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人，70后作家已然成为当代文学的主力军，其中可圈可点的作家不在少数，卢一萍凭借军地两栖的写作资源，尤其是帕米尔高原戍边多年的独特生活阅历，使他以鲜明的辨识度，在70后队列里脱颖而出。花城出版社新近隆重推出的《天堂湾》，汇集了这位风头正健的作家三部中篇：《天堂湾》《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乐坝村杀人案》。
1.《天堂湾》
这部体量不大的中篇，主要情节用一句话即可概括：军校毕业赴天堂湾边防连任职的杨烈，尚未报到，就在入厕时猝死于高原反应。军人是为战争和准备战争而存在的职业群体，战争总是和死亡相伴的，“军人之死”是死亡这一永恒题材的分支。盲诗人荷马在公元前六世纪吟唱《伊利亚特》时，就对希腊联军主将阿喀琉斯与对手特洛亚城主将赫克托耳的殒命疆场，一视同仁地作过浓墨重彩的礼赞。中国文学的表达，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海经》，那个被“断其首，葬于常羊之野”，仍然“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而舞”的巨人刑天，成为“猛志固常在”的象征，为历代歌咏不绝。到了战国时期，屈原将这种精神从神界下放到人间，以《九歌·国殇》祭奠为国战死的英灵，将士“出不入兮往不反”的义无反顾，“首身离兮心不惩”的视死如归，“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壮怀激烈，千载以下，奠定了疆场捐躯的恒久不变的意象，而“大丈夫死当以马革裹尸”，则誉为战士之死的最高境界，一以贯之至革命文学、红色经典中，升华为宗教献祭般的仪式，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下，沉淀为一代代读者的审美定势。
而今，卢一萍却以一个军人另类的死亡，摧毁了读者亘古沿袭的期待视野，莫非作者是受了所谓后现代的诱惑，有意颠覆经典，甚至受了不良世风的蛊惑，刻意去消解崇高吗？
倘若沿着这一路径解读《天堂湾》，显然是南辕北辙。无论是技术层面的“颠覆”，还是政治层面的“消解”，都是以否定为前提的。作为军人的卢一萍，对战士之死是怀抱战友的崇敬与怀念的，是以“肯定”为前提的；作为作家的卢一萍，却必须避开千百年来积淀的审美定势，到军旅生活中去寻找新鲜的发现，去开辟新鲜的审美空间。
《天堂湾》
《天堂湾》新在何处？新在跳出了轰轰烈烈战士之死的陈旧模式，剔除了此类叙述中通常难免的夸张和煽情，从这个意义上，言其有某些后现代气息也不为过，但其精神的底色却仍然是崇高的，是建构性而非解构性的。在世界屋脊生命禁区戍守边关，倒在厕所里与倒在哨位上，难道有本质的不同吗？
《天堂湾》新在何处？新在战士面对的敌人与敌情与传统判然有别，而生死瞬间的考验却是毫无二致的。
赫克托耳面对的是“盾牌和枪矛铿锵碰撞”的希腊联军，楚国将士面对的是石矢交错“旌蔽日兮敌若云”，热兵器时代战士面对的是枪林弹雨，而杨烈和他的战友面对的，是“悬于高空、神奇诡异”高原，是“鹰翔于脚下，云浮于车旁，伸手可摸蓝天，低头不见谷底”，在美丽壮观中却时时处处潜藏着凶险和死亡的世界屋脊。当敌人表现为壁垒分明是同自己一样的“人”的时候，赫克托耳依然抛妻别子蹈死不顾，楚国将士可以援枹鸣鼓奋勇争先，可是当“敌人”非人而是大自然时，则“勇敢在它面前就会显得鲁莽”，“无论你的身体多么青春和强健，在这个无形的对手面前，你都是脆弱而渺小的。你不能做任何反抗，你只能臣服它，慢慢地适应它”，这就是杨烈及其战友们的处境。如果稍作引申，哪怕是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人，今日面对的凶险与考验也大异于往昔：深潜于海底的潜艇，有过“断崖式下沉”的千钧一发；翱翔于蓝天的战机，会遭遇过无法预测的惊心动魄。这大概就是《天堂湾》给我们的启示。
从英雄叙事的传统来看，杨烈显然还不能算作英雄，而“英雄之外”个体存在的价值，恰好是为以往军旅文学所忽视的，小说的别开一面，又在于褪去军装，剥离其职业属性，将军人首先还原为一个人来看待，通过对个体命运遭遇的观照，引发读者对终极性的哲学命题，即人生的有限性，以及在有限的人生中，对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叩问。荷马将人比作树叶，“一些被风吹散在地上的树叶，这就是人类”，《天堂湾》则是一个年轻生命无声无息的陨灭，均明显不过地昭示了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无常，而无常即是有常，如一句西谚所云：人生中唯一能预知的就是人生的不可预知。小说在读者心里唤起的是一种如同古希腊悲剧产生的怜悯与恐惧的效果，能及于此，小说便超越了具体题材的拘囿，获得某些形而上的意味了。
弥漫着悲悯气氛和形而上意味的《天堂湾》，却是在形而下场景的书写中收束的。死者长已矣，生者却还在为死者的“名分”争论不休，是“因公牺牲”、“意外事故”还是“革命烈士”，这个单项选择题的背后，是生者不动声色却剑拔弩张地利益较量，而答案的最终敲定，是团党委常委会通过程序上无可挑剔的民主表决完成的。这是小说结尾着墨不多而极为精彩的一笔，新团长取代老政委的老谋深算，关键时刻常委们精明的选边站队，把人性中黑暗的角落一下子抖落出来。杨烈最终以“意外事故”定性，“死者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留给读者的却是悲悯中深长的叹喟和思索。
2.《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
卢一萍是一个富有幽默感和喜剧才华的作家。这部中篇的标题就透出几分荒诞与喜剧色彩。小说开端，主人公凌五斗在入伍登记表里“郑重”地填写上“养猪”，当了猪倌后“因勇救落水猪仔差点光荣牺牲”，已有几分滑稽感。团政委“要把他培养成先进典型”，“连队即安排他到炊事班负责洗菜、烧火、扫地之大任，成了一名光荣的炊事兵”——“典型”是“培养”出来的，“洗菜、烧火、扫地”是堪称“大任”的，“炊事兵”是“光荣”的，这些已被大众认可而习焉不察的寻常文字，却不露声色地吐露出作者的微讽和内在的幽默。伴随着团新闻干事“迫不及待”而“笔下生花”的新闻稿，“钢铁战士”凌五斗“生命禁区”养猪的“奇迹”开始发酵，旋即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和业内专家的兴趣，为了应付领导检查和专家调研，不仅以“兵不厌诈”（同时辅以“下不为例”）为堂皇借口，换猪换人（用大猪换小猪，用油嘴滑舌的通讯员替代“愚钝憨蠢”的凌五斗），且弄虚作假之事居然“被团里列为机密”。外号“母牛”的连部通讯员，在营造小说的荒诞氛围和喜剧色彩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个塑造得很成功的喜剧性人物，以“连机关的人员”自居，虚荣浅薄而轻慢同列，巧舌如簧“随便说话都有水平”，是他性格的基调，而这一性格的展示，则集中表现在忽悠检查团和戏弄凌五斗这两场戏上，也正是这两场戏，把小说的荒诞性和喜剧性推向了高潮。
弄虚作假以应对各类检查评比，是当今中国社会的通病，卢一萍浓墨重彩地“迎检”“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让我们看到军队亦未能免疫。这两只临时用来顶替的大猪，上山后“享受了很高的待遇”，“专门有两个战士照顾它们的饮食，给它们吃的是稀饭、面条，喝的是温开水；连队军医负责它健康，每隔两个小时为它们体检一次，还得按时给它们服维生素、红景天、藏红花，它们的呼吸稍一急促，马上就得给它们吸氧”，以至于领受“这项艰巨任务”而“感到无比自豪”的通讯员母牛，“照顾两头猪时比平时照顾连长还要细心”。
比之行动描写，“母牛”的特长更在嘴上功夫，他在向检查团介绍养猪经验时，完全照搬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说教，比如“人需要精神，将心比心，猪也应该需要的”，所以一日三餐喂食前，“各灌输一次”，启发“有幸来到海拔最高哨卡的两头猪，应该感到无上光荣和无比自豪”，教导它们“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除此之外，“还常常给它们讲我们连队的光荣传统”，讲战士们“在这里生存、生活、执勤、战斗时发生的感人故事”，而终于“潜移默化”，“还真起了一些作用”，“高山反应很快就变轻了”，猪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当我们看到“科学家”面对母牛的胡说八道一本正经地“听得很仔细，几乎一字不漏地记录着”，也声言“相信精神的力量”，并且“从动物学研究”的专业立场，称赞“这是一个新的观点”而英雄所见略同，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印证的例子”，而今不虚此行不能不万分激动以至于“热泪涕零”时，甚至当原猪“黑白猴子”意外现身，假戏穿帮之际，竟“更倾向只是一个新物种”时，都会产生忍俊不住的阅读效果来。
具有反讽意味的荒诞，通常会以对立面的姿态出现。令人感慨系之的是，尽管主人公凌五斗是上级“高瞻远瞩”，不惜以“兵不厌诈”手段“培养”起来的“先进典型”，但是在领导眼中，他只不过是“一张炖不烂、煮不熟、炒不进油盐的臭牛皮”，连长甚至用“悲悯的眼神”注视这个兵。而正是凌五斗的质朴、单纯、心无杂尘，使他的精神升华到如得道高僧般的境界，那些终日为一己私利盘算明争暗斗的聪明人，在这个“养猪的凌傻子”面前顿时矮小了。
我在阅读中略感遗憾的是，在“母牛”忽悠科学家和接下来对凌五斗子虚乌有的吹嘘之后，小说没有沿着喜剧性的美学之路走下去，像一条改道的河流，两岸出现的已然是别样的风景。凌五斗当班长，喜剧已经变为正剧；黑白猴子变成饺子馅，以及凌五斗痛苦的入定，则多少带有一点悲剧色彩了。那个“喜欢卖弄文采，咬个文，嚼个字”的文书温文革，与通讯员“母牛”同属一类，“早已有了连首长的气派”，“两人平时自以为是，互不搭理，说话都是彼此攻击，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刀笔吏”和“狗腿子”相互指认，这是极富喜剧性的一对角色，可惜小说没有围绕主线展开两人的争斗，当然这或许与作者试图表现“孤独”的整体立意有关。我倒是觉得，“孤独”与“喜剧”大约是相悖的。
3.《乐坝村杀人案》
优秀作品有一个公认的美学标准，就是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从而给读者提供不同的阐释空间。不妨把这部小说的内容，当作一个多层结构的球体。它的外壳，是与一桩命案牵扯的鬼魅故事。中国文学中神怪鬼魅书写有悠久深厚的传统，为大众喜闻乐见，近年大热的网络小说中，盗墓、惊悚、玄幻是几个赢得巨量读者的类型，似乎皆可视作古老传统在当下借助新媒体的变异性复活。这类作品的阅读快感，很大因素是建立在氛围营造上。象形肖物、写人绘景、传情达意，原本都离不开氛围的营造，那是一种流布首尾，氤氲字里行间的感性存在，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
卢一萍是氛围营造的高手。草原的诗意风情，绝地的寂寞孤独，甚至严肃军旅中的幽默荒诞，像一组色彩反差极大的绘画，给人留下不容相混彼此的印象。《乐坝村杀人案》再次大异于前，笼罩全篇的，是一种妖异与诡秘的氛围。主人公的离奇横死，村庄夤夜的森然鬼气，死人现身的惊乍恐怖，端公刨坟的异端怪象，凡此这种，给小说涂抹上浓厚的惊悚底色。热衷于网络小说阅读的人，很容易将它归入上述类型小说之列，然而作者如此苦心经营，不过意在蓄势，当最终“凶手”现身，谜底揭开，方知小说所述，并非超验世界、玄幻天地（当然也有少许魔幻手法），而是与经验世界紧密联系的，那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臻于天衣无缝的一个女人的报仇雪恨。
这就进入到我之所谓小说球状内容的第二层，如果采用的是结构主义美学眼光的话，它可以归纳为一个复仇的故事。众所周知，“复仇”也是文学一个永恒的题材，人生不离“爱恨情仇”，“爱”与“情”写不完，“仇”与“恨”就道不尽。以复仇为情节主线的经典名篇，史不绝书，上述《伊利亚特》和《山海经（刑天篇）》中，人（神）的战斗都含有复仇的动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林纾就译作《王子复仇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旧译也作《基督山恩仇记》，至于新旧武侠小说，几乎就到了离了复仇不成书的地步。
《乐坝村杀人案》的复仇，是一个女人为报杀夫之仇，也为女儿不致受辱而谋划多年的杰作，作者在篇末点出复仇者原是一个川剧演员，尤擅演《牡丹灯记》这类鬼戏，技艺之高，“能把女鬼演活，该戏演后，整个县城七日之内，太阳落山，无人敢夜出”，这就为其以非常手段复仇，奠定了有说服力的基础，而复仇者装神弄鬼进入角色之深，到了“自己装鬼都装得害怕，有时候觉得自己真是鬼了”的地步，则此前村庄的鬼魅出没人心惶惶，方得以真相大白。当“女鬼”复仇的对象，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仇，而是全村人人皆曰可杀的社会公敌，此人又具有“土改根子”这一特殊政治身份时，这部小说便切入到第三层内容，从社会学的叙事立场来看，可以理解为一部“历史反思小说”，反思的是共和国初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不言而喻，这一运动在当代文学中的表达，业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下，形成了固定的、刻板的、不容更改也不敢更改的叙事模式，陈思和先生称之为“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文学观念”的产物，是“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的具体体现（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6页）。我们从土改题材的两部著名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就可以看出这种“两军对阵”的典型图式。前者有地主钱文贵与贫农张裕民的对立，后者有地主韩老六与贫农赵光腚的对立，而人物一旦被贴上阶级标签，便会成为黑白分明的两极世界。《乐坝村杀人案》中的主人公刘长腿，却是一个身份另类的人物，爹妈死于饥荒而被地主收养且视同己出，这个地主养子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摇身一变，成为“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纯粹的贫下中农，是劳苦大众中最劳苦的一员”，“根正得像竹子一样，苗红得跟写春联的红纸差不多”。他不但拆了土地庙，砸了土地爷，抢了铜香炉，像阿Q似地造了一次反，而且反戈一击，“大义灭亲”，以“恶霸地主”的罪名，亲手枪毙了实为开明人士受乡邻敬重的地主养父，以此“在全县一夜成名”，继而成为“清匪反霸的骨干”，赢得了新政权的信任和倚重，当上了乐坝的村支书，从此一手遮天，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成为“当地人说他天良丧尽”，“谁都有可能杀他”的恶棍。
在我看来，如果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作为经典意义上土改题材小说的参照系，《乐坝村杀人案》的颠覆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作家只不过是在认可并尊重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的前提下，努力将隐藏在主流叙事背后的另一面揭示出来，这种复杂性即是这部小说的第四个层次，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它指涉的是形而上意义上人性中的恶。
恶是客观存在的，神界有撒旦（《圣经》）、靡菲斯特（《浮士德》）那样的恶魔，人间有埃古（《奥赛罗》）、伏脱冷（《人间喜剧》）那样的歹徒，只是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其罪与罚的显著不同。
刘长腿肆无忌惮地作恶，无限度地膨胀人性中的贪婪和欲望，都是在其反复自诩“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不信佛祖”的心理基础上实施的。最少超越性与彼岸意识的中国传统文化，无法给人提供终极性的精神价值体验，世俗性的官能满足就成为人生唯一的追求。其罪愆的显著特点还在于，虽然表现为个体道德品行劣根性的发作，其实质却是公权力不受约束的肆意扩张，“这个人心里要做的，没有人拦得住”，“他认为乐坝就是他的天下”，以至于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角落，人们“以为村支书就该过这样的生活”。作为一体两面的对罪恶的惩罚，“女鬼”的复仇也纯粹是个人行为，甚至不乏以恶除恶的因素，既非法律正义的伸张，也没有政府层面对恶的遏制和对善的保护，小说整体构思上便没有跳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文化模式。当然在具体的文学叙事中，如新历史主义者宣称的那样，历史的文本化最终还得取决于文本的呈现与解读，这自然给作家的历史叙事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4.“多元第一人称”
记得当年戴厚英轰动一时的小说《人啊人》出版后，这种新颖的叙事手段引发了读者极大的兴趣，其实与中国小说脱胎于话本的传统不同，西方文学早就对这种手法运用自如了。撇开《伊利亚特》中就有不同人物视角这种十分“现代”的叙事不提，至少14世纪中叶薄伽丘的《十日谈》，19世纪初叶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当代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都非常娴熟地运用了这种手法而成就了文学艺术的经典。卢一萍显然很喜欢这种既古老又现代的叙事手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得心应手中，他又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与改写了它。
不妨设想，倘若将“杨烈之死”按照传统的叙事章法作线性的展开，则“情节”便未免太嫌单薄；同一主题之下互不相干的人事并置结构（《十日谈》），对同一事件同一（或多个）人物作拆解式的结构（《罗生门》），显然都不适合《天堂湾》和《乐坝村杀人案》，卢一萍在两部中篇采用的，大体上属于聚焦式的（《当代英雄》）多元第一人称。
在《天堂湾》，聚焦的是高原生态，即守土戍边官兵的生存环境，也是杨烈之死的背景。开篇伊始，少尉干事李慰红对比边鄙县城“繁华”与高原哨卡荒寒的随意闲话，实则做了一番上山之前的铺垫；中尉干事凌高排作为调查者和叙事线索串联者上山，实则复现了杨烈上山的情景，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在大山的怀抱里，军车像一粒沙尘，随时有可能被一阵风刮得无影无踪”的奇诡图景；紧接着红牌吕家禾以杨烈同行者的身份，再次叙述了天路之险；跳过上等兵扈小兵对杨烈之死的细节转达，让上尉军医武延康从专业角度给读者科普了一点高原常识；“按生物学家的观点，海拔5000米以上即为‘生命禁区’，也就是说，在那海拔高度之上，任何生命将无法生存。超过5000米这个高度1米，生命就脆弱100分，死亡的可能就会增加100分。所以，我们连队5400多米的高度不仅仅是一个高度，它还是一个危险的象征。”以至于解放初期解放军进藏，“莫名其妙地死了许多人，他们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随后二级士官吴志杰以边防连到岔路口接力杨烈赴任的讲述，第三次描写了车行天路的细节。如此三翻两抖，一则一定程度上拆解了整体上的线性叙事，使得原本简单的情节摇曳多姿，二则这种重复叙述，如同《诗经》中的重章叠唱，产生了一种叠加效应，强化了高原生存的艰难困苦。
在《乐坝村杀人案》，如前所述，强化的是一种妖异与诡秘的氛围，聚焦的是刘长腿其人其事。这些叙述者有的是村干部，有的是被其强暴的村民，有的是其家人，身份不同，性格各异，提供的观察视角和叙述立场便各持一端，如同不同方向的聚光灯射向同一个焦点上，将目标物照射得纤毫毕露。刘长腿的女人和老丈人的概括性语言，总结的是其性格的另一个侧面：“表面上看起来憨厚得跟一块石头似的，但心机很重”；“脑子转得快，学东西快，学本事快，有能力”。而生产队长言其“在乐坝村，他的威风树立得很快”的一段话，却极富画面感：“手里随时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屁股后头跟着两个年轻的、背着汉阳造老套筒的民兵”，“给大家读报的权利被他垄断了”。
这是一段十分传神的描写。枪不离身，自然是威风八面以震慑乡民的；报不离手为哪般，而“读报”何以能成为一种“权利”且必须“垄断”呢？如同中世纪的神父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如同东王杨秀清垄断了代天父立言权甚至可以直接代“天父下凡”，刘长腿“垄断”了读报权，也就垄断了任意解释政府精神甚至代政府立言权，自己的胡作非为就有了符合“上头精神”的合法性，刘长腿“心机很重”、“有能力”，的确不是虚言。
小说当然离不开人物塑造，作为中篇，单一人物显然过于单调，围绕主人公通常会有若干次要人物出场，这两部中篇也是通过多元第一人称实现的。
围绕杨烈之死这条主线，不同的叙述者在陈述同杨烈短暂的交集时，不时插入一些“扯远了”、“又岔开了”的话头，这些携带者各自身份特征的口语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如同附着在骨骼之上的血肉，避免了主干情节的单调，同时讲述者也袒露了各自的人生。在医学院校苦读六年的上尉军医武延康，在天堂湾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医个头疼感冒，在缺氧状态下记忆力不断衰退，“学到的东西都荒废掉了”，“新的东西又学不进去”，而“青春就在这坚守中一点一滴地泄露掉”了；上尉连长陈向东，把“青春、健康、心血都赋予了边关”，妻子却离婚而去了；中校营长徐通，“一当兵就在高原，一晃已经二十一年了”，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板着指头都可以算过来”，家里还有一个十三岁的白痴儿子……在小说里，他们的存在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也不妨说，他们都是活着的杨烈，杨烈就是死去的他们。至于新团长与老政委之间的龃龉，则显露了人性的复杂面，使“牺牲奉献”这一陈旧的主题增添了不同的色泽，小说便更有层次感和丰富性。不过在补上这精彩的一笔时，少校股长吴维的叙事姿态却不如前面诸人，原本第一人称的讲述，几乎被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覆盖了，倘若做一点文字上的调整，窃以为会与整体的叙述语调更为谐调一些。
在《乐坝村杀人案》中，被刘长腿枪杀的养父陈文禄和与刘“一起长大”的革命军人林二吉，是刘长腿的对比性存在，两个人虽都着墨不多，但都能留下鲜明的印象。受尽刘长腿压制与暗算的林二吉，闻刘死讯后，只一句“不管怎么说，我听到刘长腿惨死的消息后，还是很难过，因为我们毕竟是一起长大的”，便把这个人的善良宽厚之心和盘托出；“学的是圣道，行的是菩萨道”的陈文禄，为善一方，表明乡土中国的人伦关系并非绝对的阶级对立关系，而其死于枪下，则标志着士绅阶层在乡土社会的消亡，其偶然性中又渗透着必然性。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诚为写作的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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