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户的反抗
北魏时期杂户是一种专门服务于官府不同部门的人群，它主要由隶户、屯户、兵户、营户、牧户、乐户、佛图户诸户构成。由于历史渊源、社会背景、拓跋政权发展等多种因素出现的特定产物。北魏政府，尤其到了中后期，对杂户曾经实行过严格的处置，并驱使和压迫他们在不同领域里，由于地位低贱、束缚苛刻、杂役繁重与生活困苦等，更主要的是，北魏统治者对杂户的统治和压迫极其残酷，因此，到了北魏中后期，杂户的反抗是此起彼伏和异常激烈的，而且始终存在。早在北魏拓跋珪即位之前，就有“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卷一第16页）。在“徙山东六州民吏及何徒、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卷二 第32页）。之后，那个地区也随即发生了骚乱，“博陵、勃海、章武群盗并起，略阳公元遵等讨平之”（卷二第32页）。太宗时，许多少数民族的反抗也屡见不鲜，如“昌黎王慕容伯儿谋反，伏诛”，“将军元屈、会稽公刘洁、永安侯魏勤等，击吐京叛胡，失利，洁被伤，勤死之”，“西河胡曹成、吐京民刘初原攻杀屈孑所置吐京护军及其守三百余人”，“徒何部落库傉官斌先降，后复叛归冯跋”（卷三第51～56页）。这些反抗的各民族人口大都是北朝杂户的直接来源者，被拓跋统治者俘虏或驱掠后，强行地圈禁或压制在某一地区，受尽各种虐待，遭受血腥屠杀，因此，为了反抗北魏的残暴统治，才掀起连续不断的反抗与斗争。拓跋焘统治时期，由于急切要统一北方，对其它民族的侵略和镇压更加残酷。拓跋焘征伐蠕蠕和高车后，把大量的俘虏以“新民”的名义集体安置在漠南，并“诏司徒平阳王长孙翰、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弼镇抚之”（卷四第75页）。以充当杂户之一的牧户，由于这些牧户无法忍受北魏的屠杀和镇压，曾激烈地反抗，欲走漠北，《魏书》中载“敕勒新民以将吏侵夺，咸出怨言，期牛马饱草，当赴漠北”（卷二八第687页）。鉴于此，“（刘）洁与左仆射安原奏，欲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冰解之后，不得北遁”（卷二八第687页）。于是拓跋焘“乃听分徙三万余落于河西，西至白盐池”（卷二八第687页）。对于此，“新民惊骇，皆曰‘圈我于河西之中，是将杀我也’，欲西走凉州”（卷二八 第687页）。但刺勒新民这一次叛逃又遭到刘洁等人的血腥镇压，“洁与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仆射安原屯悦拔城北，备之。既而新民数千骑北走，洁追讨之。走者粮绝，相枕而死”（卷二八 第687页）。
可见，北魏时期，对漠南牧户的统治和镇压极为残忍。之后，由于徙往云中、河西的敕勒新民继续叛逃，同样又遭到北魏政府的镇压和剿灭，“云中、河西敕勒千余家叛。尚书令刘洁追灭之”（卷二八第687页）。“敕勒万余落叛走。诏尚书封铁追讨灭之”（卷四 第76页）。北魏政府曾经大量把俘虏、罪犯等人口被集体配没为营户，如敕勒部落，同样是因为他们反抗北魏统治，才被南徙充当营户。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杂居的汉、氐、羌、屠各等民族，为了反抗北魏的统治和压迫，在盖吴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这次起义爆发后，其它地方的少数民族纷纷聚众响应，并且与此前在河东起兵反魏的蜀人薛永宗联合在一起，同仇敌忾，共同反抗。这次大规模的起义失败后，秦、益等地的杂胡又在边冏、粱会的领导下，继续抗争，杂户更是积极地参加这次反抗。《魏书·世祖纪》载：“是月（真君七年三月），金城边冏、天水梁会反，据上邽东城（卷四 第101页）”。《魏书·封敕文传》更是详载曰：“金城边冏、天水粱会谋反，扇动秦益二州杂人万余户，据上邽东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设备，杀贼百余人，被伤者众，贼乃引退。冏、会复率众四千攻城。氐羌一万屯于南岭，休官、屠各及诸杂户二万余人屯于北岭，为冏等行援（卷五一 第1135页）”。北魏后期，牧子（牧户）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如“南秀容牧子万子乞真反叛，杀太仆卿陆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崘崄作逆”。“敕勒斛律洛阳作逆桑乾西，与费也头牧子迭相掎角，荣率骑破洛阳于深井，逐牧子于河西”。“会牧子逆乱，遂归尔朱荣，荣引为都督府长流参军，稍迁大都督”。北魏后期出现的寺院僧侣、边镇兵民、河北人民等等大起义，杂户中的“僧祗户”、“佛图户”、兵户、牧户都曾广泛地参与，与其它的压迫人民一道，相互响应、并肩作战、同仇敌忾，共同反抗北魏的腐朽统治。
二、杂户的放免
由于杂户自身以及其它被压迫阶层的共同反抗与斗争，加之封建改革的日益深化，北魏中后期统治者不得不顺应历史的潮流，逐渐放宽杂户的限制与束缚，并适当地加以放免。北魏中后期，放宽和放免杂户的诏令开始陆续颁布，而作为杂户中的一部分百工或伎作户首先得到了放免，《魏书》卷七《高祖纪上》延兴二年夏四月庚子“诏工商杂伎，尽听赴农（卷七137页）”。接着高祖太和五年七月甲戌，诏“班乞养杂户及户籍之制五条（卷七151页）”。太和十年“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卷七163页）”。由于杂户的限制被放宽，竟然有许多百工户混入官场，成为清流之人，《魏书》卷七《高祖纪上》太和元年诏曰：“工商皂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推上本部丞，已下准次而授（卷七144页）”。不过，这时杂户为官者，不仅只限制在本部授以小官，而且还要五人相保，如《魏书》卷九《肃宗纪》神龟元年诏：“以杂役之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卷九 227页）”。 可见，杂户这时还是有所限制的。到了北魏后期，杂户为官又有所放宽，《魏书》卷一一《废出三帝纪》载“百杂之户，贷赐民名，官任乃旧（卷一一274页）”。伎作户作为杂户中的一部分，被北魏控制的比较严格，他们被放免，其它的杂户也就跟着放免了。《魏书》卷七《高祖纪上》载：“代民先配边戍者皆免之（卷七138页）”。这是北魏政府对戍边兵士的放免。之后，由于边镇兵户的怨愤和不断反抗，北魏政府也不得不实行改镇设州，放免兵户，《魏书·肃宗纪》载：“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卷九236页）”。《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也载：“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卷二三329页）”。不过从“元非犯配者”和“入仕次叙，一准其旧”看，北魏这时放免的兵户，主要还是原先的门阀士族子弟。牧户也不断地得到放宽和放免，高祖太和元年，为了表示对牧民的抚慰，而“令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致夺民时，以侵擅论（卷七 143页）”。太和十四年“诏罢都牧杂制（卷七 166页）”，此后北魏政府一再放宽和放免牧户。这时营户也在放免，《魏书》卷八《世宗纪》景明二年，“乙卯，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卷八 194页）”。这也是北魏放免营户的唯一记载，说明营户在后来基本上消失了。
北魏中后期，杂户经过逐一放免，数量已经大为减少，但没有放免干净，因为在隋唐时期，依然能见到北朝遗留下来的各类杂户，基于本文范围，在此不作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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