“从年龄上说，他足可以做她的父亲。他成为她的顾客有一年多时间，而且觉得她令自己心满意足。在荒芜的一周时间里，星期四成了一块了luxe et volupté(奢华与肉欲)的绿洲”。更有甚者，卢里有时竟然当着索拉娅两个儿子的面和她鬼混，“那两个小男孩总是隔在他们之间，影子般缩在房间的一角，一言不发……完事后下床，他总觉得两个孩子好奇不解的目光把他浑身罩定”。至此卢里伦理混沌到了何种地步可见一斑。他视一周同一个女人呆九十分钟为一种幸福。

　　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卢里性伦理错位与他的处境地位变化密切相关。在《耻》中，卢里因种种原因引发自身性伦理混乱是一条主要的伦理线，为满足自身欲望而做出了纵欲的伦理选择，“变成了爱欲的仆人”。身处情感荒漠和职业前景暗淡的客观伦理环境直接引发了卢里的伦理错位，使他做出了失当的伦理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和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 组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卢里在索拉娅冷淡他之后，兽性因子极度膨胀，背叛伦理而兽性大发，于是“他开始急匆匆地同一个又一个女人乱搞。他和同事的妻子有染，去河边酒店或意大利俱乐部与游客寻欢，他和妓女睡觉”。某个下午，卢里在校园偶遇自己选修课的学生梅拉妮并把她邀请回家，在之后的接触中主动与梅拉妮发生了性关系。作为比她年长30多岁的教授，在和梅拉妮厮混之后卢里一度内心挣扎，凸显出他身上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交锋，人性因子促使他意识到梅拉妮“还是个孩子啊！我这是在干什么？”。可是，正是兽性因子的作祟，使得卢里的所作所为完全受到非理性意志的支配，使他对今后他们要以怎样的师生关系见面全然不顾，使“他内心依然色欲翻腾”，从而使他丧失了人的基本伦理意识，导致其性伦理观和婚恋观发生了扭曲。这也致使梅拉妮不幸沦为了这种扭曲的性伦理观和婚恋观的牺牲品。同时也正是在兽性因子的驱使下，卢里身上的自由意志完胜理性意志。在梅拉妮经常缺课，而且并未交上所有应交的笔头作业，还缺席了几次考试的情况下，卢里照样给她成绩，做出了有违职业道德操守的伦理选择。最终这桩有违伦常的性丑闻东窗事发，卢里却依然故我，任凭其非理性意志泛滥，拒绝妥协，拒绝反思。卢里非但没有丝毫悔意，更道出了“我从中获益匪浅”、“我干吗要反思”的惊人之语。伦理意识的淡漠使得卢里“置身于滚滚人流之中横行无忌的色欲和闪闪利箭般的目光倒也处之泰然”，使得他在伦理错位的不归路上渐行渐远，最终落得“丢了工作，脏了名声，朋友都唯恐避之不及”。

二、生存困境下的伦理责任：人性的回归与光辉

声名狼藉的卢里执意拒绝“当众认罪，自我批评，公开道歉”，最终被学校解职。伤痕累累的他驱车长途跋涉来到了女儿露茜的小农场。在女儿温情的慰藉下，卢里的理性意志和伦理意识有所回归。父性的本能让她在情感上牵挂着女儿，决意要保护她免受伤害，为她驱赶凶神恶煞。这正是其人性回归的表征。“正是人性因子的出现，人才会产生伦理意识……伦理意识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分辨善恶的能力……没有伦理意识，就不能分辨善恶”。在女儿被三名黑人强暴时，卢里不顾个人安危誓死保护女儿，发出了“要什么就拿什么，就是别碰我的女儿”的怒吼，自己几乎被暴徒用酒精烧死。女儿被强奸之后，他力主将自己在开普敦的房子卖掉，出钱送女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并强烈建议女儿卖了农场，选择离开。女儿拒绝离开，可卢里过够了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他渴望返回城中的家，盼望着“重新坐到自己的书桌前，重新睡在自己的床上”。可他终究还是不忍心把女儿一个人丢在这个是非之地。卢里誓死护女正是其舐犊情深的家庭伦理的最好诠释。

　　卢里人性回归也体现在他善待动物的伦理选择之上。佩特鲁斯为聚会准备了两只羊，卢里忍受不了羊凄惨的叫声而给它们松绑，好让它们吃草喝水。卢里也厌烦佩特鲁斯把待烹的牲畜带回家，当着食客的面将它们宰杀。他甚至动过从佩特鲁斯手里买下这两只羊的念头，以便使它们“脱离奴隶境地”。在遇袭之后，卢里只剩一只眼睛可用，头上缠满绷带，“活像个木乃伊”。一向对自己外表自视甚高的卢里不顾自己几乎被毁容的面容，志愿来到女儿好友贝芙·肖的慈善组织动物福利诊所做义工，给一个“会做阉割和安乐死手术的女人打下手”，帮忙诊治照顾动物。一些病入膏肓的狗通常会被主人送来实施静脉注射，以便使它们的“离去轻松一些”。卢里帮助杀掉的狗越来越多，他的“内心就越焦躁不安”。有时甚至“止不住顺着面颊淌下的眼泪……手不住地颤抖”。有时一些大限已到的狗冲他嗅鼻子，还舔他的手。卢里任凭它们为所欲为，尽管他向来就不喜欢手被舔。因为他不想“让死神阴影下的生命感觉到他在退避，好像那一舔有多么令人作呕似的？”。卢里善待动物的行为诠释出《耻》中深蕴的珍视动物权利的伦理思想。

　　如果说誓死护女和善待动物体现了卢里人性的回归，露茜深陷生存困境后体现出的隐忍、镇定与坚强则彰显着人性的光辉。露茜身为白人殖民者后裔，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客居国外，她原本完全可以过着优越的都市生活。只要她愿意，她甚至可以轻易逃离南非的生活困境。然而，在喧嚣的城市和恬静的乡野之间，露茜选择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她在南非一个偏远的乡下养狗护狗、卖花和其它农产品。露茜“身穿印花衫，赤着双脚……是一个十足的农家女人，乡下女”。面对世事变迁，社会动荡，她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的小农场，决不轻言放弃。露茜深知殖民主义先辈留下的巨债，需要几代人的偿还。她默认了精于算计、“诚实地狡猾”的黑人雇工佩特鲁斯对她农场领地的蚕食，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算计与伤害，接受他成为与她平等的合股人，甚至愿意在他的庇护下继续生活。在三个黑人洗劫了农场并轮奸了她，还差点用酒精把父亲烧死之后，露茜拒绝报案，而且始终回避跟父亲讨论如何惩罚坏人。她说：“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个人的事”。在佩特鲁斯举行的聚会上，卢里发现了三名强奸犯的其中一人并试图报警，露茜极力阻止，谴责父亲多管闲事。在发现怀孕之后，露茜不顾父亲强烈反对执意准备生下孩子，因为她不能因为孩子的父亲而去恨这个孩子。露茜甚至决定嫁给佩特鲁斯成为他的第三个老婆，寻求庇护并永远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露茜在遭遇重创之后逆来顺受，折射出她对于白人先祖侵入南非，伤害黑人罪行的历史充满愧疚，想用个人的牺牲来为历史还债。露茜坚持着自己的内心想法，拒绝冤冤相报，尊重生命。尽管身处险境，她选择坚守，坚信离开农场“就是吃了败仗，就会一辈子品尝这失败的滋味”。年轻的露茜在遭遇灾难之后所表现出的淡定从容与豁达令人起敬。库切无意树立露茜为伦理道德楷模，但露茜生存困境下的伦理选择诠释着人性的光辉，冲击着读者的良知。

三、深沉的伦理启示：人心向善的崇高伦理诉求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对《耻》进行解读，可以让我们领悟这部作品所昭示的深刻伦理内涵及伦理价值。作品中卢里的伦理选择轨迹、卢里由“卡萨诺瓦”到乡间隐士到护狗员的蜕变诠释出库切对于崇高伦理道德的诉求。以此库切告诫读者应完善自我，坚守底线不越界，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旦伦理选择越界，势必遭到报应与惩罚。卢里如能坚守本分，就不至于沦落到最后的悲惨境地。诚如他的前妻罗萨琳所言，在马路上像缩头乌龟似的藏着，那些以前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的人都拿他挂在嘴边开玩笑。卢里也没有了退休金，落魄到“最终会像那些可怜的老头那样，成天在垃圾箱边晃悠着终了一生”。库切在作品末尾安排卢里登门拜访梅拉妮的家人，并且下跪请求他们的原谅；妓女索拉娅最终良心发现，断然拒绝再次为卢里服务的情节，以此呼吁伦理错位的人们应自省自律，实现自我悔改，完成自我救赎，达成道德进步。至此，该作品的教诲功能也跃然纸上。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而文学的作用是文学功能发挥的作用，这就从逻辑上决定了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伦理价值”。

　　小说中库切采用反聚焦的手法为读者深度展现了露茜的人格魅力。在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动荡的社会现状下，露茜敢于直面社会陷入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道德混乱，冒着与父亲决裂的危险，拒绝冤冤相报，勇于奉献，甘于牺牲，无所畏惧，哪怕从头开始，“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库切成功塑造了露茜这一形象，让读者看到了南非种族和解的希望之光。露茜以自己的隐忍、宽容与坚强给人以十足的正能量。作品中大量体现露茜高尚人格的情节铺陈折射出库切崇尚人心向善的伦理诉求，激励着读者敢于担当，趋善避恶。

　　《耻》中库切以震撼人心的笔触，为读者深度刻画了一部栩栩如生的伦理剧。通过人物伦理选择的书写，库切对于体现人性价值的伦理道德的吁求可见一斑。人人崇尚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路其实就在我们脚下。从这层意义上说，《耻》不失为一部发人深省，引人共鸣的上乘之作。

　　注释：①南非黑人主要来自非洲的班图族，分支为祖鲁、科萨、斯威士、茨瓦纳、北索托、南索托、聪加、文达、恩德贝莱等9个部族，语言也相应分化。南非的非洲语言大致分为四类，分别是：恩古尼语族(包括科萨语、祖鲁语、恩德贝勒语和斯威士语)、索托语族(包括斯佩迪语、索托语和茨瓦纳语)、文达语、聪加语(参见杜韡,王辉.南非语言政策综述[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12):57～60.)。袭击案发生时，卢里无法听懂三个黑人的土著语言。语言交流都成了障碍，他对女儿的保护也就无从谈起。他掌握的多门西方语言此时也失去了意义。在他的见证下，女儿及其农场惨遭蹂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