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倒是。祖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报告文学作家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创作了一系列感动人心，催人奋进的好作品。在文学界，报告文学可谓异军突起，蔚为大观。这使我不由想起黄宗英那些时光里一些难忘的印象。
近几年，黄宗英因病一直住在医院里，我曾几次专程去上海看望过她。每次去，我都见她病床旁边的窗台上堆满了新出版的书籍和报纸。她除了遵医治疗，其余时间便是读书，还时不时执笔给《新民晚报》写些短文章。
2008年的冬天，我去上海前先和她通了个电话，我说我要来看你，你想吃北京的什么呀？她说你就带几个老白魁家的芝麻火烧吧！我知道她的祖籍是浙江瑞安，而她是在1925年出生于北京。七岁时，身为工程师的父亲从北京西城电话局调往青岛电话局担任总工程师，她也就随父母迁居青岛。因而对老北京，她有着许多儿时的记忆。不料，电话那一端黄宗英却哈哈大笑说：“哎呦，真是有缘。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我说：“你身体情况如何？能出院吗？”“还不能。最近可能还要做个小手术呢。”她说：“我找你是因为我正在写一篇文章。却想不起那部电影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六十年代初，于伶的电影《七月流火》中张瑞芳扮演过的角色叫什么名字？你能帮我查查吗？”我感慨的叹息说：“你又写文章了，医院不是让你安心治病嘛？”她说：“不写怎么行？有些人和事忘记不了呐！时间愈久愈觉得要写出来。”我当然理解她的心情，但还是劝她以静养为主。经查那个女主人公的名字叫华素英，我告诉了她。
这时我忽然想起，几年前她为我题写的她喜欢的一句话：“一息尚存，不落征帆”。这也正是当时年已八十三岁高龄的黄宗英最好的写照。
这年春节我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她。当时因为有人撰写她的评传，她对某些往事包括有些作品发表的情况记不清了，要我帮助回忆。我去了，我们在她那洒满阳光的华东医院东十七楼的病房里促膝而谈，愉快地交谈了一个上午。她精神状态很好！那时她给上海发行量很大的《新民晚报》已经写了一、二十篇回忆性的散文随笔。她为一个年轻人写修建川藏路纪实的一本书所写的序言发表后，有位老朋友看了文章后，夸她说：“哪像83岁人写的，倒像个38岁人的手笔，还是那么乐哈哈，那么有朝气！”
当时，我们对坐在暖意融融的窗前，一起回忆起粉碎“四人帮”后所出现的那个文学的春天。在那明媚的春天里，报告文学是一朵最为艳丽夺目的鲜花，也是作为激励人、鼓舞人奋进的号角。当时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如徐迟、刘宾雁、黄宗英、柯岩、理由、陈祖芬及程树榛、鲁光、徐刚、苏晓康、赵瑜、麦天枢、贾鲁生、钱钢、张胜友、胡平、李延国等等，形成了一支很可观的报告文学作家群。许多传之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均出自这些作家生华之笔。黄宗英则是这只队伍的主力。她以博得广大读者喜爱的《大雁情》、《美丽的眼睛》和《小木屋》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三连冠。那实在来之不易。然而对于获奖，她却淡然地说：“得奖只是说明昨天。明天的路还漫长呢！”
粉碎“四人帮”后，黄宗英首先发表的名篇是《星》。完稿于1978年。当时，中央号召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因此，一大批在“文革”中的冤案、错案逐步得到平反昭雪。电影界也宣布了一批平反的名单。但见没有电影演员上官云珠。黄宗英询问赵丹这是怎么回事？由此她们谈起许多记忆中上官云珠的为人处世，上官云珠的好。赵丹鼓励她写出来。为了悼念屈死的亡友，她含泪迅笔书成。当时，她和赵丹住在北京华侨大厦。我去看望他们时，赵丹告诉我说：“宗英最近哭出来一篇文章，是控诉‘四人帮，不知你们《人民文学》好不好发表？”我当即读了稿子，很为感动，便立刻带回编辑部送审。当编辑部决定发表时，为了慎重起见，黄宗英又用复写纸复写了几份（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分送白杨、张瑞芳、王丹风等同时代的电影名家，请她们提意见。之后，她又认真做了修改。《人民文学》发表后，反响强烈。
黄宗英在《星》中，深情地写到：“云珠，云珠啊，这个名字你伤心地拾来，而今你欣慰地长留着吧。云珠之明珠——星儿呦，你闪光吧……人们对每一个被‘四人帮迫害的同志、战友、兄弟姐妹，无限同情、尊重、怀念……在洁白的银幕上，在排练场上，我们总会想到你，谈起你我们总是觉得你也还是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的。”
是啊，当你读着《星》感到宛若在倾听一位知心朋友娓娓动情地向你讲述一个电影演员的坎坷经历及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和悲愤的控诉。文章犀利而委婉，隽永而深刻。可以说，作者是哭肿了眼睛而写，读者是含着热泪捧读。
黄宗英写于1978年6月的《美丽的眼睛》，是记述一位在上海炼油厂参加化学分析实验的兰州大学化学系女进修生杨光明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100%，三度烧伤94%）并几次报病危而与疾病顽强斗争的感人事迹。在这里，作者却只选取杨光明的眼睛——一双被黄宗英发现了的美丽的眼睛为主线，贯穿始终。信笔驰骋，收纵自如，有力地向读者展示了人物内在的心灵美与医护人员的高尚医德。一位当时在上海瑞金医院烧伤科听到杨光明事迹后的外国代表团团长惊讶地说：“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她活了？什么力量还能使她活下去？……”黄宗英在采访过程中：深受感动，也深有体会，她认为：“从有生命的事物中发现美，是作家的职责。”
此后的岁月里，黄宗英果然同样用她的一双美丽的眼睛发现和讴歌了生活中无数可歌可泣的祖国的建设者、创业者和开拓者，她履行着一个当代作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说起黄宗英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小木屋》，更是一部离奇曲折的长长的故事呢。《小木屋》发表于l983年。两年后据此拍摄的电视片《小木屋》获国际奖。《小木屋》写的是女生态学家徐凤翔多年来在西藏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地区进行科学研究的感人事迹。
如若我们稍为留意，就会发现，粉碎“四人帮”后的黄宗英，果真是精神焕发，意气昂扬，虽说已是一位年近花甲的女同志，却响应生活的召唤，投身于各条战线，采访写作，辛勤耕耘。短短几年中，她涉足于祖国的东南西北，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她先后到了陕西、广东、甘肃、福建、山西、湖北、南京、重庆、苏州、济南、柳州、南通、延安、北京、天津、四川、西藏等地和曾经落户深圳特区蛇口。记得她刚到蛇口时，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深情地说：“如果我知道特区是这样的，我早就来了。繁华对我从来没什么吸引力，而艰辛总是使我一见钟情，又难以自拔……”她宣告要在特区“扎”下去啦！他一再兴奋地说：“在特区，我看到了一种创业精神，我要写希望。”这是1983年冬天的事。
当时，也有人担心，她会不会由于当了经理，被卷入事务的漩涡，被拴住？而黄宗英明确表示：“拴住是好事。我从来不愿做生活的旁观者，而要做生活的参加者，搏击者。”她还深有所感地说：“以前，我写的《大雁情》、《桔》，直到《小木屋》等，都是呼吁文学，虽然在读者中得到了广泛反响，我并不满意。我现在更想写的是在‘四化中比较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这些人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勇士，我是追踪男士的脚步向前行。”
是呀，黄宗英，正是一位追踪勇士的脚步而前行的作家，一个马不停蹄，追赶生活浪花的人！
黄宗英曾先后进藏三次。在她57岁那年——1982年9月，我和她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派出的第一个进藏的作家访问团。团长黄宗英，我是秘书长。访问西藏高原的那几十个日日夜夜的难忘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如同昨日。
当时，由于北京没有直飞拉萨的班机，必须在西安中转，我们商定走一站在西安去作体检。我们一行八人中，数老作家王若望年岁顶大，65岁。其次就是黄宗英，57岁。年纪最轻的一位是天津作家王家斌，43岁。其余像诗人郭蔚球、黎焕颐、饶阶巴桑、王燕生和我，均系四十来岁或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估计身体情况的问题不大吧。
当时，黄宗英还在日本，是去出席有她参演的中日合拍的电影《没有下完的一盘棋》在东京的首映式。但是，她怕误了去西藏的日程，在东京，当日本首相刚刚接见完中国代表团，她就匆匆飞回北京，又匆匆赶到西安，和我们全体成员愉快地汇合了。在西安，体检的结果，我们大都平安无事，唯独黄宗英心脏有些疑点，医生叮嘱她千万注意。她说：我皮实，没事儿。就这样浩浩荡荡进了西藏。
9月，正是西藏欢庆青稞丰收的季节，也是气候最美好的时节。9月4日，我们乘坐的飞机刚刚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时，便受到了自治区文联同志的热情欢迎。两位藏族女同胞向我们献了哈达——这是隆重的礼遇，顿时使我们感到格外激动，格外亲切。我们由机场又乘车沿着美丽的雅鲁藏布江，整整两个小时后才抵达自治区首府——拉萨市。进入市区时，老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我们兴奋得几乎要在车里跳起来。
哦，拉萨，啊，布达拉宫，几回回梦里梦见了你们，向往你们。今日相见，虽是头一回，却并不陌生。多么眼熟，多么亲切！
真巧！我们的驻地就在布达拉宫脚下的自治区第一招待所。这自然是主人的精心安排。盛情的主人好心劝告我们：进藏后要先休息三天，适应后再活动。就是说头几天，要老老实实地睡几天觉，以便适应高山反应。这一点，我在离开北京时，一位前辈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曾志同志也告诫了我。她说不久前有几位老干部去西藏，头几天没注意休息，便开始活动，结果病倒了，送回北京了。所以我们都相约；睡它三天吧！实际上不睡也不行。按我平日的身体状况（无病，从不进医院门），我想逞能，试着不休息就活动。于是我请负责接待我们的藏族小伙子格列，把他的自行车借我骑骑看。好在拉萨市区街道很宽，路上行人和车辆都不太多，即使有个三长两短，也不至于发生什么事故。但是，格列和敏吉却一再叮咛我注意安全。我心想，我从北京来，北京是有名的自行车城，我在那里骑了二十多年自行车，还会在拉萨出事故吗？
不想，刚刚登上车，本来就够宽阔的街道，行人又不太多，我却摇摇晃晃，扭扭歪歪地行进，感到头重脚轻，晕头晕脑，想登快也登不起来，腿上无力呀。没骑多远，只好“返航”，老老实实地躺到了床上。待开饭时，我们漫步在招待所的院子里，都说头有点晕，脚有点轻，迈不开步子。可黄宗英乐呵呵地说：“我也头晕。不过，在北京，在上海，我也有头晕的时候，谁知现在是不是高山反应症，管它呢！明天，咱们就开始参观，先游览一下市容也好哇。”
于是第三天，我们跃跃欲试，便索性不睡了，爬起来上了八廓街（拉萨老城的繁华区），并且参观了大昭寺。出乎意料，我们中间最年轻的王家斌，却是一躺三天，茶饭不思，还呕吐不止。王燕生也意外地病倒了。倒是王若望老当益壮，精神抖擞，没有大的反应。黄宗英呢，天天觉得头也晕，却闹不清是不是高山反应，也就没有老实休息。结果五天后，当我们在山南地区的穷结县境内参观藏王墓时，黄宗英突然脸色发青，头晕，呕吐不止，出现高山反应症。我们立刻把她送进当地驻军医院，输液，休息。但当她在病床上知悉，第二天，我们大家要去55公里之外的沃卡电站参观时，她却躺不住了，一定要去！他埋怨自己干嘛跑到西藏来生病，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多么想多看看西藏的新面貌呐。
陪同我们的当地同志劝她好好歇息，养好身体，并告诉她，沃卡电站规模不大，仅四台机组，是100来人的电厂，不能同内地相比。但是它在西藏，在山南，就算得上是一座像样的电站了，主要为山南地区供电，在促进当地工农业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去沃卡，要渡过雅鲁藏布江，还要通过一段险峻的山间简易公路，因此他们更不主张她去。黄宗英却急了，她说这些我都不怕，怕的就是你们好心不让我去。我去，一定去！我要看看西藏同胞自个建设起来的电站。
就这样，在她的坚持下，她带病同我们一道乘车上路了。在地处深山荒坳中的沃卡电站，她仔细看仔细询问，当听说西藏水源充足，但是没有煤，没有电，尤其迫切需要电力，而沃卡电站正是在汉藏同胞团结奋战下，四年胜利建成时，她为汉藏职工们团结奋斗的创业精神所感动。她动情地说：应该为沃卡电站工人谱写一首赞歌。
9月12日，黄宗英和我们访问团的同志从山南返回拉萨后，一天也没有休息就又踏上了新的旅途，到纳木措去！——一个更为迷人的目标吸引着作家和诗人们，“纳木措”，就是藏语“天湖”的意思，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咸水湖，因而蒙语称它为 “腾格里海”，即“天池”之意。
关于纳木措，在藏族中流传许多神奇的传说：纳木措是位最美丽的神女，念青唐古拉（山）是一位英俊王子，他们遥遥相望，情丝缠绵。人们把纳木措比喻为一个神女，说明她的容貌必然俏丽迷人。然而这座世界上最高的湖泊所以使作家、诗人们向往、迷恋，不止是她的绝伦美貌，有意味的是，黄宗英和伙伴们将把它视为攀登高峰的一个象征。因为在此之前，还不曾有任何一位作家登上峰峦高处，走近她的身边，观瞻她那妩媚的姿容和旖旎的风光。
黄宗英，劲头十足，决心登攀上去！
纳木措，海拔4712米。要到达目的地，中途须翻越海拔5700米的拉根山口。5700米，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那是一座需要经受严峻的考验才能登上去的雪山高峰！看看眼前这样一支刚刚从书斋中、平原上走出来的书生队伍，敢不敢登攀？能不能翻越过去？这可使陪同的藏族同胞捏了一把汗。车子上倒是备有氧气袋，可大家谁也不愿用，挺一挺，也是一个锻炼。
汽车沿着弯弯曲曲陡峭的高山公路爬行似地进入拉根山谷。一路上受到风、雨、雷、电、雪和冰雹的袭击。九月的季节了，还必须穿上羊皮大衣呢。开始，路还平整，不久就变得又险又陡。路面常常被冰雪融化而成的拉根河冲断。走到后来，山坡上连一根小树也看不到了。只见顶峰上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厚厚的雪，宛如朵朵白云游动在山巅。那景色是十分壮丽、十分迷人。然而空气却愈来愈稀薄，呼吸渐渐困难。我们讲起话来都感到气短。好心的司机几次停下车，拿出氧气袋，问老同志王若望，问黄宗英，要不要吸点氧，补充一点氧气，他们都婉言谢绝了。黄宗英笑嘻嘻地说：“不用。吸氧还算什么英雄。我就是要检验一下身体，看看能不能攀登上去！我还要跑好多地方呀，爬很多山哩，写好多东西呢。”
车到顶峰后，司机停下来，有意让我们领略一下雪山风光。我们也早已憋不住了，欢呼着从汽车上跳了下来。谁知，个个都不约而同地感觉飘飘然如腾云驾雾！稍稍安定之后，环顾四周，啊，蓝天下，高耸云端的巨大雪峰，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发出耀眼的光芒。眼前一片辽阔的银色世界，使人顿时感到心情格外舒畅，格外开阔。我和黄宗英站在雪峰上，裹着皮大衣合影留念——这可真是一帧宝贵的照片。我们为作家访问团第一个登上了5700米的高峰而骄傲，也为我们取得了“团体冠军”而自豪！
我们的队伍中还有一位当雄县的副县长吴文春——他是东北人，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志愿进藏工作，已经整整16个年头了，并且和一位藏族女同胞结了婚，在草原上落了户。他曾在纳木措区工作过3年，所以对这一带的农牧业情况、风土人情都了如指掌，还讲得一口流利的藏语。开始我们还信以为他是当地藏族干部呢。由于职业的习惯，这个人物立即引起了黄宗英的注意。她暗示我让她和老吴坐到一辆车上去，多聊聊——说不定是个人物呢。
当我们的车队再度启动后。不久，车子拐出一个山谷时，老吴高兴地嘹望着远方指给我们看：
纳木措！纳木措！
啊，天池！神女！一汪湛蓝的湖水！一片浩瀚的高山之海！
我们没有料想到，纳木措如此辽阔，如此壮观，风光如此美丽！环绕湖水的岸畔是一片片地毯似的平整而青青的草地。我们一个个不由地倾倒在柔软的草坪上，观赏着、迷恋着这带有极大的神秘色彩的世界著名的高山之湖，直至黄昏时分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当晚，我们返回并歇息在海拔4700米的当雄县招待所。由于心情兴奋，难以入梦，草原又是歌舞之乡，我们便也点着蜡烛唱起歌，跳起舞。宗英和我们同欢唱，共歌舞。不过，跳着跳着上气不接下气，无法起步了。毕竟这儿是高山地带呀。宗英和我们便提着灯摸到了吴文春家，进行了一次难忘的夜访。
第二天清晨，天放晴了，吴文春副县长带领我们访问了藏北著名的羌塘草原。一路上只见满山遍野的羊群、牛群和成群结队的牦牛，自由自在地游动在白云下广袤无垠的茫茫草原上。
这天中午我们就在草原上的帐篷里同牧民们欢聚一起，共进午餐——一顿极为丰盛的草原风味的午餐。盛情的主人先是招待我们喝青稞酒、酥油茶，吃“退”（一种用红糖、奶渣和黄油合成的食物），而后送上了刚刚宰割、炮制的全羊肉——这是用来招待远方来的贵客的。说实在的，我们之中好几位还不习惯吃。可是黄宗英不但样样都尝，而且吃得很香！就连那有点半生不熟的羊肉，她也用手抓起一个肘子就啃。那青稞酒，那酥油茶，那酸奶子，连藏族同胞都担心她这个“大上海”来的名演员名作家会不会不习惯吃，会不会咽不下口哩。其实，不习惯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毕竟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黄宗英却吃得这般香，这般自然，使得好客的主人十分高兴！席间，藏族牧民同胞们竟兴奋得弹奏起、歌唱起原生态的藏族民间歌曲来。乐曲动听，歌声悠扬，几位身着漂亮民族盛装的藏族女同胞不由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在主人的盛情邀请下，我们也手舞足蹈起来。霎时间，一曲民族团结的歌声飞扬在辽阔的草原上空。
这时，我忽然发现：怎么？我们访问团中的藏族诗人饶阶巴桑溜号了？要说跳起藏族的歌舞，他是最拿手的一个。几天前，我们在雅鲁藏布江畔访问西藏“邦典（即围裙）之乡”——姐德秀村围裙厂时，热情的能歌善舞的藏族同胞曾邀请我们跳舞。这一次，饶阶巴桑却大显身手，他十分活跃地和对方对跳，手舞足蹈，口中还念念有词，跳得满头大汗，跳得气喘吁吁。眼下这么热闹的场面，饶阶巴桑怎么不见踪影了！
我悄悄走出帐篷循迹而去。唔，原来我们的诗人诗兴大发了，瞧他正舒展地席地坐在草原上，在他随身所带的那个小本子上流利地书写着什么。
此时，帐篷内乐声歌声此起彼伏，依然热闹异常。帐篷外，诗人饶阶巴桑，忽而仰起头来，面对蓝天里朵朵白云，忽而低着头向着茫茫草原，轻声地然而是激情满怀地朗诵着他刚刚完成的诗篇：
雪山筵
——致黄宗英
《桔》的六十元稿费买的风衣上，
带着旅途飘动的兴致，
带着黄浦江
浪沫堆叠的诗行，
你在激动了
不加约束地倾泻在
五千米高处的羌塘。
一如浪的体态
滑近，滑远
在于寻找到
海的乳胸的宽广。
你顺着西藏之迷的航海图。
不嫌其遥远、迷茫，
穿着在上海买的登山鞋，
走进一个又一个
一片又一片
牛群、羊群、马群
漂浮起来的帐房。
牧人顺手从草原上，
抓起几只高角大羊，
用牛粪火烤炙，
插上一把也许是杀过人的藏刀，
请你启齿一尝。
庞然像小丘一样的酒坛，
外面是古老的凸纹兽象，
里面是青稞的醇浆。
恭敬地放在你面前，
请你放开
演戏时逼真的海量。
不是机制的乳酪、果脯，
而是牧人粗糙的手掌
乱捏成的奶饼、乳条、酥油、糌粑，
制作它的是部落时代有的
感情的半成品，哈达的全包装，
加上无齿的牛犊吃剩下的乳，
便是牧民真诚与厚朴的立方，
成块成堆地放到待客桌上，
——款待一个大都市的女郎，
请你表示牧女般的豪放。
远方来的客啊，
你带着《大雁情》，
来高原拜访，
听 六弦琴的音响，
看生活穿着古装，
借简陋之帆，
粗犷之舟，
进入丰富的大洋；
在西藏之谜的航海图上
飘游着一个女性探索狂……
至此，诗人突然中止他的音符，做了一个表示完结的手势，客气地说：请提意见吧。这是我刚才信笔写来的，一个初稿。
这时候，牧民中不知谁忽然用藏汉语混杂的声音喊出一句：她，我们的宗英卓玛！啊，啊，宗英卓玛（仙女之意），这是藏族同胞对黄宗英最美好的评价！从此，我们也这么称呼她了。
当我们从藏北草原回到拉萨后，在拉萨市区参加了一个五省区藏族文学创作座谈会之后，立刻离开拉萨，马不停蹄地奔向另一个我们深深向往的阳光最多的古城——日喀则。
日喀则，藏语的意思是“高地的村落”。这里海拔4000米左右。举目四望几乎是光秃秃的山头或荒凉的沙坡。人们都把拉萨称为“日光城”，其实，据科学家考据，西藏高原上阳光最多的古城不是拉萨，而是日喀则。约在1300多年前，这儿就曾是“女儿国”大女王的都城。比今天的自治区首府拉萨还兴起得更早。
人们向我们介绍说，这儿日照长，夜雨多，昼夜温差大，因而大大有利于农作物的光合作用，是促进高产的有利自然条件。但是，高寒天气，又对农作物有极为不利的一面，因此有人主张：在日喀则，只能发展牧业，不利于农业。不信，只要瞧瞧那寒冷无水的山头连树也不长，连草也不生，就够令人望而生畏了。
“有一个人却打破了传统观念，破除了迷信，在这里培育出了无数青稞良种：高原早、白朗兰、喜马拉雅一号、二号……而且还从内地引种成功日喀则从前见都没见过的苹果、雪梨；还进行了系统选育的科学实验……”地委负责同志热情向我们介绍说。
“这个人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对科学、对科学家最为敏感而热爱的黄宗英急切地问道。
地委负责同志回答说：“叫谭昌华。在地区农科所。不过，这个同志有病，不适合在高原工作，现在已调回四川老家去了。”说着，这位负责同志流露出不无遗憾的心情，“他走得早了点。他的闪光的事业刚刚开始哩！他对高原很有感情，走的时候是流着眼泪走的！”
黄宗英一听，忍不住了。按原定计划，下午，我们是要去参观那座拥有二十多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庞大而又赫赫有名的大寺院的。她建议改一下日程，先去访问农科所。
日喀则农科所，真是宛若西藏高原的一方绿洲，一块绿色宝石。这儿有树木参天的林荫道，有多种农作物竞相生长的庞大的实验室，还有设备良好的科学研究室，丰硕果实展览室等等。它曾因优秀的科研成果而获得国家级和自治区的多项奖励。
而这一切，又是跟他们原所长、一位志愿进藏工作的农学院毕业生谭昌华的贡献分不开的。所以人们怀着深深的感情向我们述说了谭昌华的动人事迹。这使黄宗英，使我们大家都深为感动。听着听着，黄宗英落泪了。她说我们多想见一见谭昌华啊！
可是他回四川老家了。人们说：谭昌华由于日益严重的心脏病，1978年他正在地里收莲花白的时候、突然昏倒了。经医生检查，不适宜继续留藏工作，便送他回内地了。他是哭着走的。在老家，在病床上还不断写信来关心和指导农科所的科研工作。现在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他的父亲是省里一位民主人士，按理他完全可以留在省城工作，可他不！他又几经联系跑到四川江津地区农科所去工作了。在那里也干得很出色，还时常有信来。
黄宗英忍不住动情地说：我到四川后要去追踪他，寻访他。多么有志气的一位科学家！
黄宗英，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对生活，对科学，对科学家，对那些为祖国“四化”付出了辛劳，做出了贡献的，哪怕是极为普通的人，都充满了喜悦之情，热爱之情！她一旦接触，情有所动，心笔相通时，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要写，要颂扬，要呼号，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有这么多可敬可爱的人们，他们为了振兴中华，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人类的进步，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和焕发出何等可贵的精神！
用一句老话说：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在西藏，很快，一个月的时光过去了。按照原定计划，我们过了国庆节就该返回北京了。
行期决定了，没想到，回内地的飞机票却意外地发生了问题。据说买飞机票已排队到两三个月之后。那时往返拉萨的航班少而有限，我们自然有点焦急。真得感谢自治区的领导和文联的同志，好不容易帮助我们弄到了回程的机票。
这来之不易的飞机票刚刚拿到手，起飞的头天晚上，伙伴们都在忙碌地整理行装。我怕黄宗英又落了什么东西（这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所以我们多年前就给她送了个“迷糊大姐”的称号），便到她的房问，想去看看情况。
哦，她真沉得住气儿。都啥时候啦，竟还端坐在沙发上，低垂着头，沉思默想，手里还拿着织毛衣针和正在织毛裤的毛线呢。那大小旅行袋，乱七八糟的衣物，有的还散放在她的脚下，有的还原封未动，好像是正在整理又未见整理。难道她灵感来了，正在构思文章？可为何又在赶织毛裤？
我感到奇怪。问她：
“宗英卓玛，你怎么还不着急？要我帮忙吗？”
她猛然抬起头对着我说：
“我要退掉飞机票！”
我不相信。因为她也十分清楚这些天为买飞机票的烦人周折和机票的来之不易。我说：
“为什么？”
她说：“我要留下来，跟一位女科学家到原始森林去！”
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哪儿又冒出个“女科学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平静下来后。她这才解释说，今天下午，她在招待所院里意外地碰到了四年前的秋天，她在成都旁听一个学术会议时所认识的一位女科学家——南京林学院的生态学者徐风翔。这位女学者在发言中建议在全世界建立几个森林生态定位考察站，因陋就简盖一座“小木屋”进行工作。她说：“我愿长期参加这一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西藏的大森林！”徐风翔的发言深深吸引了黄宗英。那时，她已向往这个为开拓祖国边疆宝藏的前哨——西藏大森林里的“小木屋”了。如今，她又碰巧遇到了进藏来的徐风翔。她自己现在又身在西藏，怎么能错过这个难得机会呢？所以她固执地坚持着。
天哪！这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难怪不甚了解不太熟悉她的人，觉得她有点“神经质”。我自然不这样认为。可眼前发生的事又该作何解释呢？
就在两天前，在拉萨，我们几个和她应邀到上海进藏工作的几位年青人的家里去作客，那几位小伙子还无意中谈到，原始森林里是如何恐怖，如何危险。密密森林里，由于能见度有限，说不定啥时候走着走着，撞上了大狗熊，被抓被扒被吃掉！其中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曾被瞎熊撕破了脸，他还用手指给我们看了看那残留的伤疤。不过当时我们只是听听而已，心想反正这趟我们也去不了原始森林。可现在这些话回味起来又引起我的疑虑，引起我要说服黄宗英：不能留下，不能进原始森林，应该跟我们走！跟我们一道安全“返航”！
我们争执着，谁也说服不了谁。她好像铁了心。我有点急了，便跑到另一个房间去，求助“援兵”，告知访问团的王燕生和王家斌，请他们一道来做说服黄宗英的工作。特别王家斌，年轻时当过勘探队员，对荒山野林是深有体味的。他用自己的“现身说法”，讲得声色俱厉，依然没能动摇黄宗英。王燕生更是苦口婆心相劝，也不见效。
时间这般紧迫，自治区有关部门也已安排了明天送行事宜。出了这么个岔子，这该怎么办？
这时，王家斌又想出一个招儿，以情动人呗！他说：老大姐，咱们还是先一起坐飞机回成都。几天前你在山南不是刚病倒，还输了液嘛。现在你很有必要到成都喘口气，我也加点冬装，然后恢复过来后，我陪你再次进藏！家斌的态度是诚恳的，也确有这么做的打算，但也不灵光。黄宗英只是狡黠地笑笑。
我们三个还暗地商量，如果最后真的还是说服不了，那我们就要设法把她骗上飞机。要是允许“绑架”，我们也宁肯试一把。
我们双方都认真地争执甚至近乎争“吵”一通之后，依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便“停战”了。她索性从沙发上捡起一团毛线，又织起毛活来。她说要赶织到林区去穿用的毛裤呢。看来她真的下定决心了，就像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犯起脾气，即使八抬大轿，十六头牦牛也抬不起、拖不走了。
见我们这般执拗劝阻，她也有点动情了。她说，为了寻找这位女科学家，她曾费了多少心机，这次到西藏来，内心里就有这个愿望，希望能得到她的消息，顶好找到她，和她一起进林区。所以她说：这次，我为什么比你们带的东西多？羽绒大衣、睡袋、毛袜、棉鞋、毛衣……我就是暗自打了这个算盘。今天，这么巧的果然碰到了她，我多么高兴啊！我的心愿无非就是要去原始森林帮这位女林学家乞求一座“小木屋”。我的文章的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求》，求求人们理解，求求人们支持；同情我们的女林学家。这位可敬的女林学家，也已年过半百了，可她致力于为祖国生态学搜集宝贵的资料，家都不顾了，而有人还议论她：“出风头”！追求“名利”！真是咄咄怪事。
听她一席谈，我们也为之动情。是啊，这么一位不畏艰苦，不惧怕困难，富有强烈事业心和开拓精神的女林学家，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也很矛盾。她留下，会好好写写这个科学家，鼓舞更多的人们。但是万一进了原始森林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所以我们仍再次恳求她先一道回成都，待休整后，同北京也做个商量，哪怕派人陪她再进藏。她还是不肯改变主意。这时，我真急了，她也真发“火”了。
“周明”，她激动地说，“你我是老朋友了！你应当理解我，应该支持我呀！我这份年龄，还能有几次进西藏的机会呀！”
我受到了震动，心灵上的深深触动。这也是我和她相识近20年来头一次遇到的“不愉快情况”。我懂了，她是为了事业呀！一项圆梦的事业！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们只好“妥协”了。她高兴得跳起来，连连拱手说：“够朋友！”“好朋友！”
夜，已深。拉萨城四周白雪覆盖着的巍峨的群山，已被夜幕深深笼罩。布达拉宫，长年不熄的灯火也已朦胧昏暗，只是天穹中的繁星仍在熠熠闪耀。此刻，人们都已进入甜蜜的梦乡。我们只好“不欢而散”，各自休息了。
第二天黎明。当拉萨城还沉浸在夜梦中，布达拉宫上空闪耀着冷峻的晨星时，我们乘车去机场。出发前，我极不好意思地向主人说明黄宗英因要去林区采访，临时决定不走了，请主人继续关照。主人也感到意外，当然表示欢迎她留下。
头天晚上我们已和她告别，请她不必再送行了。不料，她又早早起身跑到院子里为我们送别。汽车发动时，她突然塞给我几封信，悄声说：“你帮带到北京后付邮，路上不许看！”她还特意抽出其中一封，悄声告诉我：这个，给你，保留下。信封上用红笔特意写明：周明保留。留底。现在不必发，也不许在路上偷看。到北京后如果有万一的情况再邮出。什么保密的信，不许看？我见信封上的收信人都是她哥哥、弟弟、孩子们，还有上海她单位领导，便产生好奇心，想偷看。但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怕犯法。飞机将从成都中转北京，所以，在成都要住一夜。晚上，我将我的疑心告诉了几个“顽皮”的伙伴，他们也产生好奇心，说：咱们就犯一次错误吧，反正她也没封口。打开一封看看究竟是什么内容？
原来她写了一夜信。
我们打开一看，天哪！全是安排“后事”的遗书。
足见黄宗英当时为了进林区，为了深入采访女林学家，为了《小木屋》，她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又是多么诚挚由衷！
在一封信中，她写道：
此刻，10月3日晚上十点钟，中国作家协会赴藏参观访问团，已完成任务，整装待发——乘明晨往成都的飞机返程。而我一个人准备留在这里继续深入生活。
1979年，我碰到援藏女教师——南京林学院的副教授徐风翔同志，她在援藏期满调回后，曾到科委、林业部去请求建立西藏森林考察队，她愿继续在西藏工作。后经科委与林业部商讨，成立考察队，人员编制、经费等都有困难。但对她的态度表示支持，批准他个人继续入藏考察的计划和经费。几年来，她每年都来西藏一趟，三四个月吧，带一个助手。钻深山密林。我曾与她相约，候机会随行。现在我们在拉萨碰面了，三四天后，将雇车前往林芝、波密、昌都，历时一个半月。进林区后，宿帐篷，进行考察，然后乘车由雀儿山往成都。徐已经五十二岁，患关节炎。我想科学家能去的地方，我这个文学家也是去得的。你们了解我，也一定支持我的。谨此汇报，并致敬礼！
黄宗英1982年10月3日于拉萨
她在同一封信中的另一纸又写道：
……
此行多艰难，万一发生意外，作为共产党员，是无憾的。一个党员作家，首先要有热情把自己贡献给美好的、有希望、有利于人民和祖国的事业。作为母亲和妻子，有几件家务事，请求组织照顾，并协助安排：
……
黄宗英
匆匆含笑留言
1982.10.3拉萨
她写给大哥黄宗江的信中说：
亲爱的大哥：
您好！我跟随植物学家徐凤翔到西藏林区采访去了，那里人烟稀少，有蛇，还有熊瞎子。听说熊瞎子在人面前一挥掌，人的脖子就断了。可我写报告文学必须采访，我进林区了，万一出了事，请您有个思想准备。
小妹：宗英
她是告诉家人，她要去遥远的原始森林，那里有很多危险存在，万一她出事儿回不来了……
我想读者读过这几封信后，一切都会明白了，用不着我在啰嗦什么。
四位藏人，五位汉人，在海拔3000米的深山密林里支起三顶帐篷。黄宗英还临时改行当了炊事员。面对高原缺氧的空气，面对使这位血管性头疼患者所畏惧的海拔高度，黄宗英满不在乎，毫无惧色，依旧整天乐呵呵地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工作着。
这次，她跟徐风翔进林区时间较长。经过一段时间和徐风翔朝朝暮暮相处以及密密森林里的生活体验，她在西藏波密写出《小木屋》的草稿，次年三月在上海修改定稿。由于林区无联络工具，我和朋友们在北京牵肠挂肚，生怕有什么意外。经打听电报可以通，但邮政所并不密集，好远距离才会有一家。问明了西藏邮电局后，我发去一封电报，是请林芝县一个邮电所设法转交她的。我的电文是：“宗英，你现在在哪里？请速电告《人民文学》周明。”对方却阴差阳错地误译成：“宗英，你死在哪里？请速电告《人民文学》周明。”嗨呀，这一字之差，却千差万差，人命关天了。
黄宗英事后告诉我，当时，好些天费尽周折收到我的电报时，她毛骨悚然，她想：这个周明，怎么在北京诅咒我？！我活的好好呀。这封天大误会的电报她收藏起带回了北京，我仔细端详许久，忍俊不禁。估计可能由于“现”字和“死”字太相近似。当地译电员误泽，就闹出这个叫人哭笑不得的笑话来。
1983年除夕。上海。已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鞭炮齐鸣，辞旧迎新，有的人家正欢聚一起吃团圆饭呢。而黄宗英，却在这时候——除夕夜，铺开稿纸，奋笔疾书，从夜晚一直鏖战到初一拂晓晨光熹微时，她的报告文学新作《小木屋》出世了。
当她写完《小木屋》最后一个字之后，面对窗外一株含苞待放的腊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如释重负似地愉快地微笑了。
《小木屋》刚一问世，就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读者的喜爱。呵！黄宗英，舍生忘死地去寻访《小木屋》，奋不顾身地去讴歌《小木屋》，四处奔走，八方求援，为《小木星》呐喊呼号，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案是明确的。
记得她1983年5月13日给我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及《小木屋》。她说：“我喜欢自己这部新作，不是因为它怎样的了不起，而是因为它居然写（记）下了从22岁的小李子到80岁的侯老，这样的一批‘知识苦力的素描般的形象（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写了我们的意志，向往，欢乐与辛酸，但它毕竟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我喜欢它，就像年轻的妈妈爱向人家述说，她的小宝贝会咂嘴了，会笑了，会挠手了……这一切，对别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不是吗？……”
显然是自谦。实际上，直到今天，这部引人注目的作品仍在读者的心灵中引起深深的共鸣。
令人可喜可贺的是，报告文学《小木屋》发表一年后，黄宗英又同徐风翔结伴，还有一个精干的电视剧摄制组，他们勇敢地二进西藏，又经历了一番艰辛的磨练和生活体验，完成了电视片《小木屋》拍摄。在电视片中，徐凤翔主“演”，黄宗英也露面，既真切，又感人！一部创新的纪录性电视报告文学艺术片，在观众中产生了热烈反响！
1994年春天黄宗英以年近70岁的高龄第三次勇敢进藏。这一次她是随同徐凤翔教授去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生态环境。亲友们都纷纷劝阻她，怕她吃不消，也怕她发生意外，她却依然坚定不移。因为她的耳畔时常有着小木屋召唤的声音。她渴望能将八、九年前拍摄的电视片《小木屋》的故事续写下去。进藏前她给徐凤翔的信中说：“我的朋友几乎都反对我再次进藏，倒是冯老（即后来的老伴冯亦代）从头到现在一直支持我”。不过冯老虽然支持，黄宗英出发前他们还是虔诚地一同拜了香：这香不是拜给哪个神灵，而是向宗英的前夫赵丹、冯亦代的亡妻安娜各上了一炷祝愿的香火。临行前冯老深情地嘱咐她：“你这趟出去，千万时时刻列记住自己是七十岁的老人了。”黄宗英则说：“我不怕苦，写报告文学吃苦习惯了。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
她的这种激情，这种精神一直延续下来。尽管目前住院治疗，她依然关注社会生活，思考生活。因而才有“新民晚报”上不断发表的美文华章。而她却谦虚地说：“我只不过是用笔向社会说话。”
春节那天，我临别时，她突然说：“等等，你把会费带回去，帮我交给中国作协，这是会员的应尽义务。”说着，她让照料她生活的小琴从病房床头柜里取出100元人民币。回北京后，我交付中国作协创联部，大家都为之感动。一个老作家在住院呢，还想到自己要交会费的义务。同时，她又取出一张印有她多幅精美剧照和生活照的一帧贺卡，用毛笔工整地签上名，并写了一句：插柳不叫春知道。
“插柳不叫春知道”，我想这正是黄宗英此时的心境，其实也是她的自况。一位埋头创作的作家，只专注于笔下的文学，是不计较文坛“气候”的。而正是由于她和一批作家朋友们倾心的创作，为文学春天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三十多年来，黄宗英以不断创新的作品，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记录着改革开放时代前进的脚步。而今，虽已年逾八旬，她却依然精神矍铄，以青春的情怀抒写着我们伟大祖国飞速发展的兴旺图景。真道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2010年的4月3月，正是江南莺飞草长的美好季节，我又一次在上海同作家邓友梅去华东医院看望了黄宗英。我们交谈中，她动情地谈起文坛许多难忘的往事，感慨万千。临别，我们和黄宗英相互嘱咐：多多保重，健康是福。
去年春节我因没去上海，电话给她拜年。谁知，她病倒了，发高烧，卧床不起，不能接电话，我请照料她的小琴代为致意。过了几天，我又打电话过去，这回，她本人接了电话，而且说，身体有好转，令人欣慰。我问她过节了，你最想吃点什么？她说，什么都不想吃。我又问她，那水果呢，你最喜欢吃什么？她想了想，用微弱的声音说：猕猴桃。我笑了。说：我家乡陕西周至县就产猕猴桃，是全国猕猴桃之乡呢！她笑了说你问这有啥用，你又不在上海。我告诉她，我侄子周伯勉和侄媳杨骊在上海工作，他们一个是上海平安保险公司的副总裁，一个任职上海荷兰银行，我将委托他们去看望您。于是我要我侄子他们买上猕猴桃去医院拜望宗英。他们两个年轻人，很有心意，在上海市场没有找到我家乡出产的猕猴桃，便特意去买了一箱上好的新西兰产的猕猴桃，去医院看望了黄宗英。当宗英得知我侄子伯勉在平安保险公司工作时，她马上说：那你帮我给我小阿姨（小琴）办个保险好不好？她跟我十几个年头了，做的很好。你看，即使在病中，她却还想着别人，想着小阿姨。真是，好人黄宗英哪！
祝福你，宗英卓玛，早日康复！继续执笔，谱写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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