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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团校)

　　三国归晋后的全国统一仅维持了十年光景，晋朝的中央政权便发生了管理紊乱，各王侯之间互相倾轧，引发了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这场波及全国的战乱彻底毁灭了晋朝的根基，全国范围内又重新陷入地方割据的混乱局面。公元357年，苻坚即位，此时前秦官僚体系臃肿而低效，朝政亟需治理。苻坚访到了平民出身的王猛。王猛施以儒道法三家之长进行治理，很快前秦便进入法治时代，有一套完善选官用人制度和高效的官僚体系，百姓安居乐业，儒家文化盛行，社会风气良好，统一了中国北方。至此，西晋八王之乱留下的长达近百年的大分裂局面基本平定。王猛执政前秦期间，始终为提高百姓生产生活水平而努力，为维护和增进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王猛的治国理政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法治吏，惩恶扬善

西晋时期法治崩坏，法律形同虚设，统治阶级的肆意妄为换来自取灭亡的恶果。东晋小朝廷虽然辗转流亡到了江东，但西晋贪污腐败、官员暴虐、欺压百姓的丑恶属性却在中原遗留下来。

　　因此，王猛刚出仕任中书侍郎，便与苻坚共商治理方略，“治乱邦以法”。当时社会治安情况是“豪右纵横，劫盗充斥”，苻坚命王猛兼任始平郡(今咸阳、宝鸡等地区)的地方长官。到任后，雷厉风行地实行了“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强豪”，并对腐败官员进行了严厉惩处。始平郡是首都长安的重要门户和安全后方，整顿始平郡的治安，对违法乱纪的官吏和社会上的不法之徒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同时形成了强烈的社会舆论威慑力。紧接着对统治阶级中的部分违法高官进行了惩处。光禄大夫强德长期以来目无法纪，“抢人财货、子女，为百姓患”①。王猛将其下狱，按法律条目判处死刑。数月之内“杀戮、刑免者二十余人”，惩办了二十多名违法的贪腐高官，全国上下“百僚震肃，豪右屏气”，朝野为之震撼。再次，王猛为了彻底“穷残尽暴，肃清轨法”，派专员深入各地考察民情，“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种落，清修疾恶”，排查和惩治基层官员的违法行为。经过王猛的依法治吏，官员贪污腐败和欺压百姓的情况得到了整治，长安地区很快建立了安定祥和的秩序。苻坚对此感叹道：“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

二、与民休息，爱护百姓

“八王之乱”的全国大混战和后赵昏君石虎的残暴统治造成中原人口急剧减少，社会生产停滞，重现东汉末年“生民百遗一”的惨状。到前秦苻坚治理之初，北方经济早已被历经百年的混战破坏殆尽。此时增加人口和恢复经济是头等大事。

　　王猛设计的每项政策都是为了应对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有极强的导向性，且注重出台的各项政策之间衔接配合，以期达到全面的效果。首先，王猛为恢复因战乱凋敝的人口而采用与民休息(“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的黄老之术。减租减赋，甚至与百姓分享部分生产资料，激发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兴修水利工程，改造农业生产环境，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这一政策极大地增加了北方人口和社会财富，使得国力大增。其次，王猛为避免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特权和田产交易进行了严格限制。在平时储存备用物资，遇上旱涝之年则“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开仓赈灾，保护农民不因凶年破产而沦为流民。再次，在全国人口基本恢复后适时停止黄老政策，避免因土地不足与人口大爆炸而引发饥荒和动荡。

　　王猛十分爱护百姓，珍惜民力。凡没有战争和工程建设的年代，王猛都会下令减少服劳役的人数与次数，将他们遣返回乡务农。朝廷在王猛政策的影响下，也自觉减少皇室开销，并赠送财物给“鳏寡高年谷帛有差、孤独不能自存者”，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生活必需品保障。

三、恢复儒学传统，改造社会风气

东晋时期有两大思潮：一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代表的玄虚清谈思想；二是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代表的重视武力、轻视文化的思想。清谈之风诞生于三国时期，彼时政权频繁更替，各阶层对国家大事莫衷一是，士大夫阶层养成了不爱谈论政事、也不谈论任何现实事务、只谈琐事闲事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晋朝，新的统治阶层竟以不过问国计民生为荣。伴随着西晋灭亡，政权出现真空，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给中原带来了一股野蛮之风，重武轻文思想大行其道。到东晋初期，儒学传统近乎消亡，国无正溯，民无礼教。

　　由于这两大思潮极其不利于政府行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是滋生官员慵懒和贪污腐败的温床，王猛决心彻底改造社会风气，遂分批次分阶层地开展整顿和教育。首先，王猛“劝不劳”，以行政命令为依托，强制命令社会上的大批游手好闲之徒回归生产，使其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等正当职业，以减少资源浪费，消除社会上不务正业不劳而获的风气。其次，王猛“立学校”，在全国建立整套的教育机构，聘请儒学博士执教，进行有规模成体系的教育。地方设立各级学校，给平民百姓学习的机会。首都长安设立太学，“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选拔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和贵族子弟入学，以加强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和行政管理能力的培养。为配合此项政策，王猛说服苻坚亲率太子与贵族子弟祭祀孔子，并拜孔子为师，为全国学习儒学作出示范。再次，王猛“宰宁国以礼”，“教以廉耻”，制作礼乐制度，训导百姓，重建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至此，“典章法物靡不悉备”，消失已久的儒学在北方全面恢复正统地位，社会风气得到改良，正所谓“弘化已熙，六合清泰”。

四、重建选官制度，改革官僚体系

曹丕时期设立的九品中正制，到了晋朝已完全背离其当初选拔能者和贤者的初衷，而变成了衡量门第高低的附则。出生寒门的知识分子纵然有极高的学问和道德，也不可能被评为上品，终身无缘官职，因此有似鲍照“行路难”的感叹与愤慨。相反地主阶层的子弟即使才干低下，也都能轻易地获取重要官职。王猛从西晋的灭亡中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弊端和不合理性，要彻底改革现有官僚体系，就不得不废止九品中正制。

　　因此，王猛确立了新的选官标准——“无才而不任”。王猛的选官标准简单易行，若想担任公职，就必须具备相应的才能。王猛依此对官僚体系彻底进行了调整和改革。首先，王猛“放黜尸素”②，将那些尸位素餐，长期占据重要岗位却不作为的慵懒闲散人员驱逐出政府，精简了人员。其次，王猛建立了淘汰机制，定期对官员进行考核，不合格者降职或免职，优秀者则予以升职，提高了官员的整体素质。再次，王猛以儒学经典的掌握程度和实际应用作为考试标准，对太学学生以“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的方式考察学业，以成绩排名，优者入仕。王猛用客观标准的考试替代主观察举，避免了许多环节中的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现象，保证了选拔官员的质量。最后，王猛“拔幽滞，显贤才”，提拔和挖掘了一批民间的优秀人才参政议政，乃至使当时社会呈现“贤者时尽”的局面，可谓挖掘了那个时代中最为优秀的人才来参与国家管理。因此，前秦这个先前野蛮的小国迅速壮大与昌盛不是无理可循的。

五、促进民族融合，增强民族团结

自周朝以来，中原汉族政权时常遭到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尽管秦朝便全面修建长城以抵御北方蛮族的入侵，但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直没有消停过。随着中原版图的逐渐扩大，原本的长城与河西走廊不再是国界分野的标志。王猛执政前秦期间，更是将中国的疆域扩展到西至西域(今新疆)、北至漠北的广袤范围，大规模的汉人与胡人杂居成为了当时新的社会生活状态。在王猛之前的历史时期里，民族问题经常会引发重大事变和战乱。然而在王猛治下，民族矛盾被化解，各族百姓和平共处。

　　王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制定了“夷狄应和”的民族融合政策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主动将北方诸少数民族纳入中华版图，解决了中国千年来“华夷之辨”的困扰，造就了民族大融合。首先，王猛通过“部族迁徙”政策，以欢迎包容的气度将居住在北方荒凉地带、缺衣少穿的穷苦少数民族迁徙到汉族聚集、富庶的中原地区，与汉族百姓互市和通婚。政府使用“劝课农桑”政策，分与土地供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生产，极大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生活质量。其次，派到各地的官员必须严格运用中央“抚柔四夷”政策管理地方，禁止粗暴执法，严厉处罚破坏民族团结的分子。再次，政府办学，鼓励化外之民学习与吸收汉族优秀文化知识，树立新的大一统思想，消除心理的偏见与隔阂。王猛的民族融合政策为解决当时北方民族问题创立了历史的功绩。

六、结语

前秦从起初北方一野蛮偏安小国逐渐成为中原大国，与王猛优秀的治理思想是密不可分的。王猛原本一介布衣，为治理北方的乱世和百姓的疾苦，到后来位极人臣，毕其一生都始终保持着平民本色，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心系苍生，通过制定政策和影响君王，为百姓谋得切实利益；他不贪慕权势和虚名，即便因为功劳被授予更多的官爵、封地和赏赐，也屡次辞让不受；他十分注意为国家挖掘、培养和提拔后进人才。王猛兼具文韬武略和清正廉洁的高尚人品，于国于民都有着巨大贡献，因此后世诸书多将其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并称。

　　注释：

　　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96.

　　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7:1230.

　　③文中其余引号部分皆出自: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83～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