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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殊教育史话》的作者是马建强先生，其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师，再到知名杂志《莫愁》的总编、作家，如今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教授、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馆长，多元的人生阅历让这本特殊的书籍增添了几分特色。搞特殊教育史的研究，没有从事特殊教育的经历，没有盲文和手语的专业背景可以吗？开卷前，一连串的疑问在我脑海中闪现。可当我掩卷之际，这些疑问却又都烟消云散。马先生查阅资料之广、前后历时之久、行走路程之远、访谈人物之多、投入精力之巨不禁让我咋舌惊叹：做学问者，夫复如何！

　　《中国特殊教育史话》讲述的特教先贤共计20余人，其中，有筚路蓝缕、启中国特教山林[1]的外国传教士，也有已觉觉人、开本土特教先河[2]的近现代文化名人；有造福同病、创感天动地业绩[3]的近现代残障人士，也有有教无类、树特教名家风范[4]、此生端为特教来的教育名家。随着阅读的深入，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一段段精彩的故事动人心弦。

　　威廉·穆瑞和米尔斯夫人远渡重洋、跋山涉水来到中国，前者于1874年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盲校，后者于1887年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聋校。其后，既有把父亲留给自己的全部遗产捐献出来创办汉口训盲书院的英国人大卫·希尔(中文名李修善)，又有被誉为“台湾盲人教育之父”的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既有把特殊教育事业当作家族事业苦心经营的傅兰雅、傅步兰这对“上阵父子兵”，又有为推动中国特殊教育事业本土化开辟草莱的近代著名实业家、政治家张謇；既有在生命长河中自由撷取特殊教育浪花的教育家张元济，又有“救济口耳之不足，发挥胞与之本怀”尽人皆知的蔡元培；既有为特殊儿童编织梦想的“中国儿童教育圣人”陈鹤琴，又有“中国汉语拼音之父”百岁老人周有光；既有在中国创办聋校的第一个聋人龚宝荣，又有先天失聪的聋教育家、大画家谢伯子；还有余淑芬、宋鹏程、杜文昌、高砚耘、雷静贞、陈光煦、吴燕生、罗蜀芳……特殊教育的开拓者和探索者不绝如缕、波澜壮阔。

　　“一灯除尽千年暗”，特殊教育的创办无疑是广大残障人士的福音。对于残疾人而言，缺少听力和语言不是最凄凉的，缺少光明和色彩不是最痛苦的，缺少智力和智慧也不是最悲惨的，比此更甚的，是缺少缺陷的补偿、潜质的开发和心灵的抚慰。从这个角度来讲，特教先贤们的所作所为又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同时，也使得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人文关怀，略带“国际范”，极富厚重感。锦上添花的是，还有一些如雷贯耳的名人，如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孙中山、黄炎培、顾颉刚、张大千、张伯苓、胡适、陶行知、于右任、郁达夫等，他们虽未直接参与特殊教育，却因和上述先贤们的人生交集而结下了与特殊教育或深或浅的因缘，犹如近代社会黝黑之地铺洒着的灿灿辉曦。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明的长河滔滔不绝，那些为中国特殊教育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先贤们，必将永远雕刻在特殊教育的功德碑上，也必将成为一代又一代特教人学习的榜样。

　　学习特殊教育先贤，就是要学习他们的博爱情怀和济世气概。是什么力量让诸多先贤们不惜背叛自己的本职，“不务正业”地搞起了特殊教育的呢？在他们的一些人生经历中我们也许能找到答案。旧社会的盲人，出行时几人一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前面的用棍子探路，后面的打着响板，他们唱着凄惨的歌谣一路行乞，这样的场景定格在威廉·穆瑞的头脑中，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从先贤们的言语文章中我们也可以揭晓谜底。李修善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墓志铭：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中国通”傅兰雅(John Brown Fryer)在一篇文章中曾体认和喟叹到：“虽在化日光天之下，常居黑暗地狱之中，饥寒不能自主，动定不能自由，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顾。虽志气高超，无由奋发，天资灵敏，徒唤奈何，世间之困苦颠连者，于斯为最。每一思之，为之泣下。[5]”这些语句，读来不免让人心潮澎湃、荡气回肠，无不体现着他们发自内心的善念和对“人人生而平等”的追求，无不折射出人性的光辉与伟大，无不透露着“地不分东西，人无论残健”的本真与初心。

　　学习特殊教育先贤，就是要学习他们潜心致教、“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务实作风。教育家张元济先生1910年3月赴海外17个国家环球游历时，把特殊教育作为其学习的重要课题之一，在英国，为使参观考察更具针对性、更富实效性，他专门提前拟写了调查提纲，罗列了多达17个问题，可以说是准备充分、用心至极。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蔡元培先生提出在大学举办聋哑教育，目光之远可见一斑，没有对教育规律和教育趋势的深刻把握，是断然提不出如此超前见解的。创办特教事业谈何容易！缺学生，他们挨家挨户找生源；缺教师，他们多方打听苦求贤；缺资金，他们“死乞白咧”去化缘。聋人龚宝荣，为创办聋校和维持运转，更是不惜变卖祖上田产。他想方设法教育学生、发展学生、成就学生，抗战期间，他除了教授聋生文化知识，还教育他们要有誓死不作亡国奴的民族气节，要勿忘国耻、报效祖国。在先贤们的精心培育下，不少的残疾人上了大学，还获得了极具分量的学士学位。试想，如若没有潜心致教、“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务实作风，怎能培养如此优秀的残障学生！

　　学习特殊教育先贤，就是要学习他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定信念和非凡毅力。聋人学生余淑芬，十几岁时有一次被老师故意调侃，老师写一打油诗：“呆呆胖胖，胖胖呆呆，又呆又胖，又胖又呆。”她思忖片刻，在黑板上作答四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先生先死，先死先生。”师生笑作一团，可只有她的老师清楚：在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大变革中，从事“冷门”的特殊教育，没有坚定信念和非凡毅力断难达到此种成就。威廉·穆瑞从小就是独臂人，为了中国盲教事业几度出生入死；米尔斯在妻子、母亲、校长三种角色中艰难地转换与抉择，女儿因病夭折；李修善放弃英国优裕的家庭条件，孤身中国31年，终身未娶。当然，他们还要克服语言障碍、民族偏见、水土不服、生命安全等艰难困苦。为了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他们常常“自私”且“残忍”地拉上自己的爱人、孩子、兄弟姐妹“入伙”，这还不算，米尔斯夫人“忽悠”自己的外甥女从美国远道而来，傅兰雅“盯上”了大英帝国的亲侄女。真可谓“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家人”。

　　而今，当我们毫无约束地向残疾群体灌溉我们泛滥的怜悯和爱心时，我们永远无法抵达他们的内心深处，彻底解读他们的思想和灵魂；当我们以被污染了的狭隘初心蜻蜓点水式地“传经布道”时，我们终究不能成为特殊教育的行家里手；当我们沉醉于残疾人救世主的角色而无法自拔的时候，我们必然不能真正地拯救千千万万的残障人士，因为我们颠倒了因果，裹挟了私心，丢失了本真。

　　笔走至此，突然想起张謇先生的一句话：“天之生人，与草木无异。若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特殊教育事业发展到今时今日，我们这一代特教人必须要有强烈的历史担当，要胸怀“使聋者能听，哑者能言，盲者能观，大育天下残士俱欢颜”的崇高理想，并坚定笃行之。唯此，才可告慰先贤、薪火相传，才能创造中国特殊教育更加美好的明天。

　　抚今思昔，彰往知来；不揣浅陋，草成感怀。从事特殊教育的同仁，可把《中国特殊教育史话》作为必修课，有意了解特殊教育的人士，也不妨闲来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