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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成都市圈层融合发展中的社会风险研究

时间:2023/11/9 作者: 长江丛刊 热度: 21972
■顾兴树/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成都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中、西部处于领先,随着城镇化率的逐步提高,特别是城乡统筹试验区建设对二圈层近郊区和三圈层远郊区市县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有效提升,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呈现“中心城区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较好,二圈层城镇化建设速度领先成为增长率的主要贡献因素,三圈层逐步发力,稳定、持续、生态化发展”的局面。当前成都市从中心城区向二、三圈层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心城区通过进一步提升质量来实现城市国际化水平和产业升级,产生溢出效应;二、三圈层通过承接中心城区的产业合理转移,形成新的增长点,成为承担未来城市增容、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

一、圈层融合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放缓带来外部的压力

2017年成都市的GDP总量已达13889亿元,同比增速为8.1%,名义增速高达14.1%,为近年来最佳。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高增长的总体态势已经放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提升质量、稳定增长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这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布局都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经济发展动力将转向创造新增长点和形成新模式。经济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社会民生产生重大影响。从前期调研来看,成都市城镇化发展仍存在简单粗放、水平参差不齐、产业化与城镇化失衡等问题。各圈层之间,一圈层中心城区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极限,人口密度不断增大,城市吸纳能力放缓,升级压力不断升高,公共产品及服务配套老化严重,这就要求成都的二、三圈层发展区域大量吸纳外来人口,实现均等化发展。

(二)圈层融合效率不高,流动趋于单向

前期研究表明,成都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呈现出“梯级发展、圈层分明”的特征,即资源从中心城区向二、三圈层缓慢流动,而人口从二、三圈层向中心快速聚集,向心效应远超过发散效应。两种流动的主导方不同,人口从外部圈层向内核区域聚集是因市场因素主导而产生的对优质资源主动性获取行为,政府对于这种聚集所带来的无序性及隐含的风险隐患需保持警惕。政府主导的“溢出效应”更希望能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均等化以及产业布局、圈层主动分工的方式来使资源从中心向周边有序流动,特别是缩小跨圈层的人口大幅度流动行为,从而减少社会风险的形成。成都市城镇化率在已经高达70%左右的情况下,圈层融合的发展模式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二、圈层融合目标的实现与社会风险防范

(一)继续提升成都市的城市首位度

我国城市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城市首位度如果不够(如体现在产业上表现出产业链的不完整,体现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就是公共服务的缺失),极易引起城市竞争力削弱。2018年11月,包括哈尔滨、济南、南京等7个省会和副省级城市被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并明确给出了指导意见:加强自身首位度建设,增强辐射能力,充分发挥好中心城市的功能。可以看出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全省的核心城市发展地位,做好四川省委、省政府“一干多支”中的“一干”,让强者恒强。当前我国行政配置的资源模式仍然起主导作用,盲目在中心城区(优势区域)做减法将会造成聚集意愿降低,资源和人口流向城市外部区域。因此中心城区的人口和资源转移必须有抓有放,因势利导。成都市一圈层——即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未来将更加走向高效集约之路,形成马太效应和虹吸效应。

(二)实现圈层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协作分工

政府主导,逐步完善一二三圈层间的明确分工和协作机制。梳理影响各圈层、各节点之间风险产生的核心影响要素,抓好政府管理中的关键控制节点。同时,保证中心城区与圈层内各节点在资源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指标的合理增长,降低社会风险形成和发展的可能。

  对圈层融合进行合理协调,提高融合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以利益均等化为基础的补偿配置机制,避免节点间、节点内、跨圈层节点的社会矛盾、社会对立和社会风险的产生和演化,特别是对欠发达的三圈层的改造,必须在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合理保障其因创造社会效益而产生的经济利益损失,实现全社会总价值提高。圈层间协调机制的建立必须综合考虑完整性、有效性和适应性,这是决定圈层融合效率的关键。圈层错位发展的定位要考虑区域承载能力,遵循现有资源禀赋优势,总体控制、合理布局。以龙泉为例,汽车产业的布局使龙泉在二、三圈层领跑,超过了多年的领头羊双流,一旦绝对优势形成,其他地区产业上的劣势将会产生经济、社会上的劣势,使区县成都市在总体规划布局上出现二次不平衡。因此在错位的整体发展规划下必须考虑区县之间的协调和统一,考虑政策倾斜与资源平衡之间相辅相成;

(三)政府对社会风险的预控、预判会高度影响风险的形成与演化

首先是防范圈层融合下经济要素所导致的社会风险,特别要从公共财政、居民收入水平等指标来对比分析;其次是从圈层融合进程中的社会安全、圈层融入度、节点成熟度以及养老、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等指标来对比研究。

  其次是主导和协调形成各圈层之间层次丰富、梯度合理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注重对人口承载力的平衡和资源条件的提升任务。了解在圈层融合过程中政策、产业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配置(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因素之间的合理关系,了解经济及社会与民生发展而导致的社会风险,以形成高效、快速的风险防范机制和应对体系。

三、结语

圈层融合对于成都市贯彻落实中央政府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总体战略意义重大。在成都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大背景下,通过圈层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融合,将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工作落实,形成有效的管理体系和“新常态”发展模式,以西部地区具有领导地位的国际化特大型都市建设为导向,使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能够得到提前防范,复杂的演化路径被及时切断。这将会对今后的政府城乡协同发展的决策提供支持,特别是提出改善各圈层之间城镇化发展效率的建议,具有较好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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